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
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 杨秀峰
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所揭发的叛徒刘青山、张子善的大贪污案件，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贪污、盗窃巨额国家人民资财的案件。这一巨案，对于我来说，其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所应负的责任是十分沉重的。
许多人警觉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虽然经过战争的考验，树立过功绩，但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猛力侵蚀下，竟腐化堕落到完完全全成为党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同时，许多人也责问着：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参加革命二十年左右的老干部，为什么竟在不长的时间内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富，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人民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的确，这是令人奇怪的，这也正是河北省人民政府首先是我应该深刻检查与检讨的。
我们已经在河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省级各人民团体以及中共河北省委的帮助下，作了初步分析，并开始对刘青山、张子善所盗窃侵占的国家和群众的粮款，分别采取收回偿还的措施，我们还将在刘、张事件结案后在伟大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作逐步深入的检讨。
为什么河北省人民政府对天津专区刘青山、张子善这样惊人的贪污、盗窃案件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呢？
这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极为薄弱，对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的与资产阶级合作但同时又必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领会极差。由战争到和平，由乡村到城市，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这个变化而来的是有些干部人员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享受思想在发展，譬如大家比房子好坏，比“大方”、比“阔气”、比设备、本省与外省比、农村与城市比、中小城市与大城市比，总觉得自己的场面不如别人，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又如多报预算、节余不交公、损大公以利小公、强调上级照顾下级、强调全局照顾部门等，追求个人享受风气上升，要求日渐提高，造成了普遍严重的浪费现象。同时，严重的贪污现象也在滋长，甚至有的单位由少数人贪污发展到集体贪污、由隐蔽贪污发展到伙造假账，而在查觉这些情况时还觉得很平凡。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腐化影响侵蚀毒害的严重。像这些情况以及刘青山、张子善平常铺张浪费，送礼请客“招待如饭店，客人如流水”，领导上不是毫无所闻的，但由于我们领导思想上也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对于这种贪污浪费现象，不是警惕而是麻痹。两年来我们虽然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但未能提到高度原则上来加以注意，更没想到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坚决反对。事实证明入城以来政府工作人员中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很普遍很迅速而且很严重的。特别是供给制思想与腐化思想影响相结合，就发展为“抓一把”的恶劣作风，抓人、抓钱、抓东西，无限制地向公家要求，挪用公款，任意挥霍，习以为常。我们对于这些情况昏然罔觉，或有所觉而重视不足，当然更谈不到掌握和研究干部思想情况了。我们对刘、张事件所以长期不能发觉，第一个要害原因就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领会极差，放松了从这方面对干部加强思想领导。
其次，我们在掌握干部政策上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干部认识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偏信、偏听”。觉得这些干部过去不错，有功劳，英勇斗争，完成任务，有办法，因而对干部的了解片面化了，未能进一步从下层去了解干部。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我们只偏于看他过去艰苦奋斗的一方面，放松了他居功自傲的一方面；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他压抑民主、家长式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务，而未深察是怎样完成的。各专区干部中有“老实人吃亏”的议论（当然这个论调是不对的），这首先是不满意天津专区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蒙上欺下的可耻行为而说的。我们也听到一些舆论，但我总觉得天津专区的灾情重、任务大，所以有意识地照顾他们一些困难。那知这些照顾恰恰发展了他们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刘青山、张子善的压制民主、作风恶劣，到达极点。毛主席曾指示说我们的国家一向缺乏民主传统，要我们特别注意发扬民主；我们对这一点也作得很差。直至现在为止，真正自下而上的人民反映还很不够，像各界人民代表会也是如此，自上而下的贯彻多，自下而上反映少，一方面下情不能上达，一方面我们又未切实注意下面反映，这就充分地反映缺乏民主生活了。像一九五○年冬李克才（过去天津专署副专员）曾要求调动工作，当时如果注意研究追根究底，也会发现问题的，但是却被我们轻轻放过去了。沧县专区有些干部对张子善嚣张浮夸、欺上压下的不正派作风也曾对我谈过，我们对张子善虽也曾进行过批评教育，但终未引起我们应有的警惕。另外，在工作安排上，我们的突击任务很多，注意领导政府干部学习是很差的，某些干部由此滋长了不问政治的倾向。尤其有许多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接受新鲜事物很少，又不爱学习，思想水平提不高，这样就自然不免要变成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这也是河北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如不注意解决也将损害着干部。
其三，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还表现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严重。文牍主义者满足于订计划、看报告、下指示，却疏于检查。遇到报告写得好的就觉得工作好，数字收支相符的就准予报销，而不再作深入检查。天津专区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写假报告的人，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命令主义错误者有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销册子中还仍旧存有这笔数字；对此我们居然相信了。一九五一年春工中，刘、张自设河工供应站，高抬物价，本府曾经查出，并曾指示纠正，但究竟纠正了没有，未再检查，还仅仅认为是“本位主义”，而未警惕与深察非法剥削企图的本质。我们虽然也有过不少次的检查工作，但接触上层多，接触广大干部和群众很不够，了解情况受到很大拘限。特别像刘青山、张子善之徒亲自布置一套天罗地网、单线领导秘密掌握，借以蒙蔽掩饰罪行，天津地委、专署许多同志对于他的财产赃物都摸不着底，粗枝大叶的检查工作者就更难发现了。他们极端恶劣的家长统治，干部敢怒而不敢言，某些干部虽然不同意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动用公粮，但未敢提出反对意见。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季刘、张为调动工作问题，他们卑鄙无耻地谁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因而内部发生矛盾、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机关生产罪行的秘密才逐渐暴露出来。同时也由于坚持原则斗争的李克才（前任副专员现任专员）最后向上级揭发，罪案才得以揭破。由此可见，天津专区干部中的自由主义也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上面不了解下面情况，下情不能上达，这就大大助长了刘、张罪行的严重发展。
其四，由于我们官僚主义的领导，也由于缺乏严密的制度，在财政上给下面正留了两个很大的漏洞：一是地方粮向由专署及县管理，许久以来，不少地区有挪用情事，甚至有用以从事非法经营者；省府虽曾指示纠正，并于去春规定了地方粮开支办法，但终因我们领导上存在着“重国粮轻地粮”的思想，监督不严，检查很少，未能贯彻。给了下面以滥用的空隙，许多地方从中钻空子。因此张子善凭借专员地位，有权调用，竟窃取至二十八亿九千万元之巨，而省府长期不知道。一是机关生产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机关自理。其资金来源与业务经营政府很少检查，开支更未过问。于是弊端丛生，不少已化为违法营私的防空洞和铺张浪费的挡箭牌。一切无法报销的账目，就在机关生产中解决，助长了贪污浪费。有的负责人单线领导搞鬼，损大公以利小公，公开盗窃，就这样葬送了不少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是突出的典型。今后机关生产如何管理，极须适当解决。财政供给制度不够合理的地方，也是值得领导上检查的。
以上是我从领导责任上对刘、张罪行所作的极不全面的初步检查。我深刻感到我的官僚主义毒害的严重责任，它使国家资财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并使人民政府的信誉蒙受了无可计量的损害！想到这里，万分痛心！事实充分证明了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
怎样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呢？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只有真正发动起群众来，才可以大量揭露贪污浪费的事实。在中央提出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以来，许多肮脏事情都被揭露出来了。所以只要真正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建立经常的民主监督，那些集体舞弊、封锁上级、欺压干部的行为就不行了，领导上的耳目也就聪明了。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使我大吃一惊，刺痛我很厉害，使我深刻感觉到了自己官僚主义作风之严重。更深刻地感觉到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不仅对贪污浪费分子是沉重的打击，也是对官僚主义者一个严厉的制裁。没有广大群众揭发出来的许多大吃一惊的事实，是不足以刺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的。这是我个人的深刻教训。因此，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放手发扬民主、批评领导、批评干部，同时，切实有效地开展机关内部的民主运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基本关节。
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民主与法治的教育。必须纠正单纯业务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到每个工作环节中去。同时，要加强人民监政工作，进一步贯彻了解干部审查干部的制度。过去我们的检查办法是各部门检查互不相关，对各级领导机关总的领导情况（如对专员、县长或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却没有人管，或管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必须解决。
克服官僚主义，还必须坚决反对文牍主义。文牍主义误事很大。最近省府正拟一九五二年会议计划草案，就各部门提出的开会计划看，其中行政会议三十六次，需时三百二十五天，业务会议六十五次，需时四百零八天，总起来全年平均每天有两摊开会。这样将会把上下许多干部牵累在会议上，而不能下去检查了解具体情况。因此，必须坚决缩减会议，一切可缓、可无或无充分准备的会议坚决不开，克服忽视深入检查而专门靠会议、靠指示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作风。
我深深感到我的官僚主义给予国家人民危害的严重性，为严肃政纪，已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请求处分。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
第3版()
专栏：
全国总工会再次动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刘宁一陈少敏许之桢等进行自我检讨
并号召全体人员揭发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
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机关，在元旦下午二时，利用干部新年团拜的机会，再次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刘宁一副主席向到会干部进一步说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重大意义后，检讨了自己的铺张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号召全体人员勇敢地揭发全国总工会机关内部的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
刘宁一副主席再一次提醒大家，要认识工会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在工作中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处处表现了一些非工人阶级的意识，情形尤为严重。他以全国总工会直属机关为例。他说：工会工作者的责任是组织和领导工人群众，迅速恢复生产，和破坏国家资财的现象作斗争，把整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搞好。但是我们全国总工会一进城来，不是先考虑怎样把工厂搞好，使生产迅速恢复；而是把精神集中到安大机关、争好房子、争车辆和家具等方面去了。过去吃苦耐劳的作风没有坚持下来，反而和别人比享受比待遇。
刘宁一副主席继即检讨他个人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他就三件事情来说明问题：
第一，工会系统的出国活动中有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他说：出国本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这是要把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带到外国去，把外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介绍到中国来。而我们出国之先，着重准备的是衣服、皮包、皮鞋之类；说是要
“注意礼貌”，什么都想到了，连衣服是中国呢料还是英国呢料都检查了，但偏偏工作报告却没完全准备好。这种舍本逐末、不务实际的作风，正是非工人阶级思想的反映。
其次，接待外宾中也有铺张浪费之处。他说：去年十月，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到中国来。这些代表来到中国，原是要看一看新中国的建设，看一看新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所表现的伟大爱国热忱和国际主义精神，看一看伟大的毛主席。但我们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以原来的朴素的服装为“有伤国体”，花了不少钱去制服装。据初步检查浪费约八千多万元。其他的浪费也有。
再次，是预算审核中的官僚主义。他说：经过我签字的预算，自己从没有认真严格地审核过，总是照例签字。贪污、浪费，可以由此取得合法。
最后，他号召机关的全体人员有话便讲，毫无顾忌地揭发全国总工会机关中一切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深入发动起来。
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继起讲话。她说：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虽然我们已经作过动员，但因为领导干部还没有动起来，所以运动也就没有能全面展开。她接着进行了自我检讨。她除了检讨个人生活方面的某些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外，着重检讨了自己怎样代表了一些工会干部的非工人阶级的情绪。
她说：我一向是注意到生活的艰苦朴素的，但进城以后，毛病就出现了。我常常以为：政府已经公布了工会法，这是毛主席签了字的，各级政府就应当替工会找房子；有人没给工会找房子，我就要他检查“有没有工人阶级思想”。记得去年春天，纺织工会为解决房子问题，写信给周总理，要我签字，我不仅同意，而且加上两句。平常听到一些工会干部发牢骚、说怪话，自称工会干部是“四等干部”。我没有去纠正他们，反而同意他们的不正确意见。我们工会干部不在生产上争取搞出成绩来，却要自己替自己取一个“四等干部”的名称，借此来表示自己的享受不如别人，这就是要和别人来比；而这种比，不是和农民比，不是和工人比，却是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来比，认为工人阶级应当特殊，要爬到别人头上去。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党和政府，这是完全要不得的，如果不纠正，前途是很危险的。
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许之桢讲话中，也着重检讨了自己怎样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检讨了自己进城以来怎样处心积虑争房子、争汽车、安置机关，对于那些手臂长些能够伸手抓一把的干部认为“有办法”，对于那些老实一点的同志，暗地里觉得他们“没用”，他并揭发了全国总工会机关有过“小公套大公”的贪污行为。那是一九四九年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时的事情。当时，由于物价波动，作了预算后，便立刻买成实物。等到会议开完，除了会议的开支，并退了财政部一部分款子；余下的一千一百袋面粉，四万多斤大米，都成为机关的私产了。
许之桢秘书长表示：自己是掌管财务的，自己掌握的工作部门应当成为大家揭发检举的重点。他希望全体人员，采用一切方式，大胆地提出意见，把这个运动充分地发动起来。
最后，刘宁一副主席宣布，这次检讨，还只是初步，今后各负责同志将更为系统地和深刻地去认真领导全体工作同志进行自我检讨，并大胆地揭发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错误行为，特别是贪污行为。（原载一月三日工人日报）
第3版()
专栏：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上
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作自我检讨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中国共产党支部为了更好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曾在元旦召开科长以上党员会议进行检讨；史良部长曾列席这次会议。在这次检讨会上，副部长李木庵同志检查他自己在私生活的衣食住行方面，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意在享受、忘其所以的危险趋势。在处理家庭人事方面，着重于私人的温暖情感，保有封建余习；而在工作方面则有倚老卖老得过且过的官僚主义态度。办公厅主任王怀安同志也检讨出在私生活中滋长了某些享乐思想。在工作中，因为把司法业务和机关行政相对立，忽视对于国家财产的爱护，以致对于机关财政开支采取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
本月二日，中央司法部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首由史良部长作动员报告。史部长指出，大家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进行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各自检查与互相检查。她指出开展这一运动，在经济上可以促进增产节约，在政治上可以保持和发扬革命干部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在历史上则可肃清几千年来的、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贪污恶习，移转社会的风气。她接着对目前干部思想中所存在的顾虑，如怕丢面子、怕处罚和图侥幸（以为可以混过去）等，进行了批判。最后鼓励大家实行检举，并宣布：“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她讲话中又着重做了自我批评。她说：参加了昨天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检讨会后，深受感动，因而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铺张浪费习气的严重性。她又说，她本来出身清苦，但自在旧社会做律师后，因收入丰富，而收入又是属于自己的，于是就使自己的生活逐渐地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及至做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部长后，仍一本过去的生活习惯，以过去的生活水平来处理私生活。例如住宅设备和布置较讲究；又如为了生活的安适，以七十多万元的运费把电气冰箱从上海运来。这种过高的开支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因而是铺张浪费。同样地，在处理司法部的一些问题上也往往从好面子、做人情的观点出发，而不从移风易俗的观点出发。例如为了装饰司法部，她自己掏钱买了一些花草。干部向她提出不宜浪费的意见，她觉得买花草是自己掏的钱，又是为公家好，就没认识这是浪费。又如每逢年节，她主张给部内干部送礼；虽经某些干部提出劝阻意见，她在思想上仍不同意。她分析造成这种铺张浪费的主要思想，一是满足于自己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且以“自己是共同纲领所保护的四个阶级之一，因而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合法的”这一理由为辩护。二是强调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因而把自己的财产和社会财产对立起来，而不知自己既是社会主人之一，自己的财产也是社会财产的一部分，浪费了自己的财产也就是浪费了社会的财产，其结果是浪费了自己的款项，也助长了部里的浪费现象。正因为有这些错误思想，也就形成“勇敢的、快乐的”铺张浪费。因而她深深地感到做为一个人民政府的革命干部，尤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长，在生活方式上仍因袭着过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习惯，是错误的，应好好检查自己，并学习艰苦朴素作风；而这一检查和改进必须通过大家的帮助和经常的监督。最后，她号召全国司法机关首先进行机关内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从而举起司法武器为全国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服务，并以国法制裁贪污浪费分子。因此，中央司法部和全国各级司法机关都应以推进这一运动为当前的中心工作。
中央司法部副部长李木庵、办公厅主任王怀安和第一司司长王悦尘也相继在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情绪始终很紧张。现司法部的坦白、检举运动正在开展中。
第3版()
专栏：
廉洁奉公的税务工作者李宗周
新华社记者 周琪
济南市人民政府税务局第二稽征组副组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李宗周同志，由于他在工作中一贯地表现了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青年团员应有的优良品质，认真地检举商人行贿和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并从偷税、漏税案件中追查政府机关、企业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维护了国家财产，因而在济南市去年十二月中旬召开的青年团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上，受到了奖励。
一九五○年八月，李宗周根据群众密报，发现了一批司机（留用人员）盗卖汽油的事件，他就决心彻底追查。但是，因为司机盗卖的汽油在汽车行内无账可查，李宗周就先去找济南汽油行中的一家——源兴油行的经理，对他反复地进行教育。李宗周从下午一点钟起一直谈到夜间十一点钟，讲解人民政府的政策，终于使源兴油行经理坦白了自己曾向鸿远汽车行买过四大桶汽油。当晚，李宗周又去鸿远汽车行查询。经过几天教育以后，鸿远汽车行经理说出了山东省省一级和济南市市一级十一个机关的四十几名司机盗卖汽油的事实。李宗周把这些情况立刻通知各有关单位，使各单位行政方面对盗卖汽油的司机及时地作了处理。同时，各有关油行、汽车行也都具结保证不再勾结司机盗卖汽油；各油行、汽车行过去非法收买的五十多大桶汽油也全部退还了公家。
一九五一年五月间，李宗周在检查济南大公电器商行漏税案件中，发现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山东电器厂济南营业部开出的未贴印花的白纸发票。这发票既不合于政府规定式样，也没有开列售货的有关项目。李宗周立即拿了这个单据到该营业部去查核。该营业部主任殷杰然先是推诿说“不懂税法”；经过查账以后，李宗周又发现该部账目和发货单不符，并漏税七百多万元。李宗周接着就认真地向各方查询，证明了殷杰然曾经接受私商贿赂，以废品名义卖出交换机两部、铝板三千斤、电话机三百多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山东办事处根据李宗周所了解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依法惩办了贪污分子殷杰然。
在查税中，李宗周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一九五一年一月，在他检查鲁大商行漏税案件时，该商行曾几次端上酒、菜来向他行贿。他当时严辞拒绝，并且坚持要鲁大商行补缴漏税和罚税款项一亿二千多万元。
从一九五一年五月到十一月间，李宗周先后查获了违章漏税案六十四起，为国家追补到税款两亿多元。最近，他又查出了大西洋钟表行和亚东药房的漏税事件。济南市人民政府税务局以这一事件对私商进行了教育，推动了全市钟表、西药两行业自查账目，补缴税款。
李宗周在一九四九年治理黄河时就曾立过二等功。当他参加了青年团以后，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教育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那认真负责、廉洁奉公的精神，保证他连续查获了多次偷税、漏税和贪污案件。因此，在一九五一年七月间举行的济南市税务局奖励模范税务人员大会上，李宗周第二次荣获二等功的奖励。
第3版()
专栏：
检举贪污是大家的事
新华社记者 刘宗棠
中国粮食公司西南区公司和重庆市公司在去年年底联合举行了一个坦白和检举贪污大会。会议正在进行时，从外面赶来一个私营米厂的工人，他要求到会上检举贪污分子。在群众热烈欢迎下，这位工人走到台前发言。他愤怒地用手指着当时在座的一个名叫陈明德的职员说：“就是他和我们老板勾结偷卖国家八千斤大米，今天我要检举他。”接着他原原本本地把陈明德的贪污案件讲了出来。参加会议的人都受了感动。在他报告完毕后，接着就有五、六个人检举了几个坚不坦白悔过的贪污分子。
这个工人名叫李泰运，在重庆市私营益丰米厂做工。他说：“解放前国民党在的时候，谁都知道无官不贪。刚解放时，我什么都不懂。那时粮食公司有一批稻谷委托我们厂加工，派了个驻厂员就是陈明德。我们老板张耀光整天约他打牌、吃饭，最后把他哄住了。他们勾结起来偷卖加工的大米。当时他们为了堵我们的嘴，还分给我们厂里四个工人每人几万元，叫我们不要向外面讲。我那时还很糊涂，并不觉得有啥不对。随后，我参加了工会，经过一年多学习和自己的亲身领受，才理解到爱护国家财产是每一个工人的责任。因此回想到那件事情，我很难过。我恨这些奸商和贪污分子。可是这时候还不知道该怎样办好。”
他接着叙述了这次检举的过程。前几天，粮食公司曾派人到他们的厂里去调查。调查员找到厂里一个做饭的工人任民新。任民新怕说出来丢掉工作，没敢说出详情。调查员走后，任民新和李泰运商量，李泰运反复思量：自己翻身的幸福日子是谁带来的？人民政府整天忙着修成渝铁路、盖工厂，还不是为了使人民将来过更好的日子吗？那些贪污分子却到处掘洞破坏，自己是个工人，看见贪污事情不讲，对得起毛主席、共产党吗？他下了决心，说服了任民新，决定等粮食公司再派人来调查时共同检举这件事情。但老板听说他们要检举，赶忙跑来阻止他们。老板说：“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少数几个钱算了罢！你们不说，没人知道。”李泰运回答老板说：“你们偷了人民的血汗钱装进自己腰包，到今天还不向人民政府坦白。我们不检举你们，等谁来检举？这不是管闲事，这是自己的事。你们不坦白，我们就检举你们。”
李泰运才在学识字，不会写检举信。他听说粮食公司开大会，就赶来检举。在李泰运检举过后第二天，他的老板也不得不向粮食公司坦白了自己勾引工作人员贪污的罪行。
第3版()
专栏：
工商界必须向行贿、漏税、诈骗国家资财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在天津市工商联节约检查分会动员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李烛尘
现在全国各地正在大张旗鼓地展开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希望我们工商界也来一道参加这一运动，能够自动坦白揭发和检举行贿、漏税、诈骗国家资财的行为。
在这一运动展开不久，我听到一些工商界的朋友们对这一运动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三反”运动只是在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干部中进行，我们搞工商业的人，既没法向人贪污，也没有浪费国家资财，更不是官僚，这一运动与我无干；也有的人说贪污是机关企业中部分干部干的事，应该惩罚他们，但是工商业者是被迫的，不得不应酬，为什么工商业者出了钱还治罪？还有的人虽然知道某一个工商业者行过贿，或是某一个干部受过贿，但是事不干己，何必检举他们，得罪了人自己也落不着好处；也有的人自己行过贿，但是怕坦白出来，扫了自己的面子，还要追赔损失受到处分；不坦白吧，又怕受贿人坦白出来，自己因被检举而受到更重的处分，因此举棋不定，忐忑不安。此外还有的人认为解放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很好的，想不到这短短的两年多过程中，会有这些贪污事件，因此对新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
以上这些看法和认识是不是正确呢？我肯定地说，都是不正确的，都是错误的。因为就我个人体会到的来讲，贪污腐化行为的形成，固然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受了国民党反动作风的影响，或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个人主义思想，从而走上贪污腐化的道路，但是主要的还是受了资产阶级落后一面的、不顾全体人民利益、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卑劣作风所引诱，这一点是我们工商业者不能推卸责任的，这在黄敬市长的报告中已经指出：“从各种贪污受贿的材料来看，对革命工作人员行贿的人，除一小部分是反革命和其他不法分子以外，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商界的人。至于劳动人民来行贿的却一个也没有，这就足以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尤其贪污的范围，并不是仅仅指着行贿受贿来说，凡是以不法手段诈取国家财物以自肥，或为追求非法利润而损害了人民利益的行为，都应该视为贪污。例如某贸易商通过了行贿，窃取国家机密，把将要涨价的货物抢购囤积起来高价出售；把将要落价的货物抢先甩卖出去，只顾他个人的非法利益，而严重地损害了人民利益；又如一些工商业户另立后账，隐瞒营业额，或以自己营业假报行商，或以多种多样的方法蒙蔽政府偷漏税款；再如承做政府各部门加工定货，虚报成本，以次料换好料，以不合规格的次货顶替好货，使人民的财产受到损失；像大家都知道的乔铭勋等承做军用雨衣谎报成本欺骗政府的案件，上海厂商华北联合办事处任海岐等偷漏巨额税款，并以品质低劣的机器售给国营、公营企业，使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案件，以及最近远大文具工业社在百货公司包销该厂出品复写纸三个月的过程中，用高算成本以次料顶好料的不法手段，骗取国家资财一亿余元的事件，这都是属于贪污行为的。再往小里说，为了企图和干部拉拢关系，多做些不正当的交易，或是向干部买好，希望加以特别照顾，时常的对干部请吃饭、请跳舞、请看戏，再进一步就送些日用品，如同手表、自来水笔以及其他用品，更进一步就会行贿贪污，难道这不就是应该反对的？所以说反对贪污腐化运动，不但和我们工商界有着密切关系，并且正需要我们提高认识，深入检讨的一件大事。
至于行贿和受贿的为什么要同样处理呢？这是因为行贿的人一定是有企图的，这个企图就是要窃取国家资财作为自肥的不法利得。譬如承做土木工程的人，向监工验料的人行贿，是为了偷工减料；承卖货物的人向收货的人行贿，是为了拿次货充好货，短斤的免追补；至轻微的目的，也是要借以拉拢关系，求取不应得的照顾，绝对没有不为丝毫企图，而向某一个干部行贿的。所以行贿的人虽然拿出一部分钱作为贿赂，但是他由这些贿赂而窃取到的国家资财，不知道要比行贿所用的钱大多少倍，并且因为他这种行为引诱了干部走向贪污腐化的道路，所以行贿的人应该和受贿的人同样处理。
至于知情不举，也正是一种对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的严重错误态度。因为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者，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人翁之一，为了我们祖国的富强壮大，我们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树立起主人翁的态度，把这些腐蚀损害人民政权的毒素病菌彻底清除，使人民政权进一步巩固起来。我们要勇敢地无情地向这些贪污现象作斗争。况且检举贪污，也是挽救贪污者使他不再堕落下去，能这样，才能称得起一个新社会的工商业者。
还有关于行贿贪污者的坦白问题，我认为应该毫无顾虑地真诚坦白出来。因为我们工商业者都是从旧社会里受了长期薰染过来的人，无论是谁，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习惯，在我们思想改造还没有能够得到更大的成就以前，就免不了有人还因袭着旧日的自私自利投机取巧欺骗蒙蔽的一套恶劣作风。在这“三反”运动还没有展开以前，我们还不知道这种作风如何地危害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现在既然已经都明白了这种行为的严重腐蚀性，并且人民和政府还给我们以坦白的机会，我们就应该赶快地丢掉这一个沉重的包袱，勇敢地、真诚地、自行坦白出来，不要再存侥幸的心理。因为即使你暂时幸免被检举，你在精神上会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而得不到一些轻松愉快的时间，那将是如何苦恼的一件事。况且你既然行过贿，或是偷漏过税款，或是作过偷工减料蒙蔽欺骗的事，那就是双方面的事，你能保证受贿人不坦白出来吗？你能保证税务局永远调查不出吗？你能保证偷工减料永不被发觉吗？到那时候，你将要追悔莫及了。
其次谈到反对铺张浪费的问题，这在工商界来说是和增产节约运动分不开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来支援前线，同时我们也要稳定后方的经济秩序，并且还要重点地进行我们的国家建设，所有这几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很多的钱。我们既不能像过去的反动政权滥借外债，也不能滥发钞票损害全体人民的利益，只有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积累国家财富来完成这几项任务的一条道路。我们工商界在积压资金使用原材料方面有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我们必须吸取国营、公营企业的先进经验，改善生产经营，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依靠工人、依靠群众，并且要精打细算，逐渐走向科学的有计划的经济核算制，通过这一结合增产节约的反浪费运动，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改善自己的经营方式。这次听到黄敬市长在三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知道国营、公营企业在一九五二年度计划增产达五万亿元，我们私营企业若是能够把增产节约计划搞好，我相信增产的数字一定会比五万亿元还要大得多。
至于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一般工商业者来看，都认为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不大重视这一工作。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工商界人士真的没有官僚主义作风吗？不是的，不但有而且普遍地存在着。因为官僚主义这个名词不是专对工作干部说的，凡是一切麻痹大意，粗枝大叶，不负责任，随随便便的工作态度，和在工作上没有精确性、组织性、纪律性的表现，都是官僚主义作风。这种作风的存在，往小里说，是能阻碍个人的进步，往大里说，它就是助长滋生贪污浪费行为的根源。我们要作一个新社会的工商业者，我们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把这些官僚主义作风完全克服掉，树立起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新作风。
我今天向全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应该从思想上明确认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正在严重地危害着全体人民利益，腐蚀着我们的人民政权。因为国家的利益和全体人民整个的利益得到发展，我们的个人利益才能获得，所以我们必须贯彻政府“三反”运动的号召，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我们有过贪污自肥事件的人，不论是行贿、买好、求顺或是偷漏税款，或是偷工减料高算成本，甚至于我们私营企业本身的经营者或从业员的贪污行为，如购料要回扣等陋规，都应该解除一切顾虑，马上大胆地暴露出来，向组织上或行政上坦白，倘若不趁这个机会把我们这些包袱丢掉，它将会压得你永远抬不起头来。况且能够自动的自行坦白暴露，正是你搞通思想认清贪污这个罪恶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正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大家不但不会轻视你，相反地对于这样勇于坦白悔过的进步人士一定还会加以尊重的。假使你进行坦白，单纯是为了解脱责任，减轻处分，而不是从思想上把这一个贪污的坏根挖出来的话，那仍然是解决不了问题，在这个“三反”运动结束之后，一定会慢慢地又滋长出来，碰到机会又要去作怪。
同志们，我们要在新社会里作一个新的工商业者，就要树立起新的作风和新的商业道德，我们若是不愿意作一个时代落伍者，就没有任何理由再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思想保留下去。我们不但要把这些过去的无耻的纪录完全坦白出来，我们还要加强我们的思想改造，从基本上把我们这些污点洗清，从新做人。所以我们在展开“三反”运动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就要认真地经过学习，从思想上体会出这一个运动的精神，彻底认清“三反”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再进行坦白检举，不这样做的话就不可能在我们工商业者的思想上把这一个贪污的坏根挖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