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淮河流域寿县等地农民
写信向毛主席报告丰收情形
保证发扬过去光荣，一定把淮河修好
淮河流域的农民们，纷纷写信向毛主席报告今年丰收的情形，向毛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皖北寿县迎河区大店乡三十二个雇农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修了润河集分水闸，使我们这里二十多年不收的湖地都丰收了。夏天收了一季好麦子，现在我们又收了一万多斤秫秫（高粱）；不要半月还能收一万多斤稻子。现在，我们锅里有了面食，身上穿了新衣，买了一些农具，日子越过越好了。假如不是您号召治淮，现在我们还在水里蹲着呢！泗洪县杨圩村一等治淮模范李勤才的信上说：因为濉河治好了，夏季我收了十七石麦子，秋季已经收了五石秫秫，晚秋还在地里。现在，我家的粮食除吃还有节余，我已买了一条大牛。我的日子是毛主席给我的，我愿拿治淮的模范行动来报答您。
许多参加治淮的模范农民，在信上表示一定要出力把淮河修好。五河县三岔村治淮模范张井和的信上说：我在治淮中连续六次被选为模范，治淮后又回村领导生产。现在生产得到了丰收，我家就收了十多石黄豆，产量比以前提高十分之三。第二期治淮工程快开工了，我已经报了名。我在本村已召开了治淮准备会议，组织了七十六个青壮年准备上堤。修蚌埠圈堤的特等女功臣甘彩华，也给毛主席写信说：俺向你保证：在今后治淮中，俺一定要努力，保持过去的光荣，把淮河修好。（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杜母乡在治淮中变了样子
皖北霍邱县杜母乡去年夏天遭受淮河水灾，全乡籽草无收。去冬今春第一期治淮工程中，该乡人民参加了治淮工程，得到大批工资米，度过了春荒。因为治了河，庄稼全部种上了。今年麦收时，每亩平均产粮二百八十斤，全乡共收粮食二百二十五万余斤，以每人每天需三斤粮食计算，已够维持全乡四千三百人将近六个月的生活。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开花园口黄河堤以后，这里平均三年一次大水，每次大水都把庄稼淹得籽草不收。田地都被大水冲薄了。国民党把壮丁大部抽走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又重重地压在群众的头上。因此，当时流行着一句俗话——“早上不知晚上死”，群众没有办法生产，也没有心情生产。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八年间，每年每亩地的平均产量，降低到一百六十斤。全乡年年闹灾荒，群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治淮工程开始时，全乡共有一千三百个劳动力，自动报名参加这个工程。大家一致表示：“不修好淮河不回家”。参加治淮工程以后，该乡群众的生活有了办法。每个参加治淮的人，除自己吃饱以外，每天还可剩下二斤米带回家。如生产模范梁素珍，一家七口人，种七亩坏地，每年收粮都不够吃。去年大水后更是没有办法。淮河工程开始后，她家四个劳动力都参加了治淮工程，每天可剩余八斤粮食。经过去年的冬修和今年的春修，他们共剩了七百多斤粮食，到现在还没有吃完。
治淮工程开始后，农民眼看生产有了保障，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了。但杜母乡大部主要劳动力参加了治淮工程，乡里剩下的多是妇女儿童，春耕生产存在着严重困难。于是该乡提出“既不能耽误治淮，更不能耽误春耕”的战斗口号。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村为单位，将剩下的半劳动力组织起来，实行互助耕种。各村之间，各组之间，参加筑堤的和在家种地的，普遍展开了挑战竞赛。上堤民工向乡里保证：“不开小差，不偷巧，不治好淮河不回家”；在家生产的向民工们保证：“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不浪费民工们带回来的治淮粮。”这样，就把春耕搞好了，也把淮河工程作好了。该乡农民吴家印所领导的治淮小组，且被评为特等模范小组。该组在春修工程中，每人每天抬土曾达到六点三公方。在农业生产上，该乡也出现了生产模范。如五十四岁的积极分子丁其兰老大娘，春耕时带领妇女儿童进行生产，并向她的儿子和民工挑战。她说：“别看我年纪大，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什么都能干。”在六安专区的劳动模范代表评功大会上，她被评为全专区的生产模范。在淮河工程上坚持了七个月的吴家印回来时，看到家乡一望无际的好庄稼，十分喜欢地说：“想不到妇女儿童把庄稼搞得这样好！你看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黄豆呀、红薯呀……多喜欢人，要不是春上把堤打好了，全乡的庄稼一定又淹光了（七月间曾涨大水）。这回好啦，把淮河治好了，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六安专区治淮指挥部政治处）
第2版()
专栏：
民主改革必须充分发动群众
——记中南某钢铁公司一个生产小组在民主改革中的思想发动过程
陈涛
封建反动分子控制了小组
中南某钢铁公司炼钢厂铸钢组，过去是一个被封建残余势力所控制的落后小组。组长葛树桐是封建把头；技工陈泽生在解放前是一个一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几次破坏罢工运动的工贼，解放后又混进工会当了主席。全组只有十几个人，其中有几个技工都被葛树桐所左右。在民主改革以前，该组被这些封建反动分子闹得乌烟瘴气，进步力量不敢抬头。
共产党员彭华飞积极生产，受到陈泽生、葛树桐的打击。彭华飞建议用天然砂代替人工砂，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陈泽生和葛树桐却说彭华飞这个合理化建议是不服从“技术指导”，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彭华飞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了八百个煤车轮的任务。葛树桐等竟故意把他作的良品报成废品，诬赖他做坏了一百多个，气得他吐了血。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该公司两个特务分子被逮捕。彭华飞心里想：“我早知道这些家伙终究会有这一天！”在该厂开始进行民主改革时，他积极地检举和控诉坏分子。向来不敢得罪人的李长富，起先对于检举和控诉封建反动分子是有顾虑的。他看见彭华飞常受打击，曾劝彭华飞说：“人家势力大，我们怎么斗得过人家？你提的意见正确，他们还把你当仇人。何必得罪他们呢？做工吃饭算了。”这次进行民主改革时，上级明确表示为工人撑腰，斗争这些封建把头、帮会头子。政府的政策正对了李长富的心思，他说：“我们有人撑腰了，一定要坚决斗争这些坏家伙，不然，当家作主总是没有我们的份。”
受封建势力压迫的工人
都要求参加民主斗争
在民主改革开始时、彭华飞、李长富等积极地对陈泽生、葛树桐进行斗争。但是，由于封建残余势力长期统治，组内大多数人还有顾虑，不敢说话，开会只有少数积极分子发言。经过深入思想发动，通过诉苦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民主改革运动逐步展开。李长生是该组的一个新工友，开始斗争陈泽生和葛树桐时，他觉得：“我刚进厂不久，谁好谁坏我也不知道。陈泽生、葛树桐他们只打击过彭华飞，没有打击过我，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管这些闲事。”他不参加斗争，每天混过开会时间就算了。但是，诉苦一开始，李长生的心就动了。当有些工友控诉伪乡长抓壮丁的罪恶时，更使他联想起自己过去的苦处。一九四七年正月初五，春节还没有过完，伪乡长半夜带枪上门，逼他当壮丁。那时的政府、法院、军队、警察，都是和乡长一气的。他是一个穷工人，能往那里跑呢？想起这些事情，他觉悟了：“民主改革就是要打垮封建反动势力，是拔苦根，我怎么能够不管？陈泽生虽然没压迫过我，可是压迫过别的工人。我虽然没受过陈泽生的压迫，可是受过别的封建把头的压迫。并且，以后年长月久，陈泽生他们一定也会同样的压迫到我头上来。”他想通了，下了班，就帮助别人打通思想，动员他们斗争封建反动分子，他说：“还怕什么？现在有共产党领导，有人民政府撑腰，谁还敢再欺压我们？”
邓师傅在斗争中认识了
自己的主人翁的地位
多数工人觉悟起来了，但是，一部分有技术的老工人还是站在运动之外。他们都是生产上的骨干，在群众中有威信。因此，必须启发他们的觉悟，把他们吸引到运动中来。
该组五十多岁的老工人邓子堂，从十五岁当学徒到现在，一直都是靠做工吃饭。他的手艺很好，在组里工资最高。在旧社会里因为忍受不了压迫，在那个厂里，也做不到几个月工，就吵翻了走路。解放后，邓师傅也觉得共产党好，但谁要是说工人阶级当了主人翁，他就想不通。他想：还不是“做工拿钱吃饭”。组织工会时，他想：“我既不想当组长，也不想当主席。”对于选举工会委员，他根本没有兴趣。在开始民主改革时，他对于民主斗争看不惯。但是民主斗争一步步的深入，封建把头破坏工厂的罪恶行为一件件地被揭露出来了。例如一九四九年六月间，封建把头葛树桐破坏锅炉，漏掉全部钢水，打击生产积极分子。去年七月，封建反动分子破坏生产竞赛。炼钢厂化铁炉因封建反动分子的破坏而爆炸。今年一月至三月炼钢厂一共发生事故五十二件。
这些事实一幕幕的在邓师傅的眼前闪过，他开始对自己过去的态度怀疑起来：“这些坏分子真可恨，把工厂破坏了，那怎么行呢？”他想：“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只顾做工吃饭，不管大家的事；特务、封建把头不是永远打不倒，那么他们不是想破坏什么就破坏什么吗？”积极分子都去帮助邓师傅，启发他认识过去受苦的根源和今天工人阶级的地位。邓师傅回想过去做工时，常常受老板的气。自己因为受不了这些气，总是丢工作，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有时失业了，连饭都吃不上，家里人还在乡下要过饭。解放后，一直在这个厂里干了两年，没有“丢工作”，这真是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现在，全家不愁吃不愁喝，儿子也娶了媳妇。过去他也早想给儿子说亲，但别人打听出他没有房子没有地，是个做工的，就不答应了。现在说亲，一提到地主，大家都摇头，一提到工人，大家都愿意。他想：“工人阶级的地位真是提高了，我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当主人翁就要把工厂管好，不能再让敌人来破坏！”邓师傅想通了，他成了民主改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有思想顾虑的工人转变了
在运动进行中，有一部分过去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游击队”和与敌人有过些往来的工人，还有顾虑。
该组有个叶丰炎，过去参加过国民党的“游击队”。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时，他思想上就背了包袱。虽然工作干部也常常对他讲解政策，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但他还是怀疑：“晓得政府怎么办呀”？
叶丰炎背上了这个大包袱，开会时，随便别人说得怎样激烈，他也不开口。组长催他发言，他也不作声。后来，上级为了向群众交代政策，采取了通过处理具体案件的办法来打破群众的思想顾虑。七月二十二日某市召开了公审大会，政府接受群众要求，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军统特务、青帮头子刘金魁和汉奸恶霸王道平，又释放了因嫌疑被捕经查明无罪的曾照德。这一下叶丰炎心里可亮了：“政府不会随便冤枉好人，没有罪的还是释放，这真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散会回家，他就兴冲冲地对老婆说：
“我有了保障了，我的心放下来了。”第二天的小组会上，两个月没有说话的叶丰炎开口了，他检举了藏在厂里的地主保长张之瑞。
不再受封建反动分子利用了
一般群众所了解的材料都提出来了。要更进一步地揭发封建反动分子的罪恶，澈底打垮封建反动势力，必须争取某些在封建反动势力影响下的胁从分子，使他们与封建反动分子割断联系，站到群众方面来。
“要封建把头的爪牙澈底转过来”！在小组会上，该组工友的话头对准了吴佑臣，谁不知道吴佑臣是陈泽生、葛树桐的手下人呢？什么事情他们都是指使他出来干的。彭华飞考虑到：吴佑臣也是从小受苦长年劳动的工人，在旧社会也是受压迫的，他技术还不错，生产也积极负责。虽然在过去他帮助陈泽生打击过自己，那也只怪他觉悟不高，受了他们的利用。于是，彭华飞和大家商量：对吴佑臣还是应该争取团结。彭又对吴佑臣说：“你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过去做错了事，那是受了他们的利用。只要你澈底悔悟，和大家一起来澈底斗倒他们，大家是不会斗争你的！”吴佑臣过去在外面做工，无依无靠，总想找个靠山，保证自己不失业，因为这，他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他是葛树桐介绍进厂的，他哥哥又是陈泽生介绍进厂的，所以他总认为陈泽生待他不错。同时，他认为陈泽生势力大，依靠陈泽生对自己有好处，所以陈泽生等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呢，他后来自己也认识到了：“那时虽然是依靠他们，还不是整天提心吊胆地怕得罪他们，那时干什么都是为了饭碗啊！”在民主改革运动中，他才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因此，他决心放下包袱，向群众承认错误，把反革命分子过去怎样拉拢他打击积极分子破坏工厂的事实全部说出来，还上台当面控诉作证。全组工人经过这样的教育，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积极参加了该厂民主改革的斗争。
第2版()
专栏：
治淮干部史仁澍
新华社记者 于民生
皖北凤台县西淝河口上，现在有一座钢骨水泥筑成的涵闸工程，防止着西淝河倒灌，保护着西淝河两岸的田野和农村。这一座涵闸工程是今年春天才修成的。修建涵闸要解决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但领导修建的却是一个原来不懂工程技术的干部史仁澍。史仁澍原是阜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今年一月间才被调到凤台县领导修建西淝河口的涵闸工程。他是山西武乡县一个中农的儿子，只读过四五年书，参加革命工作很早，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史仁澍到达工地时，工地上还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只有几个工程师和才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在那里进行设计和钻探工作。工程人员们认为史仁澍虽然久经革命锻炼，但是不懂技术，因此，什么问题都不与他商量。同时，史仁澍也感到工作无法插手，请求领导机关调换他的工作。但是，领导机关的回答是：共产党员不会建设要学会建设，遇到困难应努力去克服。这时，他想起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话：“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于是，他坚决地回到了工地。下决心团结技术人员，学习业务技术，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可是，团结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部分工程人员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对技术以外的事情不闻不问；甚至搭工棚的草被附近拾草的人任意拾取也没有人管。更严重的是施工中财务制度不健全，造成许多浪费。史仁澍便着手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他团结进步较快的技术人员，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听他们的意见；他说服并适当地批评了那些落后的不关心国家资财的人。他和负责工场的工程师朱庆玉和建筑公司工程师陆中风等召开了一个财务会议，讨论和纠正了浪费的现象。他使大家认识：爱护国家的资财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经过这两件事情以后，技术人员认为史仁澍能解决问题，对他的态度有了改变，遇有事情就找他商量了。
三月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史仁澍便帮助技术人员学习政治。有的技术人员开始不关心政治，有的因为不了解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情绪不安。经过学习，经过史仁澍的帮助，大家都进步了。这对于工程的顺利进行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四月初，二千多民工已经把三万九千公方土的闸基挖好了。这时，史仁澍接触到了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他便埋头学习技术，并住在工地上实地察看。凡是看不懂的他就向工程师或者技术人员请教。他常常为了与工程师研究工程问题忘记了吃饭，或者深夜不睡。经过这样苦心地钻研之后，他渐渐由不懂技术到初步懂得了技术，一直到掌握了技术。起初他连混凝土都不认识，现在他已学会了配合混凝土。这样，他对于工程上一些问题就“心中有数”了，在领导工作上就不感到太大的困难了。
史仁澍非常尊重工程师的意见。例如打闸基桩，原计划打九百一十四根，工程师朱纪良建议打六百根就够了，但是别的工程师不同意，并说：“治淮委员会已批准打九百一十四根，何必多找麻烦。”对这个问题，史仁澍仔细了解了情况后并和工程师们详细研究。最后决定先进行打桩试验。试验的结果证明，当地土质较为坚实，打六百根桩就可以了。史仁澍立刻就决定接受朱纪良工程师的建议，并对朱纪良工程师加以表扬。结果打桩的时间由原计划的六十天减少成了四十天。就这样，史仁澍紧密地团结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使他们充分地发挥了积极性，同时自己也学会了技术，如期完成了修建这座巨大涵闸工程的任务。
参加这个工程的技术人员，对于史仁澍的学习精神都很钦佩；并且感谢史仁澍在政治上对他们的帮助。六十多岁的老工程师朱纪良说：“事实教育了我，我相信：过去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政权上的胜利，今后共产党也将领导人民取得建设上的胜利。”
第2版()
专栏：
在根治淮河的伟大工程中我们妇女起了不少的作用
——记阜阳县特等治淮模范
康翠兰的谈话
今年春季治淮工程开始时俺乡（阜阳县洄溜区赵集乡）民工都整理了工具，准备上堤。俺乡农会主任看到春季工程是疏浚工程，比去年冬天修堤艰苦，为了照顾妇女身体，决定不让妇女上堤。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自从国民党反动派扒开花园口黄河堤，俺们这地方连年受淹。只靠南瓜、红薯叶度命。俺家光景更惨。俺奶奶是被地主打死的。俺姐姐十四岁被反动派拉去修堤，腿被打肿了，穿不上棉裤。想起过去的事，恨得我咬牙。如今共产党来了，穷人翻了身。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毛主席下决心要把淮河治好。治淮是人人有责的。我是个青年团员，身体又好，无论如何也得上堤。我就鼓动了几个女青年团员和几个年青力壮的妇女，坚决要求参加治淮。俺们表示：“妇女翻了身，应该和男的一样参加工作，俺们不完成任务就不回来！”乡长答应了俺们的请求。
在河工上，妇女是起了不小作用的。有一次工地上了冻，大家都不敢跳下水去。我一想，不下去完不成任务。我就带头跳了下去。俺乡民工都跟着下了水。也带动了其他乡的民工。俺们妇女和男的团结得非常好，还帮助男人洗衣服，晒被子，大家情绪都很高，谁都不说累，一心要治好淮河。
今年五月，在全县评功大会上，我被评为特等治淮模范，上级奖给我一头大黄牛。我牵着牛回家，
一路上群众都说：“毛主席真好呀！从前妇女出不了门，现在妇女和男的一样了。当了模范还得了一条大黄牛！”
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祸根，如今被我们开始战胜了。今年的丰收是多少年来都没有的。俺乡康灼家六亩地，有四亩地年年不见庄稼，今年丰收了。他说：“治淮真好，再累点也要干。”康其朝家的庄稼也长到齐腰深了。俺家八亩麦子，往年再好也只能打二石多，今年却打了三石三斗六。贫农康其志家有四口人，原来只有二间房子，丰收以后，又盖了一间锅灶房。贫农周登荣六亩地，以前每年都要淹掉四亩，今年不但没淹，而且获得两季丰收。他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俺们治淮河，给俺们带来了欢乐日子，我要保证增产，捐献飞机大炮。”他已把他家的银耳坠捐献了出来。
我现在已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了。我一定要站稳立场，坚决与地主斗争到底，把土地改革搞好。
（李希龄，顾族英）
第2版()
专栏：
共产党领导根治淮河使我们有了幸福的今天
——记霍邱生产模范丁其兰的谈话
从七岁到十八岁，俺跟妈妈弹棉花和织布，生活很苦。二十岁过了门，来到李家，也过的是苦日子。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才翻身了。
去年发了大水后，政府叫打坝子（指治淮）。俺想起过去遭水灾受的大罪，立刻听了毛主席的号召，组织妇女上堤。开始有的妇女家里有困难，她们说：“走了，家里人就会饿死。”“上坝子没有粮食带去吃。”这时俺急了。俺家里看见有些红萝卜，俺马上去动员韩凤英和潘老贵家，把红萝卜借给她们家里人吃。俺又借了四十一斤给杨兰英。她们都愿意去了。俺就组织了三十人上堤。俺们在堤上一共做了十四天工，除自己吃喝以外，每个人还赚了四斤十二两米。回到家里，俺看到村里有些人生活还没有办法，就到村政府讨论，由村政府借给一些玉米。这时，俺同刘玉珍又组织妇女小孩子去打柴，组织小姑娘下地挖菜。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冬荒。
过罢年，男劳动力都上堤去了，留在家里的人仍没有吃的。俺就和修堤的民工大队部讨论，要求准许俺们妇女上堤。大队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俺马上组织了八十个妇女上堤，又将俺家的红萝卜借给他们吃，解决了她们缺吃的困难。上堤后，俺们向大队部要了一盘硪。起先有些人不愿意，说妇女只能抬土。俺和大队部讨论几次，他们才借给了。民工大队的硪工们说：“乖乖！这些妇女怎么有这样大劲！”以后大队部又借给了俺们一盘硪。每天天刚亮，俺们就上堤，大家唱着歌，挑土打硪，这样干了十三天，工程就结束了。这些事情被前方的民工知道了，他们说：“俺们要加油干啦，后方地也不愁了。”
接着县里叫俺去开会。家里地由俺孩子带头干。县里招待才好呢！把我评成特等模范，奖给老牛。后来我到了四百丈，区长带领民工迎接我。我和民工们挑战，保证一星期把全乡秫秫种完，并保证不饿死一个人。民工保证两星期完成四百丈堤。我们前后方都递了保证书。结果我们四天和一早就把全乡秫秫种完了。要不是共产党领导治淮，我们那能有今天呢？以后我定要比现在更努力带头干。
（皖北六安专区治淮指挥部政治处）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在波兰学习的十个中国学生
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
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编辑同志：
我们十个人是在人民波兰学习的中国学生。虽然我们远离祖国几万里，但是我们时时刻刻地在关怀着祖国，关怀着国内伟大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我们现在经常可以读到人民日报，知道我们的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几个月来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创造了光辉的事迹，出现了无数的战斗英雄与人民功臣。在国内，工人、农民都展开了热烈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各阶层人民纷纷订立爱国公约，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朝鲜解放战争。这些事实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与鼓舞。出国以来，我们一直是积极努力地学习着。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爱国行动的具体表现。自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飞机大炮及推行爱国公约的号召后，我们积极响应了这个号召，立即订立了爱国公约，并捐出波兰币一千三百三十六兹罗提（约合人民币六百六十八万余元）及金戒指一只。以后我们还要经常捐献我们每月生活费的百分之二，作为购买飞机大炮之用。最后，我们坚决表示，随时准备响应祖国的任何号召，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贡献一切。
在波兰学习的中国学生
刘铁生 谢孟纲 李嘉训 骆亦粟 萧惠敏 王茂松
范诚和 严万生 王省身 王 昶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农民迫切需要适合于他们阅读的文艺创作编辑同志：
在旧社会里，乡间曾流行一种剧本，很多是用人民所习惯的形式写成的。如京剧、梆子等等，每本仅有三、两出戏，四、五页厚，售价只几个铜板。记得这些剧本，大都是北京一些私人书店出版的。曾受到当时粗通文字的广大农民的欢迎。但有许多剧本内容是色情的、反动的，给农民带来不少毒害。
现在，乡间许多较大的集镇上，这样的书摊都没有了。书店里售卖的书大部分是厚本的，成本高，内容也不易为农民所接受。有的农民说：“要买本书也没处买。”有的人给城里的朋友写信，托他买旧小剧本。因为，事实上，一个农民是不可能为买一本小书去到城里跑一趟，托人代买又不一定为自己所喜爱。我建议出版部门对此引起严重注意，作家们多创作适合农民需要的作品，如农民所欢迎的小说、短剧、快板等，印成薄本，深入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地方，大量供应农民精神食粮，满足农民的文化要求。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项工作是值得重视的。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 李秋发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京郊郭公庄一带农民欢迎政府设置的图书阅览室编辑同志：
翻身后的农民迫切需要文化食粮，他们对于新文化是如饥如渴的。据我的了解，他们最喜欢读一些新内容的文艺作品。如京郊十二区丰台镇的阅览室，原在丰台镇上，许多农民都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借阅书刊。政府为了照顾农民阅读方便，特把阅览室迁移到郭公庄，很受农民们的欢迎。许多农民虽然干了一天活，还是跑到阅览室借文艺书看。该区太子峪村因离丰台镇远，借阅不太方便，但村民校的学员们都很喜欢文艺书，有时借不到书就读报纸上的朝鲜通讯，大家很感兴趣，也从中受到了教育。马厂村读报组里有一位老太太听别人读完马烽的小说“结婚”时，拍手笑着说：“过去我是‘书迷’，听见说书的就走不动道，今天我才知道过去的说唱多是封建迷信，有的是反动的。像今天的小说‘结婚’，才真正是咱农民自己的事儿呢，像这样的小说我才爱听哩！”从以上这些事例看来，农民是多么热爱新文艺，而且事实证明文艺作品是教育农民的有力武器。文艺工作者应多创作适合于农民阅读的爱国主义内容的作品，以教育农民。
北京市十二区 张凯
编者按：上面发表的两封读者来信，反映了翻身农民对于文化娱乐的迫切要求。这些要求说明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要，应引起文艺工作者和出版、发行机关的注意。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自一九四九年底到现在，已印行了一百五十多种，八十多万册新曲艺普及本，内容以表现工农兵为主，其中有唱词、快板、相声、小戏等。每本一百多元。由新华书店、各地小贩、北京庙会、北京打磨厂宝文堂销行，可供工农阅读、演唱。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值得提倡的。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华东文化部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
下乡给农民兄弟放映电影编辑同志：
华东文化部电影处为了扩大放映队的组织，今年暑假托苏南文化教育学院主办了一个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我是其中的一个学员。我们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学习，即将分赴皖南、皖北、苏南、苏北四区进行巡回放映工作，把新中国的影片演给农民兄弟看。当我们在课堂学习了理论以后，为了联系实际，我们曾到无锡市郊区进行实习放映。放映时，一个年老的农民王杏根说：“毛主席真好啊，他派电影队上门来啦！”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王大娘更是激动地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教我们推翻封建，挖出穷根，现在又送电影给我们看，我们要怎样来感谢他老人家哩！”从这里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劳动人民对领袖的热爱和感激，和对文化娱乐的热烈要求。我们要努力做好下乡的放映工作。
华东文化部电影处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 徐维龙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皖南宣城专区部分小学
用学校经费买锣鼓铺张浪费
宣城专署已指示加以纠正编辑同志：
皖南宣城专区部分小学在开展农村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铺张浪费、追求形式的偏向。群众很不满意。宣城专署了解这种情况后，已经指示各地纠正这种偏向。
广德县去年大旱，为皖南重灾区。当地群众在今年春荒极端严重时，仍节衣缩食，上山打柴，筹集了四十多万元，捐给该县泗节中心小学，维持学校教育。群众这种办学的热情是极可宝贵的。但该校却把这笔钱买了十六只腰鼓，而对贫苦儿童缺书少纸的情况则不加过问。据说，这是村干部的意见。村干部认为“没有腰鼓，节日宣传时就不热闹，不能和邻村比赛”。因此，他们就不顾群众反对，把群众节衣缩食捐出来的这笔钱随便浪费了。宣城县水东镇小学也有类似情形。今春，群众捐了二百六十万元给该校。该校把这笔钱买了一面大鼓，两面小鼓，一支指挥号，四支小铜号。该校极端缺乏标本用具及通俗图书，教室没黑板，学生无课桌，但校方并不添置。其他各地小学每逢节日，演大剧，搭彩台，动辄开支几十万，都由当地群众负担。据不完全统计：单宣城一县三百多所小学，一九五一年用在买腰鼓、做衣服、准备演戏上的钱，不下五千万元。这些钱都是向群众筹募的。但是，很多村的小学却因缺乏经费而陷于半停顿状态。
对农民进行这种形式主义的宣传，效果当然是不好的。如宣城县民强小学师生出外宣传，常常只打一通锣鼓，游一趟街，一句话也不说，群众看了都莫名其妙。
皖南宣城专署文教科 吴运兴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辽东人民广播电台
检讨播送反动唱片的错误编辑同志：
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登载了王岐同志对于我台八月十五日播送的内容反动的京剧唱片“珠帘寨”的批评，我们诚恳接受。
去年五、六月间，我台编辑科曾按照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播送京剧唱片的指示，把所有旧剧唱片进行过一次检查。那次检查不够澈底，有些不应播的京剧唱片（如珠帘寨）并没有被检查出去，还在继续播送。这说明我们对人民广播事业还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
看了王歧同志的意见，我们立即召开编辑科全体同志会议，进行检查。确定了若干改进工作的办法：（一）把初步检查结果，在全台进行一次学习讨论，再结合各科工作，作一次普遍检查。（二）把现有的京剧唱片澈底进行清查一次。把我们不懂的唱片，列出清单，送交省文教厅审查。其他西乐等唱片，也要进行一次澈底清查。（三）负责管理唱片的同志要加强业务学习。播音组要把研究及学习唱片内容，作为经常业务学习内容之一。
辽东人民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