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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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立体交错平行流水作业法
东北工业部第十工地六天盖好一层楼
东北工业部第一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第十工地,在修建一幢三层大楼(面积为二千七百平方公尺,钢筋混凝土结构)时,实行了立体交错平行流水作业施工法,创造了六天盖好一层楼的新纪录。立体交错平行流水作业法是该工地主任齐忠义、张克仁和工人们共同创造的。它的特点是:当瓦工开始砌墙时,木工即开始立支柱,并利用支柱作里脚给瓦工砌里墙;木工立好支柱后,即开始在上面支模型板,铁筋工随着木工前进。为了使木工、瓦工不互相妨碍,瓦工砌里墙时,木工便由外墙向内支模型板;当瓦工砌完里墙转到外墙时,木工便开始进行支内墙模型板。这样,瓦工、木工错开,上、下可以同时进行操作。瓦工砌完墙时,木工也把模型板支好了,铁筋工也扎好铁筋,打混凝土的工作便可以开始。而木工、瓦工、铁筋工就转到另一工段。这样每一层楼只须三天左右便可砌完墙,而木工、铁筋工由于与瓦工同时进行操作不占工期,另外打混凝土及养护三天,这样六天就可以盖好一层楼。
制订周密的计划并使之成为群众的行动,是保证这个先进的施工经验发挥效用的先决条件。该工地实行立体交错平行流水作业法时,工地行政领导根据施工法制订了全面的施工计划(包括每旬、每日施工进度计划,材料、劳动力、工具供应计划),同时工地主任又把这个方法的好处向干部讲清楚,细致地算出每工种所占工期,提高大家信心。在干部认识取得一致后,即将每个工人小组施工指示图
(规定每天完成多少,在那一工段、质量要求如何等),交给工人讨论。苏长有模范小组带头响应了工地的号召,因而保证了六天完成一层楼。(李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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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家口市人民建筑公司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推行分段平行流水作业法提高工作效率
张家口市人民建筑公司某工地推行分段平行流水作业法的苏联先进经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原订施工计划在结冻以前就提前一个月完成。
某工地工程规模较大,今年施工计划包括七幢钢筋洋灰结构的三层大厦的主要部分——屋顶工程。因事前的准备工作没能按时做好,延迟了开工日期,如按照一般较快的施工进度,也要到十一月底才能完工,可是当地每年十一月初旬就开始结冻。
九月初,张家口市人民建筑公司发动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完成建筑任务的运动。该工地管理和技术人员结合本工程的具体情况进行学习后,发觉施工中虽然工人们都很积极,个别工种的劳动效率也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劳动组织不紧密,许多工种常常不能齐头并进,如洋灰工、钢筋工全部打完一层的楼板后,瓦工才开始砌墙,洋灰工和钢筋工就在一边等着;瓦工将外墙都砌到窗盘处时,木工、钢筋工、洋灰工开始作窗盘模型板,扎钢筋,打洋灰等等,这时砌砖工也就等着。这样一步一步地跟着来,中间就浪费了许多时间。而苏联先进的分段平行流水作业法恰巧没有这些缺点。它的基本特点是:每层建筑分段施工、工段之间循环作业、工种之间紧密衔接、建筑工程和房内安装等工作同时进行。这些原理给了该工地工程技术人员很大启发,他们当即重新拟定施工计划和配备劳动力,划分和组织了每层建筑的工段工序,开始进行分段平行流水作业。结果,上述缺点都被消灭。他们把每层楼房分做前半部与后半部两个工段,从前半部开始循环并进行平行作业,如一层一千四百平方公尺的钢筋洋灰楼板,洋灰工打好前半部洋灰后就转到后半部打洋灰,待洋灰凝固时,就放墙身线,立门档;这时瓦工就开始砌前半部的外墙,同时木工也就做上一层楼板的模型板、支柱、架梁等工作。当后半部的洋灰楼板打好后,前半部的瓦工已砌外墙到窗盘处,就转到后半部砌外墙;而木工则由做前半部的模型板、支柱等转到前半部外墙作窗盘模型板,钢筋工则追随着木工扎钢筋,洋灰工也跟进来打窗盘洋灰。当前半部的窗盘洋灰已经凝固时,后半部的外墙已砌到窗盘处,于是瓦工便转到前半部砌第二段外墙到过梁。同时木工、钢筋工、洋灰工也就开始了后半部楼板模型板、架梁、窗盘等项工作的流水循环作业。待底层工程做完以后,就周而复始的开始了上一层的建筑工程。
这样不只有效地消除了工种与工序之间的窝工现象,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如在过去作一层
一千四百平方公尺的钢筋洋灰结构的楼房,需要二十二天、一千四百个工;现在只用十天的时间就够了,所用工数也比过去减少了一半。同时,施工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也随着新作业法的推行,采取了各工种专人负责分工合作的办法,因而在建筑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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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他想着产品质量的时候
本报记者 李翼
“闸瓦托(火车车箱上用以控制闸瓦的铸件)的质量,是多么要紧的事!一百个里头,二十个是坏的,有裂有抽有砂眼。这该是国家多大的损失!……”
四十九岁,二十年工龄,由于长年累月的艰辛工作而顶发大部脱落了的青岛四方铁路工厂翻砂工人战斗银,为着闸瓦托的好坏,常常一天一天地想,一夜一夜地想,在上工的路上骑着车子想,黑夜里做梦也在想。解放前他也常想,但那时只是想想罢了,因为产品质量好坏不是自己的事。
今年夏天,厂里三个月的共产主义教育,唤醒了他青年时代被压抑了的热情。“我是工人,我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求提高产品质量。我不能再忍心看着出废品。我战斗银年纪虽说是大了,老了,可是心却不老。头发谢了顶,眼睛还好使唤。”他断然地认为自己该与以前有所不同。
在翻砂车间里,战斗银是一个专做砂模芯子的工人。和他合伙做外坯的工人是孙宝元,也是一个很喜欢研究、探索的人。他俩老早就开始研究提高闸瓦托产品质量的具体办法。他们请车间工友提意见,在小组会上“会诊”(他们这样打比喻)。一次又一次,终于找出了“病根”,而且很快地解决了抽和裂纹的问题。但是,独独砂眼问题很使人烦恼。
四方厂一个月该出多少的货车呀!车车可又短不了闸瓦托这小东西。这比自己的孩子有了病还着急。
“我不能耽误出新车的任务”,战斗银晚九点上床睡觉,就缠上了这念头。因为,上级说了,以后出的新货车,一切要合乎标准,要保证使用年限。
他平躺在床上,眼睛老是合不上。他回忆着车间工友们提出的不同意见。
“砂子里水分多,一倒铁水,气出不来”。这是一种意见,这意见有道理,因为水分多,砂子发黏,模子发硬,一倒铁水,就容易出砂眼。
“芯子烧得火轻,砂子发紧”。这是同伴孙宝元的意见。他认为这意见很有道理。因为芯子若烧得火大一些,把土的生性烧下去了,芯子就松,出气就灵通,砂眼会减少。战斗银也曾按着孙宝元的意见,把芯子烧得重重的。但是,一倒铁水,废品还是像往常一样多。
“这可真是走头无路。”他左翻身,右翻身,一直想到下两点。他想:“在过去,一件铸品去掉了几样毛病,这可算是有了胜利,可以向上级报成绩了。可是,我战斗银已经不是德、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人了。对于闸瓦托,我要主动的负全责。”他进一步想:“我们的翻砂工作,虽说是在厂子里,在车间里,在工作案板上,可是,我们铸品的好坏,却是千万人能看得到的,能够理解的。一百个铸件里,有二十个是坏的,这是国家多大的损失!”以后,他又想到他在车间工友商量给毛主席写信报告生产成绩的会上说过的话:“尽力提高产品质量,保证铸一件好一件。”从那天以后,他坚定地认为:旧的,德、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四方铁路工厂,是一座修补厂,既是一个修补厂,就很难谈到什么产品质量好坏。如今工厂是自己的,我们已不再只是修补修补了。我们要为人民的铁路造新的货车,客车,造新的机车。我们要比他们强!
不断的苦思,使他解脱了心上的乱麻。他想,出砂眼主要是砂子问题,是白砂用得少。若完全用白砂,黏性又不够。最后,他想到了沥青。他大胆地想:“只用白砂打芯子,没黏性,要把沥青比平常多加一些,打模时就容易拿起来。一倒铁水,沥青燃烧,出气就灵通了,砂眼就可以完全没有。”
“管它怎么样,明天先试验一下。”半夜苦思就此结束。
事在心上睡不着觉,不到六点钟,战斗银就急忙来到了翻砂车间。先做了一个白砂加沥青的芯子,焙好后就给孙宝元去打外坯,并粗略地向孙宝元说明了他昨夜苦思的结果。同时,他也与往常一样,依照旧法子做了许多芯子。
倒铁水的时候到了。刚一倒完,孙宝元就高兴地去告诉战斗银。
“行!”
孙宝元大声地,显然是带着一种特别兴奋的心情喊着。因为,在倒铁水时,孙宝元看到:有些照旧法打的坯子,铁水猛的向上一冒,这明明是要出砂眼的现象。独独用新办法做的这个坯子,铁水一倒,就慢慢下沉了。这表示铁水稳当,出气灵通。热退后打开一看,果然如此。车间工友和全厂工人都为这一胜利而兴奋。因为新产品代表着他们的成就,也是他们很久以来的希望。新铸的闸瓦托,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成品。旧的呢?在旧的要求标准(微有浮皮砂眼、抽和裂纹的地方)上,有百分之二十是废品。新铸的闸瓦托,即使是有废品,也比旧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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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和提高华东区国营贸易部门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几个问题
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 张雨帆
华东区国营贸易系统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在七月初由区级各公司开始进行典型试验,到八、九月份,各省(区)市分支机构先后全面展开,并已深入到基层单位。竞赛运动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了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加强了工作人员的政策观念,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总之,它的成绩是很显著的。我们要把这个运动坚决地贯彻下去,并且不断地加以巩固和提高,使它成为国营贸易部门经常的领导方法,依靠它完成今年的计划任务,并为今后实施经济核算制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了把这个运动贯彻下去,根据运动开展的经验,必须解决下列几个问题:
一、必须提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劳动竞赛的认识。
华东区国营贸易系统的劳动竞赛,是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经过“三反”运动,干部开始认识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性,树立了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使贸易工作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劳动竞赛使这种新的认识和实际行动统一起来了。
在劳动竞赛运动开展之初,许多干部、群众曾经怀疑能不能“赛”起来,甚至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展劳动竞赛。运动开展以来的成绩,提高了这些人的认识,打破了他们的疑虑。现在大家共同的结论是国营贸易系统不但可以竞赛,而且必须竞赛了。但是,这种认识还不是完全巩固的,必须再提高一步,才能使劳动竞赛运动不断提高和贯彻下去。
必须使大家明确认识,我们现在进行劳动竞赛的目的,就是要真正依照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来经营我们的国营贸易企业。而实行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最主要的一环,是实行经济核算制。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通过竞赛运动,克服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供给制思想。在“三反”运动和竞赛运动中,我们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进行了严格的批判,它的阵地已日益缩小,当然,我们必须再接再厉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绝不能麻痹松劲。
目前在国营贸易系统中更危险的思想是供给制思想。其主要表现是:不摸家底,心中无数;不打算盘,积压浪费;不重制度,游击习气;衙门买卖,机关作风。供给制思想之所以特别危险,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把它忽视了,因而在我们国营贸易企业的建设当中,其危害性就表现得特别严重。例如中国蚕丝公司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供给制思想,盲目地进行生产,以致许多产品不合规格,一方面不能履行合同,供应合格的产品,另方面又积压了大量积压的不合格的产品,造成经济上政治上的严重损失。这就说明,不克服供给制思想,就不能实现经济核算制,劳动竞赛运动也就不能深入贯彻下去。
二、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
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提出“人人动脑筋,处处有窍门,建议无大小,只要有作用”的号召是正确的,其目的主要在于鼓舞群众勇敢地开动脑筋,打破对合理化建议的神秘观念。七月份华东区一级的国营贸易企业的职工提出大小合理化建议三千一百三十八件,其中许多是有重大的节约价值的建议。我们及时奖励、表扬了这些合理化建议,到八月份,华东区一级公司又出现了一万零三十一件合理化建议。但是,在这个运动中也产生了某些偏向,主要是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因此使合理化建议产生了粗制滥造的现象。以后,领导方面提出“出题目做文章”、“创造定额”和“系统作业方法”的号召,并强调“质量并重”,这个运动立即出现了新气象,百货公司关于采购调拨运输系统的轮齿作业法就被创造出来了。为使合理化建议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我们提出了由上而下开展各系统内部的专业竞赛,采取按系统召开合理化先进工作者会议的办法。例如,秘书处召集打字员、机要、文书档案、生活管理等各专业的合理化先进工作者会议,把各方面的合理化建议系统地组织起来,订出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先进作业制度,并将先进平均标准规定为每人必须完成的定额,其最先进的工作纪录,应成为大家努力奋斗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使合理化建议更有效的同系统建设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使劳动竞赛运动更深入提高一步。
三、必须加强党政领导机关对贸易部门的领导。
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及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与有力的支持,华东区国营贸易部门的劳动竞赛就搞不起来,即使搞起来也不能巩固下去。“三反”运动中,新建立的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党委会统一了华东贸易部直属各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克服了过去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步调不一致的缺点。同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并抽调出一百多个党务干部,分配到华东贸易部直属各企业工作,这就大大加强了贸易部门的力量,使贸易部门的劳动竞赛顺利发动起来。在华东贸易部举行的授奖大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曾山副主席的亲临指示,和华东区贸易、合作、交通、银行、税收等五个部门的联席会议的召开,以及这五个部门劳动竞赛的开展,使华东贸易部门的全体职工进一步认识了劳动竞赛的重要性,更加鼓舞了全体职工争取劳动竞赛胜利的信心。
同样,没有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贸易部门的领导,劳动竞赛的普遍开展和持久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安徽省贸易部门连续两次取得华东全区的优胜荣誉,这和安徽省党政领导机关重视贸易部门的劳动竞赛运动是分不开的。安徽各地的中共地委书记、各专区的专员、各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和县长,大都担任了竞赛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亲自掌握贸易部门的劳动竞赛运动和物资交流工作,使安徽的贸易工作突飞猛进。事实证明,国营贸易系统的劳动竞赛能否持久、巩固地贯彻下去,党政领导机关的加强领导是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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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苏联农业建设的经验
——为庆祝“中苏友好月”而作
张林池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胜利,在人类历史上创始了一个新纪元,在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时也为农业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和斯大林所指引的道路。三十五年以来,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党的领导下,以空前飞跃的速度,建设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农业,创造了光辉卓越的成就和极其丰富的先进经验。学习这些经验,来加强与改进我们目前的农业建设工作,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在十月革命之前,帝俄的农业是极端落后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贫农和中农,仅有着不足百分之三十七的土地。在贵族地主的剥削压迫下,过着贫困与饥饿的生活,农业技术是原始的,农业生产量也是很低的。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改变了农村的情况。胜利后的第一天,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土地法令”宣布土地国有。从而打下了农业集体化的基础。到一九一八年底,全国就有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集体农庄一千多个;一九二一年,又增加了十倍。一九二七年联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力展开向集体农庄过渡的决定。一九二九年,社会主义工业,已得到空前的发展,集体农庄激增到五万七千个,国营机器拖拉机站,也设立了将近一百个,国营农场前一年就达到了三千个以上。更由于党在农村中进行了多年不懈的教育工作,也就是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全面集体化准备了成熟的条件,因此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一个大量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巨大转变,到一九三二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接近完成时,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建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
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五年,召开了两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根本大法“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一九三八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数百分之九十三点五。对这一伟大的成就,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成为我国农业的唯一形式。”
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的一九四一年,全苏联已有了二十四万个以上的集体农庄,四千多个国营农场,和七千多个机器拖拉机站,这一雄厚的生产力量,成为不可摧毁的社会主义坚强堡垒之一,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荣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苏联进行了巨大的恢复工作,迅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一九五○年,又掀起了小集体农庄合并为大集体农庄的运动,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以健壮的步伐,朝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苏联农业的发展道路,是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不可能同时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两种不同的基础上,没有工业化就没有集体化,没有集体化也就不可能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只有在农业集体化之后,农业生产才能脱离其落后的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的社会也才能获得巩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这是一个极深刻的革命,是从社会的旧质态转变到新质态的突变,照其结果来说,它是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莫斯科中文版,第三七五页)
必须知道:农业集体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革命过程,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胜利。毛主席也曾指示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页)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农民群众中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政治教育,更要通过国营农场及已经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向农民进行示范教育,使他们能够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化大生产的优越性。但也必须知道,苏联集体农庄的发展,是在严格地遵守着自愿的原则之下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而与剥削阶级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今天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庄的一种初级形式。因此发展、巩固与提高劳动互助组,并稳步地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充分地表现在苏联农作物产量的不断增加上。战后的新五年计划(一九四六——一九五○)对农业方面提出了巨大的要求:谷物、原棉和牲畜等,都要恢复并超过战前(一九四○)的生产水平,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业已胜利地完成。一九四九年时,谷物的总产量即已接近五年计划结束时的计划数字,一九五○年的产量,比战前一九四○年的产量还增加了三亿四千万普特,一九五二年谷物的总收获量,更将增达八十亿普特(编者按:一普特合三二点六市斤),超过十月革命前最高年水平百分之六十六。一九五一年原棉的产量,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四十六,其他工业原料作物,也大大地超过了战前水平。
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力,是这样惊人地蓬勃地发展着,它与资本主义农业的萎缩,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据最近美国农部年鉴所载:一九四九年美国农作物的收获量,与一九四八年相较,小麦减少四七○万吨,饲料作物减少一二○○万吨。一九五○年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比一九四九年减少了百分之一九点五。
为什么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量会获得这样迅速的提高?决定性的条件之一,是普遍地采用了机器操作,也只有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中,才能这样广泛地使用机器。一九四○年时,苏联集体农庄使用机器操作的范围,还只限于九十种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则增达一百七十种以上。同时,在战前主要的只是耕地和部分播种收割上的机械化,而今天则不仅提高了谷类作物、工业原料作物全部耕作机械化的程度,而且在其他的农业部门中,也相当普遍地运用了机器操作,如改良草地和牧场、为牲畜准备饲料、挤牛乳、剪羊毛、栽植护田林带、建筑池塘和灌溉水渠等。全苏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二,其中耕地工作已全部机械化。
由于在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使用了机器操作的结果,不但减轻了人们体力劳动的强度,并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的效率。但是这些对发展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生产工具,究竟应该属于国家呢,还是集体农庄呢?斯大林同志在最近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答萨宁娜和温什尔两同志)的文件中,明确地指出: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的手中,也就是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的手中,是保证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度增加的唯一方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力的主要源泉,在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主要的是为生产服务的各种机器,这些机器是日新月异地不断改进着,例如最近苏联要把几十万架车轮式的拖拉机淘汰,代之以履带式的拖拉机;把几万架陈旧的联合机淘汰,代之以新型的联合机及其他为工业原料作物操作的机器,这样就要付出几十亿的卢布,假若将这一大批的新式机器,出售给集体农庄,则除了这一巨额的负担,势必严重地减低集体农庄生产的速度之外,第一就会使集体农庄成了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而这种集体农庄所有制与共产主义原则的全民所有制距离更远;第二就会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只会阻滞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因此一切农业上的基本生产工具,必须属于国家所有,通过国营机器拖拉机站,而为集体农庄耕作,从而保证了集体农庄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实现。苏联由于在农业上采取了机器的操作,过去是促进了农业的集体化,今天则巩固与发展着集体农庄经济,并向着共产主义的道路迈进。这一辉煌而艰巨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向,对于我们正是一个很大的启示。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由于组织起来,为使用新式农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新式农具与马拉农具的优越性,又促进了互助合作的巩固与提高,逐步地走向集体化,目前我们所试办的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则是更进一步发展的开始。
必须知道,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只有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条件之下,才能更广泛地运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苏联的具体情况正是这样:先进的生产经验与科学成果,不断地产生,并有效地迅速地进行推广,若干重要的生产技术如秋季深耕、种子检查和消毒等,还通过法令的形式,贯彻到各个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以李森科为首的先进的苏联农业科学家们,创造性地发扬了进步的米丘林科学,在伟大的苏维埃年代里,育种学家已先后培育出三千种以上的作物优良品种,使大量原来不适于栽培种植的地带,都成为丰盛的场圃。一九四八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种植农田防护林带,实行草田轮作制,建筑水塘和蓄水池以保证苏联欧洲部分草原区和森林草原区年年丰收”的决议。这一历史性的决议,被人们称颂为伟大的斯大林征服大自然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使社会主义农业及其全部经济的发展,向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大踏步前进。因此,我们不但要虚心地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与技术,更要学习他们辩证唯物的科学观点与方法,学习他们从实际出发的征服大自然的勇气和精神。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为我们明确地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一条艰巨的道路,年青的苏维埃政府,在不断地向国外帝国主义的包围干涉,国内白匪、托匪的阴谋破坏的坚决斗争中,以无比的信心与努力,克服了困难,争取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胜利。今天,从苏联三十五年的斗争经历来看,我们的客观条件,已显然地优厚于当年的苏联,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有着苏联这一强大而忠实的朋友,他们无私地将自己艰苦获得的经验,热忱地介绍给我们。新中国成立还只有三年,仅在农业方面,即已胜利地完成了恢复阶段的任务,这一辉煌的成就是与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分不开的。而且,这种友好的帮助,还只是一个开始,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大道上,伟大的苏联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忠实的战友。因此,今天当我们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农业工作者和农民兄弟热烈地掀起一个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运动,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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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进一步研究合理解决职工业余活动中的几个问题
——读者来信述评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关于合理解决职工业余活动时间的规定,在北京市六个重点厂——石景山发电厂、人民印刷厂、清河制呢厂、石景山钢铁厂、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和电车公司已经收到了效果;但执行的还不彻底。两个月来,由于各厂领导干部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干部兼职过多的现象,除电车公司尚未解决、石景山钢铁厂解决的不彻底外,其余单位基本上已经按照市委规定的精神解决了,职工业余活动时间也都有了统一规定的制度。
但从最近本报收到的读者来信看,在统一规定了职工业余活动时间的制度以后,如何进一步研究解决厂级党、政、工、团的具体工作方法和工作配合问题及精简不必要的组织机构问题,应该是当前深入领导和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问题正是造成职工业余活动多、会议时间长、干部兼职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读者反映:北京电车公司第二车路上的职工,过去在七天到十天中开了三十六种会议。计开大联司机组长会议、联组长会议、车务员会议、联组核心会议、小组核心会议、司机员座谈会议、推广先进经验会议、党团的支委会、小组长联席会议、小组会、工会委员会议、工会主席联席会议、工会小组会议以及其他各种干事会、汇报会、碰头会和讨论会等。人民印刷厂布置四月份工作计划时,第十车间共开了十二个会议。计开党支部委员会、团支部委员会、工会车间委员会、行政干部会、党政工团联席会、党政工团扩大干部会、党支部大会、团支部大会、工会车间大会、工会、青年团又分别开了小组会,之后车间各工作委员会还要召开各种研究会。仅仅布置一个月的工作计划,一个有职务的党员干部,要参加十次会议;一个普通党员要参加四次会议。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这些企业单位党、政、工、团会议种类的繁多重复,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研究解决党、政、工、团工作的分工和配合、改进工作方法和减少工作层次等问题,而不是单纯控制会议时间和规定会议制度所能实现的。如果不深入研究和具体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暂时地可以减少了会议时间和活动,但问题终久要发生的。事实是这样:过去有些厂矿也曾经规定过会议制度,但并未能坚持执行。因此,厂矿企业领导方面必须在统一规定业余活动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工作关系,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应该注意和研究的,是有些单位还存在着组织机构繁多重叠的现象。这也是造成职工业余活动多、会议多,兼职多的原因之一。如北京人民印刷厂,厂一级的委员会有二十五个,其中除了党委会、工厂管理委员会、青年团委员会、工会委员会以外,还有生产竞赛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修建委员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分房委员会、托儿所管理委员会、业余学校教务委员会、工会文教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劳动保护委员会、劳动保险委员会、青工委员会、女工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俱乐部委员会、伙食委员会、宿舍委员会、家属委员会等。一个车间有十多个委员会,其中有车间的党总支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车间行政委员会、工会车间委员会、青年团总支委员会、青年团支部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文教委员会、青工委员会、女工委员会、劳动保护委员会、劳动保险委员会、互助委员会等。职工业余活动机构有五个委员会,计:舞蹈组委员会、合唱团委员会、话剧组委员会、体育组委员会、美术组委员会等。以上组织有些显然是可以精简或合并的。当然这不是简单问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请示上级有关领导部门,慎重研究处理。
此外,加强干部的培养和教育问题,在今天比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重要了。为了解决兼职过多的现象,各厂矿都提拔了大量的新干部。这些干部大都热情积极,肯负责任;但缺少工作经验和办法。石景山钢铁厂有些车间干部,他们因为做不完工作,就在领导限制的会议时间以外偷着开会或进行工作。因此,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是十分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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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老赫不再是开会主任了”
编辑同志:我是北京电业局景门营业所(即石景山、门头沟两地的营业所)的主任。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局里的会议开的特别多,每个星期,我至少要到城里开五次会。星期一开干部会,星期二过党的组织生活,星期三上初级理论学习班,星期四汇报工作,星期五下午又要进城,因为星期六早晨要听党课。
景门营业所(在门头沟城子村)离城里有五十里。我算了一下,平均每周我要走五百里路;要在局里开十几个小时的会;要在路上消耗约二十个小时(公共汽车由城子村到城里前门,差不多要一点半钟,再加上候车及两边走路时间,一个单程就要二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工作没法深入,大大减少了与群众(被我领导的同志们)见面的机会,更谈不到下现场了解具体情况。
有时我进城开会,一下就一天两天不能返回营业所。因为在局里开会,对劲时一天就开两三个会,什么干部会、党政工团联席会、局务会议、科务会议、党的支部委员会……,会的名目实在多。所以景门营业所的职工有的说:“老赫经常进城开会,也摸不清都开的是一些什么会!”有的说:“有事若等咱们主任解决,简直得碰运气!”
这样开会的结果,我自己感觉到的是接受的多(听局长、工会主席、党总支书记等的报告),向下传达的少(无时间再向被我领导的职工们一起研究工作)。自己终日昏头昏脑,对工作缺乏思考时间,形成“吃的过多,无法消化”的状态。
说也奇怪,我一方面在嚷着“开会太多,工作没法做了”;同时自己却又产生了“不开会就推动不了工作”、“会议时间不长,解决不了问题”的错误思想。于是我也时常把营业所职工由石景山、圈门等地召集到城子村来开会。有的同志就管我叫
“开会主任”。
在今年八月二十八日,我们局里召开了一次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局长在会上批判了自己没有及时解决这个开会过多的问题,党、团、工会负责同志也在会上认真做了检讨,同时又重新规定了会议合同,明确地指出了:会议可以合并的就合并,可以不开的就不开,在会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每次会议不准超过两小时。每个车间的党、政、工、团组织拟订自己的会议计划,也像做预算领材料一样
(没有预算就不能领材料),如果没有计划,一定不准开会,并由增产节约办公室指定专人检查会议合同执行情况。如有人违犯制度,一定要对他进行严格的批评。
自从这次会议以后,大家对合理支配业余活动时间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局里的会议也大大减少了。现在我每周仅进城开两次会(上党课,开干部会),可以有充分的时间留在营业所处理和考虑本单位的工作。每周不再往返奔走五百里路,不再把可贵的时间白白地消耗到公共汽车上了。在最近三周中,我平均可以下现场三次,能跟工人同志们一道外出,去到干活地了解具体的工作情况了。所以现在有的人说:“老赫变样了,不再是开会主任了!”
“老赫工作、生活完全跟咱们溶化在一起了!”
过去我每天从来没有足够的睡眠,总感到疲倦。而现在我每天有八小时睡眠,精神饱满。除了工作,还能看些书籍,并且每天傍晚还能和大家在一起打打球,玩玩扑克。我想如果能这样长久下去,对健康,对工作那就太好了。 赫镇霖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人民印刷厂文娱活动活跃职工疾病和缺勤率显著下降
编辑同志:我们北京人民印刷厂在今年十月间解决了职工业余活动时间长,会议多,干部兼职多的问题后,不仅大大提高了职工生产和学习的热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业余文化娱乐活动活跃起来了,职工疾病人数和缺勤率显著下降。
过去,我们厂里的白班工人上班前经常要开会,中午一边吃饭一边开会,下班后还有一点钟学习,学习完了还要开小组会。夜班工人是下午八点上班,有事没事也得在下午三点钟来厂等着开会;甚至第二天下了班还有会。星期日开会更是常事。一开起会来,就无边无沿的说东道西,问题解决的不多,时间却拖的很长,这就使职工过度疲劳,损害了职工身体的健康,影响了学习,甚至容易发生事故。夜班工友宫武章就是因为开会多,睡眠不足,有一次在机器上打了盹,被机器把手压伤了,休养了一个多月才好。领机工人王振邦,身兼七职,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离开机器去开会。机器没人看管,总出事故。同班工人对此非常不满。王振邦想:“他们替我受了累,生产还是赶不上别人。我是党员又是干部,应该检讨。”他每次在小组会上都作检讨;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还是不得不因为开会而离开机器。工作做不成,生产搞不好,他苦恼极了。
现在的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职工们有了充分的休息时间,大家都积极愉快地参加了文化娱乐活动。过去运动场里总是没有几个人;现在已经感到运动场不够用了。过去早晨没人上操;现在有了三百多人。过去图书馆是冷落人稀;现在借书的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俱乐部、舞蹈、合唱团、话剧组、京剧组、文艺组、美术组都活跃起来了,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数;并且新成立了国术组。因此职工疾病和缺勤率显著下降。据医务所统计:十月份门诊人数比九月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十一月上半月比十月份的半月平均数字更降低了。九月份全厂缺勤是百分之六左右,现在缺勤者仅占百分之二点四。 郭殿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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