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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三年来政权建设工作的巨大成就
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杂居地区的政权建设工作，三年来已获得很大成就。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除西藏外，大部分都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许多地区的人民代表会议已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建立了当地的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或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全国已建立的民族自治区共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共有二百多个。这些民族自治区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已受到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拥护。
全国各地所有民族自治区，都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民族政策，以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根据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同的民族关系、经济条件和历史关系等情况，有些自治区是单个民族实行区域自治，有些自治区是由几个民族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联合实行区域自治，有的民族自治区内还包含其他少数民族的较小的自治区。有些民族自治区内还包含了一部分汉族居民，甚至有个别民族自治区所包含的汉族居民占自治区人口的多数。这一方面是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区与汉族居民区相联接或相交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不可分开的关系；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有利于自治区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一部分汉族居民，也就往往包括了少数民族在实行区域自治时所必需的城镇。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组成，都是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分。例如西康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六人中，有四人是藏族，委员三十人中有二十二人是藏族；该自治区所属各县人民政府的五十九名正副县长中，有五十四人为藏族，政府委员会中的藏族委员占全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以上。该自治区的人民代表会议中，有工人、农民、牧民、工商界人士、自由职业者、土司、头人、活佛、堪布、格西和喇嘛，包括了藏族中各个阶层的代表。四川省平武藏族自治区和甘肃省肃北蒙族自治区政府机关的人员，则全部是当地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前者尽为藏族，后者尽为蒙族。
全国各地已建立的民族自治区，规模最大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其行政地位相当于大行政区。相当于专区一级的民族自治区已建立八个，即：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绥远省伊克昭盟自治区，绥远省乌兰察布盟自治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和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其余是相当于县、区或乡的民族自治区。这些民族自治区都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在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行使自治权利，管理自治区的内部事务。
各少数民族在实行区域自治之后，都树立了“当家作主”的思想，积极参加自治区的各项建设工作。各民族自治区在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清剿土匪、肃清特务、解决本地区人民当前物质和文化的迫切要求等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成绩，同时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干部。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少数民族人民并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地对政府、干部和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使政府工作得到改进。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而且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发展有了广阔的前途。内蒙古人民实行区域自治五年来，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农业生产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牧业区出现了“人畜两旺”的兴盛气象，人口已停止下降，开始上升，牲畜数目增加了将近一倍，平均每个牧民已拥有三十多头牲畜。西康昭觉原来是一座荒凉破落的小城，全城只有几户人家，自昭觉自治区成立一年多来，昭觉城已成为彝族地区物资集散的中心，新建筑在不断增加，还建立了彝族小学和卫生院。特别是全区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团结，在彝族内部的打冤家事件已基本上停止了。生产也有了改进，一条多年没有修成的列格乌水堰也修成了。
在民族杂居地区推行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也保障了当地各民族在政权机关中的平等权利，并起了促进各民族间团结合作与发展的作用。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是以人口比例为基础，对各民族作适当的分配，并对人口特别少的民族加以适当照顾。政府委员会中都有少数民族参加。贵州省五个专区三十个县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中共有少数民族副专员三人，县长副县长十六人，委员二百七十九人。云南省普洱专区选举联合政府委员时，澜沧和景谷的倮?族代表互相谦让、武定县的彝族代表一再叮咛本族政府委员不仅要和其他民族的委员合作，并要为其他民族人民办事。贵州省贵筑县乌当区的汉族农民自动把土地改革中获得的果实和许多衣服、农具、耕牛等送给住在山上的苗族农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的推行，提高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对加强民族团结，稳定地方治安，促进生产，推动各项爱国主义运动，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并在工作中获得了许多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
自今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颁布以来，凡已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已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地区，正努力加强干部的政策教育，健全政权机关和政府组织，加强工作的计划性，以使政权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获得进一步的开展。凡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未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少数民族地区，则正在积极进行筹备工作，以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新疆省为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九月间成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西康省决定在今年年底以前，在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陆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西康和贵州两省今年将建立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有十七个县、五十四个区、三十八个乡。现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工作，正朝着普遍和深入方面发展。（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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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内民主
——九月十一日苏联真理报社论
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共产党员发挥高度积极性的气氛中进行着。
广大党员群众一致拥护联共（布）党中央提交代表大会的文件。共产党员一方面对这些文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补充，同时也揭发和批评了各级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者工作中的缺点，他们以自己党的主人翁姿态关怀着党的队伍底进一步巩固及其战斗力的提高，关怀着共产主义建设新任务底顺利实现。
这些天来各级党组织底整个活动，是列宁斯大林的党内民主（党内生活牢不可破的法则）原则底鲜明表现。早在四十五年以前，列宁在指出我们的党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时即曾写道：
“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毫无例外地享有平等权利的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其代表来进行的……”
共产党始终不断地开展党内民主。这是巩固和团结我们党的队伍，提高党员在实现苏维埃制度的生命基础——党的政策的斗争中的战斗力底最重要方法。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巩固党的统一，巩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
联共（布）中央提交十九次代表大会审查的党章底修正草案，浸透着对严格遵守及进一步发扬党内生活的民主原则的关怀。草案宣称党的组织结构的牢不可破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党的一切领导机关，由最高的到最低的，都是选举出来的，党的机关要向自己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
党章修正草案第二十八条指出：
“在个别组织内或在全党内自由而认真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是每个党员根据党内民主制所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在党内民主制的基础上才能够展开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巩固党的纪律，党的纪律应当是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
党章修正草案肯定了党内民主原则底不可动摇性，同时也确定了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可保证党内民主有利于事业，而不会被利用来损害党和工人阶级。
列宁斯大林党要求它的每一个党员不仅要无条件地、自愿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对党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而且也要求他们充分地利用根据党内民主制的所应有的一切权利。
党章修正草案中指明，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党的报刊上参加党的政策问题的自由的、认真的讨论，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选举和被选举到党的机关，凡在通过关于自己的活动或行为的决议时，要求亲自参加，向党的任何一级机关直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任何问题和声明。
不断地、彻底地实行党内民主，为每个共产党员确切履行其义务及获得其权利而创造条件，是一切党组织及其领导者的基本职责。然而，我们遇到这样一些领导者，他们忘记了这一点，以罪恶的方法进行工作，破坏党内民主，不肯倾听群众的呼声。他们错误地认为，好像我们党内有两种纪律，一种是对普通党员的，另一种是对领导人物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纪律，一个法律，一切共产党员不管他的功绩和职位如何，均应遵守。
党的基层组织的全体党员会议及各级党代表会议，都表明了党员群众对自己的领导者日益提高了要求，党员们在这些会议上无情地揭露并坚决批判个别工作人员对党内民主和布尔什维克纪律的老爷式的理解。党员不选举那些不能胜任付予他的信赖的人到党的机关里去。
拿罗里多波尔市的党代表会议为例。代表们揭露了市委书记别斯克卢宾科同志和喀洛敏采夫同志脱离群众，不倾听下边的批评和纵容破坏国家纪律的情况。他们这次没有被选为市委书记是很自然的。前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委书记斯列沙林科同志这次也没有当选市委，因为他对别人提出的批评意见采取表面应付的态度，并和党员们不再来往。
我们党内的民主制，是行动的民主制。党关怀自己党员的主动性和自动性的广泛开展。共产党员在政治生活及生产活动中表现得愈积极，党组织的工作便愈顺利，它在解决经济政治任务中的战斗性也就愈强。
有许多地方未正规地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会前的准备工作也作的不好，因此它们就不能吸引党员参加自己党组织的工作，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伊尔库茨克州，加里宁州，诺沃西比尔斯克州和其他省的区党代表会议上，都已指出这一严重缺点。
全体党员大会，是基层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员在这种会议上讨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及自己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与任务，这样他们便得到思想锻炼，培养了组织性、纪律性及实现党和政府决议的高度责任心。党机关的任务就是要正规地召开这种会议，吸引党员广泛参加对各种问题的讨论与实现既定决议的工作。
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这便是它的力量来源之一。斯大林同志指出，单个人的决定经常是，或几乎经常是片面的。有些领导者很少关怀提高党委会全体会议的作用，破坏既定的召集日期，或在低劣的水平上进行这种会议，这些人为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有些全会，特别是雅罗斯拉夫市委会及纳里契克市委会的全体会议，即犯了上述的严重缺点。
在这些党组织和其他一些党组织里，很少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有时是缺乏会前的必要准备即行召开。很显然，他们忘记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党组织的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忘记了这种会议是将党的决议传达给党与非党群众的关键，是党委会的支柱。党章修正草案中指出：在城市和区的中心，应召开党的城市和区组织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党和政府的重要决议。活动分子会议的召开不应是为了做做样子，在形式上和仪式上赞同这些决议，而是为了真正讨论这些决议。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必须仔细倾听群众的意见，必须仔细倾听普通党员的意见，必须仔细倾听所谓的‘无关重要的人’的意见，必须仔细倾听人民的意见”。迅速而认真地消灭党员在大会上、全会上、代表会议上、信件中和报纸上指出的缺点，实现他们的宝贵建议，这便会为不断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自动性，为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创造良好的条件。
能够不断地、始终一贯地实行列宁斯大林的党内民主制的原则，发扬党员的积极性与自动性，党组织将会使自己的队伍更加巩固，使自己在为完成列宁斯大林党所提出的任务的斗争中的作用，更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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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
清算反人民的旧法观点
叶澜
司法改革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发动起来。中央政法合署五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也深入地开展了反对旧法观点的思想斗争。经过重点检讨和广泛的揭发，批判，事实证明：在业务方针政策的执行上，五个机关中许多同志是坚持了人民的法律观点，但也有一些同志有着浓厚的旧法观点。这次经过群众性的清算，才认清了旧法观点的阶级本质，认识到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律观根本不能相容。现在，旧法观点在五个机关里已经遭到普遍的唾弃，失掉了它的市场。
五个机关在这次反对旧法观点的思想斗争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旧法观点的丑恶面貌和其反人民的思想本质。在开展斗争以前，有的同志时常以其多年的“旧法生涯”炫耀，自视为中国法律界的“权威”。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是一个封建地主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旧法法统的王国，里面充斥着历代反动王朝以至蒋介石国民党的各种压迫人民的反动腐朽的法律货色。这些货色被他们认作中国法律的正统，奉为圭臬。他们看不见也看不起人民的法统，看不见也看不起人民从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自己的法律。他们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的中国“无可司之法”。他们所说的“法”是什么呢？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质上就是国民党的“六法”！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在人民的法律面前是盲者。他们不懂得人民的法律只能在阶级斗争中创造，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来创造；不懂得有了什么性质的国家政权，就有什么性质的法律。他们以为可以用旧法代替新法，可以用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法律代替翻了身的人民的革命法律。他们划不清人民的法律和反动的法律之间的原则界限。人民用革命手段取得了政权，粉碎了旧的统治，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当然也必须废除，而不能承袭或搬用。列宁说过新政权创造新法治、新秩序，我们不承认反动政权的任何法律。具有上述观点的人是不懂得这个原则的。
站在旧法观点上的人们说：“刑法具有世界性。”理由是：人民民主国家有刑法，资产阶级国家也有刑法。这种“超阶级”的说法，实质上是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他们把人民政权对于反革命罪犯所采取的镇压和反动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的迫害，看成毫无分别的事情；把目的在保护人民利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刑法和目的在保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刑法，看成毫无区别的东西。因而在刑法中特别强调所谓“保护个人人身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这种“理论”为依据，曾有人这样主张：在土地改革中，农民对地主的正义的斗争不能“过分”，否则就是侵犯了地主的“个人人身权利”。诚然，我们在土地改革法中曾经规定不许农民对地主实行乱捕、乱打、乱杀。但这只是为了保证土地改革有秩序地顺利完成，达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消灭和农民的解放；这和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禁止侵犯地主“个人人身权利”、抹杀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治目标、使地主也在人民的法律面前得到“平等”待遇的反动的旧法观点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在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问题上，具有旧法观点的人特别强调所谓“预备犯”和“未遂犯”，强调所谓“时效”。在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实行严厉的镇压，才能保护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但这些人却脱离开这个政治实际和整个政策来空谈法律，主张所谓暴动未遂或准备谋杀等反革命犯罪活动不应办罪，不能办罪，这不是极明显地在纵容和包庇反革命分子吗？他们这种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主张，按列宁的说法，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在婚姻问题上，具有旧法观点的人歧视妇女的平等自由权利，反对妇女的财产权利，把男人娶“小老婆”说成“契约”关系，把女人当成商品，这正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反动的观点，这与人民的婚姻法的精神是直接相违背的。
具有旧法观点的人在草拟一种法律时，首先考虑的是法律的体例、格式。他们呶呶不休地要把人民的法律从词句到整个形式都变成旧法律的样子。因此曾有人在草拟某些法规和条例时，不惜照抄旧法，甚至整条整章地抄袭。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容易看得懂并能掌握的法律形式；更不了解人民的法律是总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而创造的。
具有旧法观点的人，非常热中于脱离政治的所谓“司法独立”，似乎他们是可以脱离政治斗争而独立存在的。因此他们不要政治领导，向政治“闹独立性”。他们不理解政治和法律是一回事，不理解政治决定法律和法律为政治服务的道理。
总之，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旧法观点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律观点根本不相容的。
废除旧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法治，建立新的人民法治，中央早已有过指示。指示中明白指出，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法律、法令，不是一部分而是根本要不得，因为它“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而对人民群众则只能是“镇压与束缚”。中央又教育我们，对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和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经常地蔑视和批判；但具有旧法观点的人却是把这些东西奉为至宝，到处引用，当然更谈不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来教育改造自己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中，对废除旧法、建立新法都规定得很明确，具有旧法观点的人应切实检查自己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和规定，是否划清了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经过彻底的检查与清算，树立明确的人民法治的观点，站到人民革命的立场上来，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而斗争，为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而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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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三年来新中国经济的成就”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编 一九五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大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以来，由于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也如同在其他战线上一样，已经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为了帮助国内外人们了解和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最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编纂了“三年来新中国经济的成就”一书。这本书共选辑了二十二篇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首长所撰的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重要论文。其中前十一篇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今年六月间撰的，后十一篇是为了纪念今年国庆节撰的。从这些论文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三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并且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经过了怎样艰苦的历程的。
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是毛主席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毛主席精湛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势，指出：“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原书第一页）但是，由于解放前的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他同时又指出：“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原书第三——四页）根据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和各级人民政府共同努力，在三年或者多一些的时期内，争取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但是，现在还不到三年，毛主席的这个号召，已在全国人民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胜利地实现了。薄一波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成就”中指出：“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前进，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已使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了。中国工农业生产现已全部恢复和超过战前最高的水平，国家财政收支已完全平衡，物价已完全稳定。”（原书第一○四页）
为什么在这短短的三年内，我们能够胜利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个光荣任务呢？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按照了毛主席的指示，“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原书第四页）。“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一文指出：现在，“土地改革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约有三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在这三年之中完成了土地改革。加上三年以前即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已共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尚待解放的台湾以外，只有三千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这些地区也将在一九五二年内至迟于一九五三年春耕以前完成土地改革。在新疆各民族的农业区，也将于今冬明春实行土地改革。”（原书第一一一页）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空前地高涨了。因之，整个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三年来新中国农业生产上的伟大成就”一文指出：“三年来，农业生产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从现在各地庄稼生长和收获的情形看来，今年的生产计划可以完成，并且可能超过。这样，我国今年粮食产量将超过战前百分之九，棉花将超过战前一半以上，茶叶约比一九五○年增产两倍半，烤烟约比一九五○年增产两倍，家蚕丝约比一九五○年增产百分之五十，水果产量也大大提高，其中柑桔产量增加了一倍。”（原书第一二九页）此外，畜牧业和水产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得到了很大的成就。
土地改革和农业恢复为今后工业化奠下了基础。正如陈云同志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一文中所说，“恢复农业的目的，在于迅速解决粮食与工业原料（尤其是棉花）的需要，同时即为城市工业开辟广大的市场。农业适当恢复之后，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与纺织工业的原料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并使过去多少年来，占我们国家主要入口项目的粮食、棉花所消耗的外汇，可以转而购买机器，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原书第六八、六九页）三年来，基于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及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李富春同志在“三年来我国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一文中，用全国几项主要工业生产三年来恢复和发展的数字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作对比，雄辩地指出：“我们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除个别产品外将要普遍超过，甚至远远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这无疑地会相当地提高现代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原书第一二三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一切工农业有决定作用的重工业的发展。“就工业的结构而言，三年来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的重工业比轻工业有更大的发展，特别是钢材和机器的制造，各种机器与工业器材的国内自给率正在逐渐增大。因此轻重工业生产总值的对比关系也已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九年工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对比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五比六十七点五；一九五二年将为百分之四十三点八比五十六点二。”（同上）
三年来新中国工业的成就，是与工人阶级在工业生产中发挥高度的智慧和积极性分不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前夜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指出：“一九五○年，有六十八万三千多工人参加了劳动竞赛；一九五一年就有二百三十八万人参加了竞赛；一九五二年上半年，‘三反’、‘五反’运动后参加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占全体职工百分之八十以上。三年以来，职工群众对于改进机器、改进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组织等各方面，创造了很多先进经验，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由于全国工人高度发挥了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东北工人在一九五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已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又比一九五一年同期超过百分之二十点九。……在这样的英雄事业中间，涌现出大批的模范人物，据一九五一年的统计，我们已经有了八万六千五百多位劳动模范。”（原书第一七五—一七六页）
除了一般的生产恢复和发展之外，三年来，我们还开始以空前的速度，进行着许多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三年来我国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一文说：“三年来，我们对于全国四万二千余公里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培修。对一些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如淮河，华东的沂河、沭河，华北的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已经开始进行全流域的根本治理。长江、黄河这些特别巨大的河流，因为治本工程不是短期所能完成，也举办了临时性的有效的防御措施，以解除异常洪水的威胁。”（原书第一三四页）其中特别是淮河水利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无论就其规模或进行速度来说，都是世所罕见的。在铁道方面，“三年来人民铁道的成就”一文说：“为了发展人民经济，开发内地资源，中央人民政府自一九五○年下半年起，即以大量投资修筑新路。……截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底止，两年内业已修筑了共长一千二百六十七公里的铁路。”（原书第一四六页）
由于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结果，新中国的贸易工作也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三年来全国商业的调整与发展”一文指出，三年来的国内贸易是在新的国营贸易、合作社贸易和私营贸易分工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着的。在广泛开展城乡交流的方针下，“全国商品流转额在逐年增加中，如以一九五○年为一○○，则一九五一年约为一三○，一九五二年预计最低为一七○。全国农产品、副产品及各主要商品的销售量正在不断扩大，……三年中粮食、棉布、煤油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左右，其他各种主要商品一般都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原书第一五二页）对外贸易也已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三年来，“我们肃清了对外贸易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对外贸易关系。我们已经由历史上长期入超的国家，转变成为进口和出口平衡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对外贸易。”，原书第一六○页）
关于国家财政工作方面，在毛主席“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原书第四页）的方针指导下，国家财政收支的侷促情况，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薄一波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成就”中指出：“我们国家的收支，……在一九五○年已经接近了平衡。以后的时期中，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我们不得不用很大的力量加强国防的建设并支援抗美援朝。虽然如此，我们的国家财政收支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不但能保持平衡而且还有结余……。在一九五二年，我们的国家总预算中，已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经费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原书第一○八页）
总起来说，三年来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全面恢复。今后，我们将走上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道路。这本书最后的一篇文章“三年来中国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即综述了三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并指出：“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因我们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我们工业化的时间将是相当长的。过去三年的成绩虽然十分伟大，但今后的建设工作，其任务不言而喻将比过去更为繁重。……全中国人民将要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按照国家总的建设计划，集中全力为工业化而奋斗，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而奋斗。”（原书第一九二页）
在这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夕，“三年来新中国经济的成就”一书将给广大人民增添百倍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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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赠和平代表
叶圣陶你们控诉了惯搞挑拨离间的巫婆。你们控诉了到处安排军事基地的恶棍。你们控诉了崇拜原子武器的暴徒。你们控诉了迷信细菌战争的强盗。你们的控诉归纳了咱们十六亿人的认识，（何止咱们十六亿人的呢？）咱们更清楚谁是敌人。你们表现了完全无私的人类的友爱，反动派认作死对头的，你们跟他们热烈拥抱，你们让谗言离间了的亲弟兄，现在发誓再不阋墙。你们表现了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心，你们说迎接青春必须保卫母亲和孩子，你们说营养身心必须交流经济和文化。你们的表现综合了咱们十六亿人的愿望，（何止咱们十六亿人的呢？）咱们的心全都一个样。你们阐明了和平不会像苹果一样自个儿落在地上，也不会像喜鹊一样自个儿拍着翅膀飞来。你们阐明了和平必须争取才能到手，正像米丘林说的——“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必须向‘自然’争取东西。”你们的阐明增长了咱们十六亿人的勇气，（何止咱们十六亿人的呢？）咱们得同心协力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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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举行首次体育运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已于十月十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大会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致开幕词后开始。参加这次运动会的除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以外，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等单位的直属机关。参加竞赛和体育表演的，有各级干部、工人、通信员、警卫员、炊事员、保育员等三千一百多人。其中有三十五位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运动竞赛；还有许多五、六十岁的老同志，也参加了广播体操表演。体育运动的竞赛、表演包括田赛、径赛、球赛、广播体操、舞蹈，以及拔河、跳绳等项目。朱总司令以及各直属机关的许多负责同志均到会参观。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在会上演出了车技、国术、爬杆等项杂技。
在大会过程中，运动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并且始终表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和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优良作风。
大会于十三日下午五时半由徐特立同志给奖后结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曾三同志在闭幕词中，号召全体运动员继续努力，锻炼身体。他说：这次体育运动大会是开展机关体育运动的开始，今后我们应该广泛地发展机关体育运动，加强原有的体育组织，使体育运动成为机关工作人员的群众性的经常活动之一。我们应该贯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自己成为铁的体质，保卫我们最可爱的国家。只有练好了身体，有了坚强的体质，才能作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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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等机关举行追悼会
悼念杨耕田同志
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及华北一级机关团体与中共察哈尔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及其他省级机关团体于十月十日上午联合举行追悼会，隆重悼念已故的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哈尔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杨耕田同志。参加追悼会的有：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聂荣臻、刘澜涛，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泽民，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程子华，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内务部副部长武新宇，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许广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及中央各部代表，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刘秀峰、张苏，中共察哈尔省委第一副书记杨士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寰、吕复、省军区司令员石志本及华北一级机关团体负责人、代表共达三百余人。
杨耕田同志系河北阜平县人，家庭贫农，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阜平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并曾领导过阜平反官盐店的斗争。抗日战争前期，一直在晋察冀边区从事农民运动，领导边区农会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工作，成为当地农民所爱戴的领袖，其后曾历任行署主任、区党委书记等职。一九四九年被选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农民代表。在察哈尔省任职的三年来，成绩卓著，与当地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到会者对于这一位年轻的群众领袖、共产党的优秀儿子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中共察哈尔省第一副书记杨士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的致词中都指出：杨耕田同志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认真对人民事业负责的精神及坚苦朴素作风，都是值得革命同志好好学习的。
追悼会毕，由薄一波、聂荣臻、刘澜涛、刘秀峰、张苏等同志亲自执绋护灵，当日在人民公墓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