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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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在土地改革的运动中
共产党员要坚定地支持农民
海员工会华南区委员会副主任禤荣丧失阶级立场受到处分
海员工会华南区委员会副主任、共产党员禤荣(按:禤音喧)在土地改革中丧失了阶级立场,打击了农民运动,这个教训值得所有在土地改革地区的党员干部警惕。
禤荣是广东恩平县三区区村乡禤村人,海员工人出身,大革命时代参加了党,离乡已十多年。这次回到恩平,受了地主包围,他拿着地主给他写的信去见县长郑鼎诺,说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所以他这次回乡要“为群众做点事”。当时郑鼎诺即曾提醒他,要注意勿为封建势力利用,但他不理不睬。
禤荣回到乡间后,在圣堂墟召开所谓“工农群众大会”,并通知县长郑鼎诺和当时正在区政府开区乡干部会议的第三区全体区乡干部去参加,“听取群众意见”。郑鼎诺未去,区乡干部也只有区长顾江和一个姓梁的干部去参加。开会时,区长顾江发觉了这个“工农群众大会”是圣堂墟的商人和农民一齐开的,当即表示意见,说明圣堂墟的商人,大部分兼地主、富农,让他们和农民一齐开会是不妥当的。因此先开了“商人大会”。这个大会在禤荣、顾江和列席大会的工会代表相继讲话后就结束了。接着就开“农民大会”。
圣堂墟的商人虽然没有参加这个“农民大会”,但这个大会实际上是由地主布置并控制掌握的。如兼营商业的地主岑永,即叫人骑自行车到离圣堂墟二十里的石塘村叫他的爪牙来开会。许多离圣堂墟很远的地主,也一早就到圣堂墟集中,作了秘密布置。因此在禤荣讲话后,被农民斗争过的地主、恶霸以及他们的亲属、爪牙,就有计划地在会上“诉”起“苦”来。例如地主爪牙冯麟就“控告”了盘记村农会长“一身兼两职双薪,四个人用七条枪”。到会的农民因为事前无准备,又见这个会开得不成样子,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最后只剩下一百几十个地主恶霸和他们的亲属爪牙在那里叫嚣。次日,禤荣就带着这些地主之音作为“群众意见”回广州去了。
这一来,地主阶级又威风起来了,在农民面前大肆叫嚣:“禤荣也撑我们的腰!”西良乡朴屋村恶霸徐捷盛,过去霸管公堂,夺人田产,横行霸道,去年被农民清算时,已低头答允赔偿四十担谷。这时却横蛮地表示:“谷是没有得交了,要杀就杀,要捉就捉吧!”大江乡的地主则更为嚣张,竟要“公审”乡政府工作人员,阴谋推翻乡政权。并放出谣言:“区上要捉农会长了!”“区上要开撤职会议了!”“地主要做官了!”乡村干部的情绪波动起来了,过去积极反对恶霸的农民,也因害怕地主反攻而深感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区的领导机关于二月十六日召开了区乡干部会议,县长郑鼎诺亲自参加,并提出保证:“人民政府一定撑农民的腰!”当将顽抗赔偿农民损失的恶霸徐捷盛扣押起来,并令拖欠公粮的地主限期交清公粮,同时决定结合反恶霸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初步安定了农民和干部的情绪。
当中共粤中地方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获悉禤荣丧失立场的错误行为后,即对禤荣提出严正批评,并给予应得的纪律处分。禤荣也作了自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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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禤荣的自我检讨
我离开家乡——恩平县已有十年了。因为我的乡亲观念很浓厚,就趁今年旧历年的机会,告假返乡探亲。
这次回到家乡,就在“群众”的包围和要求下,没有报告请示上级组织,也没有和当地党委商量,只通知当地县政府一声,于二月十一日私自在圣堂墟召开所谓商民大会、农民大会。当时我主观上认为,召开这两次大会的目的是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并希望能答复群众的一些意见和要求。但是,因为我对当地情况不了解,竟被地主阶级及其狗腿子、坏分子控制了会场,已被农民斗争过的地主恶霸居然在大会诉起苦来,说农民斗错了他们。我便不自觉地替他们撑了腰,助长了敌人的威风,助长了坏分子的气焰,实际就是打击了当地的农民的斗争情绪,打击了当地干部的威信,严重地损害了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还没有发觉我已被地主阶级和坏分子所包围,我还以为我的做法基本上是对的。但经过粤中地委、华南分局及同志们的批评教育,我才认识到我的错误。我错误的性质不单纯是无组织、无纪律,而是敌友我不分、丧失阶级立场。因此错误是严重的,我应该向恩平县人民承认错误。
我虽然参加革命已有二十多年,但因为我学习不努力,坏意识经常在我脑子里作怪。这件事情,经过上级与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使我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这证明我的政策水平太差,组织性和纪律性非常不够。同时亦证明我的立场是不稳的。这次错误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应从我一贯的思想作风来检讨。首先是党性不强,阶级立场模糊。我不能从阶级立场出发去认识每一个人,将坏人也当作好人,因而在日常表现上,只看到事物的现象,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对问题的处理采取粗枝大叶的态度,得过且过。同时,在这件事情上,我摆出老党员、老革命干部的架子,致造成这次严重的错误。其次,是学习不够。毛主席曾教育我们: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但是,因为我主观的努力不够,虽然参加革命已二十多年,文化、政治理论水平却很低,对政策的了解更差,不但不能贯彻执行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路线,反而跌了跤子,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都不自觉,这是极其危险的事。
这次经过上级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我已明白我犯错误的原因,我接受组织给我的一切批评和处分。从这次所犯错误中我也体会到几个问题:首先,只有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正视错误,毫无保留、毫无掩饰地将它暴露出来,组织上才能根据我的错误,对症下药,以便给我更好的教育。同时,私自召开大会,是组织纪律所不能容许的;不经组织手续随便夸夸其谈是不对的。其次,今后我在党领导下,自觉地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政策水平,才能正确地判断问题和处理问题。第三、今后要时刻提高警惕性,要用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发现问题要调查研究,要了解情况,要站稳阶级立场,反对粗枝大叶、无组织、无纪律、自以为是的不良作风,提高政治责任心,提高向组织负责、向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以保证今后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将工作提高一步。
编者按: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说过:“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禤荣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有按照党的原则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是站在了地主阶级一边。他把地主当作“群众”,利用他的老资格和特权来为这些“群众”办“好”事。当然,这也就必然替地主撑了腰,打击了农民。这种行动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品质。
禤荣在检讨中,已经承认:“摆老党员、老革命干部的架子。”“虽然参加革命已二十多年,但政治理论水平很低,对政策了解更差。”“学习不努力,坏意识经常在脑子里作怪。”等,他这个教训是很大的,一切尚未站稳立场的同志,均应以此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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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区报告员工作有进展
中南区已设立报告员八千五百七十七名。各地中共地委级以上的党委都已设立报告员,河南、湖南、湖北等省县委级以上的党委和许多地区的区委也都设立了报告员。这些报告员大部分是中共各级党委书记和委员与在党的机关、人民政府、人民团体和各主要工矿企业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他们普遍地在工厂、学校和农村中作了有关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等重大政治问题的报告。各地的报告员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武汉市申新纱厂的工人们听到该市市长吴德峰要来作报告的消息,都高兴得跳起来。
为了加强报告员工作的计划性和使报告员工作经常化,有些地区的中共党委已逐渐建立和健全了报告员工作制度。如武汉市、湖南、河南省委、河南洛阳市委、陈留地委等都规定报告员每月必须向群众作一次报告,并建立了报告员与宣传员和党委经常联系以及报告员定期向党委汇报等制度。湖北大冶地委除党委委员每月向城乡人民群众作报告外,机关报告员并利用星期日下乡作报告。这些报告员下乡时先了解群众和干部的思想情况,报告后并填写卡片向地委汇报。漯河市委每月开报告员会议一次,会上总结报告员工作经验并订出以后的工作计划。执行这一制度后,该市报告员工作已经逐渐经常化。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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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欢迎你们的来临!
——欢迎爱伦堡、聂鲁达先生
前一些日子,我们就听到你们要来到我们国家的消息,要来执行一项最美丽最荣誉,最使人兴奋鼓舞的任务。你们要代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来到中国举行授奖典礼,而这接受奖金的正是我们国家最受尊敬的崇高女性宋庆龄先生。这个消息,使我们盼望,使我们觉得莫斯科到中国的路程太长,而这九月的新秋却过得太慢。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两位杰出的世界诗人和作家,欢迎你们两位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了最有力的最美好的诗章的走在前锋的战士。奖金委员会委托你们来执行这项任务,实在是最恰当,最好不过。我们在中秋节的那天迎接到你们,一年之中最皎洁的圆月和我们一道向你们欢呼。欢迎你们!亲爱的爱伦堡先生和亲爱的聂鲁达先生。
当我们国家还处在最艰难的岁月的时候——抗日战争时代,我们的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在烽火弥漫的土地上与士兵一道走路、作战,和动员人民。那时候,我们的印刷条件很困难,可是我们却印了你,爱伦堡先生的在战争时期所写的报道。在我们的行囊里,常常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但却带着你的像匕首一样的政治短论。我们爱读你那些文章,你那些热情的语言,也号召了离你很远的我们,号召了许多人起来行动,而且我们倾倒于你的才华,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启示:要有极丰富的知识与无限的对人民的政治热情和不懈的极端勤恳的劳作,才能完美地完成一个作家的创作任务。我特别羡慕你的,是觉得你富有极广大的视野;你的观察,能在复杂的状态中抓住极单纯的极深刻的一点。你积蓄着你的丰富的观察所得,而又随时随地运用这些,一切问题都在你的这样的运用之中迎刃而解。现实的世界,一天天地前进,现实中的人物,一天天地在变化与成长。英雄的人物,英雄的心,活跃在我们艺术的形象之中,应该具有最高贵的品质。我们年青的作家们,热望着用自己的灵感去体会英雄,体会新的更崇高人物的心灵,想寻找出更高的更恰当的形象,来表现我们这一伟大时代。这是我们所十分渴求的,也就是我们所应该从你的作品里得到启示,和向你学习的。
聂鲁达先生,你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年青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是很亲密的名字,如同土耳其的诗人希克梅特一样。我们常常热情地找寻你们的诗章。虽说中国所翻译的你的诗,大都是从别国文字重译过来的。我认为这一定会损害你的句子的美丽,但那些意思,我们还是能明了的。我们能够从你的“让那伐木者醒来”中,感觉到一个诗人的热情,感觉到你对黑暗的愤怒,对光明的无限希望,以及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的号召的声音。这首诗充满了力量,充满了鲜明的色彩。中国人民,由于你的诗而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你是智利的诗人,也是我们的诗人。我们坚决反对美洲的帝国主义者——华尔街的战争贩子,我们却热烈欢迎你——美洲人民的代表、智利的伟大诗人聂鲁达先生。
在“九一八”的晚上,授奖典礼举行了。这个曾是使我们悲愤沉痛的日子,今天却成为一个光荣的日子了。我们听到你们的祝词和朗诵的献诗。我们见到最尊贵的,镌有斯大林像的奖章佩在我们的尊贵的宋庆龄先生的胸间。我们真有说不出的兴奋。我们的热情在激荡,我们感谢宋庆龄先生,感谢斯大林,感谢远道而来的你们两位。我们感谢苏联人民和从那里来的深厚友谊。我们感谢毛主席。这样的典礼,我们从前没有过,这是第一次。这不得不让我们首先想起宋庆龄先生几十年来的艰苦的坚贞的为和平而作的斗争。尤其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中,和最险恶的环境里,宋庆龄先生却抵抗一切压迫,紧紧与人民站在一起。并为人民尽最大的努力,救死扶伤。她的品质如水晶那样透明,白璧无瑕。她的性格却又如钢铁,无坚不摧。正如爱伦堡先生所说,中国人民是以有她而自豪的。她被给以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也是最为我们所欢迎的,是我们引以为荣的。
我们想起,我们还要更好的担当起来的任务:维护世界和平。三十年来,我们全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取得了胜利,建设着我们丰饶广大的祖国。我们从一个被屈辱者成为自由的英雄,而生活在幸福的光辉之中。我们是如何的愉快和具有乐观的信心。因此我们对于“保卫和平争取和平”,是以最勇敢的情绪、责无旁贷的、人人有份事事当先的气概来对待的。一切的暴力,一切的阻挠,我们一定要摧毁它。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全世界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大元帅的领导之下,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坚决勇敢地为保卫和平而奋斗。
我们人民热烈地欢迎你们。现在,正是我们的国家即将走上建设的大道的时候。我们的土地,是这样的肥沃,山川是这样的美丽。秋天的气候,多么爽快。秋天的花朵比春天的开的更鲜艳。欢迎你们的酒,又醇又浓;我们的情意却比酒更浓。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向上,我们国家的面貌,一天天改样。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是勇敢勤劳的民族。我们原来就不爱矜夸,毛主席更教导我们诚恳谦虚。我向你们建议,能留多少时候,就留多少时候吧。你们可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南北东西,都要像我们首都的人民一样,像我们年青的作家们一样,向你们高呼:“欢迎,欢迎你们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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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农村卫生基层组织迅速扩展
两年来已恢复和建立县卫生院一千八百余所
两年来,全国农村卫生基层组织正迅速恢复与建立中,农村卫生工作也正逐步展开。
县卫生院是两年来健全与发展农村卫生基层组织的重点。据统计,截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全国已恢复和建立的县卫生院有一千八百四十一所,占全国总县数百分之八十四点三;许多省区如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河北、东北全区和四川的四个行署现在每县都有卫生院。过去全国广大农民长期受着疫疠和疾病的威胁,得不到卫生医药的照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全国县卫生院的最高统计数字是一千四百四十五所。这些卫生院实际上只是为县城中少数富有的人做了一点医疗工作,而这些卫生院在各地解放前,约有半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例如西北全区在解放时,只剩下县卫生院五十二所;河南省原有的县卫生院,全部遭受破坏。两年来,恢复和建立的县卫生院不仅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增加很多,而且在设备上也有很大的改善。据统计,县卫生院的床数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高统计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八,县卫生工作人员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
建立农村卫生基层组织是开展农村卫生工作的先决条件。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发布了《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五月全国医政工作会议并通过了《健全与发展乡村卫生基层组织实施办法》。但目前国家财政经济仍处于困难情况,卫生干部又很缺乏,因此只能从事恢复和重点建设县卫生院、区卫生所和专业性的防治站所;另外,组织群众建立合作性质的医疗预防机构。
区卫生所的组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几乎是没有的。两年来,农村卫生基层组织的建设重点虽然放在恢复与建立县卫生院上,但对建立区卫生所的工作也相当重视。据截至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区卫生所已有九百五十三所。个别地区,如东北及其他地区的卫生实验县中,已有部分行政村建立了卫生分所或卫生站。华北地区普遍地有医药合作社的组织,这种组织在医疗和预防工作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专业性的防治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包括城市及工矿区)已建立各种疾病的防治站(所)一百一十五个,妇幼保健站(队)四百二十五个,妇幼保健所三十九所,接生站五百三十六个,医疗防疫队、卫生工程队等一百一十四个。这些机构主要设立在传染病流行地区、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防治各种疾病、开展农村妇幼卫生、协助各地建立卫生基层组织、培养初级卫生干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
群众性的卫生组织,是依靠群众并为群众服务的重要组织形式。目前县以下的各级卫生委员会(或防疫委员会)的组织是很普遍的。这种组织对于遏止疫病的流行,开展季节性的卫生运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卫生工作者协会或医药联合会等卫生人员的群众团体,在东北各县和其他地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县都建立起来了。这些组织在教育、改造和团结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协助人民政府开展防疫保健工作等,都发挥了很大的力量。
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建立,首先在疫病的防治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其次,在开展妇幼卫生工作,改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提高群众的卫生常识,减少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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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刊物应多发表指导写作的文章
报纸刊物的编辑部,根据读者来稿中的问题,撰写并发表指导写作的文章,是帮助和培养初学写作者的有效方法之一。《东北文艺》、《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曾登载过这一类的文章。九月份出版的第四卷五期《人民文学》所登载的《论一般化公式化》是其中值得推荐的一篇。该文将许多读者投寄的描写婚姻问题、生产问题、爱国主义行为等等的小说原稿,加以分析,指出目前青年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般化公式化的倾向。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作者没有深入现实生活,不能在生活中发掘和积累更多的素材,精密地加以综合和提炼,这是由于作者思想水平低,在观察现实时,思考问题时,考虑结构时,不能概括、集中地来表现主题。因此,在写作时,就只知道套用一些创作公式,如“对比法”、“阻碍法”、“教训法”、“误会法”等,这自然不能表现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而使作品成为空泛贫弱、落后于现实的东西。由于该文提出的公式化、一般化倾向,是目前创作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它对于初学写作者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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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中国红十字会派遣服务队赴辽河灾区服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配合政府救济辽河地区遭受水灾的同胞,特组织“中国红十字会生产救灾医防服务队”,前往灾区服务,该队共二十五人,已于九月十五日携带应用药品由北京出发。
新疆新闻工作者参观团已离上海去南京
由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蒙、汉等六个民族的新闻工作者组成的新疆新闻工作者参观团一行二十九人,在团长阿·祖努尼,指导员马克苏托夫率领下,在上海参观和访问了七天后,已于十八日离上海抵南京。参观团在上海曾参观了解放日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分公司等新闻、出版、印刷机构。并曾与上海新闻界举行座谈会,交流了新闻工作经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盛丕华曾分别设宴欢迎。
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成立
人民美术出版社已于十四日正式成立。该社为国营的美术事业出版社,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共同领导。该社在今年四月间已开始工作,四个多月来出版了人民领袖像、宣传画、连环画册和一般画册、图片等八百余种,并发行《连环画报》半月刊。《人民画报》现亦由该社出版。
《时事手册》第二十三期内容介绍
《时事手册》第二十三期已于二十日出版。本期仍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两周年为中心,有杨波的《两年来全国财经工作的巨大成就》,王伯恭的《文化教育工作的两年成就》,廖盖隆、王宗一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年大事月表》。这些文章和上一期发表的纪念专文,可以给与读者关于祖国两年来在各方面的伟大胜利和光辉成就一个系统的概貌的认识。
本期还刊载了沈毓强的《我们一定能够打败美国侵略亚洲的计划》,该刊编辑部根据抗美援朝专刊改编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答读者问》。
这一期并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和一首新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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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人民写作最光荣
“三句话不离本行。”有人问我对第二届国庆节有什么感想,我愿意由自己的工作(文艺)说起;自己本行的事容易说得亲切些。
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拿什么去判断好不好呢?文字漂亮就好,故事有趣就好;反之,就不好。
现在,经过差一点满二年的观察与学习,拿起笔来,我最注意写得对不对。
由好不好到对不对是个相当大的转变。前者是技巧问题,后者是思想问题。思想比技巧更难学好搞通。有技巧而没思想的是八股匠,有技巧也有思想的才是文艺作家。世界上有技巧不甚高的伟大文艺作品,而没有思想不精深的伟大作品。
我这一点对文艺品质的认识,与我的作风的转变,不能来自《小说作法》或《写剧指南》,而只能来自对新社会的观察与热爱。我有些聪明,但是不大。我往往念不明白理论高深的著作。对于我,事实比理论有更大的说服力量。好的或坏的事实不但使我去思索,也使我受感动,去喜爱或憎恨。感情的激动往往是我写作的起因。二年来,社会上出了多少新英雄,多少新事情!我经常受着感动。我确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革命的事实。我亲手摸到了革命!我没法再怀疑、再不明白革命的道理,革命的事实已都摆在我的眼前!我不能再只顾文字的漂亮,故事的有趣,而须把我自己看见的事实,热诚的通过思想写出来,去扩大拥护政府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影响。
这样,我必须要求自己写得“对”,而后再要求写得“好”;道理说错,文字越漂亮,故事越有趣,才为害越大!对而且好,才算真好;不对,就不好。
从我在二年来所看到的新设施,我找出一条基本的道理来:无论事情怎么复杂,无论在表面上事情与事情有多少不同的地方,只要细看,就能看出来,在骨头里都是为人民服务。看清楚这一点,我也就明白了,文艺也必须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服务,我的作品里就必须把道理说对了。在这个新社会里不准有胡说八道,违反人民利益的“言论自由”;也不准利用漂亮的文字,有趣的故事,偷偷的散放毒气!在今天,一个作家必须要拿出最好的本领,最大的热情,去写那顶对的道理。
在这二年里,我写了不少东西。其中有的写得很对,有的不很对,有的大体上对,而细节不对。在第二届国庆节这个好日子,我愿意坦白的说出来:写得对的,我引以为荣。写得不很对的,我并不灰心;我知道只要我肯虚心的接受批评,社会上就允许我改过自新。大处对,小处不对的,以后我也须更加小心,一笔不苟的去写作。也许有人说:“你这样兢兢业业,不是太辛苦,太勉强,太不痛快了吗?”我说:“真理是不打折扣的!看到真理,而不肯辛苦地,勉强地,去追求,去拥护,怎能有长进呢?追求真理是必定有痛苦的,怎能不勉强?难道真理能像买个烧饼那么容易么?至于痛快不痛快,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态度了。假若你肯和人民立在一条线儿上,写出足以为人民服务的作品,那该是多么痛快的事呢!天下还有比受到人民的夸赞更光荣,更痛快的事么?反之,你从心里头就以为你自己高明,人民糊涂,值不得为他们写作;那,先生,我管保你永远不会痛快!立在人民外边的‘孤家寡人’是最痛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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