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苏斯洛夫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苏斯洛夫同志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之一。本文是他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指出党在进行各种思想工作、在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必须时刻与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做不调和的斗争;同时他指出国民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思想工作者和从事文化建设工作的干部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同志们!我们党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所走过的道路,充满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充满了决定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命运的事件。
列宁斯大林的党胜利地走过了这一道路,在自己的史册、苏维埃国家的史册和全人类的史册上写下了新的光辉灿烂的篇页,这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由于人类的天才、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以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极伟大的智慧领导着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长时间的鼓掌)
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斯大林同志新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给我国展示了向共产主义胜利行进的宏伟远景,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无穷尽的力量和威力,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可争辩的优越性。
第五个五年计划规定苏联国民经济新的强有力高涨,它是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方面的一个新阶段。计划也规定了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巨大和重要的任务,这也就是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所要谈的。
列宁和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全体苏联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的强有力高涨,是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还在一九○六年,斯大林同志便在他的名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指出,未来的社会“是以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及人们底社会主义意识为前提”。
斯大林同志在新的经典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极重大问题,首先是与苏维埃社会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关的问题,作了全面的和最深刻的分析。斯大林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灿烂光辉照亮了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从而给了我们党、共产主义社会的全体建设者、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帮助。(鼓掌)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在这一著作中再次着重指出,作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一,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发展,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活动家的教育,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这就是为什么党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这样非常注意党的思想工作,顽强地为尽力提高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而斗争的缘故。
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使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我国青年成为具有高度文化和教育、生气勃勃、坚忍不拔、不怕困难和阻碍的人,是以社会主义态度对待劳动和公共财产的精神、以热烈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对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来教育他们。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是争取高度劳动生产率、争取巩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争取巩固和发展公共财产、争取苏维埃国家威力的进一步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
共产主义的建设,在我国并不是以安稳的“没有冲突”的形式进展的,并不是没有困难、没有斗争的。非常错误并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是在文学和艺术工作人员中间相当流行的所谓“没有冲突”的理论,这种理论给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带来损害,使它们离开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和影响的积极斗争,离开反对一切旧的、衰朽的、阻碍苏联人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事物的积极斗争。
首先,我们不能忘记最反动的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包围,这些集团正在进行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其中也包括思想准备,他们正在利用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的一切手段来麻醉自己国内的广大群众,并以最卑鄙而又诡诈的谎言和诽谤的毒药来毒害我国社会中个别的不够坚定的分子的意识。
我国社会并不是顺当地前进的,而是在新事物跟过去的为数仍多的仍有生命力的残余作斗争中,跟那些从资产阶级制度承继下来的旧的,有害的、有时是丑恶的习惯和风尚作斗争中前进的。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我们生活中总是有什么东西在消亡着。但是消亡的东西,不愿意简单地死去,而要为着自己的生存作斗争,坚持自己已经衰败的事业。
“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什么新东西在生长着。但是生长的东西,不是简单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喧嚷着,叫喊着,坚持自己的生存权。
“旧东西与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新产生着的东西间的斗争,——便是发展过程底实在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党的全部思想工作,党在以共产主义教育群众方面、在形成我国人民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新的崇高道德和精神品质方面的活动,不能是抽象的,启蒙式的。这种工作和活动今后也应当针对着跟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跟这种思想之渗入到我国的科学、文学和艺术中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斗争,克服和根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加强对各种思想上的歪曲现象的布尔什维克的不可调和性。
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就是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对懒汉和公共财产盗窃者的进攻,对官僚主义者和国家纪律破坏者的进攻,对崇拜资产阶级反动文化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的进攻,对敌视苏维埃思想和各族人民的友谊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歪曲活动的进攻,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中的不问政治和缺乏思想的倾向的进攻。
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强有力杠杆,就是国民教育。
党和苏维埃国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对于他们掌握文化的各种成就,表现着毫不减弱的关怀。在这一重要事业方面,达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还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之前,我国就完成了真正的文化革命。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使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都成为有文化和有教育的人。
这个任务是顺利地和稳步地实现着。普及的七年制教育实行了,普通中等教育和专门中等教育大大扩展了。在扩展和改善高等教育方面,达到了极重大的成就。高等学校的学生数目,在一九五二年已达到一百四十万人,比战前多百分之七十三。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国民教育。统治阶级需要劳动人民的愚昧和无知,以便使他们服从自己,并以残酷剥削的办法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美国的国民教育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在这个国家里,计有一千万以上的文盲;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龄儿童不能读书。至于中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则是统治阶级的独占物,劳动人民的孩子是享受不到的。
苏维埃国家每年支出大量款项来发展国民教育,而美国政府却在国民教育破产的情况下,对这一事业拨款不到预算的百分之一。同时,为了与准备新战争有关的军事支出,今年的拨款却占预算的百分之七十四。百分之一用于国民教育,而百分之七十四用于军事支出!这些数字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反人民的政策的目的何在。
依据我国在发展国民教育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同时也考虑到苏维埃社会在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方面的迫切需要,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在国民教育方面提出了新的有极重大意义的任务。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规定:“到第五年计划结束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共和国直辖市、省和边区的中心城市以及大工业中心,把七年制教育完全改为普及中等教育(十年制教育)。为下一个五年期间在其他城市和农村中完全实行普及中等教育(十年制教育)准备条件。”
由此可见,在这一个五年计划和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的任务是过渡到十年制的普及义务教育。
这个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担负的任务,其意义和规模之大,是无法估计的。提出这种任务,其本身便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即人民成为主人,而且关心人民、关心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确定不移的法则。保证我国整个年青的一代能够受到中等教育,就是在完成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使全体劳动人民都成为有文化和有教育的人——方面的一个最重要阶段。这也是在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方面的一大步骤。
十年制普及义务教育的实现,对于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工人阶级的队伍将补充上更加有文化和有教育的人,他们能够迅速地和最有效地利用并推进最新的技术。
在新的五年计划中,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在国民教育方面还提出了另一个巨大的任务。这便是在中等学校里着手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并实行为过渡到综合技术教育所必需的办法。
在新五年计划中,高等专门教育和中等专门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为了使劳动者不脱离生产而受到教育,扩大函授的和夜间的高等和中等专科学校以及普通学校的分布网。
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极重大的任务,要求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大大改进自己的业务,并要求地方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在建筑新校舍方面,在训练和再训练教师干部、提高对学生的教育品质方面,以及在全面准备和实行旨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办法方面,都进行巨大的工作。
第五个五年计划所展示的国民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将使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达到进一步的巨大高涨,将是我国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更蓬勃的繁荣的牢固基础。
同志们!在实现我们党所提出的文化建设及对苏联人的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方面,在组织和动员苏联人来完成国家面前的经济和政治任务方面,出版物——报纸、杂志、书籍——具有着巨大的意义。
苏联人民喜爱自己的出版物,并对它提出巨大的要求。我们的出版物已成长为积极帮助共产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我国的书籍和杂志用几十种民族语言大量发行着。至于说到报纸,那末仅仅“真理报”现在的发行数额便大大超过了一九一三年俄国出版的全部报纸的发行数额。
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规定了我国出版物的巨大增长。这对出版机构以及印刷业和造纸业都提出新的要求。
要求于出版工作人员的,是大大改善出版事业,提高对所出版的书籍的思想内容和印刷装帧工作的责任心,铲除出版思想错误的和粗制滥造的书籍的可能性,可惜这还是常有的现象。
同时应当采取措施来无条件地保证按照计划扩大我国出版业的印刷基础,保证供给我国出版业以现代的具有高度生产率的装备并满足出版局对于纸张的需要。
党所面临的重大任务,迫切要求一切党组织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消除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的并由马林科夫同志在报告中所揭露无遗的一切巨大缺点。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各个历史性的决议,约·维·斯大林的卓越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动员劳动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五年计划,应当成为各级党组织的全部思想—政治工作的注意中心。
改进党的宣传事业,是提高各级党组织思想工作水平和顺利完成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一切任务的主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是共产党全部政策的科学基础,是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这个学说照耀着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法则,帮助党、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自觉地和巧妙地利用已认识的规律性,以便依靠这些规律性,在最短时期和最小困难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
党为我们干部成功地掌握革命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以苏联各民族语言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其总发行量达到五亿一千一百万册。目前,最完整的和经过缜密编审的第四版列宁全集已经出版,斯大林全集已出版了十三卷,它们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取之不尽的宝库。
然而,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有了某种推广,可是应该着重指出,我们把这一事业组织得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斯大林同志在公正地批判党的宣传工作组织中的缺点时,指出了主要的缺点之一,就是缺乏使共产党员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要的起码知识的教材。斯大林同志提议为党员和候补党员创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级教程。这种教程的创作,对于我们的干部将有重大的帮助。
进行党的教育,以及监督共产党员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必要的起码知识,是一切党组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然而事实表明,对共产党员政治学习的必要的监督,几乎是完全没有的。这就是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的另一个巨大缺点,这个缺点斯大林同志也曾指出过。由于缺乏监督,很多的共产党员算作是自修理论,可是实际上,正如事实所表明的,没有进行任何提高自己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
任务是在于消除党的宣传事业中的无组织性、自流和缺乏监督的现象,提高各级党组织及共产党员自身对政治学习的责任心,在全部党教育网中有系统地监督党员和候补党员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知识。应该特别注意改善宣传工作的思想内容,坚决根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教条式的、书呆子式的研究,提高党教育一切环节的课程的思想理论水平。
同志们!斯大林同志对于党的全部思想—政治工作及文化建设,是亲自特别注意的。很难举出科学、文化和艺术的一个部门,思想战线的一个部分,不感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鼓舞和指导的作用,不感到他的天才思想的良好的影响。(鼓掌)
这就保证了顺利完成文化建设、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朽思想的宣传方面的任务。
我们党在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已经是空前统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一致,享有着全体苏联人民无限的信任。党实现代表大会的各个历史性的决议,在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科学巨匠、衷心敬爱的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之下,满怀信心地引导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长时间的鼓掌)(译自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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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灭轻视思想工作的现象
——苏联“真理报”十月二十七日社论
在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和科学地阐述了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唤起了我党思想生活的强大的新高涨。我们的干部和全体苏联人民研究了这些历史性的文件,掌握了斯大林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政党,才能满怀信心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相反,党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便只好摸索着四处徘徊,在自己的行动中失掉信心,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前进。
我们的党过去和现在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它在其全部活动中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得我们党能够有决定方向的能力,能够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见事变的进程,不仅知道事变现在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知道将来它们将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法则——无论是指自然科学法则或政治经济学法则都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计到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
我们的党掌握了已被揭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则,实际地证明了:社会在法则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法则以后,依靠着它们,就能够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并“驾御”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法则方面所发生的情形一样。
规定我们的前进运动的远景和道路的党的将来的计划,是以经济法则的知识为依据的,是以斯大林同志制订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科学为依据的。为要顺利地完成这些计划,实现它们,我们的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应当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在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日常斗争中由它作出实际的结论。
确定党的主要任务的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对于进一步改善党组织的思想工作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马林科夫同志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中说:思想工作是党的首要职责,不重视这种工作就可能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增强。
党执行着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斯大林同志关于思想问题的指示,最近期间在思想战线上显著地改进了自己的工作。由于党中央委员会的过问,在许多科学部门中已揭露了与苏维埃人不相容的习惯和传统,揭发了关闭批评之门和对待批评采取不可容忍的态度的现象,揭穿并粉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以及各种庸俗歪曲的现象。关于哲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的讨论揭发了各种科学部门在思想方面的严重缺点,推动了批评和意见的争论的开展,在科学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党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直到如今,在许多党组织中还存在着不重视思想工作的现象,因此,这种工作就落在党的任务后面,有些组织中,这种工作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
“我们某些党组织只顾经济事务,——马林科夫同志说,——而忘记了思想问题,它们把这些问题搁置在一边。甚至先进的党组织如莫斯科党组织,对于思想工作也注意得不够。这就不能不引起不良的影响。凡是对思想问题不加注意的地方,就给敌对的观点和观念的复活创造了肥土沃壤。异己分子,形形色色已被党粉碎了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残余分子,都想抓住党组织因为某种原故未加重视,而使党的领导与影响削弱了的那些思想工作部门,利用这样的部门来宣传他们的路线,复活并散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观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组织得更为不能令人满意。由于对思想工作的领导不够以及对于这种工作的内容缺乏监督,书籍、报纸和杂志中以及科学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工作中常常发现严重的歪曲。在一些科学部门中,个别科学家集团的垄断现象还没有完全根除,它们排斥生长中的新生的力量,不接受批评,并企图用行政方法来解决科学问题。
我们一部分领导干部忘记了对党的首要义务: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系统地充实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用党的历史经验来丰富自己。
经验证明:一个领导者只有不倦地学习先进的革命理论,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锻炼自己的列宁与斯大林式工作者的品质并使之臻于完美的地步,才能胜任我们党的任务。一个人如果在思想上落后,按照死记的公式生活,丧失对新鲜事物的感觉,不能正确地分析国内外的形势,他迟早终会被现实生活所抛弃。
对干部和所有共产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问题,应当成为每一个党组织经常注意的中心问题。应当消除组织党的教育工作方面的严重缺点。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要求每个党的机关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候补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的领导,加强对于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
在现代的条件下,当我国在实现着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思想工作的意义就特别增大了。不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
在思想战线上,特别需要党组织的高度战斗力和共产党员的政治警惕性。必须对与我们背道而驰的观点、思想和情调的侵蚀展开无情的斗争,这些东西来自国外,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也来自国内,来自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集团的还没有被我们党根除的残余。
在苏维埃国家中,社会主义思想占着统治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种思想的牢不可破的基础。我们党在群众中发扬和培养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各族人民友好的精神、以关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劳动人民。
在对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规定各级党组织有任务:消灭轻视思想工作的现象,为反对对思想上的错误与歪曲采取自由主义与漠不关心的态度而进行坚决斗争,有步骤地提高和改善我们干部的思想与政治的修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文学、艺术并使之达到完美的地步,动员一切政治思想教育的工具,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报刊,来改善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提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警惕性和政治觉悟。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决议和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是我党在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用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理论的无往而不胜的思想去武装我们的干部和所有共产党员,是每一个党组织的首要任务。提高思想工作的水平,是成功地实现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巨大任务的必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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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经验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李四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到今天是整整的三十五周年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以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着这个创造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节日。
三十五年来,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一方面粉碎了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提前完成了各个五年计划。这样,就铺平了由社会主义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巩固了以苏联为柱石的和平阵营。
苏联人民这样伟大的成就,很清楚,其中是有苏联科学家的重大贡献的。那些重大的贡献,也很清楚的是苏联科学家们遵循着列宁和斯大林两位导师所指示的方向而获得的成就。
不管有些人怎样强调科学的高度国际性,也不管他们怎样不喜欢拿国度来分别形容科学事业发展的特征,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现在苏维埃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只要把科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今天如何遭到厄运,以及它如何倾向于脱离实际而形成萎缩的现状,和科学在苏联如何蓬勃茂盛地结合着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滋长的状况作一个对比,那就可以显明地看出苏联科学的优越性了。
苏联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单纯地表现在科学事业的广泛和迅速的扩展上面,同时也表现在科学本身的发展上面。如所周知,巴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开辟了生理学和医学上的新路线,为研究生理、病理打下了正确的基础,让人们根据制约性反射的原则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依据米丘林路线,李森科在遗传选种学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李森科的工作,不仅对苏联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改造现有的品种使它能在新环境下充分发育的一般性的问题,也提供了高度技术性的解决方法。威廉斯的工作,不仅是解决了许多土壤学上的个别重要问题,而且为整个土壤科学建立了健全的基础。费尔士曼和凡尔拉兹基在地球化学方面的各项工作,也都有它们的创造性的贡献。此外,还有不少优秀的苏联科学家,站在各个业务部门的岗位上,作了巨大的努力,解决了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
但是苏维埃科学的优越性并不仅仅表现在科学的应用方面。它在科学的基本理论方面,也表现了极其高贵的价值。例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李森科的工作,不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了惊人的贡献,并且从实践中证明了维士曼—摩尔根一流的遗传论的虚伪性,从而把进化论重新放到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其他关于生命起源问题,地球起源问题,由于量子力学的发展而引起的物质究竟的粒子性和波动性的问题,物质客观存在的认识问题等等,苏联科学都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苏联科学家们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他们自己,他们便获得了明确的认识和足够的信心,来揭发并且击破各个科学部门中,以各式各样的理论外衣掩饰着的唯心论的幻想;同时也就斩钉截铁地铲除了一切绞绕着科学的机械唯物论的桎梏。这样,就让科学自由自主地走上了辩证唯物论的道路。简单地说,这就是苏维埃科学最基本的特征。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苏维埃科学是先进的科学,并说明了今后科学的发展,无论在哪一方面,哪一个国家里,必然要追随着苏维埃科学已经开辟出来的道路,才能前进。
俄国开始接受近代科学,比我们中国早。它在一七二四年已经成立了科学院,当时有罗蒙诺索夫那样学问渊博的人物主持其事。从那时候到十月革命的前夕将近两世纪的年代中,特别在十九世纪中,俄国的确出了不少像洛巴且夫斯基、契比雪夫、连兹、门得雷叶夫那样杰出的科学家。但是,沙皇政府对俄国科学家的事业不独不感到兴趣,有时还采取迫害的态度。当它需要科学和技术的帮助的时候,它宁可从外国输入现成的东西,而不肯请教本国的科学家们,也不肯给他们的工作以必需的支持。从一九○五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期间,俄国科学界困苦的状况更加恶化。苏联科学院已故院长瓦维洛夫在他的“苏维埃科学三十年”一文中曾经指出:像列贝节夫那样出色的物理学家,到了最后,连在莫斯科大学的地窖里的一个实验室都无法维持。这一幅辛酸的图画,恰好也是中国科学界在解放以前的景象的写照。
人们现在几乎不能相信,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连电灯泡都不能制造,光学玻璃和光学仪器更不必说了。由此就可以想像到当时俄国的科学技术脱离实际的程度,恐怕和解放以前的中国情况也不相上下。
伟大的十月革命把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老科学家们遵照列宁亲切的指示,不断地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大批青年热烈地投入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队伍。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帮助为他们学习而建立的机构充实设备。第一步解决了像制造电灯泡和光学玻璃那种基本的技术困难;接着,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五年计划,便迅速地把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科学成果,从在资本主义的抑制下胜利地移植到社会主义的基地上,犹如在狭小的花盆暖室中,移植到广大自然的田野里去,让它们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遍地开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据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院士最近的报道:苏联科学院现在拥有差不多相当于革命前六十倍的科学研究工作者,预算差不多相当于革命前的七百倍。苏联科学研究机关网,自从苏联共产党举行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各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有十二个,苏联科学院分院有十一个,各科学部门的科学院有七个,各种科学研究所有几百个。这些伟大的成就和那些宝贵经验,着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中苏两国都是土地广大,物产丰富,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个区域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在许多不同的区域中,我们都是需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工业,同时又在具有特殊自然条件的区域中,需要集中力量来改造自然。
在这些方面,我们正好向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就给我们开发西北的理想作了榜样。乌兹别克在十月革命以前是一个落后的地域,乌兹别克人一直受着殖民者的和本地封建主的残酷的剥削。那里没有一个纺织厂,没有一个机器制造厂,也差不多没有煤炭和石油工业。现在它有一百五十多个纺织厂、丝织厂和缝纫厂,它有几百个巨大的工厂、矿山和采油厂,有八百个火力发电厂和水力发电站,其中包括法尔哈德那样巨大的水力站。在革命前乌兹别克人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识字,而现在完全没有文盲了。那里有三十六个高等学校,四万二千个大学生,有包括二十五个科学机关的科学院,有将近一千五百个科学工作者。
列宁明确地指示过电气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由斯大林大元帅亲自指导的改造自然的计划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我们中国有大量比较劣质的煤炭,更有大量的水力可供发电。特别在西南区域,那里以百万匹,甚至千万匹马力起码计算的巨大动力,自地质时代起直到现在,都是浪费着的。只要我们向古比雪夫那一类型的浩大水力发电工程的计划和实施经验学习,我们敢说一定有办法把西南很多的洪流加以驾驭,那些以天文数字计算的自然力量,便要为我们中国人民服务了。
苏联人民一向是我们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全世界劳动人民最爱戴的领袖斯大林大元帅一向关怀着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对于这样深厚的友谊,我们中国人民一直在衷心感谢,念念不忘。
一九五○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更加普遍地巩固了和增进了两国人民伟大的友谊。为了加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是难以计量的,尤其在有关应用技术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方面。在治淮和荆江分洪的巨大工程中,在我们的铁路上,在我们的许多工厂和矿山里,凡是苏联专家到达的地方,他们都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他们以忘我的精神,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大公无私地、毫不保留地把苏联的先进经验,传授给中国的工作同志。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的表现,这值得我们深深感谢,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今年十月三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决议,邀请中国科学家和苏联科学家合作,从事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中国科学院的扩大院长会议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从此我们中苏两国科学的合作,必然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并加强我们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当我们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的前夕,当我们需要更坚决地保卫受着威胁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的和平的时候,当我们欢欣鼓舞地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更确切地认识了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同盟的伟大意义。我们坚信,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同盟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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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设宴招待西藏致敬团及昌都地区藏族人民国庆节观礼代表团青年代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于五日晚七时设宴招待西藏致敬团和昌都地区藏族人民国庆节观礼代表团的青年代表,并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
西藏致敬团和昌都地区藏族人民国庆节观礼代表团青年代表尧喜·泽仁卓玛、欧协·土登桑曲、门堆·洛桑旺堆等四十余人,由青年团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乐干泓陪同,出席了这个联欢晚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李昌、候补书记区棠亮和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于北辰等均出席招待。青年团中央直属机关的男女青年团员代表和中央团校少数民族班的各族学员共一百五十多名代表参加了联欢晚会。
李昌书记在宴会上致词,他代表青年团中央向远道从拉萨来到北京的藏族兄弟民族青年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后,使西藏的青年和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了。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这是毛主席给予我们各族青年的幸福,各族青年应该更加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
西藏致敬团青年代表欧协·土登桑曲说:西藏致敬团来到祖国的首都,光荣地受到毛主席的招待,今天又受到青年团中央的招待,使我们深切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我们将来回到西藏后,决心要用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的行动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门堆·洛桑旺堆说:我们西藏的青年代表,在祖国首都兄弟青年热情地鼓舞下,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愉快。我们拉萨的青年,已经成立了拉萨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我们希望青年团中央能派人到拉萨去领导和帮助我们作好工作。这时,宴会在欢腾中,为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健康干杯,为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健康干杯,为祖国各民族青年大团结干杯。青年团中央的女青年代表,并向与会的达赖喇嘛的姐姐尧喜·泽仁卓玛干杯。最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将青年活动照片、腰鼓、口琴、手风琴、小号等礼品送给拉萨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尧喜·泽仁卓玛代表西藏致敬团青年代表向青年团中央致谢,她说:我们回去后,一定将这些珍贵的礼品和深厚的友情,传达给全西藏的青年,鼓励他们向祖国的兄弟民族青年学习。联欢晚会并由青年剧院等演出了各种民族舞蹈与秧歌剧。在热烈和亲切的氛围中结束。(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
招待来北京演出的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日前举行茶会,招待来京演出的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
出席茶会的有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副主席邓颖超、傅连暲,秘书长康克清,中央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林砺儒等。
茶会由康克清主持。首由邓颖超代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致词。她说:儿童剧团在京演出许多精彩节目,给予儿童很好的教育,受到观众们热烈的欢迎和赞扬。她希望剧团继续努力为儿童服务,并希望各有关机关团体共同为发展儿童的文艺戏剧而努力。
出席茶会的其他单位的同志在讲话中都一致赞扬该团演出的成功,并表示今后将共同努力推广儿童文艺戏剧。儿童剧团团长任德耀在会上介绍了该团发展情况。
茶会最后由宋庆龄主席代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将一面写着“为发展儿童文艺戏剧而努力”的奖旗,授给儿童剧团。
儿童剧团是在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领导下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成立的。解放前,该团因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阻挠,工作难于开展。解放后,得到人民政府的支持和照顾。全团现有儿童七十人,工作人员二十二人,兼任教师十余人。该团除以演出戏剧的方式教育儿童外,还对上海市各校学生和各区儿童的文娱活动进行辅导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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