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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等严重压制群众批评应受处分
中共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与卫生局总支委员会、共产党员宋瑛（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周季方（原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二同志压制群众批评，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五○年九月一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所属医务部门的干部，曾用“陈颉”这个化名，写信给毛主席，揭露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工作上的一连串的错误。如宋兼任市立医院院长时，拒收南下大军急症病员，因而个别病员不及医治而死；并搜查医院职员工人腰包和宿舍等。信中同时说明：卫生局所属各部门干部，对宋瑛的这些错误，曾在会议上或书面提过不少意见；并向长江日报及武汉市人民政府写过信，但都未见处理或答覆。
中共中央接获此控告信后，即指示中共武汉市委员会负责检查处理。武汉市委员会即令宋瑛根据此控告信进行检讨。虽然宋瑛也写了检讨报告，但检讨极其浮浅；并在检讨中首先强调自己的“功劳”，例如接管时期的武汉市卫生机构，是怎样“残缺不全，破烂不堪”，由于她“掌握了接管原则，作到迅速复工”等等。正因为如此，宋瑛喜欢的是表扬，而不是批评。但在上级督促之下，又不得不应付检讨一下。于是宋瑛笼统地检讨：“依靠群众、信任群众不够”，“工作方式生硬，执行制度机械”，“工作中贯彻明确的阶级路线不够”，错误原因是“对大规模的医政管理工作没有经验”，“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最后又说，这些错误“在去冬民主检查时，已作了检讨”，并且“都已在工作中逐渐纠正”。宋瑛在作了上述浮浅的检讨之后，便对陈颉控告信中的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即进行详尽的申辩，她不是将责任推之于客观环境，就是说与事实不符，或者说与自己无关。但对于无法置辩的一些具体事实，例如因医院手续繁琐造成急病员死亡，搜查职工宿舍等等严重问题避而不谈。
武汉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总支委员会，对宋瑛这些错误和拒绝批评的错误态度，不仅不督促宋瑛检讨改正，相反地作出“追查控告人”的错误决定。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总支委员会将武汉市第二医院中的非党干部王守正、纪凯夫、马骏等三人叫到卫生局，采用威吓等手段，企图查出写控告信的人。事后，纪凯夫等曾向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控告这种违法行为，现摘录如下：
“……宋瑛局长、陈刚秘书主任、姜秘书、张洁主任等指着一封写给毛主席的信，对我说：‘这是你写的吧？！’我回答说：‘这不是我写的。’张主任立刻说：‘他们（指王守正等）说是你写的。’又说：‘你是青年团员，要老老实实，是你写的就应该承认，没有多大关系。’我说：‘不是我写的。不信，可以对笔迹。’宋局长说：‘不是承认不承认。青年人应该老实，说出来没有多大关系，顶多开个大会检讨检讨。’我说：‘不是我做的事，我是不能承认的。’他们又说：‘你说究竟是谁写的，不要有顾虑，不要互推。’最后因对证、追问无结果，便将王守正留在局里了。”
王守正的报告中说：
“……张主任将我引至一室内，一进门，宋局长便说：‘是你写的就是你写的，何必不承认！你们三人张三推李四，活见鬼，何必对我们耍这套把戏。’我正要申辩，宋局长又说：‘不许你在我们面前耍滑头，我们早就明白了，不要辩吧！你不要顾虑，真诚地告诉我是谁写的，说出来你一点责任都没有。’我要求他们找出证明人，姜秘书满口答应：‘可以马上打电话叫他来。’但宋局长却又说：‘那有什么用处，人来了他又不承认，那不是活见鬼吗？’我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又都是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给我们乱戴帽子，一口咬定呢？’争论到最后仍无结果。”
宋瑛及卫生局总支委员会的这种恶劣行为，完全违背了中央所规定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因此王守正等三人向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宋瑛等“违犯人权和法纪”的行为时说：“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自己的领袖毛主席，报告一些事情，批评一些人，为什么宋局长等，对这表示不满，并用各种手段追究写信人，逼迫我们承认？”最后他们要求为其“洗此不白之冤”，“给予人权保障”。
以后，卫生局总支委员会，虽然也承认了这是不对的，但对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因此并未从事实上来改正。
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共产党党组，对此事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宋瑛被控事件发生后，武汉市委亦曾指示武汉市政府的党组，需要检查卫生局的工作。但是从共产党员周季方（武汉市政府副市长、武汉市政府党组成员之一）给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可以看出，武汉市政府党组并没有实事求是地按照控告信检查卫生局的工作，而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地大而无当地提出要检查“医务工作的阶级路线”。武汉市政府党组，不是按照斯大林所说的：“即令批评只包括着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那么就是这种批评也应该欢迎，细心地倾听，抓住其中健全的核心。”而是支持下级干部的压制群众批评的错误行为。所以武汉市政府党组在给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一再强调“我们认为控告的与事实不符合”，“控告人不是善意的”。虽然武汉市政府党组也承认“卫生局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但是又说：“决不能以此信作为检查卫生局工作的凭据”，“决不是因人家来告一状，而就来检查”。这种态度显然是错误的。因此一直拖到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才召开武汉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对卫生局工作作了检查。说是“检查”，倒不如说是“申辩”更恰当些。这可以从他们给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看出，先说“卫生局的工作是有毛病的”，“各方面对医院有很多意见，没有及时检查”，“我们应负重大责任”。但是接着对写控告信的人责骂，并肯定地说这封控告信是某党员写的。因此，要批评这种“匿名诬告”的行为，并威吓说这是“不法”的，这是“违反纪律原则”的，借此把自己压制批评的错误行为“合法化”起来。共产党员既可以直接对某一个党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又可以向中央控告某一党组织或某一党员的错误，即使写这封匿名信的真是一个党员，武汉市政府党组，卫生局总支委员会亦应虚心检讨。这正说明了武汉市政府党组，卫生局总支委员会、周季方和宋瑛等缺乏民主作风，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宋瑛及武汉市政府党组、卫生局总支委员会的压制群众批评，无视党组织的傲慢态度，虽经武汉市委会一再批评教育，但始终没有认真地进行检讨。一直拖到今年七月初，宋瑛始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严格批评之后，勉强作了第二次检讨。但是宋瑛在这次检讨中仍是采取抵抗批评的态度。宋瑛说：她对党组织要她再作检讨“尚不知是何原因”，因而思想上“想不通”，“精神上是十分苦闷的”。武汉市政府党组在七月十三日给武汉市委的检讨信中也仍然是在强词辩解，宋瑛虽然“在作风上有重大毛病，但自整风以后，大有进步”。又说：“对党内匿名控告问题，大家（？）在思想上是闹不通的。”，“如说匿名控告是由于不民主，但党员也应有斗争性。”于是他们主张对某些党员“缺乏斗争精神这一点上应给予批评”。武汉市政府党组这种错误态度，使问题拖延到八月中旬，仍无结果。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于八月十六日又给武汉市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指示，要他们严肃地处理这一问题。并具体指出：对宋瑛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应给予适当的处分；武汉市政府党组、卫生局总支委员会应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限期于八月底将处理结果报告中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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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党的生活简评
给压制批评者以纪律处分
武汉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副局长宋瑛，中共武汉市卫生局总支委员会，以及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及其成员之一的周季方等，压制群众批评，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民主原则和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应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宋瑛对待群众批评所以采取蛮横报复的态度，据说是因为群众对她的批评“不符合事实”。其实，有些事实，已是无可置辩的了；不过宋瑛却避而不谈。事实上，宋瑛所以用蛮横态度压制群众，主要是由于她有严重的骄傲居功思想。她以为像她这样有“功”于党的人，应该受到的是表扬而不是批评。这在宋瑛的所谓检讨中，已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宋瑛压制批评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她藉口匿名控告是“非法”行为，即向批评的人进行报复打击。卫生局总支委员会也随着作出“追查控告人”的错误决定，以致非党干部向我党严重地提出了“给予人权保障”的要求。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及党组成员之一的周季方，竟也庇护宋瑛，威吓写控告信的人，说这是“匿名诬告”，这是“不法”行为，这是“违反纪律原则”的“错误”行为。实际上，正是宋瑛等的这些错误行为，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党与群众的关系。
写匿名信的人，真如宋瑛及卫生局总支委员所判断的，是党员。这就不仅仅要检查宋瑛的工作，而且还要检查卫生局党组织内缺乏民主作风的问题。这种匿名控告，正是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民主作风极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极不开展的表现。
中共中央中南局对此问题的指示是正确的。武汉市委应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对于胆敢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人，必须给予纪律处分，决不可有任何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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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公布
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置监察通讯员试行通则
（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政务院第九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各级监委）为密切联系人民，加强监察工作，得设置监察通讯员。
第二条 各级监委对辖境内之各级政府机关、企业部门、人民团体（工、农、青、妇）的人员或其他劳动人民，具备公正廉明、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善于联系群众等条件，在自愿原则下，由各该机关、部门、人民团体推荐或民主选举，并经监委审查合格者，得聘为监察通讯员。
第三条 监察通讯员在三人以上者，应视具体情况划分小组，各推选小组长一人，负责与各该监委联系，以便传达指示，研究问题，交流经验，改进工作。
第四条 监察通讯员之任务如下：
一、调查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及其公务人员之违法失职、作风不良、损害国家或人民利益等情况，向监委作通讯报告。
二、征集群众对政府政策、法令、设施之意见，向监委作通讯报告。
三、宣传监察制度之意义及其作用。
第五条 各机关、部门监察通讯员作通讯报告时，如认为有帮助本单位首长了解情况及时改进工作的必要，得向本单位首长报告之。前项通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如本单位首长认为可以直接处理者，应于处理后向监委报告之；监察通讯员不得自行处理。
第六条 各机关、部门设有监察机构者，各该单位监察通讯员应经常与其密切联系。
第七条 监察通讯员在举发或协助检查案件时，应细心研究，务求真实。所有材料及个人对案件之意见，非经各该级监委之许可，不得泄露。
第八条 监察通讯员工作著有成绩者，各该级监委应予以表扬或奖励。
第九条 监察通讯员为义务职，其监察通讯工作中所需费用，应由各该单位负责供给。非属于各单位之监察通讯员，前项费用，由各该监委酌予补助。
第十条 监察通讯员如因故辞职，经其本单位同意后，应予核准。其不尽职者，得随时解聘。
第十一条 监察通讯员之受任、解聘或批准辞职，均应通知其机关、部门公布之。其经调任他职者，应介绍新职之单位继续供职并公布之。
第十二条 各级监委，每半年召开组长联席会议或通讯员代表会议一次，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
第十三条 本通则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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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勇的沂蒙山区人民
新华社记者 包慧
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山东分团，皖北、苏北分团各一部，于八月三日赴山东沂蒙山区，去慰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巨大贡献的沂蒙山区人民。
刚踏进沂蒙山区的边缘，在沂河两岸，一望无边的“青纱帐”，长满了肥大的高粱。一片片金黄谷穗、绿油油的豆苗，在微风里飘漾。坡里找不到一分荒芜的土地，山坡下放着成群的牛羊，茂盛的山林和新修筑的山沟、水坝……这些都是沂蒙山区人民两年多来，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的结果。他们以自己的勤劳和勇敢，迅速地医治了战争所加给他们的严重创伤。去年，沂水等四个县的收获量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一般地区亦均接近战前。今年的麦子是十余年来所未有的收成，今秋又将是第二个丰收的年景。
这里的人民是英勇顽强的。在当年千军万马转战过的山丛里，农民们会自豪地告诉你：“日本鬼子的铁蹄，踏遍了沂山蒙山的每个山顶，疯狂地对我们施行了‘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封锁扫荡’……，但终于被我们粉碎和打垮了。”在孟良崮山前塘子庄的几个农民，指着那险要的山峰说：“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装备起来的蒋匪军的王牌——七十四师送死的地方，那时我们都参战了呀！”是的，他们是应该骄傲的。为了祖国、为了革命的胜利，仅沂水专区就有九万三千多青年参加了解放军，一万余人在战火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蒋匪军向山东举行重点进攻时，山东省男女老少全力支援战争。在歼灭蒋匪李仙洲部七个师的莱芜战役中，仅当时的鲁中地区（沂蒙山区是鲁中区的一部），就有五十万人民在战地服务。他们这样英勇战斗，不只是为了解放自己的家乡，家乡解放后，他们并积极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江南等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仅沂水专区就组织了二十万随军常备民工赴前线服务。全区百万妇女则勇敢地担任了后方勤务和土地的耕种。
访问团向英勇的沂蒙山区人民进行了亲切的慰问，并赠给他们写着“保持革命的光荣，我们永远感激着你们”等字样的锦旗四面。农民们到处传告：“毛主席派人来看咱了！”年老的烈属、军属逢人就说：“毛主席一时一刻没有忘了咱呀！”
访问团每到一地，都是首先召开烈属、军属及革命残废军人会议进行慰问。
在这里，优抚工作已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农民们都会说：“战士是祖国的保卫者，我们代耕正是为了使战士更好地保卫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各级人民政府和中共各级委员会在布置工作时，各人民团体在订立爱国公约时，都把代耕工作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今年各县、区、乡、村已普遍建立了优抚委员会。现沂水专区已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村庄推行了固定代耕，沂南县已有百分之九十三的村庄推行了固定代耕。烈属、军属普遍反映：“固定代耕后咱的生活得到改善了。”过去一点地没有的军属李桂东，两年来建设了新的家务。去年他有了余粮，买了一座小房子，十六块豆饼，还盖了三间新屋，喂了两口猪，过年全家吃了七八顿包子。今年他买了一百多尺布，准备给全家五口每人做一套单衣和棉衣。勤劳模范的烈属、军属们，更被群众选出当了人民代表，沂南县岸堤区就有六十余烈属、军属当选为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该区军属刘步堂老大爷，光荣地当选为县人民代表会议的常务委员。他们说：“这是人民给咱的光荣，毛主席给咱的光荣。”
沂蒙山区的人民纷纷给毛主席写信，并嘱咐访问团的同志说：“替我们给毛主席捎个好，告诉他我们是热爱着我们的祖国！”军属田大爷说：“我们不能去北京，请你们告诉毛主席，军属的生活一天天地改善了，请他放心。”
该区人民为了不再让帝国主义来破坏美好的生活，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片面对日媾和和重新武装日本，“五一”劳动节时，全区有一百三十三万农民，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一百九十五万余人在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宣言上签了名。沂水县县长、勤劳发家的劳动英雄朱富胜告诉我们：该县在有组织的群众和变工组内均订立了爱国公约和增产捐献计划。该县石井庄的农民，今年在自己的地里上了七千片豆饼，比去年增加了四千多片。他们决定从增产中捐献二百二十万元购买飞机大炮。沂南五十余岁的模范军属祖保传，坚决不要人代耕，他说：“我还能干活，为了不受二楂罪，我已经叫儿子去参军，我自己也要在生产上带头干。”他已经背熟了自己的七条增产捐献计划。他计划今年要比去年多收五百二十五斤粗粮，捐献五万元。他说：“捐献‘农民号飞机’，是每一个爱国农民的责任。”
这些就是沂蒙山区人民报答毛主席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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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文化生活简评
四卷十期“文艺报”继续对不正确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
文艺批评的日渐展开，是目前文艺界、思想界可喜的现象。但是，有些人对于文艺批评却还有着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并发表了一些错误的意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文汇报“文学界”第七十期，作者罗石）和“论正确的批评态度”（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第三十七期，作者裘祖英）二文。最近出版的四卷十期“文艺报”发表了企霞的短论“关于文艺批评”，对这些不正确的看法进行批评，指出前者企图抹煞文艺批评的成果，将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分裂开来，以阉割文艺批评的政治内容。后者抓住个别批评文章中态度上的缺点，加以不适当的夸大，掩盖了目前展开的原则性的文艺批评的实质，这样的理论与评价对于文艺批评的展开是有害的。
如何运用文艺形式，以先进思想教育农民，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期“文艺报”登载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三篇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作者谢云）和“从一篇通讯看到的”（作者闻博），指出目前某些表现农民的作品，把具有严肃的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如爱国植棉运动等，庸俗地描写成仅仅为了满足农民经济上的狭隘的目前利益，在作品中无原则地歌颂个体经济，歌颂农民中生长的资本主义思想，而不是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教育农民，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
本期“文艺报”还转载了八月二十六日本报所刊夏衍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夏衍检讨了上海文艺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基本的问题在于不能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路线，不能把这个正确的路线在上海具体应用，制定出为城市人民大众，首先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明确的工作方向。
东北哈尔滨等地进行了培养理论教员的工作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沈阳市委宣传部、松江省委宣传部，都进行了培养理论教员的工作。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更把培养理论教员，作为今年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了继续培养理论教员，统一教学观点，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对兼职教员的领导，在每讲开始前预先召集有关教员举行座谈会，研究讲课中心。这样就给教员指导员以学习、准备讲课的便利条件。沈阳市委宣传部曾于四月初举办了边教边学的教员训练班，为今年该市六十余处业余政治学校的创办与坚持，提供了首要的条件。松江省委宣传部曾于六月中旬召集了双城等六县负责干部教育工作的同志，座谈培养理论教员工作问题。会议一致认为，要开展今后干部学习，必须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教员，建立专职教员的制度。并认为可以提倡教什么就首先学好什么的办法，以解决某些教员的教学不统一的困难，并使教员得以向专门教好一门课程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设立学习室并获得经验
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在今年三月间设立了学习室。几个月来，学习室曾在理论教育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该学习室的任务是：具体地帮助干部进行理论学习，使它成为系统地组织指导理论教育的机构。
为了争取更大的成绩，该学习室还准备在政治理论班内，以过去的联组讨论会为基础，试行“习明纳尔”，并培养一批理论水平较高的积极分子成为“习明纳尔”教员；在自修组内，除加强对各小组长的领导外，并在一定时期内组织专题讨论。有计划地组织各种讨论会、报告会、研究会、展览会等，广泛吸引同志们参加，以造成浓厚的学习空气。聘请顾问，负责指导学习、解答疑难问题、做专题报告等工作。
学习室是指导干部理论学习、帮助学习顾问和理论教员工作的很好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学习室的经验，是值得各地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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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于政权建设工作的一点认识
北京大学政治系讲师 朱奇武
我这次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的视察组，到河北省去视察民主政权建设工作，从七月八日起至八月三日止，共二十七天，视察了新乐、安国、定县三个县，以及石家庄市。在工作中，我们接触了不少的干部、人民代表，和一部分群众。我们听他们报告，和他们一起开会，讨论问题，又做家庭访问，或个别谈话……所得到的材料很多，发见的问题也不少。现在把我的一点认识和体验写出来，作为个人对于进一步加强华北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刍议。
我所到的三个县都是老解放区，具有相当的民主基础，当地人民早已运用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且都曾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六次以上。一般地说，不仅在发扬民主、团结群众方面，获得一定的成绩，而且贯彻了政策，推动政府各种重大工作，特别是对于爱国丰产、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譬如：有些地方通过代表会议来讨论植棉计划，由于代表去发动人民，棉花的种植与收获总是超额完成的；有些地方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来讨论抗美援朝问题，马上便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建政工作当中不是没有存在着问题和缺点的。为了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仅就我们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提出来，加以讨论。
首先，我觉得，政权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现在，有些地方生产情绪高，政治空气低，大家埋头搞经济，不问政治，对于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注意不足。有些群众根本还不晓得人民代表会议是怎么回事，对于选举代表和开人民代表会议还漠不关心。选举出来的代表对于人民代表会议略微知道一些，但是对于代表是做什么的和代表的权利与义务，便不大清楚。有些干部的思想也相当混乱。一种思想是关门主义的，他们不愿意放手发扬民主，不愿意对老百姓交代工作。另一种是轻视代表会议的思想，他们认为办事的是干部，开人民代表会议不过是一套形式。还有一种是怕麻烦的思想，他们习惯于过去简单的工作方式，以为开人民代表会议不如下命令办事直截了当，因此，便说：“开人民代表会议不开干部会不能贯彻政策，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再开干部会麻烦费事。”有的干部虽然承认开人民代表会议有其一定的作用，但是为什么要开人民代表会议，却简单地了解为是要推动工作，或者因为是上级交下来的任务，不能不开。多数干部将人民代表会议与干部会混淆不清，把人民代表会议当做了干部会，把干部会上的一套做法搬到代表会上去。有的人民代表会议开的次数很多但很乱。这些都是对于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和人民政权的基本的组织形式认识不足。因此，我认为提高干部思想，加强政治领导，树立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思想，认真进行关于政权建设的基本常识的教育，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学习运动，实为当务之急。
华北各地虽然普遍地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是我们所到的几个县还未能按期召开会议，一般地说，都还没有形成经常的巩固的制度。有的县在上级催促时才开，不催就不开。有的县对于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没有建立经常的工作制度。一般的情况是：每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才开一次常务委员会，而且差不多都是在人民代表会议之前临时召集的，这样把常务委员会变为代表会的预备会，代表会开完了，常务委员会也结束了。常务委员会没有驻会代表和专职人员，不能联系群众，贯彻决议，简直是形同虚设。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也大半不能按照规定时间召开。因此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定期开会问题。关于定期开会，在城市里与在农村里不同。在城市比较易于解决，农村则是有困难的。而华北绝大多数的县份都是处于农村环境，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根据我们在农村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在农村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必须与农业生产的季节相配合。因此，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年以开会两次或三次、每次会议以五天为适宜。第一次会议要在冬闲的时候召开，因为这时正是旧历新正十五左右。第二次要在麦收以后，或是秋收以后。这样确定下来，形成一种常会制度。如果再不按期开会，便是违法，应受处分。此外，为了解决某一重大问题或专门问题，也可召开临时会议，以补常会之不足。常务委员会是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的常设机构，也是地方上各民主阶级、党派、团体的政治协商机关和统一战线组织，因此，每县应该设置一两个专职干部，专门负责联系代表，贯彻决议等工作。并应每月举行定期会议，发挥协助政府、动员人民的积极作用。
关于各地代表会议开会的情况，共同的经验是：只要召开会议，总是一次比一次开得好。虽然如此，目前仍然是存在着一些缺点的。例如：在开会以前，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开会时，只是向下布置工作，不大注意代表的提案，而且有时也不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督促。有些县在会议上不能发扬民主，使代表们充分发言，热烈讨论。个别的干部甚至还有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作风，使人民代表会议变成“干部出主意，代表讲话，干部决定，代表通过”的局面。会后的传达决议和贯彻政策，往往也是被忽略了。这里比较普遍而严重的问题是处理提案不够认真负责。大多数的县不能做到逐案交代。有些县只是把提案分分类，就算完事。于是，影响了代表们的信心和积极性，有的代表就反映：“提了不顶事，还叫俺提干啥！”有的县原有提案三百件、五百件，后来因为这种原因便大量减少，现在如安国县仅有几十件了。同时，每次会议代表出席的人数也逐渐减少。针对着这些问题，我们试提出下列几点意见：（1）领导上要有足够的注意，会前必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2）县人民政府一切重大工作都应向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由人民代表详细讨论，作出决议，交政府切实执行。（3）会议须与当前工作相结合，使会议有中心议题。在会议上应充分发扬民主，让代表们大胆说话，畅所欲言。会上，报告时间要少，讨论的时间要多；多开小会，少开大会。（4）处理提案应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会前须广泛地搜集，并加整理，时间愈早愈好。会中要仔细地审查与充分地讨论。一般案件可以分为能办、缓办、及不办三种。应办能办的须坚决办；应办暂不能办的要缓办；需要请示上级的应请示上级；不应办不能办的则不办，但须明白加以解释。这样才可以做到事事有交代，案案有下文。（5）会后须坚决贯彻决议，并建立经常的检查制度。
在视察中，我们曾参加过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几乎尽是农民，所讨论的问题也都是农业生产问题。在今年七月间召开的新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有几个工商界代表对我们说：“没有我们的事，没有我们的问题。”从这种情形可以看出代表的产生和名额分配问题。华北农业区域，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因而主要照顾农民，这是不错的。但是，还应照顾各界，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更加完善。我主张：代表的产生应力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广泛性，人民代表会议应切实体现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精神。因此，既须照顾主要的阶级，又须照顾其他的阶级，以至于各阶层、团体、民族、妇女等。这里一般的原则似乎是：在城市里工人代表及工商业界代表应占大多数，大体上以百分之五十为适宜；在县里农民代表应占大多数，但不可超过百分之六十左右。在城市里代表的产生应以职业为主而结合区域；在县里代表的产生应以区域为主而结合职业。行政村较少的县最好每村可以选举一个代表，行政村较多的县可以按照自然地理划分若干选区，根据选区数目选举代表。
谈到选举，目前有些地方还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思想残余，在城市里尤其显著。他们
一提民主，便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一提选举，便要实行普选。他们只着重形式上的民主。但是，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实际情况，目前由于普选所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并不具有更多的代表人民的性质。以妇女代表而论，普选并不一定比协商选举所产生的代表多，有些行业、团体恐怕还难得保证可以选出代表来。譬如：安国县普选的结果还比较好，在二四○名代表中妇女代表为三四人，比别的县份都多；可是教育界代表只一人，宗教界、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选出代表来。此外，大家还晓得，中国农民大多数是不识字的，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对于选举暂时也不大关心。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要叫他们普选，实行选民登记，划分选区，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结果只会给他们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损害人民的积极性。过去安国县的普选搞了两个多月，弄得人民疲劳厌倦，既耽误工作，又影响生产，大有“民主不起”之感。石家庄的普选搞了四十多天，人民也是反映手续麻烦，浪费时间。所以，普选不适合于目前中国人民的实际情况。这一点是必须肯定下来的。现在各地所采行的选举、推选、邀请混合选举的方法是很简便易行的，而且富于民主的精神。这就是说，用这种方法，人民可以选出他们所愿意选的代表，代表的广泛性也可以照顾到全面。普通实行这种方法，在机关、工厂、学校里可以直接选举，在农村里可由村代表会议间接选举；在机关、工厂、学校里可以票选，在农村里可以举手表决。选举当中最重要的是酝酿和讨论的过程，有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举手或投票不过是表达的两种方式，采取那一种都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举手当然是简便易行，又节省时间，因而无疑地是一般人民所熟习的和便利的选举方式。
第3版()
专栏：
旧胡同新面貌
（首都速写之十）
邵宇作
“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
旧北京就这样对待劳动人民。
太阳快落西的时候，
这胡同又到了赌钱、酗酒、婆婆骂媳妇、丈夫打老婆、孩子要饭吃的时候了！
现在一切都变样了。
胡同干净了，
家家户户订了爱国公约，
有了新的娱乐，
办了成人夜校，
王府井的自来水也流过来了！
黑板报上写着：
爱国增产，
人人勤劳，
抗美援朝，
捐献飞机大炮！
在那远远的城根上，
一所新房在建造。
古老的城墙别傲骄，
新楼要比旧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