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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湖北、湖南省委发布指示
纠正干部中对待婚姻法的错误观点
自从婚姻法颁布以来，湖北某些地区已开始出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庭和睦等新气象。但是干涉妇女婚姻自由与虐待残害妇女的现象仍严重存在。大冶专区自今年一月至六月，妇女被虐待残害致死者六十一人，受伤者四十九人。襄阳专区的保康、洪山、宜城、襄阳、枣阳五县，近一年来因婚姻问题而致死的妇女七十二人（不完全的统计）。江陵县七区自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四天中，妇女被逼死三人。
在这些被虐害的事件中，有一部分是因乡村干部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的。如汉阳县一区黄阳乡七村村长不许寡妇小冬梅与她在汉口的爱人结婚，却强迫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后来，小冬梅的姐姐大冬梅（农会妇女委员）送她妹妹到汉口结了婚，村长诬告大冬梅通地主，要把她开除出农会。大冬梅只好把她妹妹叫回来，但小冬梅坚持不和村长的儿子结婚，两姊妹被逼得投塘自杀。也有些妇女因公婆丈夫虐待，无法生活，乡村干部又不给撑腰，感到无路可走而自杀。
中共湖北省委为贯彻执行婚姻法，特发布了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干部对待婚姻法的错误观点。例如把婚姻法当作“离婚法”，以为执行婚姻法就要“大乱”，就要脱离群众，就要影响工作，因而不敢宣传婚姻法、不敢解决婚姻纠纷，甚至用各种方法来干涉压制群众离婚、结婚的合理要求。而未认识到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目的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是为了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活美满的新家庭。有些妇女之所以提出离婚要求，一般是因为不满意包办的婚姻，这是觉悟了的群众对旧制度的公开反抗，应该予以支持。因此，中共湖北省委号召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婚姻法，批判各种错误观点，并结合各种运动，首先要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有步骤地贯彻执行婚姻法，广泛地深入地向群众宣传婚姻法。只有从积极方面提高群众觉悟，贯彻执行婚姻法，废除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合理解决婚姻纠纷，才能把广大男女特别是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苦痛中解救出来。任何对封建婚姻制度妥协的态度，都是错误的。目前执行婚姻法的重点，应是严禁虐害妇女事件的发生；严禁干部干涉婚姻自由，凡有干涉行为者应受纪律制裁。
指示中指出：实行婚姻法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因此这不仅是妇联和政府司法部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任务，应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全党干部贯彻执行。
中共湖南省委亦发出同样的指示，号召全党坚决贯彻执行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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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滁县专区某些党的领导机关
对群众批评尚未引起重视
俞永乐打击批评者应受严厉批评编辑同志：
自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后，在皖北滁县专区已引起很多干部与群众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视。但是某些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全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批评，也没有及时地对被批评者进行教育，督促被批评者公开答复。而一些被批评的干部或部门，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也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在报纸上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会失掉他们的“面子”和“威信”；认为受到批评后“只要悄悄改正就是了”；甚至有人原谅自己，不愿或拒绝公开检讨。从今年四月份以来的四个月中，滁县专区的报纸“滁县通讯”连续发表了五十四篇读者批评来稿，除少数被批评者已公开检讨或答复外，尚有四十二件没有得到答复。其中特别严重的是定远县炉桥区能仁乡指导员俞永乐，连续三次拒绝批评，并打击批评者。五月七日一六八期“滁县通讯”上刊登有赵遇时（即赵昌富）批评定远炉桥区能仁乡乡政府有七百斤救济粮未发下去（当时该区灾情严重）的错误，提出“救济粮是灾民迫切需要度命的东西，任何人不得无故扣下不发。希望该区迅速检查一下”。但该乡指导员俞永乐受到批评后，不但不纠正，反而打击批评的人。五月二十五日一七四期的“滁县通讯”上又刊出赵昌富的来信，信中说：“贵报在五月七日刊登了我………的批评稿件，………俞永乐看见后，不但不纠正，还对我痛骂和威胁。我在九号就准备写信告诉你们，但又怕你们在报上发表这封信，那我不是更要受他的痛骂吗？所以我直到现在才写信给你们。他现在还骂我：‘你不是党员，有什么资格给党报写稿呢？你要深刻检查！’同时，他还要关我的禁闭室。……”但是，俞永乐还是拒绝批评。七月六日的一八八期“滁县通讯”上又刊出读者智侬写的批评稿件：“赵昌富同志写的能仁乡指导员打击批评的人一信，在贵刊发表后，俞永乐不但不接受，反而大发脾气说：‘那个写的，那个要负责任！’说了很多气话。我认为赵昌富同志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能仁乡扣住救济粮未往下发是事实。…………希望炉桥区委帮助他认识错误，以免今后工作中遭受更大损失，并希望俞永乐同志在‘滁县通讯’上公开答复。……”但是，对于这种拒绝批评，一再打击批评者的恶劣倾向，中共定远县炉桥区委员会直至八月二十六日尚未公开表示态度，严肃处理。从这许多拒绝在报上公开检讨或答复批评的情形看来，说明了滁县专区党的领导机关对中共中央的决定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帮助解决。 读者 罗明
编者按：从读者罗明反映的情况来看，滁县专区某些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在报纸刊物上进行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这在客观上已经助长了抗拒批评的恶劣倾向；损害了党与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是不能被容许的。俞永乐打击批评者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当地有关部门应切实调查，迅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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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几点经验
力军
河北省通县于九月一日召开了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了县长、副县长和政府委员，讨论审查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一九五一年秋冬工作决议。因为领导上重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充分发扬了民主、代表们很满意，各种问题解决的比较顺利圆满。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如下：
一、会前作好准备工作，选好代表。该县在会前一个月就召开了常委会，确定了代表名额，产生办法，并通过各种会议进行贯彻，县人民政府印制了通告，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常委会印制了宣传提纲，发到各界各村。动员了全县所有宣传力量，分片包干负责，采用多种宣传形式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把各界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意义、代表的产生办法等很快向群众交代清楚，特别是选举县长人民都很注意，许多人说：“多少辈子也没听说过选县长啊！这回可得好好选哪！”大部对选举代表很认真，选出的代表绝大部分是在群众中有威信有代表性的人物，胜过上两届人民代表会议。从二届代表大部落选也可以看出来：连选连任的还不足百分之五十，落选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次落选的人大部是不能代表群众意见，工作不积极的；少数是作风不正派、历史不清白者。群众认为：“必须选好代表，才能选好县长。”选举办法是以选区为单位，每个选区五百户左右；凡一村为一选区者都是直接选举的，联村为一选区者大部是间接选举的。代表们都感到光荣，认为：像今天这样当家做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代表到县开会时，有的村扭着秧歌欢送，于家府回民教长马德泉亲自领着二百多回民欢送代表何汝兰上县。这样更激发了代表的积极性，四百九十三名代表，除六名因病或特别事故请假外，无一缺席，情绪始终饱满。砖厂村农民代表王增义的祖父死了，也不请假回去，直到把县长选出才回去。
二、会前广泛搜集提案，会上认真处理提案。搜集提案必须给代表以充分时间，发动代表深入群众广泛搜集，通县在新代表产生后就结合宣传进行搜集。八月中旬该县曾分片召开代表座谈会，说明收集提案的重要性，引起代表们对提案的重视，大部代表亲自到群众中认真地征求提案。这次共收到提案一千七百四十件，比第二届多一倍，绝大部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全部提案中，生产建设的占五百九十二件，财政经济的占五百七十一件，文教卫生的二百七十七件，政法公安的一百六十九件，可以看出群众当前迫切要求解决的主要是生产、文化教育、镇压反革命等问题，是和我们的政策相吻合的。该县十分严肃认真地审查与处理了这些提案，采用的办法是：先由提案审查委员会分类整理，逐条提出处理意见，再交小组反复讨论协商，然后再到大会通过。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又省时间又能处理的圆满。大部代表都心满意足地说：“这次回去，向群众好交代了！”但是这次有一百件提案因收到时间晚了未能处理出来；有的提案处理得粗糙，因此需要会后继续处理，把处理结果用书面答复代表。这样做会提高代表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加强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密切代表与人民政府的联系。
三、充分发扬民主，反复协商，是使会议开得好的主要关键。该县在会前曾组织了县、区机关干部学习民主建政文件，解决了干部不重视代表会的思想，加强了民主作风，克服了指手划脚、强迫、生硬的作风。与会的大部干部都虚心地和代表协商，善于启发酝酿。领导上也谦虚谨慎，郑重其事，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反复的酝酿、协商和讨论，意见完全取得一致后，才付诸表决。这样就大大地激发了代表的积极性，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大会小会都争着发言，热烈讨论，原来不发言的也都发表了意见。如农民代表郎浩先说：“原来我认为是叫我们当木头桩子，政府说了算；现在我才知道根本不是那样，不怕一个小事也商量了一回又一回的，真是民主了！”主席团中也包括了各界代表，一切事情都通过主席团去做，领导上不包办代替，使代表们感到有职有权，尽量发挥了自己的智慧，有力地推动了会议的进行。
选举县长、副县长和政府委员是大会最光荣最庄严的任务，也充分发挥了民主协商的精神。选举办法是：先由各界或三人以上联署提出各界的候选人名单，交到代表团讨论酝酿，意见大体一致后，确定为各代表团的候选人。主席团把各代表团提出的候选名单集中起来，按票数多少提出一个初步的候选人名单，再发到各代表团酝酿协商，经过半数人以上同意，才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大会投票是采用无记名联记式投票法，投票时还可以选举候选人以外的人。代表对这种选举法很满意，一致反映：“爱选谁就选谁，真是民主！”由于事前对代表进行了统一战线的思想教育，新选出的政府委员包括有各阶层人物。
四、制订了常委会与代表联系制度，这是加强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作用，沟通代表与政府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该县在上两届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制度，常委会很少与代表联系，县、区干部也很少主动地帮助他们，代表们有了问题到县里没处投奔，来信也没人答复。这次会议经过讨论协商，通过了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制度，规定各界各地之代表划分小组，常务委员分界分地区参加代表小组会议，以便于经常联系。常委会每月开
一次会，代表小组会在常委会议召开前后召开，代表和选民采取不定期的会议，经常联系。常委会在休会期间设驻会委员和专职秘书一人，并建立来信和提案登记处理检查簿，作到及时处理，及时答复，规定代表提出的问题，常委会直接作答复的不超过五天，转请政府处理的不超过七天。对代表与常委会的职权，常委会、代表与政府的关系也都加以规定。这一制度的建立，代表们都很欢迎。
五、大会和小组会的有机结合。领导上掌握了多开小组会少开大会的原则，一切问题尽量在小组（十至十五人，这样发言才会普遍）内讨论协商，意见取得一致后再到大会上通过。经验证明：这样做不但更容易发挥民主作用，同时问题闹得深刻，解决得圆满。如处理提案，查田定产等工作，本来是很复杂的，在小组内经过充分协商，到大会上便很顺利的通过了。
六、会后组织力量贯彻传达决议，只有把决议很好的贯彻到群众中去，才能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该县除了把决议印成单行本，发给代表每人一册外，常务委员和县、区并分界分地采用包干负责办法，协助代表进行传达。并准备动员一切宣传力量，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以作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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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成功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介绍北京市第二区一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
宋大雷、徐功敏
北京市第二区于八月中旬召开的一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出正、副区长和区政府委员。这在北京市或全国各大城市的城区中都还是第一次。该区这次选举的成功经验是信任群众，发扬民主，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这表现在由下而上的产生候选人，以及采取必要的办法克服城市居民各阶层间暂时还存在着的互不熟悉的困难。
会议召开前，该区协商委员会中有少数协商委员不同意自下而上小组提名的选举方法。唯恐“照顾不到各阶层，照顾不到本区特点”，“提出不妥当的人选”。在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中间，则存在着很多对民主选举的不正确的看法和怀疑。有的以为“区长和副区长都挺好，为什么还要改选呢？”有的则怀疑：“干部以外的人是否能担任区政府的委员？被选成委员以后，是否要脱离生产参加政府工作？”为了求得领导思想的统一，该区在会前曾先后召开了两次区协商委员会，经反复争论，终于统一了对民主选举的看法。然后又分别召开了工人、文教、卫生、工商和街道居民等不同阶层的代表座谈会，说明此次民主选举的意义和有关问题。解除了大家的疑问，并对候选人作了初步酝酿。这种事前注意了解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及时加以解决的作法，是该区这次民主选举做得好的一个重要步骤。
该区这次的选举，经过了反复酝酿、深入讨论。先由各小组提出候选人，然后采取“留学”“请老师”“送材料”等办法，彼此交流、介绍、了解这些候选人的情况。各组互派人去旁听、访问，回来再向本组报告；或者请人到本组来介绍某一候选人的详细历史和工作表现；或者把本组提出的候选人的模范事迹写成书面材料，分送各组参考。这样就使各组能够取长补短，提出了包括很多非代表和非协商委员的、较为全面的候选人名单。主席团综合整理后，把多数组共同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单发交各组进一步讨论，同时号召代表们慎重考虑，“大胆发言，有什么说什么”。因此各小组的讨论比以前更为热烈深入，把候选人反复研究比较，而且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候选人（包括干部和积极分子）平日工作的成绩和缺点，都被大家指出来，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代表们说：“咱们要把候选人认真的称一称，从好的里头挑更好的”，“心里有话，就要说出来，别存着”，作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代表们的情绪很高涨，有的带病坚持参加讨论；有的睡觉说梦话还喊选区长；有的组耽误了吃饭时间；有的街道居民组为了考虑适当的人选而讨论到深夜十二时才休会。各小组第二次讨论完毕后，由主席团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同时由于街道居民中没有提出适当的人选，特由主席团推荐了一个候选人。候选人名单交大会通过后进行投票选举。该区这种候选人产生办法，充分地发扬了民主，获得全体代表一致拥护。这是该区这次民主选举能够成功的决定关键。
该区这次选举，由于城市居民文化程度较高，采取了无记名联记投票方法。选举结果很好，选票很集中，而且选出的政府委员包括了各界人士，照顾到该区的特点。十五名委员中有政权工作者六名，人民团体、工人和工商界各二人，文教界、医务界和街道居民各一名。代表和各界人民都表示非常满意。不过该区在这次选举中也有一些缺点，最主要的是会前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够广泛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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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中力量培养工业建设人材
国立天津大学庆祝成立
国立天津大学师生员工三千余人，于二十六日举行庆祝该校成立大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以及燃料工业部、轻工业部的代表均赶来参加。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黄敬、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松龄等亦前往祝贺。该校校务委员会主席刘锡瑛致开会词后，继由马叙伦部长讲话。他说：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正式合并成立天津大学，这是件大事，它引起了全国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与关怀，并在全国理工学院院系调整工作中起了推动和示范作用。它达到了集中人力物力，有效地大量地培养高级工业建设人材，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对于今后建校工作，马部长提出三项指示：第一，广泛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全体师生员工的政治水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第二，密切配合国家建设需要，推进课程改革工作，提高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知识水平。第三，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经验，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确定发展计划。黄敬市长在讲话中勉励大家加强团结，搞好经常性的正规化政治学习，学好课程，练好身体，准备参加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燃料工业部代表袁溥之、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等相继讲话，向该校师生员工祝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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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足球比赛大会十一月在天津举行
教育部等通知动员群众参加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为了加强国防和生产建设，动员全国人民和青年参加体育运动，锻炼坚强的体魄，决定于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日在天津举行一九五一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铁道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已于十八日联合发出“关于动员参加一九五一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通知”。通知称：足球是特别富有战斗性的体育锻炼形式，我们应该很好地在群众中提倡。各部门的地方机构应积极支持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分区预赛，并通过举行足球比赛，宣传参加体育锻炼的爱国意义，使体育运动逐渐成为群众经常的活动。
这次全国足球比赛大会将选拔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足球选手。参加比赛的单位有：华北、东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等六大行政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铁路工会等八个单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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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庆祝建国两周年
和伟大的祖国一起前进
北大政治系教授 楼邦彦
北京已解放了三十多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整整两周岁了。在这些日子里，我看到听到不少过去从未看到听到过的人和无数过去从未想像到的事。过去对我曾是一个抽象的国家，现在已变成具体的、伟大的、使我衷心热爱的祖国了。如同四周围一切新的东西，一个新的我也正在创造中。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旧的将死亡，新的在滋长，因此创造的过程必然同时也是斗争的过程。两年多以来，我曾经在思想上打过不少苦仗，当我从一个旧的思想里挣脱出来时，我所感到的是一种被解放的兴奋愉快的情绪。现在，我也还在打着苦仗，伟大祖国的蓬勃前途给予我勇气和信心，不断努力从一切旧的思想里挣脱，解放出来。
我曾经是一个思想幼稚的人，这是我的出身和过去所受的教育所决定的。一九四六年来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世界，我这才恍然认识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普遍地在每一角落都发生而且展开着剧烈的斗争。人们在当时称北京大学为“半解放区”，就在这里，我亲身经历过许多次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受了感动，我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了这些斗争，也曾讲了不少足以引起反动统治者对我迫害的话。这并不是说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很革命了。完全不是这样。我因为自幼受了上海租界内的殖民地教育，往后又受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尽管帝国主义的压迫往往激起我对帝国主义的痛恨，但我还是沉醉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我应该承认，解放以前，我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这表现在：我虽则痛骂过蒋介石的统治，但所企盼到临的只是一种共产党可以在表面上合法存在，而政权实际上还是操在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局面。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毒素，限制了我以阶级的观点从本质上去了解关于革命、政权、国家、帝国主义等等的问题。我的确从未认真地思考过毛主席所曾指出的“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的道理，我为伪装的中立所蒙蔽，徒然落空地去追求一条根本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
新国家的无数新事物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像从一场恶梦中惊醒过来一般。我从天空中被拉到地上来了。如同很多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我过去一向是脱离实际的，因而也是脱离群众的。我从不理会中国是怎样一个社会，反而去崇拜外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在政治上的一些欺骗勾当，于是认为外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用来奴役人民的一套办法，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其结果是：我漠视了政权的阶级本质，错误地颂扬资产阶级民主下的“政党政治”的表面现象，糊涂地认为放下武器去同反动统治阶级讲道理、慢慢地进行说服是一个有效的做法，而不知道这无异是投降、屈服、甘受奴役。新国家的一切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使我明白了只有针对着中国的社会实际，才是我们一条走得通的道路。过去我曾不切实际地说过一些漂亮话，或站在一边地说过一些风凉话，严重地犯了洋教条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毛病。
在两年中，我得到好几次不同形式的学习机会。初解放时的政治学习是一种，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又是一种；此外，我还参加了华东区土地改革参观团和河北省定县专区视察组等工作。这些机会使我有可能认识自己并批判过去的不正确思想，这些机会又使我亲身体会了农民群众的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和爱国丰产运动。我接触到了实际，因此也就真正接触到了群众。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发现了这一条道理：离开了群众，一切将都会落空。我本着这个精神，来求我和同学与同事间的关系的改进，从而使我的教学逐步得到了更好的效果。我本着同样的精神，在单纯的教学以外，又参加到各种群众运动中去，并积极争取做一些群众工作，首先是工会工作。在表面上看，我从事于狭义业务的时间显然是减少了，但我在群众工作中所学习到的，却是在别处所学习不到的许多极其宝贵的东西。我完全相信，我若不能深入广大群众中去，投入每一运动中去，我将永远不能掌握实际，永远不能亲身实践，我将尽管满腹教条而永远是一个无用的人。
“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我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今天已经觉悟过来而正在换脑筋的人们中的一个。我必须感谢共产党直接间接给予我的教育，也必须感谢同志们的热情的鼓励与帮助。所有这些使我具有更大的勇气，来同我思想的黑暗面作斗争，不断改造自己，把自己锻炼成在目前或在将来其他岗位上一个对祖国更有用的人，直至一个全面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
和伟大的祖国一起前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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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解放了的中国”的摄制工作中所看到的苏联电影工作者
周立波
因为参加了后来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影片“解放了的中国”的摄制工作，我和苏联电影工作者相处了整整一年。先在北京，后在莫斯科的这一年间的日子，是深深地值得纪念，值得回味的。
派来中国的苏联电影工作者都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抱着热爱中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为了表现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生活和斗争，辛勤地工作了一年。
“解放了的中国”的编导格拉西莫夫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是获得了几次斯大林奖金的苏联人民艺术家。他是乌拉尔工人出身。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光秃的头顶和闪烁的眼睛，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惯于思索的聪明的人物。他又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艺术家，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明晰的理性的外衣里。
他接受了表现新的中国的任务。但要表现新中国，必需叙述她的由来，必需概括地、简洁地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庞大，不易表现的主题。尤其是历史的部分，事件过去了，很难找到人物的行动性的形象，而人物的行动正是电影艺术的灵魂。没有人物，光有景色，没有行动和情节，只有静止的事物，这在电影艺术上是难于处理的题材。
凭着领导同志再三修改了的脚本，经过格拉西莫夫和大家密切的合作，这部影片终于制成了。它真实，扼要，而又生动地表现了新的中国和她的由来。
为着了解中国，格拉西莫夫的床头桌上总是摆着许多关于中国的俄文书籍，白天的工作完了以后，他就在家里阅读。
思索和阅读，是从事艺术的人的不可缺少的准备的工作。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年青的同志，生活经历很丰富，或是在工厂和农村里呆了很久，但还是写不出东西，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的准备，没有艺术的眼力，在现实里看不出东西来的缘故。要有艺术的眼力，必须要做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许多准备的工作，使得自己的眼睛锐敏起来，善于看问题，并且也善于作形象的思索。
格拉西莫夫的准备工作，不只限于思索和阅读，也勤于谈话。他找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谈过许多次。记得我们去江西的路上，和张云逸同志同车，有一天，在餐车里闲谈，张云逸同志提到了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格拉西莫夫用心听着，很感兴趣。凡是关于我们党的历史以及其他一切情形的谈话，他都感到浓厚的兴趣。
除了和领导同志谈话以外，他也找一些普通的工作同志谈话，参加一些座谈会，这一切，都是为了制好这影片。
我们在一起，谈得很多。我们谈土地改革，谈延安，谈烈士，谈长征，谈毛主席的故事和著作。有一次，我们谈到了毛主席的这句话：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压着两座大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格拉西莫夫热情地笑道：“这话多么生动呵。”往后，他把这句话写进了影片的解说里，并且用艺术的画面巧妙地把它表现出来了。
在影片的整个描写旧中国的部分，格拉西莫夫是用毛主席的上述这句话作为思想的基础的。
为了反映封建压迫和反对封建的斗争，影片着重地描写了土地改革。那时候，北京附近正在进行着土地改革，他们就近拍制了。据说，土地改革的画面送到莫斯科去时，曾和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的镜头
一样地受到赞扬。
帝国主义者欺压中国的史实，是罄竹难书的。要是在解放以前，我们可以拍摄黄浦江上的英美的军舰，可以拍摄英国巡捕和美国兽兵欺压中国人民的千万种暴行。但解放以后，黄浦江上的英美的军舰已经逃跑了，英国巡捕和美国水兵的种种暴行在中国大陆上也看不到了。
有一天，我偶然提到我在上海西牢坐过牢。格拉西莫夫欢喜地说，这是重要的材料。他亲自带着摄影师先一天去看好了拍摄的地点，角度和背景，第二天就去拍摄了。于是，英美帝国主义集团在中国修建的这座有十层楼房的巨大的监狱，作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的遗痕，留在这影片里了。这会使得那些至今还在帝国主义魔爪之下遭受灾难的殖民地的人民发生深刻的感触的。
在反帝的篇幅里，还有美机轰炸上海的凄惨的场面，格拉西莫夫又从过去的黑白片的材料里，选取了英美的巡警监刑和枪杀中国人民的镜头，这些，都会使得我们的人民，永远地、牢牢地记住英美侵略者们的血债的。
苏联同志非常注重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的传统，非常重视劳动的艺术的创造，岳庙的“乾坤正气”的金匾，壮丽的故宫，优美的天坛，伟大的长城和雄伟的石佛，这些，都被当作中国人民的优良的道德传统和艺术遗产，摄入了影片。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主席的长期的斗争历史中，有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为了表现这些英雄的事迹，拍摄这些纪念地点，苏联同志到过井冈山附近，到过毛主席的家乡，到过南昌、瑞金和延安，拍摄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可惜的是，有些纪念地，不容易在记录电影里表现。比方，井冈山是毛主席建立的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但要是光拍了山上的静止的峰峦和崖石，让广大的没有到过井冈山的人们看着，它和其他地方的山峦和崖石有什么区别呢？格拉西莫夫考虑到最后，除了用一幅井冈山的远景以外，还插了一张油画，这样，就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的历史事件表现出来了。
我们到了延安，看到了许多可贵的纪念地，可是有的被蒋匪毁坏了，有的没有收拾。毛主席住过的枣园的三面石窑，因为蒋匪不知道是毛主席故居，没有被毁，但里面空空荡荡，毛主席居住时，有些什么家具？怎么样摆设的？我们都无从知道。从前到过毛主席家里，去年还在延安的，只有延属分区的专员，我们就根据他的回忆，布置了毛主席故居的室内的陈设，并且把它保存在这影片里了。
解放了的中国的愉快的图景是非常之多的，拍摄也比较容易，但是千头万绪，从那里着手？着重一些什么呢？格拉西莫夫抓住了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中国和苏联的友谊，文化艺术和保卫和平这些重要的材料，扼要而生动地表现了新的中国的主要的动态。
苏联的摄影师们，即使是拍摄一个极短的画面也要作细密的准备，从来不草率从事。他们对于将去拍摄的地方都在事先作了充分的调查。关于画面的明暗，角度，构图和背景，他们无不精心研究，细致推敲。他们中间有的人不爱用轻便的手提的爱姆机，宁愿使用一种笨重的摄影机，这种机子，虽说笨重，但在摄影的时候，有木脚支在地面上，不会抖动，拍出来的画面一点也不会颤动，不会发生他们常常嘲笑的画面“跳舞”的情况。
音乐和音响，也是影片的有机的部分，必须配合得很好，要使它们和画面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五卅惨案那场面，音响里有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示威群众的枪声，我们嫌枪声低弱，录音的聂斯捷洛夫说，五卅惨案在本片里是一种回忆，要是枪声太大了，就会使人感到它是眼前的现实的事件，必须使枪声朦朦胧胧的，这才显出它是对于遥远的过去的事情的回想。
经过中苏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一年的努力，“解放了的中国”拍制成功了。现在这部影片获得了光荣的一等斯大林奖金，这是毛主席的光荣，是他领导解放的新中国的全体人民的光荣，也是中苏两国的不可摧毁的深厚的友谊的又一鲜明的标志。在这片子的制作过程中，我出力是很微小的，附于骥尾，我也获得了崇高的奖励，在这里，除了表示个人的感激之外，并向参加这个影片的工作的全体苏联同志谨致深深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最后，让我们祝福斯大林和毛主席，愿他们万寿无疆。（附图片）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之一——周立波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