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铁道部生计处对违法经营木材的检讨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生计处与所属生记制材厂非法经营木材的错误事实,经木材联合检查组检查后,生计处负责人对以上错误从思想上做了检讨。生计处领导方面对以上错误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除将检讨呈报铁道部请求给予处分以资警惕外,并已立即进行纠正。兹将检讨内容及今后在经营上的措施分述如后:
对非法经营木材的检讨
1、生计处所属生记制材厂向东北采购原木,生计处负责人应负责任。按生记制材厂是在一九五○年八月份正式开工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关内各部门及所属企业今后不得在东北采购木材的通知,是在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发出的,生计处应当知道并遵照执行。但生计处为了谋求利润,不顾政策,不但通过私商而且派员常驻东北购买木材,这是不应该的,是违法的。这种只顾局部利益,忽视国家法令的行为,对整个国家利益是有很大损害的。到检查时统计,前后共运进关内木材六千余立方公尺,这些木材已售出五千余立方公尺(其中包括生计处提取的二千一百六十九立方公尺),且价格均高于牌价;虽不是带头提高价格,但亦足以助长木材市场波动,这一点生计处领导方面要负完全责任。生计处及所属生记制材厂以往没有联系政策对买卖木材做过彻底检查,所以没有能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今后要百分之百地贯彻执行政府法令。
2、生记制材厂在经营上已超越自己的业务范围,买卖木材,而生计处却未加制止,这是违反工商局规定的。生计处提取该厂由东北买回的原木二千一百六十九立方公尺,虽然原来是想掌握,但实际又出售给该厂。以上两种行为不但违反国家对木材管理的决定,而且又违反机关、学校不得经营商业的规定。在经营方式上,又往往是通过私商,给私商以投机牟利的机会,这是非常错误的。经过检查小组来厂检查,指出这种错误。我们完全有必要从思想上进行检讨。
3、给商人要车皮,确有此事,其中十三个车皮是采购员私自在东北给私商要的。另六十个车皮,是经过生记制材厂厂长苑士才与生计处企业课副课长郝殿凯向处方要求写证明书,并说私商早将托运请求书递上(实际未递),只要证明这批木材是公家的,便可提前拨给车皮。所以处方根据他们所反映的情况,以处的名义给东北齐齐哈尔铁路局写了一封证明信。此信由制材厂厂长苑士才与经理徐治国共同交给私商葛伯川的伙计于绍良带到东北交给东北采购员郭正海,并由徐治国给郭正海写了一封信叫他办理要车皮的事。经检讨后,已认识到:订购合同上既注明在北京交货,车皮自应由私商自己办理,处方就不应再写证明信,同时厂方更不应不照原反映情况办理,反而又写信叫东北采购员给要车皮(这个问题本处正在追究责任中)。要车皮这件事,不但影响了主要物资的运输,而且违反了铁路规章。
今后在经营中的措施
1、立即停止在东北采购木材,现在东北已购妥的木材如未运,请示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如已装车,运到北京后请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
2、生记制材厂现有的木材一律暂停动用(其中有属于铁道部总务处的一千五百立方公尺建筑木材除外),妥善保管听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
3、确定制材厂今后不准超越工商局规定的加工制材的营业范围。
4、制材厂在现存问题解决以前集中力量整顿内部。
5、今后在加工制材方面,应提高技术,做到节约木材。
6、组织有关单位学习政府的法令政策,严格执行,并分函转知各铁路管理局生计企业单位学习,以资提高警惕。
生计处领导人已于八月十八日赴生记制材厂将上述检讨及措施在该厂召集会议,作了专题报告,八月二十一日并通知处内各课、直属商店及所属各单位学习政务院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及一九五○年一月六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关内各部门及所属企业今后不得在东北采购木材的通知,使每一职工从思想上认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引为教训。目前铁道部所组成的检查组亦正对这些问题作彻底检查,协助进行教育。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生计处 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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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企业进一步依靠工人群众领导生产
北京公共汽车公司职工选举副经理
北京公共汽车公司工人在九月四日从公司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里,选举出两位副经理,推荐给上级领导机关任命。工人选举副经理,在北京这还是第一次。这次选举,给北京市公营工矿企业的民主管理工作上了重要的一课。
汽车公司从解放到现在,由于职工的努力,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是有成绩的。在刚一解放时,公司里能开动的汽车只有五辆,到现在已经能每天出车八十多辆。成本和坏车率也都逐渐减低。但是因为公司的经理兼中国共产党总支部书记孙逊、副经理兼总支部委员杨渺、总支部副书记卡笛等,没有认真地依靠工人,没有正确地执行党和政府团结技术人员的政策,所以公司的业务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他们不重视企业管理委员会:会前不把会议的内容告诉给管委会的委员们,开会时不听取委员们的意见,会后不贯彻会上的决议。因此,管委会有名无实,很多职工到现在还弄不清管委会是干什么的。他们也不重视职工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不关心工人的福利,不重视工人的意见,不从政治上帮助技术人员。公司发奖时不开大会,开除工人也只出一纸布告,都不在职工群众中进行教育。工人要求在宿舍开窗子,车路工人要把水壶,行政上都拖着不办。有的工人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几个月得不到答覆。孙逊、杨渺和卡笛三位同志还有严重的不团结现象,在总支部委员会上不能展开严肃的讨论,而闹无原则的纠纷;同时,党内民主作风不够;因而使党不能很好地发挥监督保证生产的作用。由于领导上有这些严重的缺点,所以职工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损害,各项制度也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行车不能正点,而且时常在半路抛锚。很多市民对该公司表示不满。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和报社都不断接到市民对该公司的批评。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也在会上提出过批评。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对孙逊、卡笛、杨渺三位同志,曾经多次给以教育和帮助。但是他们没有虚心接受。他们更不认真考虑报纸和工人群众的批评。因此,中共北京市委员会认为孙逊、卡笛和杨渺三位同志不能胜任总支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决定改选总支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决定撤换公司的经理、副经理,由公用局贾庭三局长兼任公司的经理。副经理两人,由工人选举、工会推荐、再由上级审核委任。
公司工会接受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公用局的提议,在九月四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北京各大公营工厂企业的党、政、工负责同志也都列席。公用局局长贾庭三和市委组织部工厂支部工作科科长陆禹,在会上报告了检查公司工作的结果。市总工会副主席张鸿舜也讲了话。他们都指出: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工厂企业里,采取像这样的由工人选举、工会推荐、行政任命的方法来确定公司的领导人选,是非常好的。这样选出来的行政负责人,一定更容易联系群众;工人群众也更可以有主人翁的感觉。他们还指出:可能有些人有顾虑,怕从工人里选出来的经理不能称职。实际上,工人当选行政负责人以后,初期是缺乏管理工作的经验的。但是因为他们能联系群众,能够得到群众的积极的帮助,所以这个缺点一定能很快地弥补过来。清河制呢厂今年春天在进行民主改革时,曾经由工人选出工长。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都工作得很好。只有个别的差一些。工人说:“没关系。他实在不行,我们再选一个!”职工代表们热烈拥护上述意见。在分组讨论时,他们一致认为贾庭三、陆禹、张鸿舜三位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进公司的工作。他们还用很多具体事实补充了报告中所指出的各项缺点。各组在讨论副经理人选时,代表们对自己提出的候选人,反覆地加以比较,指出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最后,各组一致提名并通过工会主席高峰和工程师朱临为副经理。
在选举结束后,当场有五位代表兴奋地发表感想,一致表示保证用搞好工作来拥护自己选出来的领导者。高峰也发表了感想。他说:“我当选副经理,感觉到非常光荣。这是工人阶级的光荣,党的光荣。我有信心搞好工作,因为有全公司的职工,有我们的党和行政的领导作我的靠山。”其他工厂企业的负责人也说参加这次大会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明白了依靠群众的重要性。他们一致拥护这个工人选举、工会推荐、行政任命的好办法。华北农业机器厂第一分厂崔子儒副厂长说:“我们厂子里缺一个车工工长,怎么找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这回有办法了。回去请工人们自己选一个。”(卢念高、叶祖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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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经济生活简评
国营企业民主管理的一项新措施
最近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经过职工代表会议选举两位副经理,并经工会推荐,行政任命,开始执行职务了。这是国营企业进一步依靠工人群众,加强民主管理,领导生产的创造性的新措施。
过去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作最基本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行政领导干部不依靠工人群众,群众观点极端缺乏。他们对于职工所提出的意见和合理化建议,置之不理;对于职工迫切需要而又可能解决的福利问题,拖延不办;对于工人为了接班方便在厂里过夜的要求,虽然能够解决也不答应,听任工人半夜里在厂外遛马路而漠不关心;甚至于在宿舍开个窗户、在车上添个水壶等也藉口预算困难而不设法解决。因此引起职工极大不满,严重影响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并招致公司的亏损,长期不能弥补。
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公用局经过检查汽车公司的工作之后,为了改进该公司的工作,特别是纠正领导脱离群众的现象,决定撤换该公司的正副经理,改选党的总支委员会,重新委派了经理,并建议工会召开职工代表会,选举两名副经理。这一决定得到了该公司全体职工的热烈拥护。我们认为由职工选举、工会推荐、主管当局审核任命行政领导干部的办法,是正确的。这对于改进工矿企业的民主管理工作是有很大好处的。这样做的结果,将大大地加强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思想,提高工人群众对自己的国家企业的责任心,发挥全体职工对行政领导的监督作用,同时也将使行政领导方面提高对职工负责的精神,经常考虑采纳职工所提出的有利于生产的建议,关心解决职工群众的生活福利问题,克服某些企业行政干部不依靠职工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密切领导与群众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的国家是缺乏大量有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要不断从职工群众中培养、选拔优秀分子作为企业的领导骨干。但是应该如何选拔这样的领导骨干呢?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采取了依靠职工群众进行选举的办法,并且事实已经证明选举的结果是良好的。
这个经验说明,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企业中,只要经过一定时期的政治教育和生产竞赛运动,群众觉悟已经提高,涌现了经过考验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先进的积极分子,在这些条件下就可以由工人群众选举行政领导干部;在选举时只要向职工群众宣传选举和推荐行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意义,就有可能并可保证把选举推荐工作做好。如果职工群众选举的结果,主管机关在审核时认为不能批准,还可以提请职工重新考虑,只要理由充分合理,群众不但不会拒绝,而且会主动要求重新改选的。今年春天北京市清河制呢厂曾选举了一部分车间的工长。他们现在一般都工作得很好,而且比原来的工长更加称职,这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们认为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的经验,对于工矿企业的民主管理和工会工作,已经提供了一项新的内容,值得各地考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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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厂矿企业中民主改革的补课问题(上)
刘子久
我们为什么要在厂矿企业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补课呢?
从武汉、青岛、郑州、济南、太原等地的国营、私营企业的情况及进行民主改革的经验与收获看来,民主改革这一课,在国营企业方面,是把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在私营企业方面,是把旧民主主义的企业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企业。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或步骤,是我们在工厂企业中,顺利地进行建立党的组织、团的组织、工会组织,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以及其他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工作的先决条件。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工矿企业中对于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统治与管理,除了依靠他们的反动的政权力量(如反动的军队、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外,还要依靠一种反动社会力量。在工矿企业中,这种反动的社会力量,在武汉叫“头佬”、上海叫“纳摩温”、青岛叫做“把头”的一类人,名称虽不同,实质上是一样。这些“头佬”、“纳摩温”或“把头”往往同时就是反动党、团特务组织(中统、军统等)、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九宫道、甘珠尔瓦道等)。封建帮派(青帮、红帮等)与伪工会等反动组织,在工矿企业中的组织者、头子与骨干,他们往往一人身兼数职。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代,这些封建把头在工矿企业中所起的作用,就像那个时候的保、甲长在农村中所起的作用类似。对于工矿企业中的这些反动的封建的社会力量,在解放的时候,为了不打乱原有的生产机构,便于接收,我们采用了原封不动一律包下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解放后两年以来,在个别地方、厂矿与部门中,我们曾经自上而下地运用行政的力量与方式进行过一些调整。但一般说来,绝大多数都未曾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进行过系统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彻底的改革,像武汉、青岛、济南、郑州、太原等地现在所进行的那样。
经过今年四、五月间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之后,那些浮在上面突出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多半已被逮捕或杀掉;但是那些在过去直到现在仍然骑到工人群众的头上,作威作福,仗势欺人,敲诈勒索的封建把头,多半还依然未动。这些反动的封建把头在各地工矿企业中,不断地制造政治性的事故,散放谣言、挑拨工人之间的团结,讽刺与打击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与积极分子,有的还假装积极混入到我们的党、青年团与工会组织中来,当了“党员”“团员”与工会“干部”,有的甚至还被“选为劳动模范”!工人群众称这些封建把头为“石头”、“土皇上”、“遮盖太阳的云雾”、“三开”(即国民党时候“吃得开”,日本人时候“吃得开”,共产党来了还是“吃得开”)、“三红”(国民党、日本时候是“红人”,共产党来了还是“红人”)。这些封建把头是我们在工矿企业内党、行政、工会、青年团布置与进行各种工作的“绊脚石”。这些人的罪恶活动,根据武汉第一纱厂总结报告中所归纳的主要的有下列七条:
(一)监视工人,勾结厂外军警,镇压罢工(解放前);
(二)开除、罚工、打骂工人、克扣工资、敲诈勒索、贪污受贿;
(三)仗势欺人、调戏女工、强奸女工、霸占工人妻女、强迫打胎;
(四)在特务分子指示下,结拜厂内外的坏分子;
(五)造谣破坏,威胁工人;
(六)挑拨离间、播弄是非、破坏团结、破坏生产、破坏工作;
(七)利用他们的封建关系和落后群众,打击积极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煽动群众罢工、怠工。
这些反动的封建把头,在解放之后,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他们过去那些剥削和压迫工人群众的特权,已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的活动已采取了合法的隐蔽的形式。但他们欺压工人群众,看不起工人群众,已习惯成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现状是不满的,对共产党、人民政府是持敌视态度的。
以上这些就是在工矿企业中长期存在而在这次民主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实际情况。
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既是如此必要,为什么我们今天才提出实行民主改革补课呢?因为像民主改革这样一种群众性的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
一、解放后两年来广大工人群众已从事实上看到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断的胜利与正确的措施(其中对于工人群众影响最大的是物价稳定、劳动保险与市政建设等)。共产党、人民政府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已有了极高的威信,广大工人职员群众认为跟着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走就没有错。
二、在各个城市及工矿区被解放后,经过了各种各样宣传教育与运动,如:学习社会发展史、宣传抗美援朝、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评奖劳动模范等,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大大提高,在工人群众中已涌现出了一批在政治上积极、在生产与学习上努力的积极分子,可作为我们开展这一运动的骨干。
三、经过解放后二年多的摸索与学习,我们在工矿企业中的干部(包括党、行政、工会、青年团在内)已初步地了解了一些生产情况,懂得了一些生产知识,不像在解放初期那样两眼漆黑了。
四、对于敌人情况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材料,有了一些了解。
五、经过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把那些压在工人群众头上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或杀掉之后,广大工人群众已经跃跃欲试,提出“要趁热打铁,翻身要翻得彻底”。同时,那些反动封建把头也已开始恐慌、动摇、分化。
六、在工矿企业中,经过解放后两年来的工作,我们已初步地建立了党、工会与青年团的组织。
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提出民主补课的条件。
民主改革的要求与目的
民主改革的要求与目的,就是在有组织、有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工矿企业中有意识地建立与培养并用以统治工人群众的把头制度,按照生产的需要与群众的要求,采用民主的方式,加以彻底的改革。在去掉阻碍工人群众团结进步的把头制度与破坏分子之后,对于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在工人群众身上所造成的各种思想包袱(如强迫加入反动党团及其他各种反动组织)与各种不团结的现象,采用忠诚老实、坦白、检讨、交代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加以解决,借以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然后在工人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树立起新的劳动态度,建立各种有利于生产建设与生活改善的组织与制度,为顺利地开展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实行经济核算制、迎接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
实行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的政策、步骤与办法
一、民主改革运动的政策,根据邓子恢同志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城市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下列四点:“反封建不反资本(按在国营企业中应当是既反封建又反资本),反封建不反技术,斗首要不斗一般,在经济上重点清算,分别处理。”
二、民主改革运动的发展过程,如果不把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也算在内的话,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大体上可分为下列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民主斗争。采用回忆、对比诉苦的方式,对于那些“不问能力问来历”,不参加劳动或者不大参加劳动,天天骑在工人头上进行封建压迫、剥削的“把头”、“头佬”、“纳摩温”、反动会道门头子、帮派头子、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等,在群众大会上(多半是车间工人群众大会,有的也在全厂大会或小组会议上),进行说理斗争。然后,按他们过去罪恶的大小、生产技术、解放后的劳动态度与低头认错的程度分别予以处理:降职、降薪、调动工作、群众管制、停止工会会籍,也有个别罪恶太多、民愤太大的,群众要求送法院法办或开除厂籍的。这是民主改革补课中,在发动群众问题上最重要的一段,工人群众把这种斗争会称为真正的“翻身会”、“解放会”、“见太阳会”。在这一方面,武汉的第一纱厂、申新纱厂、济南的成大纱厂、山东造纸厂与第四机器厂的经验都好。这些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详细地讲明政策,解除顾虑,为群众撑腰,放手发动群众。因为在这个时候工人群众最大的顾虑,就是怕他们对这些“把头”进行斗争、提了意见之后,领导方面不给他们撑腰作主,不加处理,事后这些“把头”找他们的麻烦,给他们“穿小鞋”。
第二步是民主团结。采用忠诚老实、坦白、检讨、交代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卸掉工人、职员在思想上的各种包袱(如被迫加入过反动党、团、会道门、帮派、伪军警等);消除工人与工人之间、职员与工人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即党、行政、工会、青年团,主要是行政、工会的领导干部与工人群众之间),这部门工人与那部门工人之间,这地区工人与那地区的工人之间的隔阂,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在发动群众问题上,这是一个方式更细致,范围更广泛的阶段。在这一方面要作好,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领导干部,主要是行政方面与工会的领导干部,首先进行自我检讨,放手让群众对领导干部提意见。经验证明:放手让群众提意见的结果,工人很少提出过高的要求,大多数意见对领导干部的帮助很大。
第三步是民主建设。广大工人、职员群众在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的基础上,真正自觉自愿地进行有利于生产建设与生活改善的各种组织与制度的建设工作。在这一方面,各地已经进行过而获有显著成绩的是:生产上的责任制、合同制、检查制,工会委员会与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改选,劳动保险卡片的登记或覆查等。只要前两阶段作得彻底,没有偏差,这一系列的初步的建设工作,一般的在一个月内就可以完成。在这一方面,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讲明政策、办法之后,放手让群众自下而上地讨论,充分地发表意见,不要包办代替(不是不要领导),不要强调组织保证。这次许多工会基层组织,经过民主改革、民主团结之后的改选,都没有实行什么“组织保证”,但改选结果都和我们所预期的差不多,有的甚至更好些。在反掉那些过去甚至今天仍然骑在工人群众头上的把头、坏蛋分子,“搬掉石头”后,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群众对于各种问题的处理都非常认真负责,一点也不马虎。济南山东造纸厂的工人给领导干部提意见,发现有个别干部在纸上画着玩,不好好地听与记录时,马上就提出抗议:“领导干部应当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对于选举认真,对于每一个候选人的历史、劳动态度、群众关系、立场作风等都是认真地反覆地讨论、审查。如武汉申新纱厂的工会委员会改选时,领导方面提出了五十四名候选人,经过群众讨论审查之后,就有十名被认为历史上有问题而被抹掉了。工人群众不仅对于自己的工会关心,对于发展党、巩固党也都非常关心。对于那些历史上有问题或作风不好、脱离群众的党员,他们也一再地向党的领导机关提意见,认为某某人不能留在党内作党员,应当开除党籍。并说:“过去领导干部不睁眼,随便发展党,使那些坏分子得以混进党的组织里来。今后发展新党员时应当问一问咱们,徵求一下咱们的意见。”在经过民主改革之后,大批的新的积极分子热烈地要求加入共产党、加入青年团。这说明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不仅为开展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实行经济核算制、迎接伟大的生产建设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我们在工矿企业中的整党、建党和整顿青年团的组织、建设青年团的工作也清除了障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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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要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编辑同志:
我们临清镇武训完小全体师生员工,在学习了关于批评武训的文件之后,思想认识有了显著提高,迫切地要求我镇人民政府迅速处理我校所有武训遗迹与更换我校的校名。自报纸上第一次登载了批评武训的文件以后,立刻引起了我们全校师生,尤其是教员同志们的关怀与注意,此后即在校长李岳堂同志的领导下,讨论了武训问题,使我们对于武训这个历史罪人,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已知道武训的要饭兴学,并不是为了穷孩子,而且他从来就没替穷孩子打算过,要饭不过是他的流氓、懒惰与寄生思想的具体表现。当武训走向所谓“行乞兴学”的时候,正是农民领袖宋景诗领导农民在临清、堂邑、馆陶一带进行抗粮抗捐运动,给腐败透顶的满清军队与吃人的地主武装——柳林团以沉重的打击的时候,而武训这时恰好在给这些农民阶级的敌人作揖磕头,还玩了许多卑鄙下贱的花样以迷惑群众。像这种甘心依靠阶级敌人,走敌人的道路,当敌人的奴才的无耻败类,又怎样能配称人们的榜样呢?这简直是对我们莫大的侮辱。现在我们学校是人民大众的学校,是为工农子弟服务的学校,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的学校,我们的学校决不能再以“武训”这个可耻的名字来命名了。我们全体员工三十名,学生一千余人,要求当地人民政府文教领导机关迅速取消我校内现存的一切武训的遗迹,更换我们学校的名字,来彻底肃清武训精神的残余影响。
河北省临清镇武训完小全体员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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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世界妇女名人剪影”内容有原则错误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读到了“世界妇女名人剪影”(佚名著、三联书店发行、一九五一年五月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是极其错误有害的。该书竟把某些反动的外国妇女如山额夫人、奈都夫人,也推崇为“名人”,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在介绍山额夫人时,作者说:“她的动机、怀抱、精神和毅力,是很令人钦佩的”;又盲目地宣传节育理论,如“……避孕药和避孕书可以公开发售,山额夫人不屈不挠的努力应居首功”,这种“节育”宣传是完全违反人民利益和国家政策的。不仅如此,作者还居然公开宣传马尔萨斯的反动理论:“况且目前世界的最大问题在于人口过剩。有些民族,人口过剩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病症,常常由自然的饥荒和疠疫来扫荡那多余的人口。同时,人口过剩的国家,常常要向外发展,结果就造成了战争”,这明明是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作义务宣传。
三联书店在出版工作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在读者中有很高的信誉,现在竟鱼目混珠地出版了这一本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这是不能令人原谅的,希望该店深刻检讨。 林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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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山东大学政治系学生仍有被乱抽调的现象
希望有关机关立即检查纠正编辑同志:
中共中央华东局已经发出了纠正学校教育中的混乱现象的指示。我们感到这种保护国家长远利益的正确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在山东省,学校教育工作的混乱现象也严重存在,并且到现在还没完全纠正。仅以山东大学政治系来说,任意抽调学生参加工作,造成在校学生不安心学习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例如今年春假期间,该系一次就有三十八个学生被调出参加工作,后又继续抽出五人参加工作。而某些机关在分配调来的学生的工作时,事前缺乏周密的计划。
由于很多同学不断被抽调参加工作,有些在校同学就不能安心学习。有的认为:可能不久就要被调去工作,长期打算个啥?
这种情况,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指示后还没完全纠正。据了解,最近该校政治系又有几位同学被调出工作。
这种情况如果不即予纠正,将会使我们的国家无法按照一定的计划培养各种建设人材。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对于这种错误现象进行深入的检查与有效的纠正。 幸之、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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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长江日报出版部、大刚报办公室
关于错误地刊登“上饶集中营”影片广告的检讨
长江日报出版部的检讨编辑同志:
长江日报七月五日刊登的“上饶集中营”电影广告中,刊出了“镇压反革命影展巨片”的错误词句,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此广告稿系中南艺术剧院发出,报社出版部在审稿时曾看出这个错误,并将“七院重要启事”删去。但对于“镇压反革命影展巨片”的错误词句,则仅口头告诉工人去掉,在样子改好后也没有再检查一遍,结果出现了这样重大的错误。这是由于我们思想上麻痹,政治责任心不强,工作上存着马虎粗率的作风所致。我们诚恳地接受读者的批评,今后决加强广告审查制度,保证不再发生此类错误。长江日报出版部
大刚报办公室的检讨编辑同志:
七月五日我报刊出的“上饶集中营”影片广告,称该片是“镇压反革命影展巨片”,这是错误的。我们在刊出的当天,即已发觉,并即将错误的严重性告知送刊该广告的中南艺术剧院和有关的中南影片公司。中南艺术剧院马上送来了检讨,我们并把它刊在第一版报名下最显著的地位。同时,我们认识到对这事我们也要负责,因此也一并作了公开检讨。
我们当时认为该项检讨的主要目的,是澄清由于该广告的错误所引起的政治影响,而这一点在中南艺术剧院的检讨中已经说得相当详细,因此就没有作更多的说明。而在我们所检讨的部分,承认我们“在政治上也负有责任”,但没有进一步指出广告和新闻、文章一样,也是“宣传”材料之一,报上刊出的广告也应当具有政治思想性,对于这样的广告未经审查即予刊登,就是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表现。读者孙星燃在你报指出我们的检讨不够深刻,以及你报编者所加的按语,都是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
在这次错误发生以后,我们即加强了对广告科的政治领导与审稿制度,并进行了必要的改组。
大刚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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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大刚报编辑部
关于“加强报纸标题的思想性”的答复编辑同志:
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孙星燃同志对我报六月二十二日一篇社论标题(即“中国人民的死亡是帝国主义分子的愉快!”)的批评,是正确的。本来那篇社论的主题思想,是要指出帝国主义分子有计划的阴谋杀害中国人民,借以激起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分子的仇恨;但社论的标题却没有把这个主题思想完整地表现出来,因此就显得片面,缺乏思想性。我们诚恳地接受孙星燃同志的批评,并且正在编辑部进行加强报纸思想性的教育。以后无论是新闻或文章的标题,一定力求能表现出完整的思想性。
大刚报编辑部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工人日报编辑部
对“中国有那些少数民族”一文错误的检讨
九月四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了“河北教育”社和河北省文教厅对“中国有那些少数民族”一文所犯错误的检讨。“河北教育”社的检讨中说:“这篇文章是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的工人日报上转载的”,这是事实。
这个材料,我们也是从一个地方小报(原稿查不到了)上剪下来的。当时因为稿缺,就匆忙地把它登到报上。这首先说明我们当时的工作态度就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当时刊登这篇稿子的意思,原是想说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用以反对大汉族主义的;但是由于没有慎重审查稿件中的用语,结果反而将大汉族主义者所习用的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的名称,不加修改地发表出来,无意中散布了大汉族主义思想,侮辱了少数民族。虽然我们对少数民族缺乏常识,虽然“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当时还没有发表,但是,有一些很明显的污蔑少数民族的字眼,我们是应该而且能够看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说自己竟无知到这种地步。问题是: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粗枝大叶作风和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不用脑子,不去思考。这就是发生这次错误的主要原因。这个错误,直到看见人民日报的批评以后,我们才知道。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的错误,这是对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的极端歪曲的宣传。我们除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刻地检讨外,决心加强学习,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树立严肃的、对群众负责的工作作风,以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错误。工人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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