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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交通局宋剑等勾结奸商营私舞弊
偷盗损害国家财产十五亿元
重要盗窃分子十人已被撤职送法院处理
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的巨大集体贪污案，现已全部破案。参加贪污的有交通局的正副科长、股长等共十七人。这些贪污分子，采取种种方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贪污，使国家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据已查明的和贪污分子供认的，共有八十多万斤小米，折合人民币八亿多元；还有没查清的失盗物资及被奸商侵占和被贪污分子破坏的物资，约值七亿多元。
（一）贪污的情况
交通局的贪污分子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贪污的。如一九四九年交通局接管的东花园仓库中有很多交通器材，但废品很多。山西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交通局把废品出卖。在出卖废品的过程中，交通局业务科长宋剑、股长王兆祥、副股长王振文、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等十多人，运用以下几种方法从中贪污。
一、卖多报少。如卖汽车架十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九斤，汽缸一万一千五百斤，铁皮一千六百六十八斤，每斤少报四两米，卖碎铁六千四百一十三斤，每斤少报六两米；卖铅版二千五百七十八斤，每斤实卖四斤米，只报四两米。他们从以上五项物品中，贪污小米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五斤。
二、把“专卖品”、“非卖品”也当“废品”出卖，从中贪污取利。如卖甘油两次，第一次五千二百五十公斤，每公斤少报价三十一斤米；第二次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六斤，每斤少报八斤米。这两项共贪污二十六万九千零三十四斤小米。卖酒精两次，第一次卖三百六十三斤，每斤卖价十五斤米，只报八斤半；第二次出卖酒精九十一斤，从中贪污小米一千零七十五斤。卖锑一千三百八十一斤半，从中贪污小米六千六百四十一斤。他们从以上四项中贪污二十七万九千一百四十五斤半小米。
三、减低成数。如卖汽车外胎九百一十三条，内胎五十一条，当时市价每成小米二百八十斤至三百斤，出卖时定为每成三百五十斤，表面看来价格很高；但在定成数时，却定得很低，从中大量贪污。
四、和私商勾结，接受私商贿赂，损公利私。他们和西原工业所（补胎行）关系最密切。每逢出卖物品，总是先通知西原工业所来买。别人从交通局业务处买不到的东西，西原工业所不但能买，而且价钱特别便宜，有时还拿坏货到仓库去换好货。收受贿赂最早最多的是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在卖给西原工业所汽车内胎一百条、外胎两条的一次生意中，业务股股长王兆祥得到贿赂白洋五十元；材料员屈效惠得到呢子衣服一身，人民币二十万元。管库员那维文曾用“借款”名义用过西原工业所的三次钱，每次都是七八十万元。
在采购及出卖成品中，他们使用了四种贪污的方法，即：买贱报贵、买少报多、造假单据、接受贿赂。如材料科副科长张韵波，从多报买进汽油价格中贪污九百九十四万元。又如业务科长宋剑、副股长王振文到天津采购铅丝时，曾串通私商，把在上海买的货物，捏造成天津的单据，使经手的私商获利一亿七千多万元，宋剑从中分得两千万元，王振文分得一千二百万元。交通局修造厂营业部主任郭心明、经营科科员李本诚，也曾在出卖和购买物品中营私舞弊，两人共贪污三千四百多万元。郭心明向济安商行购买生铁五吨、向惠民商行购买元铁五吨时，受贿一百六十万元，并用借款名义，向惠民商行索款三十万元和毛线四磅。李本诚在经手出卖八辆汽车时，每辆都曾收受贿赂一百多万到二百万元。在修造厂购买棉纱及卖出其他的四辆汽车时，李本诚又贪污一千多万元。
赵以儒、王兆祥等还集体盗窃（可以说是“监守自盗”），郭心明、白兰轩等盗卖公物，宋剑、郭心明并投机倒把。
一、贪污分子曾组成三个偷盗小组，专门偷盗仓库里的公物。偷盗最多的是王兆祥组。王兆祥又偷又收（别人偷的东西都得交给他，由他分给十万元或二十万元）。他自己开设了一个两利工厂。两利工厂曾买了交通局的两个汽车架，又用王兆祥偷出的零件装成了两辆汽车。王兆祥又把这两辆汽车卖掉，换成两辆好车搞运输。据初步统计，王兆祥组共偷汽车零件七百五十八件；连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贪污，折合十万多斤小米。
赵以儒小组的办法是谁偷归谁。其中偷得最多的是那维文，他一次就用汽车带出零件两箱，自己又搬出一箱。只就滚珠一种来说，一次就曾偷过二十盘。他在局内偷，他母亲就在街上摆摊出卖。郝培小组主要是偷盗工具，准备合伙开一个自行车铺（还没有开成就破了案）。他们已偷出工具八十一件，折合小米一万一千八百多斤。
二、盗卖公物也有几种花样。如管库员白兰轩把九百斤碎铅收拾起来，溶成大块，卖了五百四十万元，私自吞没。营业部主任郭心明串通私商开假发票，把公家的交通器材再卖给公家；并且还曾捏造人名，刻假图章，盗卖公家器材。
三、投机倒把。已查出两项：一项是郭心明自己作价六十五万元买了修造厂的轮胎两条，不交款，不移地，就以二百万元卖给私商。另一项是业务科长宋剑主持承包水利局木板，自己本来做不了，转包给私商，企图从中获取五万斤小米。因为私商不能如期交货，影响了水利工程的进行，使交通局受到处罚。
另外，他们为了达到贪污的目的，还曾破坏了一些有用的器材。如宋剑、赵以儒等出卖二千五百七十八斤铅版时，竟将一百多个电瓶盒子和一部分完整的电瓶破坏了当废铅出卖，并且把一个完整的电动机作废铁出卖。这样就使国家遭受了十二万斤小米的损失。
所有这些贪污分子，都是互相勾结，互相隐瞒，互相包庇，互通声气，并且大都与奸商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形成一个有组织的“贪污集团”。这个集团内部相互间的关系，超过了任何的其他关系。如业务科长宋剑，本来是中共候补党员，但是他和赵以儒、张韵波等贪污分子的关系，比和任何党员的关系都密切。如张韵波被上级发觉在天津采购物资有贪污嫌疑而被留在人事科反省时，宋剑便说张韵波工作积极，要求让张韵波回业务处工作。上级曾派宋剑到天津调查张韵波的贪污行为，宋剑一直拖了半年，也没有调查出个究竟。上级又派那维文去调查，那维文从天津回来，首先把情况告知张韵波，使张韵波潜逃。再如，当赵以儒的贪污行为被揭发并被扣押后，王兆祥就告诉他的偷窃同伙韩瑞珍等说：“事情到来，暂时停止。”“如果上级问你，只要你不说，他们是不会知道的。”过了几天，他认为没事了，又对他的同伙说：“再偷吧，没事了。”奸商西原工业所的经理和丙午，也曾对贪污分子说过这样的话：“这时公家不讲理，你只能赚二百斤米，够做什么？你有什么困难，咱能克服。”（二）发生集体贪污偷盗事件的原因
发生这次贪污事件的原因，主要是贪污盗窃分子本身的品质十分恶劣。贪污分子中有四个是国民党员（赵以儒、王兆祥、王振文、张韵波），八个阎匪锡山的同志会员，还有一个一贯道徒。他们多是早已贪污成性。其中宋剑虽是共产党候补党员，但他经不起考验，贪图享受、思想蜕化，已经失掉了革命的品质，做了贪污分子和奸商的俘虏，变成了人民国家的盗贼。
其次是领导干部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交通局局长霍清林，当发现宋剑、赵以儒等贱卖废铁时（当时中央已指示冻结物资暂不处理），不但不立即制止，并介绍他的哥哥霍清柱（开铁工厂的）买铁三次，共一万七千六百五十斤，侵占国家财产值四千四百多斤小米。去年五月间，正在山西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交通局贪污事件的时候，霍清林又介绍霍清柱在交通局修造厂赊购胶皮马车一辆。这辆马车有人给六百五十万元现款没有卖，而霍清柱用五百五十万元买去，并在半年以后才交款。这样的人做领导工作，怎能使他领导下的人员保持纯洁呢？
霍清林和副局长赵舒甫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宋剑、赵以儒、王兆祥等偷盗贪污已近两年，而他们竟没有发觉，并对这些人员盲目信任，还曾打算提拔宋剑。对赵以儒曾调动过三次工作（保管科副科长、业务科副科长、经营科副科长），但都是使他负责管理财物。在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检查仓库时，曾发现短少新外胎十五条，内胎一百三十五条，约值小米四十五万斤，但却没有追究。发觉了张韵波的贪污情况后不立即处理，却又派宋剑和那维文到天津调查，而使得张韵波潜逃。这些都说明他们麻痹大意，工作不深入。
他们在工作中，都是粗枝大叶的。如在山西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出卖废品的决定后，他们仍然没有具体布置及严格检查，以致被贪污分子钻空子出卖了很多成品。同时，交通局也缺乏应有的工作制度。这些都是造成长期贪污盗窃现象的重要原因。（三）处理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处理这个案件的意见，已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批准：
业务科科长宋剑（已被取消中共候补党员资格）、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材料科副科长张韵波、业务股股长王兆祥、管库员那维文、看库员张守志、韩瑞珍、修造厂营业部主任郭心明、科员李本诚、印刷公司材料员李友贤（李友贤曾勾结赵以儒、张守志共同贪污）等十人送法院法办（其中张韵波潜逃，已由司法机关通缉）。
管库员郝培记大过一次（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意见：对郝培应再加重处分）。梁银玉、刘笃功、陈子鉴各记过一次。
交通局局长霍清林受降职处分，副局长赵舒甫记大过一次。
业务股副股长王振文及管库员白兰轩、材料员屈效惠，还能真实坦白，把赃物如数自动吐出，并检举其他贪污分子，对破获这一案件有所帮助，免予议处。
奸商西原工业所经理和丙午由司法机关法办。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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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民主妇联召集各界妇女代表开会
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反贪污浪费运动
张晓梅同志鼓励各界妇女解除顾虑积极参加检举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于五日下午召开北京市各界妇女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到会有女工代表、工属代表、农妇代表、各区派出所妇女代表会议的委员、各妇女团体及民主妇女代表等八百余人。首由主席张晓梅同志讲话，她号召各界妇女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厉行增产节约，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更大胜利。她鼓励妇女要解除各种顾虑，动员丈夫、父兄、亲友坦白，如果他们坚不坦白，就要勇敢地起来检举。她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事实，并加以表扬。她特别指出家庭妇女要积极参加检举合作社、派出所的贪污、敲诈等不法行为，毛主席、人民政府一定给大家撑腰。如果妇女因为检举受到了危害，马上向妇联报告，妇联一定加以支持和保护。
在增产节约方面，她号召妇女要带头反对在婚丧嫁娶、生孩子做满月等方面的铺张浪费现象，树立新的、朴素的社会风气。
最后她指示妇女们应积极配合检查工作，要向群众进行反复的、耐心的宣传。市、区妇联要设立检举箱，并随时接见检举者。如有检举的好范例，应加以表扬，务使这运动做到家喻户晓。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王瑛璞号召女工和工属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她说：“女工们要积极参加学习，打破各种顾虑，检查自己，检举别人，要发扬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精神，在运动中起先锋作用。工属要首先动员家属亲友坦白，不肯坦白的就检举他们。”
被服厂女工代表平瑞芬报告女工已经积极起来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像王淑华等不但自己坦白曾拿公家的布线等东西，还动员检举了别人。自从运动展开后，第一缝纫部第十一班在一月中节省的线，可以做四千多双袜子。
农妇代表东坝镇副镇长王兰英说：检举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是我们的权利。她表示回去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本镇妇女群众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电业局职工家属钱梦凡报告动员丈夫坦白贪污公款的经过。工商界家庭妇女会代表黄织表示：工商界家庭妇女一定要积极起来检举贪污行贿分子。此外，还有街道妇女代表孙志英、杨雪腾报告她们如何打破思想顾虑检举了贪污分子。
（北京市民主妇联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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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财政部物资局反浪费运动中
严格批判“讲究排场”的铺张浪费思想
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物资局，在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各种铺张浪费现象，作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检查，批评了干部中“讲究排场”的铺张浪费思想，纠正了一切违反财政纪律、财政制度的行为，并进一步制订出全面节约计划。
长久以来，物资局干部间政治空气不浓，无法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某些干部责任心不强，常使物资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同时由于请示报告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往往影响到对物资的正确、及时的处理。如某次拨付物资时，因调查物价不够仔细，对物资的规格、质量不了解，将成本高于市价的物资，机械地按照市价八折作价，损失了八亿八千一百余万元。这个问题在去年六月份即已发现，但并未向局长报告。在基本建设上，因计划不周，中途变更工程，材料计算错误，供应不及时所招致的停工待料等等，常常造成人力、运输力、材料等方面的严重浪费。如建筑轻便铁道使用的轻轨，将一码十二磅的规格，误为一米十二公斤，结果宽度有余，长度不足，还得追加预算，加上其他方面的浪费，损失共达九亿余元。人力的浪费亦是惊人的，教育科有个干部，在七百多天中只有一百多天有“公”可“办”，其他时间都没有正式工作做。
一部分老干部逐渐滋长着“讲究排场”、“贪图舒服”的思想。他们错误地认为进了大城市，应该“正规化”，因而喜欢向别的机关比“阔气”。加上本机关有“小家底”，便于“照顾”干部，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不合制度的开支。伙食、茶、烟、干部回家旅费等超支数字很大，额外补助衣服有多达五、六套者。去年一月到九月超过制度的开支达一亿六千多万元（实物补助尚不在内）。
去年三月，物资局决定添置一部分家具，一些干部对此非常“积极”，耽误若干工作，买回来许多讲究的家具。办公室内一律换新家具，以求“整齐”。当时有些干部觉得这种做法不对头，党员和群众也反映说：“抗美援朝时期，不应该这样排场”，有的党员还正式提出过书面意见，但当事人却并未认为这是不对。
反铺张浪费运动中检查到这个问题时，也遇到了极大的思想抗拒，主持其事的几个干部仍认为这是工作需要，不能算浪费。有的说这是为了“保密”（指新桌子可以上锁）；也有的说这是为了“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有的竟荒谬地说，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一切事物应从其发展上来看：机关要发展，多购置一些家具总有用处。
物资局党的支部首先在党内批评了“铺张”思想，指出这种思想的滋长，乃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破坏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接着各级领导干部都作了深刻的检讨，有的人已将没有按照制度领来的物品交公。
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加强了全体工作人员爱护国家财富的观念。在这一运动中由于采用了算细账的办法，使大家认识到工作上每一件细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重大的浪费。如轻铁轨因规格不符所造成的损失，足够修建一个仓库。
物资局除了清理“家底”送交上级，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精简人员外，又订出了机关节约计划。全局仅停止逾越制度的开支一项，每月即达一千六百余万元，折合粮食二十六吨。另外从烧煤、汽油、办公杂支、水电等各方面精打细算，到今年三月，在经费标准内约可节约二千六百余万元，折合粮食四十二吨。 （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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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省查获方蓝田等贪污巨案的经验证明
反贪污运动必须深入发动群众
自上而下的检查结合广大群众的检举，终使妄图隐瞒的贪污分子，落入人民的法网。
浙江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国营浙江建筑公司木料厂工作中，由于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查获了该厂所属桐庐采购处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三人贪污渎职、盗窃国家财产的巨大案件。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自上而下组织检查结合广泛发动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检举，是开展反贪污运动的重要关键。
初期检查脱离群众收获很少
浙江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组开始到浙江建筑公司及所属木料厂检查时，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是不很明确的。当时由于检查组与被检查机关的组织和行政领导上配合不好，与厂内职工的联系也不密切，更加上木料厂的部分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厂”和国家分开来认识，不明白应该怎样才是为国家负责，也没有认识到贪污、浪费是我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的敌人，因此，工作中遇到许多阻碍。有的人要顾全自己单位的“面子”，或对“检查”两字听不惯，对这一斗争采取不负责任或不耐烦的态度。如该厂业务股副股长孙桐茂，从一九五○年六月该厂开办时就进厂工作，厂内情况比较熟悉，但他对检查组采取躲避的态度，认为“我不贪污，别人的事我可以不管”。副厂长沈鹏才也曾不耐烦地说：“检查组为什么还不走？”个别感到自己思想、作风和其他方面有问题的工作人员，则采取对抗态度，企图“包围”“封锁”检查组。如工人施百才向检查组反映一次情况后，便被某股长叫去“个别谈话”，对施百才说：“有意见向我们领导上谈，为什么向检查组反映？”造成了一般职工不敢接近检查组的现象。职工向检查组反映情况有三种顾虑：一、怕失业；二、怕得罪了领导人，要降低薪水；三、试用职工怕不录用。因此，就使检查工作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半个月时间没有搞出个结果。
发动职工检举发现案件线索
根据以上情况，检查组重新研究了检查工作，明确了方针：密切联系当事机关，对职工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发动和依靠职工发现问题。检查组和建筑公司领导上重新研究了检查工作，吸收建筑公司三个同志协助检查。建筑公司副经理刘绍文专门向木料厂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体职工协助做好检查工作。他向大家说明政策，初步打破了职工怕反映情况受打击的思想顾虑。同时和木料厂领导方面配合好。向职工进一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职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民主大检查，领导改选了以前包办代替的工会。这样职工才发动了起来，职工们提了四十余条合理化建议，并积极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如工人张泉源、钱文楠等主动找检查组反映了“贪污”、“成品当废料卖”、“木材霉烂”、“盗卖公物”等情况。桐庐采购处方蓝田等贪污案件，也从职工反映的情况中得到了线索。这对木料厂领导上也是一次实际的教育，认识到检查工作的重要性，从各方面配合检查。该厂副厂长沈鹏才亲自协助检查组到桐庐采购处进行检查，深入农村向农民访问，并帮助检查组解决业务、账目、手续中的困难。
检查桐庐采购处时，接受了以前的经验，一开始就注意同各有关方面配合联系，发动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检举。在开始的两个星期中，也进行了一般的检查：“查账目”、“看卷宗”、“翻票据”等。因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早已把假账目、假票据造好，发现问题很少。只在查账目和票据中，发现了滕绍青三张空白单据；章秀峰四张空白发票，及账内模糊混乱等现象。从方蓝田的账目中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经打破采购处一般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发动大家起来检举后，便发现了很多问题。如芝厦采购组采购员徐荷林，明知章秀峰的很多贪污事实，但思想上存在顾虑：认为自己曾替章秀峰办过事，怕连累到自己；又怕检查组走后“饭碗”保不住，因此不敢谈。经检查组向他进行教育，讲明贪污行为是实行增产节约建设国家最凶恶的敌人，人人应该检举；又讲明了政策：国家爱护廉洁奉公的工作人员，只有贪污分子才会受到惩办。他明白了道理，打通了思想，表示“我不反映情况就对不起国家”，揭发了章秀峰在张家埠买木材时用大尺码量农民木材等贪污行为十二件。郭子海也检举了方蓝田把公款放在姘妇杨雪梅家里，让杨雪梅在洋溪一带用公款做木材生意的贪污行为。建德采购组九个工作人员，有五个检举了方蓝田的贪污行为。
深入发动群众案件全部揭发
经过机关内部发动职工进行检举，已使贪污分子的贪污行为初步暴露。接着检查组就发动厂外的工人、农民进行检举，结果，这三个贪污犯的贪污行为便被全部发现。在发动工人、农民广泛检举前，检查组首先和所在地桐庐、建德等县人民政府和九岭、横村、大州、洋溪等区乡人民政府和群众团体密切联系，争取各方面力量协助。桐庐、建德县人民政府为此专门指示各区及有关部门进行协助，各区也指示乡政府及群众团体密切配合，协助发动群众，了解情况。区、乡干部因对方蓝田等贪污行为很了解，除了发动工人、农民检举，自己也积极反映情况，对检查工作的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如大州乡农会主任，日夜协助，深入调查，与方蓝田勾结的木商汪昌金（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企图用假账瞒骗，他就当场揭破。乾潭区郑副区长，亲自陪检查组到十里路外的胥口了解情况。桐庐县九岭区阆苑乡张乡长（女）协助检查组到各村深入各户调查，通过妇女了解了很多情况。
在区、乡干部的密切配合下，检查组便带了可疑单据发票到洋溪、许村、大州、芝厦、九岭等产木地区发动群众检举。发动时先深入了解情况，再以典型示范向群众进行教育，打通群众思想。如在许村乡，发现方蓝田等假造了农民叶田顺合约一个，上面注明每两杉木价三十一万元，实际上叶田顺的杉木是方蓝田指使私商何玉琨购买的，每两山价一百三十斤米，加上砍工、运工、出水一百十斤米，合计每两只需二百四十斤米（当时合二十四万元），并且未曾订过合约。检查组通过这件事实，向叶田顺说明：贪污分子的贪污行为，不仅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侵犯了国家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要肃清这种行为，就要起来和这种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以此教育叶田顺当众进行揭发。起初叶田顺还抱着“算了吧”、“何必呢”、“已经过去了”及“官向官，民向民”的不正确认识，经过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经讲清政策后，提高了他的爱国觉悟，解除了顾虑，勇敢地当众揭发了方蓝田的舞弊行为。检查组紧接着又连续地召开了群众大会，以叶田顺的例子向大家广泛介绍，号召大家解除思想顾虑，一齐起来揭发贪污分子的罪行。至此，群众纷纷起来揭发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的贪污罪行。如农民阿大妹揭发了方蓝田勾结私商何玉琨，把他卖出的十六两杉木假造成一百二十两松段的单据。某村妇女委员揭发了私商何玉琨的老婆在检查组到后，企图收买她，要她不反映何玉琨等的违法行为。大州乡有四个村三十六户卖过木材的农民，一致起来检举方蓝田等勾结私商造假票据的行为。还有很多农民听到检查组来检查的消息后，从三十里路外赶来揭发，核对票据。洋溪、十里埠、下涯埠、胥口等地船工，也自动组织起来计算了运木材数量，揭发了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盗卖公物罪行。如十里埠船工揭发了在给方蓝田运的五百多两木材中，有一百四十两是运给上海私商汪开朝的。芝厦镇下宝乡三村农民李华宝检举章秀峰向该村农民买木材四十八两七钱，本来已从农民中扣出运费，但后来又向浙江建筑公司报销运费，从中贪污一百十七万六千元。第二村农民陈郁立揭发章秀峰在该村买杉木七十两，向农民扣收税款一百三十二万余元，后来又向浙江建筑公司报了全部税款的侵吞国税的罪行。在揭发贪污分子的罪行时，群众情绪很高，农民方关金说：“人民政府真清廉，我们卖木材时有人贪污就马上派人来检查。”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婆说：“毛主席的人下来查问，我们都要把知道的报出来。”由于全体船工和卖过木材的农民几乎全部参加了这一反贪污运动，方蓝田、章秀峰、滕绍青等营私舞弊、贪污渎职，使国家受到七亿三千九百余万元损失的罪恶，再也没法掩盖，所有诡计全都被揭穿了。
（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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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西安市图书纸张教育用品业
停止或减少制造迷信用品可为国家节省很多财富
编辑同志：为了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伟大号召，我们西安市图书纸张教育用品业公会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二十两日，召开了行业会议。会议根据会员的要求，一致通过停止制造迷信品，如黄表、锡箔、打纸、冥票和各种神像、神钱等，而把这部分资金和人力用在正当业务上。
这种迷信品每年的消耗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据西安市不完全的统计，只黄表、锡箔、五色软纸、五色腊尖纸、各种神像和冥票等六项迷信品，全年消耗就有一百二十一亿五千万元。如果把全国各省、市、县消耗于迷信品的数字统计起来，就更加惊人了。
我们希望全国同业，共同努力减少以至停止制造这些迷信品，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而努力。
西安市图书纸张教育用品商业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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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南潢川专区粮食公司
不重视调运粮食工作造成了两次沉船事件
编辑同志：河南潢川专区粮食公司某些负责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个公司从淮河调运粮食时，曾发生两次沉船事件。其原因，是他们对调运粮食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把它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他们对潢川专区的交通情况既不调查研究，也没有指定专人负责。在装包时，不分质量好坏，把带有沙土和发了芽的小麦，也和好的装在一起。在运送时，又硬要船只集中一齐走，以致到达目的地后，不能按期卸货，引起船主不满。由于没有专人负责，在运输前，没有很好地检查船只，因而在去年十一月四日曾发生过沉船事故。但这个公司的领导干部，并没有记取这一教训，到十一月二十二日调运小麦时，其中有一只船因载量过重，驶到皖北正阳关，遭遇风雨，又沉没了。他们对这些船只也没有及时抢救，一直拖延了九天才去打捞。等捞上来时，小麦多半已变质，麻袋也崩裂了三分之二，计损失一千四百多万元，再加上打捞费、装运费共损失国家资财二千一百多万元。
我认为：潢川专区粮食公司应追究失事责任，并接受上述教训，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姜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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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徐州电业局不应忽视集体合同
编辑同志：徐州电业局不重视已签订的集体合同，影响了职工的生产情绪。徐州电业局贾汪发电厂把行政和工会在一九五○年第四季签订的安全运转和检修合同，送到电业局批准，电业局拖了很久才批下来说：“合同内容不具体，从新修订后再送。”等到修订后再送去，时间已到了十二月，合同根本没有生效。一九五一年九月，发电厂大修一号炉，行政和工会又签订了检修集体合同，职工按时完成了任务。事后，电业局行政方面却说：“总结内容不具体、不明确，发电厂应重写后送去。”这次集体合同又落了空。同月，发电厂大修六号机和八号机，行政和工会方面签订了集体合同，并向劳动局备案，厂里的行政和工会并向职工保证执行合同。当时，因徐州市晚上电力不足，需开柴油机，每天多费柴油三大桶。工人们为了修好六号机，提早送电，节约柴油，把原定十五天的抢修任务，在十二天内就完成了。但徐州电业局仍不执行合同，又说总结材料不实际，没有内容，安全运转没有保证等，把合同批驳了。其他如大修三号炉、七号炉、二号机等，都签订了集体合同，职工按期或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徐州电业局却没有履行合同。以后，由于签订的合同屡次不能兑现，致使贾汪发电厂的行政和工会不敢再订合同了。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职工的生产情绪，他们纷纷要求徐州电业局对这个问题表明态度。我认为徐州电业局应重视职工的意见。 赵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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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营口针织厂
领导干部没有依靠工人增产节约成绩逐月下降
编辑同志：营口针织厂领导干部没有很好地依靠工人群众，致增产节约成绩逐月下降。增产节约运动在营口针织厂展开后，职工们纷纷提出具体意见，把每月增产节约相当于五十吨粮食的财富的计划提高到七十吨。后来厂里的领导干部不通过职工，又把增产节约计划提高到一百三十多吨。因此，工人们心中就没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厂里领导干部也不依靠工会。比如，厂长曾限制工会委员参加工会会议；而行政方面占用生产时间，召开了职工大会后，却要职工在事后补工。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行政领导干部根本漠视职工的福利。这个厂的宿舍很小，能住宿舍的只是些老工人，其他工人只好住在离工厂很远的地方，每逢下雨，上班下班很不方便。工会主席为这件事对厂长说：“咱们的房子问题应该赶早解决。”厂长却回答说：“你这个工会主席真成问题，能找得着房子吗？”这个厂也不办托儿所，工人的小孩就睡在一间露风的小房子里，常常受凉生病，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去年十一月底，营口市总工会劳动保险部检查人员曾对这个厂的厂长说：“如果够十个小孩，就应当成立托儿所。”但厂长故意隐瞒了两个小孩，把十一个说成九个。这些不合理的措施，大大打击了职工的生产热情，如去年八月份完成增产节约相当于一百八十九吨粮食的财富，九月份完成八十九吨多，十月份却只完成四十八吨多，使国家财产受到很大损失。
高景山 于守正 谭世孝 傅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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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加强警惕，防火、防特、防盗
——读者来信述评
加强警惕，做好防火、防特、防盗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但目前还有些地区和单位的工作人员，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满足于镇压反革命的成绩，认为“不会有问题了”，“即使夜不闭户，也不致于发生什么意外”。
但事实是怎样呢？从最近各地读者来信当中，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在去年十二月份，只河北省晋县、正定等四个地区的棉花加工厂，就发生失火事件十一起，共损失棉花四千斤。河南省灵宝县坡头乡合作社在去年十二月份棉花仓库着火，烧毁库房三间和存在库房内的棉花五千斤，着火原因不明。河北省邯郸花纱布分公司在去年十二月中旬被盗棉布四十匹。湖南省衡山县粮食仓库虽然成立了护仓组织，但大都流于形式。有的仓库每晚只有两三个民兵，“打听”一下就算了事。某仓库保管人员竟用抽签办法，抽出一些二流子和地主来“护仓”，因此给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类似上面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些事实说明有些干部在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以后，又滋生了麻痹自满情绪。
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反革命分子阴谋得逞的地方，往往是当地领导干部缺乏警惕和戒备的。全国各地，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发动群众，加强并切实认真地检查保卫工作，必须作到让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无隙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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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把科学刊物合理调整一下
编辑同志：中国科学院和各种专门学会出版了许多刊物，这些刊物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内容互相重复，没有适当的分工，则是很大的缺点。例如“科学通报”和“自然科学”之间，便很少区别。生物学方面的杂志，一共出了七种：“中国水生生物学汇报”、“中国动物学报”、“中国植物分类学报”、“中国昆虫学报”、“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北京生物科学学会年报”、“海洋湖沼学报”，这就未免太多了些。因此，我认为应该把科学刊物合理地调整一下，因为这样不但可减轻读者和编者的负担，并可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以及提高刊物的质量。 王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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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科学杂志不该用英文印行
编辑同志：我看到最近中国科学院印行、各学会主编的十九种杂志，其中除“气象学报”等八种用中文印行外，“中国地质学会志”、“中国地球物理学报”、“中国数学学报”、“化学工业与工程”、“中国古生物学会刊”、“中国水生生物学汇报”、“中国物理学报”和“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全部用英文印行，只是附以极简单的中文提纲；“中国动物学杂志”和“植物分类学报”也是中英文并用。我认为这样很不合适。难道说中文就不能用以记录科学研究的成果吗？如果说是为了和国外交换，那末，科学院已有了专门对外的“科学记录季刊”，也就够了。我希望有关部门改变这种做法。
钟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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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济南市税务局对不断发生贪污事件的检讨
编辑同志：我局领导干部诚恳接受人民日报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读者来信”栏登载的牧向同志对于我局“发生贪污腐化事件十七起，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应作检讨”的批评。现把检讨写在下面：我局在过去两年当中，曾连续发生贪污事件二十二起，在群众当中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发生这些贪污事件的原因，固然是由于我局少数干部还没有很好地经过思想改造，他们经不起商人的引诱、拉拢，以至发展到腐化堕落的地步，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我局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重业务轻政治的作风。我们平时满足于干部完成任务，对干部缺乏思想教育。及至不断发生贪污腐化事件时，还认为是个别的，没有引起重视。在处理时，也只在发生事件的部门进行处理，没有召开过全局范围的大会来普遍进行反贪污斗争。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局领导干部思想麻痹和不问政治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
现在我们已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心在当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发动群众，以便教育干部、改变领导作风，有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济南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