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
柳青
编者按：柳青同志是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后者即将出版）的作者。他的这篇文章，真实地记述了他和农民群众结合过程和在创作实践中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这对于读者是有益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在总纲里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一段里，扼要而中肯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以后，说：“……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和创造起来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是多方面的，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学艺术无所不包的。但毛泽东思想绝不是空谈的理论，它是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为一体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毛泽东：“实践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一次又一次地在演说和文章里充满热情地告诫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要眼睛向下；要当群众的学生；要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和人民打成一片；要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这些指示对于无论进行党的工作、政权工作、军事工作或文艺工作的每个同志，都是普遍适用的。事实证明：不管做哪一样工作，凡是细心领会和切实执行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的人，就会成为一个有生气、有出息、对革命有用的人；不切实执行甚至违反了这个指示的，工作就会做得不很好或者很糟糕。
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还必须首先通过与工农兵大众的结合，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
“要澈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澈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屁股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我的许多文艺思想上的问题，而他的出色的阶级观点分明而又热情充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在我自我改造的思想斗争最痛苦的时候，教育了我，鼓舞了我，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和意志坚决地改造自己。这个伟大文献还生动具体地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是阶级观点（立场）问题和表现在作品里的思想感情的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主要意义，是在于它最早地以最雄辩的生动事实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的路线，以反对陈独秀等错误的投降的路线。我现在仅仅是想就文艺工作的范畴，来谈谈我从这个文献里受到的教育。
在一九四三年春天我认真确实地下农村做实际工作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革命”的。那时有三个包袱压在我身上：一个是我出身农民阶级，成份好；另一个是我入党的时间比较早，历史纯洁；第三个是我在整风以前所写的短篇小说都没有问题，不管写的好坏，总是歌颂革命，歌颂人民的。所有这些包袱，加上我从未深入实际斗争，没有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使我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时期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停滞。我自以为我的阶级观点已经十分明确，因而表现在我的作品里的思想感情也已经“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了。这种自满情绪使我大大地忽视了思想修养，而急于求成地要求创作。
一九四二年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时，我在绥德。延安整风运动中学文件的阶段，我在米脂参加乡选。在乡选中，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因为我忙的不是宣传选举、登记选民和检查工作，而是借机搜集材料——找人谈话，“观察”生活。乡选工作结束以后，我的脑子里形成的却是一本关于农民减租保佃斗争的“长篇”的题材。秋天我回到延安，目的就是要着手实行这个装在肚里不曾向人宣布的“创作计划”；而机关里的整风学习刚进入检查思想的阶段，组织上却决定我参加支部工作。可以想像我当时有怎样一种不正确的情绪，嘴上不说，心里却想：“你们都写过思想有问题的文章，我没有。在我身上发生的问题像过去对你们一样，是给我时间让我写作。”短短一两个月工夫，并不和群众发 生实际的接触，只靠耳闻笔记的材料，就想写出反映阶级斗争的艺术作品，不说现在过了相近十年，就是过了一年我真正接触实际以后，也已经知道这是可笑的了；但我当时的确扭不过这个弯来。一九四三年二月，整风学习的思想阶段结束以后，中央组织部从我们那个文学团体里，头一个就调我下乡。实在说，当时我是不高兴的。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在组织上服从了。直至到了米脂还想着在那里的一个中学里教一时期的书，写完计划中的东西再下乡。只因学校的英文教员早就有了，国文教员太忙，不称心，才放弃了这一步。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顽固的不从实际出发的想法啊！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九年在延安五四青年节的演讲里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很显然我至少是不澈底革命的。那么我在十几岁时连字也不全认识就啃“共产党宣言”，“一二九”前后参加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后为办刊物累得大口咳血，一九三九年又到敌后跟部队上前线去打仗，这都是为什么呢？这里面也有为革命的成份，但极大的成份是个人的抱负，总不愿意做一个无声无息的人。难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着纯粹个人的志愿到革命队伍里来还是少见的吗？我这样说显得我的确很不“伟大”，但这却是事实，掩饰这个事实就是虚伪。可惜的是我当时并不理解毛泽东同志这个演讲的深刻性，不认为自己是不愿和不实行与工农群众结合的；我理解这一点是被现实逼迫的。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段里指出了农民运动的浩大声势以后，就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到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正是这样。虽然我这个“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有些不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我在米脂县一个乡政府里当乡文书，的确正是受了这种检验。
从一九三八年到延安至这次下乡当乡文书中间的几年里，我总是以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名义吃饭穿衣和游来游去。我到实际斗争中去是看别人工作，在部队里是马上来马上去的客人，在农村里是把两手插在裤袋里站在旁边看群众开会。当了乡文书就不行了。我除了要完成上级党和政府交付的各项任务，经常拖着一根对付狗的棒子到各村奔波之外，老百姓关于写介绍信，割路条，吵嘴打架，种棉花的方法，以至于娃娃头上长了一个疮能否疗治，都来找我。我一到职，现实就严重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看你搞下去搞不下去？”同时自到延安以来，我在生活上一向是受优待的一种人。在一般的困难情况下，我们这种人总要好些。当了乡文书也不行了。我在乡下的头半年吃了有生以来未吃过的苦，自己不会做饭，乡长领得口粮要兼顾家庭，我只好在他家附食。他只有三垧自己的地，十多垧租种地，养活着一家五六口人，自己又脱离了生产，生活是很苦的，见天是高粱饭，钱钱饭（黑豆压得像麻钱一样大小和小米混合起来做的稀饭），山药蛋，糠炒面和干白菜。这样的伙食加上经常在各村流动，黑夜常常通宵开党的支部会和小组会，而且又不是十天半月以至三月两月可以完结，生活的确是够受的。这方面，现实也严重地向我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看你搞下去搞不下去？”
我知道搞下去或搞不下去对我往后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很明显，这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不仅仅是搞文艺不搞文艺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自我参加革命以来都未曾重视过，或者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成了严重的问题。我清楚地感觉到问题只在一点：我和工农群众有没有感情？这种感情产生于正确的阶级观点。这种观点使一个人首先发生强烈的革命的要求，而不是个人的创作要求。这就是说：首先要看群众以为痛苦的，我是不是以为痛苦，群众觉得愉快的，我是不是觉得愉快。如果是，那就能搞下去，就能忍受物质的困难；如果不是，那就无论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搞不下去。我不痛快，他们也不需要我，这样子作为革命工作之一的创作也就谈不到了。这中间丝毫没有勉强和做假的余地。我是要坚持搞下去的，我一般地说是个要强的人，还有点完成自己志愿的韧性；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理想，而只有个人打算的话，他终要设法绕过困难，摆脱痛苦的，单凭咬住牙忍受是不长久的。
现实强迫我读起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我能在这年夏天读完五本斯大林选集，特别注意那些关于党的工作和农村问题的演说，可见我是急于加强思想修养来坚持搞下去的。这些书籍在我当时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下，是非常亲切的，所以它们对我有不小影响。我也读了十八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是一本描写劳动者与剥削者的善与恶的书。虽然雨果的作品里有乌托邦思想，但约翰·法尔约翰的生活精神对我也有影响。因为我清楚主人翁是早期的基督教信徒，我自己无论如何浅薄，总算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二者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全心全意服务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加上我追求的东西是明确的，它对我并无消极作用，并未将我引入幻想中。正在这一年，我读到党中央按党内文件印发下来的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只是现在公开发表的前一部分），它立刻给我极深刻的思想教育，并鼓舞了我的革命热情。
正如陈伯达同志所说：“在这篇文章里，事实反映得这样生动，热情表现得这样洋溢，每个句子，直到每个字，都浸透着对于革命和劳动人民之无限量的欢喜，对于反革命和吃人的剥削者之不可调和的仇恨。”我发现毛泽东同志无论在行动上和思想感情上，都是“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的最早的与最好的典范。他的这个报告又是政治文件，又是艺术作品。我还不曾从任何文学著作中看见过对劳动人民这样热情的无保留的歌颂，要从其中引出任何突出的一段做例子都是困难的，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最高贵的思想感情贯穿到全文的每一个字句。我这才知道我们常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人民领袖的意义。这位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杰出领袖，是自始至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话的。别人说湖南农民运动“糟得很”，城里的绅士大哗，长沙各方面的人街谈巷议，即使是很“革命”的人也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毛泽东同志否认它，说是“好得很”。
毛泽东同志写道：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他痛快地歌颂人民，把别人说成“痞子”的歌颂为革命先锋，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给他们几个月工夫打翻了。基于这个观点，毛泽东同志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完全打成一片了。
从这个革命观点出发，毛泽东同志天才地以符合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早在一九二七年就为中国革命斗争提出了永久不变的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恰当地估计了农民力量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具体地刻划了革命的民主专政的面貌——农会在乡村里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点经过各个阶段革命实际的检验，到如今还是真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永远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珍贵经典之一。
我那时在乡村里一读再读这个文件。我省悟到我过去不仅不懂得怎样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而且实在说不懂得革命哩。我读着文件，脑子里就浮起毛泽东同志伟大的影像。他好像在问我：“同志，你和这些群众在一块搞不下去吗？”我惭愧极了。我初到乡政府时那种“被放逐”的不健康感觉逐渐消失了。我明白了我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一点意义：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意见，反转来领导群众，从而锻炼自己。明白了这点，我变得坚强起来，活跃起来了。我也获得了一点在困难中微笑的革命品质。由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我病了一场。我的一个种地的哥哥来看我，见我躺在一个贫农塞满东西的小窑炕上，颇为怜悯，要我回家去休养，我认为可笑而拒绝了。县委书记说我如果觉得支持不下去，可以回县委工作一时期再说，我也没有听他。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感召，我感到那样做是羞耻的。秋后我的乡上首先发动了减租斗争，冬天是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的反奸斗争，我们那个乡里也出现了类似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歌颂的情况。在这些斗争中，我向乡村党员干部以及群众积极分子学习了许多东西，互相间有了深一层的感情。此后我不仅不想回延安，而且在县里开会日子久了，都很惦念乡上的事。我背着铺盖和农村干部一块在街上走不脸红了，再不觉得有人在笑话我了。这难道不是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吗？只因这一变化，我才能安安心心在乡村政权里工作了三年，而不觉得时间长；并且在一九四七年陕北战事爆发后，我在生活舒适的大连待不住，不惜跋涉万里回陕北去，下农村又搞个一年半载，而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谈到思想感情的变化时说：“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里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的确确，我到今天能够写出两本稍微有一点点内容的长篇小说来，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教导是不可想像的。我的作品不能更好地满足党和人民的要求，那还有其他原因。譬如马列主义修养和中国民族的优良传统的文学修养不够等等，我就不在这里说了。我只想再说说最近我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我对表现在作品里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有了比较深一层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件里尽情描写农民运动的雄伟壮阔，具体举出十四件大事，是为了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我们写文艺作品也是这样。我们把它叫做主题。但是毛泽东同志主张和反对什么的时候，他总是完全为了群众，丝毫不表现自己。所以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热情澎湃，表现得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相融无间。而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或多或少地要表现自己。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有别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强加到我们所描写的人物身上，在作品中与劳动人民无关而为我们自己所喜爱的部分，在描写人物性格与场面时总是不愿割弃，甚至有意识地加以重视。我的小说“种谷记”就有不少这样的痕迹，虽然把有别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强加到我的人物的情况较少，但是那种描写手法显露出我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我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之嫌；而不是像陈伯达同志所说的，“浸透着对于革命和劳动人民之无限量的欢喜，对于反革命和吃人的剥削者之不可调和的仇恨。”我在那本小说里的歌颂、谴责和鞭挞，都是有限量的。我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画和场面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我所尊敬的一个同志曾经对我说：“党和人民向你这个有了一些生活经验的共产党员作家要求的，比你在‘种谷记’里所给的要更多。”这个批评使我读起那本小说就难过。在这一点上。我在新的小说“铜墙铁壁”里作了最大的努力，有了一些改进；但也不能说我已经澈底改好了，不需要再努力了。
衡量一个作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是他的作品，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正确性和深刻性；而不是他嘴里吹嘘自己如何深入群众，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甚至不惜说自己是一向如此的。写作是毫不费力的。一个作家很可能在写了一些较好的作品以后，又写出坏作品来，这是值得我们深深警惕自己的；要避免这个，就需要我们继续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而不是借群众成了名，就脱离了他们。那些以为曾经结合过一时群众就够一辈子受用的想法，是很危险的。一个修养完备的作家是在实际生活、马列主义和文学修养各方面都很成熟的。这样的作家可以写出光芒四射的作品。但是一个作家可能后二者暂时较差，只要他时刻考虑自己对劳动人民的责任心，不要把文学事业当做个人事业，不要断了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他就有可能不发生停滞和倒退的现象，而逐渐走向成熟。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经典的哲学著作“实践论”里说：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我以为作家要以正确的阶级观点与思想感情进行创作活动，除了走毛泽东同志所指定的这条路，再没有其他任何捷径。
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耀下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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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帝国主义怎样摧残我兄弟民族的文化
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副教授 马学良
一九四二年，我在云南的一个彝区中调查彝族语文，当时使我惊奇的是足迹所到的区域都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教会或医院，这教会和医院的负责人多为英美法等国的传教士。他们和兄弟民族过从甚密，时常去传教谈道。我住在一个非教徒的彝民家中，有时这些外国传教士也来和我攀谈，问长问短的，我也并不隐瞒的告诉他们，我是来此研究彝族文化的。可是这消息传出后，我几乎受了监视，他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工作，那种狞笑的脸，使我现在想起来，更加憎恨。后来我从一个彝族经师学彝文，同时还有几个彝族青年和我一同学习，他们更惊慌起来了。一次教会上派来一个中国教友游说我，说是奉外国人之命，接我到教会里去住，并且利诱我说，他们那里已经为我刷洗了一所清净的房子，有牛奶面包吃，我婉言谢绝。不久又派来一个所谓“会长”的中国人，态度有点强硬了，同我辩论了一下午，最后取出外国人为当地人所创造的拚音文字，硬逼我放弃学彝文和那一帮青年学他们的拚音文字。过了不久那位会长又来了，他看我们仍然在学彝文，他有些不自在了。我告诉他拚音文字已经学会了，只好继续学彝文。他拿出一本用拚音文字写的圣经考问我们，他看我们全能念得对，也就无话可讲，悻悻然的去了。他们眼见志不得逞，不久便散布将有匪徒劫杀我们的空气，并且警告长住此处，生命没有保障。同我一起工作的彝人都害怕了，各自星散，我只得一个人失望的跑回昆明。当时我还装在闷葫芦里，我学我的彝文，干他何事？屡屡阻扰，不知他们的居心。但我半途而废，心实不甘。恰好在昆明无意中碰到一个彝族土司，我把我的经过和志愿说给他听。他很同情我，立刻答应我去他的土署里学习他所藏的彝经，并且还告诉我他土署里有一个告老回家的老巫师，学识很好，藏经最多，他允许为我介绍，并负责保护我。于是我又随着这位土司回到金沙江边的一个土署中，重温旧课。我自庆因祸得福。过了几个月，我便去访问土司给我介绍的那位藏书最多的老巫师，这位老巫师，已经有七、八十岁了。到了他家里，我同他谈了一阵，说明来由，他好像很恐惶地拒绝所请，谈到经书，他更是讳莫如深地不愿直讲。我有点疑迷了。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时期，遍访本地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先前藏书确多，后来不知搬到那里去了，连他儿子也不得而知。我很感失望，但我仍然对那老者致弟子礼，必恭必敬地请他口传，笔录学习，经过一个时期，老者见我学习心诚，他受了感动。一天夜间，我和他围坐在地炉旁边向火，我看他噙着眼泪在沉思，似有难言之隐，我便委婉地劝慰他，他只是长吁短叹的不作声，后来他倒问起我来：“我们彝族都不学自己的文字了，你们汉人学它作什么？”我告诉他为了保存彝族的文化，彝文是不能废弃的。他听了我的话，又叹了一口气，黯然良久。我从火光闪烁中看他干枯的脸上浮着无限的苦痛。我给他倒了碗茶，递在他手里，他饮了一口茶，诉出他下面的一段哀怨：
“我虽是一个彝族巫师，但我总觉得彝经是我们祖先的心血结晶，它是彝族文化的传续者，所以我不像一般的巫师只把它当作职业的工具，因此经常地研习，大量的收藏。后来土署以我学识较好，召充土署巫师。因为土署里藏书较多，在那里又多读了一些向未读过的经书，我更感到彝文经有研究的价值。后来老土司死了，就把那些经书送给我，我就保存起来，日夜焚香虔敬习读。有一年教会上来了几个外国传教士，他们扬言要研究彝经，于是高价收买，当时彝人信以为真，并且有些牟利之徒就大量的出卖；起初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奸计，为了生活，也想出卖一些，后来想到彝经是天书有神在（按：这是根据一个神话传说来的，说古昔天昏地暗，天宫派神巫骑黄牛驮天书下凡拯救人民。），我们再穷也不能出卖它，但是外国人听说我藏书很多，几次威胁利诱地收买都被我拒绝了。后来从教会里传出一个消息来，说是外国人偷偷把所收买的书全部焚毁了，我听了有点难过，并且惊惶。我赶快跑回来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偷偷把所有的经书全送藏在山洞中，把他封起，我心里才感到一些安慰。从此青年人不念自己祖先留下的彝经了，大家进教堂学什么外国文，读圣经，连我的儿子也不再继承我的衣钵，一样的去学外国文字了，我满腹的哀怨，无人申诉，眼看我们彝族文化要中断了。这次见到了你，起初我以为是汉人也仿外国人的伎俩，想再来一个斩草除根。这些天我看你确实是诚意的学习我们的文字，你肯为我们的文化着想，所以我才把烂在心里十几年的话告诉你，希望你不要向外人说。”老者说完了，又连续地长叹了几声，我也陪着他叹了几口气。夜间我睡在床上，回忆过去我和几个彝族青年同习彝文时，外国传教士威胁利诱地给我们种种的阻难，这时才恍然大悟了。从此我天天劝导老巫师带我去看看那个山洞，把那些经书取回来，但他总是说天意不可违背，尤其怕外国人知道了又要焚书，到那时获罪于天，更不得了。我看他执拗不肯，也不便强人所难，不久就又回到土署里。我曾访问地方上的老人，他们也都知道外国传教士焚书的故事，但却不知道为什么焚他们祖先传下来的经书；反倒歌颂外国人对他们的小惠。我看到土署中和民间流传着还有一部分残余的彝经，若不想法保存，难免再遭毒手。因此急函当时在重庆的文化人，要他们想法收集，不久北京图书馆派万斯年先生来同我洽购，经过许多波折，才收集了一千余册，当时运回分藏于北京图书馆、清华、北大、南开等图书馆，而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最多。
如上所述，虽然老巫师所谈的不免带些神话性的色彩，但帝国主义为了毁灭彝族文化而焚书，逼得老巫师把经书暗藏在山洞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但如此，他们既毁灭了彝族的文化，就造出一套以英文字母杂以许多线条式的拼音符号要当地人学习，以作麻醉思想传播毒素的媒介，这种符号就是那位会长要我学习的符号，在西南兄弟民族区域中流传甚广。外国传教士还怕当地人不肯学习，又根据各民族的情形有计划的捏造一套神话，如在苗区中就有如下的传说：“五千年前，苗族始祖蚩尤被黄帝战败后，率族南迁，当时族中固有的书籍，不便带走，又恐迁徙后族人就把文字忘掉，乃下令族中妇女将文字绣于衣角裙边上，所以苗文才得保存下来，今日的苗文，便是把苗族妇女衣裙上的花纹图样加以整理而成的”，凡见到这套符号的人，就知道它颇似苗族妇女衣上所刺绣的花纹。这种蒙蔽手段，有多少兄弟民族曾经受了他们的骗。有些同我谈起，竟说他们不是中国人，问其原因，立即背出一套创世纪给我听，因为他们和外国传教士同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他们是同族的人，可见这毒素的危险性太大了。
帝国主义为了要当地人顺利地接受他们的麻醉毒素，就不择手段地效法秦始皇焚书的毒辣手段，天下还有比灭人之国，毁人文化的罪恶更大么？这种滔天的罪恶，我们要记取，尤其是兄弟民族更应当警惕。以往兄弟民族惨遭帝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双重压迫，过着苦难的日子，他们不敢读自己祖先遗留下的书，说自己的话。现在是我们人民作主人的时候了，不但有研读自己语文的自由，而且在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中还明文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我们更应当珍视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要好好地学习它，发扬它，批判地接受它，才对得起我们祖先辛辛苦苦的伟大创造。
据我们所见到的彝文经，它不但可以研究彝族本身的文化及族际间文化交流的史实，而且现在我们处在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一部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不能再像过去只是以纪录汉族的活动为主，它应当是全面的，必须有各兄弟民族的历史；但这些史料从什么地方去采集呢？我认为再没有比他们自己所纪载的史料更完全更正确的。我们应当看重它，注意去作深入的研究。又如兄弟民族中的文物和艺术品如西南兄弟民族中流行的铜鼓腊缬刺绣各种手工业以及碑刻墨迹等，都是历代劳动人民的匠心创作，很多有价值的古迹和艺术品，以往多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勾结盗窃以去。我再举一个实例，更可证实帝国主义对我兄弟民族文化侵略的阴谋。如美帝国主义走狗洛克于一九二三年就混入云南省的丽江，最初冒充研究植物，雇用当地四十余人帮他工作。后来洛克返回美国一次，报告我兄弟民族可欺，于是又奉他主子的命令重返丽江，这次带来了测量器具，电影器材以及枪械子弹，准备大量搜劫。先是与反动政府勾结，以美国陆军测量局顾问的名义测量云南、西康、西藏的边界，并摄制影片，绘成军用地图送交美国陆军测量局（最近他出版的“么些古王国”一书中即附有此地图可证）；另外搜刮当地文物，据洛克书中自己招认，仅么些经典一项搜掠达四千余部。据我所认识的一位么些朋友告诉我，洛克几次央求他合作，他曾和他工作了四个月，发现他居心叵测，就毅然而去；但是他亲眼看到这个贼子曾诱购西藏某大喇嘛寺秘藏的世无其匹的金写藏文大藏经全部，分装数十箱运回美国去了。洛克前后留滇二十余年，这位以植物学家的身份来到丽江，却作起扒手特务的工作，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么？这与斯坦因、伯希和等以学者身份窃取敦煌石室的勾当是同一手法的。（转载文物局文物参考资料二卷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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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省各专署、县
积极迎接华北首届县长会议
正结合学习文件，总结建政、优抚工作
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各专、各县为迎接即将召开的华北首届县长会议正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于六、七月间曾两次发出通知，指示各地重视县长会议的准备工作，责成各专员、县长亲自动手，组织各级负责干部认真学习文件，结合本区具体情况，深入检查政权建设工作和优抚工作。省人民政府经行政会议讨论，决定由办公厅、民政厅、省协商委员会共同抽调干部，搜集整理有关材料。七月初，省民政厅副厅长赵化风、办公室副主任田复生，曾协同中央视察组分赴阳高、天镇、怀来，研究总结当地政权建设和优抚工作。八月初，省人民政府抽调了宣化、张北、龙关三县县长来省汇报，八月底又组织工作组到宣化协助召开第六次县人民代表会议，以结合实际工作，研究总结经验。
各专区、县对华北首届县长会议的准备工作，一般都很重视。雁北专区接到省人民政府的通知后，即由专署、地委组织了两个工作组到朔县、应县帮助总结政权建设和优抚工作。察北除有重点地总结了张北历次代表会议的经验外，史玉林专员并亲赴商都指导该县召开代表会，从中吸取经验。察南各县都先后组织了县府各科长及部分科员学习民主政权建设文件，检查工作。怀来、宣化更结合最近召开的县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县级主要干部，县府各科长、各区区长，以及县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学习文件，广泛征求了意见，充实了总结的内容。赤城、阳原、察北专署更对区、村代表会工作进行了重点检查。
各县在学习与检查中，都着重检讨了对“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不正确认识，纠正了把人民代表会议和村干部会一样看待，或认为“开代表会不顶事”等错误思想。因此，凡经过认真学习文件，并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检查的地方，干部的认识普遍提高了。宣化县人民政府的科长、区长普遍反应：“这次学习，可把思想闹通了”。该县五区区长过去一向对代表对政府的批评、意见置之不理，甚至不满意，现在也感到那是错误的了。
但仍有个别县对县长会议的准备工作没有重视，强调工作忙，不学习文件，不检讨工作，因之，最近召开的县人民代表会议仍没有丝毫改进，这是极不应该的。另外，有些县孤立地去学习与讨论文件，不联系实际，因而感到文件深，学习不进去。这些缺点，都应迅速改正。（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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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学生度过了有意义的暑假
暑假已经结束，全国各地学生在暑假中进行了各种有意义的活动。
在暑假中，各地学生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增产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参加了各种义务劳动增产捐献。北京有三十三个学校的男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在七月下半月参加了搬运工作，十五个女学校的一千四百个女学生在七月中到被服厂缝制棉被。东北的大批学生为增产捐献，以市或以学校为单位组织了许多劳动建设队，到工厂和农村中去参加生产。上海、天津、西安、重庆、广州等市的学生也纷纷参加义演、抄写、修理机件、制作标本等工作，将劳动所得捐购飞机大炮。
各地学生并向广大群众进行了有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宣传。贵州、川北、广东、广西等地大、中学生在县城或到乡下进行宣传。海南岛的学生广泛地组织了下乡工作队，结合当地工作，宣传抗美援朝运动的意义。
学生们在暑假期间还进行了各种学习活动。各地高等学校或工科、技术学校的学生为使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曾深入工厂、矿山实习。东北各地参加实习的学生有七千人，华东有四千人。有的地方为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了参观和旅行。东北学生组织了“东北学生首都旅行团”，天津市学生三百余人到冀中白洋淀老根据地去访问。各地学生还作了许多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北京学生组织了生物研究组、航空模型组和无线电研究组，研究米丘林的学说，制造各种飞机模型和无线电收音机等。西南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在暑假中仿制计算尺成功，不仅解决了学习上的困难，而且还可以增产捐献。此外，各地学生还成立了许多“文艺阅读小组”，有计划地阅读文艺作品和组织文艺讲座。
广泛开展军事体育活动是今年暑假的特点之一。许多城市都设立了青年或儿童的夏令营。东北区参加夏令营的大、中学生与少年儿童将近一万人。游泳成了学生最喜爱的活动，北京、天津、上海、长沙等地都举行了游泳比赛。北京各校的学生取得解放军的协助，在近郊举办了露营、打靶等军事体育活动。哈尔滨市的学生夏令营还举办了行军演习。
现在，各地学校已经开学，学生们都精神百倍地回到了自己的学校。在这个新的学期中，他们将为祖国更加努力地学习。（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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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解放军文艺”中的一些创作反映了人民军队的英雄品质
如何正确地反映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创造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人物形象，是当前文艺创作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解放军文艺”自六月十六日创刊以来，即对此问题十分注意，并已发表“风雪东线”（中篇小说，陆柱国作）、“消灭侵略者”（五场歌剧，宋之的、丁毅、魏巍合作）、“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报告，纪希晨、魏风合作）等在这一方面有较好成绩的作品。最近出版的第三期所包括的“纪念八一”和“进军西藏”两个特辑，对于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品质更有集中的、真实的表现。“纪念‘八一’”特辑的八篇文章由曾经参加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红军指战员写成，他们用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生活等光辉的历史断片，写出了红军部队高度的政治觉悟、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亲密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人民领袖毛主席在革命最艰苦的阶段，在坚持革命最初根据地——井岗山的斗争中，用通俗有力的讲话鼓舞着红军战士的斗争意志。在朱良才同志的“这座山，它革命！”一文里，也有生动的叙述。“进军西藏”特辑的十篇文章由参加向西藏进军的同志们采用通讯、报告的形式写成。任何高山、草原、风雪冰雹都阻挡不了人民解放军进军的行列，任何语言、风俗习惯的不同也隔阂不了人民军队和西藏人民的友情。文中，红军优秀品质在向西藏进军的人民解放军身上得到高度的表现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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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上海戏曲界捐献义演有成绩
上海戏曲界在“上海文艺界抗美援朝支会”的领导下，热烈展开了响应六一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的义演运动。自七月十七日起，不过一个半月时间，已有十三个剧种（京剧、沪剧、越剧、江淮剧、评弹、滑稽、常锡戏、魔技歌舞、苏北评话鼓书、沪书、维扬戏、粤戏、街头艺人）义演二百多场，捐献了人民币十五亿元，完成了第一架战斗机的任务。
在这次运动中最动人的事例，是老艺人们的热情与努力。京剧、沪剧、评弹和杂技界的老艺人，都率先演出，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女艺人们更是光荣地走在运动的前面。评弹界不仅义演，而且组织宣传队深入里弄宣传。这些表现了翻了身的上海戏曲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保卫和平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爱。
在运动中也有着一些缺点，主要的是若干演出内容的严肃性不够。京戏曾玩笑地反串演出；沪剧的联合义演过分夸张了小市民落后阴暗的一面；越剧的联合义演在艺术上也是不完整的，有公式主义的倾向。当然，比起成绩来，这些缺点是次要的，而且也在改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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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应当有计划地培养领导理论学习的骨干
中共中央中南局理论教育处处长张海同志，在九月一日的长江日报上，介绍了武汉市机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夜间学校四个月来的基本情况及教学经验。我们从这一介绍中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夜校是有计划地培养机关理论教员的良好方式之一；而要办好这样的夜校，教师又是一个先决条件。中南讲师团虽然已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所有讲师都是兼职的，因而问题还是不少。不过正如张海同志所说的：“因为它是党的学校，凭借着党的领导，凭借着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凭借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鼓舞和引导”，大家就不但把夜校办起来了，而且坚持下来了。事实上，目前该校共有正式学员五四三人，旁听生四○五人。他们都是各单位选派来的在职党员干部，其中半数以上是科长级的干部。经过四个多月的学习，学员们普遍认为自己在政策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提高了一步。譬如有些同志说：从前学习理论是“坐得腰痛、看得眼痛、想得头痛”，结果还得不到什么好处；现在则是“坐得稳、看得多、想得远”了。这些事实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夜校是应该办、可以办而且是能够坚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