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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绥远省各地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绥远省委员会
编者按：中共绥远省委最近总结了全省各地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指出了人民代表会议和干部会相混淆、忽视群众提案、不善于把中心工作和群众意见结合讨论等缺点；并且提出了积极改进工作的办法。这些问题和办法都带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值得各地注意。目前华北各省、各专区、各县都已经或正在检讨与总结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我们希望这些地区的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把检讨与总结的结果，用各种方式发表出来。
一、
半年来，归绥市、包头市和二十二个县、六个旗都开过两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和十个旗开过一次；归绥、包头两市和部分县旗并曾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与镇压反革命代表会议。归绥、包头两市及伊盟自治区都已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了市长、盟长和人民政府委员。半年来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在剿匪、反霸、减租、调地的胜利基础上，结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与爱国增产运动而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与爱国增产三大运动是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此为中心议题，就便于集中群众的意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同时经过会议对三大运动的讨论，又大大地推动了三大运动的普及和深入。这是半年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特点和主要收获。凡是领导重视代表会议而会议又开得好的地方，群众就反映会开得“顶事”，“一次比一次强”。
二、
目前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人民代表会议与干部会议混淆不清；对于群众的提案不重视，不善于把当前的中心任务和群众的提案结合起来讨论；缺乏和群众经常而系统的联系，没有建立起经常的办事机关。
我们总结去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作时，曾经指出代表会议与干部会议一揽子召开是错误的；但仍允许了在有紧急任务时可以吸收多数干部列席会议。这就在实际上对代表会与干部会一揽子召开的办法采取了调和态度，因而上半年干部会与代表会仍有不少地方是一揽子召开的。萨拉齐县第一次会议代表二百六十人，干部三百八十九人；归绥第一次会议代表二百六十四人，干部二百五十三人；固阳代表一百六十二人，干部二百零六人。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破坏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使人民代表会议变成为干部会议。事实上，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把代表会开成干部会了。他们开会的程序是：报告——讨论——总结。代表的任务不是共商国家大事，而是接受任务，代表是作为干部的“手下人”来使用的。主张干部会与人民代表会合并召开的同志，可能提出十条八条理由，但是所有这些理由都不能作为改变国家政权建设路线的理由。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们反对代表会议与干部会议合并召开的办法，只有一条理由，就是要坚决维护国家政权的基本制度（共同纲领第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的规定），而不允许歪曲、改样子。一切符合于这个总原则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代表会议与干部会议合并召开的办法，必须立刻加以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在我们严肃认真的努力下，逐渐地充实和健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对于代表会议提案不重视，势必会影响人民的政治积极性，从而也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清水河六届一次代表会议，主要是讨论春耕生产的，共收到提案七十二件，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关于缺驴和生产底垫的问题。这是群众提出的大问题。然而在会议上讨论得少，仅仅限于政府的三大中心议案。兴和县对代表带来的群众意见未作处理。萨拉齐县、陶林的代表会议，对群众的提案仅仅在闭幕时作了一下解答。很显然的，这样忽视人民的要求和意见，单纯地为布置工作任务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而不把工作任务当作当地群众自己的任务交给群众自己来讨论，自己来想办法，自己来执行。这样既不能提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一般的说，政府提出来的工作任务是代表着当时当地群众的要求和意见的。这些任务是人民政府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提出的。但是，这也必须经过代表们的讨论才能鉴定工作任务提出的正确程度，也必须经过代表们的讨论、补充、修正，才能更充分地代表人民的要求和意见。至于群众的提案，那是群众要求和意见的集中表现，绝不能等闲视之；也不允许以时间紧迫等等为藉口，把对提案的审查和讨论挤掉。时间不够吗？可以把那些冗长的报告裁掉一些，把那些开幕式闭幕式压缩一下，而不能在对提案审查和讨论上打主意。人民代表会议是全体干部的上司。开人民代表会议是要干部听命于代表们，而不是要代表们听命于干部。既然请来上司，又不让上司充分发挥自己的意见，那又为什么要开会呢？一般的说，群众的提案常常是和政府所提出的任务相一致的，而不是相违背的；所不同的是提案常常比政府提出的工作任务更具体更生动一些。这样逻辑的结论，应该是充分讨论提案以补充修正政府提出的工作任务，而不是对提案等闲视之。自然，有时候提案的内容并不包括在政府提的工作任务之内，那也必须予以重视。代表多数群众意见的提案应当补充到工作任务之内；即使代表少数甚至个别群众意见的提案，也必须认真地予以处理。正确的要接受办理，误解的予以解释说明，应作到件件有交待，案案有着落。
一切轻视群众提案的观点和作法必须予以纠正。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基本组织形式，完满地实现人民民主专政。
大多数县、旗虽然都已组织了常务委员会，但在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并没有什么活动。其原因是：
（一）对常委会职权重视不够。如虽有常委会，并不负责进行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二）常委会的人数太少，一般的是十人左右，且多为党、政人员兼任的。（三）没有驻会委员和专职人员。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县常委会的人数应规定为九至十九人，尽量地推选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到常委会中来，以便于集中联系各界人民；并设专职秘书办理日常事务。县、旗的常委会应经常而系统地通过代表反映的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协助政府动员人民推行各种工作，协商有关当地群众的各项问题，并向政府提出适当的建议。只有建立起常务委员会的经常工作，才能使人民代表会议的会前酝酿准备工作，会后的传达决议与执行决议工作有个着落，从而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得更好。
三、
半年来省委对于各地人民代表会议工作的指导，仍然没有切实加强起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确定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导业务，由省委统一战线部承办；并以省委统一战线部为中心（主要问题应经省委讨论），联系省协商委员会、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进行下列经常工作：（一）各地每一有关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均由三方面会商研究，视问题性质，由有关方面出名答复，以求意见统一，指导及时。（二）以一个中心任务为主，研究各市、县、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总结经验通报各地，以便交流经验。（三）联系报社，经常报导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并写指导性的文章。（四）选择两三个县作为典型，每次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均派负责干部前往参加筹备工作与会议工作，以丰富领导者的亲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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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榆社、阳曲两县人民代表会议是怎样处理提案的？
郑秀英
榆社县人民代表会议在会前搜集提案，并为了便于处理起见，制发提案纸，作到案案有交代。其办法是：由常委会会同政府有关部门，组成提案整理组，事先加以分类研究，提出初步意见。开代表会时，再正式产生提案审查委员会（一般吸收原整理人参加）进行审查，然后交主席团研究决定。凡重要的问题即交大会讨论；一般询问事项由大会解答；一般建议事项转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或参考；不能办或需缓办者则在会上加以解释。第六次代表会起，印发了提案纸（分两栏：一是提案理由及处理意见，一是大会对提案的解答内容或处理后执行情况，退回原提案人）。这样，提案件件有交代，有着落，使群众代表均感到满意。提案就日益增多起来。如第一至第六次会议共收到提案五三九件，第六次会议为二一五件，第七次时增至三六三件。
阳曲县人民代表会议于提案通过后，组织力量认真贯彻执行。他们对提案的处理检查还定出了具体办法与制度：（一）从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起，建立了在每次会上由县人民政府报告对上次会议提案的处理情况（印发每区代表传阅）的制度。（二）政府每月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并请代表参加，检查各部门对提案处理的执行情况。（三）第五次会议之后，县领导同志更明确认识到认真处理提案是开好人民代表会议的关键之一，制定了“阳曲县人民政府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案处理办法”。规定出处理提案的各项具体办法。并分区召开代表座谈会，由区公所报告本区提案处理情况，征求代表对提案处理的意见。这样作的结果，使群众感到很满意，代表们说：“县、区都重视，问题好解决了。”第五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六区李家沟代表提出，该村在四天中因流行病死了小孩六个；佛堂平村代表反映了该村小学教员王月亮作风不好，不称职。人民政府接受了代表的意见，立即派医生星夜赶赴李家沟；在第四天大会上宣布将王月亮撤职。这样做的结果，代表和群众都感到“说话顶事”，“代表会解决问题”，“政府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启发了代表的主人翁思想，树立了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每次会议前，群众都把自己的提案交付代表；代表也尽量向群众搜集提案。结果在第六次会议时共收到提案一三九四件（其中解答的七五一件，已办的五三二件，不能办的一一一件）。这一作法有力地教育了干部，改进了工作，密切了人民与政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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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第四讲）
吕叔湘、朱德熙
第三段 表语
表语和主语配合不当。必须甲事物是乙事物，才能用“是”字。这好像是句废话，可是许多句子犯错误，就因为忽视这个极其浅显的道理。不错，我们有一些跟这个原则冲突的习惯语，例如“今天这个会是谁的主席？”“会”不能是“主席”。“这个案子是张三的原告，李四的被告，”“案子”也不能是“原告”和“被告”。但习惯语之所以为习惯语，就在于不容许援例。下面这些句子都是似是而非的。
（一）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书）
（二）懂得农民与工人是同样可怜的命运。（书）
（三）可是事实上，问题从这里才仅仅是一个开始。（期）
（四）我觉得这个答复，和对这些问题的调查处理，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信）（一）该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二）该说“农民与工人的命运是同样悲惨的”（用“可怜”形容“命运”，不如用“悲惨”）。（三）该说“这仅仅是问题的开始”。（四）该把“是”改做“表示”。底下的句子就连“似是”也谈不上了。
（五）显然，摆在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提高翻译工作质量的问题了。（期）
（六）可是这种开垦和耕耘的工作是农民的劳动力，既不是地主的钱，也不是地主的统治权势。（报）
（七）本年一月份解放军战绩，是两年半解放战争以来最辉煌的一个月。（期）（五）“任务”不能是“问题”，两个必须去掉一个。（如果去掉“问题”，“如何”也得连带取消，“的”字得挪在“质量”之前。）（六）“工作”不能是“力”“钱”和“权势”，应该说“完成这种……工作的是……”。（七）应该说“本年一月份是两年半以来的解放战争中战绩最辉煌的一个月”。（“解放军”可省，解放战争的战绩当然是指解放军的战绩；“两年半解放战争以来”也不妥。）
（八）所有上海的市民都被两种情感紧紧抓住，一种是沉痛的回忆，一种是愤怒的呐喊。（期）
（九）这些机器、工具的创造、发明与改进，对生产效率的提高都是一倍、数倍、以至几十倍数百倍。（期）
（十）这样重复的课程当然增加了同学们很大的负担，对于青年的健康问题是个极大的矛盾。（期）
（十一）任何一个政府，当它开始同国内进步的力量作对时，也正是它自己要崩溃的信号。（期）（八）“回忆”和“呐喊”不能叫做“情感”，也没有别的词能概括这两个行为。这一句只能改做“所有上海的市民，一方面唤起沉痛的回忆，一方面发出愤怒的吼声”（“呐喊”不妥）。（九）的不通非常明显，改起来也极容易：“……把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几倍……”。不懂作者为什么不采取这样清清爽爽的说法，要那么扭来扭去。（“创造”和“发明”是一件事，用一个够了；“数”和“几”乱用，也没有道理，应一律用“几”。）（十）无论是“课程”还是整个的第一分句，都不能是“矛盾”，也不能跟“问题”发生矛盾。只能说“跟注意青年健康的政策是矛盾的”。（“增加了同学们很大的负担”也应改做“……很多负担”或“大大地增加……”）（十一）“政府”不能是“信号”。这一句应删去“当它”和“时”，把“也正是”改做“那就是”。最后，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表语和主语配合不当，能产生跟本来意思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
（十二）但是在这一次谈判中亲身体验到，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造谣完全不是事实。（报）
（十三）他这个工作的本身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动和信心。（期）（十二）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造谣”不是“事实”，等于说他们没有造谣。难道作者的意思真是这样吗？应该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话都是谣言，完全不是事实”。（十三）说“这个工作”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动和信心”，也完全不是作者的意思。应该把“就是给”改做“就给了”。
“是”和“的”。第一讲第四段里说起过，“是”和“的”配合起来，用在谓语为形容词的句子里，如“那是危险的”。同样，“是……的”也常常用在谓语以动词为主要成分的句子里，例如“你是知道的”“我是不去的”。一般地说，用“是……的”的句子比不用的句子，语气重些，肯定性强些；所以要不要加“是……的”，有时候值得斟酌。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只指明一件事：“是”和“的”要配合起来用。（也有单用“是”的，语气比合用的更重，如“我是不去”；也有单用“的”的，语气比合用的轻些，如“你知道的”——这些，这里也不讨论。）下面这两句有“是”无“的”：
（十四）这一带是有许多辽代城址和贵族的坟墓。（期）
（十五）四国外长会议预备会议，是决定四国外长会议将要讨论的范围。（期）（十四）假如要比平常语气略重，应该加个“的”字跟“是”字配合；假如无须加重，“是”字就是多余的。（十五）不是叙述预备会议的经过，而是说明它的任务，所以“是……的”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光用“是”字，不用“的”字。（“将要讨论的范围”应为“将要讨论的事项的范围”，因为外长会议要讨论的是实质事项，预备会议讨论的才是这些事项的范围。）下面这两句有“的”无“是”：
（十六）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有密切关联的。（期）
（十七）对个别思想负担较重或脆弱的团员及青工，个别帮助与教育极不够的。（期）（十六）是应该用加重的语气的，后面既有“的”，前面的“是”字必不可少。“有”字倒可有可无，也许取消了好些，与其把“关联”当名词用，不如让它做动词。（十七）要就加个“是”字，要就取消“的”字。谓语是形容词的时候，加“是……的”与否，语气轻重相差有限。
底下三句是另外一种情形：
（十八）工厂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的一部分，是党用政治工作的方法教育职工，提高职工觉悟，鼓舞职工生产情绪，把党在企业中的各种政策变成群众的实际活活，保证完成并超过生产计划。（书）
（十九）保卫世界和平的民主力量，成为不仅在社会主义苏联、人民民主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发展，也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期）
（二十）把本来没有受降权利的自己，变成享有受降的全部权利。（书）（十八）的第二个“是”字，顺着上文下来，后面应该有一个名词做表语，但是没有。如果把这个分句改成“是党教育职工……超过生产计划的政治工作”，这么长的附加语也不行。恐怕只能去掉“是”字改做“党要用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妥）教育职工……”。（十九）用“成为”，（二十）用“变成”，这两个动词的作用跟“是”字相近而不相同，它们要求前后的构造一致，如果主语是名词，表语也只能是名词。但是这两句的表语都是动词。其实这里不必用“成为”和“变成”，（十九）可以改做“现在不仅……”，（二十）可以改做“使……享有……”。
（本段完，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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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苏联文艺界展开讨论如何创造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形象问题
最近在国内有些报刊上，已展开了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形象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苏联文艺界正在进行的讨论，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苏联“文学报”七月三十日发表了奥梭斯柯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形象”一文，提出文学作品中如何处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者的问题。该文作者认为每部作品都应该明确地描写出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生动的突出的形象。因为在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再没有比列宁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更重要的东西。广大的苏联人民都热爱并要求学习党的工作者在艰巨的建设中的政治领导作风和方法。作者谈到许多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正确地表现了党的领导者的形象。如萧洛霍夫所写的达维多夫，巴甫连科所写的伏罗帕耶夫，给了读者深刻的印象。接着，作者分析了比较成功地表现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形象的作品：如郭尔巴托夫的“顿巴斯”、卡普斯托的“在中央区”、尼科拉耶娃的“收获”。但是作者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作品在这方面都获得了成功，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中很多表现党的工作者的企图都失败了。他们不但没有很好地表现党的工作者的多方面的、紧张的工作；而是公式地、不自然地、甚至枯燥地描写着的。因此，使人觉得这些党的工作者不能够影响人们的命运，不像是领导者。同时，作者认为：对作家来说，党的工作者应当是生气勃勃的、有思想的、热情的、有快乐与忧愁、有成就与错误的人。奥梭斯柯夫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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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批评西蒙诺夫去年出版的“诗选”
自七月一日“真理报”对苏联文学艺术方面的有害思想和错误作了严正的批评后，“共青团真理报”在七月十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蒙诺夫的诗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的文章，批评西蒙诺夫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诗选”。据作者说，这本“诗选”是收集了他近十五年来所写的最好诗作；但这本选集中的作品，没有表示出他对读者的责任感。这篇文章除肯定了西蒙诺夫在卫国战争时期所写的鼓舞人心的爱国主义作品“等待着我吧”、“远在东方”、“友与敌”（以上的诗均有中译）等诗以外，着重地批评了“乡村”、“布尔湖旅行”、“小金鱼”、“树”、“我和你不再相见”、“照片”等许多没有反映出苏维埃时代先进思想的作品。这些诗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反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现实，没有反映先进的苏维埃人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思想与感情。诗里所谈的人物和社会现象是超出时间与时代以外的。这些诗大部分虽是描写战争中苏维埃人和敌人斗争，历尽艰险，流血受苦；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却不知道。这篇批评说，有的诗里说是为了“祖国”，但对“祖国”的理解，却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祖国没有区别，没有表现出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好像苏联没有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也没有反映在苏维埃人的性格、思想和感情中。从选集里的许多作品中，读者也无法找出社会主义生活的特点和即将来临的共产主义的生动标志。因此，批评者说西蒙诺夫的这些诗没有担当起联共（布）中央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中对于作家的教育青年的要求。这些诗甚至会引导青年脱离社会利益走向个人主义。例如有一首标明写于一九四七年的诗，其中出现的是一位悲观的手拿酒杯的先生。这首诗如不标明年代，我们简直可以把它看做一八四七年的作品。作者在许多诗中描写的恋歌，只有“他”和“她”；但是“他”为什么爱“她”却没有写，只是把“她”看作情欲的对象。最后，批评者并指出“有才能的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时常脱离我们时代的主要英雄——苏维埃人，是什么原因；对于这一切，西蒙诺夫必须严肃地考虑一下。”“共青团真理报”对西蒙诺夫“诗选”的这一批评，对我们某些站在火热的斗争之外，甚至主张任何一种生活都有它的意义，不必特别地去追求群众斗争生活的文艺工作者，是有教育意义的。他们应该更严肃地考虑与检查一下自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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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世界知识”刊载纪念台尔曼的文章
台尔曼是德国伟大的革命家，德国共产党领袖，英勇的反法西斯的战士。他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布赫瓦特集中营被希特勒匪帮所暗杀。今年八月十八日是台尔曼逝世七周年纪念日。九月一日出版的“世界知识”刊载威廉·皮克总统所撰的题为
“台尔曼——年青的和平战士的典型”一文，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德国人民的领袖与和平战士。
皮克总统的文章叙述台尔曼早年就加入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行列，并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台尔曼又成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士。一九二○年他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转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被选为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一九二五年被选为德国共产党的主席。在这一期间，他领导了德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伟大斗争。从一九三三年三月起，他在希特勒的拷刑室里度过整整十一年半，一切折磨和拷打都不能挫败台尔曼的意志。这位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贞战士，在狱中一秒钟也没有动摇过，一直斗争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皮克总统的文章最后号召德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学习台尔曼的斗争精神。他写道：“台尔曼的名字是要求和平的人们的信号，这些人无论在德国，在欧洲，在苏联，在亚洲，在美洲或其他国家，只要是在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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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友谊（治淮速写之七） 邓澍 顾群 作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同志和当地工程技术人员，正在研究某地施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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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读者讨论是加强报纸思想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王作民
最近有许多报纸有计划地组织了关于各种思想问题的讨论。事实证明，这是加强报纸思想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解放日报在关于“应该如何发挥劳动模范的作用”的讨论之后，又展开了关于“为什么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讨论。在八月十一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编者把读者来信中反映出的疑问和一些错误论点，综合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革命是知识分子领导的；一种认为是农民领导的。两者都举出了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理由。这样，讨论就自然地以批评和争辩这两种错误意见为中心展开了。这个讨论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的问题，而这两种错误的意见在许多群众中乃至一部分党员中还有它的阵地。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作出正确的结论来，是很必要的。
西安群众日报展开了关于反对不问政治倾向的讨论。这讨论由该报对购棉储棉工作中有忽视政治倾向的批评开始展开。西北贸易部副部长史唯然同志在他的检讨中写道：“贸易部的经济任务是政治的经济任务……所谓‘单纯的经济任务偏向’，我的想法也有怀疑，……单把棉花看成纯经济问题，不带政治性这种说法，以贸易部的业务来说是不存在的。”这暴露了贸易部负责人之一在领导思想上便不够明确，讨论随之深入了一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把这个讨论扩大到检查各领导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上来，确定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作为八月份西北一级机关干部整风学习的主要内容。
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已进行了一个多月。这是一次组织得很好的讨论。李四喜思想是农民出身的乡村干部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不愿继续前进，不愿继续做革命工作的松气思想。类似的问题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其他地区也发生过。这是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的一种表现。新湖南报关于这种错误思想的讨论，在全省引起了相当普遍的重视。许多乡村干部和农民自动举行干部会和代表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相似的思想，收到了改进实际工作的效果。在讨论中，一方面反映了乡村干部中的一些落后思想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领导机关忽视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现象，甚至极端错误地认为用压任务的方法就可以克服和防止这种思想。新湖南报正号召就这些问题更广泛和深入地组织讨论。
除了这几个例子之外，其他如长江日报关于“金山海思想”（干部强调个人利益，要求学习，不安心工作）的讨论，中南工人日报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参加共产党”的讨论，云南日报关于“怎样发动群众”的讨论等，都是有价值的。首先，报纸所讨论的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的错误思想，群众关心这种讨论，所以能产生用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的作用。其次，这些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思想问题，是对当前实际工作有影响的。从理论上分析和批判这些思想问题，求得适当的结论，可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从根本上克服实际工作中的思想障碍。
但是，决不是任何讨论会都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首先必须注意提出什么问题来讨论。问题提得不适当，甚至提得不对，讨论就不会有真正的收获。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川北工人报”七月二十四日以“增产捐献与写慰问信是不是都一样重要”为题，号召读者讨论。试问，这样的问题有多大的讨论价值呢？究竟包括一些什么思想内容，反映群众中的一些什么思想问题呢？在一般的情况下，增产捐献和写慰问信是两项并行不悖的工作，是不是都一样重要，或者究竟那一个重要？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问题的提法不妥当，当然也就不可能要求讨论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结果了。适当地提出问题是读者讨论会能否成功的关键。为了能适当地提出问题，就需要认真地研究当前实际工作和群众思想的情况。解放日报提出“为什么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问题，就是由于全面研究了读者来信中反映出的疑问和错误论点的原故，因此这问题是提得切中要害的。新湖南报在李四喜思想讨论展开了一个月之后，初步总结了一个月来的情况，说明编者怎样分析研究了当前湖南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才决定选择这个题目展开讨论（参阅八月十九日新湖南报）。这两个例子都证明善于提出问题是举行讨论会的极其重要的一步。
正确地提出问题以后，报纸编辑部便应该注意组织讨论，注意有目的地引导讨论深入一步。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有赖于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另
一面更须要编辑认真掌握讨论中的发展，适时地提出新的问题，注意在理论上加以提高，才能使讨论深入下去。新湖南报在李四喜思想讨论进行中发现把压任务的方法当作克服和防止李四喜思想的错误主张之后，由于编者的重视，就把讨论同时引导到检查领导思想上来了。有些报纸所组织的读者讨论，常常由于编者对于讨论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够，或者不善于指明讨论的理论意义，不善于在讨论中根据进展情况适时地提出新问题，因之使讨论没有收得最大的效果。山西日报六月四日到八月十三日举行了关于“对反革命分子不检举对不对”的讨论。如果这个问题确是群众思想中带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讨论完全是必要的，山西日报号召了这个讨论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是在提出了问题之后，编者却没有认真做组织工作，两个多月中虽断续发表了二十多封读者意见，但很不集中，宣传没有力量；而且讨论既未真正展开，也没有从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思想上对错误的思想进行原则性的深刻的批判。因此这个讨论便多少显得有些贫乏而无力了。
根据具体工作和群众思想中的问题引导读者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方式之一。注意地使用这种方式，可以收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效果。已经作了这种努力的报纸，如果能在适当时间把经验好好总结一下，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