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天津日报发表社论
严斥工商界中不法分子的谬论
天津日报十五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全市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运动”的社论。这篇社论严厉驳斥了天津工商界中一部分不法分子为了抗拒这一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几种谬论。
天津市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现在已开始进入高潮,规模十分宏大,气势日趋猛烈。参加运动的机关工作人员有五万多人,其中许多手脚不净的分子已经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数十万工人已经勇敢地行动起来,店员们在几天之内就检举了一万四千多件不法商人行贿、偷税、诈骗国家财产的行为。市民和学生也开始投入战斗,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如妻子动员贪污的丈夫坦白,儿子劝告行贿的父亲坦白等等。工商界中也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的运动,许多人已带头进行了自我检讨。但是目前仍有不少不法商人到处探头探脑,打听风声,犹图玩弄阴谋,装模做样,有些人更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理论”,传播出去,企图造成一种“舆论”,用以掩盖自己的错误,阻挠别人坦白,来破坏这一运动。
工商界中的一种谬论是:“‘三反’运动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内部的事,怎么‘反’到我们头上来了?”社论驳斥这种论调说:不反则已,要反一定要反到你们头上。这是因为你们不但与贪污浪费行为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常是这些犯罪行为的直接责任者。如大家所知道的,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在无产阶级自身是不会产生的,今天所以产生了,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因此,要彻底铲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必须以“釜底抽薪”的办法,连同资产阶级这种腐朽思想一齐反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向着革命的工作人员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变了!”社论在驳斥这种谬论时说:方针并没有变。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从来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经济上,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是联合的政策;而对资产阶级投机操纵、破坏政府法令与经济计划的行为,则又是斗争的政策。在思想上,我们承认资产阶级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内的合法地位,同时,必须批判其思想中落后的腐朽的部分,指出它对于人民民主事业的危害性,并力争与巩固工人阶级领导思想的地位。如果说今天与过去三年有什么不同,只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作用警惕了起来,同时希望他们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顺利发展。
“干部是革命的,工商业者受的教育少,只能百分之六十地执行政策,不能要求工商界百分之百地执行政策。”对于这种所谓“工商界特殊论”,社论批驳道: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爱护公共财产、严惩贪污、取缔投机等等,在共同纲领中都有明文规定,而共同纲领是四个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共同举手通过的,大家一致拥护的!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工作干部固然要认真执行,全体国民也必须百分之百去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有的工商业者受的政治教育少,这是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更希望他们在这一运动中,能够得到教育,得到改造。
“行贿是习惯,自古已然。”这是另一种谬论。社论尖锐地指出:这是剥削阶级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这个“习惯”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损人利己,营私舞弊,牟取暴利。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将这种祸国殃民、腐化革命干部的坏习惯反掉。
“行贿是迫不得已,行贿与受贿不能同等论罪。”天津日报分析道:绝大部分的行贿是不法商人主动作的。因为大家知道:在老解放区,一般人员并没有贪污腐化的坏思想、坏作风,而是在入城以后,由于不法商人用糖衣炮弹来攻击,某些干部才腐化了的。这些不法商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了勾引干部大量窃取国家财产。“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正是不法商人发横财的基本手法。
“官不打送礼的,今天做生意真难。”这种荒唐的说法是把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恶意地混淆了起来。天津日报严正指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贪污与政治密不可分。那时的“官”不仅不打送礼的,而且谁要是不送礼,必定受到“官”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廉洁、朴素、刻苦奉公是他们应有的品质。向他们送礼行贿是非法的。“今天做生意真难”,对那些惯于行贿、借以诈财的不法商人来说,确是如此,但对正当的工商业者来说,今后的生意则是更好做了。
此外还有一些流言,如“敬茶处罪论”等等。有人说:“干部到你这里买货,你如敬以烟茶,就算做行贿、就要治罪。”社论斥责了这种说法。社论指出:讲这些话的人,如果不是幼稚病患者,就是野心分子企图扰乱人心。社论说:敬茶敬烟是属于普通应酬性的,不应以行贿论。即使有小量的行贿,其目的只是为了拉拢主顾,并非要诈骗国家财产,只要他们改革此类陋规,也可不再追究。总之,人民政府对正派的工商业者,是团结的方针;对那些有些缺点的人,只要他们能认识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人民政府愿意帮助他们愉快地进行改造;只有那些坚持错误的不法商人,才是坚决打击的对象。
最后,社论写道:现在共产党的组织、人民政府、人民团体、各个企业部门的坦白检举运动已经进入高潮,气势猛不可当,上万件的坦白、检举材料,都牵连到工商界身上。目前的问题是:是工商业界深入地开展坦白检举运动,愉快地主动地洗掉身上的肮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呢?还是要坚持错误,遭到人民的唾弃呢?再也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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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董副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刘副主任委员关于两年来民族工作的报告,我都同意。我仅就内蒙古自治区几年来的工作作一个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四年半以前——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根据毛主席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而成立的。
从此,内蒙古人民实现了多年来的扫除外来的民族压迫和内部的封建压迫、实行民族平等和民主的愿望;四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内蒙人民的建设事业得到巨大的发展。
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开展了大规模的丰产运动;牧业区也进行了稳当的民主改革,开展了增畜保畜运动;建设了人民武装,发展了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事业……。近一年来,更系统地进行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内蒙古自治区经过几年的工作,已从落后的社会状况,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改变了过去的面貌,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气象;人民生活极大地改善了,民族间的压迫和歧视消除了,民族间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关系已经建立并日益巩固了。
几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汉各族人民已亲身体验了一个真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和伟大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如果不是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所有这一切变化、发展和进步,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几年来,我们作了以下几件主要的工作:
第一、实行了民族的区域自治,发动了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稳步地进行了社会改革。
过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蒋介石匪帮和蒙奸德穆楚克、李守信之流,在内蒙制造蒙、汉民族间的仇恨对抗,使广大人民长期过着奴隶式的生活。
历史上内蒙民族虽曾长期进行斗争,争取民族解放,但结果都失败了。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和帮助之下,内蒙人民组织起来了,英勇地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才取得了胜利。
在蒙古民族中,曾经有人认为区域自治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能使民族获得发展和进步,主张“独立自治”;又有人认为区域自治是对汉族自治,因而不承认自治区内的民族平等;又有人认为区域自治与民主、进步是完全无关的,因而反对在自治区内实行任何程度的民主改革,今天的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是经过内蒙人民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的。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内蒙人民的要求,在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在牧业区废除了封建特权,发动了群众,同时团结了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赞成实行民主自治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胜利地反对了反革命势力。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又自下而上的改造,各级政权,已经改造成为人民自己的政权。
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的联系一年比一年密切了,自去年起,各盟、旗、县、市都召开过三次至四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近二千个嘎查(行政村)政府实行了民主选举。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有工人、农民、牧民,有工商界,有妇女,有知识分子,有喇嘛,也有过去的王公。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都团结一致亲密地商量着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及建设新内蒙的大事。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内蒙境内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等族的聚居区域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旗或努图克(区)自治政府,在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他们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在汉族特别多的地区,则实现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如:兴安盟各旗、县、市人民代表会议一千二百七十二名代表中,蒙族代表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四,汉族代表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六,朝鲜族、回族代表占百分之一。呼、昭、兴三盟十四个旗、县、市的二千六百个人民代表中,蒙、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代表占百分之三强。各民族充分享受了平等权利,各民族风俗习惯均受到尊重。
没有蒙、汉各民族的团结合作,互相帮助,内蒙建设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平等、民主改革及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也就是提高蒙古人民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觉悟的过程。
在进行各项民主改革中,必须首先注意改造旧的武装,使之成为人民的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曾积极而稳重地依靠培养进步青年,建立并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改造等办法改造并建立了一支内蒙人民骑兵。
这一支内蒙人民部队,在解放战争中,配合兄弟部队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在内蒙境内剿灭了土匪,先后共歼敌两万二千余人,缴获战马二万二千余匹。在战斗锻炼中,从各方面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使自己发展壮大,成为国家统一指挥、统一制度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现在正和内蒙公安部队及内蒙各地民兵警惕地保卫着内蒙古生产建设及地方秩序,并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工作,以巩固国防。
第二、在经济方面,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各项生产,提高了人民生活,因而鼓舞了内蒙古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劳动积极性,他们正在逐步地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
内蒙古民族和内蒙人民,过去长期地受着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资本的经济剥削,解放前生产萎缩,灾荒不断,疾疫流行,土匪蜂起,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现在翻过身来了,社会秩序安定,各项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共产党给内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内蒙所存在的农业、牧业、半农半牧等不同地区情况,制订和执行了不同的发展生产的方针。在农业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各族人民都以同等权利分得了一份土地,因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了。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全内蒙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过去耕作粗糙,很少施肥选种,现在全区平均施肥面积将达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大部地区实行了选种及种籽消毒,防止病虫害。为了防止洪汛成灾,一九五○年人民政府动员四百二十余万民工和一部分部队建筑辽河堤,堤长达二千余华里,使受灾地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三万七千垧减至一九五○年的四千多垧。由于提倡劳动互助,奖励劳动模范,扩大耕地面积,奖励精耕细作,采用新式农具,并发放农业贷款,抗旱救灾,用种种措施来增产粮食,结果内蒙粮食的产量已超过解放以前水平。以呼纳盟为例:土地改革前每垧地平均产量一千二百斤,一九五○年每垧地平均产量提高到一千六百斤至一千七百斤。今年内蒙虽然遭受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旱灾,全区平均只有四成五的收成,但由于大部群众稍有积蓄,并在积极发展副业的情况下,我们有信心生产自救,度过灾荒。
在牧业区废除了封建特权,实行自由放牧、增畜保畜的政策,大力提倡并推动防疫、打狼、调剂种畜、改善牧畜方法,打草、打井、搭圈棚,发放大量贷款,因而使牲畜繁殖率普遍上升。今年各地繁殖率已超过百分之七十,幼畜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几年来牲畜的增加数字是可观的,一九五○年牲畜总数较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十点七,比一九四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四,而今年则可超过在去年基础上增殖百分之十一点七的计划。如果拿今年牧业区牲畜数字与一九四五年刚解放时的数字来比较,则有些地区已增加了一倍以上,新巴尔虎右旗每一个牧民已平均拥有七十头牲畜。广大牧民空前的富裕起来了,辽阔的草原上,到处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根据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当地自然条件、人民生活及生产品出路等具体情况,对于半农半牧区,今年又明确提出“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一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个政策不仅解决了这个地区的生产发展方向与步骤问题,而且可以逐步解决由于农业牧业生产在土地问题上的利益矛盾而产生的蒙汉人民间的纠纷。有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农产粮食很难外运;有的地区,气候土质都适于牧业,当地人民感到“种一垧地不如喂一头牛”,农民兼营的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了,因此保护牧场已逐渐成为蒙汉人民共同要求,蒙汉人民的团结互助在共同的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增强起来了。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牧业生产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特权以及一系列的发展生产的政策而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普遍建立了为发展农业、牧业生产服务的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迅速而有步骤地改变了过去严重的不等价交换,以保证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从而积累资金,建立工业生产。与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我们首先曾大力建设国营贸易事业;通过国营贸易的扶助,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普遍地组织了合作社。现在内蒙各地已普遍设立了国营贸易机构及合作社,合作社社员即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样就有力地加强了城乡物资交流,大大缩小了工、农、牧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基本上消灭了历史上存在的不等价交换,且使农牧矛盾变成农牧互助,有效地刺激了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并为建立工业提供了条件。由于上述这些,群众生活确实改善了。一九五○年群众购买力为一九四八年的百分之四百六十点四,提高了三倍多。
中央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政府通过贸易工作帮助了内蒙各项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并在统一的财政制度之下,在财政上划给内蒙自治区以相当宽广的财政权限,这是使内蒙人民得以进行若干建设工作的重要措施。
在中央和东北人民政府帮助下,林业生产的经营也在一年比一年进步,特别防火护林的工作,今年取得很大成绩。鄂伦春旗建立后,更有力的推动了防火工作。
第三、积极发展文化、卫生事业。
过去,内蒙民族和内蒙人民,在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被推入愚昧、迷信、疾病、灾难的深渊,被驱向毁灭的道路。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随着人民经济生活的提高,有步骤地发展了人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政府明令规定重要公文用蒙、汉两种文字,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提倡并宣传科学知识。在文化教育发展上,首先是整顿学校,普及教育。现在内蒙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以上,较伪满时增加了约三倍;有中学生三千八百余人。为克服蒙古人民子弟入学的困难,设置了公费生的待遇。在学制、教材等方面,已在解决发展蒙古语言文字问题。初小高小教材的全部及初中教材的一部,均已译出蒙文课本;仅一九五○年即出版了四十五种蒙文教科书,印行了三十余万册,此外还翻译了不少理论著作(主要是毛主席的著作)及通俗读物,出版了蒙文报纸,建立了蒙语广播,曾经一度发生过的忽视发展蒙古语言文字的偏向,已得到基本上纠正。
关于卫生事业,人民政府确定“人畜两旺”的政策,在中央、东北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经过五年来的努力,正确执行了“防重于治”、“技术和群众结合”的方针,因而有力的控制了鼠疫。例如一九四七年患鼠疫者一万七千余人,死亡一万三千多人,一九四八年患者二千多人,一九四九年患者二百余人,一九五○年至今年二月,患者共有七十七人,患病人数逐年渐少,死亡率也大大的降低了。现在能够作到一旦鼠疫发生即就地扑灭。梅毒在内蒙极为普遍,牧业区统计患者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许多男女都不能生小孩子。自一九五○年起在呼纳盟开始了驱梅工作,现已推向锡林郭勒盟,在检查、治疗方面都有了显著成绩:据统计,有六个游牧旗已进行了普遍治疗,给三万零九百七十三人的梅毒患者作了检查,占六个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五;给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二人进行了治疗,占梅毒患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二。部分地区的人口已相对增加。如陈巴尔虎旗在未进行梅毒防治前,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四年内,每年平均减少人口四十三人。该旗开始驱梅工作后,一九五○年一年内即增加了婴儿五十名,一九五一年一月到五月增加了三十六名。内蒙人口不仅停止了下降,而且开始增加了。在这几年防疫斗争和一年多的驱梅工作中,培养出一批蒙族卫生干部,仅在驱梅工作中就训练出七百四十六个基层卫生人员;有四个旗建立了卫生院,有二十一个苏木(区)设立了卫生所以及各级群众性的防治委员会,给内蒙古卫生医疗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四、由于实现了区域自治,进行了民主改革,发展了生产,就更加便利于普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最近一年来,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内蒙人民爱祖国的热情极为高涨,不仅表现在踊跃参加和平签名和“五一”大示威,而且表现在踊跃捐献武器上。虽在灾荒情况下,内蒙捐献运动缴款竟达三百四十多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百分之四十七,另外还有肉松三万余斤,黄羊一万二千只。
现在各地正进一步深入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第五、大力培养干部,加强各族干部的团结。这是顺利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推动各项工作的决定关键。
远自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起,中国共产党即十分注意帮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抗战中在延安开办民族学院等学校,更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其中包括很多蒙古族干部。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开办了内蒙军政学院、自治学院等学校。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又举办了内蒙军政大学、行政干部学校,以及卫生干部学校、合作干部训练班、兽疫训练班、会计训练班等,以培养各种工作干部,并先后送到外区进大学及专科学校学习者有四百八十五名。一九五○年又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及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以提高蒙汉干部的文化水平。就这样经过学校训练,以及工作中的培养,几年来内蒙共培养了各民族脱离生产的干部两万五千余人。其中蒙族占一万一千多人。这是内蒙自治区推动、完成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他们不仅作一般工作,而且有一批已担任指导工作。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十八名委员中蒙族委员占十五名,三十一名正副部长、局长中,蒙古族干部占十七名。六个盟十二名正副盟长中蒙族干部占七名,有四十三名蒙族干部担任着正副旗长的职务,其他党的机关、政府、群众团体、邮电、税务、林业、贸易、金融、文化机关都有大批蒙族干部担任工作。
经验证明:蒙古青年知识分子,是迫切要求自己民族解放的,而且易于接受进步思想。但由于历史上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极其残酷,少数民族(蒙古民族也一样)对大民族就容易有不信任心理及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最初他们往往从民族立场出发,表现阶级立场模糊,他们拥护共产党也是从
“民族立场”出发。这就必须十分耐心的进行教育,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取得锻炼并提高觉悟,逐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得到改造。实际证明他们是能够改造的。数年来,经过深入的民族政策教育以后,又经过反对本民族内部的勾结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人民公敌的斗争及土地改革运动,蒙族干部大部已能从阶级立场出发来看民族问题了,他们的国际主义觉悟提高了,爱国主义的觉悟也提高了,因而狭隘民族主义也逐步得到了克服。比如他们过去对汉族工作干部是有怀疑的,现在他们亲身体验到汉民族帮助的重要了,他们欢迎汉族干部为内蒙人民服务,他们大部已是被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起来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干部了。
经验也同时证明: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包括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在内,必须有一批质量适当的老干部作骨干,这在开始建立工作时尤其必要。由于老干部多是汉族干部,他们开始到内蒙工作时,有的同志不免有大民族优越感,容易看不起或不相信蒙古干部,觉得蒙古新干部未经过考验,因之不善于采取遇事虚心商量和耐心帮助的态度,往往有包办代替的作风。此外,有的同志也不免有
“作客思想”,不作长期打算,在工作上容易犯
“急躁”“搬套”毛病,不能专心一意研究蒙古情况,也不愿学习蒙古语言文字,不能细致体会蒙古同志的心理感情,因此就不能积极沟通与蒙古同志的关系。对于这些同志,领导上必须耐心地说服他们,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去掉“作客”思想,一心一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注意民族形式,深刻体会蒙古群众感情,研究分析内蒙的社会情况,耐心帮助蒙古同志,并向蒙古同志虚心学习,以便把工作做好。这是一个艰苦工作,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现在他们已经和广大内蒙人民有了深厚的感情,专心一意的在自治区工作了。
加强蒙、汉干部团结,是蒙、汉人民团结的关键。对这一工作,我们是经常加以注意的。在自治区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蒙族人民,尤其是蒙族干部克服和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同时教育汉族人民,尤其是汉族干部,从各方面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见,消除大民族主义倾向。
从上述这些事实,可以充分看到:内蒙人民是解放了,不仅在政治上享受了民族的平等权利,而且在自己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适当的社会改革,从而使自己各方面的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巩固了各民族之间兄弟般的新关系。
内蒙人民充分了解: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只有在内蒙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条件之下,才能得到这一切好处。所以,内蒙各民族人民越来越爱戴毛主席,越来越信任和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民族觉悟和人民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就充分证明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确是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最适宜最合理的政策,是推动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是通过民族形式实现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的重大措施。
内蒙古民族充分了解:蒙古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必须有自治区内汉族的合作,有全国汉族人民的伟大帮助。汉族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主体民族,它与中国其他民族来比较是先进的民族,和汉族及中国各民族团结合作,并争取他们的帮助是内蒙古民族顺利地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内蒙古自治区几年来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内蒙古蒙、汉人民和蒙、汉干部共同努力下,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工作经验缺乏,政策水平不高,曾经也犯了若干错误,发生了不少缺点。相信今后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经过蒙汉人民和干部的积极努力,工作一定能够更向前迈进,做出更多的成绩。
我简单地介绍了内蒙情况,希望到会的委员及代表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万岁!
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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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卫生部发出指示
组织中医学会等推进中医科学化
为了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和推进中医科学化,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组织中医学会的指示”与“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
指示要求各地成立群众性的中医学术团体。指示指出:中医学会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医科学化与密切中西医的团结。因此中医学会应该是中西医团结的桥梁和中医进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此外应遵照卫生工作的总方针,发动会员参加国家卫生建设;并担负研究与改进中医药学术的任务。
同时为了统一过去一年来各地中医进修学校和进修班的组织及课程标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另颁发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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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闭幕词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张奚若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我们这次的会议,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到今天,整整开了十八天。假如我现在说我们这十八天的会开得很好,收获很大,我想大家大概总不至于说我这话不对吧!
第一、我们在这个会上总结了我们两年来各地民族工作的经验。这个经验一般地讲是很好的。我们在这两年中首先团结了全国各民族,废除了民族间的压迫和歧视,造成了一个真正团结互助、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这是中国各民族间一件大事情,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其次,我们在民族民主建政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现在全国各地已建立了一百一十三个大小不同的民族自治区和一百六十五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经济、文教、卫生各方面,也都做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工作,对于边远地区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健康和文化发展也都有极大的帮助,为各民族人民所热烈欢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也有很可观的成绩。现在全国各地区有六万左右脱离生产的民族干部。这虽然还很不够,但因只有两年时间,不能算少。抗美援朝运动,在少数民族地区亦有巨大的成就。许多地方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就是一个明证。这些成绩都是很好的,我们以后应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扩大和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合作。
第二、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和最主要的任务是讨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起草一个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案,提供中央人民政府审核采择。此外,我们对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其他许多有关问题,也都作了充分的讨论和考虑。
在这些各种不同的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明了了许多具体的情况,弄清了许多原来没有弄清楚的思想和政策。举一个例子来说,民族区域自治的意义,在开会前,许多人是不大明了的。可是现在大家都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道路前进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李维汉主任委员在他的报告中曾解释说:“这是一个总原则和大前提。对这个总原则和大前提,不可有任何的动摇。”这的确是我们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一切具体条文和办法都是由这个基本原则演绎出来的。弄清了这个基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就可以搞得很好;不明白或忽略了这个基本原则,它就一定搞不好。这是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时常把它记在心里。
还有一点,也不妨再说一下,那就是,我们的各少数民族发展的情况不同,经济与地理环境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与他民族的错综关系也不同,因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就成为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因为情形复杂,就不能有一个简单的、一律的、机械的办法。做民族工作的同志一般地都应注意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尤应注意这些情况。抄袭别处的印板文章是非常危险的。李主任委员对于这一点已经屡次指出,我想这是一个不厌重复的真理,希望大家在实践上能充分注意。
最后,我希望大家回到各地时能本着我们这次开会的精神和了解,帮助政府,帮助各民族人民,贯彻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使这个大家庭发展得更加美满,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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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赵志方 苗地画
(七)他拿了这张假收据到合作社骗取了二十一万五千元。这是第一次贪污。
(八)由于领导方面长期没有发觉这事,他又继续干了三四次这样的勾当。据他说:前后四次一共开过五百一十斤棉花的收据,从合作社领了一百多万元。这些钱他都放在棉衣口袋里。
(九)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上,他把棉衣脱下来放在合作社里的炕上,合作社主任不知道是拿错了衣服,还是故意把他那件衣服拿去,他害怕自己捣鬼的事情被发觉,就连夜从武清县逃到天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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