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
中共河北省委 副书记 马国瑞
编者按：对于中共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的大贪污案件，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应负相当责任。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经一年之久，而天津地方同志如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但终未引起省委注意，省委在这里是犯了错误的，省委对于这一错误的检讨是很必要的。这个检讨本应由省委书记林铁同志来作，因林铁同志患病休养，故由副书记马国瑞同志代作。
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现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的揭发，使河北省广大党员干部受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引起了各级党组织的警惕。中共河北省委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迅速地获得了全省各地机关党员干部的一致热烈拥护，连平素对于政治问题表示淡漠的人们也被吸引卷入到这个巨案的讨论中来。这对全省目前正在普遍开展着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刘青山、张子善曾是党的比较负责的干部，他们为党的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曾经艰苦奋斗，树立过功绩，人们也曾信赖过他们。他们本来可以继续为党为人民作更多的事情。可是他们却在全国革命胜利后两年多以来的和平环境中，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袭和诱惑，而蜕化变质了。他们为贪图可鄙的不正当的个人享受，竟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国家人民财产达一百五十五亿四千九百五十四万元，以“机关生产”作掩护，勾结奸商，进行非法经营；并肆无忌惮地在上下左右之间，公行贿赂，从内部来腐蚀党和瓦解党。他们就是这样成了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走上了背叛党、背叛人民并使自己身败名裂为全党和广大人民所唾弃的绝路。这是河北省党组织的一个严重的教训！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迷惑和腐蚀，但与我们省委领导上所犯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分不开的。刘、张盗窃国家财产投入“机关生产”远在一九五○年即已开始；一九五一年入春以来即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狼狈为奸，剥削治河民工；而我们省委领导上竟长期无所闻，说来令人难以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说，然而却又是事实。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去年八、九月间，我们虽听到过刘、张生活铺张浪费，排斥、打击干部的一些片断情况，也曾向他们进行过数次批评，但由于我们政治嗅觉不灵，认为是一般性的问题，并未加以警惕，予以深追和认真处理。这样，在实际上就放纵了他们的罪恶活动。直到去年十月间，李克才同志向省委组织部长薛迅同志谈了刘、张若干违法犯纪的事实后，才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开始抓紧研究处理。由于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华北局的领导，我们才在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讨论、揭发、批判了刘、张的罪行，并把他们开除出党，请省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从这个巨大贪污案件中，我们已深刻认识到省委本身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与危险性。它已使党的影响和国家资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为此我们曾极其沉痛地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发动全体代表批评了省委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我们又以严肃的态度在省直属机关党员大会上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最近，省委又召开会议进行自我检讨，从深入检讨中，研究了这一案件所给予我们的教训。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就向全党敲了警钟，要我们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于党的腐蚀、侵袭的危险性。党的二中全会曾明确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对于党中央这一英明的指示，我们竟置若罔闻，这说明了我们的政治觉悟是不高的。直到去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增产节约的伟大号召，并指示全党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时候，直到刘青山、张子善被糖弹打败而其自身也变为糖弹腐蚀党的组织的巨案被揭发的时候，我们才猛醒过来，大吃一惊。过去的两年零八个月，我们忙忙碌碌、辛辛苦苦，虽也为人民作了不少工作，但是我们对于入城以来，城市的五光十色，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猛烈侵袭、腐蚀，所给予党员干部的严重影响，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估计。我们在新的环境下，预见不到可能要发生的新的问题，以致对党内因胜利而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绪，功臣自居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比大方”“比慷慨”“比排场”的情绪，缺乏应有的警惕；而官僚主义的灰尘，又使我们对发展着的铺张浪费、贪污蜕化的现象，表现了麻痹、疏忽；对于违反破坏制度的行为，没有能够坚持斗争。这就便利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侵入到战斗的共产党的组织里面来。这就是刘、张事件以及很多违法乱纪腐化堕落行为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由刘、张事件所应当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必须时时刻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腐蚀的危险性，大力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加强全党无产阶级思想及共产主义的教育，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坚决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党、巩固党，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在全省党员中的奉公守法的教育。
省委对刘青山、张子善在干部政策上，同样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对他们缺乏了解和工作上的检查。了解干部、检查工作本来是党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而我们对刘、张的认识从上面角度看的多，自下面考查了解少；同样，对他们的工作也是从口头文字报告了解多，深入具体的检查则很少；对于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更是注意不够。这样片面地观察干部和审查工作的方法，实际上就不能不成为“偏听偏信”。刘、张之所以骄气横生，压制民主、目无组织、目无法纪、两面手法、为所欲为，是和我们官僚主义的偏听偏信、缺乏检查、是非不辨、管教不严，有密切关联的。斯大林同志曾说过：“从上而下的审查，还远不能包括整个审查工作。还有另外一种审查方法，即从下而上的审查，就是说，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审查领导者，指出他们的错误，并指明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这种审查，乃是审查人员的最有效办法之一。”我们在自己工作中，恰恰忽略了这一原则。因此，深入、全面的了解干部，坚持检查制度的执行，反对主观片面的偏听偏信，以及对工作只注意布置不注意检查的官僚主义作风，乃是这一事件给予我们的第二个严重教训。
刘青山、张子善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了极端反对的态度，他们把党委制错误地变为家长制。重大问题不拿到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取消民主，唯我独尊。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实际上形成党内的特殊人物，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刘、张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在河北省党的各级组织中，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因而也就相当地助长了党内自由主义倾向的发展。刘、张的罪行长久隐匿而没有被坚决及时揭发出来，也足以说明自由主义的危害了。因此，必须加强党委制和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机关党的组织中适时举行党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在党内严肃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坏思想、坏作风；严格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的组织生活，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下面的意见，以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这应当是刘、张事件给予我们的第三个严重教训。
刘、张大贪污案的教训是沉痛的，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所负的责任是严重的。我们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全省党的组织，直至每一个党员，必须深刻记取这些教训，响应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在华北局领导下，坚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坚决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彻底肃清反映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而且，必须首先从领导机关作起，逐级切实贯彻，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党的队伍而奋斗。
第3版()
专栏：
学习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在中央戏剧学院文艺整风学习大会上的报告
欧阳予倩
本院两年以来在工作中犯了很大而且很多的错误，不管是教学方面、创作和演出方面，都表现了脱离政治、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和自由主义、形式主义等严重的现象。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为什么这些错误会一个重复一个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重？我想就我所能体会到的，从我个人方面来检讨一下。这只是个初步的检讨。
先谈教学方面：
我对教学方面，可以说是太不关心。本院开办之初，原议是以教学为主，当筹备时期，我主张办四年制的本科，后来一看主观力量不够应付，因此就主张稳扎稳打，先办一年制的普通科。同时打算努力准备半年，再办本科。另设一个研究班，调训文工团队干部。以后得文化部的指示，要调训省级军级的文工团队干部，于是就办了现在这样两年制的本科。我经常所忧虑的就是教员与教材。中国专门干戏而又能够教戏的本来就少，教员方面是有困难的。其次是教材——过去的戏剧教材本来就少得可怜。有些翻译的东西，并不能用。新的教材一时又产生不出。而且教员多半是抱着旧的一套，要新编一套教材也须要相当的时间。这些事我的确是经常担着心。可是事情只摆在心里，没有摊出来和大家一同想法子，以求克服困难，更没有好好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虽然每次开学我总也各处奔走去聘请教员，嘴里也常说是要团结专家，但是一到开学之后就再不过问，既没有督促，也没有检查，只听说某几个教授颇受欢迎。同学对教学虽然也有意见，一般说还算满意；寒暑假回去也很能以所学的东西联系实际推广出去，得到下边的反应还算不坏。但究竟同学满意的程度如何？还有些什么意见？究竟如何联系了实际？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应？我是一无所知。只听说教学方面总算上了轨道，我也就在本年作工作总结报告的时候说：“本院在教学方面总算是上了轨道。”同时还说：“只因把力量放在教学方面多一些，演出方面就多多少少受了影响。”这是真的吗？
事实上教学方面是有很多问题的。在课程方面，脱离了政治，脱离了实际。当本科开办之初，我有个错误的看法。我以为本科同学都是比较长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政治水平比较高，所缺乏的主要是技术。又以为有些教员，政治水平低，不可能等待他们改造好了再来教学，因此我就说：教技术不必勉强联系政治，只要把马列主义的课教好，再设一门文艺思想讲座，政治的教学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样把政治和业务对立着看，就不能把政治和文艺思想贯彻到业务课程中去，同时严重地忽略了对教学干部的思想改造问题，也就脱离了政治。再就是脱离实际。例如我主张歌剧系的同学要学视唱和五线谱。我以为五线谱和视唱是必须掌握的武器，希望同学们在两年之内学会，就没顾到同学们的业务水平和实际需要，以致浪费了时间。同学们所急切需要的是简谱。我考虑课程的时候就没使实际问题联系业务。关于教学，同学们提出过很丰富、很深刻的许多问题和意见，可是没有重视，竟放在一边不理。对教员思想的改造和教学方法的改进，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对教学的内容从未好好地加以检查，甚至发见了个别有反动思想的教员对我们的革命干部发表反动的言论。
在领导方面，究竟对教学要求什么？究竟在两年之中要给同学些什么东西？始终不明确，同时也就放弃了领导，以致造成了上下隔阂的现象。以前我不懂官僚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想不到现在我亲身体会到了！
其次我想谈一谈关于创作和演出方面的问题：
中央戏剧学院开办之初，我们对于三个演出团体的估计是这样：我们以为歌剧团（原华大文工第一团）应当实行整训，第一年不必演什么大型的歌剧；话剧团（原华大文工第二团）比较容易办，就规定话剧团以演出为主，要他们在一年内演出两个长剧和几个短剧；舞蹈团是个年青的组织，也还要从事整训，只要求他们第一年能够表演几个小型的舞蹈，我们以为我们要用大力去帮助舞蹈团。同时决定由光未然同志去领导舞蹈团，曹禺同志领导话剧团，张庚同志领导歌剧团，作了这样一个大体的分工。
根据以上的规定，我们希望创作室能够在一年内写出两个话剧的长剧，一个大型歌剧和几个中型歌剧，几个小型歌剧，以及一个大型舞剧。当时以为颇有把握，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些规定太不具体，而且不切合实际。那个时候，我对于那几个机构的内容及实质，都毫无调查研究，就以为那样的规定很好。第一年的计划落了空，在工作总结之后，对第二年的工作计划，仍然“依样画葫芦”还是照第一年的老套，粗枝大叶地规定了一些数目字，布置下去，而各单位也就粗枝大叶地接受了任务，结果，除了一些临时的小型演出之外，并没有能够兑现。
舞蹈团在“建设祖国大秧歌”之后总算是演了一个“和平鸽”。“和平鸽”是我写的，曾经得到光未然同志不少的帮助。经过好几次的修改。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做了概念地描写。本来像这样大的一个题材，没有具体的事实做根据，没有生活做基础，是不可能不流于概念的。当时我以为用舞剧来反映这样大的一个政治题材，只能够是这样：希望通过舞蹈的形象，引起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与对和平的爱好。结果成了一种没有力量的幻想。这个剧表现的方法，也是从形式着想的。第一，我想到和平鸽的形象，就联想到“天鹅湖”。我以为把“天鹅湖”中天鹅的装束加上鸽子头就行了。同时“天鹅湖”是芭蕾舞中一个很成功的作品，我又以为用芭蕾舞来表演鸽子是比较适当的。因此就联想到用加过一些工的所谓新兴舞和多少加过一些改变的芭蕾舞来表现群众，用秧歌舞来表现中国人，用美国式的交际舞来表现帝国主义，这样一凑，就大体可以过的去了。我并不满意于这种杂凑，但当时以为，中国舞蹈艺术尚在幼年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尝试。也可以说是在舞蹈运动进行中应有的过程，是一种不得已的现象。只要借此能够表达一个政治内容，也就行了。但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舞剧曾经在院内提出来讨论，大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只说是试试看。及至提到舞蹈团，团里搞创作的同志多数不赞成（不赞成的理由我没听说）。光未然同志为着支持我的政治热情和写作热情，为着支持一个新的尝试，曾经到舞蹈团作过动员报告，舞蹈团便接受了我的剧本，并保证演出。我也高兴，就动员了八个作曲的同志集体完成了这个剧的音乐，把这个舞剧在五十天以内排出，上演了。我们这样的作法是对呢不对呢？就当时我们号召作大胆的尝试这个原则下，似乎是对的，从整个的舞蹈运动看，这是失败的。这种从概念出发、从形式出发的创作方法，是要不得的。
有人说这个舞剧非但工农兵不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懂。在中南海演出的那晚，有个女同志看了说：“丝毫不感动人。”舞剧编排得不好，就会不容易懂，加之从概念、从形式出发，无怪其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懂，当然更难为群众所接受，也就谈不上感动观众。这是个很好的教训。
“和平鸽”的音乐是八个作曲家的集体创作。在我的经验当中，音乐家从来很难合作。和平鸽的音乐居然以集体的作法，于短期间写成，我曾誉为“奇迹”。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张定和同志提出是不是可用中国民歌的问题，当时我以为这样一个作品，内容比较有国际性，就不用中国民歌，只有和平鸽飞到北京一场，必须用中国音乐。马思聪先生来听了音乐，他说是贝多芬加柴可夫斯基，这就是说音乐是从西洋古典作品搬运来的。
至于舞台设计，我当时主张用风格化的装置，我以为那样的舞剧用风格化的布景比较适合。风格化的布景，是不是能用，现在不谈，只是戏的本身既从形式出发，则舞台设计也不可能不流于形式。
“和平鸽”给了我很好的教训。在和平鸽之前我还碰过一次钉子，那就是改排“王大娘赶集”。我看了“王大娘赶集”，我觉得演员满台飞跑，看着十分吃力，我就毛遂自荐要拿来改排一下，结果把那个戏的力量削弱了。正因为它原来表现的是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和支援子弟兵的热情，而我的加工只是从形式出发，结果损伤了原来健康朴素的风格。
就我个人说，我并不赞成“艺术至上”。“艺术是武器”这个话我也嚷嚷过十多二十年。我未尝不谈思想内容，我也说要反对形式主义，却为什么我
一来就从形式出发呢？我想这是有历史根源的。我演过文明新戏，演过京戏，当过相当长时间的职业演员，也受过观众的欢迎。但是当时我的那些观众是些什么人呢？其中有地主、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而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我所演的戏大部分可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可决不是为工农兵，加之我经常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威胁，便自然而然隐藏在技术的小圈子里，久而久之我便和技术分不开，而沾沾自喜于一技之长。我到过欧洲，也到过苏联，看过很多戏，吸取回来的也只是形式的部分。所以我当导演，也多半是在形式方面兜圈子。我常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要和内容一致，可是没有用，一个戏到我手里，我首先就会考虑形式。我去看戏，人家要我提意见，我首先看出的缺点必定在技术方面（现在稍为好了一些）。我常说我熟习舞台，主要是在技术方面；我熟习观众，只不过是小市民观众。我也有些自知之明，因此当我初次看到“红旗歌”时，我就肯定地对张骏祥先生说，那样的剧本我完全不能导演。这一次歌剧团排“消灭侵略者”，我曾参加讨论导演计划，我感觉到这样的舞台我完全不熟。因为对志愿军的生活实在不够了解，尽管看纪录片，读战地通讯，连起码的感性知识都没有，便什么也谈不上。
有同志提醒我：一个“和平鸽”助长了形式主义，助长了盲目崇拜西洋，增加了舞蹈运动的混乱，最初我的确没有想到会这样严重，值得我深深地反省。当时我看着许多老作家都颇矜持，我就说：“动比不动好，写比不写好。”但是，轻举妄动，粗制滥造，是绝对要不得的。
现在我想还就我们学院里的几个作品谈一谈，更可以看出我在各方面所表示出来的弱点。
“开快车”的排演经过，我也想凭我的记忆提出来谈一谈。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文章的时候，有一天，光未然同志告诉我，创作室打算写一个批评干部的三部曲：一、批评工厂干部；二、批评农村干部；三、批评机关干部。当时有某工厂一个同志送来一份他亲身经历的材料，据说那里边对他所在的那工厂的领导同志，作了很尖锐的批评，而那个材料是很生动的。据创作室的同志的意见，那个批评未免有偏激之处，必须修改才能应用。以后，执笔的同志和话剧团负责同志曾经到天津某工厂去体验过生活。那个工厂的领导同志觉得这个材料不全面，也就不真实。经过反覆研讨，最后确定了这个材料的真实性。我没有参加讨论，所以我也不大清楚，因为我毫无这类生活经验，不能妄赞一辞。过了一向，剧本写的差不多了，光未然同志告诉我，这个剧本可以超过“红旗歌”。又过了一向，剧本总排的第一天，我去看了，以我的政治水平、生活水平都够不上提出批评。我不知道工厂党员的情形，我也不知道工厂干部是不是应当用那种方式对领导进行斗争。我只觉得开快车那样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技术问题，不至于会闹得那样天翻地覆，因此我感觉那个戏，除暴露了干部的浅薄，它的戏剧性好像是人为的，（我当时用的字眼是“定做的”。）因此我感觉那个戏，艺术性不够。以后听了周扬同志的话才明白这个戏不仅歪曲了干部形象，显得十分浅薄，而且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歪曲形象。这是我在本院创作方面所上的第一课。
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和另外一些学习，（主要是阅读，其次是听报告和朋友谈话）在“孟厂长”的初读会上，我就很大胆地否定了这个剧本。及至淮河文工团带来了几个小戏，我一看也就指出了些缺点，我便感觉到我有些微的进步，也就纠正了对某些戏的看法。
当我知道创作室要写三个批评干部的戏，我提不出任何意见。我曾经那么想：出好一个大题目，匆匆忙忙去搜集自己所不大熟悉的材料，是不是能写出好的作品呢？是不是能够提纲挈领掌握全面，创造出典型人物呢？看“开快车”和“孟厂长”这两个戏，似乎是人物并没有活在作者的心里，却早已跑到台上去，因此形象就不可能真实，而故事的组成也很牵强。我们为了批评去找一个批评的对象或是典型，我想是容易失败的。接着就读了“从头学起”。这个戏，是不是为着要批评机关干部而写的，我不知道；可是也同样地失败了。因此，批评农村干部的戏也就无从着手了。
创作方面脱了节，话剧团没有戏演，就把“俄罗斯问题”搬上了台。这次的演出也只能算是失败。演得观众“抽签”（中途离场），打瞌睡，这还能算成功吗？难道说西蒙诺夫的剧本写得不好？当然不是。可是这个剧本是他好几年以前写的，里头说明无论华尔街的资本家如何造谣，如何箝制舆论，但是有良心的美国人，还是要说真话，不愿意诬蔑苏联；可是说真话的人，就会被歧视，被剥夺生活的权利。中国人看够了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美国人，而台上的美国人顶多不过是欺骗造谣，玩些威逼利诱的把戏，而那一群家伙的形象又是那么温文尔雅，好像很循规蹈矩似的。在抗美援朝已经开始的时候上演这个戏，而表演的线条又是那样纤细，人物的生活隔离我们那么远，想要群众不“抽签”，不打瞌睡，就很困难了！
“俄罗斯问题”演出的教训，也还没有使我们明了脱离群众的严重性。“美国的生活方式”又在进行排演。这个戏是洪深先生特为话剧团写的，暴露美国生活方式之不合理，应当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可是要变更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必须攻破美国资本家的那个顽固堡垒。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几个进步分子的反抗，必然显得软弱无力。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者的凶狠残暴、下流无耻，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如果有人想以绅士的态度苦口婆心向毒蛇厉鬼说法，那必然违反群众的意志，因此这个戏就始终拿不出去。
这个戏在话剧团开排以后，我听光未然同志说，他看过剧本。他说，政治性还是相当强，但每一幕的人物和故事却毫无联串，很难搞好，只希望洪深先生自己排，可以随排随改，可能有些补救。听洪深先生说，周扬同志也看过这个剧本，认为可排。戏排了一半，据说话剧团把剧本送给了张庚同志和曹禺同志，张庚同志没来得及看；曹禺同志看了，不甚满意，可也没说出所以然。总而言之，大家都没有从政治方面着眼，也没把这次的排演当一个严重问题处理。我始终没有看过这个剧本，也没有找来看，可是听到有许多同志的反映，我就非常担心——我现在回想，即使那个时候我看了剧本，也未必能够马上做出停排的决断。因为我们只是为洪深先生忘我的工作热情所感动，以为无论如何总可以把剧本改好。现在才知道，如果思想感情基本不对头，就很难把剧本改好，及我被邀看了初次的总排，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和张庚同志商量，感觉到非常为难。我没有能够掌握无产阶级思想的武器，对这个作品进行批判，只是想勉强照顾作者和演员们的情绪，以为不管几天也好，演出一下，比较周到。这是错误的。及至最后，周扬同志看了排演，以为不妥，才决定停止演出。洪深先生经过考虑，也以停排为然。可见我们当时没有切实和洪深先生彻底研究，更没有把这个剧本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以致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这种做法对作家也是不尊重的。
我听了“节正国”的初读（一九五○年），我欣赏这个剧本。作者把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民族英雄，写得相当的有声有色。当时我觉得除掉戏太长，场子太碎，全剧没有一个女角，这几个缺点要加以修正外，剧本是可以肯定的。没想到有些地方歪曲了工人形象，同时写党的领导不够明确，显不出领导的力量。今年夏天，我从苏联回来，看了一、二场的连排，我对导演的处理，舞台上的人物形象、音乐和新加的舞蹈部分，都不满意。可是我认为骨干还是好的，可以改得好——老解放区的戏不是往往改十几次么？——当时我不同意停排。经过创作室的检讨，我才认为停排是对的。
我只就几个大的戏谈一谈，还有些短小的作品，不拟一一都谈。总而言之，在艺术思想领导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显然的。由于没有把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没有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做坚决的斗争，以致脱离政治、脱离生活，走向形式主义。而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个错误跟着一个错误，没有能够及时检查及时纠正，以致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占了优势。
还有就是领导只依靠个人，没有通过组织，没有依靠群众，就形成了互不关心的麻痹状态。例如“开快车”被否定以后，光未然同志到话剧团去作了自我检讨，可是没有发动全院的同志彻底研究失败的原因。就是其他的创作和演出，也从来没有好好地总结过；总结的时候，也多半是避重就轻，既不彻底，更不深入，这才使错误一再重复。
“开快车”失败以后，我曾经对光未然同志提出放宽尺度的建议。我的意思是：题材多得很，何必要指定那么些难啃的大题目呢？我曾经这样想：写戏必须估计观众能否接受，这似乎是对的。可是我跟着就想：大城市里小市民占很大的数目，是不是可以写些教育小市民的戏呢？我问光未然同志，他说：必须通过写工农兵的作品去教育小市民。张庚同志也是同样的说法。光未然同志和张庚同志的话，证明了他们的原则性究竟很强，我的话表明了我的心灵深处未免还有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在发号施令。我虽然没有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世界那样的想法，但我既然提出如何教育小市民的问题，那我就是想着如何为小资产阶级。现在我知道只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小市民，才能使小市民得到改造，使他们的思想得到提高，他们的生活才能够向前发展。小资产阶级只有改造自己才是真正的出路，如果还想保持小资产阶级的立场，那就非但是自甘落后，于自己不利，还可能流于反动，妨碍革命。所以文艺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在文艺作品中必须清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成份，如若不然，文艺不成为浅薄无聊，必成为软弱无力。只有无产阶级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能变革世界，使世界获得和平幸福，使人类的生活一天天趋于美好。要使文艺负起教育人民的责任，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摧毁心灵深处那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越快越好。
我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我也曾坚决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是反日、反美、反蒋的斗争，但是我一向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作斗争的。从一九三三年到现在，尽管间接直接受着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和领导，但是我的立场根本没有什么变动，以前我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心安理得。最近三年来，才逐渐从思想上明确了立场是可以转变的，也就逐渐在转变。我对中国共产党，素来尊敬。许多年以前，我就肯定地说过：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以前我以为共产党的优点只是组织性强，渐渐地知道纪律性也特别强。近年来我才慢慢地看出共产党员有一种崇高的品质。那就是：接受任务不讲价钱；不向困难低头；能够经常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改造，也改造客观世界。这样的品质是由于长期锻炼得来的。因为学习马列主义，相信真理，在真理面前能消除私欲甚至于牺牲性命。所以就能遇事起带头作用。工作比人家作得多，作得要比人家好，而待遇只和平常人一样，甚至于比平常人低，也毫不在乎。无论遭遇什么严重的困难始终是那么镇定，那么乐观，这就是胜利的基础。这是我一年来的心得。我以为只要诚心诚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要学习这些优点，虽然学不到也要相差不远。我虽然是这样鼓励自己，可是我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是不知不觉会跑出来。两年以来虽然得到光未然同志张庚同志和朋友们的帮助，多少有进步，但进步是奇慢、奇少，而软弱一方面便暴露无遗。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以我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的艺术运动，自己感到颇不相称。毛主席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想：如果某一个岗位，在某一个阶段需要我，只有服从分配。不会的，不懂的，学；有错误就改；全心全力为工作，此外我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我希望能够得到改造，希望同志们给我严格的督促。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整风学习实在太好了！非但是每个同志的思想可以得到澄清，可以向前推进一步，而且使得平日离开群众的同志接近了群众，和群众见了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再好没有的。我们关心群众，群众也就关心我们，不要以为群众对你算这篇账那篇账，就觉得麻烦，如果不愿糊涂一辈子，那就最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所谓“无债一身轻”，放下包袱是最快乐的。譬如我们学院里，创作方面、演出方面发生了许多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包袱，外面都知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包袱背在身上，而我们内部似乎还在遮遮掩掩。整风学习一开始，群众发动了，一切都揭露出来。教学方面我们以为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才知道有一大堆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可见这次的整风学习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力量，有一股青春之气从我们的细胞当中发扬出来。我也觉得年青了一些。整风的目的是澄清思想，改进工作。思想澄清了，工作必然能够改进。在整风学习没有开始以前，有些同志在情绪上感到压抑，觉得有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整风学习开始以后，眼前一亮，就觉得有办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情况之下回复到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方向，我们便有信心能克服困难。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就会失掉整风学习的积极意义。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演出方面的机构调整和人事调整，也在研究改进教学工作的具体方案——当然这些方案还要请大家，请老师们同学们一同来讨论的，这是这次整风学习当中的重点工作，希望同志们开动思想的机器，好好地想一想，我愿意跟你们一同作深入一步的学习。
第3版()
专栏：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模范——刘长禄
任迁乔 孙翰春 赵文渭 龚枚 陈其 彭彬 作
（四）部队进入上海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出去买东西，很少乘车。有时买五、六十斤重的东西，也是自己背回去。有人问他：“你背这么重的东西，怎么不雇车子呢？”他回答说：“我走惯啦，又不是背不动的东西，给公家省着吧，对国家建设很有帮助呢！”
（五）一九五○年，他当教导团管理参谋，上级叫他直接负责掌握修建工作。有一个商人包修了他们的工程。刘长禄看到那个商人非常虚伪、狡猾，他就提高了警惕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是来改造旧上海的，决不能叫旧上海薰染了我们。”在和商人订立包工合同时，他认真调查，计算得非常精密。
（六）合同订好后，那个商人果然用各种办法利诱刘长禄，几次要请他喝酒、吃饭、看电影。但是刘长禄立场坚定，没有接受他的利诱，他每次都对那商人严肃地说：“我是为公事而来的，用不着这样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