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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二年冬学运动的通知
今年九月间，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对于今年冬学运动已有所讨论。据最近各地进行情况看来，有的地区感到方针不够明确；有的地区尚未切实布置。特再发此通知，盼各地结合当地情况进行讨论与布置。
一、速成识字法的创造，为扫除文盲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实验的结果证明：突击速成，确实有效，推行这种方法，确能加速提高农民文化政治水平的过程，因而也将推进国家建设事业。但速成后，必须继续进行巩固工作。否则大量“回生”，仍不能达到扫除文盲的目的。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任务仍很繁重，加以准备工作还不充分，因之全国范围内的扫除文盲运动，在今冬和明年应采取准备干部、重点试办的方针。尚不宜也不能普遍推行。而今年冬季广大农村则仍应开展冬学运动，按照以往经验对农民群众进行识字教育，并结合当地中心工作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和思想教育。
二、推行速成识字教学，必须做好训练师资和教材等必要的准备工作，选择有条件的地区、村、乡有重点地推行。切忌毫无准备地全面铺开，使工作不巩固，为今后运动的开展造成极大困难。因此，必须以原有民校为基础，选择重点，吸收青壮年民校学员或略识文字的半文盲组成速成识字班进行教学，其目的在于积极地创造与积累农村推行速成识字法的经验，为今后全国大规模的农村扫除文盲运动取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经验并做好组织准备。因此，领导上不应单纯地追求数量，更重要的是求得扫除文盲的实际效果。在重点推行的地区与学校，必须加强领导，不断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抓紧冬季农闲时间，减少其他活动，集中力量，在今冬明春完成突击速成识字的教学任务，以便冬学结束后转入巩固阶段，在常年民校中继续学习，巩固冬季突击阶段的学习成果，在明年秋季以前达到切实扫除文盲的目的。务必做到开一个班，就办好一个班，吸收一个学员入学，就按时扫除一个文盲。
三、还没有条件开办速成识字班的大部分地区和村、乡，应组织广大农民上冬学，用以往办冬学的经验和教学方法，进行群众的文化与政治教育。既不应全面铺开速成识字教学，以免盲目自流，也不应为了搞重点地区的速成识字而停办冬学，把广大农民群众的学习放在一边不闻不问。如果群众要求参加速成识字学习，领导上应耐心说服群众，讲明速成识字集中突击的特点，目前因师资教材等条件还不齐备，暂时还不能全面推行这个办法，应用以往教学方法学习文化和政治。
四、冬学应结合各地中心工作，广泛地开展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内容：（一）时事政治教育。广泛宣传建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中苏友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成就等，以提高人民热爱祖国与建设祖国的积极性与信心。（二）政策教育。进行爱国增产、生产合作、劳动互助、工农联盟及社会主义的前途的教育。可结合生产模范、模范互助组和合作社以及苏联典型事例进行教学。此外，亦应进行爱国卫生教育、婚姻法宣传和民兵教育。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则应配合土地改革进行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教育。政治教材由各大行政区负责解决。
五、冬学经费。除政府已发之补助费外，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经过村人民代表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得适当地由群众负担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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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在十月二十七日向所属省、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指示着重指出：华北今年冬学的任务，一是组织青壮年农民参加速成识字学习，扫除文盲；有计划地选取重点，创造各种不同类型的经验，为今后大规模扫除文盲作好准备工作。二是动员广大农民上冬学，参加时事政治学习，以提高思想认识。指示要求各级领导除用大力组织速成识字外，必须以足够力量领导冬学工作，防止只顾速成识字不管冬学的偏向。指示指出：华北区的冬学运动，在老根据地已有十多年历史。近几年来，又有更大的发展。它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传播生产技术与卫生知识等方面，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并已有显著成绩。冬季学习运动，已成为广大农民生活中极重要的部分。速成识字法的推行，使华北区农民文化学习又进入新的高潮；但速成识字法今冬只能重点实验重点推行，还不能完全代替冬学。除一部分青壮年参加速成识字学习外，广大农民的文化及政治学习仍须抓紧领导。即在速成识字完成以后，民校还须继续进行群众文化学习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为此指示特要求各地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注意以下几点：
一、除参加速成识字者外，所有农民在自愿原则下，尽可能组织他们参加政治班文化班，有计划地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教材由各省市编写或选用。
二、根据农民需要，可结合农业生产总结及爱国卫生运动适当进行农业生产技术及卫生常识的教育。此项教材由农村卫生部门组织编写或选辑。
三、未参加速成识字学习的民校学员和冬学文化班，除一律参加文化学习外，仍应组织政治学习。
四、学习时间：时事政治学习，可按农村习惯，每十天上课两次。文化学习原则上应每天学习两小时左右。参加速成识字的农民，每月也应进行一次时事政治教育。
五、所需经费除师资训练、奖励补助由各省（市）一九五二年岁出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工农业余教育费项下开支外，冬季民校灯油、烤火、办公费及教师之补贴等，可根据各省（市）乡（村）镇地方财政规定解决。
指示估计今冬农民可能要求普遍开办速成识字班次，但因师资教材以及教学经验不足，不能满足群众要求，各地均应很好说服群众先上冬学，陆续参加速成识字。但如师资教材能够解决的村庄，群众迫切要求改用速成识字者亦应加以领导。即使条件尚未具备，群众一定要用速成识字法进行教学者，应向他们讲明“夹生”、“回生”的害处，量力领导，不能坚拒。
指示最后要求各省（市）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各省（市）的冬学计划。（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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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指示号召保证执行“冬学运动的指示”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十月三十日向所属各省、市党委及蒙绥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保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十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的贯彻，防止只注意部分地区部分青壮年农民速成识字教育，而忽视广大农民冬季政治文化学习的偏向。指示说，为了使各地不致发生忽视冬学的偏向，冬学开始以后，各地党委应组织力量进行一次检查。至于冬学时事政治教育的各项内容，应结合当地中心工作很好安排，以便使群众的学习能与当前的工作紧密结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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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历史学界热心研究中国近代史
——访苏联历史学家叶菲莫夫教授
沙英
十一月五日下午，我们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访问了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叶菲莫夫。
叶菲莫夫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远东历史系的系主任，他研究中国历史已有二十多年，著有“中国近代史”等书，是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是参加十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苏联和平代表之一，现在他以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的一员参加我国“中苏友好月”活动。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者，还是一位杰出的和平战士。
因为我们要会见的是一位高贵的友人，所以在未见面之前，一种崇敬的心情，使我有点紧张。可是，他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亲切地跟我们握手，他的眼睛闪射出友爱的光芒，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特别是他那热情的话语，使我们中间语言的隔阂无形中完全消失了。我们感到十分轻松和温暖，就好像是坐在一个亲密的朋友的家里。
当我们问到他关于苏联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及东方历史的研究情况时，他经过片刻的沉思，就同我们倾谈起来。他谈得是那样的从容，在朴素的语句里夹杂着生动的事例；他有时反复地不厌其详地解释着，惟恐我们受语言的限制不能了解他的每一句话。他尽量想把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热情关怀全部传达出来。
“在苏联，最近二十七年以来，对于中国的历史感到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研究中国历史已形成了一种高潮。”他接着说：因为苏联的青年学生和广大读者，都热烈地渴望着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近数十年来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苏联的历史学家认为尽力来帮助苏联人民满足这种愿望，乃是无上光荣的事情。在苏联很多大学和专门学校里，都设有研究中国历史及东方历史的机构，许多历史学家和研究工作人员，都在积极地钻研着，他们经常举行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阐述中国历史问题的文章，也有很多人在从事翻译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
叶菲莫夫特别就他所熟知的莫斯科东方研究所和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情况，向我们作了概括的介绍：莫斯科东方研究所有三个系——历史系、经济系和文学系，其中历史系主要的是研究中国历史，在文学系里研究中国文学也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在他们出版的“科学通报”上，常登载有关中国历史问题的文章。今年他们曾举行了两次学术讨论会，一次是讨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一次是讨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在每次讨论会上，发言都是很热烈的，他们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感到很大的兴趣，如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一问题时，曾引起很热烈地争论。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讲师和研究生们，现在着重研究中国近百年史，将来也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在他们的“历史问题”杂志及“列宁格勒大学通报”上，也登载着很多有关中国历史问题的论文。在一九五一年的冬天，他们热烈地讨论了“关于东方民族形成的问题”，大家都按照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科学定义，具体地分析了东方各民族的特殊的形成过程。叶菲莫夫特别强调地说：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于苏联历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及东方历史有极大的帮助。
叶菲莫夫说：在苏联出版的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是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历史学家杜门著的“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一书及略特金所写的“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一文，对苏联读者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他来中国之前，在苏联又出版了“东方国家新历史”两卷集，其中有重要的章节是阐述中国历史的。Г·Б·爱伦堡著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简史”一书，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了中国人民的光荣斗争史，在苏联也很受读者的欢迎。他特别指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苏联历史学家们来说，那是一件大事，大家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来精心地研究它。苏联历史学界对中国进步的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也是十分重视的。例如郭沫若、陈伯达、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人的著作，在苏联都已有了翻译，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也正在翻译中。谈到这里，叶菲莫夫对中国历史学家们辛勤的劳动成果，表示了衷心地称赞。
当记者请他谈一谈他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时，他极为热情地说：远在一九三二年，他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了，一九三五年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程。他为了系统地深入地钻研中国历史，曾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学习中文，以便能够直接阅读中国的书籍。从一九四○年开始，他便不断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和出版有关中国历史问题的文章和著作。他曾在苏联各地的工厂、矿山、学校和部队中，作过许多次的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他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国近代史”，一九五一年又出版了该书第二版。他说：“为了写作这本书，我曾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有关于论及中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经典著作，并尽可能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来加以研究。一九四九年我得到一本大连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如获至宝，实在对我有很大的教益。此外，我还尽量阅读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及其领导同志的言论，并广泛参考了中国进步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写作态度是多么严肃，对于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的热爱了。
他这一次到中国来，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访问了许多古迹，搜集了大批史料，并同许多中国历史学家交换过意见，他说这对他今后的研究工作有了极大的好处。他诚恳地说，这次到中国后，得到了许多新的认识，“因此回到苏联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修改‘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使它更充实更完满。”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学者的极为可贵的谦虚态度和求实精神。
叶菲莫夫对我们扼要地介绍了苏联历史学界近几年来的研究情况。他说：自从斯大林同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及最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伟大著作发表以后，对苏联历史学界的推动作用是极大的。他们不仅要精心地研究斯大林同志这些著作，并且要遵照斯大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发展和贡献，来解决在苏联历史学家面前所提出的新任务。他强调地说：我们要在世界历史统一的整体下来分别地研究各国的特殊性，我们要根据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去研究各国的历史。他同时强调：在苏联历史学界特别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这是推动历史研究工作不断前进的动力，绝不允许那种一团和气、互相奉承的自由主义作风的存在和发展。
他还告诉我们：苏联历史学界，现在正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者为中心，同时吸收全国各地的历史学家参加，准备编写“全世界通史”、“莫斯科的历史”、“列宁格勒的历史”等书，并要着重研究各国民族的形成及各国工人运动史、各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各国经济发展史。列宁格勒大学的历史学者们，现在正从事研究国际关系史，该校东方研究所已出版了“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其中关于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部分，就是叶菲莫夫自己执笔的。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党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历史科学的思想水平，我们要加倍的努力，来完成党对于我们的期望。”
我们谈话进行了两个钟头了，但他仍然热心地问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些什么。最后，他又以爽朗的语调，对我们简明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苏联历史科学总是教育人民和青年们要发扬民族的自尊心，研究伟大人物的传记，不断增长爱国主义的情感；并尽力宣扬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他们尊重他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斗争。他说：“斯大林同志最近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就是表现了我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最明显的例子。”至此，他特别引证了斯大林同志演说中的两段话结束了他的谈话。（附图片）
叶菲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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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朝鲜前线寄莫斯科
——为庆祝“中苏友好月”而作
刘白羽
亲爱的苏联同志们！
在这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在这表现着中苏人民无比亲密友谊的日子里，请允许我从朝鲜前线，表示我们最珍重的感情。只要提到前线，你们想得到，这就不仅仅表示着我一个人，而表示着前线无数兄弟们的感情的。
今天，十一月七日，雪第一次飘舞在朝鲜天空上。我们前线上的人，整个心情，都为克里姆林的钟声激动着、快乐着。我们都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光辉中生成长大的，我们在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教养下站起来战斗。多少年来，在火焰般战斗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为了我们祖国解放的远大理想，同时，也为了莫斯科闪耀的光明而振奋着。这不仅仅指的是过去，更重要的是今天：在一九五○年，当大风雪吹着火光的时候，当美国强盗使朝鲜人民鲜血横流的时候，我们志愿军一个战士说：“我们得到了幸福，不能看着朝鲜人民受灾难。”因为我们记得，在一九四五年，当歼灭侵略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时，苏联人民曾经怎样流出自己的鲜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不仅仅给我们以希望，同时给我们以榜样。我们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带着我们民族优秀的素质，同时也带着共产主义可贵的品德。这就是在朝鲜火线上，抱着炸药，冲向敌人，贡献出自己生命的杨根思，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吓倒德国法西斯的马特洛索夫之间的联系。我们一个战士在死鹰岭上奋战了几昼夜，冰雪把他冻得僵硬，炸弹又烧毁全身，他已昏迷过去，他还问：“我小组的同志呢？让我用手摸一摸吧！（可是他的手已不能动弹）同志！我们一定要在一起，我们宣过誓，我们打得很好，我们不走，来！一，二，三，我们唱国际歌，……”我们无比忠诚的战士是这样英勇作战的。
我们是热爱我们祖国的，祖国在我们心中如同太阳一样温暖。我曾经和几个从淮河上来的人在一起：一个连长在紧急情况下，他拿出从淮河边寄来的家信，他就有了力量，过去他受尽淮河的灾难，今天淮河对他投来幸福的光芒；另一个战士在战斗中也记着，他参加了建筑淮河水利工程，而后从丰饶的麦田地里走来朝鲜前线。可是我们同时也记得，在灾难河流上所出现的巨大工程，是和斯大林同志派来的苏联工程师的辛勤劳碌无法分开的。而以列宁名字命名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通航消息来到朝鲜前线时，我正在一个森林中的炮兵部队里，那时我们感到我们的森林整个通明雪亮起来，战士狂欢歌唱，因为我们知道苏联国土上巨大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功，也包含着我们未来的希望。正由于我们爱我们祖国，我们也就能最爱我们兄弟的国家。
不久以前，我和一个战斗英雄，坐在前线的掩蔽部里，因为他和我都是到过莫斯科的人，我们就谈起红场、克里姆林宫，工厂和集体农庄，以及美丽的苏维埃国土上的早晨。亲爱的苏联兄弟们！同志们！你们知道，在这炮火不停轰响的地方，这种谈话对我们有多么深长的意义，而你们知道，在这炮火不停轰响的地方，我们一句一句又一字一字读着斯大林同志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着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以及马林科夫同志在这个大会上的报告，这对我们又是多么珍贵而永远永远难忘的幸福。我们知道，当苏联向共产主义迈进时，这是我们革命斗争事业当中，多么重大的、带决定性的前进和胜利。今天，在我们面前是美国侵略军队。美国强盗是残暴的，可是我们的战士怎样回答他呢？我们的战士说：“现在我在朝鲜亲眼看到美国强盗的残暴行为，现在朝鲜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朝鲜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我们坚决的打击侵略者！”在这种时候，斯大林同志和伟大苏联建设的辉煌胜利，就给予我们无比的鼓舞；这就形成无数次出击道路上，火一样燃烧着我们战士的那种信念。因为我们知道，苏联的胜利，对于世界上一切争取和平、民主与解放的斗争，都是多么巨大的推动。
太阳以无比的灿烂光芒照耀着大陆与海洋，人们在太阳照亮的道路上前进。亲爱的苏联兄弟们！同志们！让我们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照耀中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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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严正处理干部侵犯人权的三个重大案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调查处理了宁波市、于潜县、萧山县和临安专区某些干部严重地漠视人民群众利益，丧失立场，侵犯人权的三件重大案件，对犯错误的干部已分别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分；对违法分子并已逮捕法办。
第一件是宁波市制烟工人冯镇元在与不法资本家毛荣寿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中，遭受不法资本家的阴谋陷害和当地政府机关干部的迫害案。
冯镇元是宁波市私营裕星烟厂（前裕昌烟厂）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在解放之初，就曾检举该厂不法资本家毛荣寿腐蚀税局驻厂员，进行偷税、漏税的犯罪行为。毛荣寿为了继续施放“五毒”，就阴谋诬害冯镇元，破坏工会。在许多次阴谋遭到冯镇元的反击失败后，毛荣寿在一九五○年六月藉口
“淡季”、“生产困难”（事实上是他自己收买了会计，预先抽逃了大批资金），要解雇包括冯镇元在内的二十五个工人。冯镇元识破了毛荣寿的新阴谋，团结了厂内的进步工人，据理力争；三次在劳资协商会上用具体事实和算细账的方法驳得毛荣寿哑口无言。
但毛荣寿仍坚持解雇工人，以致协商无结果，遂由劳动局处理。主持处理此案件的宁波市人民政府干部，以该市副市长兼市人民法院院长、市劳动局局长刘德甫为首，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官僚主义态度。刘德甫和当时宁波市劳动局实际负责人王少云（劳动局秘书科长）对冯镇元的正义斗争毫不支持，只轻信某些干部的片面汇报，便盲目地强调照顾资本家“生产困难”，并说冯镇元有“政治问题”，同意把冯镇元从劳资协商代表中排挤出去。结果，冯镇元便被不法资本家毛荣寿所操纵的“劳资协商会”“协议”解雇。冯镇元坚持斗争，曾写信给刘德甫要求支援，刘置之不理，并批准了“解雇协议”。冯镇元到宁波市人民法院提出控告。不法资本家毛荣寿收买的该厂工会副主席蔡隆甫，拿了劳动局的介绍信到法院与冯镇元“斗争”。宁波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魏鉴一等只凭劳动局的意见，即判决不法资本家解雇冯镇元。冯镇元不服，又向省人民法院宁波分院上诉，并坚决拒绝离厂。不法资本家毛荣寿这时就给冯镇元捏造了“违反协议”、“侮辱政府”、
“破坏生产”等罪名，以三百万元“活动费”勾通黑律师收买了宁波市人民法院旧司法人员王正民，陷害冯镇元。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冯镇元在省人民法院宁波分院被审判员冯禾青无端训斥了一顿。法院秘书毛尹连见都没见过冯镇元一面，便在判决主文上批了“冯镇元虽系工人出身，但无工人品质”，驳回上诉。接着宁波市人民法院贪赃枉法的旧司法人员王正民便根据不法资本家所捏造的那些“罪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冯镇元押了起来，判处徒刑三月，缓刑一年。该院副院长魏鉴一也就糊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个判决。到冯镇元的母亲前往保释时，冯已被非法扣押二十八天。在斗争过程中，冯镇元曾投书市总工会、前宁波时报，但都未得到支持。直到“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冯镇元将全案经过写信向华东军政委员会饶漱石主席申诉，经中共浙江省委、宁波地委、宁波市委派专人进行认真调查，责令刘德甫等彻底交代并检讨自己的错误，事实真相才被调查清楚。
第二件是于潜县劳动妇女潘香球在与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分子进行斗争中遭受当地干部的迫害案。
潘香球住在于潜县潜东区藻溪乡董家村。土地改革中，在该村领导土地改革的区干部欧诸梅（区委书记孔涛的妻子、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包庇地主，并欺潘香球是寡妇，没有合理地分配给潘应得的土地房屋。为此潘香球曾多次向在该村领导土地改革的另一区干部王荣星要求公平合理处理自己的问题，并揭发欧诸梅包庇地主的错误。但王荣星始终置之不理。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晚上，王荣星在该村召开农会小组会，潘香球带着她的正出麻疹的三岁女孩也来开会。会上，潘香球又向王荣星提出合理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王荣星不但不给解决，反而拍桌大骂，唆使民兵林杨根等将潘香球捆起殴打后推出门外。潘香球的女孩因受惊吓和受风寒，在第二天夜即夭折。潘香球遭受如此严重的打击，悲愤异常。她背着孩子的尸体到潜东区区人民政府申诉，但前潜东区区委书记孔涛却包庇自己地主出身的老婆和坏分子王荣星，听信他的老婆欧诸梅和坏分子王荣星对潘香球的污蔑，说潘背尸申诉是“癫婆子”。有一次孔涛竟听任区里的通讯员麻保仁把潘香球捆吊十余分钟。潘香球要到于潜县里去申诉，区里不发给通行证，限制她的行动自由。当县里派人来调查时，孔涛又与王荣星共同封锁事件的真实情况，编造假报告。孔涛调县工作后，继任潜东区区委书记的高永泰、明宝才也对潘香球的问题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恶劣态度。省府明令取消通行证后，潘香球曾三到于潜县，两到临安专区，两次行乞到省府所在地杭州，向于潜县人民政府、于潜县人民法院、省人民法院临安分院、省人民检察署申诉。但她的正义斗争不仅没有得到充分支持，反而进一步遭受了压制和迫害。中共于潜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梁震、副县长兼法院院长吴献祥在受理潘香球遭受迫害的案件中，听信坏分子王荣星、坏干部孔涛对潘香球的污蔑，轻信干部的假报告，并未深入群众切实调查真相，始终把潘香球当作“癫婆子”、“流氓”、“无赖”对待。对潘香球的正义要求和正义斗争，则认为是“大吵大闹、影响工作”、“蓄意诬告干部”、“有坏分子在背后掌握”。他们起初一再拒绝接见，后虽在今年一月二十六日由吴献祥接见，但吴却强调已有调查材料（指假报告），根本不听潘香球的申诉。潘当场批评吴献祥“包庇王荣星，不给劳苦农民解决问题”，吴献祥竟羞恼成怒，滥用职权，经与梁震会商并经梁震决定，由吴献祥批示“为保障干部安全，应依法将潘香球逮捕。”结果，潘香球和她的孩子都被逮捕下狱。潘香球在狱中坚决抗议此种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行为，但竟被看守员辱打，并被强制带手铐三小时。潘香球被押九天出狱后，又两次到临安专区，两次到省人民检察署申诉，坚持斗争。但当潘香球回县后，梁震、吴献祥竟胆大妄为，以“妨害公务”的罪名将潘再次逮捕下狱。潘香球在狱中再次坚决抗议，竟又遭殴打，并被强制带脚镣两天一夜。直到案情大白，临安专署下令于潜县府将潘香球释放时，潘香球才获得自由，但已被押七十七天。
省人民法院临安分院在受理潘香球的申诉时，也犯了极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该院兼院长萧方洲（临安专署专员）对该案不予重视，听任下面干部胡乱处理。该院审判股长葛星天（旧人员）和司法行政秘书董文德（共产党员），初则藉口“正在搞‘三反’”根本不予受理；后经潘香球一再请求，才敷衍塞责地把潘的口诉状发交于潜县人民法院调查处理；最后，竟根据于潜县人民法院送来的一份歪曲事实、对潘香球横加污蔑谩骂的假报告，信手批复：“该妇女如再屡教不改，无法无天的乱搞下去，也可按普通刑事犯随时惩处之。”当省人民检察署调查此案时，该院竟仍毫不负责地将这份假报告中歪曲事实的所谓“材料”及其荒谬绝伦的所谓“批示”，转呈省人民检察署。省人民检察署根据潘香球的申诉，多次会同有关单位进行调查，使全案真相大白后，中共临安地委、临安专署对此严重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重大案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中共临安地委虽在地委扩大会议上对此案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但既未亲自下去检查处理，又未对有关人员加以处分，反而把此案善后事宜交给梁震、吴献祥及董文德去处理。而梁震、吴献祥当时仍坚称潘香球是“流氓无赖”。直到中共浙江省委发出通报，严厉批判了这一错误，指令临安地委认真处理，并在党内处分了有关人员之后，方引起临安地委、于潜县委的重视。现临安地委书记高复隆、组织部长刘俊芝、临安专署副专员陈侠、前于潜县副县长兼法院院长吴献祥、省民主妇联临安办事处主任张素德等，已于十月十四日亲往董家村复核该案材料并慰问潘香球，将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处理本案的决定告诉她，表扬她坚持真理、进行斗争的精神，满足她对土地、斗争果实的合理要求，逮捕法办坏分子王荣星，并决定召开全区群众大会由犯错误的干部当众检讨。
第三件是萧山县手工造纸工人顾伯贤在与乡村干部贪污行为进行斗争中，遭受当地干部迫害案。
顾伯贤住萧山县戴村区长潭乡东山村，家庭成份贫农。解放后对劳动生产及农会工作都很积极，曾被群众选任村评选委员等职。一九五一年十月村里开评选模范会时，顾伯贤因村长顾关兴等集体贪污农业税、斗争果实及生产贷款等（已查明者为三千斤大米，群众反映尚不止此数），要求村长算清账目。该村长置之不理；在场的乡农会主任黄泉兴也不予支持。十二月，村干部即对顾伯贤施行报复，以“破坏评模”为名，撤销顾的一切职务。一九五二年二月“三反”运动开始，顾伯贤即积极搜集顾关兴等贪污材料，向乡政府检举。不料乡农会主任黄泉兴却将该项材料告知被检举者。村长顾关兴等为逃避追查，即伪造账目。顾伯贤又报告了乡政府。但黄泉兴竟蛮横地斥责顾说：“‘三反’是内部事情，不用你管！”“你这样撕得下情面！村干贪污我是知道的，村长侵吞不多。”顾伯贤见向乡政府数次检举无结果，乃于三月间将检举材料一份托顾德庆带往临浦镇，由顾德庆之子顾望成交给临浦镇派出所。临浦镇派出所收到该项材料后，即转报戴村区人民政府；区又推到乡。乡农会主任黄泉兴即找带材料的顾德庆恐吓说：“你儿子的检举材料都在我手里，不要说这几张，就是成百成千张，临浦镇派出所反正办不了我！”表现了严重的强横霸道作风。黄泉兴对于顾伯贤检举村干部贪污的行为极为不满，加以顾关兴等又反诬顾伯贤“勾结坏分子、准备推翻村政权”，黄泉兴等遂对顾多方打击。本年七月十日中午，该乡乡长陈正兴叫顾伯贤到乡政府去“谈话”。顾伯贤到乡政府谈不上几句话，就被黄泉兴及副乡长丁易斋、乡文书戴松庭将双手反绑，吊在梁上达半小时，大小便均被吊出；以后又被推进一丈多深的“地窖”中。乡长陈正兴眼见黄泉兴等胡作非为，竟不加阻止。直到午后四时许，经顾伯贤的母亲再三求饶，才把顾拉出，“取保”释放。顾右臂被捆吊重伤，至今未愈，不能劳动。顾伯贤曾两次到萧山县找县长申诉；均未引起县领导上重视。顾第三次到县检察署申诉。经检察署调查后，县府才批示检察署给黄泉兴记大过二次处分，草率了事。他们一面虽给黄泉兴记过，一面仍相信区政府的假报告，对区政府的报告与县检察署调查材料不相符合，亦毫无所觉，仍认为顾伯贤“历史成份不好”“有意勾结坏分子破坏村政权”，因此又批示区政府“对顾伯贤加以教育，以使其今后改造。”顾伯贤因见县府、县检察署不给解决问题，八月七日又向县法院申诉。县法院竟推给区里处理；区政府则干脆不管。八月十二、二十一日顾两次到省人民法院申诉。省人民法院两次都把顾介绍给县法院处理。县法院院长阚?玑不但不因此引起重视，反而对顾向省申诉表示不满。直到顾伯贤第三次上省人民法院申诉后，才引起省法院领导上的重视。现经过浙江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详细调查后，全部案情已弄清楚。
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对各违法失职人员分别作了严正处理：对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市劳动局局长、市人民法院院长刘德甫，经呈请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行政上给予撤销本兼各职的处分，党内撤销其市委委员职务；对于潜县人民政府县长梁震、副县长吴献祥除责令向群众公开检讨外，给予撤职处分，并撤销梁震党内一切工作；对于潜县潜东区区委书记孔涛已决定开除其党籍；对萧山县戴村区区长焦福德、该区长潭乡农会副主任兼文书戴松庭均给予撤职处分，并责令向群众公开检讨，并给予焦福德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对其他有关人员亦分别给了行政处分，或责令其进行深刻检讨。对严重侵犯人权的潜东区人民政府秘书王荣星，萧山县戴村区长潭乡农会主任黄兴泉、副乡长丁易斋，宁波市私营裕星烟厂不法资本家毛荣寿等均由省人民政府移送浙江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徒刑。对冯镇元、潘香球、顾伯贤三人坚决维护真理的行为，则进行了表扬与慰问；并解决了他们的合理要求。
第3版()
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肃清干部侵犯人权的恶劣现象
浙江省人民政府和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干部侵犯人权的三个案件说明：我们政权机关的某些干部侵犯人民民主权利和违法乱纪的行为，达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而这些干部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上级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漠视群众利益，不相信群众，无原则地听信干部的假报告。
更严重的是前于潜县县长梁震和副县长兼法院院长吴献祥。他们因盲目相信下级干部的假报告而受到申诉人潘香球的严正批评时，竟羞恼成怒，蛮横地将潘非法扣押九天。在潘香球到上级机关申诉回县后，他们又在省人民法院临安分院的直接纵容下，无法无天地把潘扣押了七十七天！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人民的政权就要变质，人民的民主权利就要失去保障！
但是，他们的上级对这样严重的问题竟视若无睹：中共临安地委在潘香球案真相大白以后，仍把善后事宜交给一直在坚持错误的梁震、吴献祥等去处理。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发生在“三反”运动以后，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浙江省党、政领导机关对有关人员的严正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其他地区的党和政府机关，也同样应以此引为教训，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坚决肃清革命阵营中的官僚主义者和坏分子，使我们的各级人民政府成为紧密联系人民群众、为人民办事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