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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配合国家国防经济文化建设工作
各自然科学学会续在北京召开会议
继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化学会等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后，自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直接领导和协助下，陆续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的，有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中国昆虫学会等五个学会。这些学会，遵循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指示，均讨论并确立了各个学会今后在配合国家国防、经济、文化建设工作的方针下，进行研究并发展中国科学工作的任务。
中国物理学会讨论了
大、中学校物理教材调配问题
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八月十二日至十七日举行的。出席的有总、分会代表及列席人员共七十余人。大会在听取了政府首长的报告和指示，以及于光远、叶企荪、吴有训等关于物理学工作方面的五项专题报告后，经过大会热烈的讨论，确定了中国物理学今后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工作方向。同时，又讨论了大、中学校物理教材调配问题，教科书的内容和编写问题，物理教学设备及仪器制造供应问题，教学制度和物理学课程改革问题，并做出了“物理教学讨论总结”。最后，大会一致热烈地选举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苏联科学院院士越飞，苏联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主席斯林柏尔为名誉会员。此外，大会一致决定：中国物理学会总会和各地分会，应在可能的条件下，在会员自觉的基础上，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中国数学会讨论了有关中学
数学课程改革等问题
中国数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八月十五日至十九日举行的。到有各地分会代表和特邀代表共六十余人。会议除对数学的提高、普及等工作作了详尽的讨论外，并座谈了“在数学教学中如何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唯物论与数学”三大问题，并且，部分得出了结论。在分组讨论会上，又详细地讨论了有关中学的数学课程改革及数学问题和大学数学课程改革及微积分教学问题。
中国动物学会
将积极展开动物学研究工作
中国动物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幕，二十六日闭幕。到会代表及特邀代表共三十余人。大会经过五天的讨论和研究；制订了中国动物学会今后的任务与计划。中国动物学会今后的任务是：加强会员的政治学习，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动物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积极展开动物学研究工作，为国防、生产、文化、保健等建设而努力；加强团结，强调动物学研究之计划性与集体性；普及动物科学知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动物学的水平。其工作计划是：加强组织，吸收中等学校生物学教师及对动物学有兴趣、有特殊技能、有工作成绩的工农干部为会员；鼓励会员参加一切科学普及工作；协助中等学校改进动物学与生物学教学方法；成立编纂中国动物图谱委员会，进行编纂中国动物图谱工作，并出版通俗动物学期刊等。会上全体代表为了反对美制对日片面和约，争取日本的民主，保卫世界和平，一致通过了致日本动物学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将调查
全国海洋湖沼和水产资源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于八月二十七日召开，九月一日闭幕。出席代表及列席代表共五十余人。大会经过六天的讨论，明确了该学会的任务为：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配合各业务机关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国防、经济、文化等建设而努力。今后他们的工作计划着重在：鼓励会员参加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调查工作。调查全国海洋湖沼及水产资源；调查和吸收航海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为会员；协助各地科学普及局进行科学普及工作及协助政府关于设置水族馆等工作；组织海洋湖沼书籍编译委员会，发动会员集体翻译或编著重要的海洋湖沼学书籍；搜集有关中国海洋湖沼学的各种文献，于一年内出版文献目录。此外，大会又讨论并通过了有关全国水产资源调查的决议，及如何培养海洋湖沼学工作干部等十余项重要提案。
中国昆虫学会确定做好
治虫工作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中国昆虫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于九月一日开幕，六日闭幕。出席各地会员代表与研究、教育、治虫工作站代表及列席代表共四十余人。大会在七天的会议中，明确了昆虫学会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做好治虫工作，为协助政府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今后该学会的工作着重在：配合并协助农业部、林垦部等及有关研究机构，号召会员多做应用昆虫的研究，尤其是对飞蝗、螟虫、棉蚜及吸浆虫等害虫，寻求有效的防治方法；编印昆虫学杂志图书及中国昆虫图谱与昆虫学文献目录；协助科学普及局进行昆虫科学普及工作；调查和培养昆虫学专门人材和昆虫学家，并帮助他们进行昆虫研究工作。最后，大会全体代表，为向世界昆虫学工作者报道新中国建设情况及昆虫研究工作的进展，并呼吁保卫世界和平，一致通过了写给各国昆虫学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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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艺术工作者忽视政治和思想懒惰的倾向
邵宇
一部分美术工作者忽视政治的倾向
近来在我们某些美术工作者当中，存在着一种和我们人民美术工作的任务颇不相称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倾向。这就是忽视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之一就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它把“提高技巧”强调到和政治任务背离和分裂的程度。
有的人说：“政治好办，只要住几个月训练班就可解决，技巧才是百年大计。”有的人说：“革命十多年，政治上没问题，提高技巧才是问题。”或者说：“人家说学院派不好，我就需要学院派。”
（按学院派是资产阶级艺术家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一种艺术流派——笔者）有些人对普及工作的看法，不把它看成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而只把它当作简单的技术工作，认为“普及就不能提高，提高就不能普及”。他们对普及工作的态度是“服从分配任务”，对创作的态度是“你出题目，我出技术”。不管是普及也好提高也好，他们的创作的目的性不明确，常常是离开内容，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单纯的色彩、构图、笔触等等的考虑上。此外，在日常工作当中，他们表现出忽视政治学习，忽视当前的群众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的现象。
有这种倾向的同志，基本上存在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看法，即不重视眼前的现实和斗争。他们单纯地强调技术，幻想将来能创作出一个一鸣惊人的“伟大作品”来。这些同志不是把艺术和艺术技巧当着战斗的武器和手段，而是热心于追求艺术技巧的玩弄；不是在战斗中磨炼和提高艺术技巧，而是为技巧而技巧，因此也就和当前的现实斗争脱节。不注意提高政治和思想是不成的
要创造出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不掌握和提高艺术技巧是办不到的。但根本性质的问题还不在此，而是我们的作品要不要有思想性？又用什么思想来掌握运用艺术技巧，以至于提高技巧？
对于人民的艺术家来说，指导我们的思想毫无疑问的只能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思想，能够引导人民不断地前进。
有人说：“只要我有了技巧，我就可以画什么像什么。画工人，就像工人……”这是完全错误的。艺术上的造型必须把表现的对象，经过艺术家的思想而集中表现出来。如果有人以有技巧自命，而不在正确的思想下掌握技巧，他还是创造不出正确的形象来的。
我们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作品，而且都还是有了一定技巧的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画工人不像工人，画农民不像农民，画兵也不像兵，或者不完全像，或者是根本错了。既然是有了一定技巧的艺术家，为什么画不像？基本原因在那里呢？当然是政治、思想、感情不对，或者是不完全对，或者是完全错了。有的固然也是由于技巧不够，但也没有表现到和技巧相适应的程度。
我们的艺术家如果要表现工人阶级，只有从政治、思想、感情各方面都完全和工人结合的时候，才可能真正的从本质上了解工人阶级。有了这个了解，他也就获得了正确的创造工人形象的最根本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艺术家才能运用技巧创造出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来教育人民的正确的工人形象来。
如果艺术家仅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同情者的立场上，用小资产阶级的看法来看工人阶级，就不可能真正或者完全了解工人阶级；他最多也只能在画面上出现了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的形象。如果他从工人阶级那里还得到了一些教育，那么得到多少，也只能像到多少，就是再用尽了力气，只在技巧上下工夫，也是无用的，工夫越大，倒可能越像小资产阶级了。这样怎么会创造出正确的工人形象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艺术家，如果要去暴露敌人的卑鄙、丑恶和无耻，也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的爱为爱，以人民的恨为恨，他才能毫不留情地把敌人丑恶狰狞的真面目，从本质上揭露出来示众。要不然就可能在画面上出现了敌我不分，爱憎不明的现象。这样的作品能给人民一些什么教育呢？
由此可见，我们要能创造出正确的形象，明确而正确地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通过作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教育人民，并向敌对思想做斗争，如果只片面地去搞技巧，而忽视政治上思想上的提高是不会成功的。政治标准第一
为了说明这种倾向的错误和危险性，我们再从一个作品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来看吧。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曾经给我们做过明确的阶级分析：
“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与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别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与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阶级社会与无论什么阶级社会中的各别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是人民的艺术家，我们的政治标准就是革命的政治标准。我们对于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件艺术作品都要问他合不合乎客观真理、合不合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也就是说合不合乎我们革命的政治要求。
我曾经画过两张招贴画，但其中都有着政治性质的错误。一幅画是画着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结和前进，后面是一排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旗。其中我把波兰的国旗位置放的较小，后来把白色印成淡蓝色我也未负责校正，以致我们的国际友人，就很难从画面上找到这面国旗。我也想到放得不适当会影响到整个的政治内容，但是为了构图好看，我就这样做了。虽然我画的是一幅表现国际主义精神为主题的画，但实际上我并未把国际的政治友谊看得比构图更重要，我怎么能画好这幅画呢？
另一幅画是画的中国少年儿童队员放和平鸽。我根本不了解红领巾到底是代表着一个什么政治意义，只觉得是在形象上新鲜而夺目，认为“那是和过去童子军围巾形状是一样的方布，折成三角形，往脖子上一围就对了。”于是在这个画面上，少年儿童队员的红领巾就在背后出现了上下两个角。后来接到读者的来信，我才知道“红领巾是代表国旗的一角，是三角形的，它代表着共产党、青年团、少年儿童队牢不可破的关系，系在头上，背后只有一角。”我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误，正因为在艺术思想上保留着形式主义的艺术观点，颜色、构图第一而不是政治内容第一。
另外还可举出别的同志的几幅画来看：有一幅是表现毛主席领导群众运动的画，从“技巧”来看，一砖一瓦都表现得逼真而有质感，从整个的色调来看，显得是调和的。可是从表现那种充满着力量、信心和前途的主题思想的需要来看，顿觉得画面是一片灰暗；“毛主席、共产党，走到那里那里亮！”可是这幅画所能告诉观众的却完全不是这样，这难道能说是“技巧不够”吗？
还有一幅是游击队攻打敌人碉堡的画，作者是采取了光、暗对比的办法，把敌人碉堡放在充满了阳光的方面，后面的天空是一片彩云，游击队是放在阴暗的方面，用一座山头的阴影衬托出来，作者对光暗的处理，是完全合乎自然现象的，但看着画就使人感到“敌人方面并不黑暗”，“人民方面也不光明”。谁愿去欣赏这种“光的艺术”呢？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形式完美，并不是目的的本身，而是最充分的体现思想和最有力的作用于读者观众的手段。”（苏联，戏剧杂志社论“剧作家的技巧”）
由此可见艺术的表现形式，是服务于政治内容的，而不是为了艺术，可以冲淡或歪曲内容的。对于人民的艺术家来说，在处理每一块颜色，每一根线条的时候，首要的考虑，就是它帮助表现作品的思想程度，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艺术第一，那么尽管是什么色调、光暗、立体感、质感、线条、笔触、构图等等再“好”，观众也是不欣赏的。要用思想来指导生活
我们还可以从作家体验生活上来看，一般说，生活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了，但怎样去生活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譬如说土地改革的时候，有的画家到乡下去生活，把活生生的人物忘记了，把火热的群众斗争忘记了，群众在开斗争大会，画家只是在屋子里画农民家的锅、碗、瓢、炕桌、风箱等。他站在人民生活和斗争之外，而把主要的精力仅仅放在形式与“装饰品”的收集上。
又如有的画家画来画去是吃饺子、老黄牛等等枝节的生活现象。今年如此，明年还是如此。如果我们对农村新生活的认识，仅只是停止在这个水平上，那么也仅仅是反映了“三十亩地一条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思想。有了牛吃了饺子又怎么样呢？革命到这里为止了呢，还是需要继续向前走呢？农民的生产热忱如何与爱国热忱相结合，农民眼前的利益如何与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相结合呢？在这一种画里面，是完全得不到这种启示的。
有人到工厂去生活，没有什么比机器给他的吸引力更大了，机器当然可以画的，因为工人已经是机器的主人了，但如果不把主要的精神，放在学习与了解工人阶级，并和他们生活战斗在一起，那就不能说是在工厂里生活过了，这样一来，画出来的画，工人常常会成了机器的点缀，或者在精致的机器旁边，站着两个死板板而没有思想情感的工人，这能说明机器和工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了呢？是旧的关系呢？还是新的关系呢？是机器的主人呢？还是机器的奴隶呢？又怎能从各个方面，充分反映出被新生活鼓舞起来的，工人阶级那种新的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呢？
由此可见不是到生活里去，就算是真正生活了和有了生活了。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来指导我们去生活，和正确的认识生活。深入到生活和斗争当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和斗争中的各种事物，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洞察现实的本质，从中发现主要的、前进的、新生的事物。新的丰富的多样性的生活材料，也自然会使我们克服一般化公式化的现象，而创造出生气勃勃的有很大吸引力量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来。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从以上种种情况来看，我们不难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对政治、思想和艺术的关系的看法，不是政治和艺术的矛盾，而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毛主席这样教导过我们：“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又接着说道：“这两种倾向，在我们许多同志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着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同上）
毛主席这一段话，对于今天美术界的同志说来，有重大教育意义。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倾向，因为它会把我们的艺术和艺术思想，堕落到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泥坑中去。
我们必须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划清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思想界线，也就是划清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界线；在我们的艺术思想上，就要划清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和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艺术思想的界线。我们唯一的武器是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开展美术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们认为要克服美术界这一种有害的忽视政治的倾向，首先应该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方面要从作风上严厉地批评在我们当中严重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各行其是的浮浮飘飘的作风。因为它严重地妨害着艺术工作者力量的充分发挥，严重地妨害着艺术界艺术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的统一。我们必须加强美术界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联系群众、虚心学习、深入生活的作风。
另一方面，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做尺度来展开艺术批评，即对艺术思想与作品的批评，反对缺乏思想的技术性的批评。
我们应该把批评与推荐结合起来，在美术界普遍树立起正确的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批评与排除一切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影响，坚决纠正那种忽视政治和思想懒惰的倾向，引导与鼓舞与推动我们的艺术家，以便创造出更多的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为人民所普遍喜爱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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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厂有线广播台的作用
孟文
去年四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以后，许多工厂、矿山的文教部门，就按照决定，开始在本单位建立了收音站或是有线广播台。这些有线广播台，一般的都带动几十个或百来个喇叭，按时播送他们自己的节目和转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有关职工的节目。在许多单位，收听广播已经同广大职工的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工厂有线广播台在进行时事宣传、交流先进经验，和鼓动职工生产情绪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但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而且得到了各级党政和职工领导机关的重视。东北总工会、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总工会、华东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局、天津市人民政府、市总工会及其他省市政府和工会等，都曾发布了在厂矿企业中建立收音网（站）的决定与通知。
根据一年多来的事实，工厂、矿山、企业中的有线广播台，在鼓舞职工的生产热情，帮助文化、政治学习，辅助工厂管理和开展文艺娱乐活动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鼓舞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装置在工房或车间里的喇叭，是出色的宣传鼓动工具。上海钢铁公司某厂军代表，去年“八一”，在广播台上号召大家以提高生产来庆祝建军节，结果第二天产量即创该厂的最高纪录。上海正泰橡胶厂过去生产情况不好，解放日报和劳动报，曾先后提出批评，但由于工人们多不识字，不起多大作用。该厂广播台建立后，将报上的批评，反复的向工友们解说，全厂职工，根据广播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订立了劳动公约，大大改善了生产情况。齐齐哈尔铁路局电务修缮厂翻沙组工友，创出了消灭沙眼的新纪录，广播台及时广播了，钳工组一听着了急，决心要创出新纪录，结果超过任务百分之十一。由于广播台及时表扬鼓励，全厂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天津棉纺四厂广播台在该厂生产竞赛中起了很大作用。广播台连续表扬了积极工作的验布工人崔静芬和叠布工人单玉珍以后，该厂各车间马上将半月来积压的布匹都给整理好了，浆纱间每天每台机子从浆三百匹布立即提高到四百零三匹。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广播台进行了时事宣传和组织工友在广播台展开挑战应战，有力地推动了生产。上海钢铁公司某厂广播台广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首次大捷的消息后，工人们听了说：“前方用大炮，我们供材料。”工人们一鼓劲，那一天的生产创造了最高纪录。齐齐哈尔铁路局检车段的广播结合了中心工作，十二月入厂修理的车辆攵一三六六五号，当天十小时内就修理好了，比规定标准时间提前八十六小时，创造新纪录。
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工厂，通过广播会和各单位的有线广播台，组织职工生产竞赛，都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仅沈阳人民电台举办的广播会，在各工厂有线广播台的协助下，就有百余生产单位投入了生产竞赛热潮，保证完成了本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任务。
二、进行时事讲解和帮助政治文化学习。因为工人中文盲比较多，阅读书报感到困难，如井陉各矿工人们有百分之八十是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如把各个单位工人都集合起来召开全厂工人大会，讲解时事，传达通知，既耽误生产，又浪费时间。有了广播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上海钢铁公司某厂在开幕时，工业部汪道涵部长等亲自到广播台向工人道贺，工友们说：“有了广播台真便利，不要跑步集合，不耽误生产时间，一样听报告。”上海总工会刘长胜主席在人民电台的讲话，有五十多个工厂广播台转播，有二万多工人收听。上海服务二厂的广播台，在一天内完成了拿百分之一的工资救济失业工人的动员任务。工厂负责人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动员，大家倒完成任务了，广播台真行！”天津汽车制配厂广播台去年五月初宣传响应全国总工会号召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以后，立刻就有许多工友跑到工会去捐钱。国营上海第十棉纺织厂里逮捕了以积极面貌出现的特务分子，工友不明真相，纷纷议论，该厂广播台马上针对这件事用广播剧、对话、说书等形式，进行解释，使真相大白，因而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警惕性。
在识字运动中，唐山赵各庄、林西、启新磁厂等广播台配合工人业余学校，进行了广播识字。教员把字写在每个喇叭下面的黑板上，由播音员来教，很有成绩。启新磁厂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有的文盲工友就认识了三百多字。
三、帮助工厂管理与指导具体工作。凡是通知、布告、讲话，通过广播台，既迅速又方便，效果很大。沈阳燃料厂在举行“夜间防空演习”的时候，检查组用电话向厂长报告检查工作情况，厂长在广播室里指挥：“××组动作快，不漏光，很好”，“××组窗户漏光”，“××组动作太乱”，大家都能听到，并及时纠正缺点。工友们都说：“广播台变成了我们防空司令部啦！”有些工厂在建立广播台之前，有什么事情都要写在黑板报上，结果，工友们多不注意，开会时常常到不齐。有了广播台之后，只要找个适当时间广播一下，大家全都听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局检车段广播台，在吃饭的时候，广播纠察队的名单，谁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谁就准备好，管保按时候到齐。军大学生刘振英写信到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找他妹妹刘震兰，人事科两个人在四千工友名册中查了一天没查出，可是在广播台上播了一遍，一张唱片放完正要播第二遍的时候，人已经来了。去年在捐募寒衣时，赵各庄矿就没有开过几次会，主要靠广播，职工们从广播里知道了捐募寒衣的意义后，就自动地捐款两千多万元。
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杭惠兰从莫斯科回来，她就到广播台去给全厂职工问好，并且报告她的感想。工人们对行政管理有了意见，就写信给广播台，工会和行政也在广播台上播音答复。齐齐哈尔市第四被服厂，过去工友提意见都等到开大会时一块解决，工人挺不满意。有了广播台可以随时解答了，大家挺高兴，有一个月就收到合理化建议八十四件。
四、辅助广大职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有线广播台大大活跃了各工厂、矿山、企业工人的文化娱乐活动。很多广播台转播当地人民广播电台的教歌节目或者自己播送这样节目，解决了该单位教歌的困难。上海人民印刷厂广播台转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教歌节目，使一千多工人学会了许多新歌，并且成立了广播乐团和广播剧团，把文娱工作的积极分子团结在工厂广播台周围。上海绢纺一厂学习民主管理时，编了一首歌在广播台上反复教唱，大家把歌学会了，民主管理的意思也弄懂了。齐齐哈尔火碱厂广播台通过各种文娱形式活跃职工生活，在未建立广播台前，有的工友晚间没事，常上街进小馆或是蹓跶玩去，有了广播台后，很少有人上街了，大家都听上瘾了。国营上海第十棉纺织厂有三百多人向广播台提出了意见，大多数要求多播地方剧和革命歌曲。上海国棉十厂工厂广播台组织的娱乐节目中，工友们你挑我唱一段，我挑你唱一段，大家兴致勃勃，最后成立了越剧组。上海人民印刷厂的广播台每周介绍新电影，同时赠送优待券，很受欢迎。
工厂、矿山的有线广播台的作用是很显著的，无线电已走进我国工人的生活中，并执行着巨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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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典型的工厂有线广播台
左荧
一、沈阳五二厂的广播台是怎样搞起来的？
沈阳五二厂的有线广播台（他们自己称做广播站）已经成了该厂职工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职工一天不听广播就像缺点什么似的。碰到什么问题弄不通的时候，也就马上向广播台提了出来。广播台真正成了他们进行时事教育、推动生产、辅助学习和开展文化娱乐的有力助手。去年底，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年终评奖时，该厂广播台又获得“一等广播站”的奖励。
但是，五二厂广播台是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的。一九四九年七月，该厂为了对职工进行宣传教育，就买了一台二百瓦特的扩大器和四十二个大型的喇叭，装在各个车间和工友的集体宿舍里。有线广播台就这样建立了起来。有时广播些生产情况，有时也报告些创造新纪录的事迹，有时也转播一下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工作刚开始时，工友们感到新奇，也愿收听。但是慢慢地大家不大收听了，甚至有个别工友为了早睡觉或做别的事，还讨厌广播。有人还提议干脆取消喇叭。
后来，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派了两个同志到该厂帮助搞广播台工作。他们和该厂工会文教委员会一同研究工作失败的原因，发现工厂广播工作有许多缺点：组织领导还不够健全，工作缺乏计划性和组织性，没有固定的收听组织，已有的收听组织同工友缺乏联系，广播内容杂乱，播音没有制度，时长时短，时播时停，人民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广大职工的需要。
摸到了这些毛病，他们就订了改进工作的计划，主要包括如下三项，就是健全组织机构，根据职工需要拟订节目和组织收听，建立工作制度。
为着健全组织机构，规定广播台的一切日常工作归该厂文教委员会领导，广播业务则受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指导。广播台设主任和副主任各一人，主任由该厂工会主席兼，副主任由文教委员会文教干事兼，这样广播台的管理，便和全厂的通讯组织以及黑板报等统一起来，相互间也便于配合。
新的组织，在正副主任下面，设四个组：
编辑组：主要工作是：一、负责处理每日所需要的广播稿件；二、编排每日转播和自播的各种节目；三、确定每周广播节目计划（全台计划由主任做）；四、编写报道国内外时事和介绍本厂先进生产经验的文艺稿件，交文娱组演出；五、必要时出版“今日广播”快报，预告重要节目。
机务播音组：主要工作：一、全部机器的装配与修理；二、负责播音时间内机务方面的一切操作；三、播音员负责播送一切稿件。
文娱组：主要工作：一、负责演播广播台所需的文娱节目，包括各车间交来的文娱稿件；二、组织乐队、歌咏队和戏剧组的演播；三、组织各车间文教委员，发动他们组织文娱节目，轮流播出；四、选择精彩文娱节目供给沈阳人民广播电台。
收听组：主要工作：一、领导与发展全厂收听小组；二、搜集整理收听小组与听众对广播的意见；三、制订收听小组的登记、会议、汇报等制度，并督促检查其执行；四、负责与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经常保持联系，反映意见，交流经验。
每组各设组长一至二人，干事若干人。其组织系统表如下：主任副主任编辑组：组长一人，干事三人机务播音组：正副组长各一人，干事五人文娱组：正副组长各一人，干事九人。收听组：正副组长各一人，干事三人。分别领导五十三个收听小组。
其次，调查了解广大职工的需要，开始组织收听。他们采取串门闲谈的方式，首先从职工独身宿舍入手。全部人员分工以后，一齐动手。每人每天串几间房子，问问工友们对过去广播的意见和以后怎样才能搞得好，顺便就把今后的做法告诉了他们。在谈话中，发现了不少积极分子，便通过他们扩大了宣传，这些人就成为以后收听小组的骨干。经过调查与解释，原来对广播有意见和不满意的，对广播的看法也开始转变了。绝大多数工友是欢迎收听广播的，他们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很多人要求多播文艺节目，要求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广播些政治常识和技术知识。
再其次，他们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细则和制度。制定了自己的播音节目时间表：
十七点五十五分开始曲；
十八点——转播沈阳人民广播电台“职工节目”；
十九点——本厂通讯；时事新闻；
十九点十五分——各种讲座；
十九点三十分——文娱节目（自播或转播）；
二十点——终了曲。
准备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就由厂里的中共党委会、工会、青年团召集各车间文教委员、团支部宣教委员、电台的广播通讯员开了个联席会，号召大家办好工厂广播台。就这样在全厂展开了广泛宣传。各车间黑板报上都登出了消息。厂部大黑板报并且出了专刊，使工友对广播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收听小组开始建立起来，头一周成立了三个，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五十三个，总计收音员一百八十名，听众近千名。
广播台经过这次的改革，它的播音就受到了厂内广大职工的欢迎。他们又增加了“本站讲话”，对工友们提出的建议和批评，都作了诚恳的回答。根据大家的意见，广播也一天天适合工友们的口味与需要。随着广播台工作的开展，领导上也更重视运用广播台了。去年十月，结合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工厂领导同志对广播台提出了三项具体方针：一、面向生产，鼓舞生产竞赛的热情；二、结合时事宣传进行政治教育；三、适当地调剂工友的业余文化生活。根据这些方针，各组订出了具体计划和步骤，加强了会议与汇报制度，广播台工作又向前跃进了一步。二、怎样将工作推进一步？
沈阳五二厂广播台所以能将工厂广播收听工作巩固下来并且把它向前推进了一步，除了前面所述几点之外，还由于他们逐渐摸到了一些窍门，积累了一些经验：
第一、他们组织了广大通讯员给广播台写稿，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采访了各车间的生产情况，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厂的劳动竞赛热潮。比如广播了检验科第一车间提出来的“保证当天的活儿当天完”的条件以后，工友们就积极响应，女工杨立珍等甚至把行政上准许的一小时喂奶时间也想办法不要了。这件事广播过后，大家更高兴了。车间主席又在大会上号召：“广播站都把咱们的事告诉了大家，咱们得保持光荣啊！”所以他们经常提出调配人力等合理化建议，坚持了“车间干多少就检验多少”的口号。此外，他们还经常请厂里部主任、车间主席、生产委员、技术人员、老工友等来广播。工友们对自己的人讲自己的事很感兴趣。有时掌握一定的事实，在广播里对某些工友提出善意的批评，也发生很大作用。比如他们广播了工友关成伦在生产上光图快，出废活的事情，关成伦听到后，感到很惭愧，决心纠正错误，马上作了检讨，在质量上保证百分之百，产量也比以前增多了百分之五十。
第二、他们热心为职工服务，很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根据群众的意见不断改进广播内容。他们对听众提出的问题都能及时答复，正像有些工友说：
“广播站和电台对我们真像好朋友一样，我们提出意见，就能像打电话一样拿起话筒就可以得到回答。”因此，广播台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最近他们为满足职工的要求，举办了四个讲座：一是“职工讲座”，由工会负责，内容是结合本厂活动来讲如何进行文教、生产、劳保、妇女等工作。二是“青年讲座”，由青年团负责，内容是讲些中国革命的故事，讨论青年工人的一些切身问题等。三是“卫生讲座”，由卫生科负责。四是“安全讲座”，由保卫科、公安局、技术安全科负责，内容是讲工厂的四防工作和机器、身体、保安等方面工作。
第三、他们和沈阳人民广播电台保持很密切的联系，经常搜集并反映听众的意见。他们每天转播人民电台的“职工节目”，每周向人民电台汇报情况。过去他们曾经把主要力量放在厂内广播而忽略了转播沈阳台职工节目。后来认识到，这样做了就不能及时了解其他厂的生产情况，不容易向别人学习，特别在爱国主义竞赛中，广大职工不仅要求及时了解全市的生产情况，而且要听人民电台有系统的时事广播。因此，他们也就把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职工广播节目当作自己的节目来看待。
第四、他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收音组织，对收听工作抓得比较紧，有计划地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批收听广播的积极分子。这些骨干同时就成了传布广播的宣传员。比如收听干事马作山，他是车间组织委员，由于他经常细心收听广播，听完以后又主动说给别人听，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如果那个工友因事没有听到广播，就自动找他给讲。他们收听小组的汇报制度，开头订得很死板，一有空就催着开会，结果收获不大，后来改用串门的办法来开会，收集意见和传达，就解决了“怕开会”的困难，意见也容易及时沟通了。
第五、他们的广播工作同厂内其他群众工作配合得比较好。这一方面是由于组织机构统一，另方面也因为广播台的人员确实主动地想了些办法。比如有些重要广播稿，他们不仅广播，而且登在黑板报上。在每周演电影的时候，中间一休息他们就开始广播，挑些简短有趣的事告诉大家，起了一定作用。他们经常注意广播文艺节目配合职工文化生活。比如用相声说杜鲁门打嘴巴，工友们听后便知道了杜鲁门的前后声明发生了矛盾。很多快板经过几次广播，广大工友已经学会了，这就不仅调剂了职工文化生活，而且进行了很好的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