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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工业厅召开首次技术会议
纠正技术脱离政治的错误思想
山西省工业厅从八月二日到七日召开了省营工业第一次技术会议，纠正技术脱离政治的错误思想。到会的一百六十多名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技师、技术员）一致感到会议开得很好，使他们认识了不问政治、脱离群众的错误和危险，也找到了今后进步的道路。
技术人员中不问政治、脱离群众的思想倾向是普遍而严重的。两年来，经过各种民主改革运动和生产改革运动，虽有一些改变，但是，和工人的觉悟程度以及生产的发展对比起来，却还很不相称。许多技术人员把技术看成是“铁饭碗”，认为：“技术不分国籍与阶级。”“改朝换代换不了技术。”“学了数、理、化，什么也不怕。”“谁来也好，我都有事做。”因而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许多技术人员反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而洋洋自得。很多人把政治学习当作额外负担，有的人甚至连报纸也不看，公开地说：“我自顾不暇，还管什么抗美援朝？”与这种单纯技术观点紧密联系的是崇拜帝国主义的观点与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某厂技术员买炭精棒时，不加研究甄别，只要是外国的就要，结果买了许多质量低劣的货色，仍不得不改用东北的出品。某厂领导干部号召技术人员与工人结合，工程师却回答说：“我专门学了十几年，工人懂个啥？”
针对上述情况，会议请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裴丽生、中共山西省委第二副书记陶鲁笳、中共太原市委书记韩纯德作了启发报告。从事实到理论系统地阐明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批判技术脱离政治的错误，分析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指出新中国的技术人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报告使大家惊醒起来。在小组会上，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自我批评。许多人揭露了自己单凭技术、盲目绘图设计，结果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事实。东山煤矿工务科长高世林原来认为“政治理论不能使顶板不落、煤壁不滚，只有加强安全设备，才能解决坑内安全问题”，现在认识到光凭技术设备不行，必须发动工人群众，研究防止事故的办法，才能彻底解决坑内安全问题。原火柴厂副工程师赵培烈检讨自己凭技术闹个人英雄主义，结果把价值六千斤小米的鼓磨机弄爆炸了。晋生纺织厂工程师王吉六改装纺纱机不和工人商量，工人不懂改装机器的好处，群起反对，结果走了弯路。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都明白了：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不问政治”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事实上不问革命的政治，就要问反革命的政治。所谓“不问政治是清高”，恰是受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蒙蔽，当了它的俘虏。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不学政治，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工作中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
会议启发大家认识到：技术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只有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技术才会有无限发展的前途。因此，技术人员必须虚心向工人学习。工业化学公司的工人，主动和技术人员结合，改进了盐酸冷却装置、分析出盐的洗涤法、电解槽的连结法等，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过去废氯气无法利用，而且伤害工人健康，这问题技术人员长期研究不能解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工人却利用废氯气制造成氯酸钾，解决了这个问题。工人和技术人员结合，又发明了漂白粉出尽三扫办法，使漂白粉质量由百分之二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四点五，超过全国一般水平。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教育了大家：谁和工人结合得好，谁的成绩就大，进步就快。
会议由工业厅贾冲之副厅长作总结。他向全体到会的技术人员指出：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克服技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肃清旧统治阶级遗留在自己身上的毒素，和工人紧密结合，总结工人实践经验，推广先进工作方法，才能成为一个新的技术人员，对国家对人民才能有更大的贡献。
到会的技术人员表示，决心把会议的精神贯彻到自己工作中去。煤矿地质小组当时就订出六条爱国公约：要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提高政治水平，克服单纯技术观点；重视群众点滴的先进经验；每个人要带两个徒弟；并要订出帮助工人提高技术水平的具体计划。
（本报特约记者 吴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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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单纯技术观点是我们技术人员的病根
山西建筑公司主任技师 陈仲瑛
我是做工程设计工作的，在解放前曾专门学技术。但是，从参加了人民企业工作以来，我的技术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而且在工作中还发生了几次错误，造成浪费。这种情况，使我感到苦恼。错误是环境不好造成的吗？完全不能这样讲。因为有许多事实都告诉我：人民政府对技术人员是十分重视的。就以我自己来说，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企业的领导同志对我又是那样的热情和关怀。人民政府为了奖励提高和改进技术，规定了奖励发明创造的条例。那末问题在那里呢？这个糊涂观念，在今年八月中旬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召开的技术会议上，才初步得到解决。
会议上几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们：“任何事业，如果脱离了政治，它就不会有正确的方向，就会成为没用的东西。”“单纯的技术观点是错误的。”这些话引导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一段历史回忆，又在小组会上听了其他同志的发言，并把自己的工作做了检查，我的思想开始清醒起来。我认识到，单纯的技术观点，这就是自己的病根。自己不学政治，没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这就是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去年某机关建筑房屋。在设计时，我知道施工中必然要碰到地下水层，需要有吸水设备。我也曾提议购买吸水机。但因雇佣观点作怪，所以当其他同志提出吸水机可以到水利局去租用时，我就丝毫不加考虑地放弃了原来的意见。我错误地认为：“这是经济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就是损失，也损失不了我的。”结果因租用的吸水机性能不合，影响了施工进度。并且只是吸水机的租费，就用了十几万斤小米，足够买几部吸水机用。这就是单纯技术观点所造成的恶果。
自己的立场、观点不明确，自然谈不到依靠工人，走群众路线的问题。给某训练班设计宿舍时，我自己不了解情况，又不虚心向群众学习，主观地按南方习惯用杉木做房架，并且都设计成西式样子。施工时，工友们意见很多。大家的意见是工人做西式房架的技术不熟练，并且这个宿舍也没有用西式房架的必要。但我对大家这些正确意见并没有加以考虑。结果工友们把西式房架的各个结合点，都给做成了中式房架的样子，失去了西式房架的作用。太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对我设计的这个工程也未予批准。原因是：除了工人的技术条件不具备外，用杉木做房架在太原也是不适合的。结果工程完全变更，材料和样式都改变了，造成严重的损失。如果我能虚心地考虑和接受工人们的意见，这项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的毛病，在和技术人员的关系上也存在着。自己脑子里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其他同志的态度是：“你看不起我，我何必请教你！”因此，就造成公司技术人员的互不团结。这就失去了我作为一个主任技师的责任。
这种单纯技术观点产生的历史根源是很深的。上海解放前，我的生活来源，一方面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另一方面是凭技术。这就养成了我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单纯的技术观点。解放后在许多事实的启发下，我的思想曾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在脑子里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我总认为：“只要有技术就行。”所以就不学政治。这样，就使我认识不到自己对国家建设所担负的责任是如何重大，看不见自己的光明前途，而把眼光缩小到仅仅是为自己的技术负责的小圈子里。就是说，自己经常考虑的不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而是怎样保持自己的所谓“技术的权威”的问题。会议上一位负责同志曾这样指出：“我们的国家，要建设成工业化，是需要大批的技术工作人员的。”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在新中国，技术人员怕失业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经过这次会议和检查工作，使我初步认识到：只有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技术才能够发挥作用。忽视政治的思想是错误的。今后我决心要加强政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树立起主人翁思想，作好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工作。
（这篇文章是陈仲瑛的谈话，由冯玉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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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青岛第二棉纺织厂
“民主改革补课”是怎样进行的？
于梦尤
国营青岛第二棉纺织厂在六、七月停工期间，在中共青岛市委统一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了民主改革补课，打垮了封建反动残余势力，建立了车间责任制与生产小组长制，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现该厂正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细纱车间工人已经学会了这种新的工作法，纱的产量虽然在雨季（今年八月）也达到了锭扯一点一六六磅，比去年八月份多生产了零点零八六磅；皮辊花对产量（即是对一百件纱）的百分比降为一点零九，比去年八月的二点二六减少了一点一七。
民主改革不澈底，群众要求
补课
国营青岛第二棉纺织厂的前身是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中纺二厂”。一九四九年六月青岛解放，该厂由人民政府接收后，两年来虽然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如建立了工会，废除了搜身制度，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发动工人进行了生产竞赛；但这些改革是不澈底的，主要是封建反动残余势力还没有肃清，没有明令取消封建把头制度。该厂张熙让、高寰先、刘锡文等十一名反革命分子及反动道会门头子，解放后有的虽经人民政府逮捕，但是很快就被释放了。反革命分子及反动道会门头子回厂后，仍进行破坏活动，造谣威胁工人。工人们愤慨地说：
“还是人家行！”今年四月镇压反革命期间，人民政府重新逮捕了张熙让等十一名反革命分子。这时，工人们才出了一口气。但是，“是不是还会放回来呢？”“该怎么判处呢？”“政府对另外一些暗藏在厂里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呢？”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工人的积极性仍然没有充分发挥。有的工人说：“人家都解放了，我还没解放。”把头是领导干部与工人之间的一堵墙。领导方面的意见，把头不向工人传达；工人的意见，把头也不向上级反映。
中共青岛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城市工作会议决议，确定从六月份开始，在国营青岛各厂进行民主改革补课，以满足工人群众的要求，发动工人群众，办好人民企业。
稳步进行民主改革补课
国营青岛第二棉纺织厂民主改革补课是稳步前进的。首先是启发工人进行回忆、对比、诉苦。很多工人都诉说了在旧社会里所受的痛苦，觉悟不断提高，要求政府把已经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判以应得之罪，以平众愤。青岛市人民政府接受了群众要求，把已经逮捕的十一名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印发给工人，让大家讨论治罪办法，提供政府参考。工人们对这讨论得很热烈。他们同时提出：“厂内还有应该惩办的人，怎么办？”“某人常造谣言该检举吧？”“厂内坏人要清查！”总之，工人群众要求把工厂中有问题的人加以清理。有历史问题的人，有些人希望洗清嫌疑，交清历史；有些人愿意低头认罪，生产立功；有些人内心斗争激烈，吃不下饭；而坚决隐瞒问题的，只是个别有血债的和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这种情形，说明清理工厂中有问题的人，纯洁工人队伍，已成为群众性的要求。给各种有问题的人以出路，也已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时领导方面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发动反把头斗争。经过反复交代政策，动员有问题的人交代清楚，宣布对一批已经坦白了的人的宽大处理。这时，打破了一些有问题的人的思想顾虑，他们也交代了问题。有劣迹的把头、班长，在工人面前进行了反省，低头认罪，表示以后决心改造。该厂领导方面根据这些人犯罪的轻重予以分别处理。原则是：除有血债的送法院处理外，其余凡是在生产上有一技之长的人，概不丢弃，给以出路。如集中训练调赴他地工作等。在进行了以上反封建残余斗争之后，又进一步“追苦根”、“找胜利源泉”的政治学习，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认识，使他们认识到：一切痛苦的根本来源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所造成的；今日的胜利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紧紧结成工农联盟，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英勇斗争得来的。在庆祝“七·一”时，又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斗争历史的教育。以后又请了老工人讲述青岛工人斗争故事和青岛纱厂工人斗争的故事。
进一步发挥了工人生产的
积极性
经过反封建把头斗争之后，工人的积极性进一步地发挥了出来。当行政方面宣布废除把头制、建立车间责任制、选举生产小组长的时候（生产小组长是由群众选举，行政方面批准的），工人很认真，选出的人一般都是技术好、能团结群众、有管理能力的工人。在检查工会工作和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中，工人们对工厂管理委员会提了九百三十六条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生产管理和领导作风方面的。在改选工会与工厂管理委员会以后，工人们自动订了劳动纪律。如筒摇成车间工人自动检讨了过去在机器上、马达上晒衣物的错误，并订了一条劳动纪律，保证“不在机器上、马达上晒衣物”。目前，在群众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该厂正在展开以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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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石头庄溢洪堰工程完成
可使平原、河南、山东三省增加安全
控制黄河过大流量的石头庄溢洪堰，已于八月修成。石头庄在平原省长垣县，溢洪堰修成后，黄河即使发生二万三千秒公方的异常洪水时，也能确保临黄堤，固守金堤，减少灾害，保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顺利推进。
根本消除黄河的水患，须待黄河上游的蓄水库等治本工程完成以后。在此以前，黄河如果发生异常洪水，如一九三三年的二万三千秒公方流量的洪水和一九四二年的二万九千秒公方流量的洪水时，就不是现在的堤防所能防御的。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今春批准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平原省长垣县石头庄修建溢洪堰以控制黄河异常洪水的方案。溢洪堰长 一千五百公尺，堰的前沿有一条紧联大堤的控制堤。如遇洪水流量超过河槽的容受量和排泄效能，即可主动将挡一般洪水的控制堤开放，分出五千到六千秒公方的流量于临黄堤和金堤之间，以减轻河道和堤防的负担，保障安全。
这一艰巨的工程于五月开始，到八月二十日已全部完成，用人工共约一百五十多万个。参加工程领导工作的各级干部达二千五百多人，技工和民工共达四万五千多人。这一工程的完成，不仅黄河下游的平原、河南、山东等三省可以增加安全，苏北、河北等地的广大农田，也可以减轻黄水的威胁。
为了庆祝这一伟大工程的完成，平原省治黄总指挥部曾于八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在工地上举行庆祝典礼和庆功表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工人、民工和干部等共两万多人，他们之中有二千多人被评选为模范，在大会上光荣地受到中央水利部代表刘钟瑞司长颁发奖品。（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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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头庄溢洪堰工程介绍
新华社记者 君谦
石头庄在平原省长垣县。黄河到这里正是历史上易于决口的“豆腐腰”。在这里修溢洪堰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黄河发生的过大洪水，解除下游的洪水威胁。
自从人民治理黄河以来，堤防一年比一年更坚固。但是完全依靠堤防来防御洪水，其效能是有限制的。现在黄河堤防所能防御的洪水的最高标准是陕州流量一万八千秒公方，可是，根据过去水文记录，黄河在一九三三年，陕州的流量曾达到二万三千秒公方，一九四二年曾达到二万九千秒公方（这次水峰较高，可是时间较短，洪水量比一九三三年小）。现在我国正忙于生产建设，如果黄河发生一次像一九三三年或一九四二年那样巨大的洪水，闹出决口泛滥的乱子，那就影响很大。如果在北岸决口，可能改道到天津入海，如果在南岸决口，不只要淹没广大的平原，连根治淮河的伟大工程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要使黄河保证不出乱子，只有在上游修好蓄洪水库以后。但是，水库不是在短期内可以修成的。
在石头庄修溢洪堰，就是在黄河上游修建水库以前，防止黄河出乱子的有效办法。这个工程完成以后，可以保证黄河洪水在陕州流量二万三千秒公方，并争取在陕州流量到二万九千秒公方的时候，确保临黄堤和金堤不溃决。溢洪堰又名滚水坝，在黄河北岸，长一千五百公尺，宽四十九公尺，主堰高二点九公尺，用石料、砂子、洋灰、木桩等工料筑成。堰的前沿筑有一条和大堤相接的控制堤，可挡一万八千秒公方以下的洪水。一旦洪水流量超过了一万八千秒公方，就可主动地开放控制堤，使超过的流量从溢洪堰分出，以减轻河槽的负担。这个堰能分出五千到六千秒公方的流量，使之流于黄河北岸临黄堤和金堤之间（滞洪区），到寿张县张庄和陶城铺之间，再归入黄河。石头庄到陶城铺约一百六十余公里，河槽里的洪水由石头庄到陶城铺只需一天半的时间。分出的水流得慢，到陶城铺需七八天的时间。黄河水涨得快也落得快，每次涨水，高水位的洪水不过持续三天左右，当分出的洪水到陶城铺再归入黄河时，黄河的水位已经下降，紧张的形势已成过去，对下游的堤坝已不致再有严重的威胁了。
修溢洪堰的工作也是伟大而艰巨的，参加的技工和民工有四万五千多人，干部有两千多人，全部工程所需的工料共重二十五万吨以上，都是远从东北、武汉等地运来的。滞洪区中有部分居民须迁出，为了国家全体的利益，他们同样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这一英明的措施。政府对于他们也作了周密的救济和安置。
为了在短促的三个多月内完成这个巨大工程，以保卫人民祖国的建设事业，全体干部、员工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热忱。他们不避酷热，不顾风雨，克服一切困难，日夜赶修。这个伟大的溢洪堰，终于在八月二十日全部修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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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区长江两岸
今年中稻基本丰收
河南早秋作物也丰收了
中南区长江两岸中稻基本丰收。各地农民在八月中旬就先后开始收割，到目前止，大部分已收割完毕。湖北省中稻平均每亩收成三百五十斤左右，一般地区有七成至八成收获，宜昌专区每亩产量达五百斤。湖南省洞庭湖周围各县，中稻收成每亩在五百斤左右，最高的达八百斤。各地在秋收中，由于农民组织起来护秋，秋收秩序一般良好。河南省早秋作物丰收，高粱比去年增产二至三成。棉农已开始收摘棉花；今年棉花比去年长得好，良种棉花每亩较去年增产十四斤左右，一般晚秋作物生长得也好。（本报武汉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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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新棉花普遍上市
省财委工作队到十五县协助收购
山东省新棉已普遍上市，棉农正纷纷向国家出售新棉。棉花成熟较早的惠民专区南部各县，八月下旬便有大批新棉上市。高青县（博兴县西黄河以南之新设县）合作社在八月三十日收购了籽棉十七万斤，第二天收购量增加到二十二万斤。博兴县自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五日收购新棉一百万斤的计划至八月三十日已完成百分之四十。德州专区的产棉中心东光县南部及吴桥县北部地区，新棉收购量已达目前棉农采摘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其他棉花成熟较晚的地区，新棉也都于八月底陆续上市。为了加强对新棉收购工作的领导，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队（共有队员三百五十四人）已分赴德州、惠民、滕县、胶州四专区所属的十五个县协助工作。博兴等县中共县委书记也亲自下乡指导新棉收购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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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合作社干部要时刻关心群众的需要
浙江富阳县宵井乡和杭县东安乡各有一个供销合作社，由于两个社的干部的服务精神不同，两个社的社员所得到的好处也大不相同。
宵井乡合作社为给社员增补农具，曾召开了社员代表、小组长会，经过调查统计，采购收割早稻所需的新镰刀五百把，雇铁匠三人修理旧镰刀八百三十一把。只修理费一项就为社员节省了三十三万二千余元，得到社员群众热烈拥护。
东安乡合作社在这项工作中却没有做好。该乡种植络麻的很多，全乡社员早就要求合作社及时供应剥麻器具“挟筒”（平均一百斤络麻需“挟筒”两根，全乡约需十六万六千余根）。但合作社的干部和理监事缺乏为社员服务的精神，到八月二十五日络麻收割的前夕，还没有着手采购。社员在急迫需要的情况下只好以四百元一根的代价，到市场上去买成本仅一百五十元一根的“挟筒”，不得不受许多中间剥削。
合作社是群众自己的经济组织，它的工作就是做国营贸易机构的助手，替社员群众办事，把广大社员从经济生活上和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合作社也只有从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出发，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把合作社的组织巩固和扩大起来。这个道理，毛主席早在一九三四年就曾指示我们：“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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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不应阻止私商贩运土产
陕西省南郑专区许多县的贸易公司，限制私商收购土产，任意抬高价格，严重地违反了国内贸易自由的政策。该专区自今春大力购销土产，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以来，各县贸易公司与合作社积极收购土产，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起到国营贸易公司应有的领导与团结广大私商完成城乡物资交流任务的作用，而是采取打击或者限制私商的办法，这是错误的。如有些贸易公司为了与私商竞争收购，不惜破坏国家的价格政策，抬高价格。更严重的，有的县工商科不批准行商下乡收购土产，或者给批准到买不到货的地方去。有的虽批准下乡了，但又受到贸易公司的多种限制。有的公营采购单位，甚至直接干涉和阻止私商运销土产。这都是不应有的现象。
这就表示：某些工商行政部门及国营贸易部门的干部至今对国内贸易自由政策仍缺乏正确了解；他们不了解国营贸易机构应领导与鼓励私人资本投向城乡交流的商业活动中去，因为今天的国营贸易与合作社的机构设置远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即以收购土产来说，土产的种类多，地区广，数量多，组织私商购销土产是很重要的。国营贸易机构决不应该从价格上打击正当私商，从行政管理上限制私商的正当活动；应该处处鼓励私商进行城乡物资交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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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杭江纱厂新建工程发生问题
浙江建筑公司应负责检查编辑同志：
杭州市杭江纱厂最近新建了女工宿舍、疗养室。这些工程是委托浙江建筑公司承造的。由于设计不够正确，委托者与设计者在事前及施工中缺乏深入的检查，工程曾发生了一些错误。
这项工程的图样是由浙江建筑公司的技术员徐会赓设计绘制的。在设计前，厂方对他讲明每间要放六张床铺。徐自己也曾实地到铺上量好尺寸，算好每一间房间应占的地位。但他在设计时，却把墙壁地位也算在房间面积内，并且没有把铺与铺之间应留的空隙估计进去。这本来是工程上的普通常识，但是他竟弄错了。在施工时，一直没有发觉，等房子造好，安排铺位时，才发现只能放五张床铺。这样二幢楼房一共要少放二十四张床，等于四间房。假如要再添造这四间房，就要多花四千多万元。
徐会赓原为私营鑫昌营造厂的技术员。过去，杭江纱厂的工程都由鑫昌承做。这个工程该厂承做后即由徐会赓设计。在工程未开始时，鑫昌参加浙江建筑公司联营。五月二十五日杭江纱厂又与建筑公司正式签订合同，依照合同第三条规定：“凡图样说明书承包人（建筑公司）应详细研阅，如有不符之处或发生疑问，应随时请求业主或工程负责人解释，不得擅自曲解承做。”但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领导干部对图样既没有详细审核，更盲目信任徐会赓等人的监工。杭江纱厂负责人对设计和施工也没有进行严格的检查，只草率看了一下，就以为没啥问题。
此项错误发生后，杭江纱厂曾派人向建筑公司交涉。但该公司张工程师竟说：“图样是徐弄错的，建筑公司没有责任。你们床铺可以削小一点。”我们认为这种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鲁天 余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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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安局非法扣押检举土匪的人
有关机关应当赶快检查处理编辑同志：
我是河南省平舆县第八区新店乡前马庄村人。七月二十五日，我和一个同伴一起到驻马店市买盐时，恰巧碰见我乡逃亡大匪首冯国彬（外号“野牛”、“公猪”，逃亡已二年多；曾杀人命七条，强奸妇女无数）。我们急忙跟上去反复看了几遍，认真了确是冯国彬。我们两人商议了一下：咱们爱国公约中不是有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一条吗？今天见了反革命分子一定要把他捉住。
我们两人商议好了。他看住冯匪，我去报告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把冯匪抓住后，转送驻马店市公安局。公安局负责干部没把情况搞清，竟说我们随便越境捕人，是非法行为。当时他把派出所的同志严重地批评了一顿，说他们轻听老百姓的话，随便捕人，并追问：“错了谁负责？”并让赶紧把冯匪放了。我们两人心想，如果放了这个杀人不睁眼的土匪，我们就会受到报复，当时向局长申诉了半天。局长这才决定把冯匪扣起来，让我们一个人回平舆县第八区人民政府拿证明，另一个扣起来等证明。这样，我就和十几个犯人关在一块，每天推磨。我被扣五天，得了病，还长了一身疥疮。到第六天，我们平舆县公安局负责同志到了驻马店市公安局，交谈了情况，我才被放回。那时，我已经不能走路，只得雇车回来。我回来后病了好几天，很是难过。我区中共区委书记和区长对我非常关心，为我请医生治疗，亲切地慰问我，并对我作了很多解释，鼓励我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的热情。
现在我对驻马店市公安局有几点意见：
一、惩治反革命条例中规定：“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密告之权，……。”为什么驻马店市公安局说我是越境捉人？（我是报告当地派出所，由派出所处理的。）
二、我检举了反革命分子，为什么驻马店市公安局反而把我当敌人看待，让我推磨，来“劳动改造”呢？
傅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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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国共产党平舆县第八区委员会来信编辑同志：
我区农民傅谨龙信中所述，确是事实。他热情检举土匪，反被驻马店市公安局扣押在劳动队内推磨五天。后来我县公安局去押解匪首冯国彬时，他才被放出来。那时傅谨龙身带重病，只得坐着马车回来。经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才逐渐治愈。这件事，希望你们帮助处理。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平舆县第八区委员会
编者按：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安局对群众检举反革命罪犯的正义行动采取了打击的态度，把检举反革命罪犯的群众扣押在劳动队推磨，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行为。驻马店市公安局，以“错了谁负责”为藉口，未加任何调查，开始竟想释放群众所检举的、有很多血债的反革命罪犯；他们对待群众，却又任意侵犯人权，无故加以扣押。他们担任着镇压反革命的重任，却对重要的反革命案件这样不关心，说明该局负责干部是如何地丧失立场，官僚主义作风是何等严重。希望有关机关迅速检查处理这件事，以挽回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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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蔚县某些部门领导同志忽视政治
部分干部滋长腐化思想
该县中共县委对此已进行纠正
察哈尔省蔚县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有着严重的不问政治的倾向。这种情况，使干部中产生了敌我不分的麻痹思想，并滋长了闹个人待遇，甚至腐化堕落思想。现在中共察哈尔省蔚县委员会对此已进行纠正。
该县很多干部只管业务不问政治。这些同志对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也漠不关心。该县各阶层人民都订了爱国公约；可是县区级机关订了爱国公约的只有六个单位。该县人民政府出版的“生产小报”，单纯介绍生产经验及模范事例，也不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济部门不问政治的倾向尤为严重，把中心工作看成和自己无关。这些部门有的领导干部不愿参加会议，不愿听报告，理由是怕耽误了业务。在四月份全县展开抗美援朝宣传时，百货公司有三个干部参加这个工作；该部门领导同志就认为这是额外负担，并说：“作宣传工作影响了业务怎么办？”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上级布置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有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还提出：“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不如学习些业务知识有用。”
由于不问政治，一部分干部的阶级意识就很模糊，分不清敌我界线。在任用干部上，这些同志单纯从文化技术观点出发，对反革命分子缺乏警惕。该县人民政府评选机关模范工作者时，还把混进机关、伪装积极的特务潘少泉（已捕押）评成模范；该县人民银行把曾进行过反攻的地主李成员评成模范。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混入机关的反革命分子被捕后，有些干部还怜悯他们，想给他们送些吃的东西去。
部分领导干部不问政治，就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加重视。因而，不少干部斤斤计较个人待遇。如县供销社有的干部成天打听那个部门薪金高，想跳部门。其他部门类似现象也不少。有些干部甚至在政治上逐渐堕落，做出了贪污渎职的违法行为。有些党员发展了退坡思想，两三个月不过组织生活，也不学习党的基本常识。他们竟说：“党的工作没个完，一个连一个的，革命没个到头啦！”
中共察哈尔省蔚县委员会在上级党提出克服不问政治倾向后，针对这些情况，初步进行了检查，认为这是县委放松政治领导的结果。现在县委已决定具体办法，加强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向一切不问政治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中共察南地委研究室 丁学志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新华书店颍上支店
决心把发行工作深入农村编辑同志：
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内登载青年团皖北颍上县工作委员会绿野、小周、小丁三同志的批评信，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完全是正确的。我县农村里买不到毛主席像，说明我们发行工作做得不好，应该检讨，我们除诚恳接受意见外，并保证今后注意农村发行工作，充分供应革命领袖像及通俗读物。
信中说：“本县乡间毛主席像少，价钱贵。”价钱方面我们是根据出版家的定价而出售的，至于买不到（乡间），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明确地认识到书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因此估计领袖像及其他书刊销行份数时，只计算全县有多少机关学校，根本没有计划群众需要多少。我们还有一个错觉，认为颍上是淮北的重灾区，群众吃的就困难，那有钱来买书？没看到灾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好转了，更热爱毛主席，情愿少吃两顿饭，也要买张毛主席像挂在家里。由于我们思想落后于现实，落后于群众，致造成这个严重的现象。
华东发行会议后，我们已下决心扭转这个偏向。七月份深入农村，配合宣教部门建立了三个农村图书室，找了六个农村流动供应员。宫集图书室一天售出六十张毛主席像，在三十天共售领袖像四百六十张。根据党委指示，并计划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大量发行毛主席像，本年度发行五万张，到一九五二年二月底再发行五万张，要做到全县十万零三千户每家一张。承绿野等三同志写信批评，更加强了我们完成计划的信心和决心。
新华书店皖北颍上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