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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体现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的优秀影片
——“南征北战”
张立云
编剧：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 导演：成 荫、汤晓丹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九五二年出品
影片“南征北战”是一部描写人民解放战争的、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它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毛主席的天才的运动战的战略思想。这是第一部试图从正面表现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并获得了初步成功的影片。
影片用生动的形象，用典型人物和事迹把这个主题思想真实地表现了出来。影片所描写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执行着毛主席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我军虽然在苏北七战七捷，天天打胜仗，但是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战争的全局出发，便不得不作战略性的退却，从江苏撤到山东。接着，又撤出了津浦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桃村，大踏步转移到山东沂蒙山区，高度集中了我军的主力，又大踏步前进，歼灭了从胶济路南下的一路敌军。然后，乘胜回转头来，又追歼了从江苏拖到山东来的疲惫、孤立的敌军，失去的桃村重新归我所有。我军歼灭了敌人的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以后的大反攻准备了有利条件。影片故事以桃村为起点，又以桃村为结束。通过这个村庄的一失一得的前后经过，令人信服地把毛主席的运动战的战略思想的英明与伟大，把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品质表现得清清楚楚。影片并没有用很多的“理论”，或堆砌很多的史实，来宣扬毛主席的“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的军事思想，没有用概念化的写法去说明人民和解放战争的关系以及正规的部队与地方民兵的配合，而是通过对几个主要人物的生动描写，通过他们的思想变化和行动，以及各种关系之间的有机联系，来表现主题的。
影片紧紧地掌握了主题，一开始就提出了问题，并随着故事的发展，一步一步地使主题深刻化。影片中所写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紧密地围绕着主题思想在活动着。
影片描写了我军最初执行运动战的方针时，我军的战士以及下级干部的思想和领导意图不能一致；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战争的指导思想也有矛盾。我们从影片里看到，运动战的战略思想的意义，并不是
一开始就为每一个战士和下级干部所理解的。他们搞不通为什么“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当部队后撤时，战士压抑着不愿后撤要求继续战斗的情绪，有的说怪话：“反攻反攻，反到山东”。群众心里不舒服，连长思想搞不通，这些描写都很真实。不但下级干部和战士如此，中级干部的思想也有搞不通的时候。高营长就说过这样的话：“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马上又要向北转移。……这个弯子怕一下转不过来。”这里表现出的思想，本质上和前述战士的思想没有区别。但这也是真实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一时不通，也是难免的现象。因为他们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片面性的，没有从战争的整体上去了解退却的伟大意义是为了消灭更多的敌人，丢掉了眼前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胜利。思想虽然一时不通，但我们的部队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部队，下级对上级的领导是无限信任的。所以，上级的命令，下级仍坚决贯彻执行。影片对人民解放军这一高贵品质表现得很动人。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是急转直下地发展着，战士和下级干部的思想也在战争的实践中有了转变。当他们从切身经验中深刻体会了上级领导的正确时，当他们摆脱了局限性而注意到全局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立刻和领导思想一致起来了。我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战士刘永贵、王春，以及张连长到后来都发生了很显著的思想上的变化。他们最初埋怨部队往后撤，但当他们歼灭了大批敌人，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时，刘永贵说：“班长，这个方向跑对了，不要说丢一个桃村，丢掉十个也值得。”王春也说：“这四百五十里路跑得不冤枉，早知道跑四千五百里也没意见！”张连长也说：
“真没想到……”。他们思想上的这些变化是很自然，很真实的。
人民群众也在斗争中扭转了思想，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他们服从整个战争的需要，组织了游击队，插到敌后，有力地配合了正规部队的作战，使敌人到处挨打、不安，给歼灭敌人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像游击队剪断了爆炸水闸的电线，保证了正在进攻的部队胜利渡河、击溃敌人的场面，是很动人的。我们在影片里，不但看到了村长赵玉敏和男女民兵游击队所进行的斗争，也看到了担架队、运输队对于部队的有力的支援。这一切人，一切场面，都不断地在银幕上活动着，他们是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影片扼要地表现了广大人民和战争的关联，说明了战争的人民性。人民的力量是解放战争胜利的源泉，是解放军真正的铜墙铁壁。
影片以战士对家乡热爱的亲切的感情，深刻地表现了战争的正义性。桃村这个地方，住着战士刘永贵的老婆和孩子，战士们都是桃村一带的人。敌人要占领和摧毁的正是像桃村那样成千成百的村庄，而我们的战士牺牲流血所要保卫的也正是那些地方。战争的目的是保卫解放区，保卫解放了的一草一木，保卫自己的家庭和幸福。部队打回来的时候，刘永贵用手捧着河水，亲切地说：“今天又喝到家乡的水了。”这种形象地对于战争性质的描写，给人多么强烈的感觉啊！战争的正义性，是革命战争致胜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影片里，我们也看到了战争的艰苦，和从艰苦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人民军队的乐观主义。战争的确是艰苦的。天天行军转移，长途跋涉。敌人是机械化，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爬高山峻岭，走人迹罕到的路。在战场上负伤，牺牲。人民解放军的可贵品质不是回避困难，而是设法战胜它，而是在困难面前不悲观，不低头。这是真正的乐观主义。我们只要稍微回忆一下影片中的行军场面、战斗场面（如将军庙车站争夺战），张连长、高营长负伤后的表现，战士王春炸敌坦克的种种情景，对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得更深刻。影片对这个问题是处理得很好的。它正确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和困难，因而也正确地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既没有武断地否认任何艰苦，因而也没有小资产阶级的虚伪的“乐观”情绪。
影片在创造人物形象上也是成功的。特别对于高级干部形象的创造有成就。陈戈同志所饰演的师长，刻划出了我军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高级干部最主要的特点。他忠勇、沉着，有思想，有智慧，是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武装起来了的人物。虽然这个人物生活化的程度还不够，语言还显得有些生硬；但应该说这是我们的影片在创造高级指挥员形象的尝试中比较成功的一个。
影片中的战士、村干部（如女村长赵玉敏）等，虽然性格都还不够突出，但也都有刻划得好的地方，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也表现出来了。张连长、赵玉敏这两个人物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影片描写敌人也写得较好，既没有夸张敌人的凶恶气焰，也没有把敌人写得懦弱无能，敌人也是有战争经验的，但因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所以他们便无法获得胜利，而终于被歼灭。影片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敌人反人民的本质，和他们将领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他们可耻的失败。
影片中的语言也比较生动活泼，是从生活中提炼了的文学语言。一些八股式的语言，在这部影片中不多见了。
“南征北战”制作的成功，证明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制作出思想性很高、艺术性很强的影片，只要作家、导演、演员同志们肯于作艰苦的努力。
“南征北战”制作的成功，也进一步地证明了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沈西蒙等同志所以能写出这样好的电影剧本，和他们长期在部队生活、熟悉部队生活是分不开的；和部队领导同志的直接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电影所以拍得很好，演员所以演得很好，和刻苦深入生活分不开，和协助演出的部队的努力及军事顾问切实负责的指导也是分不开的。（附图片）
人民解放军与游击队胜利会师。我军师长（陈戈饰）与游击队的桃村女村长赵玉敏（张瑞芳饰）握手
在胜利的战场上，我军师长（陈戈饰）号召大家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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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微生物科学中的米丘林方向
——纪念米丘林诞生九十七周年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全国委员会委员 高士其
一
微生物科学是一门最年青的生物科学。它是一门和传染病做斗争的科学，也是一门生产斗争的科学；是一门卫生科学，也是一门农业科学。
它和医学实践、农业实践都是有关系的。它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细菌和病毒。
细菌是非常渺小、肉眼看不见的生物，一般读者现在对它已经是久仰大名了。但是在没有显微镜的时候，人们是没有机缘和它见面的。可是它是我们地球上最普遍的一种“居民”。它平常都在空气中飘游，在水里流浪，在泥土里打滚，在动植物和人类的身体里移动。
科学家在北极圈的雪地上，在离开海面一万尺的高空里，在温泉旁边，在许多铁和硫的矿床上，也都能找到细菌的影踪。它所接触的面是这样广阔而高深。它落到那里，那里就发生重大的变化。
对人类来说，有些细菌是我们的朋友，它们帮助我们收集并积累起土壤中的氮素成分，这种氮素对于植物的营养是有贡献的。人们在做酒、做酱，做酸菜以及面团发酵的时候，它们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
有些细菌是我们的敌人。由于它们的侵入，常常使人类以及家畜、庄稼等发生传染病。有许多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伤寒等都是由它们所引起的。但是，在卫生宣传工作没有达到的地方，因为肉眼看不见它们的存在，人们对于它们的阴谋活动，往往是不加注意的。
“病毒”是在显微镜底下都看不见的一种小东西，人们对它更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它对于人类和动植物的疾病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已经发现由于病毒所引起的疾病就有二百种以上。
首先发现“病毒”的是俄国伟大的科学家伊瓦诺夫斯基。他在一八九二年，由于研究烟草花叶病的结果，找到了这种神秘而有毒的东西。这东西是能穿过细菌所不能穿过的瓷制的滤过器，因而把它叫做“滤过性病毒”。
“滤过性病毒”的发现，在植物病理学上，在医学和兽医学上都开辟了广大的新园地。有许多危险的传染病，如天花、麻疹、脑炎、狂犬病、黄热病、牛瘟、猪瘟、鸡瘟以及其他许多种植物及家畜的传染病，都和“滤过性病毒”有关。
科学家最近又发明了一种显微镜，叫做“电子显微镜”，它可以把要看的东西放大几万倍到几十万倍以上。于是微小的“滤过性病毒”就在电子显微镜下现了原形。
这些都说明了细菌和病毒是和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微生物科学的发展是被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看法所限制了。
资本主义的微生物学受到了微耳和反动的细胞学说，以及魏斯曼、摩尔根反动的“基因”学说的影响。它的进步就遭受了阻碍。
微耳和认为生命的开始就是细胞，除了细胞以外再没有生命。细胞只能用分裂的方法由细胞产生。因而巴斯德和他的学生们也固执这个成见：细菌只能由细菌产生。
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对于生物体和生活条件的统一，生活条件的影响能够引起生物体发生变异，和这种变异能够遗传下去的道理，都加以否认
（变异就是变的和原来的样子有些差异）。他们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不可知的，生物进化发展的原因是神秘不可思议的，生物发展的方向是没有方法控制的。因而，坚持他们的错误主张，认为细菌只有单一的形态，这种单一的形态，是由单独的“基因”所节制。他们说，细菌是生物界中的例外。也许在原始时代有一个时期细菌也是会发展的。可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它们就不再变异了。所有细菌的变异，都被看作是杂菌的污染，人类改变细菌物种的可能性完全被漠视了。
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又认为生物发展的方式是生存竞争（尤其是种内竞争），优胜劣败，这就给帝国主义者所利用，来宣传种族间的仇恨。
这样的生物学，显然的并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它只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而战争贩子则利用细菌和病毒，把它们当作大规模屠杀人类的武器。日本和美国的细菌战犯所进行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是微生物学的不幸遭遇。
微生物科学在苏联，却是完全两样的。苏联的微生物学是在和魏斯曼、摩尔根主义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生长起来的，是在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培育中生长起来的。苏联微生物学是微生物科学中的米丘林方向。
米丘林生物科学认为生物体和生活条件是统一的，所以生物能够在生活条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和发展，而且人类能够由掌握生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来控制生物变化发展的过程和方向，使生物更好的为人类服务。
微生物也是一样。细菌和病毒也能在生活条件的影响下变化发展，人类也能够由掌握微生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来控制微生物变化发展的过程和方向，使微生物不再为人类的灾害，而为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服务。
三
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观点出发，苏联科学家勒柏辛斯卡娅经过多年不屈不挠的研究，结果证明了细胞并不是生命的最小单位，还有比细胞更简单的生活物质，也能够产生出活的细胞来。这就彻底推翻了微耳和的反动细胞学说和巴斯德的错误观念。
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发现了细菌不仅是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用分裂方法来繁殖。除了分裂方法以外，细菌还有其他的繁殖方法。
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观点出发，苏联科学家苏克涅夫等经过多年的研究工作发现了关于细菌变异性的全部新事实。他们的工作证明了细菌并不是生物界中的例外。细菌和其他的生物一样，它们也能够发生变异，这就给魏斯曼、摩尔根以及郭霍的唯心的理论以有力的打击。
苏联科学家很久以来都在处理细菌的变异问题，他们发现了不论在自然界里，或是在人类和动植物身体里，细菌的细胞都在不断的被破坏，破坏的原因是由于它自己所分泌出来的毒素的影响，是由于那些最渺小的微生物中的微生物——噬菌体的影响，是由于人类和动物血液中物质的影响。
细菌的细胞被破坏以后，它们的生命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变成了更小更简单的蛋白质粒子。变成了“生活物质”的粒子，变成了在显微镜下看不见的滤过体。
这些滤过体，对于有害环境的抵抗力，是很坚强的，等到了环境条件有利于它们生长的时候，它们又会重新产生出新的细菌的细胞。
就是这样，致病的细菌到了有免疫性动物的体内，它们的细胞就会被破坏，失掉了它致病的能力，变成了非致病的小东西；这非致病的小东西一方面可以在动物体内维持它自己的生命，一方面又能保护那动物使他不会得这种病。这样，细菌和大的生物之间的关系，就由对抗走向合作了。
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观点出发，苏联科学家伽玛利亚等的研究工作，又证明了微生物之间也有营养性的杂交的作用。
什么是营养性的杂交的作用呢？
我们知道大肠杆菌对于人的身体本来是无害的，但是人类的肠子里如果跑进了痢疾杆菌的时候，因为吸收了痢疾杆菌所分泌的产物，大肠杆菌就会获得痢疾杆菌的性格。相反的，痢疾杆菌也会获得像大肠杆菌一样的性格。
这样，由于营养的交换使细菌的性格也互相改变了。
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观点出发，苏联科学家做了无数的研究工作。他们证明了病毒也和细菌以及其他一些生物一样，当培养它们的条件改变的时候，病毒的本性也随着改变。
如果我们依照这一条规律把使人致病的病毒注射到了对于它没有感受性的动物身体里，病毒并不死掉，而是继续繁殖着，不过不会致病，如果使那病毒连续通过这些没有感受性的动物的身体里，就可以改变病毒的遗传性，使它失掉引起人类患病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致病的病毒改造成为防病的病毒。
像秦纳所发现的天花病毒通过牛的身体后，变成了牛痘病毒，就可以防止真正天花病毒的侵入。又像巴斯德所发现的抵抗狂犬病的接种法的作用，也是根据这个道理。不过巴斯德和秦纳一样，当时都不知道这条规律。他们的发现被认做是偶然的事情。其他的例子如：麻疹病毒通过家兔的身体，黄热病的病毒通过小鸡的身体，都会改变它们的本性，而变得无害于人类。流行性脑炎的病毒通过家鼠的身体，就有防止人类的流行性脑炎的可能性。
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观点出发，苏联科学家波什扬更进一步地揭穿了巴斯德以来传统看法的错误，这个旧的看法把细菌和病毒划分成为两个世界，细菌是细菌，病毒是病毒，彼此互不相干。这个旧的看法又认为，病毒的特性是它必须在活的细胞里面培养才能发育，在一般人工的培养基上是不能繁殖的。
波什扬的研究工作肯定地告诉我们：“滤过性病毒”是细菌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能转变成普通细菌的形态，能在显微镜下看见，也能在人工培养基中生存。只需要在这种培养基里面含有核蛋白质（就是细胞核的蛋白质）的成分。
“滤过性病毒”转变成细菌的形态，要经过许多阶段，并且需要长久的时间，但是一经变成细菌，就会在平常的培养基上好好地发育和繁殖。
根据病毒和细菌发展阶段的研究，波什扬确定了三个基本规律：
（一）“滤过性病毒”可以变成细菌的形态，以后又能够由细菌的形态再变成“滤过性病毒”。
（二）细菌的形态可以变成滤过性形态（病毒），以后又能够再变成细菌的形态。
（三）“滤过性病毒”和细菌的形态，能够变成结晶性的形态，而这结晶性的形态，又可以恢复原有的细菌的形态或者恢复原有的病毒形态。
依照这些规律，波什扬的实验证明了一切化学性的菌苗、医疗预防用的血清，变成反应原、类毒素、嗜菌体和抗生素等等。这些一向被认为已经死的东西，都是活的东西，都是由微生物的细胞变化而来的东西。
四
苏联科学家们坚持着对于微生物的变异的研究，坚持微生物科学中的米丘林方向。苏联微生物学家一直都在寻求着帮助实践，首先是帮助医学实践的知识，解决了变异性的问题。这除了在理论上有极端的重要性以外，对于医学实践也具有莫大的意义。我们已经知道，关于微生物的变异的研究，对于传染病的诊断、传染途径的说明，以及在预防和治疗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关于活的疫苗的发明，对于人类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活的疫苗所引起的免疫力比起死的疫苗要强大得多。活疫苗的发明，使医学和兽医学得到了一种和传染病作斗争的新的有效的武器。加依斯基的防兔热病活疫苗，金斯堡的炭疽菌活疫苗，祖·韦来日尼科夫的鼠疫活疫苗，韦尔布洛娃的布氏杆菌活疫苗，都是苏联微生物学家的伟大成就。
在农业实践方面，苏联科学家温诸格拉茨基发见了细菌有提高和降低土壤肥力的作用。有些细菌对于土壤的硝化是有功的，这就是把有机物转变成为硝酸盐类，以供植物的滋养。有些细菌则使土壤脱硝，破坏了土壤中的硝酸盐类，把它转变成为氮素而消失于空气中，因此也破坏了土壤的肥力。
在医学实践上，把致病的细菌和病毒变成了防病的细菌和病毒。在农业实践上把有害的细菌灭绝，而去繁殖有益的细菌。这些都是微生物学家的光荣任务。
以米丘林学说为基础的苏联微生物科学就是这样地向着创造性的道路上前进。他们创造对于人类有用、有利的微生物品种，以拯救生命，造福人类。我们应当向苏联科学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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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校订出版。这是一部描写宋朝一次农民革命斗争（约在公元十一世纪末）的小说；它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和地主官僚阶级的对立，热烈地歌颂了人民的正义反抗，并且出色地刻划了许多英雄人物的真实面貌。它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之一。
“水浒”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并有多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研究了各种不同的版本，为了照顾读者阅读方便，以明末清初（公元十七世纪）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为底本，慎重订正后加以重印。书中删掉了金圣叹的荒诞和反动的批语，并把那些被他改坏的地方，依照别的版本，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全书共分七十一回，每回都有插图，是采取版本中较好的插图来复制的。该书并有许多注解，对书中一些方言、隐语和不常见的古人用语作了解释，这对读者了解这部作品是有帮助的。但有些注解不免还有错误或说得不清楚的地方，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广泛搜求读者和专家们的意见，使该书的注解能更臻完善。
在重印这部伟大的作品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得到了关于施耐庵的一些历史材料。这些材料都说施耐庵曾著“水浒”。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肯定这部作品的作者是施耐庵。但为了证实这些材料，并对施耐庵的生平作更详细的调查研究，中央文化部已派专人前往有关地点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水浒”的校订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研究和整理我国古典文学的成绩之一。今后该社将陆续校订出版“三国志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西厢记”、“儒林外史”等书。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整理工作，是千万人所期望的工作，是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事情。这一工作将使读者比较顺利地去学习我国古典文学，更好地继承中国民族文学艺术传统，来丰富我国新的文学创作。因此，“水浒”的校订出版，是值得庆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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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小学教师”创刊号出版
中央教育部为了帮助小学教师的学习和工作，并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特出版“小学教师”月刊。该刊除解释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政策，介绍本国和苏联的优良教学经验，解答疑难问题外，并设有时事知识、教育学笔谈、语文漫谈等栏，帮助小学教师学习时事、研究教育理论和提高文化。并将随时组织思想问题的讨论，以提高教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小学教师”创刊号已于十月二十五日出版。本期主要的文章有：发刊词，教学经验，教师进修心得，以及关于教师对推行五年一贯制的思想问题和问题解答等。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和中央教育部马叙伦部长，都为创刊号写了文章。另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庆节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照片和插图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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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所谓“六法全书”是什么来历
施班
中国旧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远自战国李悝所写法经六篇开始，历代封建王朝都订有法律，如汉律、魏晋六朝律、隋律、唐律、宋刑统、元典章、明律、清律、以至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两千年来一脉相传，都是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的武器。我们所称旧法观点，即是反人民的法律观点的总称，而又以反动的国民党“六法全书”为代表。“六法全书”是沿用日本的名称，其中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等法律（另有一说，把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分列，除去法院组织法，称为六法）。
国民党的反动法律，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制定法或叫成文法，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所制定的“六法全书”。
（1）宪法：满清末季曾颁布“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未及施行即垮台。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行过“临时约法”。后来袁世凯窃夺政权，阴谋称帝，又颁布“新约法”。中间还有旧国会拟成的“天坛宪法草案”。到一九二三年，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又颁布一次“曹锟宪法”。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先后颁行“训政时期施政纲领”、“国民政府组织法”及“训政时期约法”。这个“约法”的特点是使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专制合法化，强调反革命的中央集权，由国民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由国民党反动派总揽国家“治权”，实行一党专政。一九三七年五月还宣布过“五五宪草”，未施行。到蒋匪帮崩溃前夕，又召开伪国民大会，制定御用宪法。这个宪法是由反动头子张君劢等起草，采取独裁式总统制，完全是法西斯化的版本。
（2）刑法：中国在封建统治时代，所有法律都叫刑法，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民事性质的条款或案例。它的特征是保护地主，镇压农民，维护封建伦常，处刑非常残酷。满清末年，一面由沈家本、伍廷芳等删改旧法律，颁行“现行刑律”；一面聘请日本人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等起草“新刑律”。后来袁世凯宣布援用的“暂行新刑律”，就是这个草案。施行十七年，直到北洋军阀统治崩溃。国民党反动政权于一九二八年颁行刑法，主要内容是吸取日、德、奥、瑞士等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人民的刑法原则，同时保留着封建制度体系。例如：对于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要判刑，而对于已结婚的丈夫与人通奸则不处罚，使男子可以任意玩弄女性，这是十足的男尊女卑观点。更突出的是残酷地镇压与屠杀革命人民。尤其是一九三五年颁行的新刑法，其中含有浓厚的法西斯蒂的内容。最显著的如“保安处分”
一章，这是超越于一般刑法以上，用来镇压反抗反动统治的各阶级人民的一种残酷刑法。过去，德、意等法西斯国家就曾广泛利用这种“保安处分”，屠杀了上百万的反法西斯的人民。而在美国的几个州内，依保安程序，“犯罪人”竟遭受到非人道的
“消毒处分”。国民党反动派正是继承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衣钵。此外，国民党反动派还进一步制订了好多特别刑事法令，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剿匪期内审理盗匪案件暂行办法”，“反省院条例”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防止异党分子活动办法”（抗日战争时期），“戡乱条例”，“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等等，都是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来残酷地镇压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的。
（3）民法：中国封建时代由于“诸法合体”，没有独立的民法，只夹杂在刑律里面，条款也不多，满清末年，聘日本人松冈起草“民律”，辛亥年完成草案。内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部分是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部分是沿袭封建王朝的旧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聘法国人爱斯加拉参加编订“民法草案”，但没有颁布。当时法官办案是援用满清刑律里面一些有关婚姻、钱债的条款，又把日、德等国的民法作为参考和补充，叫做法理。国民党反动政府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先后颁行全部民法，也是分列五编，这是根据北洋军阀政府所编的“民法草案”加以删改而拟订的。主要是抄袭了瑞士、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修正民法，但仍保留着若干封建的东西。其中物权编内永佃权、典权二章，即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亲属编内，男女间婚姻有严格限制，例如不得与相奸者结婚，姻亲在五亲等内有尊卑名分的不得结婚等；非婚生子与婚生子有差别，夫妻的财产偏重夫的管理权、处分权；亲属会议等等规定，都是承继封建宗法主义的；而总则和债编则是抄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
（4）商法：中国有商法，是从满清末季开始，由伍廷芳起草商律，后颁行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三种。内容大体上是采用英国和其殖民地的法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又加以修改，渗入些日本商法条文。国民党反动政权先后颁布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四种，另外还有商业登记法、商标法、银行法、交易所法、破产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便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独占。如准许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公司，投资于中国公司参加业务，可以在中国购买土地、建筑厂房等规定，都是公开保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的。此外，还有非常时期管理农矿工商条例，烟酒专卖、食盐专卖条例种种，更是帮助四大家族垄断独占，残酷剥削人民，压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具。
（5）诉讼法：中国封建时代的诉讼程序散见于刑律中，不大完备。它的特征是专横武断，黑暗残酷。如刑讯逼供是极普遍的现象。满清末季颁行一个“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后又请日本人冈田、松冈起草“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颁行了“刑诉条例”、“民诉条例”两种，完全是仿效日本、德国当时的诉讼程序。国民党反动政权曾数次颁行“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一九二八年的“刑诉法”和一九三二年的“民诉法”，都是以上述两种条例为蓝本，酌加修改而成。一九三五年和一九四五年又将“刑诉法”和“民诉法”修正后重新颁布，但基本上没有变动。如“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有好多种，最突出的是所谓“专属管辖”。关于婚姻案件，女方一定要到男方住地起诉。又如“刑事诉讼法”中规定附带民事要具备一定条件；但民事诉讼进行中，则绝对不许附带刑事。这些诉讼法的特点，是程序烦琐，便于束缚和统治人民。
（6）法院组织法：中国在封建统治时期，多由县官判案，没有法院组织。清朝末季要“变法维新”，欺骗人民，建立审判厅，检察厅，颁布了法院编制法，采取四级三审制。北洋军阀政府仍旧沿用，国民党反动统治初期也没有改变。到一九三五年颁行“法院组织法”，一九四六年略加修改又重新颁布，除改为三级三审制外，也没有多大变动。这个法也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日、德两国）的法典抄袭来的。它为了欺骗人民，虚伪地强调“审判独立”，审、检对立和内部细密分工。以后更专设特别刑事法庭，专办所谓“政治犯”案件，由更反动的特务分子主持，残酷地镇压人民。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律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伪法院的“判例”和“解释例”。
在美、英帝国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是所谓“成例法”。这种法的来源，是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判决例”。以这些判例作为以后判决类似案件的依据。这种办法不但在美、英两国长时期地保存着，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乐于采用。用“判例”能随心所欲地体现反动统治的意旨，更便于专横武断，为所欲为。“解释例”的作用也是如此。可以按照反动统治者的意志机械解释，也可以扩张解释。如在美国某些州内经常发生私人处死黑人事件，但可以不受法律制裁。依照他们法学家的解释，认为：“因为法律规范中固定的场合如与社会日常生活不相适应时，是可以用传统（美、英的成例法就是依传统习惯）的范围内相当常识，而由法官来自由裁量的。”中国伪北洋军阀政府大理院以至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法院造的“判决例”、“解释例”之所以数量很多，比较颁行的法律条文还要多几倍，其原因就在此。如伪大理院有这样一个解释例：“既经业主有效撤佃之后，若佃户补清欠租，不经业主同意，仍不能恢复佃权。”（统字第一二三二号）这显然是保护地主、压迫农民的一种解释例。又如国民党伪最高法院的解释例说：“妾虽为民法所不规定，惟妾与家长既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中略），应视为家属。”（上字第一○七号）这是承认男人纳妾为合法。有一判决例说：“妻受夫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虽得请求离婚，但所谓虐待必其事实在一般客观上足以认其确有不能共同生活之情形，方得准许离婚。”（上字第七六二号）这是限制妇女的离婚自由，而把妇女遭受虐待认为不一定是离婚理由，借以保护封建的夫权统治，压制、迫害妇女。又如伪最高法院曾解释：“共产党案件应依反革命论罪。”（解字第一六号）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伪行政院训令规定：“剿匪区域内惩治盗匪暂行条例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准予变通使用。”如此等等，说明伪法院的判例和解释例无非是反人民的法律的巧妙补充和随意扩大，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其反动统治。
从前面所述中国旧法的史实看来，自周、秦以来，由于历代的法律一贯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压迫人民，这一朝代可以沿用或抄袭那一朝代的法律。国民党的反动法律，则还抄袭了法西斯国家的法律。所以国民党反动的“六法全书”，其来源有三：一是承袭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时期的法令，这部分基本上是属于封建的反动法律体系的；二是搬运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欺骗人民压迫人民的法典条文；三是吸取了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的法令。可见“六法全书”是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反动法律思想之大成。因此，“六法全书”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一切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都是压迫人民的，彻头彻尾地反动的，与新中国的人民法律原则根本相违反的，必须予以全部的摧毁。因此，我们现在所开展的反旧法观点的运动，决不只是反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具体条文，而是反对一切反动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