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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南大团合作社给毛主席写信
保证把新棉全部卖给国家
他们已把第一批新棉运到上海支持棉纺工业生产
九月三日把第一批新棉运到上海的苏南区南汇县大团供销合作社，九月五日举行了第四届社员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全体代表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坚决保证将新棉全部卖给国家。原信全文如下：敬爱的毛主席：
六月八日我们曾写信给您，保证把全部存棉卖给国家。现在我们向您报告：我们不但达到了这个目标，并且已经开始卖出新棉。在六、七、八三个月中，大团区一共卖出存棉五千七百五十多担，超过原定计划百分之一百八十五。大家还和合作社订了预售棉花的合同，订合同的棉花占计划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六。八月底新棉开始上市，合作社在一个星期内就收进新棉三百多担。九月三日，我们的第一批新棉已经由合作社运到上海去了。
毛主席：我们的行动，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把棉花卖给别人，而是卖给国家。国家有了大量棉花，可以使工厂多生产布匹，供应我们农民和全国人民的需要，同时也可因此稳定物价。我们也知道：只有供给国家充分的工业原料，建设起强大的工业，农民的生产才能真正的得到发展。解放两年多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我们分得了土地，打垮了封建势力，帮助我们组织了自己的合作社，规定了合理的棉粮比价，号召我们“爱国发家，多种棉花”，合作社还帮助我们施肥、除虫、排水、抗旱，因此我们今年的棉花，虽然最近受到一次台风的灾害，但品质仍比往年好，产量也超过了去年。现在我们的丰收已有了保证，我们的日子已过得比从前更好了。
毛主席：您这些恩情是我们子孙万代也忘不掉的啊！我们坚决向您保证：
一、新棉一采下来，马上晒干、拣净，全部卖给国家。二、分村分批集体售棉，并鼓励把棉花存入合作社。三、明年还要生产更多的棉花，支援我们伟大祖国的工业建设，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防。祝您身体健康！
苏南区南汇县大团供销合作社第四届社员代表会议二九八个代表敬上
九月五日
苏南区大团供销合作社已将第一批收购的新棉运到上海，支持棉纺工业生产。南汇县大团供销合作社在六月份超额完成了购、储存棉任务后，接着便与全体棉农（包括社员与非社员）签订了四百七十八件包销新棉合同，总计预购籽棉四百七十八万多斤，占今年大团区棉花计划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六。此外，大团供销合作社又接受了七千八百七十九户棉农的订货单（全区共有八千三百一十八户棉农），保证及时供应他们粮食、盐、肥料、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与棉农签订包销合同和订货单时，该社又着重宣传“快收、快摘、快轧、快售”对支持国家工业生产的重大意义，因此，最近新花登场后，棉农便都自动地组织起来，集体摘花，有一朵摘一朵，迅速地送到合作社里来。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到九月三日为止，合作社共收购了中级籽棉三万六千三百零七斤（包括中级皮棉五十八斤）。大团供销合作社协同国营花纱布公司迅速将收购的新棉进行加工后，便在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纪念日，向上海运出了第一批新棉。
当第一批新棉起运时，全体社员代表二百多人齐集埠头欢送，大团镇各界人民和懋新纱厂的工人，也都派出代表和文工团，赶到埠头欢送。中共大团区区委书记在埠头上向大家讲话，号召社员代表回去动员棉农继续迅速摘花卖花，保证国家的棉纺工厂能够迅速生产，以应国防需要和人民的需要。新棉起运之后，大团供销合作社在人民会堂召开了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会上棉农社员代表一致表示保证动员全区棉农迅速地售储全部新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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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备妥秋后供应物资
流动小组把货物送到农村
国营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秋后供应全区人民的物资已经准备就绪。为了适应今年农业增产后农民购买力大大提高的情况，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就已将第三、四季度的进货计划提前实施，并把第三、四季度的进货和销货计划适当扩大。这样，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采购额就相等于去年第二、三、四三季总采购额的百分之七十。今年第三、四季度进货计划数比上半年进货总数增加近二倍，比去年同期进货总数增加三倍多。销货计划数也比上半年增加一倍多，比去年同期增加两倍多。
为了保证及时供应，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和国营花纱布、土产、蚕丝、石油、工业器材等公司与合作社普遍建立了供应关系，订立了供销或代销协议，并且有计划、有重点地鼓励华东区百货业增产。到八月中旬止，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已和三百十九家私营厂商及联营组织（内九个联营组织有一千多家工厂）订立了订货和包销合约，货款占该公司总采购款额四分之一左右。
华东区各地百货公司第三季度增设的供应机构将比原定计划增加四分之一左右。新建仓库、营业场所达四十九处。经济作物区的物资供应机构已经加强。例如，国营贸易公司在苏北产棉区农民爱国售棉储棉运动中，就已组织了二十个小组，下乡推销百货。该区九月十日以前新建的二十多个营业单位，也大部设置在产棉区。
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现已将各项货品加速调运销地，开始供应。不少地方百货公司流动小组更采取送货上门的推销办法，减少了农忙中农民购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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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开始收购新棉
国营贸易公司已把大批物资陆续运到产棉地区
西北产棉区新棉业已上市。陕西省南部地区棉花成熟较早，新棉上市量已达全部棉花上市量的百分之七十。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在“随收购、随打包、随转运”的口号下，正按照预定计划展开收购工作。各地经过爱国主义售棉储棉教育的棉农，都将他们摘收的棉花随时卖给国家。陕西中部三原县云阳区棉农刚收下二千斤新棉，马上轧好送到合作社。陕西南部城固等县国营贸易公司每天可收新棉一万五千多斤。
西北区棉田面积今年较去年扩大百分之十左右，棉花生长普遍良好，预计总产量可超过去年一倍。为了及时完成收购任务，供给纱厂需要，西北区各有关部门曾作了充分的收购新棉的准备工作。全区棉花采购指导委员会已经成立，负责督促检查及统一调配收购力量。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已根据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的指示，规定了产棉区各主要集散地的收购价格，并制定了棉花管理办法和统一收购、统筹供应物资的计划。国营花纱布公司除已扩大各级组织以便大量收购外，并与其他各国营贸易公司、合作社订立了委托代购合同。对于私营花行，国营花纱布公司除组织他们代购外，并吸收其棉花检验技术人员参加收购工作。国家银行也开展了储棉业务。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政府也大力进行爱国售棉的宣传工作。为供应棉农出售棉花后的物资需要，各国营贸易公司已将准备好的大批物资陆续运到产棉区。没有国营贸易机构的地区，物资供应由合作社负责。（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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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单凭热情和愿望是办不好基本建设的
——阳泉矿务局一九五○年基本建设检查报告
人民日报七月六日发表了我局基本建设无人负责、浪费严重的报道后，我们根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严格检查基本建设工作的通知，并结合人民日报所报道的材料，对一九五○年的基本建设工程进行了检查，发现一九五○年我们的基本建设工作是有不少缺点的，有些缺点并且相当严重。缺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计划不够周密，缺乏详细调查研究，造成了返工浪费。
基本建设计划应该是按照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作出设计图案，经过审查批准，然后施工。我们为了及早动工，及早领款，却是作起计划之后再行勘测，甚至是一面施工、一面设计，因而计划与实际脱节，不能按计划完工。如四矿火药库工程，根据安全生产需要，计划建筑在距生产井口三百公尺的地方。但我们对建筑地基实际情况没有作实地勘测，计划批准后便急于动工。直到施工时，才发现地面有裂缝，只得把已运去的石灰和石头迁移到另一地方。后来又因为建筑地址与新颁保安规程不符，只得再行迁移。同样，制订头灯房工程计划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地形，到施工时发现地形狭小，只好把原计划十一间改为七间；在位置安排上也考虑不周，未从发展观点着眼，便把头灯房建筑在西斜井口；假若以后发展西斜井，还需拆除一部。又如做四矿一百九十六米双拱涵洞工程计划时，只是以原已测定的铁路支线和各种土木建筑的发展扩大作根据，对于支线是否按测定路线动工？有无困难？可能发生什么问题？都没很好地与铁路局等有关方面联系研究。只是主观地认为支线是铁路局设计的，没有什么问题，就当成根据，开始了建筑。结果铁路支线计划改线，又与双拱涵洞工程发生直接冲突，使工程不能不因之停工等待解决。
设计粗糙，不作实地勘测，未经审核即
行动工，结果丢三拉四，屡次追加预算。
我们对待设计工作的态度是不够严肃的，设计时缺少必要的勘察测量和计算，只凭经验和习惯来工作；加以没有组织专责审核人员担任审核，以致发生许多漏洞。如一九五○年大部房屋工程，只根据平面地形设计出房屋图样来，估计出一部分土石方费列在预算内，就算完成了设计工作，而没有实地勘测地形、计算土石方，没有绘制详尽细致的大样图和工程说明，因之发生许多错误。施工时发现设计与实际情况不符，工料非多即少，屡次追加预算。修理大办公室及宿舍工程时，对旧房未作澈底检查，便造了预算催着开了工。施工时才发现丢三拉四，遗漏了不少材料，几次追加预算才完成工程。这种游击习气，为害是很大的。
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单纯强调技术，不考虑客观情况和政治影响，也使工程遭到了损失。如测量设计四矿给水工程线路时，只强调了线路取直、水力磨损等技术问题，没有重视群众生活习惯，工程线路要经过一些坟地，而事先未与群众联系提出解决办法。施工后遇到严重阻碍，改线绕坟，追加土方费小米六千多斤。
制度不健全，组织不严密，职责不明，施工草率，工程质量不能保证。
四矿新建的宿舍，有的在完工后便发现漏雨，有的窗?发现裂缝。其他房屋建筑由于施工草率，也造成许多缺点。如风机房工程，大梁凹铁未与大梁坚密结合，以致大梁下沉，影响墙檐裂缝；头灯房工程及裕公矿风机房工程施工时对大梁检查不够详细，没有完工时便发生了毛病。由于分工不明，缺乏严格的验收制度，风机房工程在验收时，工程技术人员便互相推卸责任。个别监工人员甚至与包商勾结营私舞弊、贪图贿赂，助长了包商的偷工减料行为。这些问题虽然已经进行处理，但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由于我们没有重视基本建设工作，所以也没有很好地加以组织领导，对干部进行必要的教育，制定必要的制度和规程。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认为土木建筑是季节性的临时工作，不须扩大组织，增加人员。
造成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急于求成，不了解基本建设的严密性和复杂性。
依据以上检查，我们认为造成错误的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急于求成，强调完成任务。事实证明：虽然我们抱着很大热情，愿意多作些工作，多为生产和职工解决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对基本建设的方针与政策缺乏正确的认识，不了解基本建设的严密性长远性和复杂性，不熟悉正规的经营管理方法，同时没有在干部中进行系统的教育工作，就使工作与愿望脱节，不能圆满地达到理想的境地。经过这次检查，我们认为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是不实际的，不科学的；我们这种一边作一边要的作法是不合乎经营企业化的原则的。为了切实改进今后的工作，我们要接受教训，努力克服这种思想和作风。今后进行基本建设工作时，一定要详细调查研究，周密设计，然后施工；在组织方面，我们将组织专人统一领导、管理，集中设计人员，并组织工程队自建工程。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将加强思想教育，帮助他们克服粗枝大叶、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和只强调技术、不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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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科学仪器厂钳工杜仁昌
苦心研究创造自动铆钉机
可提高工作效率五百多倍
南京国营科学仪器厂钳工杜仁昌创造自动铆钉机成功，使生产铆钉效率提高五百多倍。该厂主要生产科普式幻灯机，用铆钉很多。过去普通车床作一只铆钉要用八分二十四秒，用六角车床作也得三分二十五秒。因此，铆钉的产量有时配合不上其他部分的需要。钳工杜仁昌想到要扩大抗美援朝和爱国主义宣传，就必须多制幻灯机。因此他就苦心研究，设计铆钉机，以提高铆钉产量。经过四十五天的研究试验，终于在八月一日完全成功。他设计的铆钉机内有截断铆钉材料（铜丝）的轧刀，和冲铆钉头的结构，所以只要把原材料（铜丝）放到该机输送材料的部分上，机器一转动，一个个的铆钉就从机器里吐了出来。这种铆钉机可以用电带动，也可用手摇。用手摇每分钟可出铆钉一百五十二只，效率就比用六角车床制效率提高五百多倍，并比过去节省一半材料。
杜仁昌的创造已受到该厂领导方面和南京市总工会的表扬。南京市总工会并将这种自动铆钉机陈列在工人文化宫，组织全市工人观摩。（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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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韩阿富小组发挥集体力量
改制车螺丝自动车床成功
工作效率较前提高十二倍
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锭子工场韩阿富小组的工作任务是车细纱机锭脚螺丝帽的螺丝。过去他们是用人工来做的，每天只能车螺丝帽一百只左右，这对行政方面所要求的每天产量四百只还差得很远。后来和行政方面订立了合约，虽然全体组员十分努力，还是很难达到此数。这时候，他们组内主要的缺点就是各做各的，互相不团结。
自从修订爱国公约以来，在小组长韩阿富正确的领导下，小组的全体组员也像陆阿狗小组一样紧密地团结了起来，他们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集体研究，在车床上动脑筋改进操作法。经过一个时期的研究后，韩阿富同志创造了一架半自动的工具。他在车头上夹住一个特制的六角孔，安放螺丝帽，然后用手将螺丝攻摇进去攻螺丝，攻好后自动退出，每攻完六只必须停车取出工作物，这一改进，使产量提高了七倍。但韩阿富小组全体组员还是不自满，韩阿富就进一步想把它改进为完全自动的车床。此后，他连吃饭睡觉都没有心思，一天到晚只想怎样提高产量，改进车床，他一发现什么问题或一些新的成就，就立刻同全体组员商量。经过很多天的研究后，韩阿富将自动车床的大概意思向全体组员提出讨论。大家研究后，认为他的理想是可以成为事实的，就鼓励他制造。全体组员代替他的工作，并特地空出一部车床来给他试造。在试造过程中，小组组员们也不断地开会讨论，改正缺点。在集体的力量下，经过几次试验后就成功了。现在只要将螺丝帽一个一个的从口子里抛下去，车床就自动攻螺丝，攻好后自动退出，自动送料；攻满一车，它也就自动地停车。这样一来不但节省了劳动力，避免了划破手的缺点，并且产量也由每天一百只提高到一千三百只。本来是一架“老爷”皮带车床，现在就变成了一架自动车床了。
这消息传至全厂，厂长、工会主席、技术人员都来观看。厂长李国富说：“像这种创造力量，潜藏在我们厂里各车间还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大力地培养他们。”许多技术人员也都钦佩韩阿富的创造天才，更深深地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周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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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纺织机械厂
技术人员和工人密切结合
制造粗纱机锭翼完全成功
华北纺织管理局天津纺织机械厂技术人员与工人密切结合，制造粗纱机锭翼成功。锭翼为粗纱机的一个主要机件，占制造粗纱机成本的百分之十五强。过去我国没有完整的制造锭翼的工具，只能用手工制造，产品的质和量都很差。因此，所需锭翼大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这种情况对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妨碍很大。去年九月，天津纺织机械厂接到中央纺织工业部定制粗纱机的任务后，该厂领导干部号召全体职工克服技术困难，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积极试制锭翼。在试制过程中，工人们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由技师加以分析研究，然后实行。这些建议，有的纠正了技师在工作上的错误，有的经过技师的补充而更加完美。这一方面扭转了个别技师的保守思想，另方面使理论指导与操作经验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创造出制造锭翼所必需的四十多种工具。接着，今年五月锭翼正式试制成功。据初步试验，锭翼品质已超过过去一些进口货的标准。
（华北纺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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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某工厂质量检查收效很大
减少废品每月可为国家节省六百多吨粮食的财富
只某一项技术改进每月就能节约一亿六千多万元
东北某工厂在质量大检查运动中，由于发动了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使揭发出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一已迅速解决。该厂七月份废品率已较上半年减少百分之四点二二，仅此一项每月就可为国家增产节约等于六百多吨粮食的财富。在技术改进中，只某一项改进，一个月就可以为国家节约一亿六千多万元。
该厂的质量检查运动，在七月初进入揭发问题阶段。全体职工共提出比较重要的问题二千四百八十六件（缺两个科的统计），经过行政方面分析研究，合并成一千一百四十一条，分别交由各部门负责解决。
由于产品质量上的毛病大部是技术操作上的缺点所造成，各部门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首先采用郭瓦廖夫工作方法，吸收老工人经验修订操作规程。各车间都召开老工人座谈会，表扬他们在技术上的丰富经验，发动他们表演自己技术中的“窍门”，并当场讲解，从而制订或修改技术操作规程。有的车间挂起“请诸葛亮出卧龙岗”的大标语，鼓舞老工人的情绪。第五车间老工人陈师傅在表演之前主动和其他老工人交换意见，研究怎样表演和讲解，因此表演得很精彩，使工人都看得出神。表演后，工人说：“老将一伸手，办法就有”，于是各车间纷纷提出请老将出马的口号。几天里，老工人都参加表演了自己的“窍门”。行政方面组织了技术人员在老工人表演过程中进行研究，把这些“窍门”集中起来，发动工人群众讨论、补充和修正，最后经厂部审核批准，就作成新的操作方法。这样只七天工夫，该厂五个车间都把技术操作规程修订好了。
对于某些非郭瓦廖夫工作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该厂进一步用课题悬赏办法，发动职工群众提合理化建议。行政方面把全厂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划分成二十五个课题，连各车间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一共合成一百二十五个课题，交给职工研究解决。在这一合理化建议运动中，领导方面也特别重视老工人的骨干作用。厂内到处响着“三个老工人合成一个诸葛亮”的口号。所以全厂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老工人都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一共自由结合成一百零五个小组，吃饭时凑在一起研究课题，星期天在宿舍里也讨论如何解决问题。第二、第三车间老工人小组，都负责解决一两个课题。第三车间的课题中“消灭倒活”是个大难题，但是周昌泰等三个老工人结合的小组经过十五天的苦心研究，终于创造“倒活调整器”消灭了倒活，还保证了操作时的安全。在两个多星期中，全体职工共提出合理化建议一百八十七件，解决了九十一个课题。
与举行技术表演和课题悬赏同时，该厂并组织一部分技术人员负责全厂性的几个主要工作。如组成关键问题小组，配合各车间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技术研究组，负责解决质量关键问题；组成推广郭瓦廖夫工作方法组，负责在技术表演中修改技术操作规程等。
该厂在质量检查运动中，把工人的丰富技术经验和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办法，教育了技术人员，也教育了工人。技术人员表示：“这两个月顶上两年大学”，新工人表示：“这几个星期赶上当几年学徒”，而老工人由于得到技术人员的帮助，也学得了许多理论知识。全体职工学习技术的热情都提高了，现在该厂已组织了八十八个经常的技术学习组织，青年工人有百分之八十五参加了技术学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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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经济生活简评
瞎摸是做不好材料供应工作的
天津铁路管理局有些材料部门的干部不调查实际情况，关门做材料供应工作，这样就把许多材料浪费了。去年十月该局天津车辆工厂把所存的二百多个车轮上缴给该局材料处，对材料处说：这批车轮有砂眼，不能用。材料处接到这批车轮就通统封存起来，预备转移给铁道部。今年八月，铁道部材料局到该局调查材料工作时，发现这批封存了十个月的车轮中有很多是可以使用的。在这十个月中，该局有些工厂因为没有车轮而停工，该局材料处到处奔忙，购置车轮，却没有看看这批被封存的材料到底能不能用。这种不调查研究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国家遭受了多大损失！
该局有些做材料工作的干部说：“我们干的就只是供应工作。”他们存在着一种“伺候别人”的思想，所以就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供应材料时不检查材料的质量，只是经一下手，“供应”出去就算完事；这样，有些材料因为不合规格，就成了“呆料”（呆在库里，无处可用的料）。还有一些做材料工作的干部认为：“用材料是生产部门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孤立的，所以买材料时也不和生产部门商量。结果，买来的材料有许多因为不适用而积压起来。这样做工作，实际上简直比不做工作还要糟糕。应该不断地提醒有这种思想作风的工作人员：现在还要拿过去给敌伪官僚机构办事的“老规矩”来做人民企业的工作，是不行了！我们做了国家的主人翁，就得拿出主人翁的态度做事。关着门做材料工作对自己说固然很省事，可是，对整个人民企业来说，可就不知要多费多少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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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唐山启新洋灰厂职工
决心加强增产捐献工作
打击美国破坏和平的阴谋编辑同志：
我们唐山启新洋灰厂全体职工对美帝国主义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无耻行为，感到无比的愤怒。大家一致表示要加强增产捐献运动，来巩固国防、支援前线，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我厂职工们已纷纷订出增产捐献计划，把它列入爱国公约中。如洋灰栈朱东元、许仲武、张克信、刘金铭、张树五个小组，在八月三十日早晨开工前，开了一次会。当时工友们就自动捐献了现款四十五万余元。他们修订了爱国公约，补充了增产捐献的内容。原来的爱国公约内订的是每月捐献一日工资；这次又决定要把每月超额奖金的百分之二十也捐献出来。他们又决定要多灌百分之十的洋灰，或在完成每天灌洋灰的任务后再多装洋灰车，来增产捐献。工友们都说：“咱们一定要加紧抗美援朝，巩固国防，给美帝国主义重重的打击！”
制造组工友安瑞清在领到了六、七月的超额奖金时说：“这是共产党、毛主席带给我们的。我一定永远记在心里。我们要保卫这胜利果实，就应该加紧支援志愿军，巩固国防。我决定从六月份起，把每月超额奖金捐献百分之五十。”
唐山启新洋灰工厂工人 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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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山西省建筑公司
变相地把工程转包给把头编辑同志：
太原市公营山西省建筑公司不应向封建把头张杰购买石子。因为张杰是包工大柜，自己并没有石子出卖，他应承下这笔买卖以后，仍然是找了小工头带领工人到太原东山去敲打石子；因此，打石子的工人仍然是受着封建包工头的剥削。山西省建筑公司向包工大柜买石子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承认把头制度，并且是变相地把工程转包给把头的行为。工人崔喜林等二十八人，给小把头范有祥做工二十多天，没有领到工钱，连饭也吃不上。九月四日工人连景荣代表工人向范有祥要工钱，范有祥不但不给工钱，反将连景荣痛殴一顿。连景荣被打伤腰部，并吐了血，现已不能动弹。九月五日，工人将被打伤之连景荣由东山抬到山西省建筑公司，工会干部向公司经理王正平说：“咱们先把受伤工人送到诊疗所，然后再共同研究处理这个问题。”王正平却说：“我们是买的石子，这不是我们的工人，和我们没关系；工人要看病在公司的诊疗所倒没有什么。”从这件事看来，山西省建筑公司的领导干部对于反对封建把头的斗争并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而且表现了对工人痛苦漠不关心。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并希望山西省建筑公司经理王正平同志能进行思想检查。
太原市建筑工会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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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韩永寿关于阳泉矿务局基本建设报道部分失实的检讨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批评阳泉矿务局基本建设的稿子。这篇报道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
与事实不符的有以下几点：
一、报道中说：“四矿修建了八栋工人宿舍，就因另一工程需要这一块地基而全部拆除。”实际情况是另一工程尚未动工，房子还没有拆除。
二、报道中说：“近千公尺涵洞根基，也因设计改变而全部废弃。”事实是只有一百九十六公尺废弃。
三、报道中说：一九五○年总共追加预算小米四百七十七万四千斤。实际上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增加工程而追加的。
四、报道中说：“四矿一九五○年秋季建的新房今年春季即有倒塌的。”事实是房子里边的隔墙有倒塌的，房子并未倒塌。
尤其严重的是该稿并未经中共阳泉区委书记王金林同志看过，我竟擅自加上了他的名字，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造成上述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太低，写稿时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当报社打来长途电话查对稿件情况时，我只为了稿件能够发表而兴高采烈，仍然没有考虑到不真实的报道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报道的动机不正确，在写作过程中就有很多缺点：
一、只有泛泛地调查，只根据听说的材料，没有深入采访。
二、看材料时走马看花，没有开动脑筋。比如阳泉矿务局的总结报告是把追加预算和增建的工程写在一起的，我看报告时只看了前几项是追加预算的工程，就马马虎虎地把总数照抄下来，说追加预算大部是因浪费所致。
我的报道中有这些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应该向读者和阳泉矿务局道歉。
韩永寿
编者按：向党报反映任何情况必须绝对真实；不然，就会损害党报在人民中的威信。韩永寿关于阳泉矿务局的基本建设的报道虽然大部分是真实的，可是，也有一些地方是不真实的。就整个报道过程来说，思想是不纯的。特别是冒用党委书记的名义，就不止是一个思想作风问题，而是违犯组织纪律的行为。韩永寿同志应该更澈底地检查自己的思想，改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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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史话”内容有政治错误编辑同志：
“北京史话”一书（黄萍荪编，上海子曰社发行，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上编）的内容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就拿“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胡先骕作）这篇文章来说吧，它错误地介绍了胡适、傅斯年和翁文灏等反动人物。
现在，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介绍这些败类的吧！
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作者说：“北京大学诸教授中最知名者，当推胡适，其人其事，世多知者，不再介绍。……”最后说：“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对于胡适的妥协与反动的本质，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究竟胡适“倡导”了什么新文化运动呢？从“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实验主义者胡适，凭什么说他领导了这个新文化运动呢？对这个问题历史早已有了定论。
而傅斯年呢，作者说是“胡适的大弟子，……为五四运动健将，曾至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究……”至于对这个反动人物的评语，却是：“为人有手腕，喜弄权，人多畏之，善辩说，文笔犀利，曾为‘立法委员’，甚露头角，盖非纯粹专心治学之笃学士。”就这么短短的几句，也可看出作者对这个反动分子并不怎样嫉恶；他所不满意的只是傅斯年不“专心治学”。
至于翁文灏，则是：“翁氏学问广博，富有行政才，……从政后任经济部长时，对于抗日战争，裨益甚大。胜利以后，局势日非，不能见几而作，殊为可惜。……”翁文灏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员之一，而作者却说他“对于抗日战争，裨益甚大”（！）这不是太令人奇怪吗！
不但对国内反动派的人物是这样介绍，而且关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作者也是“感恩备至”的。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中，作者特别介绍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这笔基金是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余额，并把美国董事孟禄、杜威等人的名字举了出来。接着就叙述庚子赔款用途范围是什么“发展科学知识”
（？），什么“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
（？），以及某年某月该会设立什么图书馆，某年某月创办什么调查所……还有“资助青年科学家赴欧美各国留学”等等。最后作者给了一句衷心的赞语：“对于中国科学事业之发展，有莫大之帮助。”对于美帝国主义利用这些来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在这里连影子也没有！在他看来，美国是多么的“慷慨”、“友善”！
王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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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反对通讯写作中的抄袭作风编辑同志：
我现在向你们揭发通讯员当中一种极恶劣的抄袭作风。
当我读了八月二十二日新民报“门头沟矿区三大喜事”，与八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门头沟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新闻和来信后，发现这是李希昌、郑修歧，从八月十五日北京晚报（试版）马宁所写的“京西矿区有三大喜事”中抄袭而来的。二者所不同的，只是在很少的字句上和前后次序上略有修改。同时，我也问了下原作者马宁同志，据谈，他并没有向以上两报投这个稿件。因此，我认为李希昌、郑修歧这种态度是极不老实的，其动机不过是为了骗取稿费，或出出风头，并不是真正为了作宣传。否则，他可以将北京晚报（试版）所刊消息剪下来寄给新民报、光明日报，建议他们转载，为什么偏要盗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呢？显然这是一种恶劣的抄袭作风。我们决不能让它继续流传。为此，我希望李希昌、郑修歧同志在报纸上作公开的深刻检讨。
京西矿务局 申乔
编者按：通讯写作中这种抄袭的行为，确是极端不良的作风，值得所有通讯员以及各报的警惕。我们大家应该为根绝这种恶劣的作风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