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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岗同志怎样领导“矛盾论”的学习
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室
从今年四月十八日开始，高岗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东北局的负责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参加学习和经常出席讨论会的，除高岗同志外，有林枫、张秀山、李卓然、张明远、凯丰、王鹤寿、顾卓新、张维桢、马洪、刘芝明等同志，并有东北局各部委的处长以上干部三十余人。
这次东北局负责干部学习“矛盾论”，是在学习“实践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紧接着伟大的“三反”运动之后，各级负责干部普遍要求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高岗同志亲自领导下，这次学习有效地推动了东北一级和各省、市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提高了干部的理论和思想水平。
高岗同志在领导“矛盾论”学习的过程中，具体地运用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学习开始时，高岗同志要求每个参加学习的同志首先反复阅读文件，求得领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然后结合当前实际工作情况，联系干部的思想认识，提出问题，按照“矛盾论”阐述的论点，展开讨论，对每一问题分别作具体深入的分析、考察和归纳。高岗同志曾
一再强调既要反对不着边际地、庸俗地乱联系“实际”；又要反对只是死扣概念，硬钻名词，在文字上打圈子；说明这两种学习方法都是错误的，都不应当采用。
东北局负责干部的“矛盾论”学习，正是按照高岗同志所指出的学习方法进行的。
在东北局关于“矛盾论”学习的讨论会上，根据各部门的学习小组结合其工作业务所提出的问题，曾经着重地讨论了当前东北农村中的矛盾问题、当前工业建设中主要矛盾的问题、“三反”和“五反”运动所表现的矛盾形式和斗争方法问题、国营工矿企业中工会和行政的立场一致的问题，以及我国当前国内的阶级关系上和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上的基本矛盾问题、中国革命成功的内因与外因等问题。
高岗同志在领导学习中，是一步一步地引导大家对各个问题作深入研究。首先让大家把各种矛盾
（也就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摆出来，进行分析研究，使大家了解各个矛盾的各个方面，然后联系地加以对比、考察，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再进一步讨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样就使每个参加学习的同志能较为深刻地去体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辩证法，同时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有更为明确的认识。
高岗同志在组织学习时，是采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将东北局负责干部的学习与各部委的学习紧密地联系起来。东北局委员除参加东北局的学习小组外，并亲自领导本部门的处、局长一级干部的学习。东北局的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成为各部委学习小组的核心，推动和指导了各部门的学习。在每一次学习讨论之前，高岗同志要求东北局委员在本单位组织负责干部进行酝酿漫谈，提出问题，开展争论；然后把讨论的主要问题或者争论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到东北局的学习讨论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并求得一致的认识后，再拿到各部门的学习讨论会上去研究。这样，各部门的学习小组为东北局核心小组的学习讨论作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而东北局核心小组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各部门学习小组的同志所要求解决或认识不清的问题。这样就使上下结合起来，使东北局的学习核心组与各部门的学习组织联系紧密，使各部门的干部能及时得到学习上的具体指导。高岗同志指出：不仅在工作中要随时集中和分析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求得思想上的一致，然后贯彻下去；在学习中，也要按照这一方法去进行领导，这样才有可能弄清问题的实质，使干部得到提高。
由于高岗同志的领导和推动，由于东北局负责干部认真进行了“矛盾论”的学习，就推动了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各部委的理论学习。各部门在其负责同志亲自领导下都成立了学习小组，而且比较认真地和有领导地进行了理论学习，特别是东北局办公厅、宣传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公安部等单位，学习效果较大。同时各省、市在东北局的指导和影响之下，也采用这一方法，由省、市委书记亲自组织学习组，进行了“实践论”、“矛盾论”和毛泽东同志其他著作的学习。
在这一方面，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比其他部门更好地贯彻了高岗同志组织学习的方法。他们从一九五○年开始即由王鹤寿、吕东、安志文等同志亲自组织了工业部的各处处长和在沈阳的各局局长的理论学习，并在学习中运用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这次在“矛盾论”学习中，又详细研究了当前东北工业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及解决的办法；同时又采用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推动了所属各局及各个工厂干部的理论学习。
高岗同志认真学习和认真领导学习的态度也引起了各级干部对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视。他名符其实地担任东北局的学习小组组长，经常仔细地阅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参考有关的资料；为了准备讨论，他有时亲自找几个同志漫谈；每次讨论会，他都准时出席，仔细倾听同志们的发言，并对每个讨论的问题作具体的明确的结论。高岗同志模范地遵守着学习制度。
东北一级机关“矛盾论”学习结束后，又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学习。现正组织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文件和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及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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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
许立群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以下简称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坚持了将近三年之久，获得了很显著的效果。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这一学习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干部的思想水平提高了，工作方法改进了，干部的政治积极性因之也大大增涨了；领导上的方针更容易贯彻了，上下级的步调更趋于一致了，政治理论学习也不再被认为额外负担而被认为是改进工作不可少的项目了。
将近三年来学习的简略经过
工业部的高级干部理论学习建立于一九五○年初。当时东北工业生产正处在恢复的紧张阶段。搞工业的干部大部分是一九四八年底和一九四九年初才走上这个新的工作岗位的。虽然也有些干部在根据地里有过一些领导工业的经验，但也没有领导过像当前这样多的近代化厂矿和负担过这样繁重复杂的任务。经过一九四九年初步的民主改革和创造新纪录的群众运动，东北工业生产已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如何建立企业管理上的责任制，逐渐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在这时已是摆在全体干部面前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就要求比较负责的干部认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管理企业的理论和经验，改善自己的领导方法。当时在某些高级干部里开始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抓住了业务，丢掉了政治”的危险在逐渐滋长。各局、处工作中存在着丧失政治远见的事务主义作风。许多局处长忙碌异常，但抓不住中心，提不出关键问题，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当中。部内的领导方针很不容易贯彻下去，许多局处负责同志从本位主义出发，强调自己部门或厂矿的重要性，强调自己工作中的困难，抱怨领导上不了解情况。某些搞轻工业的干部对领导上着重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表示不满，认为轻工业更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急需。有的同志对领导上以某些工业中心为发展重点表示不满，认为领导上不应该“厚于彼而薄于此”。认为资金和干部要得愈多愈好，工作任务、定额却是定得愈低愈好。有的干部认为“谈政治不能把发动机转起来”，有的干部在使用政治面目不清的技术人员时说：“不管什么干部，只要懂得技术就行。”
在这样情况下，工业部领导上决定加强高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认真实践中央和东北局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指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
从一九五○年初起，工业部高级干部学习就建立起来了。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共四五十人，最多时有六七十人。每星期三、六下午开学习会（最初无局长参加，后来吸收他们参加星期六的学习会），另外还规定两个晚间作为自修时间。他们的学习从开始起，除了放假，一直未曾中断。从一九五○年初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这一时期中，他们学习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和第十章，并配合学习了“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文章（“论物品税”、“论粮食税”、“新经济政策下职工会底作用与任务”、“斯大林论新经济政策及国家资本主义”、“大转变的一年”、“论经济工作人员底任务”、“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等）。这一时期学习的特点是能够紧密地配合当时的工作任务。一九五一年春，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以后，他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半册）。一九五一年“七一”以后，按照中央指示，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这以后，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中的几篇文章，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学习内容改为学习“三反”“五反”运动的政策文件。“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学习了“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的学习，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理论学习对改进工作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理论学习的成效，自然不应该离开其他各方面有关的因素来孤立地估计，但是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在提高干部改进工作上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一九五○年他们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第十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学习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苏联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给予干部思想以极大的启发，并使许多糊涂思想澄清。在学习会上，他们曾讨论过工农联盟、工业品推销与市场问题、工业化的方法、重点与发展速度问题等。从下列两件事实中就能看到这一学习获得怎样重要的收获了：第一件，当学习到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抓紧发展城乡商品交流这一环节的经验时，大家考虑到当时东北工业产品的商品化问题。当时厂矿的产品成本高，不注意宣传和推销，生产部门和百货公司联系很差，产品的样式色泽很不讲究，甚至连包装也没有（有些产品要购货人自备包装或用粗劣的草袋装运），因此形成积压现象。大家在学习中提高了对产品商品化这一问题的认识，组织了城乡市场调查和用户访问，并专门开了两次座谈会来讨论商品推销问题。在此以后厂矿才开始组织商品推销机构。这一学习对干部重视商品流转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件，当时工业品的售价过高，许多干部不懂得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才是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业必须遵循的正确方针。他们不懂得：违背了这一方针，就要引起工业发展速度的减慢，就会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当时，某些工业品虽是市场所迫切需要的，但由于价格过高，反出现了积压现象。例如硫酸即由于价格过高而推销不掉，因此也阻滞了许多工业部门生产的发展。有许多同志特别是经理部门的某些干部，由于不懂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发展的基本法则，错误地认为高价可以替国家增加收入，“积累资金”，因而不肯降低售价；也有某些干部认为“利润大、成绩大”，或者认为“市场价格历来就是如此，我们又何必降低售价？”因此打不通思想，不肯降低售价。肥田粉、肥皂和其他许多产品的价格也有和硫酸类似的情况。经过这一学习，大家才从理论上认识了降低工业品售价的重大意义，同意了降低价格。除此以外，在工业化的步骤、发展的速度、投资和生产率的增涨速度、工农业比重等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上，也大大扩大了干部的眼界。某些从党群工作岗位上转到工业方面来的干部，开始深切体会到工业发展也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至于反对无人负责现象，建立经济核算制等问题的学习，直接联系着当时的工作任务。例如，有一个负责管理基本建设的同志说，刚搞基本建设工作时存在着“有多少钱干多少事”的供给制思想，只在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经济核算制问题之后才改变了这种错误的认识。
另一个获得显著成效的是“矛盾论”的学习。这一学习由于有高岗同志领导东北局机关高级干部学习“矛盾论”的帮助和影响，又由于“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全体干部政治理论学习要求的空前高涨，所以，这一学习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在“矛盾论”学习中，大家先后讨论了什么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什么是当前东北工业中的主要矛盾，和各不同产业系统中的主要矛盾。这就使得理论的学习和实际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了。“矛盾论”的学习持续了三四个月，紧接着又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学习在许多领导干部思想中明确地了解到：要做好工作，必须找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并集中力量把它解决。这样，就解决了工作中若干长期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并把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第一，在着重发展重工业还是同时着重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上，某些轻工业部门（如纺织、化工）或某些暂不着重发展的重工业部门中的某些同志，过去认为领导上对自己所管的工业部门重视不够，在学了“矛盾论”之后，才彻底解决了思想问题。在同一产业系统中对发展重点的争论，即认为领导上“厚于彼而薄于此”的议论也解决了。为了加强今年已被提为主要环节的基本建设，以及为了加强某些新建立的国防工业部门，许多局处的负责干部愉快地顺利地把许多好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抽调给别的部门。那种为本部门争投资的情况也没有了。今年接受统一分配的大学毕业生时，也没有发生往年各部门包围着部长争着多要的现象。在分配工作时，过去许多干部存在着“愿搞生产不愿搞基本建设”的情绪，在明确认识到基本建设的重要意义，和领导上为什么在今年把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的意义以后，这些情绪就纠正了；而且，领导重点和工作重点在今年就能比较顺利地从组织恢复生产转到基本建设方面来了。这就是说，各部门负责干部的整体观念加强了，本位主义克服了，步调更加一致了，上级领导的方针也贯彻得更顺利了。第二，既然干部理解到必须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出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的环节，就使得许多干部开始从事务主义的泥坑中解脱出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突出的例子是很多的，有的管理局过去因为领导生产方法不对头而完不成生产任务，现在工作有了显著的转变。例如机械工业管理局在生产领导上，大力推广“多刀多刃切削法”和“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生产”；煤矿管理局抓紧了推广“快速钻探经验”“西安竖井平行作业法”“崔国山快速掘进经验”以及基本建设中的“流水作业”等先进经验，也即是开始抓住了基本建设和生产领导中的若干基本环节，大大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又如阜新发电厂建设过程中，领导上虽也发现许多复杂问题，但没有分清主次，等到学习“矛盾论”以后，就抓紧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这一主要环节，使得工程能够提前完成，得到毛主席的表扬。又如工业部的经理处，从来是事务很繁忙、头绪很杂乱的，在“矛盾论”学习后也学习到抓住中心。许多同志都从自己体验中悟出一条真理：“工作中心抓不对，费的劲再大也不行；工作中心抓对了，效率就要高得多。”在有的部门中，甚至每一个人都研究了自己的中心工作。因此，盲目忙乱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
自然，在学习的文件中，有许多文件并不能和实际工作直接联系。一般说来，理论学习的效果不能全都像“立竿见影”那样迅速和直接。但是，由于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学习，批评了忽视政治思想领导的现象，就使得许多干部打开了脑筋，逐渐养成了思考问题的习惯；同时，这种学习在干部思想中明确了许多基本观点，这就是：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广大群众，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批判资产阶级技术上的保守落后思想和管理方法。而这些，对帮助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来办好工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政治理论学习的影响有时虽然并不直接表现出来，实际上却是很深刻的。这里可以举出由于政治理论学习而提高工作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就是在一九五一年保安大检查时因为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受到东北日报批评的电业管理局，在同年的下半年工作上就开始有了显明的改进。电业管理局的个别负责同志在开始时认为“光谈思想不能解决技术上的实际问题”，认为领导上因为自己不懂技术所以只好强调政治。他没有充分认识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的作用。但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以后，他开始摆脱从被动应付、忙于事务的情况，逐渐思索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当电力供应因为生产日益恢复发展而感到日益困难时，他发现并抓住“调整负荷、节约用电”这一关键问题，采用大事宣传依靠群众的办法，使电力负荷能力等于在实质上增加几万瓩。后来，他又抓住了“快速检修”的办法使电力设备的潜在力得到巨大的发挥。这样，他就深刻体会到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和依靠群众的巨大意义。从此，他在参加理论学习和领导局内干部学习上就变成热心的支持者了。另外有些干部，也有和这相像的情况。
由于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加强，干部之间政治空气和原则性加强了。许多管理局长说到他们局内各处的意见分歧消除了，会议上无原则的纠纷减少以至没有了，大家不闹个人问题了；某些认为自己工作做不好只应由领导上负责的人，由于读了“矛盾论”而变得虚心了。各部门对技术人员的方针也一致了，“不管什么干部、懂技术就是好干部”的错误论调受到了批判。自我批评的精神，工作的积极性也都普遍提高了。
高级干部既然认真学习了，就给参加中级组初级组的干部的学习带来了新的推动力。过去领导干部在干部学习时间布置工作妨碍学习制度坚持的现象不存在了。许多高级干部不仅自己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在学习上以身作则，而且帮助大家解答问题，把自己学习的心得或自己从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听到的内容充实的发言在局、处内部传达。机械工业管理局和电业管理局以及其它某些单位内部的干部学习，都进行得比较好。
两个主要经验
为什么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能获得显著的效果呢？为什么工业部的高级干部理论学习没有像其它某些单位那样不能坚持下去呢？至少，下列的原因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工业部的主要领导干部（王鹤寿、吕东、安志文等同志）对政治理论学习有着正确的认识，并把它当做领导工作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他们亲自动手，并给予重要的帮助。由于领导工业生产是一件十分复杂困难的任务，而对大多数干部来说都是新的课题，因此，业务学习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干部钻研业务的同时，必须注意防止忽视政治的偏向。作为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加强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就很难把领导工作真正做好，这些道理，一般干部也都承认，但是要建立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制度，马上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阻碍和困难。首先是许多干部感到“不学业务就不能工作，不学理论却没有多大妨碍”。也有些人沾染了资产阶级技术人员的单纯技术观点，错误地认为理论政策不能解决技术问题，因而不肯学习。其次是工作繁忙，时间很难挤出。有许多干部认为“学习任务没有完成，检讨起来不要紧；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检讨起来就不好办了。”再次，在学习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如果辅导问题不能解决，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也会降低。要克服这些阻碍和困难，首先就要领导干部有决心。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工业部主要领导干部提供了良好的范例。部长副部长都以身作则，经常参加学习，并且定下严格的学习纪律，除了生病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或请假，会上不得谈具体的业务问题。这样严格的制度已经证明在学习初期是完全必要的。许多人在学习获得效果，并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觉性之后，都承认这种严格的制度对自己的帮助。工业部的主要领导干部不仅帮助选择学习文件，而且结合文件内容和当前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提出讨论的问题。他们对工业部高级干部学习的领导不只是从制度上和时间上给它以保证，而且是从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来领导。这样，学习的内容就能够使理论和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
很显然，内容丰富，坚强的思想领导，这是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获得成效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而这一点，如果离开主要领导同志的帮助是不容易解决的。
第二，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内容，做到了理论和实际的密切结合，发挥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工业部高级干部的学习的经验证明，凡是能和当前的工作、思想有联系的，就能引起学习的兴趣并收到效果。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关文件和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说明。在学习方法上，除了阅读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以外，在学习会上坚决避免了死扣概念、名词和在字句上打圈子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方法，而是集中力量来讨论许多和工作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例如，什么是本产业系统中的主要矛盾？接受苏联先进生产经验是否也必须和中国的生产实际相结合？）。工业部在学习会上经常讨论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有时还宣读中央的某些指示电文。宣读的电报有的是和业务直接有关的（如关于制订计划的指示），也有一般的指示电文（如关于张顺有事件的）；而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学习会的内容就改变为宣读中央的指示电报和讨论“三反”“五反”运动的政策。这样，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内容，在许多时候，实质上是综合着理论学习和政策学习的双重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业务学习”，因为有关业务的领导方法和思想观点，也在这里被经常讨论着。这种比较活泼的学习方式，已取得绝大多数参加者的赞许。有一位局长说：“我们的学习可说是内容丰富。它既有理论，又有政策，有时还谈到全国大政方针，有时又联系到部内中心工作。参加学习以后眼光扩大了，不参加眼光就会缩小。在交流经验上，学习会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各局长都参加，可以听到许多有益的经验。”另一位局长说，这个学习会是“部长对下面的具体的思想领导”。
这一经验证明：在目前情况下，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暂时还不必过分强调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要尽可能求得对业务工作有帮助。这一作法，是切合当前的需要的。
严格的制度和比较灵活的学习方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会上充分发挥了自由思想、自由论辩的作风，大家感不到什么拘束，而且“有话都敢说，说错不要紧”。学习会结束以后，部长常以十五分钟或半小时的时间，对当前的时事和工作作简要的报告。许多同志常利用这个机会作为简短的“碰头会”。而天气太热的暑天，他们还规定了假期。
工业部高级干部学习的经验证明：第一，学习基本理论是提高干部思想、工作水平的最根本的办法。离开了基本理论的学习，就不能获得现有的许多显明的成绩。第二，虽然是工作繁重的高级干部，而且虽然是在工作极紧张的工业领导机关，学习时间仍然是可以抽出来的。而要作到这一点，主要靠领导的决心。自然，当大家真正感到学习对自己思想工作的帮助之后，挤时间就会更容易一些了。
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也存在着缺点。例如，学习的文件、内容还缺少必要的计划性，因而显得有些零乱；还有些参加者不注意读书和看文件，领导上对自修的重要性没有作足够的强调。但虽然有这些缺点存在，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无疑地已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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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科学家为人类幸福的未来而奋斗
——访问苏联生物学家格鲁森科教授
谭文瑞
苏联的科学家和全体苏联人民一同为征服自然而奋斗。他们在寻找新的动力和原料的泉源，改变气候，变荒漠为良田，改造动植物的本性……把自己全部力量和知识献给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格鲁森科教授就是苏联许多卓越的科学家中的一位。他由于遵循着米丘林学说所揭示的方向，在探索植物界发展法则的研究中有创造性的成就，曾两度荣获斯大林奖金，发表过数百篇科学论文，在苏联科学界享有很高的荣誉，担任着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科学秘书的职务。现在他为了另外一项重大的任务——加强中苏人民的友好，促进两国文化科学的交流和合作而来到了中国。
当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这一位热情而精力充沛的科学家放下他正在进行的工作来接待我们。他是在整理苏联科学家的论著，准备把它们推荐给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同时他也在计划着要把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报告介绍给苏联的科学家。他说：从中国的科学杂志中晓得，中国科学家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有许多是很有意义的，苏联的科学工作者一定会对它们发生兴趣。他认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最近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苏科学家的合作所作的决议是非常明智的。他说：“中苏两国的科学工作者应当互通声气。苏联科学院已经决定由专门的科学家研究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报告，选择一些比较主要的译成俄文；并且预备把中国科学家的科学著作写成提纲，介绍给苏联的科学工作者。苏联科学院所出版的期刊将多多登载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和中国科学界的消息，使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可以了解中国科学界的活动。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多看中国的材料，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多看苏联的材料，这样便能够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格鲁森科教授诚挚的言辞使我们感觉到苏联朋友处处关心着我们。
苏联的科学站在世界科学的最前面，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格鲁森科教授告诉我们，苏联的科学所以能够获得这样迅速的发展，首先是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苏联科学界具备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条件。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为基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缺少科学。党和政府以极大的关怀和力量来促进科学的发展。”他举出苏联研究机构扩展的情形来说明苏维埃国家对科学的重视：在革命以前俄国只有一个很小的科学院，现在苏联除了规模宏大的苏联科学院外，还有十二个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七个各科学部门的科学院，另外有几百个各种科学研究所和九百个高等教育机关。今天的苏联科学院拥有等于革命前六十倍的科学研究工作者，预算相当于革命前的七百倍，出版的科学图书比一九一七年增加到将近二十五倍。各个科学研究机构培养着大量的科学工作人员，现在苏联有两万五千名在深造的研究生，单是苏联科学院就有五十八个民族的二千五百名研究生在争取硕士和博士学位。
格鲁森科教授本人的经历就可以说明苏联的党和政府如何注意发现和培养有科学天才的青年成为有成就的科学家。格鲁森科教授原是乌克兰一个贫农的儿子，年纪很轻就参加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当过乌克兰青年团团报和乌克兰农业报纸“苏维埃农村”的记者。他对于农业发生了兴趣，后来便由党送到李森科全苏选种遗传研究院深造，一九三九年毕业后便在苏联科学院中工作。十余年来专心从事关于植物遗传的研究，一九四三年由于成功地解决了马铃薯繁殖的问题而获得斯大林奖金；七年后又因为发表关于植物无性杂交的科学著作，发展了米丘林的学说，揭露反动科学家的理论，又一次荣获斯大林奖金。他现在在遗传学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研究植物的遗传和选种，找寻提高农业生产的方法。
格鲁森科教授把话题转到科学与人民联系的问题上。他说：“在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再一次回想起列宁的名言：‘从前，全人类的智慧，它的全部天才只是为了把一切技术与文化的财富给与一小群人而创造，至于对其他人则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亦被剥夺了。可是，现在一切技术的奇迹，一切文化的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并且今后无论何时，人类的智慧和天才再也不会变成暴行的工具、剥削的工具了。’今天在苏联的确已把列宁的预言变成事实，科学已成为全民所有的财富，它密切与人民的生活联系着。这就是苏联的科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的主要区别。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正在埋头制造原子弹和准备细菌战来毁灭人类的时候，苏联的科学家却是在研究利用原子能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与危害人类的细菌进行斗争。”他并且告诉我们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如何忠诚地为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苏联科学院和各共和国科学院正在对六百五十多个有关共产主义建设的重要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并组织由院士领导的工作队前赴各现场去从事实地考察和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特别提到生物学家参加改造自然计划和争取农业丰收的工作。他们一方面研究如何改良品种，提高耕地的面积生产量，另一方面研究如何在不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上种植作物和栽植新种类的作物。例如在高加索地区，以前是种植宜于旱地的小麦的，现在有了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发展了灌溉，就要改变小麦的品种，使它适宜于湿润的土壤。苏联的科学与生产建设密切结合，已成为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创造工作中的强大武器。
格鲁森科教授举出苏联生物学界近年来的两个重大的成就来说明苏联的科学家是如何依靠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研究自然界的现象，揭示各种现象的具体因果关系，而以实验来检查自己的推理的。
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学说，认为动植物同种内的相互竞争是形成新种的基础，这种意见曾经长期占着统治的地位。苏联著名的生物学家李森科证明同种内的关系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使生物繁荣起来。在同一种生物的相互间并没有互相消灭的竞争，只有异种生物的相互关系，才建立在对抗性的矛盾上。他指出过去在草原上植树的工作所以遭受失败，正是因为根据种内斗争的理论，每株树木都是单独栽植的，而且栽植的是各种不同的树木，所以当它们还未长大便被野生的植物消灭了。李森科以广泛实验证明了只有采用簇种法才能在草原上发展树林。格鲁森科教授说：“像达尔文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因为没有掌握辩证唯物论，也要犯错误。”
另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勒柏辛斯卡娅在细胞学上关于“活质”学说的新发现，是在生物学中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以前的生物学家认为细胞是唯一的、最简单的生命单位，有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细胞只发生量的变化，新的细胞只是由母细胞分裂而来，新细胞和母细胞的性质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形而上学的细胞学说，是和马克思列宁关于一切自然现象发展过程的学说的基本理论完全抵触的。勒柏辛斯卡娅在自己的科学著述中证明了这种唯心论和机械论的理论不能成立。她创造了一种新的思想：细胞并不一定只能由同类的母细胞以分裂的方法产生，且还可以由组织更低级的、没有细胞结构的“活质”发展而成。勒柏辛斯卡娅以许多实验证明了她的真正唯物的细胞理论，为生物学和医学开辟了新的前途。我们可以研究生物将来的发展，可以和毒瘤等许多疾病进行斗争，可以使人体受伤的组织和器官恢复。
当格鲁森科教授谈到苏联科学上的成就的时候，他充满着苏维埃人的自豪。他说：“联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科学在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它正以它的发现来帮助苏联人民更详细地了解自然的富源和力量，并更有效地利用它们。在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中，我们的科学家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具有巨大国民经济意义的科学问题。’但是我们绝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党已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发展先进的苏维埃科学，使它在世界上居第一位。’我们必须为迅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而努力。”（附图片）
格鲁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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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
近来有不少地区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他们大多持有地方人民政府的证明信或迁移证，其中有的并携带家眷到处流动，沿途要求人民政府补助。如北京市南苑区在八月十日到二十三日，就有外来找工作的农民八百多人。他们多来自邻近北京的通县、武清和安次等地。重庆市在劳动就业登记工作中，也发现由江北、泸县等地介绍来的失业人员，仅九月九日到十一日统计，就有三十五人，其中有的人是不愿种地，把已分得的土地交回农民协会，专门到重庆找工作的。此外，山西、苏南、西安、秦皇岛等地也都发现类似情况。
这种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的现象所以发生，主要是有些地区的干部（主要是区、村干部）不了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颁布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这一决定中曾经指出：“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国家各方面建设的发展，将要从农村吸收整批的劳动力，但这一工作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而且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吸收。故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有些干部没有认真研究和领会这一指示的意义，不懂得国家经济建设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必须随着各种建设工作的开展而逐步解决，并非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他们对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不但不加劝阻，反而采取推出门了事的不负责任态度。山西省有些村干部怕给农民开介绍信会受上级的批评，便对农民说：“不用介绍信，进城也可以做工。”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助长了农民向城市盲目流动。其结果不但浪费了国家许多钱财，影响社会秩序，而且给各地人民政府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对于农民来说也很不利，因为他们盲目跑到城市，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只好卖掉衣服被褥等物，走上流浪的道路。因此各地人民政府应密切注意这种情况，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特别是在冬令时期，更应防止农民盲目流动，免得因饥寒而造成不幸事件。
我们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当然要集中力量首先发展工业。但发展农业也同样重要。如果农业经济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就会影响工业建设的进行。各级人民政府的干部应该认识这一点，并且要知道目前的劳动就业主要是解决失业问题，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不是失业者，他们有地种，有饭吃。今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所以盲目向城市流动，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潜在能力未能发挥出来。根据“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办法应该是：配合农村的各种经济建设，以开展农业生产为主，结合发展副业，积极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各级人民政府的干部应该一方面对盲目向城市流动的农民，大力说服和劝阻，讲明利害，打通思想，使他们安心生产；同时还应提倡兴修小型水利，奖励植树造林，修筑农村公路，发展淡水渔业和各种副业及手工业，并提倡土特产品先在农村初步加工，打开产品的销路等，以便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其次应扩大耕地面积，有计划地移民垦荒，吸收和训练农村中的半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参加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工作及农林牧畜等最初级的技术指导工作。这样作不但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促进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