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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华北区提拔工人干部的经验
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干部管理处
华北区提拔工人干部的工作，已取得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年以来各厂矿共提拔工人干部将近万人，计：天津二千三百余人，北京一千八百余人，山西二千人，河北一千五百余人，平原、绥远、察哈尔与天津铁路管理局各四百余人，迅速补充了“三反”运动前后各工厂矿山中的干部缺额，建立和健全了组织机构，调整和改善了厂矿企业中的干部成份。据北京、天津、唐山的五个厂矿的统计，在二千五百四十八个干部中，工人干部在“三反”运动前只占百分之十五，“三反”后即增到百分之三十。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天津恒大烟厂、唐山铁路工厂等工人干部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由于大批工人干部的提拔，使各厂矿的领导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依靠了工人阶级，从而更加促进了工人的主人翁自觉，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各厂矿在生产上出现了新气象。国营天津棉纺一厂新提拔的材料科副科长蔡应杰，采用工人合理化建议，发动了“用旧料，节资金”的节约竞赛，给国家节省了三十六亿元的财富。开滦矿务总局赵各庄矿机电科工人刘冠卿被提拔为干部后，发动工人仿制风锤成功，给井下采煤解决了很大困难。山西阳泉铁厂的工人干部，在仔细分析了各种焦炭的质量以后，打破了“太原焦炭不能炼铁”的说法，解决了该厂焦炭供应不及时的困难，并替国家节约十二亿元。
各厂矿提拔工人干部的方法，一般是首先在干部中批判各种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错误思想，并用具体事例进行活的教育。如有的干部认为工人文化低，技术差、经验少，提拔起来干不了；有的认为提拔了技术工人会影响生产等。各地领导对此种错误思想，除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外，同时还选择典型事例进行教育。例如天津铁路管理局北京工务段领工夏松林被提拔为工务段副段长兼养路主任后，曾有不少技术干部认为夏松林的技术、文化水平都低，不能担负这样重大的任务。这时候，恰巧遇上东便门需要紧急换轨，工程师出身的段长一时感到束手无策，但夏松林认为有把握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夏松林有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再加上全体工友的协同努力，东便门的换轨工作就提前完成。领导同志就拿这个例子在干部中进行教育，使这个段的许多干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第二、大胆提拔与慎重审查相结合，领导自上而下的审查和群众自下而上的推荐相结合。华北纺织管理局所属各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都成立了提拔干部的研究审查小组，拟定了提拔干部的具体条件。首先在车间召开各系统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会议，初步挑选出提拔的对象，然后公布条件，发动职工群众讨论。在讨论中，有的工人提出：“某人工作上虽然不错，但历史上有些问题还没有交代。”有的提出了未被领导方面发现的一些优秀分子。提拔干部研究审查小组根据群众讨论的结果进行细密的审查，提出初步意见，再呈请上级批准。这种方法达到了正确挑选与提拔干部的目的，同时也教育了广大职工群众。许多工人开始以干部条件来衡量自己，迫切地要求学习政治、文化和业务知识。第三、提拔工作与日常的培养工作相结合。唐山发电厂、开滦赵各庄煤矿，为了有计划地培养训练工人干部，曾采取了多种多样、齐头并进的培养方法，如选送大批优秀职工到市职工学校学习；本厂举办文化补习班、业余技术速成班、党员和团员训练班；以及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增设副职，采取师傅带徒弟等办法。三年来唐山发电厂和赵各庄煤矿培养工人干部将近五百人。唐山电业局用以上方法培养训练的人数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就给大量提拔工人干部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华北区提拔工人干部的工作自“三反”运动以来，虽获得以上成绩，但是仍有一些厂矿的领导干部对大量提拔工人干部的精神贯彻不够，小手小脚、不敢放手提拔干部，单纯强调技术观点还未完全克服。有的尚未能把发现人才当做自己经常的重要的任务。此外，各地领导同志对新提拔的工人干部的经常教育与具体指导还作得不够，致使不少干部觉得自己能力差、业务不熟悉、文化程度低、工作上有许多困难。以上问题应引起各地领导干部的严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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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苦恼村”变成了“欢乐村”
——记南京市五老村的卫生工作
吕健军
五老村过去是个“苦恼村”
五老村是南京的一个棚户区，居民有二百一十四户，六百八十九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劳动人民）。在日寇统治时期，这里到处是臭水坑（占全村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他们到处抢占房子，把许多劳动居民挤到了五老村。大家没有办法，只好在臭水坑里打下桩，盖起草棚子住下。每逢阴雨天，臭水满屋子流，晚上只好搭起门板，铺上稻草睡觉，小孩就睡在脚盆里。遇到晴天，臭气薰人，许多妇女一年四季害头疼病。因为到处都是臭水坑、污水沟，道路真是难走极了，下雨天经常发生翻车的事情。这里地势低洼，四面八方的污水都向此地流；各处的垃圾也向这里集中，大风一起，垃圾到处飞滚。
因为地方脏，苍蝇蚊子就特别多，大人小孩经常害流行病。一九四五年九月，得疟疾、痢疾的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村上九号余翠华的妈搬到五老村以后，一连打了三年的“摆子”。居民曾三番五次地请律师写呈文给伪政府、伪参议会，要求清除村里的污水，但得到的回答是置之不理。五老村的居民，真是苦恼极了。于是人们就把五老村称做
“苦恼村”。
“苦恼村”成了欢乐村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下水道，修了马路，装置了电灯，设立了自来水站。爱国卫生运动中，五老村的人们沸腾起来了，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了自然和疾病的灾害，使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
现在，人们一走进五老村，就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在这里，再也看不到臭水坑和污水洼了。居民们填了三十多平方丈的水坑洼地，铺平了二百零八丈的道路。一条长达七十多丈的污水沟，现在里面已经没有臭水了，沟里都铺上了新土，上面还搭了一座座的小桥。公用厕所，今年夏天没有发现苍蝇；粪缸里也没有蛆。公用的水井附近，看不到腐烂的菜叶和脏水。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很干净。养猪户都把猪栏挪到室外空地上，栏里打扫得很清洁。踏三轮车的、卖菜的，都穿着干净的衣裳出门。到幼儿园、阅览室去的儿童少年，脸孔和两手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爱国卫生运动在村上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过去，很多人家常常两三天不倒一次马桶，现在全村马桶都按时一天倒两次。宁将华家，过去吃了饭从不洗碗，现在则完全改变了这种习惯。三轮车工人薛玉安家，过去一家人都不注意卫生，身上弄得很脏，现在逢到“爱国卫生日”，全家人都洗澡换衣、剪指甲。过去有名的“肮脏户”陈凤云家，现在经常保持室内的清洁整齐，四个小孩用的茶杯上都给贴上名字，让孩子们分开用。不爱清洁，在五老村已经变成一件丑事。张陈氏说：“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那有心思讲卫生。现在呀，一睁开眼睛就记得扫帚、抹布，不搞卫生，连饭都吃不下。”有的居民说“现在见了脏东西不扫，往往感到不顺眼、不称心”。
卫生工作搞好以后，生病的人减少了。去年夏天，有二十六个人生病，今年全村生病的只有五个人。村上孔老太太高兴地向人说：“我今年没生病，就是因为讲了卫生。”有的老太太说：“过去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现在村上的大街小巷都是那么干净，可以穿上绣花鞋走路了。”做工的、蹬三轮车的也都说：卫生搞好了，精神就爽快了，做起事来真有劲。“苦恼村”的名字已经“过时”了。人们便把五老村改称为欢乐村。
五老村的卫生工作是怎样做好的
五老村的卫生工作，所以做得这样好，并不是偶然的。
爱国卫生运动开始的时候，工作是进行得不很顺利的，你要打苍蝇蚊子，有人就说：“苍蝇、蚊子都是神虫，怎能打尽。”你要进行打扫，有人就说：“在臭水坑里活了这么多年了，现在要讲卫生，那不是自找麻烦吗！”甚至有人说：“谁要讲卫生，搬到太平路（商业区）去住好了。”但是，经过了深入的宣传教育，加上积极分子的带头示范，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例如，沙素珍向来是个吃饭不洗碗、生病不找医生的人，但经过教育，她积极参加了卫生工作，并帮助邻居打扫。积极分子薛玉安在读报组里学习以后，知道蚊子是传染疟疾、大脑炎的媒介，他就用破帐子做了一个捕蚊网，五天就捕了五万只蚊子。在他的带动下，全村掀起了捕蚊热潮，大家组织了红旗竞赛，创造了检查记分的办法（每家门口给贴上一张卫生记分表，每检查一次就记一次分）。不仅户和户之间进行了竞赛，家里人也互相进行竞赛。
运动深入以后，妇女们就忙不过来了。于是村上给她们开办了一个“幼儿园”，让妇女腾出时间学习卫生知识，参加读报组、识字班，把她们培养为卫生工作的骨干力量。母亲们反应：“这个办法真好，不光小孩能受到教育，大人也有时间讲卫生，真是一举两得。”查长胜的妈妈高兴地说：“过去小孩拖在身边，听读报、搞卫生，老不定心。现在小孩有人照管了，我要好好学习，搞好卫生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村里的卫生工作组，便把全村百分之九十的居民组织起来，发动他们参加了打扫、捕虫、填塘、修路、检查、宣传等项工作。这样就使全村的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来了。
全村还订立了卫生标准，要求做到“三平四不脏”（三平：大路平，小巷平，空地平。四不脏：沟不脏，院不脏，厕所不脏，路不脏”）和“五清六净”（五清：屋顶清洁，地面清洁，墙壁清洁，门窗清洁，角落清洁。六净：身体饮食干净，衣服被褥干净，箱笼橱柜干净，桌椅板凳干净，锅碗、瓢、勺干净，缸坛瓮罐干净。）这两句口号成为全村居民的行动指针，大家都照着这口号做，检查组也照着这个口号检查。全村的卫生运动因此就更趋深入了。
五老村的卫生工作，现在完全做到经常化了。每天上午九时以前，收交苍蝇老鼠，上午八时后和下午四时后各倒一次马桶。早上，居民互助组把“包干”地区打扫干净，下午由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检查小组进行检查；每星期过一次“爱国卫生日”，开一次积极分子联席会。至于卫生宣传教育，也已成为读报组、识字班的经常工作了。
五老村的卫生工作已成为南京市卫生工作的一面旗帜。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曾有五十个单位、近两千人去参观过五老村的卫生工作。他们在参观中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纷纷表示要向五老村学习，并且赞美五老村是个“红旗不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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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联共（布）党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册）
陈驰
施滨、伊真编译 新华书店发行
“联共（布）党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上册，收集的是联共（布）关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另有俄共（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党纲中关于经济部分、俄共（布）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建设任务的决议、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和关于拟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决议四篇。
苏联迅速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与走向国民经济计划化的成功经验，在这些文件中获得完整的表现，因此，这是一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科学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重要的书。
一九一九年俄共党纲中经济部分，概括地说明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党的任务和政策：彻底剥夺资产阶级，与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斗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计划化，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提高工农业生产力，有计划地吸引中农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正确对待中农，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苏联虽然已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就是表明在幅员广大的全国统一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的这种劳动底初步形态，与小商品生产，与尚保存着并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见“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册、二五三页）当时农村小商品生产者，主要是中农，他们占有农村人口大多数，由于地主势力被推翻，富农势力被削弱，中农的小商品生产日渐发展起来，趋向于使用雇工，进行资本主义经营，这对于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很大的危害性。列宁批驳了布哈林派忽视农村小商品生产和农村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坚持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村中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斗争；但中农是人数众多的阶级，列宁认为用强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只会葬送工人阶级的全部事业；中农一方面是私有者，一方面又是劳动者，因此工人阶级完全可以依赖耐心的教育与说服，特别是依赖组织得有成效的、集体的、合作互助的农业生产，逐步把中农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俄共党纲关于对中农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列宁主义的这一精神：“俄共党对中农的政策是：有计划地逐渐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使他们与富农分离，关怀他们的需要，以便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而绝不是用压制的方法去与其落后性作斗争，在诸凡触及其切身利益的地方，要力求与他们达到实际的协议，在制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上对他们让步。”
俄共党纲规定的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政策，基本上说来，包括着这几个方面：一，建立苏维埃农庄，即国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二，扶植农民中各种合作互助的农业生产组织，从简单的共耕社到最高级的农业公社；三，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生产力，同时与反抗苏维埃政策的富农剥削者作坚决的斗争。
加强城乡交流在这时期经济中有特别重大的作用。因为社会主义的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必须相辅相成，没有农业的协助，工业是不可能发展的，而没有工业的协助，农业也不得不拘限于墨守成规的、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中而不得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中心意义，就是活跃城乡商品交换，使农业和工业能够互相扶掖地前进。一九二一年五月“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强调指出了这点：“……如果在工业和农业间，不建立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那么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期间，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的正确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这两个阶级的稳固的经济联盟。”
加强城乡交流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工农在政治上的联盟，正是建立在工农在经济上密切的团结、合作、互助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也建立在国家能够借供给农民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消纳农民的生产品，使农民生产力提高并逐步走向合作生产的经济基础上。一九二四年一月“关于经济政策底当前任务”的决议，严厉批评了当时某些机关对于城乡商品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偏向，这些机关，“对于必须尽可能广泛的进行城乡交换，乃是转向新经济政策之主要契机；在新经济政策下，以国家工业产品供给农民乃是基本经济任务等道理之领悟，还远为不够。”决议认为：这种偏向“含有经济上的和纯粹政治上的无限危险性；因为它必然会破坏或削弱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破坏或削弱农民对于无产阶级的信任”。
当时，苏联农业生产是分散而落后的个体小农经营占优势，而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还刚刚组织起来，所以还不能完全依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来组织健全的城乡交流网。因此，虽然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发展的趋势，是用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全面地代替私人商业，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却容许私人商业在国家监督之下得到一定的发展。列宁认为必须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商业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准备在商品交换中实行全面社会主义化而服务。但是，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着重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力量，以便和私人资本进行斗争并使其服从国家的政策和领导。一九二一年的俄共第十次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即规定了上述的对私人商业资本的政策的精神：“用将商品交换主要集中于合作社之手的办法，去与无政府状态的（即不受国家之任何监督与管制的）商品交换作斗争，但决不排挤正当的自由贸易。”一九二四年“关于经济政策底当前任务”的决议又指出：私人资本在国内贸易中起着相对的较大的作用的原因，是它的分散性使它能适应于满足乡村中分散的消费者。同年“关于国内贸易”的决议也指出：“小农经济的散漫状态，……使得目前农民需要的极大部分要由私商机构予以满足一事，成为无可避免的现象。”因此，除了对破坏性的商业活动作斗争外，对于正当商业活动是不应加以排斥的。本书指出：国家和私人资本作斗争的方法，除了积极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外，便是依赖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大批的工农业主要生产品，以控制市场，调整价格。国家必须有系统地降低物价，以便使商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比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远为优越。“关于国内贸易”的决议强调指出了价格政策在和私商斗争中的意义：“国家在调整市场物价上所起影响之程度，就是测量苏维埃国家在市场上实现其领导作用程度的直接尺度。”为此目的，决议还指出：要“以所有国营商业与合作社机关在市场周转中协调一致的有计划行动的方法，来加强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底经济阵地”。这就是说：国营商业与合作社互不联系、各自着眼于本位利益，而在商品周转和商品价格上互不协调甚至互相抵销力量的现象，是不应该容许的。
布尔什维克党在价格政策问题上，曾经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托洛茨基分子抹杀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作用，在价格问题上，利用他们盘踞在国民经济领导机关的地位，藉口“发展工业”，片面提高工业品价格来压迫农民。“关于经济政策底当前任务”提出了这一政策所造成的极大危害：“高昂的物价遇着了农民群众市场的低度支付力。商品销售不出去了，这不仅不能给工业以预期的利润，反而使它面临无力支付与减产的威胁。”而在农民方面，则不能得到改善其生产与生活情况的必要的工业品，这又使工人阶级面对失掉农民信任的威胁。
一九二七年的“关于拟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对于工业品价格问题作了一个高度原则性的论断：“作为全部经济方针之基础的，列宁底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工业应给农民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廉价的商品”。为了降低工业品价格，本书许多文件都提出必须厉行增产节约，改进经营方法，提高劳动效率，加速商品流转，减低生产成本，减低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商业费用至最少的程度；并指出：工业品的价格不能超过成本和必要的最低利润以上。
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极其重大的作用，一九二四年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小农经济，除了经由集体的组织形式，即经由消费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外，是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使之走向社会主义的。”把小农组织起来，不使它受资本主义破坏，把它巩固地与国家经济、工人阶级联系起来，逐步地提高它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逐步地发展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大生产，是必须经过广泛的发展合作社的道路的。
本书对于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意义以及合作社的组织路线、经营方法，作了许多详细、周全的指示与规定。这一方面的叙述，占了本书大量的篇幅，这对于我国当前合作社工作，有极大实际价值。
关于工业的叙述占了本书最多的篇幅。关于工资，本书指出：工资的提高，一般说来应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比工资的增长为快，否则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设物质基础，积累资金，保证工资之不断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必须反对不关心工人福利与待遇的逐步提高的现象，因为只有不断地提高工资，才能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九二四年“关于工资政策”的决议提出了提高工资的具体方法：正确地组织生产，充分利用职工的劳动日以提高劳动效率；改善技术装备；实行定额制度并根据生产力发展程度定期地审查、修正定额以建立合理的工资与奖励制度，厉行节约以减低成本等。
本书许多文件也强调了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工业之必要。社会主义工业高度优于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主义工业是在国家统一的计划与领导之下发展的。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整个国家工业由于相互适应配合而得到高度迅速的发展，同时也保证工业的发展能够服从国家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因此，生产的配置、定货的分配等等，都必须服从国家统一的计划，严格符合于生产集中的利益，使每一时期的基本经济任务，能够得到充分的物质条件去保证完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统一的经济制度，还必须建立在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的基础上。企业会计应受国家统一领导并受国家监督执行。隐瞒企业财政状况，拒绝国家的领导和监督，是违反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非法行为；只有确保国家对一切企业财政的统一管理，才能使整个国营工业，然后是整个国家经济达到真正统一的平衡。
以上是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来介绍本书的某些重要内容。仅仅从这些介绍看来，这本书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十分明白的。这里还可提出：在我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时，本书的最后两个决议：“关于我国经济状况和党底任务”“关于拟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是尤其有重大的借鉴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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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宁线上的卫生模范列车
加里
每天清晨，杭州和南京车站对开第一列特别快车；包乘这两趟客车的，是杭州列车段杭宁包乘组。由于全组同志的努力，从出发站到终点站，车内外始终保持整洁。
当车站上开始第一次检票让旅客进站的时候，列车员们便整队排列在检票处，迎接客人。他们引导旅客到各自负责的车厢里，并帮助他们找座位、安置行李什物，使旅客一进车厢，就感到亲切、温暖，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这需要全体乘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采取上述新工作方法的倪守道，正是具有这种高尚品质的工人。杭宁包乘组自实行“接引旅客上车法”和“三放一不挂”的制度（大件放在座下，小件放在架上，保证放平放稳；衣钩挂衣帽，一律不挂其它什物）以后，不仅改变了过去的拥挤现象，而且缩短了旅客上车的时间。旅客们称赞着说：以后出门再也不用操心了。由于各车旅客的人数接近平均，乘务员极便于检查、照顾有病的旅客，如果发现传染病患者，就可以迅速地把他送到“卫生车”上，进行隔离、医疗。
列车出发前，乘务员首先检查所有车厢的整洁情况，如果发现那里不清洁，便利用“放客”（检票让旅客进站）前一段时间，发动全车工作人员，进行清扫。乘客入座后，列车开始行进了，清扫工作也随着开始，以餐车为中心，分为前后两部分别进行。譬如说，吕恩耀车班的陈仑大组，负责清扫列车的前半部，他们把面盆、出入口牌、铜杆、茶几，擦得晶亮；并使痰盂里的水经常保持清洁。清扫后半部的章汉云组也并不落后，他们提出了“站站
（车站）抹扶手，灰尘不沾旅客手！”的口号。到了大站，因为停留时间较长，乘务员便下车揩抹车厢外部的窗沿和车壁。每跑一趟车，他们都要挤出时间把列车外部冲洗一次。列车离站以后，乘务员经常冲洗痰盂，洒石炭酸，擦扫地板，揩抹污渍，清理厕所等。为了清除暖气管缝隙里的垃圾，乘务员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以前，采用了两人清扫法：一人执钩掏出缝里的垃圾，一人持扫帚随着清扫，这样就使车厢内外经常保持了清洁。
杭宁线上对饮食业的管理极为严格。餐车工作人员一律着白色工作服，带口罩。他们经常修剪指甲，并且做到做饭前将手洗净，做饭时不乱摸杂物；饮食用具一律用热水洗净。供旅客用的茶杯，用前都要经过消毒。
发动旅客保持车内清洁，是杭宁包乘组工作中的主要特点。车长吕恩耀参照东北路局的经验，建立了“旅客代表制”。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车内卫生、行车安全得到了保障。“旅客代表”是由旅客推选出来的，条件是：第一，必须是长途乘客；第二，年纪不能太大或是有残疾的人。每次被推选出的代表，大多是能代表旅客意见的工人、革命军人、公教人员和青年学生。他们当选代表后，乘务员便请他们坐在插有小红旗的旅客代表席上。这时，代表们便开始执行任务——协助乘务人员维护车内的安全和整洁。有一次，一对青年夫妇被选为旅客代表。女的向丈夫挑战：“我们车上保证做到：宝宝不乱拉屎尿；纱窗全部放下；大人不在车上抽烟，你们车上准备怎样做呢？”丈夫接到挑战书后，马上行动起来，逐座向乘客进行劝说，要求他们保持车内清洁。九月十六日，杭宁线上有一位旅客被选为代表，每到一站，他便帮助年纪大的客人上车、下车。有一位国际友人坐了这趟车，看见车上既整洁，又有秩序，乘客都很谦让而且有礼貌，他对人说：“我对于车上的组织，非常满意。在中国解放以后短短的时间内能够如此，使人非常羡慕。”
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以前，车长邀请全车旅客代表举行会议，听取旅客们对列车卫生工作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及时反映到车班。这样不仅使旅客和列车工作人员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且提高和改进了列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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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加强报纸摄影画刊专题报道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最近半年来，各地许多报纸的摄影画刊都采取了专题报道的编辑方法，表现了各地报纸画刊的独特性和地方性的色彩。
但是有不少报纸的画刊还不能充分地运用专题报道的形式，来反映各地区多种多样的新鲜事物。有些报纸的画刊却用图片来连续报道某些专门性的技术细节，这样不仅使得画刊在形式上不得不因技术的连续过程而显得刻板，而且在内容上也就苦涩无味。例如大众日报八月十八日所刊登的“学习‘五四’采煤队长壁式双循环作业经验，提高煤矿采煤效率”画刊，就是一个例子。这期画刊连续地报道了采煤作业中的操纵机械、注意保安、检查顶板和劳动组织等一连串的技术过程和细节，而这些技术细节表现在画面上不过是一些不同场面和几个不同角度的姿势，连给人们介绍一些有关煤矿知识的目的都不能达到，那么就更不可能吸引人们和起着教育、鼓舞人们的作用了。上海新闻日报九月七日的“介绍苏联先进医学经验‘无痛分娩法’”画刊，也存在着同样的缺点。这期画刊着重地介绍了采用“无痛分娩法”的分娩过程，企图用图片来说明“无痛分娩法”分娩的一些特点和几个重要步骤，但是在图片的画面上却出现了许多极其勉强和令人难以接受的形象。以上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不仅用图片来报道技术，在表现方法上有困难，而且因为报纸的对象并不都是一些技术人员，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必要对某些先进经验或工作方法作具体的、细节的技术上的报道，画刊也不可能把这些技术过程完全表现清楚。因此即使技术人员看了这样的画刊，也不能按照画刊中逐图所表现的那样按步去做。
画刊的专题报道必须表现思想，而不应当表现单纯的技术，因为技术问题往往和广大群众的生活、思想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就不可能也不易被群众所接受和显示它的说服力。如果我们的摄影画刊能够充分表现为国家创造巨大财富的英雄们的各个方面的生活，表现我们祖国的新鲜事物和它直接给予广大人民的多方面的影响，以这些具体的事物来体现一些英雄模范的可贵的优良品质，体现广大人民的生活和社会面貌的迅速变化，从而展示我们祖国不可限量的前途和无限美好的远景，那么广大的群众就可以从这里得到鼓舞和教育。
我们不妨举一个摄影画刊专题报道比较成功的例子。解放日报九月十三日“城乡物资交流更活泼起来了”的画刊，表现了通过庙会形式进行城乡物资交流的作用，它不只是说明了城乡物资交流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最重要的还在于表现出通过这次物资交流会而显现了的农民在生活各个方面的显著变化。这期画刊的每幅照片都表现了生活的真实形象，给人以较大的感染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深入生活和熟悉事物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深入生活的表现方法，要比那些在表现工人时单单表现机器和工人，表现农民时只表现农民抱着一捆谷子要来得更新鲜生动，更富有说服力和接触到事物的本质；也唯有这样才能使画刊的每幅照片不仅表现了主题，而且同时体现了围绕主题的各个方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系统而深刻的印象。
因此，各个报纸画刊的编辑和摄影记者必须深入体验生活，从实际生活中来反映各地区的新鲜事物，提高和加强报纸摄影画刊专题报道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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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中国少年儿童剧团在北京首次公演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中国少年儿童剧团自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在北京青年宫首次公演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和中国儿童喜剧“桃子熟了”，作为在“中苏友好月”中向首都少年儿童的献礼。这次演出的两个节目中，“小白兔”（苏联谢·米海尔柯夫编剧，孙维世导演）是教育儿童重视集体利益的，它说明只有团结友爱才能发挥力量，骄傲自大将会给集体带来很大的危害。“桃子熟了”（任大霖原著，鲁亚农导演）反映了新中国农村中的少年儿童队员们热爱军属，不畏艰难地帮助军属孙大伯抢救桃子的新道德品质。通过新的一代的劳动形象，教育人们热爱祖国和提高为美好前途奋斗的信心。
中国少年儿童剧团是在今年八月文艺整风结束之后成立的。该团的前身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少年儿童艺术工作队，再早是解放战争中活跃在东北前线和土地改革中的东北文工团第二团的儿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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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怀念着苏联同志
苗地 赵志方作
一、我叫张学成，现在是中国长春铁路大连铁路工厂生产调度科科长。日寇统治时期，我是一个学瓦斯焊的普通工人。可是，那时候根本学不到一点技术，鬼子焊活儿的时候，连看都不叫看，整天挨打受气，给鬼子打杂。
二、“八一五”苏军解放了大连，我们厂里来了苏联同志。由于我当时对苏联认识不清，思想上总认为不管谁来还不是压迫咱们，反正是凭做工挣饭吃，别的事和我无关。
三、后来，我接触过几次苏联同志以后，觉得我以前的想法完全错了。苏联同志对我们非常亲切关心，同志们有缺点他就很耐心负责地提出来批评。日子长了，工友们都喜欢和苏联同志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