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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通报
批评新丰县某些干部贱买与侵占斗争果实
一切土地改革地区的党委都应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一错误现象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八月三十一日发出通报，批评广东新丰县土地改革工作队员贱价购买与侵占群众斗争果实的错误行为。通报指出：这种错误行为，必定会引起群众严重不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且将严重地腐蚀党员干部的思想。
据中共新丰县委报告：新丰县自开展退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以来，在全县二百五十名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中，有七十七人贱价收买与侵占退租退押的斗争果实。如第三区郑范增在第一区长丰工作时，即与旧农会干部秘密挪用斗争果实人民币二十一万元、二钱重金戒指一只、皮箱一只。又第一区雁塔村吕甘棠托人贱买蚊帐、被单等件，原值人民币二十万元，但只交了四万五千元。这种情况是极端严重的。这是违反纪律的变相贪污行为。这种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对此已提出批评。新丰县委发现上述情况后，当即在干部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使大部问题获得解决，这是完全必要的。为了深刻地教育犯错误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华南分局指出，对情节严重、群众极为不满的分子，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华南其他土地改革地区亦有类似情况，因此华南分局指示各地必须贯彻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干部在土地改革时期的八项纪律”，纠正与防止干部侵占或变相侵占群众斗争果实的现象，并向各级人民政府建议：在最近召开的扩大干部会议或其他会议上，应当认真检查有无干部侵占群众斗争果实的现象，如有，即应对这些干部进行教育，并让他们进行检讨，使其认识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同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理：一般干部从农会直接贱价购买斗争果实者，一律退回原物，并向群众公开进行检讨，承认错误；对个别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给以适当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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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党的生活简评
加强党在民主改革运动中
的宣传工作要有效地贯彻民主改革运动，必须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九月十五日武汉长江日报上，登载了河南漯河市、湖南零陵县党委对于民主改革运动宣传工作的不同作法。漯河市党委的作法是正确的。他们组织动员了全市所有的报告员、宣传员、读报组，利用各种宣传形式与方法，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改革运动。这样的宣传立刻得到了显著效果和良好反应。工人阶级觉悟普遍提高，揭发了反革命分子一切拉拢欺骗的阴谋，动员了各方面力量投入民主改革运动。同时，由于反革命分子造谣破坏所引起的部分工商业者的思想波动，经宣传后，也稳定了下来。零陵县则采取了相反的作法，他们只是在各工会内展开有关民主改革的学习，而没有广泛地进行宣传动员，因而运动展开后，城内各界人民到处探听，道听途说，对民主改革政策得不到清楚、正确的了解，加以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遂引起部分群众的思想混乱。有些人误认为“农村土地改革分田分果实，城市民主改革分房子分布”。商人中也发生了大吃大喝的现象。现在零陵县已经开始纠正这一偏向。
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不仅仅要充分发动工人群众，坚决与这些封建的反动势力斗争到底；而且还要发动社会上的一切革命力量，使之同情与赞助民主改革运动。事实证明，凡是这样做的地区，民主改革运动就进行得顺利。因此，要全面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就应当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民主改革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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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帝国主义分子是法利赛人的党徒，天主教的死敌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副主任委员 张羽时
甲、是天主教徒团结自救的时候了
南京军管会九月四日把摩纳哥侨民黎培里驱逐出境了，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黎培里是在中国操纵天主教的最主要人物，也是一个证据确凿的以中国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分子，他是十足的为耶稣所憎恨的法利赛人的党徒。人们只要看一看他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他是败坏天主教的叛逆了。他原是梵蒂冈教廷派驻蒋匪政府的“公使”，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来到中国。在解放战争期间，黎培里为配合蒋匪反人民的战争，公然宣称要以天主教辅助蒋介石匪帮的“建国工作”，并乘飞机到东北、北京、太原等各重要教区布置其反人民的活动。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他调爱尔兰籍神甫莫克勤（William A．McGrath）来华，到天津、广州、桂林、重庆等地，发展“圣母军”组织，美其名为“专为恭敬圣母”，实际是进行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包括搜集情报和组织恐怖活动。他们到处造谣，如说：“美军年底就来了，你们大胆的干吧”，“这是魔鬼的世界，赶快求圣母把魔鬼赶走吧”，又宣传“原子弹”、“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圣母在美军上空显圣”等等。他们煽动与挑拨教友“至死不与人民政府合作”；他们并组织青年，秘受军训，参加“反共游击队”。天津“圣母军”指导司铎荷兰人满济世与王克明等曾誓酒结盟，阴谋暗杀爱国教徒天津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员吴克斋等。正当天津教友群情激愤控诉“圣母军”罪恶的时候，黎培里又以大主教神权资格，号召教徒“为圣母军而致命者可直路升天”（“致命”即“殉教”，应读作为帝国主义致命，升帝国主义的“天堂”），即仍以欺骗伎俩，驱使教友为其效死。
黎培里的一切反动行为，是在“超政治”的伪装下进行的，但他怎样也不能自圆其说的。一九四九年春天津解放之初，黎培里曾转来梵蒂冈教廷指令，认为“穿灰制服”也是“下地狱的大罪”。这不是“超政治”，而是“超”乎寻常地干涉中国的“政治”了。天津主教文贵宾（法国人，已被驱逐出境）更抄袭了他的衣钵，扩而大之，把上南开大学读书的人也认为该下地狱了。黎培里对我们的一切正义的爱国行动，都采用了最毒辣的威胁手段，滥用所谓“神权”，压迫教内的爱国活动。动辄以“摘神权”，威吓爱国的主教、神甫；以“裂教”、“下地狱”、“被弃绝”镇压爱国的教友。在解放后，香港、上海、天津、广东等地以天主教名义印发了反动书籍数百种，如“怎样对付共产党”、“原子弹与宇宙精神”、“圣而公教会”等这些都是反历史，反科学，歪曲教义，反人民反政府的反动书籍。其中以黎培里直接指挥的上海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为掩护出版印行的反动书籍，即有三十余万册，其中有极反动的“学习参考”。他并指使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Jean De Vienne）起草了一个“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的声明”，散发全国，图借“公使”地位，胁迫各地主教签名，以施行其破坏我们的三自革新运动的目的。
天主教内有帝国主义分子，而且他们在许多地方利用了天主教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除黎培里之外，例子还很多。如美国间谍雷震远（Ramond de Jaeghei），是比籍在华传教的司铎，亦受黎培里的指示与资助，在华北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和“民众建国协进会”。“公教青年报国团”在华北五省二市建立了组织，为蒋介石进行“策反”“搜集情报”和“暗杀”，曾在平山谋刺人民领袖。
“公教青年报国团”共分四个大队，由二十五个神甫分担各队指导司铎。又如天津捕获的津沽大学卜相贤、鲍翊华、房如晦（均系法国人）等间谍分子，他们暗藏电台，与敌通报。八月十八日北京军管会公布的谋刺人民领袖的美国间谍分子马迪懦也是易县主教，并且是黎培里的“北京代表”。在黎培里指使下放走绥远集宁教区的七个与日本有来往的汉奸分子的，就是广东梅县天主教的美国间谍福尔德。此外如河北献县、沈阳、齐齐哈尔、焦作、北京、广东梅县等地发现的间谍案子还很多。所有这些例子都对我们广大爱国的天主教友提出一个迫切的问题：这些法利赛匪徒，盘据着天主教的领导地位，利用天主教危害我们祖国，也危害了天主教本身，我们能够再容忍下去吗？
乙、天主教友中几个思想问题
毫无疑问，善良的天主教徒，是不愿被帝国主义分子——法利赛人利用的。但是当隐藏在教内的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一再被捕获，他们已把天主教闹得这样乌烟瘴气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许多教友仍不能坚决站起来反对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法利赛人的党徒，使天主教和帝国主义脱离关系，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呢？这主要因为教友们长期在帝国主义分子欺骗压迫下，产生了许多错误观点和顾虑。
有那些顾虑呢？
首先，不明白教友应不应当爱国。其次，是许多教友已往总认为神长（神甫以至教宗）的话，绝对不能错，亦不敢怀疑，认为稍一怀疑，即犯了下地狱的大罪。第三，怕反对教内帝国主义分子即被认为叛教，裂教，怕神权的镇压。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三个问题。
一、爱国与信仰问题
有些天主教友之所以不肯反对帝国主义，不肯参加自立革新运动，自以为是因为信仰问题。
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
我想大家都会记得，在解放以前，以黎培里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对共产党的谩骂，与国民党的腔调，还有两样吗？如说，共产主义社会是畜类，不是人等。而今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的事实，完全证实了他们是诬蔑。但他们又改换了新的挑拨口号说：“共产党一切都好，就是不信神，共产党与信神的誓不两立，因此必须与共产党干到底。”
让我们再拿事实来看吧。共产党不信神是真的。如果说共产党与信神者誓不两立，为何回佛等教，仍然健在呢？
信仰问题，各有自由，谁也没有强迫谁的权利，这是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的。事实已证明，共产党遵守了共同纲领。相反的，以黎培里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却无时不在叫嚣“反共”，妄图破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煽动叛乱，离间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团结，挑拨中苏友谊，进行间谍活动，这不仅是极尽诬蔑挑衅之能事，且严重地违犯了共同纲领，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北京南堂刘福栋神甫在某次神甫座谈会上说：“假使我们当了权，我们早把共产党杀光了。天主教这样‘反共’，而共产党对我们怎样了呢？”这段话是具有良心的，而且完全符合事实。
帝国主义分子又说了：“我们的教友可以爱国，但是不能爱共产党的国家。”这同样的是自欺欺人的狡赖。请掀开帝国主义者来华传教史来看吧。由帝国主义传教士参与的一八四四年望厦条约，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特别在一九○○年八国联军之役，他们策划和参与了许多侵略中国的活动，煽动中国教徒到处发生纷扰，一心陷我中华民族于亡国奴的境地。那么在那时代，也因为中国有了共产党吗？！在过去“五卅”，“九一八”，“一二八”等每次的爱国运动里，他们都是用了“革命，活魔鬼”这样的恫吓诬蔑，对我们教友施行了镇压的。这说明问题的中心，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国家，才不准我们爱祖国，更不是因为共产党不信神，而是他们不能继续在中国继续侵略和压迫了，所以他们要与共产党也就是中国人民誓不两立。但我们中国教徒为什么还受他们的欺骗？
帝国主义分子又欺骗我们说：“宗教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共产党是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与天主教徒没有共同的基础。”这纯系无耻的挑拨。其目的就是不叫我们爱国。我们仔细研究共同纲领，在信仰问题上，我们与共产党各有自由，但在许许多多其他的问题上，大家对于祖国都有共同责任，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努力。我们与共产党的世界观虽然不同，但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有责任爱祖国，都要反对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都要反对帝国主义者对我祖国的侵略，都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而斗争。我们能欢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祖国，欢迎帝国主义用原子弹炮火炸死朝鲜、越南、印尼等国家被压迫的人民吗？我们能相信帝国主义分子的话，去推翻和平、仁爱、人民自主的世界，去欢迎帝国主义的统治吗？
我们爱祖国，不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生长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在中国，我们的子孙也将居住在中国，更因为今日的中国，已经是人民自己的中国，和已往的中国已有本质的不同了。毛主席领导的人民中国，给我们粉碎了国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及国外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百年来的侵害。解放后的建设成就，是伟大而惊人的。十二年来无法解决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也已经克服了。土匪已被肃清，人民生活安定了。全国铁路公路畅通无阻，从满洲里可以直达广西。全国土地改革已近完成，农民摆脱了封建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因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粮食和棉花的生产已接近了战前水平。淮河根治今年已得伟大成就。灾荒、失业和各种疫病的克服，也有惊人的成绩。工农的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进步。已往中国的任何政府，是没有也不可能给人民做出这样多的事来的。中国人民还有更大的胜利，是抗美援朝，在朝鲜人民合作之下，已在朝鲜击败了美帝国主义，从而保卫了我们祖国。由于这些胜利，不仅证明我国空前强大，而且国际地位和威信也提高了。解放后这样短短的二三年，就有这样伟大成就，未来的远景是更美丽的。全国的人民，已紧密地团结到毛主席的周围，对政府抱有无限的信赖。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听信帝国主义分子的挑拨，要推翻这样的美好的国家呢？
信仰天主与反对帝国主义，并不矛盾，爱国和爱教，应是一致的。如果一谈反对帝国主义，就认为是反信仰，那简直就是说他信仰的是帝国主义，把天主亦和帝国主义不分了，这还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对天主莫大的凌辱吗？凡是一个纯洁的信仰者，如果他爱教，他一定更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人民，爱和平，爱民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给予人类的灾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吻合博爱的教义。我们坚决与帝国主义斩断关系，自由愉快地热爱我们的天主，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我们是好国民，也就是好教友，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教友们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
二、神长问题
中国教友们从来就受蒙蔽，总认为教宗、大主教、主教、神甫在一切方面都不会错，特别是教宗更绝对不会错。教友们只许盲从，不许对神长有任何疑问。帝国主义分子之所以十分强调地这样说，主要目的是要教徒们盲从教宗和外国传教士，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对于中国传教士，除于斌等帝国主义分子而外，他们并不是这样看待的。他们甚至于胡说，“中国人是猪，不能做主教。”那还当成什么“神长”呢？
甲、现在让我们首先来谈教宗问题。教宗是最高的神长，明白了教宗问题，对于其他的神长问题也就可以明白了。
在教宗问题上，让我们先来考查一下教宗的来历。
自圣伯多禄开始，根本没有教宗这个权位和这个名词。自四五世纪之间，才逐渐有了教宗。在这之前，神甫以上，通称为主教，所有主教权势，完全平等，有事由主教集议决定；嗣后因主教驻在地的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同，主教在权势上也就起了变化，大城市的主教逐渐成了大主教。因当时各个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大主教中又逐渐以罗马（Rome），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亚立山大（Alexa ndria），安提亚（Antioch），耶露撒冷（Jerusalem），迦太基（Carthage）六个大城市的六个大主教权势为最高。后因罗马帝国在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同时建立了两个首都，一个帝国分成东西两个帝王共同管理天主教的天下。由此又由六个大主教，逐渐形成以驻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个首都的两个大主教的权势为最高了。后来罗马大主教自称为教宗，一统天主教的天下；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则主张维持原状，不同意罗马大主教的意见，不肯就范。但罗马大主教仍自称为教宗，并称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所领导的天主教为东方裂教。这就是罗马教宗的来源。
罗马教宗成立以后，情形又是怎样呢？再让我们看一看历史的事实。在八九八年，罗马贵族为统治人民，纷争教宗权位，各选各的亲近（实际是强权掠夺）去当教宗，因而同时有教宗塞尔若三世（Sergius Ⅲ）及教宗若望九世（Johannes Ⅸ）两位同时出现。当时教宗塞尔若三世被反对派驱出罗马。嗣后贵族赛菲莱特（Theophylaet）于九○四年以强权又将教宗塞尔若三世叫回罗马复职。教宗塞尔若三世即将教宗良第五世（Leo Ⅴ）拘捕下狱。在九一四——九二八年罗马贵族夫人赛都瑞（Thedora）派其情人为教宗若望第十（Johannes Ⅹ）。贵族赛菲莱特又派其女玛老齐亚（Marozia）之子为教宗，即若望第十一（Johannes Ⅺ）。在九五五年罗马贵族亚尔伯克（Alberic）以其权势，将其十六岁的儿子派去当了教宗，即若望第十二（Johannes Ⅻ）。在九六四年教宗若望十二世（Johannes Ⅻ）因畏惧意大利伯尔戛（Berengar Ⅱ）的权势，于九六二年求援于德王奥托一世（Otto the Great）。德王奥托一世进罗马，嗣后教宗若望十二又与意大利伯尔戛合谋反对德王奥托，后被奥托发觉，奥托回兵罗马，擒意王伯尔戛下狱，若望第十二逃走。德王奥托遂宣布废弃教宗若望第十二世，立教宗良第八世（Leo Ⅷ）。德王奥托离罗马后，教宗若望第十二返回罗马，又集众将教宗良第八世驱走。德王奥托闻信，又回兵罗马，教宗若望第十二又逃走。在一三七八——一三八九年因教宗吴尔巴六世（Urbanus Ⅵ）暴戾专政，引起很多国家不满，同年又由意大利女王尤娜（Joanna）立教宗格来孟七世（Clemens Ⅶ）。
因为教宗的权位是这样被人争来争去的，因此常常就有两三个教宗同时存在的事实。例如在一三○九——一三七七年将近七十年的时间，因法意两国教宗争权，二三个教宗并存对峙的现象，是世所周知的。
甲、两个教宗同时并存者：
1378——1389年教宗吴尔巴六世（Urbanus Ⅵ）驻罗马。
1378——1394年教宗格来孟七世（Clemens Ⅶ）驻法国Avignons城。
乙、三个教宗同时并存者：
1406——1417教宗格来高十二世（GregoriusⅫ）驻罗马。
1410——1417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anneitⅩⅩⅢ）驻意国北部比撒（Pisa）城。
1394——1424年教宗伯乃第第十三世（Benes ctus ⅩⅢ）驻法国Avignons城。
以上说明中世纪罗马政权教权合一的时候，教宗权威（实际是帝王的权威）几遍于西欧德法意几个国家，因而教宗神位，亦成了王室贵族为统治人民必争的工具。教宗在名义上是教会的神权地位，实质上已因封建统治者的劫持，变成了王室贵族的家臣了。教廷就是王室贵族，王室贵族就是教廷，二者已结合成一体了。因此来自教廷的指令，实际就是王室贵族的意旨。教宗的继任人选，也完全决定于王室贵族权势互相角逐的胜败。得教宗位者，亦多纨袴子弟，品行不端的人，甚至以十六岁的小孩子即得了教宗位。教廷选举，亦时有殴打，以致杀伤人命。教宗又各以自己后台的利益为利益，因而教宗与教宗间，时而互相驱逐，时而各据一方，分庭抗礼。形成了意国教宗、法国教宗等极端混乱现象。
根据这种情况，怎样能说教宗绝对不能错呢？不但是上述那样的教宗不能说不会错，就是圣伯多禄也不能说不会错。耶稣事先说过：圣伯多禄在鸡鸣三遍的时候，要叛耶稣三次。伯多禄果然叛了三次。那么耶稣的大徒弟伯多禄还能错，为什么教宗就绝对不能错呢？有人说教宗有天主默佑，故此绝对不能错。那么耶稣事先嘱告了圣伯多禄三次，还不是默佑吗？教宗不仅有错误，而且在历史上有难以数计的错误，在教义上也有不少错误。远者不论，仅从近代史来讲。一九二九年教宗比约第十一说墨索里尼“是天主所赏赐的人”。那么能说教宗对墨索里尼这一祝圣，墨索里尼就真的自天主而来吗？不会的，而今谁还不知墨索里尼是杀人魔王？一九三三年教宗驻柏林圣使帕赛利即当今教宗比约第十二，一再指令德国主教和教友全力支持希特勒。以上均是赞助了法西斯主义对人民的残杀、严重地违犯博爱的教义。由于这个指示，不知死了多少人命！能说上述的事实不是教宗的错误吗？错误是有的，我们的责任是认识与改正我们的错误，我们决不能像法利赛人一样掩饰自己的错误。
乙、教宗问题明白之后，我们再来谈一般的神长。这里必须指出：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神长。许多教友从来就把帝国主义派来中国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作为神圣的“神长”。其实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神长，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派来的侵略分子。只要看一看他们的来历就明白了。首先，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基本上就是由各个帝国主义政府派遣的，到中国来或离开中国，由各帝国主义政府直接处理。这就明白地证明了他们和帝国主义的直接关系。第二个证据，在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上，总把“在华传教自由”列为主要一条，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的望厦条约，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等均明文载订“中国对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毋得骚扰”。
一八六○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据北京，英法强迫满清政府增订条约。法约第六约原议“仍准教士传教”，当时充翻译的法国教士私添“法国传教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句，清帝昏?糊涂，签字承认。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法国政府硬逼满清政府给天主教许多特权。历史上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的侵害，有不少是借口传教纠纷而引起的。而中国每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都有传教士怂恿划策，不达陷害中国之目的不止。第三个证据，帝国主义者都争夺在华传教保护权，还因此引起了不少的争吵。首先是葡萄牙自一四五四年即获得了远东传教唯一的保护权，远东主教，要由葡萄牙提名，各主教传教区要由它规定，甚至各主教人选仅限于葡籍教士。自一八三八年四月，在华天主教保护权，才逐渐由法国夺去。此后，法国操纵了在华天主教士的一切活动，各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完全用法国护照，各国传教士对中国政府有所交涉，也完全由法国领事馆办理。在一八七八年以后，耶稣教的德国国王，也急于争夺在华天主教保护权，并出巨款，扶持德国天主教士在华传教，在山东树立和扩张了自己的教区。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大刀会杀德天主教士二人，德政府不再经由法驻北京公使交涉，直接出面强占胶州湾，满足了十年来争夺殖民地的野心。
帝国主义分子来华传教，居心不良，因此来华后，很自然地形成了掠夺地盘，各据一方的现象。法国把持河北、江浙、云南等省，意大利把持山西，比国把持绥远、陕西，德国把持山东。这一来，中国的天主教，就被弄成了法国教堂，意国教堂，美国教区、比国教区等。帝国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分割把持，就把中国的天主教区分裂成了多样的小租界与帝国主义的小王国。各传各的“教”，各为各的政府进行侵略活动。他们都以基督福音掩盖着他们的兽面獠牙。
庚子年帝国主义者对北京的洗劫，主要是留京四十年的北京北堂樊国梁主教（Alphonse Favier法国人）发动与指导的。当时北京宫廷藏有价值等于三万万马克的现金，被掠劫一空。在我幼年时代，我的伯父张大兴（现年七十余岁，庚子年他在北京作木匠工人）常和我讲：“皇家说不清有多少珍宝，庚子年樊主教让人给他抢……神甫修道生都参加了，背、抱、用筐抬，有的累吐了血……中国那一下就穷透了气。”至今教友间尚流传着：“樊主教抢的珍宝太多了，汇往法国很多，还用不清，嗣后林茂德主教（法国人）用余钱收买教徒，凡入教者，给洋六元。”因此教友把“要理本”第一段：“你为什么进教、为恭敬天主……。”也改为“你为什么进教，我为六块北洋造。”冀东流传的是：“你为什么进教，我为五块北洋造，不是站人的我不要。”（“北洋造”及“站人”均指当时银元）因此涿县竟有一人领五次洗者，冀东一人领二三次洗者亦为数不少。到如今这段话，仍流传在河北省教友的嘴边。法国政府为嘉奖樊国梁侵略中国有功，特将天津法租界二十七号路，定名为樊国梁路（Rue de Favier），即今之新华南路。足见樊国梁对北京的抢劫是多么惨重。庚子年教徒死难者，清帝每人给恤金海关银二百两（此数不确），但恤金十分之八，已被“爱人如己，专为传教”的传教士，盗汇法国。
天主教教款也被他们盗走过。一九三二年北京法国人富成功主教将北京天主堂的五十万元盗汇法国。法政府特奖予勋章。尽人皆知的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今春财产卖出后，中国神甫才从契约上知道是北京天主堂的财产。但就这样被法国修女德比西蒙盗卖，款银全部带回法国。法国政府于七月二十六日特给以骑士十字勋章，以示奖励。一九五一年春文贵宾将天津教区财产与荷兰人郑化民合谋盗走。于七月二十六日文贵宾与北京法国修女德比西蒙同时领得政府十字勋章。下面的电报，是很好的证据：“法新社巴黎七月二十六日电：舒曼星期四在外交部授予最近由中国归来的法国男女传教士一些勋章。将国家十字勋章授与天津法国主教文贵宾（Jean De Vienne），将骑士十字章授与天津遣士会摩利那列（Molinari）以及北京法国医院院长德比西蒙修女（Debizemont），并将法国感谢纪念章授予天津法国医院杜修那（Duchene）修女。”
可能有人这样问：“圣教法典二三四六条——二三四七条，不是明文载定，凡侵吞教款者，立褫夺其神权，受弃绝罚吗？文贵宾、富成功等是大主教，还不清楚法典吗？”他们完全清楚的，但他们更清楚的是，教宗，神权，法典，都管不着他们。因此他们不但没有被立即摘掉了神权，受了弃绝的处罚，反而荣获了法国政府特奖的骑士十字勋章。
这一大批统治在天主教头上的所谓“神长”们，根本谈不上什么神修。中国神甫何文升说得对：“这些外国人大部是本国的无业流氓，他们的政府给了他们侦探任务，来中国自然要胡作非为的。”如果我们中国教友把他们当“天使”崇拜，就太冤枉了。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都是耶稣所指责的“法利赛人”。看看耶稣怎样指责法利赛人的罪状吧！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铎德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占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重重的罚。……因为你们走遍了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蛇毒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里的刑罚呢！”（玛窦圣经第二十三章）
三、神权问题
有许多教友之所以盲从帝国主义分子，是因为怕受神权处分。而事实上，神权只是帝国主义分子玩弄的工具。
首先说神权的权力是有范围的。按教义说，神权的权力，就是施行圣事，协助教友，恭敬天主救人灵魂的职权。它没有权力定罪条，也没权力定教义，定法条。因为：第一，在圣经上并没有现在外国传教士所定的这些罪条。罪条教义要以圣经为准绳，不能由个人私意来乱定。第二，圣经上在什么地方规定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神权，有这样万能，万能到几乎要翻天筋斗，盖世无双？神权是有它一定职权范围的。随意以个人私愿，胡乱定教义，定罪条，定法条，这是叫人服从天主，还是服从帝国主义？而今这也是罪，那也是裂教，这些外国传教士们简直高于天主之上了。以个人私愿，胡乱定教义，定法条，判人以罪，实际上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思想，是把天下人都隶属于个人统治之下的独裁思想。以个人私愿，胡乱判人以罪，肯定地说，被判者确实无罪，判人以罪的人，才是有罪的。其罪名为：“这实在是对天主权力的一种无耻的侵害，因为只有他才能决定犯人和无辜者的命运，有罪和无罪者的命运。”
滥用神权，乱定罪条是错误的。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吧。一六三三年世界第一流物理学及天文学家伽利略氏（Galileo Galilei）证明了地球圆、而且绕日转的学说，罗马教宗曾以“异端邪说、下地狱”的大罪，加给了伽利略，并在教廷裁判院监禁了他八年。而今已完全证明地球确实圆，且绕太阳转。那么能否因着罗马教宗错误地判定是异端邪说，伽利略就下了地狱呢？不能的，伽利略不过仅受八年监禁的冤枉罢了。由此可见，任何有神权的人胡乱判定有罪下地狱也是无效的。
教友们随意一想就会想起来的，以传教为护符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定的颠倒是非的罪条，已多到不可胜数了。“反奥斯丁谰言”被认为是背教应下地狱。“抗美援朝”也是罪。特别成为笑谈的是，文贵宾警告教友吴克斋（天津天主教革新促进会主任委员）说：“你不要谈爱教，如果谈爱教就要反帝，反帝就要反对外国人，耶稣就是外国人。”请看反对帝国主义也成了罪了。我们是耶稣的信徒，爱祖国爱人民的好公民，不但不反对一切外国人，而且从来主张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的，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当然在帝国主义眼睛里是有罪的。过去日本曾骂我们爱国抗日者是土匪，这与文贵宾对我们的谩骂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再举几个实例吧。在过去，他们也说孙中山是魔鬼，不准给孙中山像行鞠躬礼，不准上男女合校的学校，不准参加“五一”、“五卅”、“一、二八”等任何爱国活动。甚至吴克斋先生的父亲学买卖的时候，也曾被荷兰神甫说是犯了下地狱的大罪。现在他们痛骂人是类人猿进化来的学说，痛骂唯物论，这和当时痛骂伽利略的学说是一样的。总之，他们对一切社会进步现象，没有不反对的。他们的主张只有三个字：“开倒车”。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看法，总认为越保守越好，反此即不成为人了。到了事实已弄明白，无可否认时，他们又立刻反过来说：“我早承认地球是圆的，早主张男女合校。”并大肆宣传伽利略是天主教科学家了。黎培里在上海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的“人类的起源”的小册子上也说：“我不反对人是类人猿进化来的”。天津津沽大学特务卜相贤（法国人，已在押）也大喊他是进化论与唯物论者了。
天主教的教义是不能乱定的。教义就是爱主爱人，而爱天主要以“爱人如己”为具体表现。我们就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在华外国传教士的言行吧。
许多外国传教士都支持帝国主义。请问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究竟犯了什么罪，一定要被奴役，被迫害，被残杀呢？这是教义所能容许的吗？
然而以黎培里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子竟公然说：“签名反对武装日本，即帮助了魔鬼。”“这是魔鬼的世界，念经求圣母吧！原子弹把他们炸光！”他把天主圣母，也描写得这样残忍肮脏，竟求天主圣母保佑着他们烧杀奸淫，把教义变成了残忍好杀的帝国主义思想，并欺骗教友把这些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当教义来信。这是百分之百的对天主圣母的污辱，这是百分之百的天主教的破坏者，他们没一点神权神修的气味了。
事实上，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从来不重视什么“神权”，而只是把它作为统治中国天主教徒的工具。天津主教文贵宾曾一再夸口说：“刚大主教（现已任罗马传信部秘书长）两次亲口告我，叫我离开中国，我不走。”教宗决定北京北堂财产全部拨归中国枢机主教管理，至今法国传教士硬不交出。这还有什么神权呢？一九一二年富成功、文贵宾等四个法国主教曾上书罗马诬蔑中国人愚蠢，没有升主教的资格。因为刚恒毅主教介绍了六个中国人，升了主教，文贵宾等至今仍骂刚主教是“活魔鬼”。张锦华神甫于一九四九年无辜被文贵宾摘掉神权，其母因此抑郁而死。文贵宾经常镇压中国神甫们说：“我一个一个的都制服你们，你们都不是神甫。”但荷兰神甫吃喝豪华，如高德贵、董振国两位神甫与女人通奸，柏恩神甫与萧永新姘靠，严重地违犯了神甫的贞节，文贵宾却置若罔闻。（柏恩是华北圣母军总指导司铎，萧永新年二十余岁，未婚，辅仁大学学生，系柏恩私人秘书，因二人有奸情，萧永新得升任华北圣母军总秘书长，总揽实际全权。）
丙、坚决开展自立革新运动
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天主教传教士，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大炮到中国来的。在天主福音掩盖下带给了中国民族不堪言状的灾难。中国人是讲仁爱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灵代价的。解放后的中国，不能允许帝国主义分子再继续侵害中国人民。但帝国主义分子却在中国继续作恶，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叛乱，夜以继日祝祷的不是实现爱人如己的人民民主的社会，相反的是逼使教友蓄意恢复美蒋的奸盗邪淫、掠夺残杀的万恶的社会。为了便利于侵略，不惜违背信仰，破坏圣教，滥用神权，歪曲教义，侵吞教款。凡利于帝国主义利益者，任何伤天害人的事情，他们都干得出来。请看这还叫有信德吗？他们对圣教会都如此，其对于人民的残忍，更可想而知。总之，翻阅他们来华传教史，全部都是用博爱的教义伪装着杀人的炮火。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正是耶稣所责斥的法利赛人，天主教的破坏者，我们每个虔诚信友，不能坐视他们这样侵害我们圣教的。法利赛匪徒们，把我们圣教弄到这般田地，我们要圣教，就非把他们剔出去不可，如果仍允许他们存在，则国家和圣教将受他们的严重沾污危害。我们才是耶稣的真诚信徒，天主教圣洁的保持者。坚决铲除毁坏圣教的法利赛人，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实现自立革新，全面展开反帝爱国爱教运动的道理。
帝国主义分子又说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即叛教脱离教宗。”“三自是裂教，应下地狱。”
“反对黎培里即反对教宗。”这和说“反奥斯丁谰言，即叛教”，是同样的荒谬，这是爱帝国主义而不爱国不爱教的谬论。把教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对天主的信仰，变成了信仰帝国主义了。自立革新运动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普遍展开，就是这种谬论从中作祟。天津李德培神甫说得好：“教宗无权随意定教义定信德的道理……而今教宗的‘反共’‘反民主’，以及不准参加国际妇联、工联等，那是他错误的政治活动，我们不能服从，因这与信仰无关。我们的自立革新运动，就是把教义与帝国主义分开的工作。”
我们信仰的是天主，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奴隶主义。我们所信的天主，是不限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为什么中国天主教就不能自治自养自传呢？难道天主给了帝国主义分子“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特权吗？中国人信天主，必须经帝国主义转手，才是真天主，否则就是假天主吗？为何天主独厚于西欧和美帝国主义，却歧视耶稣所出生的亚洲？果如此则不能称为公教了。
自立革新，就是教友的反帝爱国爱教的运动。革新对象，就是帝国主义，这和教内本身信仰问题根本不是一件事情。在天津的自立革新运动，中国神甫极力要办，帝国主义分子则百般破坏；中国神甫说这是反帝爱国爱教，教友应做的工作，帝国主义分子硬抵赖说是“裂教下地狱”。一个问题，两种看法，两相对照，问题就很明显。显然，中国神甫们大都愿早日实现自立革新，摘掉自己脖子上套着的枷锁，帝国主义分子则切愿继续它的对中国的侵略。我们必须实现自立革新，清除教内隐藏的帝国主义分子，以免给予国家人民以危害。我们应坚决洗掉法利赛人给圣教的严重污辱。爱国的神长及全体教友紧密团结起来，警惕帝国主义分子对我们内部的挑拨，加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坚决与人民站在一起，对隐蔽在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揭穿他们的伪善兽心，迫使他们放下侵略中国、朝鲜、越南、印尼及全世界人民的屠刀，把它们抛到十二层地狱里去，恢复我们教的圣洁，胜利完成自立革新。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三日津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