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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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加强机关支部工作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伟大的“三反”运动在我们党的建设上的重要作用,现在更看得十分清楚了。首先,“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最实际最有效的整党运动和群众性的纪律大检查运动。经过这一运动揭发和处理了一批贪污分子,清除了一些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因而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质量。其次,这个运动是一个最深刻最实际的思想改造运动。广大党员都根据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清算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影响及其他错误,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明确与坚定了今后斗争的方向,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和觉悟程度。第三,对于我们的机关来讲,这个运动又是一次群众性的彻底的民主改革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官僚主义和不民主的作风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制度上的不合理现象和漏洞,也基本上被纠正了,这就加强了群众对领导者的监督作用。因而在很多机关中,新气象出现了,政治空气和学习空气更浓厚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上级与下级、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三反”运动教育和锻炼了我们的党员,考验了我们党的组织,也证明了我们大多数党员是站稳了阶级立场,保持了党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但同时这一运动也暴露出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主要是:第一,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民主制度不健全,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不少领导干部,长期不过组织生活,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作“特殊党员”。有些党的委员会,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没有定期地向党员报告工作,认真地听取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及时地发现缺点,开展批评,研究与改进工作。结果机关中缺乏政治空气,滋长了自由主义,邪气上升,纪律松弛。甚至有些党员干部互相包庇,瞒上欺下,作威作福,或相互猜忌,闹无原则纠纷,长期不团结。第二,许多地区的党委不重视机关支部工作;许多行政负责党员不参与机关党的领导,不关心支部工作;还有很多党员不愿作机关支部工作,认为没有权力,太琐碎,太麻烦,是“额外负担”。这样就使许多机关支部缺乏政治思想领导,缺乏战斗力,不能发挥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因之,不少党员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缺乏应有的警惕,产生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甚至还有个别分子,竟丧失党的立场,蜕化变质,成了党的叛徒,国家的罪人。
经过“三反”运动,许多地区的党委,一般地重视了机关支部工作,召开了机关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开展了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加强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建立和健全了机关中的各种制度。但不能认为经过“三反”运动,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党的侵蚀就此终止,干部中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行为也就此根绝,党员中的错误思想就不会产生。事实证明,目前仍有不少党委不了解机关支部工作的重要性,不重视机关党的工作,不注意机关中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不深入检查机关中存在着什么问题,或发现问题后不积极主动地加以解决。甚至有些党员干部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在“三反”中并未受到彻底清算,犯错误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三反”过后,旧病复发。最近张家口市三区合作社业务会计康进喜和团市委收发张文祥就是在“三反”中因贪污受到警告处分,“三反”后又因贪污而被开除党籍的。我们必须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加强机关支部工作,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以巩固“三反”的成果,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为了作好机关中党的工作,必须明确认识机关支部工作的重要性。目前全国数万个机关支部中,有上百万的党员,其中有数十万干部,他们是革命的领导骨干,是国家建设事业的指挥人员。过去革命的伟大胜利是跟他们的英勇奋斗、艰苦努力分不开的;今后要巩固革命的成果,胜利地完成伟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任务,就必须继续培养他们,提高他们,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干部。而培养、提高他们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加强机关支部工作,加强党内的民主生活。因为支部工作是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又是群众工作,只有健全了机关党的支部工作和支部生活,才能加强对党员与非党员的共产主义教育,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巩固党的组织,才能增强政治空气,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参与和关心机关支部工作,特别是行政负责干部,应经常地指导和协助机关党的工作,反对藉口工作忙而不愿作支部工作的现象。我们应当强调每一个有社会职业的党员,除从事社会职业之外,都必须在党的一个组织的分配之下担负一种工作。否则,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为了做好机关党的工作,必须明确规定机关支部的任务。根据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的经验,机关支部一般地应有六项具体工作:领导与组织机关的全体人员进行学习——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文化、业务、时事政策的学习;进行党务工作;协助行政系统进行关于工作人员生活福利的各项工作;分配党员在机关内外的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及其他社会服务工作;协助行政系统进行与检查保密工作和保卫工作;领导机关青年团的工作。
为了做好机关支部的六项具体工作,必须健全和充实直属机关党委的机构,挑选一批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品质优良的党员干部担任此项工作。党员人数较多的机关总支或支部,亦应酌情配备专职干部,以加强对日常工作的领导。必须改选和撤换那些不能胜任和不积极做党的工作的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挑选机关中优秀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担任支部工作。
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机关支部工作的各种制度,包括会议制度,检查制度和学习、生活制度等等。支部委员应明确分工,不宜兼职过多。支部或总支,应把机关中的人员,有计划地组织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来,要注意使每个党员都能作党的工作,对工作繁忙的负责干部,可指定作专题报告,对水平较低的党员亦分配其作一定的工作。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所有党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才能使支部的工作和机关的生活活跃起来。此外,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机关支部工作的领导,经常地研究机关支部的各种工作和制度,以及支部的活动方式和方法,并经常地检查总结,推广经验,以便作好机关党的工作。

要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加强党内的政治思想领导,经常地开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无例外地参加组织生活,应该经常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地加以纠正。谁如果是一个有了严重错误而不能改正,并居功骄傲,自高自大,坚持错误的人,谁就不能作共产党员。但有些党员和党的组织发现了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行为,不是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纠正,而是采取旁敲侧击、轻描淡写的方式,或是怕伤害了感情,从照顾情绪出发,企图相互迁就,和平共居,其结果是党的纪律松弛,党内的各种错误更加发展。有些党的组织,对一个党员的尚在萌芽时期的错误,很少加以批评和揭发,通常是在某一个党员的错误发展到严重程度时,才不得不进行批评和斗争,其结果就使一个本来可以挽救的党员,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事实证明,凡是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的地方,党内违法乱纪的现象就比较少,即使有,也很快被揭发和纠正。反之,错误就比较多,也不容易发现和克服。因此必须建立和健全机关中的各种制度,包括民主制度,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工作、生活、学习制度等等。而健全各种制度的关键在于健全党内的民主制度。第一,要定期地召开机关党员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由党委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总结经验,接受大会的审查批评,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务,作出决议,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党的委员会的委员。第二,机关总支委员会或支部委员会应定期进行改选,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凡有关全体党员的重大问题和支部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等必须经过总支部或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决定。在机关支部内需要普遍进行的或可以统一进行的工作,应由总支或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统一地集中地传达布置。会前要充分准备,会议内容要简明扼要,有中心,会后可酌情进行文娱活动,以活跃机关生活。第三,所有党员干部要过严格的组织生活,经常地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养成谦逊民主的作风。第四,经济部门和教育机关应适时地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增设作政治工作的副职,并把机关企业、学校中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领导,既要防止不问政治的偏向,又要防止脱离业务的偏向。第五,召开机关工作人员的代表会议,小组会议和一年一度的、同年终总结工作相配合的民主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检查、总结工作,这样,才能及时地发现和克服机关人员中的各种错误思想,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也才能克服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正如列宁说过的,“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坚持性来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自下起来批评,自下起来监督,这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解毒剂”。如此,“就必须在工人阶级一切群众组织里,而首先在党本身内部展开无产阶级的民主。没有这个条件,自我批评便等于零、一个空架子、一句空话而已。”(见斯大林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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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高涨中的农业
——苏联真理报九月六日社论
集体农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是在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列宁—斯大林党的最伟大成果之一。在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基础上,在新技术的基础上,我国已展开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高涨。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在八年到十年期间,在我国农业中,我们实现了由资产阶级的个体农民制度过渡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场制度。这是在农村中废除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
由于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我国在几年之间便布满了巨大的集体经济,这些集体经济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科学的一切成就并在这一基础上为人民生产丰富的农产品,为工业生产丰富的原料。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取得了卓越的胜利。早在战前的年代中,我国的农业已是世界上最巨大和最机械化了的农业。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每年生产七十亿普特以上的谷物。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卫国战争时期,集体农场制度光荣地经受了严重的考验,保证了不断地以粮食供应军队和国家,以原料供应工业。
在战后时期,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再次表现了它们的伟大力量和生活力,表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农业医好了战争带来的创伤,在极短时期不仅达到并且还超过了战前的生产水平。
目前在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面前展开了新的美妙的远景。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五年苏联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拟定了社会主义农业进一步高涨的宏伟计划。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说:“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仍是通过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体农场的公有经济、在农业中应用现代机器和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改进国家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以确保增加一切农作物的收获量、进一步增加公有的牲畜同时大量提高其产物生产率、并增加农业与牲畜饲养业的总产量与商品作物的产量。”
新的五年计划规定了农产品的巨大增加。在五年期间,谷物的总收获量应当增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考虑到苏联各地区农业发展的特点,为各区规定了提高谷物收获量和最重要的工业和油类作物收获量的具体任务。提出了保证在生产中采用收获量更大的农作物新品种、保证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周围,进一步发展现存的、和创造新的马铃薯、蔬菜和牲畜供应基地的任务。
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随着牧草与适当农作物轮种制的发展以及分配更多的耕地来种植工业作物、饲料作物、蔬菜和马铃薯,社会主义农业应当变得具有更大生产率和更高的水平。
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与增加谷物和工业作物生产的同时,还要保证公共牲畜饲养业的强有力的高涨:食用牛和乳牛的头数增加百分之十八到二十,绵羊——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二,猪——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建立稳固的饲料供应基地是迅速发展牲畜饲养业的决定性的条件。在五年计划指示草案中,提出大量增加饲料生产的任务。
进一步实现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的巨大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在五年期间,预定在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上至少种植二百五十万公顷的防护林带,并种植约二百五十万公顷的国家林带。
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中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发展农业灌溉。共产主义伟大建设工程的建筑,创造了使干旱和半沙漠土地获得灌溉和供水的巨大可能性。在这些建设工程的基础上,将有二千八百万公顷的土地获得灌溉和供水。这些工作的很大部分将在新五年计划中完成。
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中提出了这一非常重要的任务:
“保证非常有效地使用一切受灌溉和开垦的土地。保证各地改用新式灌溉系统,以临时灌溉渠代替永久灌溉渠。把修建利用古比雪夫水电站电力的灌溉系统和供水系统以及在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地区修建灌溉系统和供水系统,当做迫切任务;在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土库曼大运河、南乌克兰运河和北克里米亚运河一带,着手建设灌溉系统和供水系统。”
在农业技术和劳动过程机械化的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农业将获得进一步的提高。指示草案提出下列任务:在五年期间使集体农场的基本田间工作完全机械化,牲畜饲养、菜蔬和水果栽培方面的费力操作,以及与农产品的运输和装卸、灌溉工程和沼泽地的排水工程、新地区的开发有关的各种操作都开始实行广泛的机械化。
在一九五五年,要把耕耘和播种谷物、工业作物和饲料作物的操作机械化水平提高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用联合收割机收割谷物和向日葵的操作提高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甜菜的收割提高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以及其他等。为了这个目的,到五年计划终了时,机器拖拉机站拖拉机队的能力预定将增加约百分之五十。在新五年计划中最重要任务之一便是采用电气拖拉机和其他电力推动的农业机器,特别是在有大水力发电站的地区。
使集体农场顺利发展的基础是它的公有经济的不断增长。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提出的任务,是保证把集体农场的基本投资首先用于发展公共经济——修建农场建筑和牲畜饲养建筑、灌溉和排水沟渠、水池、移植灌木林、营造防护林带、修建集体农场电力站以及为顺利发展集体农场的公共经济和增加集体农场及集体农民的收入所必需的其他设备。
苏维埃农村的劳动者们,像我国所有人民一样,以巨大的热情迎接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他们在这个新五年计划中看出了对进一步巩固我们祖国的威力,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对提高劳动人民物质幸福和文化水平的关怀的鲜明表现。
在这些日子中,为祝贺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生产竞赛,正在农村中大力地展开着。各地党组织在研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有关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颁文件的巨大工作中,正在动员农业劳动者为争取更迅速地完成谷物收获,提早履行对国家所负责任而努力。
紧密地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周围的农村劳动者们,将贡献出全部力量来完成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社会主义农业所面临的巨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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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指导速成识字班学员大量地阅读通俗读物
北京东郊区速成识字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速成识字班学员在突击生字、细读课本以后,必须大量阅读通俗读物,才能巩固学习成果。同时在阅读中使他们丰富词汇,增加知识,懂得写作的要领。北京东郊区在推行速成识字法工作中,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经验。
北京东郊区速成识字法实验班的许多学员经过大量阅读通俗读物,由只能写一、二百字的文章,逐步提高到能写七、八百字,而且写得有中心、层次分明,内容也生动具体。市民实验班学员的识字量,由原来平均识一千八百字增加到二千三百字,最高的认到二千九百字。错别字也大大减少了。同时由于阅读范围的广泛,学员的政治认识也提高了。如许多学员读过“刘胡兰小传”后,都决定拿她那种坚毅不屈的精神来学文化。刘秀荣看过关于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事迹后,组织了互助组。王秀珍由一向不问政治的人变为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但也有一部分教师认为只要把课本教好就行了,不重视让学员大量阅读通俗读物。结果学员虽然能照着课本“哗哗”地念,但拿起其他的书报来,却往往对字发愣,读不成句,写话时也缺乏新鲜语汇和思想内容。
什么时候开始大量阅读通俗读物
大量阅读通俗读物应在学员能够流利地阅读课本,基本上巩固地占有了二千左右常用字,弄通了一般的字、词、语、句以后进行。在课本还没有读熟时,学员一般地不愿读其他的书,他们说:“哪顾得上看它呀,还得念书(指课本)呢!”因为他们还不能熟练地运用生字,阅读时会遇到很多“拦路虎”(生字)。如果只在课本上来回转,不适时地转入阅读通俗读物,学员也会因此而厌烦松懈起来。有些学员曾对教员说:“书都念得烂熟了,什么时候有新的什么时候再来吧!”
大量阅读通俗读物是与精读课本和写话等活动相辅进行的。因此阅读材料最好要配合课本,把它作为补充教材,如课文讲“田桂英”,就阅读“女人开火车”;讲“雪山草地”,就读“二万五千里长征”;讲“写文章要有中心”,就阅读中心特别突出的文章。这样就可以通过讲解,指导阅读通俗读物,同时,通过阅读又能使学员进一步领会课本的内容,知道如何更好地进行写话。
要随时进行思想动员
学员们一般地都认为学习就是学好课本、写好字,“闲书”看不看“不吃劲”。所以教师必须充分说明大量阅读通俗读物对于巩固学习成果的重要性。用具体事例进行宣传,如学员赵凤琴看了描写妇女受苦和解放的书,写了一篇自传,内容很生动,教师就请她向大家介绍通过阅读提高写作能力的经验。吴玉清读过“高玉宝是怎样学习文化和学习写作的?”以后说:“还是多看点书吧,不然怎么也写不好。”
阅读中,学员总希望一字不漏地读下来,碰到几个生字就说自己不行。教师应说明阅读时要了解内容大意,不要碰到了一两个生字就畏缩不前。
一般学员爱好有图的书。因此,教师应根据学员的喜好来选择书籍,并适当介绍该书的内容,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逐步展开大量阅读通俗读物的活动。
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阅读
阅读通俗读物必须在教师的领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首先,教师必须根据学员的要求和他们的实际文化程度,选择适当的材料。初读时,学员喜欢看图多、字大、行间宽、念着顺嘴、封面漂亮的小儿书如“鸡毛信”、“金宝娘”等。随后他们就要求有插图的小丛书,如新华书店出版的“工农的书”、“孔十爹”、“李凤莲”等。再往后他们就要求看比较长的文艺小说或赵树理的“登记”、马烽的“结婚”等。其次,在选择读物时,还必须注意到具体的读者对象,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要求。如工人喜欢看马恒昌、赵占魁等的模范故事。农民喜欢看李顺达的故事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故事。妇女爱看“小二黑结婚”等有关婚姻问题的小说和赵桂兰、梁军等的模范故事。青年喜欢看“二万五千里长征”、战斗英雄故事及有关青年团的书。至于抗美援朝的小丛书和有关速成识字法的文章,人人都爱读,他们说:“我们熟悉的事一看就懂,有不认识的字,一‘冲’就读下来了,越看越有意思。”
进行阅读时,要提出明确的要求。对不同的学员,必须根据不同的书籍,提出不同的要求。并提出阅读重点,使学员逐步地掌握阅读方法,不断地提高阅读能力。学员初读时一般是朗读,随后就应提出默读,再后就进一步要求只用眼看,以增进阅读速度。
加强小组的领导,发挥互助的作用也是必要的。这样,生字、生词和难句一般都可以在小组内解决;内容方面,经过互相启发,领会得比较深刻些。教师指导起来也方便。有的教师不注意发挥小组的互助作用,在课堂上东跑西走,忙于回答学员的问题,这样就往往陷于被动,招架不开。但是也必须防止片面强调互助、形成平均主义的偏向,以免限制优等生的提高。
同时教师必须定期检查阅读效果,总结成绩和经验,这样才能及时提出新的任务,推动阅读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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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原省中牟疃村是这样开展文化学习运动的
中共平原省委农村工作考察组
编者按:本文原载十月十五日平原日报,这里对某些字句略加改动。这是一篇较好的通讯。它扼要地叙述了中牟疃村文化学习运动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农民们所以那样热烈地学习文化的主要原因,生动地描述了文化学习怎样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和家庭的民主化。中牟疃村的经验具体地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群众性的文化学习运动必须有必要的思想基础,而文化学习运动的稳步发展又回过来不断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水平;第二,文化学习不但不会妨碍生产工作,而且推动了生产工作;第三,速成识字学习必须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必须随时随地创造学习环境,群众具体认识文化学习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性,这样学习便能经常化,学习的成果便能巩固和提高。
中牟疃村新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
中牟疃村是一个比较贫困的村庄。全村有一百一十户,四百八十六人,二千一百二十四亩地(多沙质地)。贫困限制了农民文化的发展,解放前该村仅有两个识字的人。自一九四四年解放,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以后,在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扶植下,它已成为政治进步、经济上富裕的村庄,百分之三十九点六的户有了少量余粮,一般户每年可以吃到三个月的麦子。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对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近四年来中牟疃村在文化上翻了身。全村青壮年男女一百二十八人,除个别有疾病或家中事务繁忙等原因未能上学外,其他全部入了民校,老人也自动参加学习了。现在的情况是:初级民校有青壮年学员七十人,高级民校五十五人,中学、师范生十二人(其中有女生九人)。通过民校已培养出了民校义务教员、村书记、合作社会计共十四人,小学教员二人。全村如把初级民校毕业生算为非文盲的话,就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算做有文化的农民了,这不能不说是农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该村文化学习运动已有七年历史了。它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不正规到正规,由少数积极分子的学习活动变为群众性的学习热潮。其组织形式的变化是:由学习小组、识字班、冬学、夜校到民校,现在则推广了速成识字法。这样使农村学习走上正常轨道。在成立民校以后,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在大多数人中学习成果是不巩固的。例如农民赵保庆,从一九四六年冬天学到今年春天只认三百五十个字。他说:“三天一课、一课三个生字,学了不用,就忘了。”因而过去不少人是“年年上民校,年年从头学。”自开展速成识字运动后,群众反映“学的快,认的准,学会了拼音,找到了‘老师’(字典)”。他们学文化有了信心。因而中牟疃村的文化运动,已走上新的高潮。该村从今年四月份推广速成识字法后,第一批原来识五百字以上的三十个农民,现已学会了看通俗书报、写简单的信件和短小的文章。目前全村准备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这一经验,在青壮年中全部扫除文盲。
农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的基本原因
随着土地改革后经济上的翻身,政治上的抬头,农民要求文化翻身是必然的。这正如毛主席所告诉我们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事实证明,农民文化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该村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一年就超过战前总产量百分之三十四)与农民生产水平的提高,正是农民迫切要求文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和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和当前生产运动相结合,使农民有饱满的政治情绪,使文化学习有了政治保证。除青壮年的文化学习之外,该村每逢“二、五、八”的日子还进行政治学习,连老年班也参加。因而他们懂得学习为生产服务。并懂得如何爱国,把爱国生产和国防建设联系起来,逐渐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该村订有“人民日报”、“平原日报”、
“青年报”等报纸。民校学员成了很好的宣传员。全村已建立三个读报组。爱国公约都是通过民校学员订的,而且是由农民自己写出来的。因而爱国公约的最大特点是具体、生动、活泼,能把个人生产计划和响应政府号召结合起来。例如全村以党团员为骨干,通过民校把百分之七十七的农民组织了起来。去年政府号召多种棉花,全村把棉田扩大到七百二十亩;去年捐献运动中,该村捐献棉花三千零七十斤;今年缴公粮几个钟头就缴齐了。这些成绩和民校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群众反映:“响应政府号召就是爱国”。
第三、学习文化是和青壮年男女的切身利益紧紧结合着。青壮年对个人问题最关心的有两个:一为婚姻大事,一为前途问题。因而通过民校贯彻婚姻法是最合适的。一个民校学员在日记本上这样写着:“先前的婚姻由家长包办,那是最不合理的,自从共产党来了,妇女才抬了头,有了地位,现在是双方同意,由个人自主,任何人不能包办婚姻,多幸福呀!”这个村子自由结婚的有二十二对。恋爱对象的条件是“爱劳动、爱文化、爱进步。”他(她)们懂得社会前途,知道将来耕作要用机器,认为“新社会没文化吃不开”。这些思想都保证了学习情绪的正常发展。
第四、该村文化学习运动的开展是和党、青年团支部的领导分不开的。党员、青年团员以模范行动带领群众,成为学习中的骨干分子。同时通过说服教育,打通群众思想,扫除学习中的障碍。如果老年人思想上有顾虑,就以上政治课的形式来开导思想。有孩子的妇女感到难学习,就专门为她们成立了“幼儿园”。由于党、青年团支部坚强的领导并和行政领导结合,扫除文盲委员会、速成识字委员会、教学研究会、修改作业组等,都自始至终地坚持了下来,使学习进一步走向正规。
开展农民文化学习运动的几点经验
速成识字法的推行,使农民文化飞跃前进。从该村的实验工作中得到了以下几点体会:
(一)创造“识字环境”:全村墙壁上都涂写了注音字母表,生字(一千五百个)表,字旁均有字母。群众在吃饭或干活时都在墙边比画着,互教互学。此外,街头、巷口、门窗、树木、墙壁上到处有字。例如“树”、“椿树”、“谁的椿树”、“猪”、
“猪圈”、“屋”、“堂屋”、“×××的堂屋”。物上有字,易学不易忘。过去曾用过“活教材”的方法,例如“赶集去”,“锄地”等,但那时因没有注音字母人们常常忘记。现在和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如“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开展评比运动”、“推广速成识字法”,均用小黑板随时写出来,字旁均添加注音字母。现该村有五十支钢笔,三十部字典。学员们见生字就记下来,发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
(二)背会注音字母是速成识字法的重要一环,因此要使每一个学员都学会拼音,首先要使他们从背诵中学会单字音,再逐渐学二拼音、三拼音。不管任何地方,在饭场或在田间,都要设法让他们学习。
(三)创造家庭学习环境。事实证明民主家庭是促进学习的有利条件,而学习运动的开展又是促进生产与家庭民主的重要一环。过去父母限制儿女读书识字,现在知道了识字的好处,都督促子女学习。过去丈夫限制妻子识字,现在是夫妻互教互学。婆婆替媳妇抱小孩,让媳妇腾出功夫参加生产、学习;媳妇帮丈夫铡草喂牲口,让丈夫学习(夜班);丈夫替老婆洗锅、洗碗,让老婆学习(上午班)。这样,每一个家庭就成为互敬互爱的民主家庭。由于家庭民主,姑嫂关系密切了。大家学习写纸条,小姑写“你要当个学习模范”,嫂子写“你要找个亲爱的对象”。这一现象体现着人们的愉快的家庭民主生活。
(四)初通文字后,人们的学习情绪更高了,有了阅读浅显的连环画、故事、短篇小说的要求。该村图书馆解决了这个问题。图书馆共有书六百一十七本。其中文艺、连环画、小儿书共二百四十八本。青壮年男女尤其爱看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故事和自由恋爱的小说。他们互相传阅,或者在一块读,扯着故事,学着生字。妇女民校学员蔡瑞华在病中看了十来本书,曹玉景把梁山伯祝英台的恋爱故事看了数遍。这证明了大量阅读是提高农民政治思想、文化水平的最好方法。
(五)记日记是帮助记忆,巩固学习成果的最好形式。因为日记没有固定的格式,它可以使人们自由思想。中牟疃民校教员有计划地结合当前工作指导学员作日记,这样既推动了当前工作,又使他们表达了思想。如抗旱时,高级民校学员周协功的日记写道:“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是上的政治课,首先是刘支书谈的,他说:今年是个旱年,我们要抗旱,抗旱的办法,就是多打井,把旱田变水田,当晚就报了十九眼。”选举人民代表时妇女学员耿桂香在日记中说:“二月初八日,是我们选举县长的那一天,我很高兴,因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能当家了,这是很好的事情,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生产,建设国家。”这写得多么生动呀。他们还出版了农村墙报,定期出“农民周刊”、“妇女专刊”、“日记专刊”等(九个月来已出刊八期,登了九十一篇稿子)。学员们通过日记或写作表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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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澳大利亚进步作家写信给我全国文联
向中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祝贺
墨西哥进步作家写信向中国作家致贺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现实主义作家团体的秘书约翰·柯斐,曾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举行之时,写信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封信全文如下:
值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之际,澳大利亚现实主义作家向中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祝贺。
我们对于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和为和平事业与真正民主服务的中国作家们所获得的巨大进步,表示深切的赞美。他们的力量已成为我们的力量;他们的胜利已成为对于我们的鼓舞力量。值此许多怀着善良愿望的男女聚集在你们的古老的新的首都讨论如何制止战争及我们这个地区的战争威胁之际,我们向你们保证给你们最充分最坚决的支持。
我们知道,战争毁灭人,毁灭人们最珍贵的东西:幸福、创造性的劳动、人类尊严和文化。因此,我们所要争取的和平,不仅是要消灭帝国主义战争,而且是一种圆满、丰富的和平,由人民和社会主义保卫着的和平。
我们澳大利亚的进步作家,正在学习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今日文学的任务的著作。我们要求你们以我们的名义向他致敬。在这个决定性时期,我们正在我们的讨论中和工作中,把他的教导应用于我国的情况之下。我们像你们一样,正在对战争商人进行斗争,为保卫我们的年青的、有生气的文化免于他们的腐蚀而斗争。对于我们,正如对于你们一样,文字就是武器,但这种武器是为团结人类服务。
我们不但谴责那些卖身投靠战争贩子的所谓作家们和其他人们,而且也对他们进行积极的斗争,在进行这样的斗争中,我们和我国人民正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我国人民已在许多战斗中变得坚强了,他们的团结精神在世界上是闻名的。
最近,我们已经结合了重要的一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派的青年作家,他们已经在文化和政治斗争战线中占有地位。我们之中的一个,佛兰克·哈第写的一本书“不光荣的权力”,震惊了我们的统治阶级。为了反对对哈第的迫害,我们团结了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工人,以及进步的中产阶级人民和每一个重要的作家。现在我们已经胜利地成立了“澳大利亚书社”,这是一个为和平与进步服务的包括作家和读者的群众组织。
我们委托我们的代表送给你们一些我们的作品,以表示友谊。我们渴望和人民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加强兄弟般的合作,并要求你们定期告诉我们关于你们的工作、研究和进步的情形。
最后,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对于世界人民必将赢得和平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人类的精神可以使一个五亿人民的古国在自由的环境中得到改造,而且也必将克服一切障碍。在这种认识之下,我们在一起斗争,一起写作。
(新华社)
墨西哥代表艾尔奈斯托·阿尔瓦雷斯·诺拉斯科在十九日中国文艺工作者与各国和平代表的座谈会上宣读的墨西哥进步作家致中国作家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代表重要的一批墨西哥进步作家,衷心地向中国作家致热烈的祝贺。中国作家以他们的令人鼓舞的爱国主义的努力,帮助建设人民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我们对于他们努力而热情地争取和平的斗争,表示兄弟般的友爱。我们希望和他们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他们的丰富经验对于我们将有极大价值。我们要和他们及伟大的中国人民一道,进行争取和平的共同斗争。
中国和它的光荣的毛泽东主席万岁!
何瑟·曼基西多尔(小说家)
路易斯·柯尔多瓦(小说家)
艾弗兰英·胡艾塔(诗人)
(签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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