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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介绍武汉市机关马列主义夜间学校
从前感觉学习理论是“坐得腰痛，看得眼痛，想得头痛”的人，现在变为“坐得稳，看得多，想得远”了。
为了准备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工作，培养理论教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直属党委、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于四月间联合创办了武汉市机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夜间学校。该校学员都由各机关选送。学员的条件是要有初中毕业以上的文化水平并有自修能力的在职党员干部。第一期学员有五百四十三人，旁听生四百零五人。学员们大部分是各机关的骨干分子。全校分三个班次，分别学习政治常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列主义基础三种科目，全校学员共同必修的有联共政治教育制度介绍、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等专题报告。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了讲师团，负责夜校的教学工作。学员的学习期限原定为四个月，后因增加课程和调整学习时间，第一期学员将延至十一月毕业。
该校创办以来，在培养指导理论学习的骨干分子方面已有初步成绩。如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前夕，该校作了党史报告，武汉市委和中南各机关的一些学员，即回到本机关作了传达报告，并为参加学习的干部们解答一部分有关党史的问题，受到机关干部热烈的欢迎。学员们经过四个月的学习，都养成了读书习惯，培养了学习兴趣，加强了学习理论的信心。从前感觉学习理论是“坐得腰痛，看得眼痛，想得头痛”的人，现在变为“坐得稳，看得多，想得远”了。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看书，写笔记，开讨论会，刻苦钻研，学习有很大收获，并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学员们在思想上、政策上、和理论上普遍提高了一步。有些财经机关的学员，反省过去在学习中有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通过这次学习已认识到精通业务与政治学习是不能分割的。大家学习理论以后，并具体改进了工作方法。
武汉市机关马克斯列宁主义夜间学校四个月来获得以下几点主要经验：第一、办好夜校首先要党委重视和群众自觉。各级党委应将开展理论教育和培养理论教员的工作，看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在全党提倡学习理论，使党员干部认识到理论学习是提高干部和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并在实际工作中反对经验主义与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在该校开学时就向学员讲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学习理论的重大意义，对大家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武汉市委还召开了理论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开办夜校和培养理论教员的问题。各级党委也认真选拔学员。武汉市委选拔学员时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学员名单都经支部讨论通过和党委审核批准。党委对入夜校的学员都予以便利于学习的条件。同时，必须启发群众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反对好高鹜远的作风。该校不少学习小组都建立了表扬和批评制度，对学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认真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讲师必须认真准备讲授内容，写好讲授提纲，并建立教学集体研究制度。该校讲师成立了分科教学研究小组，负责研究和审查讲授提纲，并讨论讲课内容。讲师们应充分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才能结合实际进行教学。第三、学习方针必须强调以自学为主，辅以课堂学习。学习方法，强调联系实际，改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该校还采取了预习、听讲、复习、小组讨论和课堂复习等五个阶段。教员每讲完一个单元，即进行一次课堂复习。复习时由教员指定一人对某问题发表意见，大家根据预先准备好的意见展开讨论，教员最后作总结。许多学员在复习前都认真看参考书，写发言提纲，复习时热烈参加讨论。这种教学方法对帮助学员们钻研问题和锻炼他们系统地发表意见，都收到很大效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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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开除李雷党籍
吉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副厅长兼长春市高级中学校长、共产党员李雷，利用职位，污辱女生，并对党采取欺骗隐瞒手段，坚持错误，已被中共吉林省委员会开除党籍。
李雷于一九四九年秋到长春高中后，即不顾党的影响与国家的法纪，常以谈工作、谈历史、介绍入党、念诗、教跳舞等为藉口，用极卑鄙的手段，调戏与污辱女生和女职员，致使大部分女生不能安心学习，个别被污辱的还曾想自杀。对于这种明显的犯罪行为，李雷不仅不知改悔，反而说离开女人就感到“空虚和寂寞”，感到“茫茫世界夜沉沉”。足证其思想腐烂已极。
李雷不仅如此腐化堕落，而且在工作中肆意吹骗，打击别人。他一面吹嘘长春高中的工作成绩与他分不开，一面诬蔑别人为“老教条”、“狗尿苔长在金銮殿”。实际上他却是成天不出屋子，很少检查与研究工作，而专靠几个人给他汇报。教员说他这种作法是“老虎不出洞”，他却自称这是“独特”的领导方法。此外，他并在师生面前吹嘘自己“伟大”，蒙蔽青年，致使该校学生在写给苏联青年的信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们是伟大的中国诗人李雷的学生。”同学之间写信，也有人写“我们是英明的伟大的李雷的学生”。
为了掩饰错误，压制民主，李雷以“爱护学校”为名，在长春高中进行了所谓“爱护首长，不能随便向外乱讲”的“教育”。及至他的错误被别人告发，他还一面对中共长春市委采取不老实态度，对其错误避重就轻，尽量隐瞒；一面在学校里进行威胁、拉拢，企图掩饰其错误。他拉拢长春高中教员兼团总支书记邹乃锋说：“我对你是同志兄弟关系，我曾把你的工薪提到二百八十分。学校里的事不能乱讲。我们所以有今天，都是和市里斗争得来的。”他威胁某些女生说：“男女关系讲出去，男的没啥，女的事就大了，特别是没结婚的。”
李雷所犯的错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但他却认为这仅是“和几个女生有了恋爱关系”的生活作风问题。为了严肃执行党的纪律，教育全体党员，中共吉林省委员会决定开除李雷的党籍。此决定业经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其行政职务亦已被人民政府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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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纯洁党的队伍
中共吉林省委员会开除李雷党籍的决定，对于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以及一般干部，都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李雷自吹自擂，把自己说成“诗人”；但是他装了一脑子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并且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于人民群众应有的革命感情。这种反动堕落的思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容忍的。这种思想意识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反党、反人民的。李雷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
今天美国侵略者正在野蛮地毁灭着朝鲜的城市和农村，屠杀成千的母亲和儿童；我们的祖国也正遭受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在这个时候，前线后方的文艺工作者都在用笔诛伐侵略者，鼓舞战斗着的人民，也就在这个时候，竟然在文化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出现了像李雷这样的无耻之徒。一切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对于此类无耻的“诗人”都应该群起而攻之，把他远远地驱逐于革命的文化队伍之外！
为了保持党的纯洁，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而不使之降低，每一个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都应接受李雷的错误教训，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侵袭，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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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
王首道
编者按：新湖南报从七月十八日起展开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借以批判在土地改革后出现在农村干部中的松懈麻痹思想。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同志的这篇论文，就是为了指导这次讨论而写的。所谓“李四喜思想”不但存在于湖南的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而且也存在于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其他农村的许多干部中。这些干部分了土地就心满意足，不愿意继续做革命工作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们把王首道同志的论文转载在这里，希望各地读者普遍加以注意。
解放两年来，湖南的广大农民，在各级党委与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帮助下，发扬了湖南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使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爱国增产等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很大成绩。广大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生活逐步改善，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起来，为今后建设新湖南的伟大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光明的道路。但是在现在已土地改革地区的一部分乡村干部中，产生了一种以李四喜为代表的松气思想。据各方面的反映，这在当前农村中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这种思想阻碍着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和巩固工农联盟思想的发展，因而阻碍着农村工作的发展。我认为新湖南报展开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是适时的，必要的。在这里，我提出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我希望各地农村干部，特别是各地党与政府的领导机关也重视这一个思想的讨论，发表更多的具体意见。
李四喜思想，主要是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干部的一种松气麻痹思想。李四喜是一个贫苦农民，在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表现得很勇敢积极，因而被培养提拔成为乡干部。但到土地改革完成后，分得了土地、房屋和胜利果实，娶了亲，生了儿子，便错误地认为敌人已经打倒了，“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他把土地改革的完成看成革命事业的完结，于是不愿再做工作，不愿再为群众服务，要求回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这样，他就对阶级敌人丧失了警惕性，对革命的远大前途迷失方向。他不了解今天中国人民所走的革命道路，已不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革命最后走向失败的道路，也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使广大工农群众最后仍陷于日益贫困失业痛苦的道路；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因此，广大农民必须在以拥护工人阶级领导、巩固工农联盟、热爱人民祖国的思想指导下，多生产粮食，多生产工业原料，多生产外销物资，积累资本，使国家走向工业化，然后反转过来再提高农业生产，实行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集体化，逐步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最后解除一切灾难和痛苦，过更美满幸福的生活，像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一样。因此，我们的革命事业并未完结，今后的革命任务更加艰巨，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远大的。像李四喜那样，满足了现状，不愿继续努力工作去争取更美好的将来，只看到目前的个人利益，埋头生产，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过问政治，这种自私落后的松气思想，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只要正确认识目前情况，就知道我们的工作必然不能有丝毫松懈和麻痹。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地主阶级虽然被打倒，但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如果我们“埋头”时，敌人就抬头了；我们放松不干工作，敌人就乘机活动了。目前已有不少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发现有不法地主勾结坏分子，进行反攻倒算、疏散财产、制造谣言和挑拨离间干部与群众团结等等事件，这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及一切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他们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人民的胜利。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杜鲁门，对朝鲜停战的谈判毫无诚意，故意拖延破坏，对日单独媾和，重新武装日本，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地主阶级，他们都是串通一气与人民为敌的，广大农民要保卫自己的翻身利益，必须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联合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彻底地打倒压迫剥削残害中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封建残余势力和一切国内外反动派。只要敌人存在一天，我们就要一天也不能停止和他们作斗争。只有这样，农民才能得到永久的真正的翻身，才能自由安全的生产发家。像李四喜那样，认为敌人从此打倒了，天下太平了，工作可以不干了，因而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与斗争意志，解除了自己的武装，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种麻痹轻敌的太平思想，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李四喜思想绝不是李四喜个人所特有的。这是中国农民处在长期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所养成的一种小私有生产者的狭隘、自私的落后思想。这种思想其所以能够滋长，一方面是由于李四喜自己的政治学习不够，觉悟不高，没有进行严格的思想斗争，及时予以克服；同时，另一方面却反映了我们不少县区干部忽视了对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和不注意改进对乡村干部的领导方法。他们不了解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习惯于用突击工作方式来进行工作，而不善于在工作中启发与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往往满足于一时一地在形式上数字上完成任务，忽视各项工作的政治目的与长远利益，不善于将各项工作与革命的总路线总方针联系起来去教育乡村干部。同时，他们只要求乡村干部去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而不去具体指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工作中的困难；当乡村干部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时，又不能耐心地进行教育说服帮助改正，只是单纯地批评指责；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困难，也缺乏应有的体贴关怀和照顾。所有这些，就使他们感到“费力不讨好”，“三头受气”（领导批评，群众批评，回家老婆也批评），“不如早日下场”。
为了克服乡村干部的错误思想，整顿乡村干部的队伍，我们要认真进行对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从批判中教育李四喜本人和全体干部与群众。各级党与政府，今后必须重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注意教育乡村干部。要在各种斗争中，对干部进行系统的、经常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确立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革命利益第一的思想，对党员干部还要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以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希望各级党与政府今后作好下面三项工作，并形成制度：第一，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检查干部的思想情况，并针对这种思想情况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工作。第二，要改善对乡村干部的领导方法，要充分了解他们工作中的各种困难，给以具体的领导和帮助。在工作中要不断地启发和诱导他们的思想觉悟与积极性，经常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把他们当作一个“跑腿”的工具是不对的，单纯的压任务也是不对的，尤其要反对对他们采取强迫命令、指责谩骂的官僚主义态度。第三，必须对乡村干部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如待遇太低的，要在可能条件下予以提高，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的，要组织当地农民互助。这样，才能全面地彻底地克服李四喜思想。
李四喜思想虽然在全体干部中还不是多数，却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它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乡村政权是人民政权的基层组织，乡村干部是乡村政权的领导者与执行者，他们是党与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是群众中的骨干，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希望各级党与政府的领导机关，各地报纸、农村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对这一问题深入展开讨论。最近湘阴、望城等县召集干部讨论李四喜思想的办法，是值得学习的。要从展开批判这种错误的思想斗争中提高农民群众和乡村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工作积极性，以达到加强革命的团结、改进农村工作的目的。（原载八月二十五日新湖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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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要有健全的常务委员会
——介绍察哈尔省宣化县人民代表会议的常务委员会
伊俊峰
察哈尔省宣化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产生的。一年来常委会做了许多工作，获得相当成绩，成为县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建设中的一个有力的杠杆。该县常务委员会最初有常委二十五人。一年来经过六次代表会议的逐次改选与增补，现有常委二十九人（其中主席一人即该县县长；副主席二人，一为中共宣化县委书记，一为农民代表）。二十九名常委中计有县级机关、团体干部七人，农民代表十六人，文教界代表二人，医务界代表一人，工商界代表一人，特邀代表二人。今年三月根据第五次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建立了常务委员会驻会机构，起先选定了常委二人驻会，后来因工作需要，又增加驻会常委为四人。
常委会已初步形成了会议制度。截至目前为止共召开过十二次会议。除第二、五、七、十、十二次会议，是为了讨论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外，其他各次会议都是讨论和处理人民代表和群众的重大建议案及其他重大问题。第一次会主要解决了移民生活及冬季生产；第三次会讨论了三个杀人犯案件的处刑问题；第四次会为了产生出席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人选；第六次会讨论灾区减征公粮；第八次会研究追加地方粮；第九次会讨论扩军；第十一次会是讨论贯彻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特别是第三次和第十一次会对群众影响最大。在第三次会议之前，群众普遍对于反革命凶犯处刑太轻，表示不满。他们说：“坏人杀了人，才判几年徒刑，好人活不成了！”经过讨论后，建议政府严加法办，后经上级法院批准，改判了死刑，群众才感到满意。第十一次会是驻会常委了解到有些群众对镇压反革命政策发生怀疑，并发现了恐慌逃跑的事情。为了宣传政策，稳定部分群众的情绪，于四月二十六日召开了扩大常委会。出席常委二十五名，邀请了各界人民代表三十二名，政府机关代表列席九名，共六十六名。会议上除讲解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以外，并由妇女代表陈万美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与会代表精神集中，发言热烈，加强了对敌人的仇恨，解除了思想顾虑。这次扩大常委会是成功的。以前十次常委会的召开，由县长主动提出，而此次由常委提出，这也是该县在领导上进一步发扬民主的表现。
常委会对各次代表会议的召开一般地是认真负责的。会前三、四天即由驻会常委通知住在乡下的常委集中到县，研究与修订大会决议草案，商讨会议的全部内容，并积极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在会议进行中，由常委轮流主持会议，并分别参加小组讨论，启发代表发言。闭会前由常委进行总结，这样逐步提高了常委的工作能力，建立了常委的威信，也使常委提高了积极性和责任心。如最近召开的第六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常委曾对政府原拟的全县生产自救计划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如原计划为发展副业及配合群众打井要群众大量烧砖，常委指出群众打井都不用砖是用石砌，用砖既不经济，又不如石头坚固，若发动起群众烧了砖也卖不出去，结果会脱离群众。常委们同时批评了政府原计划上分配各区生产任务的一般化，大家向政府具体介绍了各区实际情况，建议政府根据各区具体条件抓住重点去布置。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改正了原来的计划。在小组讨论中，常委都成为各区代表的核心，掌握了代表的思想情况及时予以解决。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也是由常委领导，由政府配备干部进行的。由于常委会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起了作用，因而使县长也感到“代表会开的很省劲”。
驻会常委经常下乡，结合中心工作，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工作。他们听到了代表及群众正确的反映，立即向政府反映并提出建议。有两个驻会委员，从今年三月到七月各下乡三次，每次少则七天多则一月。驻会委员景瑞先生在半月内帮助八区处理了部队遗留土地四千多亩。现驻会委员在一部分群众中威信很高，群众都听他们的话。
常委会与住乡常委的联系也很密切。自今年一月到五月间他们收到常委及代表来信有据可查者有一百二十五件。其中住乡常委来信较多，占百分之八十五，代表及其他方面的来信占百分之十五。这些来信，除反映群众意见及问题以外，大部是反映村中工作情况的。常委会接到这些来信，都迅速分别加以处理。如果是工作报告就交有关部门参考，对于群众意见和问题，就直接向有关部门商议，一般地做到了迅速答复来信。半年来，住乡常委和代表所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已经事实证明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政府在处理上也较迅速。这样不仅逐渐树立了常委和代表主人翁的自觉，并且在协助政府改进与推动全县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县政府的科长等干部都说：“常委会了解的情况比政府还快，有了常委会便犯不了大错误了。”
此外，由于驻会机构的建立，特别是设了专职秘书后，工作日志、会议记录、来信登记等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
宣化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为什么能够较好地开展工作呢？这除了常委本身已初步具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以外，另一重要原因即是县的领导干部重视常委会的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一）尊重常委和代表们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县长曾对所属各部门的负责干部讲：“代表及常委们反映的意见要尽先解决，迅速转告常委会，答复原提案人。”半年来代表及常委通过常委会提出并解决了的建议案，主要的有十余件。特别是在镇压反革命期间，领导上根据常委和代表反映的材料，准确地掌握了政策。如陈万美在第十一次扩大常委会上反映：“不杀贾荣（按：这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群众怀疑是县长受了他的好处。”五区常委张吉反映：“扣押中的霍贵是受他姐夫（土匪）的牵连。”九区常委田玉反映发放优军粮有偏差，及村干部贪污浪费打骂作风等问题，都得到了合理解决。这样领导上积极支持常委的正确建议并尽先处理，就更加树立了常委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和他们的责任心。（二）尊重常委们的政治地位，并注意加以培养与提高。一九五一年三月设立常委驻会机构以后，每星期的县府例会及每次县务会议，都邀请驻会委员参加，使他们明了政府工作情况，并征询意见。县的领导干部与驻会常委的关系十分密切。驻会委员景瑞反映：“县长和我们谈话时，总是虚心地跟我们商量工作。”由于领导的尊重，各部门与驻会委员团结的也很好。驻会常委每天参加县府的干部学习，共同讨论，因而逐渐提高了政策思想水平。虽然也有个别干部，如五区区长对常委张吉代表群众正确反映的问题，不但不虚心接受，反说“你是群众搬来的门子”。但这种个别现象，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县领导干部的注意，迅速予以纠正（该区区长并已进行了检讨）。
宣化县常委会工作，虽然有了以上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从常委各个成员来看，常委会人员配备还不能充分表现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常委二十九人中即有原任或现任的县、村级干部二十人。因此，常委会成员大部是一些干部积极分子。这些干部积极分子，也的确为群众所拥护，毫无疑问的他们是代表着广大人民利益的。但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民、及时地听取各阶层人民的呼声和意见，更好地去开展农村统一战线工作起见，常委的成员还应该作适当的调整。目前宣化县有些领导干部在这一点的认识上是模糊的。甚至有的把常委中的共产党员也看成是“中间分子”，这是不对的。
第二，常委会和县的各界人民代表的直接关系还不够密切，也就是说，还有某种脱节的现象。绝大部分的县代表开完代表会，回到村里之后，与常委就很少联系。县代表不少在村中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部分代表到县里开会往往没有带来群众的提案，就因为他们跟群众的联系还很薄弱。有些提案，是代表们自己临时想的问题。当然，其中的确也有一些由于代表深知一部分群众的一些疾苦或要求，他提出来是代表一定群众意见的。但这些提案却是很不完备的。他们开会有什么结果，群众也不很关心。因为代表没有群众基础，有一些代表也显得没有劲头，以致代表不起作用。这是值得注意的。至于“到县开代表会就是向上级领任务，回村就是向群众传达任务”这种说法是相当普遍的。
一部分代表的产生，不是经过群众的选举，多半是由区里指定和村干部委派的。代表轮流换班、顶替充数等也很多。由于这些原因，就造成了县人民代表会议及其所产生的常务委员会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联系受到某种不应有的限制。因此，驻会委员要下乡联系代表，多半也不能不通过村政府代为召集。这就说明他们和群众直接联系是不够的。常委会在历次代表会议之前，没有注意搜集群众中当前迫切要求解决的重大问题，集成提案，准备列入大会
议程。这种情况同样可以说明常委会和群众联系是十分不够的。
第三，常委会对于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没有参与。不少县人民代表的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保障。该县人民代表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曾进行了一次选举之后，几次都是由区人民政府负责调整的。直至最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中出现了十分混乱的状态。原来规定各区应出席的代表共有一百八十名，实际上却有二百名出席，多了二十名。会上规定代表佩带红条；列席人员佩带黄条。实际上却很混乱。有些该出席的代表却不得出席，有的列席人员反而取得了出席代表的权利。以前几次会议中代表的轮换、顶替现象也都曾发生过，常委会对于这些混乱现象没有大胆建议纠正，是不对的。
总之，宣化县人民代表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的成绩是主要的，该县领导干部都有决心改进工作，克服缺点，他们一定能够把常委会工作改进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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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庆祝建国两周年
作人民的演员
新凤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了。在北京过这个第二届国庆节是叫人最兴奋最快活的事情。可是叫我说我对这节日的感想，就不能不使我又想起过去二十多年生活的酸苦。因为假如我没能熬过往时任何的一次苦难，我就得不到今天的幸福。
我生长在天津。我的堂姐是唱京戏刀马旦的。她的父母早亡，跟着我爹我妈长大，所以跟我亲姐姐一样。我从小也爱唱戏，所以八岁就跟我姐练工；可是爸爸老是反对，说：“姐姐唱了戏，咱们一家子全都跟她丢人。每天提心吊胆，她上园子演戏，我们在家揪心！”姐姐就说：“爸爸年纪大了，弟弟妹妹都小，我要是结了婚，这一家可怎么办呢？”
爸爸一直是反对我学戏的。我在学校念书到十四岁时候，姐姐结过婚到南方去了，家里生活没法子，我就正式学评戏。我是从小就喜爱戏剧的，但真正学戏还是从那时候开始。为了家里的生活，父亲不再反对。过去我们干戏这一行，都是为了生活。
我真能学戏了，我是打心里高兴的。仗着我自从八岁练工的根底，我十五岁就登台唱戏。这一真唱戏，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反对唱戏了，所遇到的和受到的和我学戏的时候心中想的完全不同了。开始唱戏，就开始了苦日子，真难过的苦日子呀！
从此我负担了一家的生活，为了要吃饭，不能不上园子唱戏。每天就好像过鬼门关一样：地痞流氓，歪带帽子的官面特务，每天后台不知来多少。他们到扮戏的屋里就仰面朝天一躺。有时候喝醉了吐的满屋子都是，行头上也吐满了，我气得要死，可是还得陪笑说：“没关系。”他们走了我就哭起来骂起来，可又不敢大声。这都是最平常的事情。
因为天津的生活水平太高，挣的钱不够吃的，我第一次出门到青岛去唱戏。动身的时候，我不敢和我的跟包的和帮角的一起上车，怕的是车上的警务段找麻烦，结果可还是躲不了，车开以后，跟包的从另外一节车上找我来了。我看见我的行头扔得满车都是，敌伪的警察把我娘也打了。他们一见着我，就叫我在车上唱，叫我站着唱“马寡妇开店”。当时我就哭了，哭了也要唱，唱到他们满意了才算完。我心里想唱戏的人是苦到家了，往后再也不敢出门了。在青岛受的是汉奸走狗们的更大的侮辱，更多的气，可是更怕车站和火车上的这一关，也不敢回天津。
日本投降之后，青岛来了美国兵。闹得更凶，看戏不买票，见人就打，实在不能唱戏了，我们全家指着卖行头过日子。最后我跟我娘我妹妹坐船回到天津。不想到了天津仍是那样，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胜利了还受气呢？天津解放之前，有七八个国民党人强住到我家里，占了四间房子。每天半夜三更回来，我家的大门不敢关上，关上他们就打人骂人，打得我六十岁的爹不敢出屋来。他们就在屋里大小便；把我家的米吃光，柴火烧光。我和我妹妹都躲到亲戚家去住。临到解放他们才走。
天津解放第二天，我娘接我回来。在南马路上看见很多解放军，娘说：“咱们低着头走，留神他们生气打人！”这时后边走来三个解放军，对我娘说：“老大娘，我给您抱着孩子，您跟我们走，这路上有敌人临走埋的地雷还没有挖尽呢。”我们听了这话，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解放军一直搀着我娘，送我们到家，我们感激得要哭出来。
我娘说：“这年月可变了！”
解放以后，唐山的园子来接我唱戏，又得上火车。我娘问来接我们的人说：“我们还是单上车吧？”人家说：“一起上车没关系，如今不像以前那样了。”我们都从没见过这么平安无事的火车，在火车上也看见了新社会。
在火车上，我第一次听见人家叫我们一个新鲜的名字：“文艺工作者”。
唐山的文艺处帮我们很多忙。又约我参加了唐山第一次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不敢去。后来虽然去了，但是一直心里害怕，觉得自己不够资格，要我讲话，我没敢讲；我坐在我的位子上不敢动，我是又喜又惊。
一九四九年我全家搬到北京，人家约我在天桥万盛轩唱戏。我心里顾虑着在天桥唱了，就很难在街里唱了。后来我才知道今天的天桥真正是劳动人民集中的地方；上座好，秩序也好。在北京市文教局文艺处和各方面的培养帮助下，我们演出了很多新戏，像“刘巧告状”，“九件衣”，“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仇深似海”，观众都非常喜欢。过去的评戏大都是色情的居多，我们慢慢把健康的新戏代替了落后的旧戏，旧戏里的健康的部分我们保留并且发扬它。
从去年十月，我们由市文艺处领导，把我们原来的“凤鸣剧社”改为“首都实验评剧团”，移到市内的剧场演出。文艺处领导我们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上演了宣传新婚姻法的“小女婿”，为了配合镇压反革命的政治任务，用我们自己的经历作内容，编演了“艺海深仇”，和新的“牛郎织女”，这些戏都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我们经常在工厂区演出新戏，为了抗美援朝，我们每星期举行一次捐献义演。
对新社会我有无限的感激，无限的喜爱。我深深感到了我的祖国和人民的可爱。我参加了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参加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参加了北京市首届青年代表大会。我正在争取作一个光荣的青年团员，作未来的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不再害羞也不再害怕了。我在会上都讲了话，说出了我的感想和希望。
我希望我能提高我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由于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低，就限制了我们在业务上艺术上的进步。我和我们剧团的同志们自从解放以后已经作了两年半没有休息的演出；因为身体的过度疲劳，在学习和观摩方面都缺少充分的时间。可是我们仍是尽量争取学习的。在戏曲工作会议上，中央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介绍我见周总理，总理说：“同志，你就是小芹，你要好好地学习。”我是在好好学习的。想到在旧社会里我们见到人就害怕，到那儿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就是对自己戏曲界的同行也是害怕的，只有每天散戏回家，关上房门时才敢喘一口大气。比起今天我们当然是进步了。可就是因为文化和思想水平低，我觉得自己身上还有很多没有解放的东西；还是有顾忌，还有旧社会留下的落后的思想。这都得更努力学习才能使我更进一步。
我是从黑暗里苦难里苦苦挣扎过来的。假如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就没有今天。我们庆祝国庆两周年。我来北京唱戏也是两周年。今天我有了美好的生活，有了美好的前途，我的感激是说不完的。我希望两年来爱护我们的观众更多地指教我们，我们的贤明的领导者及文艺界的同志们更好地帮助我们，培养我们。我保证我虚心学习，精研业务，让我和广大的群众更亲密地结合起来一同进步，作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