第2版()
专栏：
学习苏联人民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有关劳动、爱情、婚姻和家庭的道德——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邓颖超
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苏联人民中已养成了一种新的精神——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不论在城市和乡村，不论是男的和女的，所有从事于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苏联公民，都具备着一种自觉自愿地贡献自己全部精力和智慧，为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为苏联千百万人民创造更幸福的生活，并为人类安全、幸福和进步事业而热情劳动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苏联人民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无上的光荣。
“我的愿望是：工作，并把我自己微不足道的劳动，汇合到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共同劳动里。”这是一位普通的青年团员柯丝诺夫，用平凡的语句说出了苏联千百万男女公民共同具备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伟大愿望。这种愿望贯串在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也贯串在他们对待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中。
列宁不止一次地教导大家：两性关系、家庭问题，绝对不是个人的私事或生活的小节，而是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情。男女双方恋爱、结婚和组织家庭的结果，很自然地要产生第三个新生命——孩子，从而就发生了社会内容，发生了对孩子和对另一方的责任。因此苏联人民是十分重视这问题，把教育青年男女正确处理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当作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及一切社会团体在组织和教育工作中的基本任务之一。如果有人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而美其名为“不干涉私生活”，就要受到严格的批评。所以对于在这问题上处理不当的人，就要认真地提高到思想原则上来加以教育。共青真理报曾经用“绝交”的标题，报道了一位建筑工人安纳托里·谢甫金，因为他的新交——试验建筑材料的实验员加林娜·查洛娃鄙视他“是个普通的泥水工人”，不是“学建筑的大学生”，鄙视他辛勤劳动所修饰好的檐板，因而毅然与她绝交。这个消息披露以后，引起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的注意，三千多人为此而写信给共青真理报编辑部，无情地揭露了加林娜·查洛娃之类的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种公开的讨论，在苏联青年中起了重大的教育作用。这件事情反映了苏联人民对待劳动、友谊、爱情的新的观点，同时反映了苏联人民是如何重视这类问题的社会意义，如何认真地进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所谓谈道德不是“政治家”“诗人”……的本份，这种陈旧腐朽的观点，在苏联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爱情、婚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与在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不再是从经济利益来考虑，也不要服从父母的命令，更不受宗教偏见的影响。它不仅基于性的吸引，而是在男女完全平等，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的基础上，由于政治、思想观点的一致，而发生发展的真挚的爱情。一位青年团的普通工作人员谢尔盖·古宁柯，确切地说出了这种思想：“不参加同志的劳动，没有一致的共同的关怀，缺乏衷心的喜悦，苏维埃人之间的友谊便决不存在的”；因此真挚而纯洁的爱情，一定渗有对心爱的人的劳动和职业的尊重，“对于苏维埃人来说，创造性的劳动，是列入壮丽的这个概念之中的，这种劳动构成他的精神世界，构成他内心的美丽和他的性格。”（以上两段均引自伊·柯仲科著“真实的故事”）
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挚的爱情，又是一种包含着对爱人的命运及将来的孩子的高度负责的态度，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深刻、持久的感情，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爱情的持久，是人的极宝贵的道德品质”。（引自柯尔巴诺夫斯基：论社会主义的爱情、婚姻与家庭）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列宁和他的妻子克鲁晋斯卡娅就是很好的榜样，他们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在艰苦多难的全部生活中，爱情的火焰熊熊上升，始终互相尊敬，互相爱慕，在他们的家庭里、夫妇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从来不曾发生分歧和嫌弃的阴影，直到他们与人世告别的最后一刹那。在感情上的喜新厌旧，因为妻子（或丈夫）年老或地位不高而另找新欢的人，在苏联被认为是道德堕落的人。柯尔巴诺夫斯基教授严格地批评这种行为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男女那一方都由于自私的打算，而没有想到被破坏了的家庭，被遗弃了的妻子或丈夫，以及在父母未死而成了半孤儿的孩子们，将要遭到怎样惨痛的命运。这种行为跟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又有什么共通之处呢？什么也没有”。（“论社会主义的爱情、婚姻与家庭”第四十三页）
无疑的，这种真挚的持久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因为相互的全面的了解，思想观点的协和，不是短时期中能达到的，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才能真正了解、才能实际的衡量双方的感情，才能考验双方在共同劳动中的互相帮助和鼓舞，才能认真考虑未来的生活和对儿女的责任。诗人史杰潘·施企巴乔夫用他美丽的诗句，生动地指出了这一点：
“爱情必须双方珍惜，随着年代岁月。
恋爱不是长板凳上的叹息，也不是月下花前的散步。
有泥泞，也有雨雪—既然得一辈子共同生活。
恋爱仿佛一首美好的歌，可是好歌却不容易谱写成功的。”
爱情发展的结果，自然要求结婚，要求组织家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家庭，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广大妇女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并以普遍设立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等来帮助妇女从琐屑的家务下解放出来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新家庭关系的特点，是夫妇在真挚的爱情基础上完全自由结婚的，是男女双方相互尊重，完全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度，双方共同负责家庭的生活。
这种家庭的利益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苏联家庭的富裕生活，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富裕，有赖于家庭的成员对于社会主义企业和苏维埃机关的忠心诚实的工作”。（引自V·斯维特洛夫著“新家庭论”十九页）自然，私人占有自己的劳动收入和消费财产，在苏联不但不加以反对，而且斯大林宪法明文加以保护，但是这种私人占有，是在消灭了私有财产制度、阶级剥削制度以后，在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支配之下存在的。因此家庭生活情况，与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现在苏联的家庭正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卓越成就，而过着富裕、和睦、幸福的生活。
对于儿童的教养，苏联人民是特别关切的。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已经进行了各种各样有益于教养儿童的具体措施（如普设托儿所、幼儿园、儿童公园、儿童之家、儿童医院等等），今后还要继续扩展；但是教育儿童成为积极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后代，父母必须和国家的儿童机关共同负责，决不能因为有国家负责而父母就卸却教养子女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教养出身心健全的后代，才能保证国家人口的增长，才能加强国家的力量。所以苏联政府是很注意帮助和巩固这种社会主义的家庭生活。在苏联人民的高贵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中，不仅强调母亲对孩子的责任，而且还着重地教育父亲同样要负责任。在社会主义的新家庭里，做父母的，既同样有权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共同过社会的文化的生活，也同样有责任来照顾孩子教育孩子。他们提倡“好的生产人员，好的斯塔哈诺夫运动者，好的社会工作人员，应该这样来配合自己的工作，他要有一部分时间来作文化修养，处理家庭、教育孩子。”（V·斯维特洛夫著“新家庭论”第四十页）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的社论更明确地说“一个不好的家庭成员，同样不会做成好的苏维埃公民、好的社会工作者，在人群中格杀女权，在家庭里猪奴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小孩的积极分子，算不得是积极分子，不过是伪善人，伪君子。”所以那种认为苏联人民要“消灭家庭”“不要家庭”的说法，完全与实际事实不相符合。
在苏联，虽然是这样的注意巩固社会主义的家庭，但是并不等于说要妇女留在家庭里。相反的，苏联妇女和男子完全有同样的平等的权利参加各种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有同样的地位和待遇。广大苏联妇女热情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并作了重大的贡献，这一切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了。那么苏联妇女如何解决参加社会事业及巩固家庭的矛盾呢？让我在这里引用苏联千百万社会主义家庭中一个学者的家庭来作例证吧！丽吉娅·伊万诺芙娜是一位研究光学并获得红星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博士，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在家庭里和丈夫相亲相爱，一块工作，共同抚养了八个子女，获得了“母亲光荣”的勋章，过着圆满的家庭生活。因此，经常有人问丽吉娅·伊万诺芙娜，“您是怎样把自己的科学工作和教养八个孩子的家庭事务配合起来的呢？”她的回答：当孩子还小的时候，白天就送他们到研究所（她的工作机关）设立的托儿所去，工作完毕就领他们回来，当孩子稍微长大后，就送进幼儿园。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秩序及饮食，完全依照医生的嘱咐来规定，因此很少生病和闹脾气。孩子们大家服从规约，平等相待，互相帮助，每一个稍大的孩子，对小孩子都有一种责任心，并担负一定的劳动，分担父母的责任。孩子们有没有妨碍过她的工作呢？她肯定地说“没有妨碍过”“我把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贡献给孩子们了，和他们一起休息。……与孩子们共处的乐趣使我的精神更爽快，更饱满，使我的智力更清醒，使我能更有成效的工作”“母亲不应当为了孩子们而牺牲自己，牺牲自己喜爱的事业。……如果母亲为社会作的事情越多，那她在孩子们眼中的地位也就越高。”（引自“苏联妇女”一九五二年第四号）就这样，丽吉娅·伊万诺芙娜和苏联千百万妇女一样，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不仅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充分地履行苏联公民的责任；而且能愉快地圆满地完成母亲对子女的教养责任。
这种社会主义的爱情、婚姻和家庭，虽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础上，也不是自然生长起来的。因为在两性关系、家庭生活和在风俗习惯方面，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比在其他各方面更顽固地残存着；所以必须有意识地采取必要步骤，长期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共产主义道德才能光辉地生长起来。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热烈庆祝苏联伟大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我们不仅要很好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同样要清除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道德观点，学习苏联人民高贵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树立新的风气和新的道德。
第2版()
专栏：
学习苏联专家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
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主席 余光生
中国长春铁路的中国职工，在两年多来的切身经验中，深切地感受了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真挚友谊的帮助。苏联专家以忘我不倦的精神，进行了极其艰巨的改造工作，使中长铁路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中，面貌焕然一新。我们看到，在年底以前将移交给我国政府的，是在中苏共管过程中得到改善和发展的中长铁路全部财产，同时还有苏联专家所精心策划和辛勤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特别是在中苏同志密切合作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的优良作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副主席叶洛果夫同志—我的敬爱的同事和老师，常常引述斯大林同志的名言：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能消除顽固习气，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和盲从老旧传统态度的一种消毒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兴奋的力量，它能唤起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物，开展前途。没有它，便不可能前进。”
布尔什维克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认有什么阻碍，而以其切实坚忍精神扫除一切和任何障碍，它对于一件事情只要已经开始来做，就一定要做到底，那怕事情并不怎样大；如果没有这个力量，那末认真的建设工作，是无法作成的。”
两年多以来，以叶洛果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们，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布尔什维克的求实精神相结合的作风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并以此教导中国干部。
回忆二年以前，在刚开始编制全路的综合性的生产财务计划的时候，苏联专家们便强调指出：经过国家批准的生产财务计划，是整个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它必须符合于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指示，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和东北人民政府所给予的任务和方针。生产财务计划是国家政策的体现，就是国家的法律。生产财务计划是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前提，是全路集中的最高的奋斗目标和全体职工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基础。在生产财务计划中，必须体现使中长铁路成为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多的模范铁路和成为培养中国铁路干部的学校的方针。专家们特别指出：运输量必须符合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力量；在指标上，必须特别抓紧运输成本和劳动生产率，这是增加国家积累，表示新社会前进的标志。
从这样具有革命的胆略出发，苏联专家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来编制计划。比如中国同志学习做今年的生产财务计划第一次草案时，认为运量增多，材料价钱有变动，人员开支必然应当增加，指标定的不够紧。苏联专家耐心而严肃地给以批判，指出了人员的增加应小于运量的增加，如中间小站每天二对车到十对车用人一样多；材料价钱虽有变动，消耗定额大可改进等等。这种丝毫不苟的精神，使第二次草案的质量大大提高。结果今年计划中，工作量比去年实际增多百分之十六点一，运营人员并未增加；而工资总额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点九，每人每月平均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点六（工资包括辅助工资、房水电费及分值增加）。因而劳动生产率，比去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五十五点三，比去年实际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二；运输成本，按比价计算，比去年计划成本降低百分之三十九，比去年实际成本降低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对这两个主要指标要求这样巨大的进展，并采取了具体的办法，充分表现了俄国人的革命的胆略和布尔什维克的求实精神。
苏联专家曾经用了很大的力量，合理地制定了中长铁路的机构定员和工资制度，确定了每个职工的职责，一名一职，巩固了负责制，建立了生产固定班次制和联合劳动制，并推行了计件工资和线路包工制。
苏联专家们经常引用斯大林同志的名言：“生产计划是千百万人的活的实际活动，我们的生产计划的实在性，就是创造新生活的千百万劳动者。”苏联专家们常常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文献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说明这样一个普遍真理：执行计划、发动劳动竞赛和推广先进经验的不可分离性。计划的实现，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的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而要把劳动竞赛不断地引向新的高涨，又必须推广“创造新生活的千百万劳动者”的先进经验。
从这个观点出发，党、行政、工会、青年团就应该在共同目标之下，用不同的工作方式，协调地进行工作。在中长铁路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的苏联专家们，他们对于政治工作者、工会工作者和青年工作者，总是主动地联系协作和帮助。他们常说：不这样做，完成任务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长春铁路的领导机关不仅号召职工参加竞赛，而且制定了保证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的技术组织措施计划，提出了竞赛的具体目标，分析任务完成的情况，经常向竞赛者作报告。为了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和弱点，中长铁路管理局各处拟出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建议的课题。为了使员工了解自己工作好坏的影响，中长铁路管理局计划处制印小册子，说明由于超额完成指标所引起的节约或未完成指标所引起的损失。例如比计划少装一辆货车即损失若干元；利用回空方向装车，一辆车可节约及增加收入若干元。
苏联专家告诉我们对于先进事物，要给予热情和具体的支持。如杨茂林来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理事会讲述他创造“对号取送车法”的时候，叶洛果夫同志亲切地握手致谢，给以鼓励和高度的评价。又如九月十二日理事会会议，苏联专家提议请了黄玺斗等十三名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中的先进的司机和司磅员参加。当黄玺斗等报告了他们的乘务组每月都达到了每一机车运输全重二千五百多万吨公里和走行了一万五千多公里以后，会议作出了在全路开展每月每台机车达到二千五百万全重吨公里、每月运行一万五千公里的运动的决议，并委托管理局长立即给予上述先进工作者以物质奖励。
苏联专家经常指导我们：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干部，应该深切地关心员工的切身利益。在八月间中长铁路先进工作者大会的前夕，中长铁路管理局卫生处搜集了全路卫生工作情况，举行了卫生会议，理事会又专门作出了决定。以后，苏联专家还经常询问和检查这一工作。十月上旬又普遍地检查了集体合同的情况。苏联专家认为员工生活的改进，是把竞赛运动推向新的高涨的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在竞赛运动中，苏联专家非常注意推广先进经验和提高干部员工的技术业务水平。在行政方面建立了专门机构和配置了专职人员。在管理局和分局有文教处、科，建立了技术馆，开办了技术学校，在站、段成立了技术研究室。各级组织内配置了总工程师、教育工程师等。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培养中国干部提高员工技术水平。如有一种先进方法训练班，是苏联专家指导，先进工作者作讲师，技术人员助教，进行图表解说，经学习者讨论，再反复实做，收效很大。本年上半年举行了先进方法训练班一四八次，学习的人有七、一九五人；技术讲演一一、○九一次，听讲者有三四六、○○○人；合理化建议有七、三五九件，采纳了二、九八九件，节省了大量财富。
两年多来，在使中长铁路逐步地贯彻经济核算制的过程中，苏联专家们以惊人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在这个庞大复杂的铁路企业中有步骤地贯彻经济核算制。
苏联专家们经常告诉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主人翁的管家思想，并真正关心经济财务问题。在一九五○年，管理局一开始就实行经济核算制，机车、车辆、工厂、材料、煤业、林业等附属企业亦转入经济核算制，而分局及其所属段则进行准备工作，如由报销单位改为独立会计单位和配备人员等。一九五一年头三个季度把五个分局、十五个机务本段、十三个车辆段、十二个电务段等六十三个单位都改为经济核算单位。一九五二年在原有基础上巩固并提高经济核算制，如改进计划工作、决算工作，会计统计等原始单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并在“三反”运动的胜利基础上加强财务纪律等。
贯彻经济核算制的措施，除了制订科学的生产财务计划、建立合理的机构和定员制度以外，举其大者，有下列几端：（一）组织训练班，培养财务、会计、计划、统计和劳动工资人员。（二）改革会计工作，实现及时的正确的明晰的和易为群众所了解的会计核算，以便掌握和监督资产经营的动态和生产财务计划执行的情况。这意味着一连串的细致工作，如从生产地点所填写的原始单据，到表现整个企业经营状况的资产负债对照表以及会计科目和费用科目等，均需要一番革新。（三）改革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尽可能地推广计件制，减少计时制，以刺激职工对提高自己技术水平的兴趣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四）查定全路流动资金，规定各经济核算单位的流动资金标准，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此外，固定资产的登记于一九五二年第三季度完成。（五）组织高级干部经济学习，使其得到掌握生产经济的必要知识。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长铁路从计划的制定、执行到总结是一个完整过程。对工作的检查是经常的、有系统的、实事求是的和贯彻到底的。他们善于通过检查的事例来教育干部。比如在压缩流动资金、减低材料储备的斗争过程中，当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格鲁尼切夫同志接到铁路上一个工厂过于庞大的材料请求单时，他先组织了力量查看该厂仓库，在那里发现该厂所请的某些材料存量几年也用不完。格鲁尼切夫局长然后召集局务会议，进行讨论，又发现了该厂负责同志对于材料请求书并未看过，根据这些具体事实，格鲁尼切夫局长就严峻地提到高度的原则水平进行了批评。厂长也恳切地进行了自我检讨。这样的会议，给了所有与会的各部门的同志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
中国长春铁路有科学而严格的决算审核制度。格鲁尼切夫局长亲自到分局主持会议，有中心地进行审核。在集中讨论“为什么超支？”时，各段长、分局主管科长、分局长相继发言，说明情况，并做自我批评。格鲁尼切夫局长有时插问：“为什么不应超支？”报告者大都能够答复：“生产财务计划是国家法令，谁也不应违反。”但是接着格鲁尼切夫局长举出一连串的违反财务纪律的事实：“买了两套沙发，买了打字机……都是计划中没有的！”接着说：“你的话说得很对，为什么行动上不兑现？如果大家都这样，国家财政纪律怎样能维持？国家资金积累又怎样能实现？”这样的会议，给了与会干部以具体生动的教育，并告诉大家切实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去年七月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运输任务激增，特别是在辽远的矿区和林场堆积着大批煤炭和木材。为了解决运输中的困难，我们请求叶洛果夫同志实地帮助，他欣然允许了。在齐齐哈尔，叶洛果夫同志以两昼夜时间详细地研究每一干线和支线的特点。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有些领导干部认为绥化到佳木斯一线容量有限，曾提议用迂回运输来减轻绥佳线的负担，叶洛果夫同志敏锐地提出：“列车对数不能增加，列车牵引是否可以提高？”当时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的领导干部说：绥佳线索引标准，最多可以提高百分之十八。叶洛果夫同志提出可以为提高百分之四十五而奋斗。我们和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局长到了绥化，分局长亦感觉提高百分之四十五没有把握。后来我们从先进的调度员朱殿生同志的谈话中，才知道在绥佳线上个别的先进司机曾经达到超过牵引标准百分之六十三。我们又在绥化机务段的会议上征求了司机的意见，由于工人群众的觉悟提高，又学习了苏联的先进技术，他们一致认为提高牵引定数百分之四十五，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他们要求领导方面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如神树、石长间线路不好；小白站信号不明；神树换班地点无暖气，无电话，吃饭不好等。其实司机们所提出的问题，只要领导方面注意，是不难解决的。生动的事实，有效地说服了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的领导干部们，他们限期解决了群众所提出的问题，掀起了为提高牵引定数百分之四十五而奋斗的热潮，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对于完成运输任务起了决定的作用。经验证明：苏联先进经验与我国工人群众的高度积极性相结合，在工作中必然出现巨大的成绩。一年多以来，绥佳线的超重牵引运动更进一步地发展了，现在已经达到超过牵引标准百分之六十八。应当指出：在一年多以前，叶洛果夫同志提出绥佳线牵引提高百分之四十五的目标，明显地表现了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布尔什维克的求实精神。这个目标是一个介乎先进司机水平和一般司机已达到的水平之间的适当的目标。为了把这个工作贯彻到底，叶洛果夫同志还派遣了女工程师普罗司古利拿同志携带牵引试验车，偕同苏家屯中国先进司机到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帮助绥佳线司机们掌握先进的操纵方法，并以科学的试验，坚定了他们的信心。
二年多以来，苏联专家这种优良作风，给予我们很大启示和教育，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同时，必须学习俄国人在国家经济管理上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的工作作风。
我们中长铁路全体中国同志，必须在为超额完成一九五二年生产财务计划的过程中，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认真向苏联专家学习。（附图片）
中长铁路人事助理局长张林同志正和苏联籍文教处长、工资处长等在一起商讨干部问题。
第2版()
专栏：
西沟村农民找到了山区生产发展的方向
有些人谈到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由穷变富的情形，都是万分敬佩；但是谈到将来，因为西沟村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不好，又不免为它的前途担忧。这种思想，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在西沟村的农民中间，也曾普遍发生过。怎样继续提高生产呢？西沟村的人力畜力绝大部分已经组织起来了；在耕作技术方面，政府号召的三耕、三锄、温汤浸种、药剂拌种都实行了，新式步犁也使用过了；拖拉机么？依照本村农民的说法，这里“连个机器腿也放不下”；想来想去，人们都说：“再增产也增不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全村农民对继续发展生产，很费了一番心思。有些人有这种想法：要发展生产，只有搬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去。因此，在一九五一年春天，李顺达提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搬家计划”。那年十月，李顺达到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劝他不要搬家，并给他指出农业、林业、牧业结合发展的方针。李顺达的“搬家计划”，这时就完全打消了。西沟村农民明确了继续发展山区生产的正确方向，生产情绪就暂时稳定下来了。
一九五一年秋后，大家分别买进八匹母马和四头母牛、母驴，又种了一部分树。但是，大家感觉这样的发展还是太慢。他们计算：一条母畜三年生两条驹，还比不上平原地区一亩丰产棉花一年的收入；林业的收入不知道要等多少年；而且现在又没有大量喂养牲畜、羊只的力量。这时村内又有桑运河、李德才、郭宝山等几户，想要搬家。
今年春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当时西沟村正有一部分人要搬家和出外谋生。中共平顺县委副书记李琳同志来到了西沟村，劝说五个出外谋生的农民，暂时不忙出去；他又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制订三年建设计划。
订计划以前，中共西沟村支部、村人民政府发动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了政务院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看了苏联“红十月集体农场”的幻灯片子，又回忆了西沟村过去的贫困生活和今天的翻身情况，使大家建设山区的信心提高了。接着李琳同志亲自带领全村干部、党员和一部分群众，实际考察了西沟村所有的梯田、山沟、林坡和河滩。他们初步发现有三处地方可以修建小型水库，有一处地方可以打井，还有三处地方可以闸山沟，只要把这些能够办到的事情办到了，连人吃水都很困难的西沟村，就能有了水田。在视察林坡时，他们发现沙地?（西沟村一个自然庄）背后的松柏坡上，大的松树已有碗口粗了，小的也能做镢把，只要有计划地加以修剪和管理，林坡就会变成森林。西沟村很分散（全村有九个山庄），大部土地是梯田（全部土地约有两千多块），每个山庄的周围，每块梯田的两边，都长着各种果木树。宋金山十年前种的核桃树，现在每棵每年能产三斗至五斗核桃，李顺达三年前种的杏树，现在每年能卖两石多杏仁，今年春天接种的十几棵枣树，当年就结了红枣。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西沟村有发展林木和果园的充分条件。视察河滩和荒坡时，他们发现村口有大片河滩，可以修成河滩地，有大片荒坡可以造林和放牧。这也说明西沟村有巨大的发展生产的潜在力。订计划的时候，李琳引导大家在农业、林业、牧畜业三方面发掘潜在能力，他说，如有困难，可请示政府贷款帮助解决。在农业方面，大家根据李顺达去年每亩丰产玉茭收获九百六十三斤的经验，认为只要多施肥，实行密植，还可大大提高产量。如果发展了牧畜业，多养羊，多养猪，多养马、牛、驴等牲畜，增加肥料就不成问题。利用全村因组织起来所产生的剩余劳力，修滩、打坝、修水库、闸山沟、修梯田，把微小的泉水和雨水都积蓄起来，这就可以克服西沟村水源不足和土地缺少的困难。在牧畜和造林方面，也作了具体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去执行，三年后全村的总收入将由一九五一年的九百二十五石四斗八升粮食，提高到两千一百七十五石三斗。
这个计划执行了不到半年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在农业方面，全村秋田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了四百一十九斤，比去年增加了四十九斤。在林业方面，沙地?背后的松柏坡已修剪得很整齐了，今年新接种的各种果树，已成活了一千多棵。在畜牧方面，羊群已由一百八十五只增加到六百多只，马、牛、驴、骡已由七十三头增加到八十头，新增加的一条种驴，一夏天就配种了二十五头。猪已由十二口增加到二十五口。在土地基本建设方面，已修了十四亩河滩地，其中有十二亩今秋就可种麦子。另外，从学校通往村里的山路已经修宽，全村准备集中移住兴建房屋的地基已经划好，修房用的各种器材也已买妥，专门修房的修建队已经组成，秋收后就开始动工。这样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基本建设，把原来由于组织起来而产生的剩余劳力的出路问题也解决了。现在每做一件事都感到人力不够用。过去许多妇女想参加生产也没有机会，今年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所做的工，已占全社总工数的三分之一。现在每个人对完成三年建设计划，都充满了信心。（赵宪斌）
第2版()
专栏：
西沟村的三年建设计划
今年春天，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农民，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加强老根据地工作指示，在中共平顺县委会和中共西沟村支部领导下，结合本村实际情况，以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为主，订出了切实可行的三年建设计划，争取在三年内使全村的总收入增加一倍多，改变全村面貌，提高全村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
一、目前全村人民经济生活的基本情况：全村五十一户，二百四十六人，四百七十二点五九亩土地，每人平均一点九亩。按一九五一年每亩平均产粮三百七十斤计，全村全年可产十七万四千八百五十八斤，折米八百四十七点八石；其他收入，党参变米十八点一八石，羊绒毛变米八点五石，桃杏仁变米二十三石，鸡蛋变米十五石，六口猪变米十石，桃果变米三石，合计全村总收入折米九百二十五石四斗八升，每人平均三点七石多；全村缴爱国公粮九千多斤，买马八匹（用米约一百二十石以上），再购买一些农具等生产资料，实用在消费上的，每人平均不足三石。这就是说，西沟村的农民虽然摆脱了过去的糠菜生活，但仍不够富裕。
二、根据解决群众当前生活困难和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西沟村三年建设计划是：
（一）在农业生产上：
1、大量增加肥料，提高耕作技术，集中一切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一九五一年每亩平均产粮三百七十斤的基础上，在三年内平均增产百分之四十五，即每亩平均增产一百六十六点五斤，总共可增产粗粮七万八千六百八十六斤，加上原产粮数，可达粗粮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四十四斤，折米一千二百二十九点三石；三年修成滩地一百二十亩，十一亩旱地由于修建了水库，可变成水田，以上共产粮折米一百四十石（其中有五十亩滩地未计算产粮）。总计土地收入折米一千三百六十九点三石，三年后共可增产五百二十一点五石，比一九五一年土地收入增加百分之六十一点五，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八十八。
2、大力利用水源，兴修水利。三年修建小型水库三处，变十一亩旱地为水地，打水井一处，闸山沟三处。
3、除现有农具外，三年内增加一六六步犁三张，风车两架，磨面机两架，添置旧农具三百件，增加大车三辆。
（二）发展林业，适当划分林、牧区。除现有林坡六百五十亩外，三年再发展一千亩。除现有树木二万二千七百株，三年再种生产树、木料树一万七千七百株，平均每人种活七十二株，并建苗圃一亩。注意种植各种速成树。加强护林管理，贯彻“有林护林，无林护山”的方针。大量栽培苹果林，发展核桃、山桃、山杏。以上三年内增加收入折小米四十二石。
（三）大力发展牧畜，增加畜力和肥料。现有马八匹，牛二十八头（内有母牛十八头），驴三十七条（内有母驴二十五条），在三年内再买种马一匹，种牛一头，母牛三头，以改良牲畜品种。三年内繁殖马十匹，驴十六条，牛十六头，使牲畜由七十三头发展到一百二十头。三年内做到平均每户一头半母畜。牲畜繁殖可收入二千七百四十万元，合二百七十四石米。发展羊群，现有一百八十五只，三年内发展到九百只，一九五二年每人平均要有一只母羊，三年发展到每人四只羊。到一九五四年，羊群的收入可折米二百九十石。划定牧坡，种牧草三十亩。养猪：现有十二口，一九五二年做到每户一口猪。三年发展到一百口，平均每户二口猪。卖猪收入可折米一百五十石。喂鸡，三年内每人做到有三只母鸡，卖鸡蛋收入折米五十石。以上畜牧收入折米七百六十四石，超过一九五一年十倍多。总共三年内（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可收入二千一百七十五点三石小米，每人平均达八点八四石，比一九五一年收入超过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点九。这样，全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大大提高。
第2版()
专栏：经济生活简体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有条件的互助组都应制订生产建设计划
各地许多村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已经制订了三年或五年的生产建设计划。山西平顺西沟村制订的三年建设计划，是其中较好的一个。
西沟村原是有名的“石厚土薄，五行俱缺”的地方。几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但是，农民的生活还不够富裕。经过精细计算，从多方面发掘生产的潜在能力，他们看见了建设山区的幸福远景，确信在三年内还可以把生产总值提高一倍以上。全国各地大部分地方的自然条件比西沟村好，在这些地区也有巨大生产潜力可以发挥，但是有许多农民群众、甚至领导干部，却看不见这些潜在能力，因此，也就看不见发展生产的前途，缺乏提高生产的信心。像西沟村这样，订了较长期的生产建设计划，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发展的前途，看到通到幸福生活的具体的道路，就可以把时间、人力、物力、地力作适当的安排，使它们发挥更大的效能。西沟村有些农民在订三年计划以前一直想搬下山去；订了计划之后就由消极变为积极，决心和自然作斗争，把山沟变成“满山是果林、遍地是牛羊”的乐园。如果全国各地农村都能这样做，充分地发掘生产潜力，订出较长期的建设计划，那就会发挥出来非常巨大的力量。不必说三年中把生产总值提高一倍以上，即使提高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我国农村的面貌就会大大改观。
西沟村订三年建设计划的事实，使我们更认识了组织起来的必要。西沟村能把这个计划订得很好，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全村绝大部分农民已经参加了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个体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盲目性。在个体经济占优势的地方，是不可能把全村的、较长期的建设计划订好的。因为划分造林、畜牧、耕作的区域，进行较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合理运用和培养各种不同的人才等等，都是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办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