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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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某钢铁公司打垮封建残余
炼钢厂生产效率比民主改革前提高百分之三十
中南某钢铁公司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打垮了解放以后残留在公司内部的封建反动势力,为今后生产的顺畅发展铺平了道路。封建反动分子的潜伏破坏,是该公司两年来没有澈底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两年来,该公司曾进行过民主运动、民主管理、生产竞赛等工作;工会组织也有发展。工人经过两年的政治教育,阶级觉悟已有提高,并在各种工作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因此,使该公司能在解放后短时期内改变了解放前从未正常生产的状况,迅速恢复生产。炼钢厂在开展生产竞赛前后,贝氏炉产量就提高了近三倍。但是因为缺乏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改革运动,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反动分子未能澈底肃清,且仍继续潜伏在企业内部进行破坏,使该公司各厂生产和管理工作遭受到严重障碍。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炼钢厂贝氏炉首次炼钢时,该厂封建把头葛树桐为了打击生产中的积极分子,即亲自驾驶天车,以钢包撞坏炉体,使钢水全部漏掉。同年十二月,该公司内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更与封建残余分子相勾结,曾阴谋借捐献年终双薪事,煽动若干落后工人进行反抗。去年五月该公司实行民主管理时,封建反动分子又趁机挑拨工人对工会、行政领导干部以及生产积极分子的不满,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去年七月,该公司工会领导工人开展生产竞赛运动时,封建反动分子也采取各种方法进行阻碍与破坏。他们利用帮派关系,把持评功,篡夺积极分子的劳动成果,并以“循环立功”办法(即封建残余分子们轮流着互选为“模范”),窃取奖金。其中有些封建残余分子还用各种方法钻进行政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有的甚至窃取了基层工会的领导职位。例如炼钢厂的基层工会,不仅主席陈泽生是个封建把头,另外十个委员中,还有三个是青帮头子兼封建把头,一个是国民党“和平救国军”的“大队长”,一个是汉奸。由于这些封建反动分子的破坏,该公司在生产中不断发生事故,其中较大的事故仅在炼钢厂即有化铁炉爆炸等三起,今年一月至三月炼钢厂发生的事故共达五十二次。上述严重情况直到今年四、五月镇压反革命工作展开后才开始有了转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当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该公司逮捕了两名特务分子。长期受反动分子压迫的工人群众,这时大为振奋,纷纷要求继续检举和控诉反革命分子,并要求肃清封建反动势力。炼钢厂工人在检举五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就检举出三十三个封建反动分子。这样一个依靠工人群众力量澈底肃清封建反动势力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该公司中共党委与工会组织根据工人群众的要求,并按照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的决定,立即领导工人群众在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基础上展开了民主改革运动。
为了鼓舞工人的斗争勇气,该公司领导部门在七月上旬把工人检举出的封建反动分子做了适当处理,同时又以一批干部深入到车间、小组和工人住宅区,把镇压反革命以来公司内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用民主改革小组和工会中心小组的形式组织了起来,成为民主改革运动的骨干力量。通过这些骨干分子的努力,该公司所属各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都积极参加了民主改革的运动。
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反封建斗争,不但没有像有些人所顾虑的那样“影响生产”,相反,生产工作搞得更好了。该公司炼钢厂七月份虽因进行反封建民主斗争占去了一部分时间,但生产效率却比运动前提高了百分之三十。炼钢厂铸钢组新任组长彭华飞,过去是被封建反动分子打击很重的一个积极分子,他用天然砂做铸件模型的合理化建议过去被该厂封建反动分子整整压制了一年,今年六月十五日,他的这一建议才被提交行政采纳实行。七月份,他的上述建议又经过大家研究后做了改进,结果使铸件成品率又提高了一倍。炼钢炉七月份产量已超过定额百分之二十一点二,质量合格率已达到百分之百。为了严防封建反动分子的破坏,该公司所属单位已重新整顿了工人纠察队,日夜守护工厂。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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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贸易部指示各地贸易部门
中秋前后大量供应油盐糖
稳定各种副食品的价格
中秋将到,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日前特指示各地人民政府贸易部门在中秋节前后稳定副食品价格。指示要求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应按牌价大量供应大米,面粉等主要食品及油,盐,糖等副食品,并要求各地国营土产、百货、零售、信托等公司及合作社,扩大经营范围,酌情开展零售业务,尽量供给油、盐、糖、水果、肉食、粉丝、碱面及糕点等商品。各地人民政府贸易部门在稳定中秋节前后的物价时,可召集当地有关私商各行业,协商和公布各种副食品价格,要求商人互相监督,实践爱国公约;并号召城市人民随时检举哄抬、拒售的不法商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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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反对大材小用、长材短用
据天津铁路局制材厂李森同志来信说:有些用材单位在该厂加工原木时,在节约木材方面注意得非常不够。最近半年中,由天津铁路局材料处委托该厂加工的原木中,八公尺长的大约有一万多立方公尺。可是要求的成品的尺寸,八公尺长的却少得很;大多数却是得把八公尺长的木料截成五公尺、四公尺、三公尺来用。有时因为用料单位的计划和原料的供应不一致,竟要把八公尺长的木料截用一大段,剩下一公尺到两公尺长的原木头。这是很大的一笔浪费。根据七月份天津市木材牌价统计,四公尺长的红松原木每立方公尺价一百二十万元,而八公尺长的每立方公尺却要一百六十万元。按已加工的一万多立方公尺计算,这样就损失了四十亿元左右。还有的用料单位只求快些完成任务,把锯下来的很厚的板皮不再加工锯制其他产品,而堆起来标卖出去。这也是一种损失。这种长材短用、大材小用的浪费现象,是应该极力避免或想办法克服的。克服的办法,首先是用材部门的负责人要从思想上认识节约木材的重要,切实按照用料计划以尺寸适当的原木供应制材厂。在制材厂方面,也应注意与用材部门商议,用剩余的小块木料锯制副产品,不要怕因此影响工时。从节省木材方面着想,稍增加一些工时也是值得的。不论如何,在这方面应切实执行政务院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中的规定:“使用木材应本节约原则,力求经济合理:禁止大材小用、长材短用、优材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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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严防棉麻市场中的投机活动
随着新棉、新麻的上市,若干地区初级市场又发现投机商贩的破坏活动。河北香河县河北屯在八月二十八日曾有商贩以高于牌价的价格进行收购,香河、宝坻等县也曾发生因商贩抬价而使牌价、市价脱节。浙江奉化、临海等地的少数投机商贩在市场上哄抬、抢购之外,有的还在路上拦购,进行夜间活动。由于投机商贩的抬价抢购,不仅影响国营贸易部门的收购,并且影响农民的生产。部分农民把投机商贩的抬价误认是“现在的价钱好”,而把没有成熟的络麻割掉出卖,因而使品质降低。
在购棉储棉运动中,各地曾进行对棉花市场的管理,并且收到很大的效果;浙江省人民政府也早在八月上旬就颁布了“浙江省棉麻收购管理暂行办法”。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事实再一次教训了我们:管理市场是一项经常而艰巨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取缔投机商贩的活动,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这项工作和其他许多工作一样,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一劳永逸”的法子。事实也还教训我们:只有一套管理办法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还要根据办法的精神,进行各种具体工作,特别是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因为只有让农民知道按这种办法办事对国家和他自己都有好处,知道这是为了维护他们的长远利益,这个办法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对商贩进行教育工作自然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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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反对“只顾收购,不顾保管”
山东若干地区的粮食公司的干部存在着“只顾收购,不顾保管”的思想,结果使收购的粮食遭到严重的损坏。仅据莱阳、惠民、新浦三个分公司初步统计:虫蚀、变质、霉烂的粮食,占全省总存量的百分之四,其中最严重的是莱阳分公司所属的黄县支公司,和新浦分公司,前者虫蚀的粮食占全部库存粗粮的百分之九十。后者虫蚀玉米占全部存粮的百分之七十。
粮食是今天国家主要财力之一,是巩固国防、稳定市场及支持各种建设的一个重要物质力量。对国家粮食漠不关心以至造成损坏,是个严重的错误。这一错误的根源,是粮食公司的某些干部有单纯任务观点。他们只管完成眼前的任务,就看不见了经常的任务。他们满足于收购的成绩,就把同样重要的粮食保管工作忘掉了。这不等于只顾往布袋里装粮食,却看不见布袋底已被耗子咬了许多大洞吗?赶快检查一下,堵塞住这个大漏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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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多数国营企业领导干部忽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
西北区多数国营企业对于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还没有重视起来,还有着许多不正确的看法,应迅速纠正。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曾组织了“西北区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委员会”,已于六月底开始工作;并规定:西北国营企业在七月底以前成立各级核定资金机构,八月底完成清理工作,九月底完成估价和造表工作,十月底完成核定资金工作。但截至八月末为止,西北大多数国营企业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基本上还没有动起来。如青海、甘肃等省尚未成立核定资金机构。西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还没有开会研究过这个工作,八月二十二日才正式成立核定资金机构。陕西省财政经济委员会虽然于七月中旬成立了核定资金机构,但由于没有动员与检查,该省大部分厂矿还没有开展这个工作。西北农林部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才配备干部,组织学习资金问题,该部领导的西北农具厂和秦岭林厂最近才开始进行清理工作。
西北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所以没有做好,主要是因为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对于这个工作还有不正确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这个工作仅仅是会计和财务部门的事情,和工人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用不着发动群众来做这个工作,在成立核定资金机构时也不吸收工会干部参加。因此,这个工作至今还是由少数人做的,没有形成群众运动。
有些人以为“核定不核定是一样”,“去年已经清理过仓库,今年再清理,还不是多此一举?”因此他们不愿意成立核定资金的机构,或者成立了机构,却没具体的工作。
有些人则害怕核定资金后,上级会把自己单位的多余资金提走,对于自己单位是不“方便”的。由于他们只考虑本单位利益,而不考虑整个国家利益,因此他们对于这个工作不够积极。
有些单位则以为中心工作太多,忙不过来,觉得没有时间来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他们把这个工作和民主改革等中心工作对立起来,而不考虑怎样把这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进行。
上述这些不正确的看法,都说明了西北区有些国营企业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树立经济核算的思想,还没有认识到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是搞好企业的一个重要关键。忽视这个工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很多浪费,就不能把企业办好。(柳正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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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天津市某些公私营工厂
忽视安全卫生设备
(一)编辑同志:
根据我们对天津市各公、私营工厂安全卫生工作的检查,发现有些厂的安全卫生工作搞得确实很好。但另外一些厂的负责人,却只是在口头上应付卫生机关的检查,而漠视我们对它们改善安全卫生工作的建议,结果影响了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这对生产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认为,把这些情况告诉你们,以引起各地厂矿的注意是会有好处的。
天津公营建华玻璃厂在今年五月,因为磨口机上的皮带没有安全设备而轧伤了工人的胳臂,迄今也不加添安全设备。用氟酸在玻璃器上刻划度数表是一项有毒的工作(氟酸是有毒的化学药物,腐蚀性很强,发出有毒气体,吸入后即发生鼻炎、喉炎、支气管炎,对皮肤则腐蚀、溃伤,慢性中毒可使肠胃障碍、神经障碍以致死),该厂工人有因吸入氟酸毒气而吐血的。这个工作间很狭小,空气阳光都不够充分,厂方对这种作业工人的健康及防护工作,简直是漠然无视,连口罩都不发给。按照预防的办法来说,这种工作间应该装置排气及换气的设备,工人须戴防毒面具、橡皮手套,穿橡皮鞋、工作服才能工作,而且工作时间也应缩短。
另外,我们检查了天津大部分电池工厂,根据对四十四个工人的身体检查材料说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患铅中毒的症状。铅毒能使人的身体发生贫血、腹绞痛、两腕及两足下垂或麻痹等病,这种病在治疗上很少有办法,必须注意预防。但厂方负责人多不注意我们的建议,以为改善设备,发给工作服和口罩,是过分的要求;或者是强调经济困难,无法解决。像天津私营太平洋电池厂的负责人说:“我在工厂工作了十几年,也没有看见什么症状发生。这是毫无科学根据地否认铅中毒危险的说法。强调经济困难也是不对的。据我们了解私营公裕化学厂很赚钱,但该厂对工人健康和福利却一向忽视。如化合二硝基苯的工作室,应有完善的排气设备,但这个工作室却是尘埃满屋,因此使工人经常发生头痛、呕吐、心悸亢进、视力障碍等病状。该厂工人的洗澡间设备,及其他各种有关卫生设备都很恶劣。这种不顾工人死活的倾向,简直是不能容忍的。
有些制革厂及骨胶厂对于环境卫生很不注意。像厨房、饭厅都没有防蝇的设备,以致在夏秋季节,患肠炎的很多。这些厂的负责人只是在盘算添加防蝇设备要花不少的钱,而看不到有了防蝇设备会减少工人疾病,节省医药费和减少病假,及工人因病就诊所耗费的许多时间。新中国造纸厂职工,在今年六月份发生肠炎和拉痢的病人竟达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几乎无法开工。后经添加防蝇设备,注意职工饮食卫生,在七月份时,就减少了四分之三的病人。这说明改善环境卫生,一方面是保障了工人的健康,一方面提高了出勤率,增加了生产。因此用于卫生工作的预防费,并不是无益的浪费,而是生产所必需的条件。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认识安全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保护工人身体健康,才能增加生产效能作好经济建设工作。
天津市工业卫生实验院院长 龚越平
(二)编辑同志:
天津市劳动局在八月底检查了工业局所属针织工厂,发现该厂锅炉因超过使用年限,随时有发生事故的危险。这件事虽经我们提请该厂采取有效措施,但至今并未引起厂方负责人的重视。
据会同我们前往检查该厂安全设备的技工人员谈:该厂立式两节锅炉使用年限已超过十五年,全部安全设备均已失效。像测量锅炉本身是否超过气压负荷量的海压,因珐琅盘有裂缝漏气而失效。只好在海压垂上盲目地加上几块废铁片,继续使用,这样就失去了测量气压的作用;锅炉右侧的铆钉多因年久失修,腐蚀破裂而漏水;水面计的上下节门处也有漏气的情况;锅炉上的大节门及下半节的三个小节门也因长年不修而漏气漏水。该厂工会负责人及负责烧锅炉的技工,也曾经数度向厂方提出检修的建议,但厂方却强调明年可以迁厂而将这项建议拖延下来。据我们所知八月四日天津市私营裕元轧布整理工厂的锅炉也因上述情况而发生爆炸,当场死亡一人,伤十人。这件事应该引起针织工厂负责人的高度注意才好。
另外,该厂厂房,也多破烂不堪,烘干室墙壁、锅炉房墙壁都有裂缝,保全部左方墙裂缝竟达两吋宽,四处漏风,也不设法防范。我们认为这是忽视工人生命安全的表现,亟应纠正。
孟昭远 任象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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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各机关招考工作人员时不应限制四十岁以上的人参加
目前各机关招考工作人员的年龄限制一般都很严格。根据七、八两月中北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武汉长江日报、上海解放日报、沈阳东北日报、广州南方日报、重庆新华日报、西安群众日报所载九十件招考工作人员或学员广告的统计:招考各项技术人员(铁路、水利、邮电、建筑、纺织、航务、农林、医务等)者三十六处;招考会计、统计人员者十八处;招考一般行政工作人员,包括行政干部学校、革命大学、税务人员、邮务人员、工厂、银行、公司、书店、合作社工作人员及教员、编辑、缮写等共四十八处。以上一百零二项中,不限年龄者仅一处(中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处招考工厂工作人员);未注明年龄限制者六处;年龄限在五十岁以下者只两处(华北工业高级职业学校招聘各科教员,内蒙古文教部招聘中学教师);限在四十五岁以下者六处;限在四十岁以下者九处;其他都将年龄限制规定在三十五岁以下,三十岁以下甚至二十五岁以下,占总数四分之三以上。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有些部门因业务特殊或其他缘故,必须吸收青年参加工作;但是一般机关招考工作人员,是不必严格地限制年龄的。如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湖北人民革命大学招考学员,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招考工作人员,以及长江日报、中南文联筹委会招考缮写人员,都把年龄限定在二十五、六岁以下,这都是不必要的。
年纪大些的旧知识分子,由于在旧社会里生活较久,沾染旧社会的不良习气较多,不像年轻人那样单纯热情,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是事实;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四十岁以上的失业知识分子不易找到工作,对国家充分利用人才来说,也是一个损失。
应该承认:这些年纪较大的旧知识分子一般的经过改造教育,还是有用的人才。新中国给他们以改造的有利条件,也应该对他们负责。事实证明:在新中国各项新事物的教育下,不少人已经进步了,在各种工作岗位上获得更好的改造。我们祖国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事业,需要各种干部很多。我们必须培养训练大批工人、农民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但对于旧社会留下的年龄较大的知识分子及各种技术人员,也不能忽视,必须给以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各机关工厂在招考工作人员时过严地限制年龄是不好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改变。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 吴隆文 万勇
编者按:吴隆文、万勇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就此事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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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吴毅关于人民大学拒收荣誉军人的批评信与事实不符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八月八日登出读者吴毅同志对本校东北招生组刘振英同志拒收荣誉军人的批评信后,我们当即去函东北招生组重新审查处理吴毅同志的入学问题并嘱其将经过及处理办法速告我们。八月十四日,得东北招生组及刘振英同志(刘振英同志是该组副组长)的报告。但我们为了慎重起见,决定俟东北招生组返校后再向报社报告。现本校招生工作已结束,东北招生组亦已返校,兹将事情经过及我们的意见报告你们:
刘振英同志于七月二十日到哈尔滨东北农林部森林工业总局接洽招生工作。后与该局人事处傅处长谈话中,傅处长顺便问到“一条腿能不能学习?”刘振英同志说:“一条腿怎样学习呢?”接着又谈起别的事来,根本未谈到荣军问题,更未具体谈到吴毅同志。刘振英同志既未看到吴毅同志的档案材料,亦未见到吴毅本人,不是像报上所载吴函所说“刘振英同志把我的全部情形了解后,说:‘什么条件都够,但一条腿是假的,不行!’”因此,吴毅同志信中所谈的情况不是完全真实的。
但刘振英同志未追问清楚:是怎么样的一条腿?是怎么样的人?就草率回答,也是不妥当的,表现了工作不严密周到。刘振英同志在接到我们的信后,当时就对此作了检讨,本校东北招生组也当即通知东北农林部森林工业总局转告吴毅同志持函到沈阳该组报名与考,但吴毅同志始终未来报考,亦未来信。
按本校各系班投考条件都从未规定不收荣誉残废军人,并且实际上照顾到招收荣誉军人,如本校过去招收学生中,荣军约占百分之二点二,其中亦有缺少一条腿的一等荣誉残废军人,现在外交系二年级学生贺师章同志就是缺少一条腿的一等荣誉残废军人是一证明。就是此次刘振英同志所主持的在哈尔滨录取的学生中也有二名荣誉军人。
事实的经过和处理的办法如上,特为说明以免误会。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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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西南通讯

四川见闻
新华社记者 丁雪松
四川是去年初全部解放的。在这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内,经过剿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运动,四川的封建反动势力已受到沉重的打击,群众亦已发动起来。记者这次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重庆、成都一带,耳闻目见,深感四川的城乡气象已焕然一新,与我十五年前所见的四川大不相同。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件事情。
一、成渝铁路
沿成渝路两旁,我们随处可以听到居民从心眼儿里唱出一支歌曲:“成渝铁路跑火车,人人欢笑喜连天。娃儿扭起秧歌舞,老婆婆望着笑颜开。四十年的相思已如愿,人民的江山万万年!”
他们所以这样欢愉地歌唱,是有它历史的源渊的。
修筑成渝铁路的呼声,始于一九○六年。四十余年来,历代反动统治利用兴修铁路这一幌子,吮吸着人民的血汗,却没有铺上半根钢轨。解放后不到半年,人民政府为建设大西南,在百端待举、重重困难的条件下,决定动工修筑成渝铁路,并派遣人民解放军西南驻军作开路先锋,另外动员了十余万失业工人和翻身农民作为修路的主力。这样,从重庆到成都,在山峦起伏、沟河满布、长达五百三十公里的土地上,这支由工、农、兵组成的声势雄伟的劳动大军,开山填渠,对山岭和江河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到今年七月一日,成渝铁路已从重庆通车到永川,年底可以通车到内江,明年就可以全部完成。
四川翻身农民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加了成渝铁路的修建。当政府发出修路的号召后,自愿参加修路的农民大大超过了需要的人数。原来枕木是一个大困难。四川树林虽多,但离铁路都在三四百里至一千里以外,砍伐和运输很成问题。但政府依靠了农民的力量,提前完成了所需要的全部枕木。当某些地区因山洪暴发将枕木冲到江里去时,沿江的农民自动跳到江里将枕木捞起来送回原地,原来的枕木一根也没有少。今年春节,民工打破了历年的习俗,自动发起“春节不回家”。那些原订正月结婚的农民,也提出“不见火车通车不回家”。连八年未讲过一句话的哑吧刁绍周也开了口,他说:“不完成任务我决不回家。”
刁绍周是永川县的一个农民,八年前因躲壮丁将舌头咬断,成了哑吧。后虽慢慢痊愈可以讲话了,但他仍装聋作哑,一直没讲过话。解放后,他受到了一连串的好处,在筑路队里又亲眼看见解放军的指战员领头修路,人民政府干部亲自带领民工开山挖土,他深受感动。在一次小组会上他突然发言说:“不完成任务我决不回家,如今的世界翻了底,我们苦命的人今天亦敢讲话了。”现在他是一个模范民工,县民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他常对人说:“共产党是我们苦命人儿的爹娘。”
在修路中,民工们还表现了惊人的智慧。起初,他们开山、放炮、打锤都不会。现在不仅每人每天都能超过标准工,而且还创造了不少新纪录。如打炮眼的能手严绍贵,一人一天能打炮眼二十四公尺,比一般人的效率提高六倍。谢全家小组发明了新放炮法,每公方石头可节省炸药六两。他们的创造和发明,使得修路工程节省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曾经在解放前参加过成渝铁路勘察计划工作的陆工程师感慨地说:“过去花了多少钱和多少时间作不到的事,现在花的钱和时间不多,事情却作成了。”
四川农民不仅热心修路,而且还热心护路。我在渝永线上看见不少护路队员。他们之中有青壮年的男子,背着娃娃的年青妇女,也有五十多岁的小脚女人。他们夜以继日地轮班守护着自己的铁路。一个护路的老大娘对我说:“在美帝国主义还未消灭的时候,我们要严防土匪特务的破坏。”他们的口号是:“不丢失一个道钉。”妇女护路队员,经常像打扫自己的家园一样把长长的路基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道碴,清理水沟,见到道旁有一点杂草就拔掉。巴县仁和乡建设村李王氏,在五月十三日下大雨时,她仍在铁道上巡逻。她发现二十四公里二百公尺处,土方下坠,钢轨悬空了。她赶忙召集其他队员,一面通知机务段,一面迎着火车开来的方向跑去,就这样远远地拦住了火车,避免了发生事故。四川人民这样热爱火车和铁路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们已经渴望了四十多年,但直到今天,直到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才真正见到火车开始在巴山蜀水之间飞驰。因此,我们在成渝铁路沿线也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人民的铁路人民修呀!人民的铁路人民护!人民的江山万万年……。”
二、普通一县
离成都四十里,有一个十一万人口的新繁县。解放前这里是一个土匪窠子,平均一百个老百姓要经常养两个半“棒老二”(即土匪)。每天傍晚,四乡的农民都把牛牵到城里去过夜,因为城里人多势壮,被抢劫的危险稍少一些,因此县城又名“牛圈”。在新繁县,有百分之十二的人民被胁迫欺骗参加了袍哥会门。县里有与土匪、会门勾结的四大恶霸……。过去人民是生活在苦难中,但今天这一切都完全改变过来了。
我们到新繁县那天,正是日落西山的时候。我看到县城周围的公路上(解放后农民自己修的乡村公路),三三两两地走着从城里赶集回乡的、穿着新布衣服的农夫和农妇。在他们挑着、背着或推着的箩兜、背兜和鸡公车里,装的是从城里买来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他们的腰里挂着钱袋。他们谈笑自若地走回家去,再不忧虑土匪的抢劫了。据该县曹县长告诉我,自减租退押后,城里的公私商店都生意兴隆。铁匠铺、农具店增加了。国营百货公司过去一天卖三四十万元,现在平均每天要卖三四百万,货物还常常是供不应求。
川西坝子本来是四川最富庶的地区,但今年的情况更是特别。在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里,稻秧茂密粗壮。农民怡然自得地谈论着:“毛主席来了天也变了。今年的庄稼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一亩田最少要多打五十斤谷子。”曹县长告诉我们,经过减租退押以后,该县农民平均每人得到三百九十五斤米的胜利果实。农民将这些胜利果实的百分之三十七投入了生产。该县今年共买进了耕牛三百三十五头,农具四万二千余件,肥料一百多万斤,猪九千余只。今年的田比去年普遍深耕二寸,多上了一倍的肥料。政府领导也很及时。往年凭农民的经验,要夜合花盛开的时候才开始插秧,今年在夜合花初开时就插了三四成。政府领导兴修水利,农民也自动开沟挖渠。新繁县今年一共开了大小沟渠七十三条。今年还普遍展开了灭虫运动。这些就是今年要丰收的原因。
随着经济生活的上升,农民的文化要求也提高了。该县入学儿童今年比前年增加了一倍;成人的读报组、识字班也在一天天扩大和发展。
这样的好日子是需要好好保卫的。六月一日抗美援朝总会的三大号召发出后,新繁县的人民很快展开了增产捐献运动。县的领导机关当时估计该县可以捐献一门大炮,但经县人民代表会议和各乡的农民讨论后,农民却一致要捐献一架战斗机。他们的理由是,仅靠今年地里增产的粮食已超过一架战斗机的数字,并且他们每家又另订了增产捐献计划,如女人代替男人下田择稗子,男人推车,编?笠、草帽、草鞋,多养家畜等。他们说:“现在政府提出每一个号召都想得顶周到,既捐献了,又不掏腰包,反倒增加了收入。”
新繁县不过是川西几十个县份中的一个普通的县。我从这里看到了新区翻身农民的新的面貌。
三、学习会代替了“龙门阵”
过去,四川人爱坐茶馆,摆“龙门阵”,没有事抱着烟杆往茶馆一坐,古今中外、柴米油盐、张长李短……摆个不休。这次我在重庆,看见茶馆不多了,闲坐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人更少。但我却看见另一种现象。
重庆的七月之夜,异常闷热。九点以后我在街上散步,还看见文教馆和大街小巷的街沿上坐满了人,他们有的在听讲,有的在开讨论会。据文教馆的同志谈:现在重庆参加社教班的学员,比大、中、小学的学生还多。他们在每天(据说从八月起要改为每周两次)晚饭后,就搬着凳子自动集合起来等教员上课。有些劳动群众因家里灯油困难,十一点以后还坐在路灯下学写字。除社教班外,他们还用讲演竞赛、政治测验、黑板报等方式进行教育,由此澄清了市民中的某些糊涂思想。
他们学习的内容,是与时事和政治任务相配合的。如七月份内他们学习了抗美援朝总会的三大号召(配合赴朝慰问团的传达报告)、党的三十周年和“八一”建军节等问题。
当志愿军归国代表嵇炳前等在四川各地报告时,许多农民常常是从一百多里外赶来听讲。当赴朝慰问团的代表去作传达报告时,他们兴致勃勃地打着锣鼓、扭着秧歌赶来欢迎,并在大太阳下听两三个钟头的报告。他们不仅在开会时很守秩序,散会时还热情地唱歌。我曾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大娘也在唱“雄纠纠气昂昂”和国际歌。
在成都郊外,我曾碰见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娘,遇见过路的行人,她就拦住问:什么叫“抗美”、“援朝”和“美国纸老虎”。如果被问者答不出来,她就给他热心地解释一遍。
四、拨云见天,感谢毛主席!
今年“三八”节,四川各地妇女普遍举行了一次空前的示威大游行,仅重庆市就有近四十万人参加。其中有尼姑、教徒和修女,亦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婆。
在清算斗争中,妇女们对地主恶霸毫不留情地作了斗争。她们不但把自己阵营的妇女团结得很紧,而且还对地主恶霸家的女人进行教育,要她们为人民立功。因而许多地主、恶霸乃至土匪的老婆或女儿被动员起来向她们的丈夫或父亲进行斗争,坦白出自己家里的隐秘。在诉苦运动中,妇女因为过去受苦最多,因此控诉的内容亦最感人。重庆七区李庆云一共生了十八个娃儿,但是为了给地主的孩子挤奶,把自己的娃儿饿死了十七个。当她控诉地主在挤干了她的奶,迫她饿死了自己的娃儿而竟不给工钱时,谁能不愤怒呢。
经过各种斗争,四川的妇女组织起来了。成年的妇女差不多全参加了妇联会;农会里有百分之四十的女会员;武装自卫队队员中三分之一是妇女。她们与男人一样,持枪放哨,捉拿土匪。在新繁县,我会见了川西著名的剿匪女英雄、繁江镇农会主席、县妇女武装自卫队的大队长黄传秀。在清匪、反霸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她领导女自卫队员,协助政府擒获了四十八名特务土匪。她曾经在一个雨夜里,亲自带着民兵追赶到五六十里路外抓回了六个土匪、特务。这几个土匪、特务经过公审和政府判决后,由她执行了枪决。从新繁到成都,沿途都可以看见背着枪、胸前挂着子弹带的女自卫队员在放哨。
翻身后的四川妇女,打消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依赖思想。在生产和学习中,涌现了不少英雄。今年春耕时,许多妇女学着犁田;插秧时她们组织了集体插秧队。工厂的女工也不断提高着技术。她们像饥渴者一样贪婪地学习着文化。重庆市参加社教班的妇女已达三十四万人。农村读报组和识字班的成员中,妇女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五十一岁的工属陈慧如去年四月开始学习,今年“三八”节时,她已能给“重庆妇女”杂志写稿。
四川妇女已自动破除了迷信。她们把神龛和菩萨撤掉贴上毛主席的像片。她们指着这些菩萨说:“我供了你一辈子,但没得到一点好处;今天毛主席一来我们就拨云见天,真正翻了身。”现在,在西南的广大地区,共产党和毛主席已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在一次斗争会上,一个妇女面对着广大人群有点胆怯,不敢讲话,旁边的一个妇女推她一把,指着毛主席的像说:“怕什么,有毛主席在,你只管大胆的说呀!”又有一次在一个村上,几个农民为分配胜利果实争吵起来。农会主任来了,说:“想想看,是谁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你们这样吵对得起毛主席吗?……”几句话就平息了这场纷争。
今天在四川,你和任何一个劳动人民谈起他们翻身的事,他都会恳切地告诉你:“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那有我们干人(即穷人)今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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