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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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大学俄文专业阅读速成试验效果良好
清华大学教师和研究生二百五十余人在今年暑假期间进行了俄文专业阅读速成试验,他们经过二十天左右时间的突击学习,记住了一千到一千五百个单词,掌握了俄文文法基本知识,依靠字典的帮助能独立阅读理工专业书籍。
清华大学教师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在思想上划清了敌我界限,批判了过去崇拜英美的思想,迫切地要求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但是学习苏联科学技术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不懂俄文。因此,教师们很想学俄文。他们学俄文的目的也很明确,只要求阅读某一种俄文专业书籍,需要的单词不多,文法结构也较简单。并且大家都有一种外国语的基础和长期读书的习惯。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研究了这些情况,认为这是学习俄文阅读的有利条件。清华大学三年来已有个别教师和学生自学俄文成功,如化学系学生陈念贻突击学习(主要背生字)三百小时,达到能阅读化学专业书籍,并能翻译化学论文的水平,证明在短时间内,集中学习俄文,效率很高。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根据教师们的要求和短期集中学习的可能,与学校行政方面研究后,行政上决定组织俄文专业阅读速成试验。并在七月初由化学系研究生刘正进行典型试验。刘正原来学过顾用中编的俄文读本十九课,实验学习中集中自学一百五十小时,记住了一千五百个单词,读完了一本刘泽荣编的俄文文法,就已能阅读俄文“有机化学”一类的书籍,并能翻译比较短的化学论文。在这次试验取得了一些经验以后,清华大学第二次试验就增加到十一人,其中完全没有学过俄文的一人,其余学过顾用中的俄文课本五课到十二课不等,但大部分都忘了。他们每天上下午上课各一小时,集体温习两小时,经过二十二天共一百六十小时到一百八十小时的学习(包括课外复习),记住一千四百个单词,学完俄文各种词类的基本变格和理工书籍的应用文法。实验结束后,教师们获得了初步阅读能力,每小时阅读专业理工书籍半页到两页。以上两次试验证明,集中时间突击学习俄文的效果很好。清华大学决定进行全校性的大规模的试验,这次参加学习的有教授、讲师、助教等共二百三十八人。学员年龄自二十岁到六十五岁不等,有的读过一些俄文,但差不多都忘了;有的完全没有学过,大家都从头学起。参加学习试验的教师们分电机、土木、机械和化工等四个组。这次试验规定了学习计划,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教研组和辅导员制度,经过十五天共九十小时的学习时间(外加复习时间),大家都记住了八百到一千个单词,学完理工专业书籍中的基本文法,能阅读如“水力学”、“结构力学”、“化学原理”和“金相学”等书籍。航空学院教授林士谔在学习结束时记住一千二百个单词,自学一个月以后又增加五百个单词,并已看了五十页“空气动力学”。他说:他现在的俄文水平,已经相当于过去高中的英文水平了。
清华大学这次俄文专业阅读速成试验是在教师们的政治自觉和高度思想集中的情况下进行的。学习限于理工科各种专业书籍的阅读。因此,所需要的文法主要是理工专业书籍中的常用文法。教师们着重学习理工书籍应用文法,不深入研究变格规律,并将文法规律化或公式化,例如名词只学三种类;基本变格就用硬、软母音对应法推出其他变化。清华大学这次俄文专业阅读速成试验,利用了教研组进行集体教学,从编写教材到讲课,都经过教研组反复讨论、研究、试讲,教员才正式讲课。俄文教员对全部单词和字汇的编选,也以理工书籍中的常用字为限,并将字首、字根加以分析,以帮助学员记忆。这样就可把复杂的文法精简地、清晰地传授给学员,讲课后又由辅导员领导课堂自学和作练习。辅导员深入学员群众,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细致的帮助;同时他们又把学员学习的情况、接受的程度以及学习中的困难,及时反映给教研组,帮助教员改进教学。这就保证了学员们普遍的进步,消灭了学员中掉队的现象。清华大学俄文专业阅读在最后一次试验中,教完了五百个单词和最基本的文法后,进行了一次考试;二百一十五人中考九十分以上的有一百六十四人(以一百零三分为满分),其中一百分以上的有五十四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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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市茌平路的爱国卫生工作走向经常化
杨阳
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也是一个伟大的移风易俗的运动;它不仅能增进人民的健康,而且能提高人们的思想,促进人们的友爱团结。这在青岛市茌平路的卫生工作中看得再也没有那么清楚了。
茌平路是一个中等家庭的住宅区,一共有十三个门牌。在旧社会里,居民们养成了自私习惯,就是同院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互不闻问。过去,在茌平路的街上,到处都是大小便,人行道上的垃圾堆得比墙还高;街东头和长清路、市立医院太平间交界的“三不管地方”,更是糟糕。这里不仅有马粪场,而且长着半人高的杂草。从长清路流下来的一系臭水沟,更成了苍蝇、蚊子的大本营。每到夏天,很多居民都闹病。住在三号院的军属郑大娘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过去一出大门就得捏住鼻子紧走几步;回了家还叫人打冷噤。”其实,每家的室内卫生也是搞得非常差劲的。一号院的王桂兰,结婚两年了,还没有擦过一次地板;王永珍还是这次在大扫除时,才发现床下的皮鞋统已经成了老鼠的安乐窝。
爱国卫生运动展开后,全路由户到院,老老少少全部动员起来,做到了“人人爱清洁,户户讲卫生”的地步。街道上再也看不见一点垃圾,沿路都设有纸篓和痰盂,各院各户也收拾得很清洁、很整齐,连床板都随时洗刷干净。七十三岁的董老大娘,儿媳上医院去了,儿子在工厂里忙着生产,夜里也不回来,她一个人带着小孙孙在家,每天除了给孩子洗澡以外,还把门缝窗棂擦得纤尘不留。妇女匡慧芝说:“干净惯了,只要晚上没扫地,就是上了床心里也老耽着桩心事,一定还要起来打扫一遍才睡得着。”时间久了,卫生成了群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孩子们也都知道爱干净了。四、五岁的孩子,只要白天没给他洗澡,晚上就不肯上床睡觉。九号院的杨慧卿是八个孩子的母亲,九月以后天气凉了,她打算把孩子分成两班,轮流着隔一天给每个孩子洗澡一次,可是,孩子们每天都洗惯了,才洗着这四个,那四个也跳进水盆来了。现在,假如有人经过茌平路不经心地吐了口痰,或是丢下块果皮、碎纸,那就会有小孩跑来提意见:“同志,你丢的果皮我给你拣起来放到竹筐里了,下次请你注意。请你以后把痰吐到路旁的痰盂里。”
“卫生运动把茌平路团结成一家人了”,凡是参观过茌平路的卫生工作的人们都有这样深切的感觉。这是真实的。过去住在茌平路的人,连紧邻姓什么有些人都搞不清楚。现在,全路三百六十多个大人和小孩,大家都认识了。有很多人家,出门都不锁门了,即使锁上门,也都把钥匙挂在门头上。王学芳因为妻子生孩子,自己要到医院去照看,一连好几天都没人在家,可是,邻居们却把他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连被褥都晒得暖烘烘的。邻居们说:“我们擦一次地板,就给他擦一次;我们晒一次床铺,也给他晒一次,我们花不了多少力气,可是大家都能保持清洁。”九号院的周淑美大娘靠卖烤蛋糕过活,平日生意忙的时候,邻居们就争着代她照看孩子。现在茌平路的居民都说:“我们只要一听说是‘茌平路的’这个词儿,就特别感觉得亲切,那能分彼此……。”
茌平路的爱国卫生运动是经过了一段困难过程的。在四月初的卫生突击周内,妇女们虽然初步发动起来,但多数都不愿打扫街道,她们说:“妇女扫马路,像个什么样子!”十三号的韩淑芳在扫街时,远远看见一个熟人走来,就羞得躲回家去了。特别是后来当大家的时间不够分配时,有些人就发起牢骚来:“成天搞卫生,卫生又不能当饭吃。”有孩子的妇女更说:“怎么得了啊!家里人手少,一个人光做饭、看孩子还张罗不过来,那有工夫搞卫生。”卫生委员乔绪政和组长叶彩仙看到这种情形,觉得若不想法把群众及早组织起来,运动就一定要垮下去。于是,他们便主动地争取了各种街道组织(如治安组、中苏友好小组、读报组、妇女组等)的帮助,大家商量着来进行工作。同时发动居民在读报组内广泛讨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伟大意义,首先打破了群众“搞卫生好倒好,就是丢面子”的思想。叶彩仙更进一步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带头收拾脏地方,然后又分头替有孩子的妇女领孩子,让母亲们腾出手来搞卫生。日子一久,大家都养成习惯了,连有孩子的母亲也能彼此帮忙照应孩子了。大家觉得这样互助好,进而要求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所以,各院都先后按照各家的做饭时间
(有的一天做两顿饭,有的一天做三顿饭)自由组合,成立了妇女卫生互助组。从此,茌平路的卫生运动才有了经常化的基础。
在妇女卫生互助组的基础上,一号院进一步成立了一个“小托儿站”,腾出一间空屋,每天定时把全院五周岁以下的婴孩集中起来,由母亲们轮值看管。这样,大人们便有更多的时间去料理自己的家务和参加学习。可是,后来托儿站的受托人数却慢慢减少了。卫生委员乔绪政了解到这是因为大家不同意轮流值日看管孩子的缘故。于是他马上召开了全院的母亲会,由大家评选出六个模范母亲来专门轮流看孩子,而由别的母亲来代替他们打蝇子。这个办法实行后,母亲们都乐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小托儿站”了。当选的傅桂英说:“我一定尽力把孩子们带好,让大家都相信我们的托儿站。”
由于大家始终保持着互助、团结的精神,并有计划地支配了每天的工作时间,从而保证了卫生工作的经常和持久。
茌平路的爱国卫生运动所以能够深入,持久,还因为他们订立和保证执行了各种卫生制度。他们有效地实行了互助互查、分段“包干”负责的制度和轮值清扫的制度。互助互查和分段“包干”负责的制度,是激发群众的自尊心和加强群众责任感的很好的方法。很多人在要去检查别人的卫生状况时,都先要把自己家里详细检查一遍。轮值清扫,可以使大家交替着休息。直到现在,茌平路的人们还坚持着每日上下午清扫两遍的习惯,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入和彻底了。他们还认真推行了“爱国卫生日”,每到这一天,茌平路是特别紧张的。除了白天进行全面大扫除外,晚上在读报组内就学习卫生常识,并根据卫生日记簿的记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一周来各家执行挑战条件的情况,然后评选“带头人”(积极分子,每周评选一次),提出下周的卫生口号,作为大家的奋斗目标。
随着卫生状况的改变,茌平路居民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幸福。从今年春天以来,全路的大人、小孩,没有一个人害传染病。另外,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大家都团结得一家人似的,他们深深体会到这个运动的好处。他们为了把卫生工作搞得更好,曾提出了九项挑战条件,向全市各卫生小组发起友谊竞赛。他们又根据各家的不同情况,订立了各家的爱国卫生公约,以保证挑战条件的实现。
由于他们忠实地履行着自己所定出来的挑战条件,并随时检查执行情况,使每个前往参观的人,都能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他们组织互助组和成立托儿站的好办法,马上便被推广开来。现在,全青岛市已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单位和居民卫生组向茌平路应战,并有上千的工人、眷属、学生和居民的参观团到茌平路进行过访问。茌平路卫生运动的开展,对青岛全市的爱国卫生运动的进一步走向全面深入,起了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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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川剧“秋江”
马少波
编者按: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自十月六日在北京开幕后,已相继演出了大小节目八十多个,包括二十多种剧种。参加大会的各地及北京的代表团、观摩团计一千六百余人。本报自今日起陆续发表一些剧评及其他有关此次演出的文章。对剧本和演出的全面的评价,有待于大会评奖委员会公布。我们这里所发表的剧评的次序只依稿件收到先后而定。
川剧“秋江”是从昆曲“玉簪记”中“追别”一出独立发展而来的。“玉簪记”写的是南宋年间书生潘必正和女尼陈妙常的恋爱故事。该剧为明万历年间高濂所作,后来经改编为各种地方戏,不仅在说白方面,丰富了许多;在唱词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比昆曲本更增添了民间艺术的光彩。例如川剧“陈姑赶潘”已经发展成为独出戏的形式,正是这种发展最好的证明。
西南代表团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的川剧“秋江”,是“陈姑赶潘”中的一场。故事梗概如下:“女贞观”(有的叫“白云庵”)老尼是潘必正的姑母。潘寄读观中,与尼姑妙常恋爱,被姑母发觉,便逼潘赴科。潘未及与妙常告别,便被逼着赴临安去了。妙常知道后急急赶到江边,驾船追送。“秋江”正是描写妙常驾船赶潘的一场,这场戏只有妙常和一个艄翁出场。艄翁是一个诙谐可喜的老人,见妙常追潘心急,故意给了一点阻碍,开了一点玩笑。但好在他的船快,是有把握追得上的。高濂的“玉簪记”关于这一段的描写非常简单,说白不过百字:
……(小净上)听得谁人叫,梢水就来到,到那里去的?(旦)我要买你一只小船,赶着前面会试的相公,寄封家书到临安去。船钱重谢。(小净)风大去不得。(旦)不要推辞,趁早开船赶上,宁可多送你些船钱。(小净)这等下船下船……
乾隆本的“玉簪记”虽稍有增添,也不满二百字。其他地方戏根据这一关节,尽情发挥,大加修补,便成为一出很好的独出戏,川剧“秋江”就是其中之一。
川剧“秋江”剧本的修改工作,是修改旧剧本较好的一个。“秋江”旧本基本上是好的,但也包含了若干庸俗成份,例如旧本对于艄翁这一人物,在性格表现上是歪曲的:艄翁乘机勒索,而且对妙常百般戏谑,简直写成了一个无赖恶徒。无疑的,这是民族艺术遗产中应该剔除的糟粕。川剧改革工作者进行这种剔除工作,是一种经过具体分析而大胆扬弃的科学态度,不是简单地乱削乱砍。而且扬弃之后,又经过一番入情合理、细针密线的补充的功夫,但不露破绽和伤痕,因此比旧本更加光彩了。这样的修改工作,是符合“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并把精华部分发扬光大”的原则的。
川剧旧本艄翁勒索一节,在改本中大体上仍加保留,但是后来却将多要的银子退还了妙常。
艄:……姑姑,你这银子都给虫打了很多眼眼。
陈:十足纹银是蜂窝底。
艄:我退你六钱。
陈:好银子啊,为?不要?
艄:我只收你三钱。
陈:刚才你为?要九钱?
艄:噫,刚才你不是说你有钱吗?
陈:哎呀,公公,你看耽搁我好久哦!
艄:没来头,赶得上!……
这就不是勒索,而是作耍,是剧情所需要的轻松和曲折。再如艄翁耍妙常包付饭钱一节,改本也作了适当的修改:
陈:公公,快开船!
艄:哦哦哦,(旁白)她好着急,我还要与她作
作玩。姑姑,口渴吗?瓦罐里有水,老汉不陪你了。
陈:你到那里去?
艄:我回去吃饭。
陈:有好远哦?
艄:没得好远,打雷都听得到,只有四十里路。
陈:要不得,要不得!
艄:难道我饿着肚皮来推你?
陈:你要吃多少?
艄:嗨,我一顿就吃得多喃。
陈:好多?
艄:要吃五两四钱三!
陈:那里吃得到这么多!
艄:不要把你吓坏喽,我是要吃五两烧酒,四个
钱的清油煎三个钱的豆腐。
陈:这一点算我的。
艄:哦,你好大方,算你的我也不吃。我给你作
玩的,我吃过饭喽,我送你到临安,只收银
三钱,不吃你的酒与饭,说到就开船,姑姑
坐稳当,开船喽!……”
这就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面貌,而又相当巧妙地保存了剧情必需的情节,使剧情完整无损,艺术上更加精练。但我在这里,还想提出一点意见,供大家商讨:即是艄翁问妙常:“非亲非故,你赶他则甚?”妙常直答:“我与他是朋……”。接着又说:“我与他是朋友啊!”以她的身份、思想和当时的具体环境说来,这样直说,是不甚合理的。明高濂的“玉簪记”和“缀白裘”所收的“玉簪记”中妙常是这样回答:“我要赶着前面会试相公的船,寄封家书到临安去……”我看如果妙常先答此话,在无可奈何之中再说出是“朋友”(下接改本原文)会更曲折、更自然些。在“缀白裘”中“玉簪记”本里,写妙常上船后催船快开的焦急之情是非常生动的。如:
“(净)……弗要说哉,请下船来。(贴)快些!(净)这是我个只船头,还搁来里干岸浪来。(贴)快些!(净)是哉(贴)快些!只管慢腾腾!(净)阿呀摇子个半日,船缆不曾解来,等我去解了缆介。(贴)快些摇上去!(净)小师父,我看你火性不曾退来,出?家?(贴)不要胡说!快些摇!(净)小师父坐定了,待我唱只山歌你听听吓。(贴)不要!(净)待我唱。(贴)不要唱!(净)偏要唱!(贴)摇又不摇,唱什么山歌!”
几个“快”字,几个“不要”,加以艄公“慢腾腾”的衬托,生动地描画出妙常追潘的焦急之情。改本在这一段的描写,是比较粗略的。再,川剧旧本中的一些庸俗词句,改本已经进行了修删,有的是改的很好的,如:
艄:姑姑,你这人真好,我要奉承你几句。
陈:你奉承我什么?
艄:姑姑生来一枝花,月里嫦娥你比她,此去会
着相公面,恭喜你明年要生……
陈:生什么?
艄:生个胖娃娃。
陈:嗨,你说些?呀!……”
但有的个别词句,是不必要的。如“花荷包”等几句原来含义猥亵的话,虽已略有修改,但仍嫌轻薄。出自老艄翁之口,是不合适的,对于剧中人的性格稍有伤害。
总的说来,川剧“秋江”这一剧本的主题、结构、唱词、说白都是优美而饶有风趣的。它从侧面写了陈妙常和潘必正的爱的真挚。在陈的爱情的追求中,出现了可爱的艄翁,他以老祖父对小儿女的慈爱的心情,故意地和妙常“作作玩”。阻力是假的,助力是真的。在剧情发展中,终于层层地剥去了“阻力”的外壳,而显露出支助的实际力量,成全了爱的愿望。中间往返辗转,增加了若干曲折,构成了全剧轻松喜悦的气氛。这一发挥,对于“玉簪记”原作,真是很好的补充和卓越的创造。
“秋江”一剧的舞蹈身段的创造,使剧本达到生动活泼的表现。川剧的舞蹈身段是出色的,而“秋江”中行船身段的优美多样,生动有致,更为突出;这是劳动人民根据现实生活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炼加工而成的,值得我们重视。剧中行船身段,完全是根据川中江流湍急的具体环境模拟提炼出来的,例如流急可以不划而船自行;过滩遇小礁则船身震荡等,演来非常细腻逼真,很具地方特色。周企何(饰艄翁)、杨友鹤(饰妙常)两演员在表演上也是有成绩的,他们正确而生动地把一个好剧本介绍给观众,使大家从观摩中获得不少益处。
最后,对于表演,我提出一点建议:
“秋江”既是表演爱情的真挚,那么当陈妙常赶到江边,大水横阻,艄公留难,而情人已去、难以追及,那时候,剧中人应该怀着多么怅惘、牵罣和焦急的心情呢?饰演妙常的人着重刻划的是这种心情。因此,表现妙常对于船身颠簸的惊骇,虽属必要,却不是主要的一面。剧本对于催船,也有了若干安排,演员在这方面也有了若干表演,但是看起来还是不够的。我想原因在于演员的表演大半停留于剧中人妙常和艄翁在催船问题上的具体纠缠,这一具体纠缠是为了表现主题,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能够抓住这具体纠缠,更充分地把表演范围放宽,则表现主题的作用将更为显著。催船、行船是为了追赶前面的潘必正,这一观念在演员感情中不可淡漠或者间断。虽然潘不出场,潘的船也不可能望见,但必须把他演在戏中,因为他是这场戏的剧情发展的重要人物。因此,妙常应该时时刻刻地想到前面的潘必正,在不断地遇到困难和克服困难中,加深和变化追赶情人的感情;而艄翁也是陪衬着这种感情,更紧密地增加许多冲突和曲折,这样才会更鲜明地把主题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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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
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闭幕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自十月二十五日到三十一日召开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行政区、省、市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代表,国营和地方国营新闻、出版、发行、印刷企业代表,以及中央各有关机关的特邀代表。
会议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致开幕词,并邀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作政治报告。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向到会代表作了“为进一步地实现出版工作的计划化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三年来,出版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基本上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并完成了应尽的政治责任。出版事业本身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出版行政工作方面完成了出版、发行、印刷专业分工等项主要工作。但是,出版工作还存在着缺点,最主要的是工作中带着不少盲目性,人力物力缺乏有效的组织。这表现在:出版物还存在着严重的粗制滥造和重复浪费现象,而广大读者所迫切需要的书籍,却没有及时供应;在国营书店中还有存货积压,而许多地方的读者却买不到或不容易买到所需要的书;在印刷方面,某些地方某些季节的印刷任务又有时紧时松现象。发生这种供需脱节和失调现象的原因,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在主观上,是由于国营出版企业工作中还没有能够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以及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报告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旧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及其思想根源,实行进一步的计划化,才能克服目前工作中存在着的某种程度的盲目性,使工作继续前进。为进一步实行出版工作的计划化,报告并指出:各个出版单位均须调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组织著作和翻译力量,并制定每年度和季度的具体出版计划。出版社要把组织社外力量从事著译书籍列为经常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发行工作方面要走群众路线,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和业务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发行书籍;并进一步地实行定期定额发行和书刊预订制度。
会议根据文化教育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培养各种建设人才,普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的原则。确定今后的出版方针是在进一步推行计划化的前提下,做到普及与提高并重。并提出了一九五三年的出版建设计划草案。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经过了几天时间的充分讨论。三十一日,由出版总署副署长陈克寒作总结。总结中指出:通过讨论,代表们对于出版工作计划化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是很大的收获。代表们对于一九五三年出版建设计划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正的意见,使计划更加接近实际,以后再加修改。使它成为具体可行的计划。最后要求代表们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动员各个出版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来为进一步实现出版工作的计划化而奋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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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人民幸福的增长
——苏联“真理报”九月十日社论
苏联人根据多年的经验确信共产党没有高于人民利益的利益。列宁—斯大林的党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为人民的共同的幸福,为全体劳动者和千百万群众的欢乐而进行不倦的斗争。
在共产党领导下,苏联人民早已永远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灾祸,在世界上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这里没有剥削者,劳动人民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而工作。由于伟大的革命性的改革和斯大林的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在我国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我国没有危机和失业,没有贫穷和破产。国家给予公民们以享受富裕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可能。
斯大林同志说:“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不仅给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予了人民享受丰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力量雄厚而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于此。”
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伴随着苏联工业和农业的蓬勃发展,一直在不断地改善。提高人民幸福的各种问题永远是党的注意的中心。在战后时期,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对于扩大消费品的产额和用逐步降低一切商品价格的方法来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曾予以特殊的注意。
如所周知,第四个五年计划无论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方面,或人民幸福和文化的提高方面,都表现了卓越的成就。一九五○年苏联的国民收入,照比较价格计算,比一九四○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四,而职工的收入和农民的收入总额则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二。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五年苏联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规定了国民经济的新的强有力的高涨和人民物质幸福和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显著提高。
共产党认为不断地提高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国劳动大众物质幸福高涨的最具有概括性的鲜明指标,便是国民收入的增加。当资本主义国家中半数以上的国民收入是由资产阶级所攫有时,苏联的全部国民收入却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我们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为了有计划地改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物质状况和扩大社会主义生产的利益的。国民收入的增多导向劳动人民收入的提高。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中规定有这样一项任务:
“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稳步增加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在五年期间使苏联的国民收入至少增加百分之六十;由此保证进一步增加职工的收入以及农民的收入。”
苏联早已没有了失业现象。完全消灭失业现象是我国在争取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斗争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之一。苏联国民经济部门中职工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着。这一数字在一九五○年底是三千九百二十万人,比一九四○年增加七百七十万人。仅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职工人数便增加了一百六十万人。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依照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文化建设方面的任务,职工人数规定要比一九五○年增加约百分之十五。
共产党正在做一切工作以求更充分和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增长着的要求。鼓舞着苏联人实现共产主义建设计划的列宁—斯大林的党,进行着不断提高人民总的幸福的政策和逐步降低消费品价格的政策。
在战后的年代中,苏联曾五次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每一个苏联的家庭,每个苏联人都感觉到这
一措施的良好效果。价格还要继续降低。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说:
“鉴于减价是有系统地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以及农民的收入的主要手段,因此要继续不断减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
指示草案规定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以减低零售价格的方法,至少要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百分之三十五,把集体农民的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至少增加百分之四十。
由于价格的进一步降低,由于职工实际工资和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居民的购买力将更为提高。在五年中,增大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贸易约百分之七十。售给居民的最重要的商品必须增加许多。这样,在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规定商品的出售量要比一九五○年增加:肉类产品百分之九十,鱼类产品和牛油百分之七十,乳酪、植物油和糖增为两倍,服装和鞋类百分之八十,纺织品百分之七十,家具增为三倍。
苏维埃国家经常关怀着进一步改善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规定在新的五年计划中要实施一个国家大规模建造房屋的计划。在这方面的基本投资约为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两倍。仅是依照国家建设方针,在各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将要落成的新的住宅,其总面积即达一亿零五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此外,并将在各城市和工人住宅区,以依靠自己出资和国家贷款帮助的方式协助修建私人住宅。
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在卫生事业方面将实现一些重要的措施。我国将设立更多的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将显著地扩大医生人数,增加医疗设备、器械、最新式药品和其他有效治病、防病的工具的生产。在苏联的卫生事业面前开辟着走向新成绩的道路。
第五个五年计划是使苏联人的幸福进一步高涨的和平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计划。这个计划重新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生活力,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上的优越性。五年计划所拟定的苏联经济的和平发展是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对立的,这些国家正在走向使国民经济军国主义化、为资本家赚取最高利润和使劳动人民进一步贫穷的道路。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所列述的国民经济进一步强有力高涨、人民的物质幸福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宏伟计划,鼓舞着苏联人为亲爱的祖国的光荣和共产主义胜利而进行忘我的劳动和取得新的生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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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友好歌
〔注〕第十七小节第一个音原是5,如感困难可提高八度唱5。
编者按:这首歌在十一月五日、六日中午十二时至十二时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唱。该台波长周率是:468.7公尺、640千周,416.6公尺、720千周,49.1公尺、6100千周,40.0公尺、7500千周,33.1公尺、9040千周,29.24公尺、10260千周,19.77公尺、15170千周。同时,这首歌在十一月五日、六日下午六时至六时半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唱。该台波长周率是:353公尺、850千周,277.8公尺、1080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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