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维辛斯基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联大法律委员会上关于侵略定义问题的演说
一、侵略定义在争取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斗争中的重要性
侵略定义问题有它自己的历史。
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内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在关于国际联盟的活动方面。以后，从联合国成立的初期以来，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侵略问题与另外一个国际法和国际政策上的最重要的问题——集体安全问题——有着必然密切的联系，这当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集体安全问题的本身又是与废除军备问题或者至少与裁减军备问题有着必然密切的联系。
在开始重新讨论“侵略”的定义这个问题时，我当然不得不先追述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回忆一下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回顾一下它已经经历过的道路。例如，我们不能不追述一个事实：早在一九二七年，那时正是国际联盟时代，曾在筹备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所谓“仲裁与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曾花了两年的时间为“侵略”下定义，并获得了某些成就，但是因为它遭遇了西方各大国在它的工作道路上所安置的种种障碍，它未曾能够胜利地完成它的工作。
在这方面的其他几次努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早在一九三三年，苏联代表团曾在裁军会议上提醒大家注意这种情形，当时苏联代表团指出：从事拟订各种安全与裁减军备草案的委员会与会议，都是在来回地兜圈子，并且我还要说，是在一个恶性的圈子里兜；它们只管来回地兜着圈子，丝毫不保证参加这些委员会和会议的国家的政府在实际上打破这种恶性的圈子，而走上一条足以使国际和平安全问题这样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获得肯定解决的康庄大道。
造成这种反常情况的一个原因是：西欧主要国家希望在保证国际安全和裁减军备——更不必说普遍废除军备——的方案的掩盖下，准备一些措施，得以把有关上述问题的国际协定变成对付苏联的武器，这一点是可以被认为绝对不容置辩的。这是那时的一切从事于安全和废除军备的国际会议与各种委员会所一贯追求的总方针。
德国再度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它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曾受到美、英、法三国的广泛支持，这三国曾解开了法西斯德国所受到的约束，为德国的侵略廓清了道路。西方三国拒绝苏联在一九三六年建议的集体安全公约，这说明它们不愿反击日益增长的希特勒侵略威胁。希特勒德国在美英法三国那种态度的鼓励下，愈来愈大胆，并坚决走上了军国主义化与广泛地发展军事工业的道路。大量的美元培植了德国战争工业并滋养了德国的侵略。在美、英、法三国反动集团的鼓励与帮助下，德国准备侵略战争的活动一年比一年加强，美、英、法三国反动集团的政策不是反对德国侵略，而是孤立苏联、使德国侵略向东发展，侵略苏联。
苏联提出的和平建议与裁军草案显然是与这种引起德国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的欲望的政策不能相容的。因此，苏联所有的草案与建议都在绥靖主义的宣言与具有可疑的和平意义的国际协定的喧嚷声中被拒绝了。一九二八年拼凑成功的臭名远扬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便是这种国际协定的一个例子。
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在表面上规定反对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但是在实际上，它的目的是要成为孤立与打击苏联的一个武器；苏联在当时就已指出了它的用意与目的。一九二七年国际联盟发表笼统的声明说：“侵略战争决不能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因此，它是一种国际罪行。”凯洛格公约根据这个声明，宣布它的所谓目的是禁止战争，但是实际上这个文件远不能实现它所宣布的那个目的。这个公约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主要是英国对这个公约所作的保留所造成的。英国的保留的性质与意义是很清楚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照会中指出，这些保留只能被认为是“想利用公约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的一个企图”。
苏联政府在它的照会中指出：必须禁止国际间的一切战争，特别是禁止目的在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以及干涉、封锁、军事占领外国领土、外国港口等行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答复要求苏联同意凯洛格公约的建议的照会中说：“近年来的历史上已有了好几次这种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好几个苏维埃共和国曾经是这种攻击的对象，目前四亿中国人民正遭受着这种攻击。而且，这种冲突时常发展为绝对不可能制止的战争。”
苏联政府虽然看到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制订者的一切隐秘的计划以及这个公约的所有的重大缺点，然而还是同意签订了这个公约，因为苏联政府考虑到这个公约客观上“使签字国对舆论负有某些义务，并使苏联政府能有机会向公约各签字国提出一个与和平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就是裁军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防止战争的唯一保证。”
大家都知道，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并没有防止战争贩子对苏联进行无数次挑衅行动。
为了保证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在最大的程度上付诸实施，并使专门为了保证公约的签字国履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而成立的机构的确能发生最大的作用起见，必须使这个机构获得相应的行动的准则。这就需要对侵略下一定义，下一个区别进攻和自卫的定义，揭露进攻一方——即侵略者——为了辩解他们的进攻通常使用的骗人遁辞。苏联在一九三三年就“侵略”一词提出历史性的定义，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苏联政府在提出侵略的定义的时候，已清楚地看到它将遭遇的困难。就在一九三三年，苏联政府已指出：它预料得到法律专家及其他专家对这个定义可能提出些什么反对理由和评语。它估计有些人会指出：不可能给进攻下一个绝对的定义，实际上可能发生定义中所未规定的情况，同时很难确定何方首先进攻他国——而这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种预见是非常正确的。在将近二十五年来，我们不断地听到这种反对苏联定义的理由。最使人遗憾的是，我们听到的理由却老是那一套，不过是翻来覆去地提出而已，这些理由的贫乏已不止一次地受到驳斥并使大家看到了它们的真正目的。而在今天，在一九五二年，反对我们的定义的人又在重复他们的前辈在一九三三年老早已经说过的话，一点也没有能使他们的论据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当时就着重指出：我们并没有自以为下了一个绝对的定义，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无所谓绝对的定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定义。没有一个定义，即使是最完善的定义，能够包括生活所有的演变和非常事件的多种多样性。没有什么国际法律和国内法律可以规定这样的目的。但是，这一点将在以后更详细地讨论。
苏联在一九三三年提出的侵略定义中概述了在下侵略定义时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并强调指出，在做这件工作时的任务是设法使安全问题获得这样的一种解决办法，即——如苏联政府所说——这种解决办法不会成为外交角逐的目标，并且不仅对强国有利，而且对弱小国家也有利。
显然，这个建议的通过对于解决国际冲突可以发生重大的意义，但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同意这个定义的各国诚实地、一贯地、客观地、公正地应用关于侵略定义的国际协定，就是说，要这些国家随时随地遵守它们所同意的原则，而不是按照像美国代表在第六届大会和目前在此所说的某种“印象”；要这些国家遵守这个规定侵略定义的原则，不得根据美国代表所说的印象；要这些国家严格遵守它们所缔结的国际协定中包括的定义和决议，不得根据“每一个有关国家的单独意见”怎样形成的情况。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美国、英国以及高唱各种直觉的、心理的和其他类似论调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们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些条件。
我们在这里已经谈过的历史说明，西方国家在签订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之类的条约并在讨论中吵吵嚷嚷地批评关于规定侵略定义的建议，企图证明这种定义是不可能产生的，但同时却与并不掩饰侵略意图的其他国家狼狈为奸。一九三三年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时，英德法意四国在罗马签订了所谓“四强公约”。那个公约只体现了那时的英法政府与德、意两国法西斯主义的狼狈为奸，其目的在于破坏反对侵略国家的爱好和平国家阵线。这种协定对于那些想就反侵略斗争的措施获致谅解的爱好和平的努力是一个打击，这种爱好和平的努力是想取得一致的意见，对于有责任反对侵略的国际机构给予关于反对侵略的指导方针，借以便利反侵略斗争。
所以在那时，一方面是苏联的反侵略建议，另一方面是为侵略者敞开大门的四国公约。因此，苏联政府尽管设法防止侵略战争危险的到来，然而这种努力会遭到什么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的局势发展证实了这个最可悲的假定：苏联的崇高努力失败了。为了要更好地了解那时发生的、对于防止侵略战争的任何措施的通过极端不利的国际局势，我们决不能忘记像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三年年底终止的严重经济危机之类的事情，那次危机影响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并导致远东战争温床的形成；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不能防止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丝毫缓和它。
国际联盟只能通过一些模糊不清的决议，那些决议实际上鼓励了日本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一九三三年二月，英国外交大臣西门在下院为日本的侵略进行辩护，终于使中国东北被日本占领。美国又支持国际联盟行政院任命的李顿调查团的建议，并且在调查了日中冲突的原因和性质后，还承认日本在中国的那个地区内的“特别权利和利益”。与此同时，还有日益加强的激烈宣传，这种宣传公然号召对苏作战，并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一九三二年的国际形势，也就是苏联政府还没有提出规定侵略定义的建议时的国际形势，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战争状态”，这个战争虽然没有登记和经过公证人证明，但事实上它是在距离欧洲很远的一片广大土地上进行着的。
在那时，英美两国没有尽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中日冲突。这个冲突只是代表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行为。在那时，英美两国并采取了一种支持希特勒的侵略政策的态度，当时希特勒已开始进行他的掠夺计划，恫吓不幸的英美政策的领袖们，并且自命为使全世界不受“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救主。
那时正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疯狂地准备另一次重新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的时候；那时，整军和扩军势力胜过了和平势力，两个对抗的资本主义阵营都集中力量于整军和扩军。
那时，法西斯侵略的威胁愈来愈笼罩着全世界。整个世界对于德国内部的发展情形和希特勒的外交阴谋都感到惊慌，希特勒的外交企图用爱好和平的声明作幌子，来掩盖希特勒分子正在准备的对邻国的进攻。
至于那时西欧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政策是把沙文主义和准备战争作为它们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在内政方面以镇压工人阶级和实行恐怖手段作为巩固将来作战时后方的必要手段。
这是苏联政府元首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卓越的、正确的、适当的描写，这个描写指出“作为摆脱现状的出路的新帝国主义战争是日益逼近了。”虽然，如斯大林所说的，这样也没有理由使人假定战争真正可以提供出路；战争只能使形势更加恶化。
二、美英统治集团阻挠制定侵略定义的行为
当时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因此，苏联政府就在一九三三年二月裁军会议上提出了制定关于裁军与普遍安全的权威性指导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历史性建议。这个建议列举了一切国家应该保证视为侵略行为的行动，及一切国家应该保证遵行以防止侵略并巩固和平的行动。
英国代表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发言中不愿提到所有这一切，他反对对侵略下任何定义，理由是：这样的定义制止不了侵略者，只会使被侵略者受到损害。他谈到一九一四年德国进攻比利时、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匪帮进攻波兰、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东北，墨索里尼进攻阿比西尼亚等事件。他指出这些事实是各种侵略的典型例子，他说：侵略定义对所有这些事件都不会发生任何影响。他列举了这些例子想证明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侵略定义不会给被侵略者以任何保障。但是这种逻辑是经不起一击的。如果那些承担义务、保证要遵守防止罪行的法律的政府首先违背它们的义务，破坏这些法律的话，那么任何定义、公约或最严格的国际法都不能防止犯罪，这是很自然的事。英国代表提出的历史事例证明了他要证明的东西的反面。
我们现在不可能把英国代表所提出的所有事例全都加以分析。但只要把他所提到的墨索里尼进攻阿比西尼亚的事件分析一下就很够了。墨索里尼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了进攻阿比西尼亚的准备。阿比西尼亚向国际联盟要求保护与帮助都归于无效。意大利军队进占了阿比西尼亚。法国代表赖伐尔与英国代表霍尔说要对侵略者实行制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阻止墨索里尼执行他的掠夺计划。只有苏联政府要求国际联盟会员国不要规避它们根据国际联盟盟约所承担的义务。莫洛托夫当时代表苏联政府说：“只有苏联对意阿战争采取了区别于任何帝国主义，区别于任何殖民侵略政策的特别的原则立场。只有苏联声明它按照阿比西尼亚——何况它还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具有平等权利与独立的原则行事，它不能支持国际联盟或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破坏这种独立与平等权利的任何行动。”
以后的一切事态仅仅是加强了罗马—柏林的法西斯“轴心”。
英美代表应该牢记这些事情，而不应该离开本题，诽谤苏联对芬兰与波罗的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策或北朝鲜政府对美国侵略朝鲜所采取的政策。
由于西欧的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采取了这种立场，那时的国际局势的演变对战争贩子非常有利。在这种局势下，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就非常必须取得协议；他们必须同意用怎样的措施来防止战争威胁，用怎样的措施来抵抗侵略，并在规定何种行动为侵略行动以及谴责采取这种行动的国家为侵略者的问题上取得共同的意见。
曾发言反对规定侵略定义的委内瑞拉代表，引证了一种说法作为辩解他的观点的论据，他说：在国际局势严重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完满地确定侵略的定义。在我们看来，正是因为国际局势严重，充满了侵略战争的威胁，所以才需要竭力消除这种严重的情况，消除即将爆发的侵略的威胁。这正是那些力求在侵略的定义方面达成协议从而使安全理事会掌握争取和平的工具的国家所追求的目的。
在委内瑞拉代表看来，这个问题就恰恰相反。他认为在国际局势严重的情况下，便不应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这种局势。
这位代表根据这种论据就得出结论说：正是由于目前的国际局势，所以不便于确定侵略的定义。他认为应把这件事交给安全理事会处置，照他所说，安全理事会将“直觉地”“根据常识”来决定这个问题，就跟一个人猿一样，因为委内瑞拉代表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猿遭到石击的时候也能很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侵略。
这就是继续主张反对通过侵略的定义的当代怀疑派的哲学所得到的结论。有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顽固地坚持它们这种主张达二十多年，而这些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希腊、瑞典和其他某些国家——现在仍在反对我们的定义。
说到这里，我愿追述一下在一九二三年成立的临时联合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它的工作就是对确定侵略事件的问题提出意见。临时联合委员会在报告中公然声明：在现代战争方式的情况下，即使在理论上确定侵略事件都是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联合委员会那时拒绝了对侵略下定义的办法。
那时，规定“侵略”定义的问题被否决了，而把这个问题限于国际联盟大会第三委员会在一九三三年准备的一个共同援助条约草案内，这个共同援助条约草案把侵略的整个定义缩小成这样一句话，即：任何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罪行。但是，这完全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应该是确定什么样的战争是侵略性的，换句话说，就是确定侵略的主要征象。那个草案并说：某种战争不是侵略性的，但是它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战争是侵略性的。
而且，在对侵略下定义表示不赞成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的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它是与规定侵略定义的真正任务不相符合的。
这个原则规定：假如纠纷的一方是一个接受了国际联盟行政院的一致建议，接受了国际永久法庭的决定或仲裁决定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对不接受这种建议的对方进行的战争就不得认为是侵略性的。因此，非侵略性的战争就是国际联盟行政院、国际永久法庭或者一个仲裁决定所认为不是侵略性的战争。因此，上述的国际联盟各机构的大多数可以随意处理一切事情，说得更确切一点，国际联盟各机构的大多数可以专断处理，或所谓仲裁一切事情。
这并没有消除这样一个危险，即：根据某一集团的利益通过决议，或是由某些竞争集团之间干脆作出一个密谋。
当苏联代表团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向总务委员会提出它的确定侵略意义的草案时，曾遭到许多国家的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例如，艾登先生曾坚持说：确定侵略意义问题，并不是一个能代表参加裁军会议的任何国家的民族利益的问题。
艾登先生说：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纯粹科学问题，各国对这个问题的利益都是相同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确定侵略意义问题是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尖锐的问题，是一个具有非常实际利益的问题。
艾登先生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裁减和限制军备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曾反对波里蒂斯主持的委员会根据苏联建议所准备的草案，苏联的建议说：这个计划是很简单的、无伸缩性的，并且说，不需要有一个世界各国签字的正式文件来保证这样的一个结果，即：承认第一个发动进攻的国家为侵略者。
英国代表指出：委员会提出的侵略定义在十分简单的事件中大概会发生令人满意的作用。但是在这种事件中一般是不需要定义的。至于在确定侵略定义问题绝顶重要的疑难事件中，照艾登先生看来，这种定义不但是否有好处尚属疑问，并且很明显地是有害的。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对苏联建议的完全武断的曲解，他并不研究建议的本质，而是把苏联建议，像艾登先生所说的那样，解释成为一种绝对死板、机械运用的定义，说这个定义只取决于一个事实：纠纷的两造那一方首先作出明文规定的行为之一。
但是这种说法的理由是极不充分的。英国代表在一九三三年裁军会议主要委员会讨论侵略问题时说：在国际局势紧张期间，当双方军队都集结边境，冲突随时可以发生的时候，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军队中那一方面首先越过边境的问题是比较具有次要意义的，因为必须按照以往的事实来确定两个国家中那一个是真正的侵略者。
诚然，在进攻以前的事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许多事件中，这些事实甚至具有确定谁是侵略者的决定意义。
但是在苏联提出的关于侵略一词的定义中，并没有说在处理侵略的问题时用不着提到先前的事实。这正是安全理事会的直接的职责，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它应该确定那种行动是侵略行动，并建议采取何种措施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苏联草案中断定，首先采取草案中所提到的那种行动的国家，应被视为国际冲突中的侵略者，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审查整个问题的时候，只限于确定这一个事实，因为草案原文后面跟着说得很明白，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一个国家一定是下列各种情况的一种：首先对他国宣战、其武装部队首先进攻他国领土、首先轰炸他国领土或首先袭击他国船只、飞机等等。
三、美国和英国反对确定“侵略”的定义
差不多在二十年以后，英国出席联合国第七届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代表费兹摩利斯先生仍然坚持同一观点，硬说由于国际关系目前的情况、以及他所说的现代战争方法以及现代侵略技术，确定侵略的定义不但没有什么用处而且是很危险的。
他的意见和艾登先生前些时候所发表的意见相同，认为目前不宜确定侵略的定义。
然而这位英国代表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发言中并未明确说明为什么现在就不宜于确定侵略的定义；他也未说明使得我们无法确定侵略定义并使确定侵略定义成为一种有害而危险的行动的究竟是那些近代战争方法和那些近代侵略技术。侵略就是侵略，也就是进攻，不论采取了那种战争方法，也不论采取了那种进攻技术，反正这并不妨碍确定侵略定义的任务，也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历史年鉴中所记录下来的许多战争的经验来指出侵略的特点。英国代表拚命要使人相信确定侵略定义没有什么好处，说这种工作充满阴谋和危险，想要证明委员会在道义上没有劝告大会接受侵略的定义的权利。他说：他的政府根据本国成功地抗御侵略的长期经验，深信一个定义并不能阻挡侵略者，却只能成为被侵略者的
一种障碍。
说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验，那并不能证明英国统治集团具有抵抗侵略的经验。这种经验恰好证明完全相反的一面。我们可以追忆一下张伯伦与达拉第在一九三三年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的鼓励德、意法西斯主义侵略计划的四强公约；我们还可以追忆另一个在英国帮助下签订的条约，这就是在德国侵略的准备工作中占重要地位的希特勒与波兰在一九三四年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此外还有许多人人熟知的同样的事实。
因此，如果这种经验就是他们的根据，那么指望英国的代表们对确定侵略的定义的事情表示同情，自然是会落空的。
在我看来，美国代表参议员格伦较为符合事实。他说，关于抵制侵略的规则和措施，在英美两国历史上还找不出实际的经验，因此，在应用侵略规则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过大家知道历史上有很多事实证明美国有进行侵略和支持侵略者的实际经验。抛开这些不讲，美国参议员明白地说，美国现在还反对对侵略下定义，美国认为这对于美国统治集团是不相宜的。
在这类事件中，英美代表团有著名的英国政治家罗伯脱·西塞尔等人做老师，西塞尔是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劳合·乔治内阁的“封锁”大臣，也是国际联盟的组织者之一。西塞尔勋爵曾任临时联合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职务是就确定侵略案件的问题提供意见。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说，按照现代战争的情况来说，甚至在理论上也不可能规定侵略的定义。这个委员会反对对侵略下任何定义的办法，它指出各国政府对侵略的判断只可凭印象决定。
西塞尔勋爵虽然坚持着说甚至在理论上也不可能确定侵略定义，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从事侵略。他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与法国缔结了一个秘密公约，这个公约是关于在俄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支持反革命分子亚列希耶夫的反动匪帮的；亚列希耶夫当时正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作战。
在艾登先生一九三三年裁军会议上的演说中，他对确定侵略定义的建议所采取的反对态度是根据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作了多年英国代表的一位很受人尊敬的政治家的意见。这位很受人尊敬的政治家说，侵略的定义可能只成为无辜者的陷阱，犯罪者的避难所。
这位很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奥斯汀·张伯伦，他的政策的反动侵略性质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西塞尔和奥斯汀·张伯伦这种政治人物的领导之下，不可能希望英国外交界支持拟订便于打击侵略的各种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好像我们很难盼望英国现在的代表来支持这样的措施一样。
因此，属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各国代表们决心反对任何侵略定义，并竭力想为他们的立场找一个理论上的根据，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这一次美国代表没有对侵略定义问题，详细发表它的意见。这个问题目前正在第六委员会讨论。而且他说，美国仍然不知道在这次大会继续进行确定侵略定义的工作有什么道理。从他这次所说的一点点的话看来，很明显的是：美国认为无法支持一个不包含一切可能的侵略案件的定义。从他的发言来判断，他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应限于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范围，这条说：“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美国代表团认为不能对这三个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完善的定义，因而认为没有理由企图给侵略的概念下一个比“和平之威胁”或“和平之破坏”的概念更为完善的定义。
这里不妨赘述一下，一九四五年美国所持的观点与今日不同，那时的观点就是今日苏联所支持的观点。从美国代表团的公开声明看来，使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改变立场的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国际关系的情况已使美国相信：给侵略下一个定义，不仅是不适宜的事，甚至是危险的事。美国代表团宣布说：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新立场与它在一九四五年的立场截然相反，这完全是由于国际局势所致。
因此，整个问题归结到目前的国际事态。大家知道，目前国际事态的中心是美国的侵略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准备发动一次新的世界战争，和夺取统治世界的霸权。
四、在批评的幌子下悍然歪曲事实
尽管美国已公然承认了这些事实，但是美国的官员们还假惺惺地表示他们愿意继续准备给侵略下一定义的工作，虽然他们怀疑这工作会不会成功。而且他们企图掩饰他们对这个工作的不赞成态度，他们用各种理由来掩盖，可是这些理由的矫揉造作的性质却又逃不了众人的眼睛。这些理由之一是：侵略这个概念的本身性质就不可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若硬要给它下一个定义，便要使用一些名词，而这些名词的本身又需要下个定义，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对于这个问题的论据的完全不可靠，可以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苏联代表团所建议的侵略定义以及苏联根据这个定义的原则与拉脱维亚、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至五日所缔结的一系列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得到证明，也可以从美洲各国间的互助条约（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的）等一类的公约得到证明。
单是这一点就足以驳倒英国代表的说法，就是说由于侵略的本质所以不能对侵略一词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并且如果要对侵略下一个定义那就必须使用术语，而术语却又需要定义，所以据说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批评苏联代表团所提出来的关于侵略定义草案的人说，假如实行这个定义所依据的原则——即一国如首先攻击他国应作侵略者论，那末英国在一九一四年向德国宣战，它就成为侵略者了，因为德国只是侵略了比利时而不是英国。另外一些人指出，同样，法国和英国在一九三九年通知国际联盟说它们已和德国处在交战状态时，情形也和上例一样。这种说法的荒谬根本无须加以证明，因为这完全是存心歪曲苏联草案的意义和文字的结果。这里，别的不用多说，我只要提一提出席纽伦堡审判的英国首席检察官肖克劳斯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在审讯德国纳粹党魁的国际军事法庭上对这一类荒谬的说法的答复。他当时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的时候，英国和法国通知国际联盟说：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起，它们就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中，它们当时宣布德国侵略波兰，因而不仅破坏了它对波兰的义务，而且还破坏了它对其他在巴黎公约上签字的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对公约一个签字国破坏了义务，也就是等于向其他的签字国发动了袭击，而且它们完全有权利这样看待这件事。
纽伦堡审判的英国首席检察官这个结论的公正是无可非议的，这就证实了这类对苏联定义的批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些批评者费尽一切力气来争辩苏联提出的定义的价值。他们说，人类天生有一种自然的对侵略的概念，这是一种人类天然的概念。某些批评者就根据这种论调说，拿两个小孩打架做例子，就可以十分正确的说明这一种概念，然而却不能令人推断出一种可以在法律上有明确定义的尺度。这种把交战双方和两个小孩打架比拟的办法，简直是百分之百的胡说。这种比拟的荒谬可笑，连这些批评者自己也看得十分清楚，因此他们目前又搬出另一种新的比拟法，也就是刑事法庭中的法官的那种比拟法。
希腊代表在联合国第六届大会上指出：例如一个法官应根据他所审理的案件的种种情况来决定是否有攻击的行动，尽管他曾读过的许多刑事法典谈到攻击。这个推论并不比第一个更好一些，因为大家知道，虽然一个法官应根据案件的种种情况来宣布判决——这是不能有另外的办法的——但是同时他在确定罪行和裁定这种罪行的刑罚时应该根据法律并在法律范围以内行事。
因此，如果说一个法官用直觉根据某种关于侵害的自然概念来判断案件，那将是十分可笑的事。
为了挑剔我们的定义的毛病，批评家指出：侵略的定义至少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即客观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他们承认，客观的要素，或是确定侵略的客观标准，是一个国家先于对方的同样行动对对方进行的直接的、间接的或是隐蔽的侵害行动。“先于”这词的意思就是指第一个进行这种行动的一方。这恰恰是苏联提出的定义草案中所说的话。
自然，在任何定义中都不可能把直接、间接的或隐蔽的侵害的一切例子列举出来，正如任何刑事法中都不可能把——我用批评我们的人的推论——一切可能发生的暗杀、袭击、诽谤及其他等等的例子都列举出来一样。这种情形只要从下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刑事法中规定有诽谤罪，但是它并没有明确地说明根据这个刑事法，什么样的话在这个刑事法下才被认为是诽谤。关于这一点，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话，这种话说起来的音调也有许多种。一句话或是一句引用语都可以被指为诽谤。例如，一个在遇到人时用雷娜德狐狸遇见驴子时的话说：“好啊，我的博学朋友，你也可能到过什么地方吗！”像这样的话可以诽谤一个人。
这的确是一种诽谤，但是你在刑事法上是找不出关于这个特殊问题的适当规定的。而且这一点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为了对付罪行，只须指出最普遍的、最典型的、最重要的例子就够了。这正是我们的定义所规定的。因此，一个满足上述条件的定义，纵使不能详尽地列举一切可能的侵略例子，是绝对不可以被拒绝的。
我们应该记住：任何演绎法的科学定义比起根据经验而不根据演绎下的定义来始终是比较不明确，价值也要少一些。
至于衡量侵略的主观方面的标准，所谓主观的侵略意图，则又是由许多事实、由进攻方面在进攻以前的一切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
在这方面，最好回顾一下刚好与侵略相反的一项原则，即自卫权利。有人提到自卫者首先放枪的权利，这是所有刑法都承认的权利。有人说：“在受到侵略的威胁时，一个国家为了要打击另一国家的侵略意图，有权首先进攻以进行自卫，即令另一国家并未采取实际的侵略行动。”有人说：可能有这样一种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并没有侵略者，两个国家都没有侵略意图或自卫行为。据说：如果两个国家都愿意以战争来解决它们的争执，那么它们都不是采取合法自卫行动的被侵略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侵略者。
这里我们有三种情况值得讨论。当然，在第一种情况下，采取自卫行动的国家是无可争辩地正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冲突双方都没有侵略目的，这也是无可争辩的。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侵略的表示。并没有一国对另一国宣战，也没有一国武装部队侵入另一国的领土等。这样，就没有侵略的问题。所有这些情况当然应该由受权对这些事件作出决定的国际机构来加以确定。
至于第三种情况，两国都要用战争来解决它们的争执，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侵略者，我们不能同意这个结论。
关于同样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一九三二年说：签订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国家都反对国际间的战争。这就是说战争已在全世界被宣布为非法。它不再有合法的地位；它不再是决定人们的行为与权利的关键。它已经成为非法的东西。所以，当两国交战时，双方都是有罪的，都是这个公约所确定的法律的破坏者。其他国家不再需要对它们有所区别，也不再需要按照决斗规则对待它们；相反的其他国家认为它们都是违法者。
美国司法部长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演说时也考虑到许多国家都承担了不把战争当做政策的工具的国际义务。他当时强调说：反对战争的条约与阿根廷非战条约剥夺了签字国家把战争当作国家政策的工具或侵略工具的权利，并宣布那些破坏条约条款而发动的战争为非法。因此，这些条约就破坏了中立主义的历史的与法律的基础，这些中立主义一向就是在侵略战争中绝对不偏向任何一方。
由此可见，一个发动战争因而违反了它的义务的国家，没有权利要其他国家同样对待它，假如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不要求以其他办法解决问题的话。这样一个国家由于它干了不法行为，享受不到这种权利。
这就是对苏联草拟的“侵略”定义的所谓批评。这并不是批评，而不过是以批评为幌子一种悍然的对事实的歪曲而已。
五、美国战争贩子反对确定侵略定义
那些猖狂反对像苏联所起草的那样明确的侵略定义的国家，甚至要提出一个古怪的理论，建议：既然说没有不可置辩的确定侵略定义的标准，那就必须承认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必须只是以从许多不同的事实中得到的印象为根据了。他们把这种理论叫做“侵略的自然概念”，这种“侵略的自然概念”，他们说，能够而且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解释。换句话说，所有那些能够当作对侵略和侵略者下定义的根据的客观标准最后要依每一个有关政府的个别意见或武断意志来决定。
这样一种理论对于那些执行侵略政策的政府来说，是非常便利的。自然，这样一种理论也使那些国家可以得到一个有很大“伸缩性”的侵略定义，这样地有“伸缩性”，以致于破坏了对侵略下定义的可能性，并且取消了国际上的侵略定义的全部重要性，或是使它完全失掉作用。这种定义本来是可以当作一种限制因素和反对真正侵略者的措施的基础的。
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美国统治集团在操纵一切。
美国外交政策已从合作改变到冷战——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美国所关心的不是抑制侵略者和打破战争贩子的侵略计划，而是扫除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道路上的障碍。美国反动集团和支持他们的某些国家的反动集团正在准备这样的世界大战，以便完成美国亿万富翁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谋者的疯狂计划。
美国和英国的代表们对于侵略定义所采取的态度只能说是企图阻止大会通过一个能够在制止这种最危险的国际罪行方面起真正重大作用的侵略定义。美英两国采取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这种态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是有直接联带关系的。
斯大林在他最近的伟大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这个经济法则就迫使垄断资本主义组织新的战争来榨取最高利润并取得世界经济霸权及世界政治霸权。
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也规定了它的国际政策的本质和具体特征。这种政策引起了大国瓜分世界经济和政治地盘的斗争。其具体特征表现在竭力使用威吓手段、攫取新的领土、殖民地和市场的企图上。现代国际局势的发展证明，各种各样正在建立或已经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联盟，都是在瓜分世界经济地盘的基础上组织的。各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建立在瓜分世界地盘和争夺殖民地及市场的基础上的。而这又反过来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约·维·斯大林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资本主义世界里的联盟，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例如协约国家反对三角同盟国家，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总同盟，在实际上都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息时间”。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和平时期的联盟为战争准备基础，而且也自战争中产生；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这种联盟造成互相更替的和平与非和平斗争的方式，这种斗争产生于同一个基础，即帝国主义的联系以及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关系。”——
（列宁）。
当然在这里不能深入地谈论这个问题。然而所说过的一切，已足以充分说明大西洋侵略集团国家的代表所采取的立场的根源。虽然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经济、财政与政治状况的特点而意见不一，但是他们却一致反对侵略的定义。联合国通过这样一个侵略定义，对实现它们的侵略计划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会剥夺它们手中的战争凶器。联合国大会通过这样一个定义就会给予所有真诚的和平支持者另一件反对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武器。
自然，没有一个人会被这些侈谈和平与自命希望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的大事宣扬的演说所欺骗；这类演说正从帝国主义阵营中，像洪流一样地倾泻出来。
全部战争史，尤其是近一世纪来的战争史，很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真正原因与目的。同时，战争史揭露出某些国家是喜欢发动战争的，而且常常不喜欢解决那些引起这些国家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执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像法国有名的国际法专家福歇尔教授这样的资产阶级科学家也看得清清楚楚，他著的“国际法”一书谈到十九世纪中历次战争的原因时，引证了好几个不同战争的真正原因作为例子。例如：“一八六四年向丹麦发动战争的藉口，是奥古斯丁堡公爵的继承权问题和德意志同盟所提出的权利要求。而作战的真正原因是普鲁士希望扩张它的领土。
“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的藉口，是侮辱了法国的代表，这个侮辱是在诽谤性的电报中加于他的，而这个电报，正如俾斯麦自己承认的，是他与陆军大臣丰纶和毛奇元帅共同在柏林草拟的，它的目的是要激动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情绪。而作战的真正原因是普鲁士希望通过并肩作战的方式把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
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时代是以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开始的，这个战争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抢夺古巴和菲律宾。
著名的科学家维尔特在他一九一三年著的一本书名叫“世界近代史”中，专门辟了一章“论古巴战争”，他在这一章中论到美国，他写道：
“美国佬们一开始的时候曾大事宣传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并宣传他们追求一个充满了和平安逸的幸福的理想国家。经过长期的过程以后，他们获得了一个结论，即：人民的不平等是不可变更的，最后他们采取了用武力实行征服的政策。他们最初对一切事物标榜自由，贸易要自由，彼此之间的关系要自由，对其他信仰、种族和国家要表示容纳。他们最后竟实行了最凶狠的保护关税政策、对天主教徒采取了愈来愈厉害的敌视态度，对其他民族和外国进行坚决的侵略。”
法国科学家德列奥在一九○○年他的著作“政治问题”中写道：“因此，对古巴的战争是一场经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夺取这个岛国的蔗糖市场；同样地，美国并吞夏威夷群岛和菲律宾是为了要夺取这些热带国家所生产的咖啡和蔗糖而引起的。”
“因此，夺取市场和搜刮热带的产品--这就是形成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的基本原因。而且所有这些殖民地也都是优良的战略基地，这些基地的重要性，我们以后再谈……，为了也保证他们的亚洲市场……他们需要支援的基地。”
顺便说一句，有许多科学的历史著作都论述美国对古巴的干涉。
美国与西班牙进行争夺古巴的战争时，标榜所谓维护“自由”和古巴的“解放”等等，然而，从上面可以看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完全是由于美国殖民主义者的物质和自私的利益。
当美国并吞菲律宾的时候，它曾保证给菲律宾以自由。但是谁不知道，美国征服者无耻地欺骗了菲律宾领袖阿基纳多，同时出于同样的征服的欲望，他们用向来的办法镇压菲律宾人民。
意大利于一九三五年进攻阿比西尼亚，并且占领了阿比西尼亚。德国和意大利于一九三六年武装干涉西班牙，德国侵入西班牙北部及西属摩洛哥，意大利侵入西班牙南部及巴利阿利群岛。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部以后，于一九三七年侵占华北和华中，占领了北京、天津和上海。希特勒德国于一九三八年占领了奥地利，一九三八年秋季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省。日本于一九三八年占领了广州，一九三九年初占领了海南岛。
在所有这些侵略行为面前，国际联盟表现得没有力量，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对付侵略者，所有这些侵略行为说明国际联盟里的统治力量没有履行它们防止侵略的职责，正像联合国的领导核心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一样，这些国家现在也没有履行它们的责任，因为它们拒绝结束侵略朝鲜的战争，拒绝停止折磨这个英勇的小国家。
侵略问题和必然随之而产生的确定侵略定义的问题，是今天的既迫切又重要的问题，而侵略的定义是安全理事会在进行反对可能的侵略的活动时必须当作指导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战争的威胁，这些矛盾，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而且更加剧烈了，采取了公开争夺市场，争夺原料，特别是战略原料--橡胶、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石油等的形式。
不仅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就是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美国和西德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资本主义阵营里的这些矛盾不久还要更加剧烈。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对朝鲜人民进行了两年以上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越来越军事化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些都更加暴露出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矛盾的加剧。
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他最近的报告里说，目前的国际局势说明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渗入像英国、法国、比利时等这些殖民国家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他们正在为自己掠夺地盘，鼓动反对他们的英、法“盟友”的阴谋，把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家
（埃及、伊朗、叙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的领土当作军事基地，并且年复一年地加紧准备未来的世界大战。
在这种情况下，像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禁止原子武器、停止使用惨无人道的细菌武器这样的措施，以及像明确规定侵略的定义，以约束所有的国家这样的措施，根本就不合他们的心意了。所有这些措施，在北大西洋集团的首领看来，都是相当危险的。
他们想尽办法避免这种“危险”，用各种理由和编造出来的法则来掩饰他们的立场。
六、苏联提出的侵略定义--争取和平制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的重要工具
尽管给侵略一词下一个有力的定义以便使联合国有关机构能利用它来进行抵抗侵略的重要任务的努力遭到了反对，第六届大会仍然非常正确地认识到：虽然侵略的罪行可以按照每个事件的具体情况来下论断，但是为了保障国际法及安全并发扬国际刑法起见，根据侵略的组成部分来确定它的定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有益的。大会提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就是，确定了侵略的定义对于将来拟订给负责决定谁是侵略者的国际机构的指示的时候，是必然有用的。
大会基于这些考虑，在第六届会议上决定把确定侵略一词的定义问题，列入第七届大会的议程。
苏联提出的侵略定义，大体上就是安全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根据苏联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的建议所拟订的定义。
苏联提出的侵略定义还在国际法的理论中得到充分的承认。这可以在资产阶级科学界闻名的法学家、如贝拉、卡洛扬尼、柯森蒂尼等人的著作中找到证明。这些法学家在研究国家对国际罪行的责任时都是从苏联在一九三三年提出的侵略定义出发的。卡洛扬尼在一九三四年写道：“我们可以说，伦敦公约（即侵略国定义公约--编者）为新的法律秩序、为任何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奠定了基础。”这个法律的重大历史意义是无可怀疑的，因为，正像我们已经在前面指出的，它也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国际条约的基础。我不得不引证一下对这个法律的意义有所说明的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虽然这个报告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报告指出：表现在这个文件中的法律是裁军会议所策划的整个安全制度的基础，它消除了关于诉诸武力的国家是否算进行攻击的问题的怀疑与争论。报告指出：这样，各国就可以事先知道，为了不被认作是进攻方面或侵略者，它们不能够做些什么事。即使在国际机构没有进行任何干预时，这样一个定义也是具有价值的。它会使得关于使用武力的禁令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并让舆论与其他国家可以具有更大信心来判断这个禁令是否得到遵守。
报告指出：当有人要求国际机构确定某一次冲突中的真正攻击方面是谁时，如果在观念上有一种明确的定义可供这些机构应用，那么它们在指出谁是攻击者时就容易多了，并且它们不会给人以印象，说应用的规则已被破坏，也不会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替攻击方面掩饰及辩解。
委员会的同一报告强调指出用列举构成侵略的因素的办法来起草一个定义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历史教训，那么，会证明联合国第一届大会的立场同样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证明：侵略者始终企图把自己说成是防御方面，或用下述理由为他的进攻辩解，即：对方已侵犯了他的权利和利益或者已产生了一种所谓威胁到他的安全的形势。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用这些或类似的诡计掩饰他的侵略。侵略战争的罪恶组织者在发动战争时，一向说他们完全是为了自卫。大家普遍知道的这种性质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只要提几个就够了。
东京国际法庭的判决书说：日本军国主义首脑之一荒木贞夫在号召准备侵略战争时说，目的只是民族自卫，在动乱中建立秩序和在远东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与乐园。
在荒木贞夫看来，日本的国防不仅限于防卫日本本土，还要防卫他们所说的皇道（征服其他国家并把它们卷入所谓“共荣圈”的道路）。
同时，首相田中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向日本天皇提出的臭名远扬的田中奏摺--日本外交政策问题的秘密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个奏摺直截了当地要求对苏联和美国发动战争，这个要求是在所谓基于日本的切身利益，这种战争不可避免的掩饰下提出的。
纽伦堡法庭的判决证明了：希特勒匪帮也曾提出基于德国国防以及取得所谓生存空间的需要的说法，为他们武装侵占他国领土的行动辩解。
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但是所举出的几个实例，已经足以明确表明，苏联代表团在提案中再度向大会提出的侵略定义里面所包括的建议的正确性。
像苏联代表团提案中的序言所说的那样，必须使侵略的定义成为将负责确定那一方犯了进攻罪行的国际机构的行动准则。
这样了解侵略定义的作用是符合联合国第六届大会的上述决议的，这个决议确定侵略的定义必须成为一个指示，指导负责指出谁是侵略者的国际机构的行动。
在给侵略下定义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要承认这个原则，就是：任何国家不论它以什么为藉口，不论它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它首先发动战争，也就是说首先采取定义中列举的任何行动，就必须被宣布为侵略者，而且要它对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由此可见，这样解释侵略者的标准，是再明显不过而且是唯一可能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国际法中已承认很久的定义的基础。
谁先采取了定义第一节中所列举的行动这个事实，是确定那些行动是侵略行动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这样解决问题是完全符合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的目标和任务的。
那么，假如一个国家首先对另一个国家或是另外一些国家采取行动的话，什么行动才能说是侵略行为呢？
这些行动是：对另一个国家宣战；甚至不宣战就以武装部队侵入其它国家的领土；以陆军、海军或空军攻击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是故意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海军或空军；没有得到另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许可，或是破坏这种许可的条件，特别是停留的期限，或是地区的范围，以陆军、海军或空军在该国境内登陆，或是开进该国国境；以海军封锁另一个国家的海岸或港口；最后，对于在它的领土上组织起来然后侵入另一个国家领土的武装匪徒给以支持，或是不顾被侵国家的要求，拒不在它自己的领土上采取能力所及的所有措施，取消这些匪徒所得的援助或保护。
苏联建议的侵略的定义草案第二节与第三节也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这不需要特别的解释。
最后，苏联代表团得出下列结论：
一、确定侵略的定义是完全可能的。这已由历史上的经验所证明--苏联曾经提出一个侵略定义。而苏联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到七月五日与一些国家缔结的十一个国际公约和一些其他国际协定，都包括了这个定义。
二、侵略的定义是有用的。包括上述定义并成为苏联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的公约，已为它们之间的和平合作开辟了道路。
三、侵略的定义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够作为一个授权的国际机构在研究国际武装冲突问题时所遵循的准则。它能够作为安全理事会在应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条与其他各条时的指导原则。
四、侵略的定义在危险的当前国际局势中是必要的、有用的，因为它是一个重要工具，有了这个工具，反对侵略与侵略者、对目的在于侵占与奴役外国与外国人民的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的斗争就便于进行了。
苏联代表团坚决支持它所提出的要求确定侵略定义的建议，并要求所有的其他国家代表团都支持这个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符合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切身利益，并符合维护与加强和平及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的利益的。
（新华社据塔斯社纽约二十二日电）
第4版()
专栏：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 贾尔卡赛汗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届蒙古大人民呼拉尔批准了宪法，宣布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八年了。
在此期间，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他们敬爱的领袖乔巴山元帅的领导下，在苏联和伟大斯大林的无私援助下，在自己的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以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的、与胜利了的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保持密切联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蒙古人民于一九二一年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地主和外国侵略者的政权，在蒙古几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使蒙古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体系，坚定不移地站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来。
许多世纪来，在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下的艰难的蒙古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帝国主义制度完整保存的条件下，是不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的。像蒙古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在已获胜利的工人阶级的积极援助下才能取得胜利。
所以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一革命在全世界开辟了资本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新纪元，并用富于生命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我国。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政府注意到我国内外情势的基本特点是：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反对帝国主义，在人民中间喇嘛寺院的宗教影响还很有力，因而便暂时在我国保留下以包格多格金为首的有限的君主立宪政体；但全部国家政权则由人民政府所掌握。
我们的党和政府牢记着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一切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指示，进一步发展了人民革命和国家政权民主化的道路。因此使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在旧的封建——神权政治的统治机构的废墟上获得了发展和巩固。
作为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基础的呼拉尔被建立了起来。它们保证了由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贫农和中农能够最大限度地参加组织和管理国家的工作。这就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牧民的政治热情和阶级觉悟。
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牧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为向封建地主阶级广泛进攻创造了条件，并为废除有限的君主立宪政体准备了必要的基础。一九二四年六月，人民政府便根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废除有限的君主立宪政体后，成立了人民共和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批准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从立法上确定了人民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并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和在管理国家的充分民主化基础上巩固共和国的基础。”（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
宪法使作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劳动人民的呼拉尔，把劳动人民通过革命而取得的物质和文化权利，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人民民主国家是劳动牧民的专政制度，它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了政治上的统治。它剥夺了封建主、王公、大商人及高利贷者和大喇嘛的政治权利，并于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没收了封建主和寺院的财产，把它交给劳动牧民。这样就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与封建反动分子们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新的人民民主制度便这样地增长并获得了巩固。
资本主义分子的逐渐受到限制，作为人民民主制度领导力量的新的工人阶级的诞生，新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和我国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在苏联的经常帮助下所达成的许多其他成就，保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定地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可能性。在一九四零年第八届大人民呼拉尔所批准的乔巴山宪法中，所有这些都被法定下来了。
新宪法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消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的劳动者（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国家，保证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便今后过渡到社会主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劳动人民的呼拉尔……”，又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政权属于以劳动者代表呼拉尔为形式的城、屯劳动者。”
由于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巩固，一九四九年第九届大人民呼拉尔实行了真正的民主的选举制度，这次选举保证以秘密投票方式进行平等的直接的普选。在依照新选举制度于一九五一年所举行的人民大呼拉尔的选举中，全体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二都参加了；投票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七都投了党和非党人民联盟所提候选人的票。这是蒙古人民对他们的党和政府异常信任和蒙古人民在政治和思想上团结的明显表现。
在苏联民主制度的良好影响下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反对国内反革命分子与外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中获得了巨大成就，以此表现了自己的生命活力。
依照乔巴山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是列宁—斯大林关于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学说的胜利明证，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在苏联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下可以获得多大成就的明显范例。
人民革命的国家承继了一个最黑暗、落后、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家好多世纪以来在封建主义剥削和二百二十年的清朝殖民奴隶制下受着痛苦和压迫，被美英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所奴役。
蒙古人民革命党遵循着所向无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并依靠苏联的帮助担负起沿着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经过改组的我党的革命化了的力量和勤劳的蒙古人民的努力，首先要铲除封建主义的残余。除了要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以外，遵循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也意味着要在我国的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的部门，加强它的优势作用，并创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由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由于苏联的无私的帮助，蒙古人民在短短的历史时期中得以克服了好多世纪以来的落后现象，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主义。由于拥有半数以上全部牲畜头数的封建主和寺院的财产被没收，由于实行了逐渐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我国的全部财富转入了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国家的手中，这就大大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畜牧业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用来代替了异常落后的方法。现在我国已建立了自己的生物——化学工业和无数的兽医站网。在农业中出现了备有康拜因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的割草站和国营农场。同时也建立了具有无数脱脂器分站的制油工厂。牧民生产合作社在发展着，其中包括了数千个牧场。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都在迅速地发展着。近五年来割草站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国家农场的牲畜头数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两倍多，牧民生产合作社的牲畜头数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三十六点二。这些数字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国家和合作社经济对个人经济的巨大优势。
蒙古人民在人民民主制度时代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之一，是国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工人阶级的增长。在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一年的时期中，国营工业的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五五，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期间，工业中的职工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与国有工业同时发展的，还有在我国工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合作社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苏联的帮助，配备有先进的苏联技术的现代化的煤矿工业发展起来，并培养出高度熟练的工人。就是在这些新的工业部门中，就是在这一部分工人阶级之间，产生了社会主义竞赛并推广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铁路和汽车运输以及空运都在发展着。由于工业和机械化的运输事业的发展，出现着一批批新的设备完善的城市和居民点——经济的和文化的中心。同时，由于工农业的增长，国营的和合作社的贸易也发展着。
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年代中，出现了稳步发展着的社会主义财产——我国人民生活取之不竭的泉源。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国家的和合作社的财产都在立法上固定了下来。宪法中说：“一切土地及其蕴藏，森林，水流及其富源，工厂、矿山、采金、铁路、汽车、河道、航空等运输，邮电工具，银行，割草机站，国营农场均为国家财产。它们都不得为私人所有。”此外，“合作社和牧民生产合作社的公共企业以及一切设备、财物，其生产品以及自愿公有化的财产：牲畜、农具及公共建筑物，—组成合作社与牧民生产合作社的公共财产。”
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首要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和文化有计划的发展的条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年中，我们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在蒙古人民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的先锋队，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依照乔巴山元帅的话说：
“这些与蒙古不久以前的情况对照来看具有异常重大意义的成就，首先是我国人民沿着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巨大进步，是我国沿着这条路继续自由和独立发展的可靠保证。”
人民民主制度，为在我国进行真正的文化革命创造了必需的条件。在革命前一个落后的、愚昧的国家里，现在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蓬勃发展着。文盲已在扫除，现在百分之九十二的成年居民都掌握了文化。蒙古人民共和国布满了初级学校、中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剧院、俱乐部、图书馆、电影院和报刊。有数百所医疗机关、产育院、托儿所、幼儿园、休养所和疗养院。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和文学都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
随着我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本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贡献出全部的知识和力量。
蒙古人民之所以能够达到现今的进步和繁荣，是由于人民革命党和政府所奉行的不断加强与苏联友好的正确政策，同时还有苏联无私的帮助和伟大斯大林的父亲般的关怀。
“没有与苏联的友好，没有苏联对我国人民的经常帮助，我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帝国主义强盗的吞食。现在指出这一点是特殊重要的。因为现在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吞食许多国家和人民，剥夺它们的独立生存。”（乔巴山语）
由于和苏联的友好，我国能够保卫住自己的独立使之免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战争是对于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严重考验——我国直接参加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对于歼灭法西斯德国的事业，对于奠定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民主的事业，也都提供出力所胜任的贡献。
战后，我国与伟大的苏联的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巩固了。一九四六年所签订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及苏蒙两国政府经济和文化合作协定，对我们祖国的进一步繁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这些历史性的文件是对于保卫远东的和平与安全的事业的重大贡献，并是进一步地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坚固基础。”（斯大林语）
与进一步加强和苏联的兄弟般的友谊同时，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也巩固着。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空前地加强了我国的外部形势。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蒙古和中国人民之间确立了新的真正友好的关系，互相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关系。
不久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我们所签订的协定，将更加巩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并在他们为劳动人民建设新的幸福生活的斗争中，以及在维护与巩固和平反对以美英帝国主义者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中，加强兄弟般的合作。”（泽登巴尔语）
蒙古人民异常满意地祝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成就，并祝他们获得新的光辉胜利。
现在蒙古人民成功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劳动着。泽登巴尔同志在确定我国所面临的任务时说：“……坚决与经济中的封建残余和人们意识中的封建残余进行斗争，尽力发展我国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的公有形式，严格保卫国家和合作社的财产，努力发展文化、教育、文学和艺术。”
蒙古人民坚信，在尽力加强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主义的友谊下，在伟大的斯大林的慈父般的关怀下，我们将建成自己的光辉前途——社会主义。
第4版()
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法国殖民者迫害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
法国殖民者在北非摩洛哥和突尼斯迫害爱国人民的暴行层出不穷。十一月十三日晚上，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工人区受到法国军队的搜查，很多摩洛哥籍的工人遭逮捕。
突尼斯的法国军事法庭判处八个突尼斯爱国志士刑期长短不一的徒刑，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另外八个公民因为参加了一个示威运动，也被宣判徒刑。
美国驻希腊大使操纵希腊选举
希腊在十一月十六日举行了大选。前希腊保皇法西斯军总司令、美帝国主义属意已久的法西斯分子贝贝格斯继普拉斯蒂拉斯任首相并兼国防大臣。新政府已在十九日上台。希腊这次大选是在美国驻希腊大使普利孚的直接指示和控制下举行的。美国大使馆指定了选举日期，制订了反民主的选举制度，而且决定了希腊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名单。美国对于希腊内政这种公开和横暴的干涉，甚至连接近希腊政府人士的“阿拉吉报”也认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不能忍受的现象”。另一方面，希腊左翼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和竞选活动曾遭到各种迫害。尽管如此，许多选民仍不顾一切而投了左翼民主联盟的票。据宣布的结果，左翼民主联盟共得十六万多票，占总票数百分之十。
美帝国主义者在泰国修筑新空军基地
印度的“德里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报道：据可靠人士的消息，美国与泰国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中旬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泰国给予美国以在泰国领土上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权利。一九五一年年初，春武里、巴蜀、素叻他尼、彭世洛及其他地区的机场的建筑工程已经开始。最近的这一协定是决定在清迈、呵叻、宋卡和尖竹汶地区建筑新的现代化的军事机场的。
泰国的銮披汶政府接受了“美援”，同时也就出卖了国家的独立，并使泰国处于一种痛苦的也是危险的境地中。
美国政府迫害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
美国政府正在加紧用法西斯手段迫害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反动的美国法西斯分子麦卡伦领导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又于十月十三日开始分批传讯联合国秘书处的美籍工作人员，“调查”他们对美国统治集团是否“忠诚”。受到麦卡伦委员会传讯的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主任菲勒尔，在这种恐怖气氛的刺激下，于十一月十三日跳楼自杀。
麦卡伦委员会对联合国事务的无耻干涉，破坏了美国政府与联合国缔结的协定，已引起了出席联合国的许多国家的代表及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愤慨。
西欧国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也抨击美国这种对待联合国的专横手段。英国“每日镜报”驻纽约记者认为必须提起美国注意：“联合国是六十个国家的组织，而不只是美国一个国家的组织”。丹麦“新闻报”编辑赛登法登主张把联合国的永久会址搬离美国，他认为在美国太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