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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葡萄是新疆吐鲁番的特产之一。该地出产的葡萄干，每年达二百五十万斤以上。现在正值葡萄烂熟的季节，这个维吾尔族的女孩子正在摘取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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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及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特令公布施行。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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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
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
事实证明黎培里利用宗教进行间谍活动
【新华社南京四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今日发出命令，宣布将帝国主义分子摩纳哥侨民、前“罗马教廷”驻国民党反动政府“公使”黎培里永远驱逐出我国国境。这一命令已由南京市公安局在今日下午十时执行。
【新华社南京四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顷发布永远驱逐摩纳哥侨民黎培里出国境的命令全文如下：
查本市摩纳哥侨民黎培里（Antonio Riberi）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罗马教廷”驻中国公使，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来华，一向勾结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坚决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本市解放后，该侨民继续进行各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人民政府的活动，其重要罪行如下：
一、掩护外国特务间谍，进行间谍活动。黎培里曾派遣为美国政府间谍机关服务的意籍传教士马迪懦（Tarciscio Martina）为其驻北京代表。该马迪懦在充当黎培里代表后，以宗教职业为掩护，进行反革命间谍破坏活动，并为黎培里连续搜集和送出关于华北东北军事情况的情报多件。由已经搜获的马迪懦向黎培里所作之间谍情报和马迪懦的供词，可以充分证实黎培里在中国的间谍活动。
二、策划组织反革命的秘密团体圣母军。黎培里曾派爱尔兰籍传教士莫克勤（William Aedan Mc-Grath）到天津、广州、桂林、重庆等地，发展圣母军组织，又指令比籍神父前南京区代主教裴效远（A．Palmers已被驱逐出境），在南京积极发展圣母军的组织，而圣母军组织的任务，则为在我国各地进行反对人民政府的阴谋活动，包括搜集情报和组织恐怖事件。
三、煽动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黎培里曾迭次向中国天主教会发布敌视我国人民政府的命令及指示，不准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爱国活动和人民政府所领导的活动，煽动和胁迫他们敌视人民政府及其法令，并以“摘去神权”、“开除教籍”等手段，威胁天主教中一切有爱国心的守法的主教、神父和教徒。
上述罪行，均经查获确实证据，证实黎培里在本市解放以后，仍以宗教为掩护在我国进行旨在危害我国家安全和反对我人民政府的非法活动。各地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纷纷请求政府将该侨民驱逐出境。本会为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决定将黎培里永远驱逐出国境，并由本市公安局立即执行。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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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黎培里的主要罪行
【新华社南京四日电】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本月四日发布命令，将帝国主义分子摩纳哥侨民黎培里（Antonio Riberi）永远驱逐出国境，并由南京市公安局立即执行。据记者自关系方面获悉，黎培里的主要罪行包括下列各项：
勾结美蒋匪帮参与反人民战争
黎培里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以“罗马教廷”公使的名义由梵蒂冈来到我国，当时正是蒋匪积极扩大内战，在南京搬演伪国大、制定伪宪法的时候。黎培里向蒋匪百般献媚，歌颂伪宪法为“中国政治进步的说明”。又说蒋匪所进行的反人民的战争是：“继续领导建国大业，向文明前程迈进。”
一九四七年，黎培里赴各教区“巡视”时，积极煽动教徒支持蒋介石反人民内战。他说：“本人被派驻中国的使命是在协助政府完成‘民族复兴’的工作”。他号召教徒“集中力量与政府密切联系”。同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对蒋匪军的进攻，黎培里紧接美国帝国主义者魏德迈之后亲自赶到北平和沈阳，并由美军专机送到长春，五天以后，又飞到当时正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着的太原，组织天主教的神甫和教徒参加蒋匪的反人民战争。
黎培里指示并资助天主教中比籍间谍分子雷震远（Raymond de
Jaeghei）在华北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又称“民众自卫团”、“民众建国协进会”）特务武装组织，直接参加了蒋匪反人民的战争。
掩护美国特务机关的间谍分子
进行破坏活动
黎培里和在中国的许多美国间谍都有密切联系。以下是两个例子。
最近北京市破获的美国间谍案主犯之一意籍神甫马迪懦（Tarciscio Martina）就是黎培里派驻北京的所谓“教廷公使代表”。马迪懦以宗教职业为掩护，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并为黎培里搜集军事情报。据马迪懦供：“一九四七年六月，在乃兹府曾向黎培里报告了易县、涞水县什么地方有八路军”；其后“又以书面的四平街战役，抚顺、察哈尔、宣化、佳木斯等地情报十多件，供给黎培里”。
马迪懦在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Colonel David Dean Barrett）及美国政府间谍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指挥下，直接参加阴谋危害我国领袖的罪恶计划。该犯现已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并经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
马迪懦被捕时，在其所住乃兹府甲六号“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驻北京代表”寓所内，搜出他所隐藏的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二百五十九发，手榴弹八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二百七十三件，以及他为李安东、黎培里搜集的情报底稿多件。
今年四月，在广东梅县捕获的美籍间谍神甫福尔德（Francisxav
Ford）也与黎培里有密切关系。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福尔德奉黎培里之命将蒙古集宁教区的汉奸神甫许德送往新加坡。从福尔德住所搜获的一封福尔德给马拉沙（Malacca）主教的信件中说：
“由蒙古集宁教区来的许德神甫是去年教廷公使（按即黎培里）送到我这里来的七位华籍传教士中的一个，在整个日本占领期内，他一直代表主教与日本当局往来，这就招致了共产党的格外愤恨，于是指摘他通敌。他的主教劝他到没有共产党的地区去避难，公使才安排他到这区来。”
策划组织非法反动秘密团体
“圣母军”
黎培里于一九四八年八月调爱尔兰籍神甫莫克勤（William A．McGrath）到天津协助法籍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组织圣母军的华北领导机关；其后又派莫克勤到广州、桂林、四川等地去发展这个反动组织。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在我国各地进行反对人民政府的阴谋活动，包括搜集情报和组织恐怖事件，这就是向疯狂的反动分子们说：美国人和蒋介石在今年年底，一定要回来，你们大胆地干吧。一九四九年黎培里致书“圣母军手册”译者陈哲敏说：“今天的中国因为悲惨的时局，圣统传教的可能性已经减到最低限度，在好多地方，已经消灭了。”黎培里在这里显然是在挑拨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从而发展他的反动组织。一九五○年黎培里又指使南京教区副主教裴效远（A．Palmers比籍神甫）积极发展南京圣母军。同年七月二日，即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之后，在南京“圣母军”区会成立大会上，黎培里亲临致训词说：“形势已变，黎明前黑暗已经过去，今年年底定有变化。”
煽动中国天主教徒反对中国
人民革命运动和人民政府
黎培里迭次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出各种敌视我国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不许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爱国活动和民主团体，不许天主教徒阅读爱国的书籍和报纸。兹将这些反动命令和指示择其重要者摘录如下：
一、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黎培里发布教廷驻华公使馆——蒂字第一号“为公教团体或个人不得参加反动组织”的训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查大战终结后，下列三团体，日见扩张，颇值吾人注意：
（一）国际妇女民主协会
（二）世界工会
（三）世界青年民主协会
（本报编者按：黎培里在这个反动“训令”
中所列的三个团体的名称，实即国际民主妇女
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
的恶意的讹译。）
该三团体之势力，逐渐增强，从其各项活动，颇可使人怀疑。罗马圣座根据可靠资料，切知该三团体所有主义系重演共产思想，犹如三组同性质之师旅，促使共产理论普及全球。因此，凡我公教团体，不得与以上组织，同流合污，并须避免袒护彼等之事业。”
二、当南京解放后，他又以“教廷公使”名义，散发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罗马圣职部命令”，其内容主要如下：
“（一）参加共产党或对共产党表示热忱，是不合法的。共产党的领袖们虽倡言不反宗教，而事实上在理论方面或实际行动方面，显然表示他们对于上帝、真正宗教神教会是仇视的。
（二）出版宣传或阅读载有共产党人的理论或行动的书籍杂志报章，或在那些刊物里撰写文章，是不合法，依法应当禁止的。
（三）凡任意作过上两项事情的教徒，照通常原则，情性不正者，不得参与圣餐祭礼。
（四）信仰共产党唯物主义反宗教理论的教徒们，尤其是那些为这种理论去辩护和宣传，作为天主教的信徒，无条件的要受到被教廷驱逐出教的特别处分。”
三、黎培里又以“教廷公使”名义发出“罗马圣职部”的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警告”内容如下：
“谁都知道，在共产党的指示和赞助之下，成立了一些组织，这些组织以对青年男女们灌输唯物主义的理论制度和攻击基督教道德为其目的。
因之，警告属于这类组织的基督教友们，不论在何种名目掩护之下，都将遭受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圣职部所发布的命令里面所举出的制裁。
（一）父母或其代理人，违反C、一三七二号教规第二款上项圣职部命令之规定，自由加入上列之组织者，丧失其接受圣典之资格。
（二）违反基督教道德及信仰而教育男女青年者，应遭受被逐出教之特别处分。
（三）凡参加上类组织之任何男女，均丧失其取得圣典之资格。”
黎培里在今年又重发了这一反动文件，并在这些文件上指明中国天主教只能听命于“梵蒂冈”和“教会长上”，这就是说，中国天主教徒只能听命于黎培里、马迪懦、雷震远一类间谍和于斌、许德一类汉奸，而不得服从中国的人民政府的法令。
最近北京破获的间谍案中主犯之一马迪懦的供词中，也承认“曾把黎培里代表宗教上的指示，传达给华北各天主教会”，“这些指示，都是尽力制造八路军的恐怖政策，遇机会向教徒宣传，从旁污蔑八路军，坚决与人民为敌。”
破坏各地爱国教徒的爱国活动
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各地天主教徒，纷纷发起了参加抗美援朝、反对帝国主义操纵和利用中国天主教会的爱国运动。黎培里对这个运动极端敌视，不惜以各种卑鄙方式进行破坏。
黎培里指使他直接指挥的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
（又名天主教中央局，原文是Catholic CentralBnreau），在上海印发破坏政府威信，挑拨教徒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污蔑中国教徒爱国运动的大批书刊，主要的如曾经各地报纸上所揭发的“学习参考”、“圣而公教会”等，并出版了外文的刊物
“传教丛书”、“传教研究”等，在这些刊物上传布黎培里的反动命令和指示，欺骗蒙蔽教徒和威胁各地教徒的爱国运动。
他又指使前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Jean DeVienne），起草一个“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的声明”，经他批准后散发各地主教。在这个文件中，企图借其宗教地位，胁迫各地主教签名，以达到破坏教徒爱国运动的目的。
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间，黎培里曾两次签发关于教徒攻击有神权者的处罚命令，这个命令的目的，即是企图以“摘神权”和“开除教籍”的手段威胁爱国的主教、神甫和教徒，不许他们有支持人民政府的表示。
又本年一月二十九日黎培里给兰州天主教德籍主教濮登博（Theodore Orck Buddenb）的指示说：
“在一切表面的事情上，可让中国神甫以你的名义执行去，但实际上一切权力仍归于你。”
从这里看出黎培里企图利用中国主教神甫作傀儡，而将实权紧抓在帝国主义分子手里绝不放松。但黎培里这种种阴谋，破坏不了天主教徒的爱国运动，连黎培里居留的南京市天主教徒也组织起来，发表了爱国的宣言。被此事激怒的黎培里，向全国各区主教发出一个通知，公然指中国爱国人民为“敌人”，企图煽动全体教徒和神职班对抗爱国教徒们的爱国运动，这个通知的内容如下：
“今天，三月三十一日，南京报纸登载了一篇宣言，据说是由本大主教区的神长和教徒们签署的，我深为悲痛，并急速通知你，宣言制订时我未曾知悉，我也不能赞同此宣言。
我竭力祈求圣神，给一切教友们，尤其给全体神职班，恩赐必要的明悟与勇气，去明白地洞悉和勇敢地战胜敌人的诡计，为了慈母圣教会和教宗的尊荣。”
黎培里事后曾经解释他的这个通知说：“我特别不赞成的地方就是因为字句上包含着教宗干涉国家的内政和教徒反对本地教会的长上——于斌总主教。”
上列这些具体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黎培里彻头彻尾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对我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的使命就是在中国组织间谍活动，并且胁迫中国天主教徒拥护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而仇视人民政府，从而在实际上破坏中国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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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城会场附近发现美机散发的荒谬传单
再次证明轰炸开城的是美国飞机
【新华社开城二日电】迟到消息：九月一日联合国军军用飞机在我首席代表住所附近施行轰炸之后，九月二日晨六时开城会场附近安和寺北山脚下又发现联合国军飞机散发的中文传单。传单的标题是“行驶的军车是联军轰炸的目标”。传单上绘有飞机轰炸车辆的图样。传单两面右下角都有八五二六的号码。在九月一日联合国军军用飞机轰炸中立区以后的五小时之内，联合国军飞机共侵入中立区八次之多。九月二日所发现的联合国军方面的荒谬传单，再次证明了侵入中立区上空施行轰炸的飞机，正是联合国军的飞机。这个事实揭穿了联合国军方面的一切无耻抵赖和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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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操纵旧金山会议阴谋毕露
制订“议事规则”图强迫各国在美制草案上签字
【新华社四日讯】美国力图操纵旧金山会议，强迫各国在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上签字画押的专横态度，愈来愈荒唐。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对日和会背景”的小册子。它公开地说：旧金山会议只是“签字的会议，不是谈判的会议……在旧金山的主要事务将是在大家同意的和约（按指美制对日和约草案）上签字。”
同时，美国正勾结它的主要仆从国家，制订无理的“议事规则”，以便阻挠苏联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在会议上提出公正的对日和约的建议，并压制其他国家代表对美制草案提出反对的意见。据合众社旧金山消息透露，“外交界人士”八月三十日说：“美国与各主要盟国的代表们对于一般议事规则已经获致协议”，所谓“议事规则”将规定“每一国家的发言时间都有一定限制，不准延长辩论，除非他们准备走开。”在此以前，华尔街的主要喉舌“纽约时报”在八月二十四日曾经透露，美国已经为旧金山会议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规则。根据该规则，“禁止对（美制）和约提出修正案”，议事规则“分配给每一代表团对和约发表正式意见的时间是一小时，此后，要等到一切其他代表团都发了言之后，才能再作辩论”。“纽约时报”承认：这些规则是为了强迫参加会议的国家在美制草案上签字画押，“实行美国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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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一）加强与巩固人民革命的法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及“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这对于今后我国人民法院工作和人民检察工作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革命的法治，即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进一步的加强与巩固，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机关，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它们的基本任务，都是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而与一切危害人民革命、危害人民合法权益的反动行为及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性质和它的各种制度。根据这个条例，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是以审判及进行关于法纪的宣传教育为职务，并以此来实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的总任务。这是它和一切反人民的法院根本不同之点。
人民法院的审判制度和工作作风，是便利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决不单凭诉状、供词与辩论来进行审判；而着重于实地的调查研究，了解案情的全部真相和充分证据，然后才依法判决。因此，它常常根据各种不同案情的需要，而采取必要的就地审判、巡回审判、人民陪审等审判方式；坚决废弃反动与落后的主观武断的审判方式。同时，与一切消极地等待诉讼和单纯惩罚等反动与落后的法院制度相反，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向重视并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关于法纪的宣传教育工作。它不仅教育人民减少犯罪，减少纠纷；而且教育人民积极地参加新社会的建设。人民法院向来把关于司法的宣传教育工作，看作审判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法纪宣传教育的结果，将大大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人民群众能够预防犯罪和纠纷的发生，因此也就使司法工作从被动引向主动，从消极引向积极。这样的法院制度只有在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这也就是我们的人民法院在本质上的优越性的所在。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检察机关总的任务，是检察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一般国民，看他们是否严格地遵守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在目前，对于反革命案件及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刑事案件，实行检察，提起公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达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目的。人民检察机关，对于一切危害国家、危害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对于一切公务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对于全国国民个人或集团侵犯国家、侵犯人民利益的刑事案件，是负有最高的检察责任的。这种工作的加强，无疑的将会极大地加强我们人民革命的法治。
人民革命法治的实现，是与人民革命的整个成果分不开的，是与人民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的成就分不开的。这种法治的思想，不但与反动的所谓“六法全书”的观点决不相容；而且与一切超现实的教条主义也有原则的区别。它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
在这里，应该批判一种错误的观点。这就是过早地强调人民司法机关不受地方人民政府干涉的独立性，主观地要求建立一套脱离实际的所谓正规制度。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应该受其上级业务机关和各该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双重领导。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革命政权是由地方发展到中央，而且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中国革命才取得基本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我们现在工作上的不平衡，在短期间还很难完全克服的原故。因此，在目前情况和干部困难的条件下，如果各级工作机构，只强调中央垂直的集中领导，而否认地方因地制宜的统一领导（即在具体工作上的双重领导），那末，在实际上就不可能迅速建立与健全机构、作好工作，也就不可能对全国司法工作实现其正确的领导。因此，这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观点。此外，有的人不顾目前的实际条件，过早地凭空地要求立即制订全套的法律条文等等，这些显然也都是不合实际的观点，必须坚决加以纠正。在今后司法工作中，每个人民的司法工作者都应该自觉地预防与克服反动的“六法全书”观点及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这样才能保证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能够贯彻执行，而不至于发生偏差。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上述关于人民司法建设的三项重要法规的原则和精神，把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观点、方法和作风贯彻到全部人民司法制度（包括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和司法行政制度）中去，全国的司法工作者，应将这三项法规，加以系统的研究；并就自己工作的具体情况，联系上述三个法规的精神，有计划地深入展开学习，检查工作，统一思想，端正作风，掌握人民审判机关和人民检察机关的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反对“六法全书”观点与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进一步依靠人民群众，为加强与巩固人民革命的法治而斗争。这就是当前人民司法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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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二）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中国
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间谍黎培里，现已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明令将他永远驱逐于我国国境之外。黎培里在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帝国主义特务间谍活动，秘密组织非法团体“圣母军”，反抗我国人民政府，罪证确凿。全国爱国的天主教徒曾纷纷要求驱逐黎培里，现在他们的要求实现了。这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我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于我国天主教徒自立革新的爱国运动是一个大的鼓励。
黎培里在中国的四年多的时间中，除了公开积极参加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反人民战争，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外，还秘密地用尽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使中国的天主教团体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为了掩饰他的无耻罪行，黎培里曾大肆吹嘘所谓天主教“超政治”的谬论。但是正是黎培里自己的罪恶行为，澈底粉碎了他所散布的所谓天主教“超政治”的鬼话。
黎培里不但亲自组织反革命的秘密团体“圣母军”，进行恐怖与破坏活动，并且指使他在北京的
“代表”马迪懦，搜集我国的军事情报。马迪懦并参加了危害我国国家元首、阴谋武装暴动的阴谋罪行。所谓天主教“超政治”的真相就是这样！黎培里一再发布“训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为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国际民主妇联、世界工联、世界民主青联，以及这三大团体所主持的各种正义活动；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爱国活动，阅读爱国书刊。所谓天主教“超政治”的真相就是这样！
现在一切事实都已经证明，黎培里及其走狗们，正是一群披着宗教外衣，专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最卑污的政治阴谋家。他们的所谓“超政治”，不过是作为掩护他们进行反动政治阴谋活动的烟幕而已。
当天主教中许多帝国主义分子的政治阴谋活动一一被人民揭发以后，黎培里曾一再诡辩称：“教会禁止任何国家的神甫们参与政治，……万一有……从事于政治活动者，只限于私人名义，而与教会绝不相干。”但是，现在铁的事实又已经证明，所谓“梵蒂冈驻华代表”的黎培里本人，却正是许多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政治阴谋活动的主使者。当爱国的天主教徒在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号召下，掀起了爱国运动，决心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的时候，黎培里恬不知耻地用其所谓“教廷公使”的名义，迭次散发反革命的“训令”和“指示”，公然煽动中国天主教徒敌视和反抗我人民政府。这难道是出于
“私人名义”吗？这难道是“与教会绝不相干”的吗？
黎培里对于天主教徒直接采用了最毒辣的威胁与恫吓的手段。他滥用所谓“神权”，任意布置了成批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外国间谍分子（如马迪懦、福尔德以及文贵宾、华理柱等等），窃据中国天主教会的重要职位，总揽教会大权，一面进行破坏活动，一面压迫中国的爱国教徒。他动辄以“摘神权”、
“停止神功”来威吓爱国的主教、神甫；以“开除教籍”、“下地狱”来威吓一般的爱国教徒。在他所发的“命令”中，竟敢狂妄地规定，凡“对共产党表示热忱”的，都“不得参与圣餐祭礼”，“要受到教廷驱逐出教的特别处分”。在黎培里滥用“神权”的压迫下，中国天主教的爱国教徒时时遭受威胁，纯正的中国主教、神甫在教会内不能抬头，自立革新运动遭受阻碍。黎培里满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控制中国天主教会作为帝国主义的驯服的侵略工具。但是黎培里的估计是错了。帝国主义分子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发号施令的时代是已经永远过去了。
当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中国天主教徒的政治觉悟也逐步提高。北京和南京各地的天主教徒没有被黎培里及其爪牙们的疯狂威胁所吓倒；相反的，他们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之下，坚决地站了起来，与帝国主义展开了正面的斗争。他们联名发表了爱国宣言，举行了控诉大会和示威游行。北京各区爱国的天主教徒更从帝国主义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的罪行中，进一步认清了黎培里及其走狗们的无耻面目，纷纷自动签名，发表宣言，坚决一致要求：“驱逐黎培里！”
天主教徒要求驱逐黎培里的斗争，是神圣的，正义的。这是整个中国的天主教徒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的开始。在这个斗争中，我国的天主教徒不仅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而且必须学会如何继续与各种伪装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胜利的斗争。黎培里及其爪牙们曾用尽一切方法，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与宗教信仰混同起来，企图挑拨与破坏天主教徒和广大人民及人民政府的团结。但是，我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十分明白和坚定不移的。这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阴谋，必须坚决予以打击；而对于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则予以保障。因此，在这个斗争中，一切守法的天主教徒，都将更进一步懂得在帝国主义控制下，正当的宗教信仰是毫无保障的，而只有在人民自己的政权之下，才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于我国天主教徒来说，今天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必须严格地分清敌我；必须从爱祖国爱人民的立场出发，下定决心，与潜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分清界限，并且把他们清除出去。只有这样，才是全国一切天主教徒的唯一正当的出路。
应该指出，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并不会因为黎培里的被驱逐而即告肃清；斗争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只要爱国的天主教人士，坚决地起来，团结广大教徒，与帝国主义分子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爱国的天主教徒应该从反对黎培里的斗争中取得经验。这些经验将会帮助每一个爱国的天主教徒，更进一步去肃清天主教内部的一切帝国主义势力，使中国的天主教澈底斩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