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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共产党员陈健是怎样学会管理近代化工厂的
吴少琦
共产党人是什么都可以学会的。一个近代化的工厂的管理工作，虽然十分复杂，但共产党员也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学会。东北冶炼厂厂长陈健学会管理工作，就是一个例子。
三年以前，陈健对冶炼厂是陌生的。那时候，他是齐齐哈尔市的一个区委书记，对于领导土地改革还有些经验，对冶炼工业却连见也没有见过。一九五○年春天，党调他到冶炼厂来做副厂长。在这个大工厂面前，他完全窘住了，处处摸不着头脑，连一些普通名词也不懂，如“水铜”“配料”等。一开会，听别人吵得很厉害，他却不能表示意见；科里送来表报请他盖章时，他看科长盖了，自己也就随着盖上。有一次要确定铜电解车间的硫酸定额，车间主任说一吨铜得给十五公斤硫酸，而计划科只给四公斤。两下都有理由，争吵得很厉害，但这位厂长却搞不清到底谁是正确的，直到问过车间技术人员后，才算确定了一个数目字。
共产党人的生活就是斗争。陈健就是用顽强的学习精神冲破了工作上的重重困难。
陈健刚刚开始学习生产管理的时候，就碰上作一九五一年全年的生产计划。这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全厂各种产品的产量、质量、原材料、人工、成本、水电风的消耗等等，都要作出计划定额，而且要照顾到各种定额之间的相互联系。当时他对这些还不太清楚，但却要在订计划的过程中，在一切具体问题上向保守思想作斗争。他翻了很多有关计划问题的书，和计划人员不断地研究，向车间主任、技术人员、老工人、职员、党和工会的干部请教、征询意见。刚开头，人们都有些保守思想，把技术定额卡得很低。计划订完了，用计算器一摇，成本太高，电铜成本竟比预计的高出百分之十。他体会到管理企业一定要有全面观点，要照顾到技术定额和经济定额的联系。于是把原计划推翻重作。这个计划整整作了半年，其间大返工有三次，小返工不计其数。最后定案的计划，比原计划的成本降低了一千二百亿元（东北币）。就在这样反复摸索当中，他开始熟悉了企业的全面情况和各个环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给以后逐步掌握企业的内部规律打下了基础。
三年来，陈健就是以顽强的学习精神和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望，到处搜求着可以充实自己的东西，随时随地学习，从各个方面学习，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
当时的正厂长赵岚，在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有许多长处。陈健就观察赵岚的这些长处，经常把赵岚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和自己的想法对照。陈健就学到了正确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这样，工人敢于向他提出意见，他也重视工人的意见。有一位工人家属代表对宿舍的修建情况提了一个意见，陈健马上交办公室主任和行政科长亲自调查处理。
陈健曾经观察过几个老干部当了厂长以后怎样学习生产技术的情况。他发现有的请技术人员系统地从头讲起，有的从研究某一问题的过程中来学习生产技术。他就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研究某次运动（如保安检查、质量检查）当中暴露出的问题来学习生产技术上的一些主要问题；同时自己也读了一些论述生产技术的著作，听些专题报告，然后请技术人员给讲原理。他说：“要领导生产必须懂得生产技术，但也不可能一下子什么技术细节都学习，首先是熟悉生产过程，学习生产技术上的主要问题。”前年他不懂得“配料”，当时熔炼部主任曾和他开玩笑说：“工人都懂得配料，你厂长却不懂得！”而今年九月份，却是由他领导解决配料问题，由他来主持配料会议了。
陈健非常注重政策学习，尤其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次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孙鸿儒副局长到冶炼厂检查工作，一进厂长办公室，就看见陈健正在那里读“东北工业”。陈健说：“工作遇到困难了，得学学政策”。的确这是陈健学习管理企业中的一个特点。他曾经说过：“作一个厂长，主要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因此他在进行每一项工作的时候，总是仔细地学习一些有关文件。去年冶炼厂要订集体合同，他就把东北总工会发的所有关于集体合同的文件以及介绍苏联企业集体合同的小册子都研究了一遍；在质量检查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把“东北工业”上所有关于质量检查的文章都找出来研究，然后分析本厂情况，考虑如何布置。他在学习政策、指示的时候是很细致的，经常比较党和上级机关对某个问题的提法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再和自己原来的看法比较，尽量求得对政策的深刻理解。陈健说：“前年高岗主席在一次讲话里曾经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反复地钻研政策，我过去恰恰就没有反复钻研，高主席那次的讲话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事实证明，必须认真地学习政策和指示，才能把工作做好”。
接受与推广先进经验，已成为陈健的经常工作。陈健对于苏联的、以及兄弟厂矿的先进经验，只要是适用于冶炼厂的，无不注意学习和推广。他知道了苏联的“全面原始记录”和“经济活动分析”的先进经验后，就组织技术人员、职员学习，然后订到集体合同里，坚决推行。一九五一年，他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听了“七二四”工厂的先进经验，回厂就组织各级干部学习。
陈健不仅注意学习成功的经验，而且从许多教训中学习东西。他说：“这次‘三反’运动给我最大教训之一，就是必须经常深入地检查工作。工作光布置不检查是不行的，光厂长一个人下去检查也是不行的，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检查。”最近办公室主任就在他的指示下，带着一个小组下车间检查工作去了。今年七月，他从图表上看到锌电解车间的产量上升得很高，便在脑子里画了个问号：“为什么上升得这样高？应该下去检查检查。如果真是这样，工人一定很辛苦，也应该去看看”。晚饭后，他就跑到现场去和工人聊天，问一班能出多少电锌，合计起来，数字比车间上报的竟少三分之二。他马上跟踪追查下去，发现锌电解车间作了假报告，没有完成任务，却虚报完成了任务。他立刻抓住这件事情对全厂职工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深刻的反假报告教育。他在进行教育时，首先检讨了自己的失职，然后动员大家进行深入的检查，纠正这种虚报成绩的错误态度。
陈健就是这样学习和工作的。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工人群众的忘我劳动和伟大的创造力量，时时刻刻在鼓舞着他，不断提高他的责任感。他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本身就是不断鼓舞人们前进的动力。在工厂里，可以锻炼和不断增强一个人的工人阶级意识。工人弟兄的创造性劳动时时教育着我，使我具体地体会到为什么要相信群众的力量，为什么要依靠群众。刚来的时候，工厂的劳动条件很坏，焙烧炉的烟呛得人都喘不上气来，而工人却以高度的积极性在工作着，不断创造新纪录。工厂里，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新鲜事物出现。看到这些，使人非常激动，看到这些，也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任务重大：如果自己管理得不好，就会限制工人弟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就不能给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甚至于造成损失！”
在短短的三年，陈健由一个“外行”变成了一个“内行”，而且成为一个先进工厂的厂长。但他并不因此自满，他觉得自己还应当努力学习。他正在有重点地学习着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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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第一纱厂党组织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的经验
中共武汉市第一纱厂委员会注意在各种运动中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三年来，共提拔工人干部二百九十一人，其中科长以上干部四十三人。由此初步满足了工作上的需要。
第一纱厂的党组织首先是从各种运动中，发现和挑选历史清楚、工作积极、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和有培养前途的积极分子，作为培养和提拔的对象。然后有意识地让这些积极分子到各种运动中去锻炼、提高，党组织随时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其次，在党组织领导下，采用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方法，吸收积极分子参加会议，交流经验，总结工作。第三，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分别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如：党课学习班，宣传员训练班，青年团员训练班，技术训练班，安全员训练班等，分别轮流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学习，有计划地提高这些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单就举办党课学习班一项，全厂参加听课者即达一千九百余人。在提拔之前，又调这些积极分子先作一个时期的工会工作，使他们在和工人群众的密切接触中，树立群众观点，养成民主作风，防止在提拔后可能产生的高高在上或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作风。
经过这样教育培养而提拔起来的工人干部，一般都具备了下列特点：第一，熟习生产，关心生产，有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摇纱间老工人李玲玲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后，就带领全车间工人将长期积压在车间的材料清理出来，加以合理使用；并将车间管理得有条不紊。当全厂生产由两班制改为三班制时，摇纱间曾因一个人看一部摇纱机而赶不上细纱间的需要，影响到细纱间的生产。李玲玲便和工人细心研究，改单绞为双绞，使摇纱产量提高了一倍，并减少了纱的浪费和改进了纱的质量。第二，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些干部都是从工人中生长起来的，熟悉工人的思想感情，关心工人的生活。这些人能够深入群众，帮助工人作活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下班后，访问工人家庭，经常了解工人的要求和思想情绪，使工人感到格外亲切。第三，工作作风踏实深入，改善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过去工人要求供应科购买一件机料，要盖二十四个图章，手续异常繁琐。自从供应科有了工人干部后，干部就经常深入车间、仓库，了解供应情况，根据需要进行采购，保证了物资及时供应，改变了供应科干部的工作作风。
但在另一方面，武汉市第一纱厂党组织在培养和提拔干部的工作上也存在着以下缺点：党的领导干部对于培养提拔工人干部参加企业管理的方针认识得还不够明确，因而过去培养和提拔干部往往是和党、政、工、团的干部相提并论，没有特别注意培养和提拔行政管理与技术干部。三年来只提拔了两个技术员，一个技师，还有许多有技术的工人应该提拔而没有及时提拔。如最近被提拔为北场副场长的周基银与原修场副场长文月宝，都可以提拔为助理工程师，但都未被提拔。同时技术工人被提拔后担任非技术工作的现象也严重存在。据了解，全厂有三十多个五级以上的技术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调出厂或本厂内作一般的行政、党务、青年团的工作，而没有做到专材专用，发挥他们的技术特长。对职员、技术人员的培养和提拔不够，三年来只提拔了二十四人。对新提拔的干部，使用多，教育少，工作上的具体帮助与深入领导也不够，使这些干部在工作上感到许多困难得不到解决。干部中普遍要求提高文化，熟习业务，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也未解决。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这些干部已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弥补上述缺点，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第一纱厂的党组织决定在今后巩固与提高现有干部的基础上，结合生产改革及增产节约运动，继续培养和提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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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苏联彩色影片“苏联大马戏团”
洪深
编导：里昂尼特·伐尔拉莫夫莫斯科纪录片中央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出品
“苏联大马戏团”在“中苏友好月”苏联影片展览中是一部具有特色的影片。通过这部影片，我们不但认识了苏联人民登峰造极的杂技艺术和高尚的文娱生活，而且对苏联人民优秀的性格与品质，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影片中每一个节目都表现着苏联杂技演员的机智、强健、勇敢和乐观。每一个节目，甚至每一个动作，人们看来都是优美而高超的。艺术家们的表演，对观众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使人们感到愉快、轻松。这影片表现了苏联杂技艺术的很高的成就。
毫无疑义，苏联演员这种精湛的艺术造诣，是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人民生活中千锤百炼的陶养分不开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苏联马戏带来了飞跃的发展的条件。我们可以想见，在旧俄，在沙皇和贵族们的黑暗统治下，尽管人民有多么大的天才，也是无法发展的。那时候，演员们在生活的鞭子下练习技艺和出卖技艺，他们甚至不得不用残忍的手段来进行训练。这样，马戏对于表演者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怎能充分地发展呢！它的演出，除了满足观众某种好奇心或者给予一点刺激外，还谈得上什么教育作用呢？只有到十月革命以后，当艺术还归人民而且构成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时，它才正常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达到今天这样光辉的成就。因此我们说，苏联的马戏就是三十余年来在苏联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艺术的一种。
社会主义艺术的特征在“苏联大马戏团”这一影片中是很显著的。它首先表现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上。在这里，从艺术为全体人民服务这个原则出发，演员有着专攻一项节目的机会和必要。这使得他们一方面集中精力大大地提高了技术，另一方面又必须与别人密切地合作精诚互助，才能构成一个整体。精密的分工与高度的合作是多样性高级技艺表演的必备条件，“苏联大马戏团”中几个出色的节目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同时，相同动作的集体表演也是很成功的，这更丰富了艺术的形象。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物质条件的完备，也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比方，马戏院的规模宏大、表演工具的精美与科学化以及完善的保险设备等，它们除了给演员以充分的便利外，而且使艺术本身益臻完美。至于空中鱼雷及走钢圈等新式节目，那已经发展到机械与人类手艺合而为一的地步了。
作为一部影片来看，导演家在这儿高度运用了他的匠心。他将每个节目安排得这样巧妙、紧凑，让观众觉得眼前并不是一个个的杂技节目，而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创作。每个节目的镜头也是绝妙地修剪过来的，它尽量避免动作中不必要的重复和空隙，使内容显得更加简炼而生动了。这样的艺术加工大大帮助了观众的欣赏和节目本身的效果。
前面已经说过，苏联马戏表现着苏维埃劳动人民的机智、强健、勇敢和乐观的精神。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艺术。它的内容与人民的集体劳动生活是分不开的。连一个细小的节目，如熊扮慈母及救火员，都具体地反映出人民高贵的情操和追求幸福的理想。这样的艺术不仅为人民提供一种健康的娱乐方法，而且具有培养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跟苏联马戏家对待动物的态度联系起来看的。苏联马戏界在训练动物方面有着特别的成就。在他们手下，狮子比绵羊更驯顺，而且能表演复杂的技艺了；斑豹和儿童作了朋友；黄鼠狼与公鸡也互相合作。这不是说动物完全改变了本性吗？但是，按照传统办法，鞭打、炮烙等种种威胁只能消极地降服动物的凶猛，而不能教育它们。唯有顺着动物的本性，依据心理科学来培养、来制约它们，使其在本质上有所改变，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在这里，苏联先进科学的光芒，在通过马戏界照耀人民的心灵了。
看着“苏联大马戏团”，我们想起了中国杂技以及苏联政府为我们拍摄的五彩影片。中国杂技有着悠久而辉煌的传统。虽然我们在反动统治者长期的摧残下没有得到发展，而且有些绝妙的技艺业已失传；但是我们相信，在杂技艺人的持久努力下，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苏联先进经验的帮助下，中国人民的新的马戏艺术将很快地成长起来。（附图片）
“苏联大马戏团”中的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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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星火”集体农庄
乌恩 陈其徐光 龚枚合作
四、他们从这里得到了土地、房屋和新式农具。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起来生产。
五、万事开头难，各个人都有个小打算，干活不出头，沾光要抢先。有一个能干的姜东勋老汉，认定“三个和尚没水吃”，要求各分一份地去单干。
六、生产委员金白山，再三劝说姜老汉，姜老汉坚持要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