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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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只有工作才是快乐
——记共产党员罗云章
季华
前年秋天,我认识了罗云章。他是西北军区供给部粮秣处的会计科长,也是大家爱戴的党的支部书记。一年来,他的形象时常呈现在我的眼前。他,没有了腿,行动起来非常困难,只能两手抓着两个小木凳,要很吃力地挪动。但他却每天出入于办公室,为西北区部队的供给问题顽强地工作着。
是一个大雪天的黄昏。院子里堆的四千袋面粉,很快就要给雪水浸透了。“如果面粉受了损失,部队就要饿肚子。”罗云章为这事情焦急着。看样子,雪不能马上停止,处长又不在,有啥办法呢?最后,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部长。一会,就把附近各部门的人员动员起来,搬运面粉。罗云章亲自到场指挥。他抓着小凳不停地移动着,穿插在忙碌的人群中间。这种精神感动了大家,大家搬运的劲头更大了。四个钟头,就把四千袋面粉完全运走了。
这件事引起了我去了解罗云章的兴趣,我想从他身上知道更多的东西,我的愿望是实现了。
一九三三年,罗云章参加了红军,不久,便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六年在甘肃某地突遭马匪军的袭击,腿部受重伤,以后腐烂了,医治无效,割掉了双腿。在伤口还没有痊愈的时候,他就再三要求工作,组织上便让他当了残废教养干部第一队的指导员。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在新疆大捕共产党人时,他也正在新疆。盛世才连这个没有腿的人也没有放过,他被捕入狱了。一九四六年才和马明方等同志,被释放回到延安。由于四年监狱生活的折磨,罗云章已消瘦得没有人样了。然而,这并没有动摇了他那钢铁般的意志,他变得更坚强了。他从新疆回来不久,就热情地要求工作。党组织要他继续休息,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他很难过,曾对王震将军说:“没有工作最使人苦恼,只有工作着才是快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罗云章被派到晋绥区洪涛印刷厂,起初做保管纸币的工作,后来做会计。每天的工作繁忙得很,他那虚弱的身体已够承担了;但他仍不愿多休息,还要参加生产。他秤了些棉花,利用公余时间和他老婆各把着一辆纺车纺线。几个月后,就赚洋布七丈多,给个人解决了不少困难。他说:“我不愿给组织找麻烦,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以为自己是个残废军人,光荣的了不起了,提出一大堆困难,要求解决。”进入西安城后,有一次,负责同志问他有啥困难,他率直地回答说:“没有。”又说:“有残废金,有保健费和津贴,生活上也有照顾,什么困难也没有。”
罗云章的日常生活是紧张、活泼的。他每天起床很早,总是在小伙子们的前头。起来之后,唤醒大家,进行学习。他很认真学习,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听课,而且每次都去得很早。不论开什么会,他总是先到场。有一次开全体党员大会,过时好久了,有一些同志才到会,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些同志。他很厌恶这种自由散漫的生活作风。
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里,你会惊奇地发现他是变得年青了。他吹笛子,他和人一块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手还打着拍子。歌声是亲切的,诚挚的,是从他心的深处发出来的。这时,会使你完全忘记了,他就是没有腿的罗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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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戏曲舞台上的病态和丑恶形象
马少波
中国戏曲的舞台形象,有它的健康、美丽、正确的一面;也有它的病态、丑恶、歪曲的一面。虽然戏曲的健康或病态,美丽或丑恶,正确或歪曲,主要是在于它的思想内容;但是却必然要通过相应的形象表现出来。旧剧舞台有那些病态的、丑恶的、歪曲的形象呢?
第一、小脚
舞台上表现小脚主要的是跷工。这是集中地表现中国历史上妇女被压迫被屈辱以致生理残废的病态。封建统治者野蛮地摧残妇女,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污点,根本不应把它通过艺术来表现,更不应该当作艺术来欣赏。有的人说,“跷工改不得,小脚很好看”。这无疑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是绝对要不得的。废跷以后,有人耽心旦角舞蹈的身段,会因而僵硬起来,这种顾虑,也是多余的。有好多演员并没有练过跷工,而身段并不难看,也并不僵硬,相反地倒很健康自然。有的人说:“我过去练跷工,吃了很多苦,观众对我们很欢迎;现在不踩跷了,观众会不会不欢迎了呢?”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王瑶卿、梅兰芳先生都是从很早就自动地废了跷工的,观众不是一直欢迎他们么!
不应该表现小脚,跷工应该废掉,是无疑的了。因此,“拾玉镯”等剧表演女红的小脚鞋帮,自然也应该改掉,在这里改成做衣服,不是完全可以的么!再如鼓词中歌颂“金莲”、“莲步”之类的词句,也应该删改。
第二、淫荡猥亵
这就是说,有的演员表演男女情爱十分下流。“足挑目动”、戴奶头、戴肚兜、摇帐子、两个食指比上比下;如“铁弓缘”中的“配上”“吃醋”之类的淫词秽语;有的演员在舞台上突出地夸张地刻划思春心理,如“红娘”“大劈棺”“战宛城”“马寡妇开店”等剧,都有这种情况。这种淫亵的表演,虽然主要是决定于剧本,但是演员表演方法和表演态度,也往往有其决定的作用。有的演员演“玉堂春”“御碑亭”也演得眉飞色舞,淫荡之状不堪入目,以此迎合某些落后观众的低级趣味,演员本身听到这些落后观众的起哄喝采,反而欣然自得,不以为羞!这种表演是有害的,必须改革。
第三、迷信恐怖
“探阴山”“游六殿”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类戏主要是宣传“循环报应”,通过阴曹地府厉魂恶鬼的形象,恐吓人民,愚弄人民。有的人说:孙悟空闹天宫可以演,为什么闹地府不能演呢?我们认为阴曹地府,只会发生恐怖迷信的效果,不应搬上舞台。部分观众过去就有迷信思想,看到这些黑白无常、牛头马面之类的具体形象,只有使他加深了印象,甚至误信其真实存在;过去对“阴曹地府”毫无所知的青年和小孩子们看了,也必然在他们的心灵上,罩上迷信的暗影,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有人说:“要破除迷信,必须把迷信的形象具体地表演,公开地批判。”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阴曹地府只是封建落后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客观存在,把这些迷信的形象搬演出来,如何会收到破除迷信的效果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要把这些迷信恐怖的形象在人民的舞台上搬现。把它坚决革除,是合理的事。如演“钟馗”一剧,吊死鬼、靴子鬼、大头鬼、小头鬼,满台是鬼,真是鬼气森森,鬼影幢幢。这是必须坚决废除的。
第四、酷刑凶杀
戏曲中表现残酷的刑罚和野蛮的杀害也是不少的,如“九更天”中的滚钉板、“铡美案”中的开铡、“风波亭”中的剥皮、“界牌关”中的肚破肠流、“纣王与妲己”中的开膛剜心,炮烙剜眼,“庆阳图”中的李刚打朝,把奸佞马兰的腿撕断;“黄一刀”中的姚刚把女人的腿劈断,当作战斗的武器,甚至把断肢的小脚,放到鼻子上闻臭!“战宛城”中的典韦拿两个尸体代替兵器,“五人义”中的颜佩章捉住敌人剜出眼珠,并且吃掉。还有在一些开黑店的戏中表演把人和牛羊一样宰割,包人肉扁食,诸如此类的表演是必须坚决废除的。
第五、打屁股
在台上一五一十地打屁股,也是非常丑恶的。如“虹霓关”中,打着屁股开玩笑,是最典型的坏例子;“双怕婆”中爬在板凳上挨打的形象,是多么严重地伤害着民族的自尊心!固然,打屁股是中国古代刑罚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最普通的一种;但是,这种丑恶的形象,曾经被英美帝国主义者拿来作为歪曲与讥讽中国人民的笑柄。我们认为一般不应在台上打,可以移到暗场去打,如“打渔杀家”之打萧恩,“斩马谡”之打王平,都是处理得很好的。其实移在暗场打,非但于剧情无损,反而加强了表演的深刻性,由于需要交代受过刑的真实,演员就必须从唱词、从表情加强表演的深度。如萧恩
“恼恨那吕子秋”的一段表演,就是这样的。
第六、磕头
磕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节,但是这种礼节多是用在下对上,特别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在舞台上常常表现劳动人民叩头如捣蒜的形象。压迫者对被压迫者,除非在万分急难之中乞求被压迫者为他替死的时候,是决不会表现“请上受我一拜”的(如“一捧雪”)。
在戏曲舞台上劳动人民给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磕头实在出现得太多!比如“六月雪”,窦娥蒙了那样深沉的不白之冤,就刑的时候,还要给刽子手跪拜,这实在是难堪的。
第七、辫子
男子剃发留辫子,是满清时代为了民族压迫,同化汉族留下来的一种可耻的记号。满军入关之前,就开始强迫汉人屈服降顺,以剃发作为归降的标志,如下令:“外城各地方之人速宜剃发归降,凡愿剃发归降者,宜来叩见皇上!……”(见满清卷档秘录)。入关之后到顺治年间,剃发令更严,如:“……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后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冒奏,欲将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见满夷猾夏始末记)。可见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逼降令之下,汉族人民遭受了如何严重的凌辱。因此,这决不是什么习俗问题,而是民族压迫的一种可耻的标志。
第八、不科学的武工
武工本身是带有危险性的,但是长期的苦学苦练的结果,会因准确而相当地避免了危险。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传统,反映在戏曲的武工中也是如此,绝不会因有危险性而就退缩不前。但是这是指一般的练工情况;至于个别的,十分危险、十分野蛮残酷、伤害演员健康的、形象非常丑恶的武工,如摔踝子、云里翻之类,则应坚决革除。另一种是脱离剧情的武工表演,如“四杰村”卖艺式的表演,这和“三岔口”武功紧密结合剧情的表演,对照起来,失败与成功,最为明显。再如打出手,表演战斗极不真实,我想,还是可以研究改进,使其很好地结合剧情,也就是说,使其真正成为戏剧艺术。如果结合剧情不可能,为了保留这种技艺,最好放到杂技团里去。因为舞台上打仗,尽管需要艺术上的夸张,也总得符合真实,决不可能敌我两方,游戏一样地轮流交换武器。有人说:这是表现斗法,那么这样表现也并不像旧说部所描写的那样的情况,而且表现“斗法”又有什么意义呢!此外,如
“滑稽开打”,“跟斗过城”等等,都不是正确的表演方法,常常流于庸俗。即如一般的表演,也往往如此,表现思考或者焦虑的时候,总是用手指轻弹前额,这是合理的,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演员总是有从属性的动作,如一面弹额,一面揉摩屁股,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一类的丑化的表演格式,当然与武工无关,但也应该加以研究修改。
第九、擤鼻涕
舞台上的擤鼻涕,是一种极肮脏落后习惯的表现。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双摇会”中,有人擤鼻涕,另
一人则说:“鼻涕不要丢了!这个玩意儿胜过灵丹圣药,可以滋阴健肾补元气!”这种无聊的插科打诨简直引起人们生理上的恶心了。有的演员在台上随地吐痰,也是不好的习惯。此外,在戏曲舞台上表演撒尿屙屎、喝尿吃屎,实在是肮脏之极!我以为这种表演,都应该革除。“大名府”“二龙山”
“巧连环”“十字坡”等剧中摸黑时的擤鼻涕的动作,也应该改掉。
第十、丑恶的脸谱
中国戏曲的脸谱不应该一律抹煞。它的来源,据说是从唐宋戏剧发韧时期起,在广场里演戏,为了帮助观众认清角色面目,辨别人物性格,逐渐发展而来的。这种夸张手法,不仅脸谱,戏曲的音乐、歌唱、念白、舞蹈、服装都有着这一共同特点,这是中国戏曲来自民间从田野到庙堂的重要轨迹。脸谱基本是可以采用的。然而,有些脸谱,实在是过于狰狞和丑化,如“破脸”“歪脸”“鬼脸”,构图琐碎复杂的“花三块瓦”,侮辱劳动人民的
“豆腐块”等等;再则是带有封建迷信成分的,如包拯脸谱的月牙(象征夜断阴)、赵匡胤脸谱左眉下的龙形(象征帝王身份)、姜维脸谱的太极图(表明姜维善用阴阳八卦)、杨七郎脸谱的虎字(象征黑虎下凡)等等,这一切均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的删除,或是简化,或者修改。
第十一、不合理的服装
旧戏曲的服装,由于缺乏导演工作,一般没有精确设计服装的制度,因此往往扮的很不合理。戏演的是秦、汉、唐、宋、明的故事,而常有穿着满清服装的人物出场。本来把中国历史上的服装的变化,要在舞台上十分具体准确的区别清楚,是很困难的;但是,目前总是可以作到大体的区分。据说把衙役、禁卒、解差、老鸨、捞毛、以至盲人、医生等扮成清装,是为了对这类人表示轻蔑;即使如此,现在也应该加以根本改变了。因为现在这样表现已经是完全没有意义,只是一种不必要也不应该有的侮辱而已;而且在当时对于这些人的轻蔑,也显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看法。退一步说,这类人即使不好,难道比吃人的反动统治者还不好么!况且其中有的如盲人是一种不幸的生理的残废,现在假如还从扮相上保留着这种轻蔑的意义,那就是绝大的侮辱和伤害了。
第十二、检场
这是中国戏曲的舞台作风多年存在的落后的现象。舞台上表演的是历史故事、古代人物,而让现代的人物,或青衣小帽,或光头短褂,或着干部制服,在台上出现,显得一台之上,古今杂乱,不仅破坏了剧情,也严重地伤害了艺术形式的完整。因此,我认为为了舞台形象的干净与完美,舞台作风的正规与严肃,检场人员是必须隐蔽的。现在有好多新编的戏,已经完全这样作了。旧戏避免检场人出场,也并不十分困难。检场人在台上不外两个主要的工作,一为安排桌椅;一为帮助演员当场换装、卸头面。这些工作,改变一下,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剧中人跪拜时,必须飞过一个垫子,也实在是不合情理;据我推测,大概当年在农村演戏的时候,台面是土的或是木板的,跪下来容易把衣服弄脏,因此凡是跪拜、摔跌,总是要铺垫一下才好,这是完全有理由的;而今天在剧场中演戏,台上铺着地毡,也必须飞垫子,就完全是不必要的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不要检场的人和检场的工作,只是要求把这一工作放在幕后。检场的工作,是舞台工作的一部分,是后台的工作,不应该让观众看见才对。只要多动脑筋,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关于戏曲舞台上隐蔽检场工作的问题,我们已经酝酿了好多年了,也曾经作了一些尝试,应该说还是有了成功的经验。过去有人说检场不出场“戏无法演”或者“观众会不接受”等等说法,现在通过事实,已经给予有力的说服了。开戏之后,除了剧中人外,任何人都不要在台上出头露面,跑来跑去。乐队也想办法隐蔽起来,这样才会使得舞台面干净、合理、完美。
第十三、走尸
在旧戏表演中,常常见到人死了以后又活了。角色死后,以演员的身份爬起来下场。“阳平关”中的焦炳、慕容烈被赵云抢挑身亡之后,竟然表演“回阳”下场。听说某城市还有这样的一个笑话:一个壮士把一个赃官杀死之后,就命令他:“尸首退下!”于是这具尸首就乖乖地站了起来向观众作个鬼脸,依命退下了。这就是所谓走尸。这种表演的不合理,是不待说的。不要以为观众习惯了“见怪不怪”了,而就故步自封不加改革。
第十四、饮场
饮场自然有它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嗓音。但是每场戏的唱工总不会太多,下场后再喝水是否可以呢?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的。“三堂会审”一场,旦角的唱工是很繁重的,我们有好多位演员同志作过试验,不喝水完全可以,这也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无疑的,饮场也是破坏剧情的。总之,饮场和检场,同样有间断剧情和使舞台紊乱的不良效果,是应该坚决避免的。
第十五、把场
把场,原来是师父对弟子的一种演出的监督,一种对戏剧负责的表现。本来把场的人是在后台,一般的是在上场门的里面,来扶持照顾演员的演出。现在改称为“舞台监督”就更为名符其实;但是现在有的把场人竟在舞台上出头露面了,有的甚至站在前台,顾盼自雄,广告上扩大宣传:某某人亲自把场,这是不好的,这比检场的人出场,更不合理。
第十六、抓哏逗笑
演员抓哏,也是不好的现象。其结果,不是歪曲历史,就是污蔑现实。有人饰演王婆,当她给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的时候,她这样介绍:“这是西门庆同志”,“这位是潘同志”。再如崇公道说:“我是某人的干爸爸”之类,实在无聊!更糟的是有的人演“溪皇庄”,旦角互相轻薄,这样说:“你别小看她!她是经外国人打过戳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受了帝国主义的侮辱,还认为是光荣的恩赐么!这样自轻自贱的态度,是不能容许的。今天的社会完全变了,观众也完全变了,他们要求艺术中处处表现爱国主义。我们艺人在旧社会受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压得翻不得身,抬不起头来,甚至有的人不得不迎合反动阶级的低级趣味。但是今天是人民解放的时代,艺人已经翻身,受到人民的喜爱和尊重了。因此,就必须抬起头来,自重自爱;然而,有些人直到今天,还在自轻自贱,甚至还在台上把自己比作王八,把自己骂得狗屁不值,目的在博得少数落后观众一笑,这是不能容许的。我认为无原则的抓哏逗笑低级取闹的基本原因,是艺人在政治上不学习的结果,是应该很快改变的。
第十七、恶俗的噱头
有些剧团不恰当地安排布景和道具,以“真蛇上台”、“真牛上台”等等炫奇斗胜,这种作风是不好的。李万春剧团今年演出的“天河配”,除了“真井真水、空盆出火、满台莲花、满台喜鹊、织女游泳、西瓜堆字、真鸟上台、真牛上台……”之外还有什么“实地背景”加映电影,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例子。记得北京去年有一剧团演出“天河配”,也是“真牛上台”,牛郎在里面唱完了倒板,出场时牛不出来,几个检场人推着牛屁股推将出来,牛郎出场唱了半截“娃娃调”,又被牛拖了回去,于是检场人又使力地推了出来,牛在台上惊慌失措,焦躁不安,终于屙了一堆粪,检场人连忙拿出簸箕扫帚大扫其粪!台上尴尬不堪,台下哄堂大笑!下场时牛又不下场,还是几个检场人使力地推了进去。试问,如此“真牛上台”是有助于戏剧的表演呢,还是破坏了戏剧的表演呢?是不是真如有人所说的“山光水色之中,真牛出现,美丽之极,写意的很呢!”京剧表演一般的是借助于实物,如写字用笔,饮酒用杯,摇船用桨,杀人用刀,但是,所有这些,与真实的东西之间,不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么!这就是把真实的东西根据舞台的条件和需要,加以艺术的夸张或者说是美化了。有的舞台上不可能表现的,绝不勉强表现。比如“武松打虎”假如也来个“真虎上台”,那么我很耽心会演出“虎吃武松”。再如京剧表演骑马,只是用一根马鞭,运用舞蹈表现骑姿,决不用“真马上台”,如果有人一定要用“真马上台”,那就变成马戏团了。比如一个元帅八员大将一同上马,请问,这个台子如何能够放得开呢!布景道具用的恰当,无疑的它是有助于戏剧的表演,用的不恰当,则对于艺术往往给以严重的伤害!所以我认为“真牛上台”“加演电影”之类的安排,与“纺棉花”中装设电灯的镍镀纺车之类,是同样恶俗的噱头,绝不是艺术。使得舞台上七乱八糟,破坏剧情,损伤艺术,是一种倒退的倾向,不是正确的道路,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旧戏曲的表演方法、态度、作风,也就是舞台形象在落后方面所存在的各种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庸俗的表现,概如上述。所有这些,在政治上是侮辱自己的民族,伤害我们中国人民的自尊心的;在艺术上,则使得中国具有优秀传统的戏曲艺术蒙受了灰尘。戏曲改革工作,固然着重改进的是思想内容,但是,如果不把脸上的肮脏的灰尘洗擦干净,想使中国戏曲面貌达于健康完美的境界,是绝不可能的!
因此,每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戏剧工作者,都应是责无旁贷的,毫不犹豫地把澄清舞台形象的工作,提到爱国主义的原则来认识和实践,我想,订立爱国公约,这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自然,澄清舞台形象,也是极其严肃细致的工作,要照科学的态度具体分析,绝不可潦草和鲁莽。目前所存在的落后的舞台形象,在处理上大体可分两类:一为毫无保留的革除的,已如上述;一为必须经过科学分析分别扬弃的,如删除酷刑现象,是指刑之酷者,如铡得身首异处,打得血肉横飞,以及炮烙、油锅、虿盆、剥皮、刀劈面门、钉入头顶、开膛剜心、剖腹验花之类。并非要在舞台上根绝用刑,问题在于避免凶残恐怖的影响,而又达到戏剧应有的效果。也就是说看是否用的确切恰当。脸谱的改进,也是去芜存菁,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废除;磕头,也是尽量减少,不是在舞台之上全不跪拜;辫子,是民族压迫的耻辱的记号,不必去百般炫耀,但,决不是说吴三桂、曾国藩之流,也不要留辫子,石达开、韦昌辉等在金田村起义之前就蓄起发来了。至于武工、服装、彩头的改进,则更应保留与发展其基本优秀的成就,修改或废除其落后、丑恶的部分。上面谈的第一类最需要坚决改,第二类则需要细心改,犹豫动摇粗心大意对于一切工作都是错误的态度,戏曲改革工作自然不会例外,偶一不慎,都会产生恶果!
以上情况,两年来,由于进行戏曲改革工作,已经有了很多的改变,并已开始创造出若干值得重视的新的健康美丽的形象。但是,不少的病态、丑恶、歪曲的舞台形象,还在某些舞台上某种程度地存在着,甚至严重地存在着,也还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我们戏曲界就不仅需要为戏曲思想内容的健康、美丽和正确而奋斗,而且必须同时为舞台形象的健康、美丽和正确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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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党的生活简评
正确的工作态度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是:“思想意识中,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自己离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与别人计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罗云章的革命事迹表现了共产党员这一崇高的品质。他说:“没有工作最使人苦恼,只有工作才是快乐”,这是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对革命的态度。
在革命队伍内,确实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同罗云章相反,考虑问题总是喜欢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前面,瞻前顾后,计较得失。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正自己的毛病,是永远不会也不可能给党和人民作好工作的。我们应当学习罗云章对革命工作的态度,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为党员的更高标准而斗争。
必须重视小型工厂的劳动保护
若干城市中百人以下的工厂企业中,存在着严重的忽视劳动保护现象,这是一个普遍值得注意的问题。据上海劳动局统计:今年八个月中,该市小型工厂职工因工伤亡达三千多人(死七十多人、轻重伤二九四一人)。伤亡事故以棉纺、染织、机器、电机、冶炼、造纸、染料、市政等最多,问题最严重的是造纸、染料等工业。在三千多件事故中,除七件为不可抗拒的灾害外,都是责任事故。有的因无防护设备、无安全制度而伤亡的;有的因设备不良和设备年久失修而伤亡的;有的因检查不周和检查制度流于形式而致伤亡的;有的因没有健全的生产管理制度、技术安全教育不够而伤亡的;有的因工作时间过长和操作法不当而伤亡的等。化学工业中的造纸厂和搪瓷厂,工人得肺病的很多。有些工厂连起码的卫生设备也没有,工人大小便都成问题。许多小厂工人甚至没有地方睡觉,大华印刷厂的工人,晚上就睡在纸堆上、地上、机器上,学徒竟睡在厕所旁边的垃圾堆里。因此,有许多小厂的工人们就反应:“大厂翻身了,我们小厂还未翻身”。
以上这些情况值得各个工厂所在地区党组织严重注意。党的组织要切实地给工人生活以最大的关怀,绝对不能漠视工人起码的合法的利益,要根据共同纲领坚决地支持工人为他们应得的权利而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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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两年余来的思想转变
朱继圣
解放以前,我自鸣清高,自以为是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工商业者。在仁立实业公司惨淡经营的二十八年中,虽一再和外商竞争,但我的观点仅仅是“为工业而工业,为商业而商业”的。我深信“工业可以救国”,所以努力制销地毯等工艺货品,以争取外汇。继又织造呢绒哔叽,以抵制外货,杜塞漏卮。但是我不能深刻了解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我在与外商斗争的同时,还主张借用美英资金来建立国内的工矿事业,这证明了我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不够清楚的。
我曾在美国留学五年,我不知不觉地中了美帝国主义的毒。但是我是一个爱国分子,留学回国时,很想为祖国做一番事业。我还记得:我在回国途中,热望再见久别的祖国风光,但一到吴淞口及黄浦江时,所见的几乎都是外国旗子和外国轮舰,我很痛心;及到码头,检查行李的,却又是傲慢的外国关员,我更伤心愤怒。但是,那时我所仇恨的,仅仅是日本、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对美国还存在着幻想,还不知道它是最阴险最毒辣的帝国主义者,这个崇美亲美的思想,一直存在到解放的时候。至今思之,自觉惭愧。
在军阀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政府的腐朽和社会的污浊,使我非常失望。但我有着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毫无革命斗争的勇气。即在天津沦陷期间,也留在天津,不自奋斗,而坐待胜利的到来。日寇投降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之下,政治恶劣,经济紊乱,但我对国事还抱着改良主义的态度,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谢谢我的朋友刘仁术(现任天津市企业公司经理)。他在天津解放前的几个月,从石家庄转给我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详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劝告我们工商业者千万不要迁移乱动,并指明了解放后私营企业的光明前途。信内所说的种种,虽多合乎我的愿望,但我还存在着好些顾虑和疑惑。
天津解放了,胜利的歌声唤起了我。我亲眼看见了人民解放军严明的纪律与和蔼的态度,他们与孩子们彼此相爱,共同玩唱。十几个年青活泼的战士曾住在我的家中,我们相处甚好,日久更像一家人一样了。我到我的工厂,看见工人们也活泼起来。但在解放初期,由于运输困难,营业锐减。别的工厂,也有同样的情况,有的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我还记得,那时天津大工厂的经理们天天下午到工业会聚首闲谈,几乎个个都有一肚子的牢骚。我们应该感谢李之楠(现任中共天津市委会统战部副部长),那时,他每星期都来工业会一两次,了解我们的情况,帮助我们解决各种的困难。我们从他那里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向他学习了好些新的知识,我们的情绪就慢慢地好转过来,我们的思想也逐渐进步了。
天津解放三个月后,刘少奇副主席不辞辛苦地亲来天津,与几个大企业的负责人举行了两次时间甚长的座谈,我很幸运地也参加了。他诚恳的态度,感动了我;他深刻的讲解,启发了我。我的情绪更加稳定而转向积极了。我曾对我厂职工们说过:“我年已五十六了。头二十八年是我教养的时期;后二十八年我几乎全在仁立实业公司工作;现在解放了,我们前途光明,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八年,努力学习,和同志们在一起来扩大我们的工厂,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当时,为了拥护政府的政策和帮助国家外汇的供应,我商请了仁立实业公司的董事,自动把存在国外的一大笔美金向人民政府报告登记,并把其中的极大部分调回到中国银行。随后,我与同事们共同计划建立一个新式的干蛋工厂。在筹设该厂当中,我们得到了政府的种种鼓励和协助。我们在沈阳采购了好些钢铁器材,但因运输拥挤,一时无法运到天津,眼看着就要严重地延误蛋厂的建设。我向天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请求帮助,当晚李耕涛主任应允电沈阳有关部门,设法把我们的器材尽先运到天津,我就把吨数告诉了他。翌晨我发现我所报的吨数错了,马上打电话向天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更正,天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回答说他们的电报已经在夜里拍出了。过了几天,货也到了。这可见人民自己的政府多么负责!他们办事多么迅速!我对我们政府的信心,从此更加坚定了。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我和工商界同仁们到大连去,参观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展览会和好些工厂。在大连,我曾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大会。大连人民的广场,好像一片红色的海,美丽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和暖的日光和清爽的海风当中,欢声雷震,万众一心,我也从未有地由心里发出了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路过沈阳时,我们考察了几个大的工厂。大连、沈阳两市解放较先,工业比较发达,工厂里民主管理制度的辉煌成就,以及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实际表现,都教育了我。我深深地认识了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我也体会了从事工商业者,必须依靠群众,才能好好地发展生产,改善经营。
一九五○年的春天,我厂也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的制度。从此,人事福利、安全卫生、生产计划以及节约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会议来求得解决。在会议上,工会代表们的言行,常常给我以很好的教育。两年来,我厂生产所以能够胜利地由服装用呢转向工业用呢,是由于政府贸易政策的保护,和各用户工厂的支持和指导,以及我厂职工们的积极合作、努力改进技术、提高品质的结果。最近,我厂展开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更进一步地提高了职工的生产情绪,创造了一些新的纪录,出现了劳动模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把工人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
抗美援朝运动发动的前夕,我还存着恐美思想,但汹涌澎湃的爱国高潮淹没了我一切的顾虑,我踊跃地参加了天津工商界和其他各界的爱国示威大游行。当我们得到毛主席赞许的时候,我感到何等光荣!何等兴奋!我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耳闻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所犯的烧、杀、淫、掠等血腥罪行,使我对美帝国主义更加仇视、鄙视和蔑视。我一方面看见了美国强盗的残暴无耻和腐朽堕落;另一方面看见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老百姓的英勇坚强、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坚苦卓绝、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的精神,我对这个抗美正义战争必胜的信心大大地加强了。这次集体的生活,行军的生活,农村的生活和战地的生活,不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给了我以极大的锻炼和考验。在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内,大家团结与互助的精神和协商与批评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也体验到领导与纪律的重要。朝鲜是一个大课堂,我在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收获很大。从朝鲜归来以后,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展开了,我为了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我和一起参加慰问团的仁立实业公司同事凌其峻在北京时即代表仁立实业公司自觉自愿地捐献了头一架飞机。我在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处作赴朝慰问报告的时候,听众们生动的反应和爱国的热忱感动了我,鼓舞了我;我也体会到今日的祖国人民真是已经站起来了。
新的社会造成新的家庭。解放后,我的爱人孙班录也参加了家庭妇女联谊会和民主建国会。对家庭妇女联谊会的托儿所,她曾帮助设立,也帮助经营。我去朝鲜前,她也鼓励了我。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开始时,她就带头认捐。现在她正帮助进行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的准备工作。刚在燕京大学毕业的女儿也自愿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最幼的男孩在初中毕业时,虽年纪太小,不合规定,也想去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儿女回家时,常常愉快地在一起谈论,交流学习的经验和工作的体会,有时我与我的爱人班录也参加了。毛主席对于青年一代的教养,使父母们完全可以放心。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向儿女们学习,他们也常不客气地批评我的错误。
我自觉学习不够,虽在民主建国会里和实际工作当中努力来求进步,但总感觉非常空虚。我还有不少缺点,尚待克服。我还要虚心学习,努力工作,来争取进步,尽我余生的精力,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文化生活简评
报纸要注意批评政治上自由主义的倾向
山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领导的乡村文艺工作队,存在着脱离政治的倾向,不唱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大家唱的“反对武装日本”歌曲。认为这首歌曲没有艺术上的价值。这一事实经山西日报读者全温揭发后,该报即组织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开始讨论的第一个星期中,就收到五十封读者的信。这些信都批评乡村文艺工作队认为“反对武装日本”歌曲没有艺术价值而不唱的观点,是没有政治热情的表现,是对中国人民最迫切的政治任务的忽视,是一种脱离斗争寻找抽象的“艺术价值”的倾向;同时也是没有深刻认识艺术服务于政治的这一原则的表现。该省总工会文工团、军政文工团等文艺团体在批判乡村文艺工作队这一错误思想时,也检查了自己的单纯技术观点。譬如有的人崇拜电影“武训传”中赵丹的演技,认为:“政治内容虽然不好,表演的技术还是应该学习的。”这说明有些人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还存在许多糊涂观念。乡村文艺工作队经过大家的帮助,作了检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自由主义,和政治思想上的麻痹,也是文艺思想上的错误。乡村文艺工作队这一脱离政治的错误,值得每一个文艺工作团体重视和警惕。
应该建立正确的娱乐观点
新中国的电影、戏剧不是单纯的娱乐品,而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影剧院的观众必须改变旧的不正确的艺术欣赏趣味,建立新的正确的娱乐观点。但是,据读者来信反映,影剧院有些观众还在用自己陈旧的趣味欣赏人民的新艺术,他们常常不顾剧情,随意叫好鼓掌。像演评剧“小女婿”时,剧中青年男女田喜和香草的恋爱受到了家庭的反对,受到了落后群众的讽刺,有些观众就叫了好。放映影片“新儿女英雄传”时,一群日本鬼子去包围黑老蔡所住的村庄,有些观众一时感到热闹,也就鼓掌。甚至有人对剧影的某些悲惨场面,也鼓掌发笑。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影剧院的一部分观众还存在着消遣、看热闹等不正确的娱乐观点,一方面也说明了某些观众政治和文化水平的低下与公共道德的缺乏,以致造成剧场秩序的混乱。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观众们和电影院、剧场方面的注意。各电影院、剧场也可充分利用幻灯片、广播筒、木牌等工具对观众进行教育,使这类现象不要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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