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解放了的农民在治淮中的伟大作用
本报农村组
（一）
根治淮河第一年，有二百二十万农民加入治淮的行列。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和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无比的劳动热情忘我地劳作；自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约一百多个工作日，共完成复堤、疏浚、沟洫等土方工程一亿九千五百万公方。这一巨大的土方数量，如果筑成高、宽各一公尺的土墙，将近二十万公里长，可环绕地球赤道将近五周（地球赤道一周四万零七十公里）。为了保证这一巨大工程的物资供需，另有九十万农民日日夜夜奔走在运输线上，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把远自东北、山东、中原及南方海边的物资二十亿斤运到治淮工地。
根治淮河第一年的伟大业绩证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解放了的农民能够发挥出极其伟大的力量。
（二）
淮河两岸数百万农民积极参加治淮不是偶然的。深重的淮患曾经使他们受到非常悲惨的遭遇。皖北五河县农民代表周学文回忆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灾说：“那时候，俺村只有地主家有船，三块光洋买条命，没钱的就莫上船。”他亲自看见同村的刘起云没有钱上船，把哭喊着的八岁闺女先推下水去，然后一家子跳水自杀。在黄泛区，当大水来时，往往是人和蛇都被赶到树上，人和蛇在树上展开残酷的斗争，有的人竟被蛇咬死。当大水过后，人们回到自己的家园，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地主恶霸却用“一比七”的高利贷（即借一斗粮还七斗粮）剥削农民。沿淮人民处在这个灾难的岁月里，非常迫切地要求治淮。但是过去的经验证明：封建王朝、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没有办法治淮，蒋介石匪帮四大家族更依靠“治淮”搜刮人民，一九三八年并且掘堤放水，加重了淮河的水灾。因此，淮河沿岸人民把治淮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们非常清楚：当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曾经在共产党和新四军领导下，和日寇作过斗争。当解放战争期间，他们曾经在人民解放军领导下，和蒋匪军作过斗争。淮河流域解放后，他们曾经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清剿土匪、反恶霸、减租、生产救灾等斗争，这些斗争，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必须跟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才有自己的活路。因此，毛主席一号召治淮，淮河沿岸数百万农民就自觉自愿地加入治淮的行列。
（三）
沿淮数百万农民虽然是自觉自愿地参加治淮，但是农民毕竟是散漫的，必须进行组织与教育，才能使他们在治淮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治淮委员会采取半军事的组织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县为单位组织民工总队，县长为队长，中共县委书记为政治委员；以区为单位组织民工大队，区长做队长，中共区委书记做政治委员；以乡为单位组织民工中队，乡长为队长，中共乡支部书记或青年团乡支部书记为指导员；以村为单位组织民工分队，村长为队长；分队以下，以十余人至二十人组织成班。另外中队以上的组织，建立党和团的支部。各级组织选举民工代表。这些组织的建立，就便利对广大民工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领导。
组织民工的初期，有些民工的思想是混乱的。民工虽然迫切要求治淮，但是更迫切要求救灾，解决当前的生活问题。他们知道治淮是以工代赈，上堤就能解决生活问题。于是无劳动力的民工（包括老、弱、病、残废，及小孩、孕妇等）大批上堤。同时不准备治河工具，依赖政府发给。有些民工自己购置工具，动员别人参加自己的班，企图当管工从中剥削。有些乡、区干部则认为无劳力的民工上堤，解决了生活问题，可以减少在村中照顾他们的麻烦，也表示同情。这些，都是和“治淮以工程为主，结合救灾，工具主要依靠自力更生”的原则相违背的。治淮委员会为了扭转这种错误思想，通过民工队的各级组织，召开各种会议，发动群众诉灾苦，追灾根，使群众认识“治淮为自己”、“做好工程为第一”、“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这样，群众便自动进行“精工”，无劳动力的民工不再上堤。同时民工之间采取互助等办法解决治河工具的困难。
和教育民工同时，治淮委员会认真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切实解决民工的实际困难。民工上堤后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村中生产缺乏劳动力，家里生活不容易维持。治淮委员会指示各地治淮指挥部派出一批干部领导村里生产：组织劳动互助组和开展副业生产。同时组织民兵维持地方治安，消除民工对村中安全的顾虑。第二，建立民主制度，凡事和群众商量。干部与民工的生活打成一片，共同甘苦；对民工的起居饮食疾病等，加以关心照顾；并定出多劳多得的合理的工资制度。这些措施，使民工的工作情绪稳定下来。
在民工工作情绪稳定了的基础上，治淮指挥部通过民工各级组织，普遍向民工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民工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认识了治淮是为国家也是为了自己，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为了更好地劳作，各队民工订出爱国公约。（如某队的公约有这些条文：一、全体民工团结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下，以治好淮河、多打粮食、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二、保证工程合标准，不完成任务不回家；三、服从领导，按时作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四、加强学习，提高文化；五、注意卫生，爱护身体；六、遵守群众纪律，借物必还，坏了赔偿；七、帮助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检举坏人，发现谣言，随即追根。）为了保证爱国公约的实行，民工们自动定出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学习制度，批评与表扬制度，并定期召开各种会议，讨论工作。另外为了保证工程合标准，特别定出劳动纪律。如在复堤方面，定出：一，“三不抬”：冻土不抬，水泥土不抬，纯沙土不抬。二，“四不打（打硪）”：冻土不打，纯沙土不打，堆土不合标准不打，土扒不平不打。
广大民工经过组织和教育，政治觉悟不断提高，逐渐由散漫的无组织的状态变成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
（四）
广大民工组织起来以后，变成一支所向无敌的队伍；他们在千里治淮线上，以无比的劳动热情与智慧，克服工程中一切难于想像的困难，创造伟大的劳动奇迹。如在濉河（淮河最大支流之一）进行疏浚时，有一段将近四十公里的河道，密布着砂和土结合起来的像铁石般坚硬的砂礓，小的如鸡蛋、拳头，大的如牛头，大石磙。依据工程的要求，必须把砂礓挖掉，才能把河道挖深加宽。但是，开始动工时，坚硬的砂礓就把上万支工具碰坏了。技师用钻探机向硬砂礓钻探，有的地方也钻不下去。面临着这种困难，数万民工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团结一致，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经过以中队为单位的讨论，首先决定改良工具：把洋镐改成抓钩。其次，动工时不先用工具和砂礓硬碰，先在砂礓的侧面或下面掏个大洞，然后用抓钩从上往下撬。使用这个办法，就使坚硬的砂礓慢慢脱落。在挖砂礓的过程中，有时会伤害人们的身体；但是，这些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民工，即使负伤，仍然坚持劳作。泗县新吴乡有个民工叫韩路奇，他爬在一块八尺高的砂礓层上面工作，忽然砂礓层倒塌，他随着翻下来，手跌伤了。旁人劝他休息，他满不在乎地说：“手伤不要紧，肩膀还管用。”于是他又帮助别人抬土。民工凭着这种勇敢和智慧，最后把坚硬的砂礓征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开始时○·二公方，以后增至○·八公方至一公方多。在濉河疏浚的另一段河道里，民工又创造战胜冰雪的奇迹。当时是隆冬天气，河面结冰，冰上有雪，下水挖河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各队民工，经过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一致提出“河段是战场，铁铲是刀枪，冰雪是敌人，治好淮河就是打美蒋”的战斗口号，坚决和冰雪作斗争。他们首先扫除河面数十里地的积雪，然后用棍打破河面的冰，下河排水取土。冰冻的河水，把人们的大腿冻成紫红色，手足冻裂。但是，广大民工并不畏惧。灵璧县等地有不少民工手足冻裂半指深，却顾不得到医疗所治疗，用线或布把伤口包缠起来，又默默地下水工作。这些勇敢无畏的民工，就这样对冰雪战斗了一冬天，终于把一条三十余公里的新河道（即濉河改道新开辟的河道）初步挖成。
广大民工在复堤当中，也创造了伟大的劳动奇迹。在蓄洪区的陈王工段及上格堤、下格堤等地，有二十万民工为了加紧筑堤拦蓄洪水，普遍展开爱国劳动竞赛。阜南大队提出“多挑土”的口号后，出现劳动英雄戎西则。他在七十公尺的距运里，有一次挑土最高效率达十八公方。这个惊人的数字，推动本队里的二百余人把挑土效率从不足十公方增至十二公方。同时推动阜阳大队与颍上大队也展开多挑土运动。他们的口号是：“向戎西则看齐，多挑一担土，等于多打一只美国狼！”于是挑土效率普遍从二、三公方增至四、五公方。土工的挑土运动推动硪工展开练硪竞赛。硪工们说：“土工挑得多，咱们硪要练得好，练好硪来打好堤，水漫堤不破。”阜阳大队硪工组长李世龙首先领导全组练硪，并且很快练出成绩：扬得高，落得平，打的重。行硪后的堤防，像铁石般的坚固。他的邻组硪工组长李尧三看见着了急，半夜动员全组硪工练硪。旁的大队知道阜阳大队积极练硪，纷纷卷入练硪热潮。
二十万民工开展爱国劳动竞赛结果，使蓄洪区的一千四百余万公方的土方工程，提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
广大民工在复堤当中，创造伟大的劳动奇迹的另一面，是发扬智慧，创造挑土的新办法，使挑土的效率大大提高。如颍上县民工分队长邹坤海，原来是用筐子抬土，一天只能抬二、三公方，效率不高。他研究原因，主要是筐子大而笨重，两个人抬浪费气力。于是，他发明了用竹子编织箕子挑土的办法。竹箕子比筐子轻一倍多，一人一挑，来回轻便迅速。遇到远距离运土，又创造“接力”的办法
（即把整个运土距离分成若干段，彼此分担运土。这样可以减少疲劳，提高效率）。这样邹坤海分队四十三个人，每人挑土的平均效率提高到五·○二公方，最高达到八·二公方（一般平均效率为三·四公方），创造了治淮沿线挑土的新纪录。
（五）
数百万民工在治淮当中，不仅表现对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同时为了今后的国家建设，积极学习文化与工程技术。在治淮工地，民工普遍设立民工夜校，每当休息时间，民工不顾疲劳学习文化。有些民工已认识百十个字，能编出黑板报。由于民工学习文化与实用的东西相结合，许多人学会一些工程技术：懂得什么叫“公尺”“公里”“公方”；懂得看坡度、量堤高、行硪，及各种土质的结合变化等。有些民工在蓄洪区参加建筑分水闸工程，在工人阶级指导下，已学会铺铁轨、推斗车、和在拌和机配合工人工作等。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开始明了工人阶级创造大机器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比农村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优越得多。他们相信农村实现机器化的日子必然到来，并感到目前学得的工程技术，将为农村实现机器化准备条件。
（六）
沿淮广大农民，过去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曾经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把大批敌人消灭在淮河流域。今天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又战胜历史性的自然灾害，为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写下辉煌一页。这说明，农民阶级只要在伟大的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前进道路上，将继续发挥他的伟大作用。（附图片）
治淮搬运民工一等功臣李秀英（前）和男人一样抬石头。（新闻摄影局刘东鳌摄）
治淮特等劳动模范谢洪友（左）正和技术人员研究工程计划。（新闻摄影局刘东鳌摄）
第2版()
专栏：
干部盲目乐观放松具体领导
山东德州专区收购新棉进度迟缓
编者按：德州专区购储新棉进度迟缓的基本原因，是许多干部思想上盲目乐观，因而放松了具体领导。这些干部认为农民自己会卖棉花，购储新棉的工作可以轻易完成，于是不对农民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不和奸商的非法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在人力配备、加工、物资供应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组织工作，这样，购储新棉的任务，当然就不能顺利完成了。各产棉区应该抓紧新棉上市的有利时机，接受六、七、八月间购储陈棉的经验教训，克服现存的缺点，争取完成这一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任务。
山东德州地区新棉购储工作日益展开。当地合作社与花纱布公司的收购量逐步增加，九月初每日收购十余万斤（籽棉，下同），至五日前后增至三、四十万斤，九日更增至五十余万斤。但该区收购工作的进展还很迟缓，已收购数量仅及棉农实际收获量的十分之一，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八月下旬新棉登市后，中共德州地委及专署财政经济委员会即先后分头布置新棉购储工作，并在原有购储陈棉组织的基础上，重组购储新棉委员会，由地委书记、专署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分任正副主任，并抽调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等各部门干部，分赴吴桥等地协助开展基点工作；并具体指示有关业务部门，进行适当的准备与配合。如花纱布公司增设了东光、曲堤（济阳）、晏城（齐河）三个办事处，连去年共有十六个收棉点，并和合作社具体划分收购市场，全区共委托四百三十二处基层社展开代购业务。多数县都重组购储新棉委员会与办公室，分别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和以乡为单位的棉农代表会议，进行布置。临邑、商河等县购棉储棉工作已很快贯彻至村。临邑城关区棉农于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后，在修订爱国公约中，提出“快卖、快存”的行动口号。据各县合作社与花纱布公司近十天来统计
（截至九月八日），已收购新棉约在二一○余万斤。但这一阶段工作，还存在许多缺点，各县的收购进度是十分迟缓的，特别是吴桥、东光等县，由于与其他中心任务结合不够，至今尚未很快贯彻至村。全区收购数量与目前棉农实际收获量相差很远。目前一般“头喷”根花已快摘尽，大量的“中喷”花（盛放时期的棉花）即将上市，如以每亩已拾新棉十斤计，全区至少可拾新花二千万斤以上，而现在仅收购了二百余万斤（截至八日止），只占棉农实际收获量的百分之十。这是一个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五：
（一）干部存在盲目乐观情绪，忽视对棉农的政治动员。有些干部对完成购储棉的主客观条件没能很好地加以分析研究，存在着盲目乐观情绪，因而忽略了充分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他们认为“棉花下来了，棉农得卖棉花。”用不着怎么动员，棉农就会把棉花卖出来。有些干部看到部分棉农因急需卖棉换回需用物品，而纷纷出售棉花的现象，就认为可以放松政治动员。如吴桥县桑园、曹洼合作社每天收棉花二万斤左右，该县合作总社某股长竟认为：“棉农不卖棉花的现象是个别的。”但实际上该县收购数量（四十万斤左右）仅占棉农实际收获量的百分之十。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盲目乐观情绪，所以就放松了对棉农的思想教育与政治动员，未能充分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很多棉农虽拾有棉花，却不出卖或出卖的很少。宁津县现在估计农民已收下新棉有三百九十万斤，而该县自九月一日至九日仅收购籽棉二十六万余斤，不及总数百分之七。
（二）没有组织足够的力量，全力收购新棉。某些领导干部对新棉购储工作存在盲目乐观情绪，因此，他们只重视领导各有关业务部门，而放松了组织全体党政力量，全力贯彻这一工作。如这次组织力量分赴各县协助工作时，仅在花纱布公司、合作社、银行、油脂公司等四部门抽调二十个干部，尚不及前一时期购储陈棉时所组织的力量的十分之一。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还存在着让业务部门单独负责的思想，遇到其他中心任务，就把购棉储棉工作挤掉，推给业务部门自己去做。各县购棉储棉委员会还没有正式向地委、专署购棉储棉委员会作过一次书面报告，致使上下不通气，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专署购棉储棉委员会同样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组织加工工作十分薄弱。在购棉储棉工作开始时，各级领导干部虽已认识组织加工是个重要问题，但对其严重性仍估计不足。全区原计划由花纱布公司与合作社组织人力轧花厂五十六处，计轧花车五千八百一十八盘，但目前这两个部门只组织了二千五百多盘，距离总的要求很远；吴桥县至今还没有集中起一个轧花车。这就使得各地目前虽收花不多，但因轧不出来，积压很多籽棉。
（四）物资供应赶不上实际需要。在物资供应上，有关业务部门对新情况的估计也是不足的。粮食公司开始缺乏主动与周密计划，认为粮食供应无问题。新棉收购开始后，农民急需购买粮食，而粮食公司则因受运输条件的限制，一时调度迟缓，供求失调，市价与牌价脱节，造成部分地区粮价发生小的波动。部分粮食公司对于密切配合收购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存在惜售思想。最严重的是商河粮食办事处主任，对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迅速调运粮食供应市场的决议，采取对抗态度，竟不经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迳自回家，放弃领导，造成市场粮价波动。
（五）放松市场管理，私商乘机进行非法活动。目前各地市场管理上虽已加强，并乘机取得某些成效，但各地私商的非法收棉活动，还是存在着的。如齐河县晏城，在九月三日集上共上棉二千多斤，即被私商抬价收去百分之五十。有的私商表面上服从市场管理，但却暗地里想出一些花样偷偷进行收购。如商河发现很多妇女登市购棉；其他地区也有类似化形收购的现象。
以上情况，目前有些地方虽已引起注意，并已有所改进，但仍须继续大力改进。
（原载山东大众日报，编者稍有修改）
第2版()
专栏：
华东全区展开收购新棉工作
很多棉农决心把全部新棉售给国家
华东区收购新棉工作全面展开。华东产棉区合作社从八月下旬到本月十五日的半个多月中，已收购皮棉七百八十多万斤。苏南行署区南汇、太仓等县所产新棉已陆续运到上海。
今年华东全区棉田面积较去年扩大百分之四十五，估计产量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七，接近于抗战前的生产水平。目前全区各地棉农正在展开“快摘、快晒、快拣、快卖”的爱国主义集体售棉运动，很多棉农和合作社社员写信给毛主席，报告将全部新棉售给国家的计划和决心。浙江省余姚、萧山、海宁等县许多地方棉农以村为单位建立集体售棉组织，互相比赛。他们事先将棉花初步评级分类，然后分村分组依次出售给合作社。有些地区合作社干部与国营花纱布公司收花人员也进行了“快收、快轧、快打包、快运”的爱国主义竞赛。这样不但节省了棉农大量人工，而且使合作社收购效率大大提高。萧山县龛山区合作社收花站，由于社员集体送售，平均每个棉农售棉时从检验、过秤到交付货款，只需三分钟。
华东产棉区农民的物资供应工作已大为加强，如苏北盐城、淮阴专区各国营贸易公司分别组成产棉区的联合物资供应站，实行直线运输，便于合作社随时补进各项货品，供应农民。（新华社）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欢迎爱伦堡和聂鲁达编辑同志：
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已经来到北京，准备参加我国的国庆。我们青年学生，对他们表示热烈地欢迎！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苏联人民曾不断地派遣他们优秀的作家和学者到中国来。名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盛典，学者马卡洛娃和哲学家尤金博士等先后来华讲学……现在，爱伦堡和聂鲁达又来到我国首都，这说明了苏联人民、全世界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何等的重视！
正当美帝国主义者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的时候，爱伦堡和聂鲁达的来到北京，这再一次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要告诉他们，让他们转告全世界人民：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两年来在和平建设事业上已经有了辉煌的成就；在朝鲜战场上，已表现出中国人民完全有力量击败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为争取持久和平而奋斗！
清华大学土木系三年级学生 王必章 吴国元
帅念之 李谋恒
孙厚钧 冬俊瑞
陈昌宜 周定邦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今年中秋节前夕慰劳军属队来到我家
中秋节前一天下午，街上锣鼓喧天。我出门一看，原来是第十八派出所的慰劳军属队。带着礼品，送到我门口来了。
我接受了礼品之后，感觉到无可比拟的光荣与兴奋。
我的儿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事学校当教育干事。解放前他在北京大学学法律。他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几乎被捕；他跑到了华北人民大学去学习。解放后，他在华北人民大学毕业了，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后来转入某军事学校。我当时很不以为然。理由是：学法律的人应搞法政工作，学有专长，才有前途；全国都解放了，军事都要闲起来，岂不是自钻牛角吗？
两年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我的思想有了转变。我深刻地体会到过去眼光太狭小，太自私，只从自己儿子个人前途着想，没有想到整个国家人民的利益，更没有想到美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还千方百计地妄图卷土重来。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邻邦朝鲜，占据我国国土台湾，又重新武装日本，一步紧一步地威胁我们的安全。因此，我感觉到革命军人的任务是异常重大的，而军属也是异常光荣的！
我体会到了这一点，立刻给我的儿子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政府怎样关怀军属，端午节、中秋节怎样慰劳军属，我的心情怎样有了转变；嘱咐他要学好军事，在国防建设上要有贡献，要作中华人民的好儿女；不要挂念家庭和挂念父母。
革命军人家属 张佩玉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本溪某工厂厂长范杰良
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问题编辑同志：
本溪某工厂在劳动保护方面存在着以下几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一）加班加点问题。某车间电气检修组工人，平均每人每隔三天要加一个夜班；加班时间，有时三、四小时，有时通夜。工人孙德玉在六月份共加班十九个半工。这就违犯了政府的法令，严重地影响了职工身体健康。（二）全厂十六个休息室都需要整理；某处四个休息室都漏雨；炕席破烂，长时不换；室内又很黑；因此工人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影响了生产。（三）某车间原料组，推车工人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一顿饭要分几次吃，或是一边推一边吃，或是推一车吃一点，以致工人普遍患有胃病。（四）全厂厕所没有清扫制度，有些厕所太脏。（五）全厂有四分之一的工人享受保健津贴，但没有设立保健食堂，工人就将保健费花掉了。
以上这些问题，至少都已存在半年以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前后曾找过该厂范杰良厂长七次，结果仍没有改进。第一次，范厂长说：“逐渐解决，但你们也应教育工人提高觉悟。”第二次，他说：“没时间，有事找技术室谈。”第三次，他就闭门不见了，并说有意见请书面提；事后他还说我是找他的“蹩扭”。第四次，我提了书面意见，但他说：“我们现在忙于生产，以后再说。”第五次，他说：“我已经派人了解，过一星期后再答复。”第六次，他不耐烦地说：“你们嫌慢了吗？我还嫌时间短呢！”第七次，他却大发脾气地说：“那个问题，你们还是等着吧！”再追下去，他说：“我就是这样，你有办法到公司告状去，或送我到法院，或撤了我的职。”
该厂存在这样问题，厂长既不主动研究解决，反而消极抗拒，我认为这是很错误的。作为一个工厂的厂长，而不关心工人的健康，这难道是可以容许的吗？我要求他在党报上作公开检讨。
本溪市人民政府劳动局 金孝民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揭露我的舅父——
晏阳初反人民的罪行编辑同志：
九月三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所载萧马的““改良主义者”晏阳初的真面目”，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的反动舅父晏阳初的反动本质。因此，我要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对晏阳初及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复会”），作一补充的揭露。
晏阳初一向是以“平民教育”作为外衣，通过所谓“平教会”、“农复会”，替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文化、经济的侵略的。一九四五年，“平教会”由成都迁至离重庆市区约五十公里的歇马场。不久，它就得到了伪行政院的拨款，修建了一所“乡村建设学院”。该院附属有一所“景慧小学”，其董事长就是我的反动的舅母许雅丽。“景慧小学”对学生进行买办的奴化教育。譬如，每逢周会或游戏时，学生们都必须学习所谓美国的道德礼节等。由此可见，“平教会”的手段是怎样地阴险毒辣，它不仅不遗余力地对成人施行毒化教育，就是对于儿童也决不放松！
一九四八年，在二亿七千万元“美援”的支持下，“农复会”宣告成立。“农复会”的主任委员是蒋梦麟，副主任委员是晏阳初。“农复会”重庆区办事处的主任，是晏阳初一手培养起来的美帝国主义的奴才陈开泗。“农复会”除了利用“农贷”剥削农民外，也对市民进行残暴的掠夺。例如，一九四九年“农复会”就曾在重庆大肆囤积棉纱和黄金，引起了全市物价激烈的波动。这就是晏阳初所要“医治”中国“贫”病的真实目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重庆解放前夕，晏阳初逃往美国。他到美国后，并曾写信给瞿菊农，要瞿菊农“打内仗”，而称自己“打外仗”。由此观之，晏阳初的与人民为敌的本质，实已昭然若揭了。
平原省供销合作总社 陈洪宇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报刊应多用事实对比方法
深入宣传抗美援朝运动编辑同志：
报纸、刊物通过具体的事实，特别是以对比的方法，来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黑暗腐败，介绍人民民主国家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是教育广大读者的最好方法之一。像“世界知识”二十四卷二、三期与五期上分别刊载的“我被判处了死刑”和“记民主德国的一个翻身农民”两文，就是一些较好的例子。前一篇文章的作者——美国黑人韦尔斯，通过他自己如何在“美国文明”制度下，被无辜地逮捕入狱，判处死刑等具体事实，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国家制度的罪恶与黑暗，使读者深刻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不是“文明”，而是野蛮；后一篇文章则介绍了民主德国的一个翻身农民——彼得·曼，在土地改革后，分得土地房屋，建设着美满的家庭的幸福生活。使读者体会到在民主国家的人民是多么的幸福。用这样显明对比的方法进行宣传，不仅可以激发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热爱，同时更可以清楚地指明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为什么必须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许多报刊虽也发表了一些这样的文章，但仍不够系统和具体。因此，我建议全国报刊多用事实对比的方法刊载这方面的文章、通讯，更会有助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和加强国防的宣传教育。
中共广西邕宁县委员会 孙抱今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二区清洁队捐献武器”一稿事实有错误，写作态度有毛病编辑同志：
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所刊关于北京市第二区清洁队提高生产效率捐献飞机大炮一文，是中共北京市第二区委员会宣传部干事姚美成同志根据清洁队第一分队工人同志所谈情况写成的。她未征求清洁队同意，即用该队名义写稿，又未经我们同意，即盖了机关印戳，以机关名义寄给报社。这篇稿子有好几个地方与事实不符。
（一）当时清洁队工人工作时间缩短，除了工人经过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政治觉悟提高及工作效率提高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夏季居民出土少，清洁队工作较轻；到冬季就不能在同样工作时间内完成任务了。
（二）当时清洁队有六十六人，五小时左右可完成任务，并非全体工人都能这样。其他工人同志因任务不同，工作时间较长。
（三）该队全体工人应为一百九十八人。稿中“队长张凤仪”应更正为“组长张凤仪”。
姚美成同志在了解情况时粗枝大叶，把部分情况作为全部情况。这是工作责任心不够的表现。她乱用清洁队名义写稿，又私盖公章向报社寄稿，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现在她对上述错误已经作了检讨。我们对干部教育不够，对工作缺乏检查，在机关内部工作上，缺乏一定的制度，也是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我们对此已进行检查和检讨，并规定了一些工作制度，以消除这种不良现象。
中共北京市第二区委员会宣传部长 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