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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关于错误宣传党史的检讨
河北日报编辑部
本报（河北日报）六月十八日三版刊登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一篇宣传员讲话材料，对中国共产党光荣斗争历史的宣传，是有着严重的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该文在概述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斗争历史中，把党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整个革命历史阶段的经过给抹煞了。该文概述党的历史说：“光说大的就有三次大革命，第一个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最有觉悟最有纪律的人民革命军队工农红军（就是现在的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建立了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还领导了全国的爱国运动。抗战八年，又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三年解放战争，领导中国人民，歼灭了国民党匪军八百万，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咱人民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和全国大统一，实行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使咱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强国。”这里，对党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字未提。同一段中“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及“三年解放战争”的提法，也是不完满的；对这两个时期的革命战争，正确、完满的提法应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还有，该文第三段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给予中国人民的危害时，说：“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立志要首先铲掉压在咱中国劳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说法是不全面、不正确的。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不仅是压在中国劳动人民头上的“大山”，而是压在全中国人民的头上的“大山”。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样受着这两种反动势力的压迫。
在说明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时，也是极不全面并有很大错误的。该文在第五段说到中国胜利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有了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以后，中国革命就稳步的走向了胜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有成千成万久经锻炼的坚强干部，有数百万忠实于人民事业的优秀党员。”这里，对党领导下的以工人、农民为骨干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这些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却未曾提到。这其中的“……自从共产党有了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以后，中国革命就稳步的走向了胜利”一句话，也是不完全的。因为党的历史证明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之后，中国革命才一直走向胜利的。
以上三处是主要的错误，其他地方在词句上、内容上都还有许多错误。如该文最后一段说：“咱们还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接着走下去，从胜利走向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对于今天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一字未提，抹煞了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显然是原则上的错误。
经过人民日报七月十八日，在《文化生活》栏对该文的批评和读者来信的提示，我们才对该文做了详细检查，发觉这篇宣传员讲话材料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性的错误，给读者造成很多对党的历史的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
发生上述严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本报编辑部没有把宣传党的历史当作一件极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没有仔细的反复的研究，而草率从事。在处理该文作者洛苏同志的稿件时，是极其疏忽大意的。发稿仓促，缺乏精细推敲考虑。审查稿件和大样时，粗心大意，致发生了这一漏洞。
今后我们决接受这一教训，加强对党的历史有关的重要文件的学习，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谨慎的工作，杜绝报纸在宣传上的原则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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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训历史调查记》解决了思想问题
——记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后，引起了全国各地广大读者的注意。东北日报最近邀请了沈阳市教育界、文化界的人士，座谈他们读了这一调查记后的感想和收获。本文便是这次座谈会上的记录。
武训兴学的动机根本不是好的
与会者一致反映，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以前，许多人未能真正在思想上解决的问题是关于武训兴学动机的问题。沈阳市立三经路完小教师沈玉红反映：有的人虽也承认他的“义学”实际上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但却认为武训兴学的动机是好的。有人说他动机也是坏的，但却缺乏足够的根据。而且有人认为武训兴学动机好，而就原谅了他的土地剥削与高利贷剥削，认为“不管怎样剥削劳动人民，但他的目的是为了穷孩子。”在说到《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以前，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三经路完小教师铁广安说：“我们学校关于武训兴学的问题讨论了好几天，但总感到他的动机是好的。”东北文工团曹汀同志说：“以前，我们有些人觉得，在当时，武训的动机可能是有为了穷孩子的。他在二十一岁以前，为人抗活，可能因为受了地主的压迫和欺侮，所以想到要兴学。虽然没有去革命，但他总是想解决穷人的问题，还有一些反抗的意识，”现在，充分的历史事实，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首先，武训是否一开始就有“兴义学”的动机呢？沈阳市立第三中学教师姚振先说：“从《武训历史调查记》上看得到，武训根本没有为穷孩子办学的动机。他一开始就是不事劳动的大流氓，只是因为年轻力壮不易乞讨，才决定打起‘兴学’的招牌。以后，靠土地剥削和放高利贷有了钱了，但他也并未真的去办义学。只是后来被地主郭芬所逼，才弄假成真办了一所‘崇贤义塾’。”沈阳市立第六中学教师钱德润说：“从他（指武训）打起兴学的招牌到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办成，中间过了三十年，如果真是‘为穷孩子办义学’，为什么一定要到三十年后，有了许多许多钱时才来办？而三十年中，武训不办义学，却在那儿高利盘剥劳动人民。”第二，史实证明武训办“义学”并不是不为名利，而恰恰是为名为利。铁广安说：“武训得到了‘乐善好施’的匾额后，抬着游街几天，可见他是好名的。”沈阳市立第三中学教师姚振先说：“武训是好名的，他晚年很担心不能给他修祠堂。”第三，武训的“义学”里并没有穷孩子。第六中学教师钱德润说：“武训的‘义学’里尽是些秀才。我知道旧社会里的秀才多是些游手好闲鱼肉人民的人。至于蒙班，是在‘崇贤义塾’办了八年之后才办的，而学生中也只有两名是劳动者的子弟，其余都是商人和比较有钱的人。”
武训的“苦行”是好的吗？
许多人曾为武训的所谓“苦行”所迷惑。如沈阳市立三经路完小教师沈玉红说：“我们过去总觉得他的苦行是好的，虽然他剥削，到处搞钱，但总是为了穷孩子。”但是，调查记揭穿了武训兴学的幌子，某些人的迷惑也解除了。沈玉红说：“武训的‘行乞’是种流氓、游民的行径，是因为‘抗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而后来，他已不是‘行乞’，却是大地主和高利贷经营者。”沈阳市立第三中学教师徐文平说：“武训三十年并不都是‘行乞’，而他‘行乞’时是恶要，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后来更出入豪绅、地主、官僚的门庭，和他们勾搭一起剥削劳苦人民，他的行乞‘苦行’，都是骗人的。”东北文工团曹汀同志说：“他（指武训）的苦行是为了自己向上爬的流氓手段。”
武训是否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六中教师钱德润说他过去认为：“武训生活的时代限制了他，他不懂得什么叫唯物主义，能够兴学，已是较好的了。”文工团曹汀同志也说：“过去有人以为，武训没有想到革命，而想到兴学，是因为当时当地的封建文风影响了他的意识。”三中徐文平说：“以前我们觉得，历史条件限制了武训。用教育来代替革命当然不行，但当时的武训不能懂得这个道理。”但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钱德润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说：“《武训历史调查记》证明，就在武训的村庄的附近就有宋景诗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他没有去参加，而去‘兴学’。”曹汀同志说：“当时是革命与反动两条路放在武训面前，但他选择了后者。”徐文平说：“武训不是不知道革命，而是与革命背道而驰，劳动人民在革命，他在向统治阶级下跪。”
武训的成份问题
关于武训的成份，作家安危补充和更正他在“武训的阶级成份”（载六月二十三日东北日报）一文中所作的分析说：“过去研究这一问题时，材料有限得很，而且都是歌颂武训的人所写的。因此我所写的那篇文章有许多需要更正。如武训抗活的问题，现在证明，他抗活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我那篇文章，认为他在二十一岁以前是给人抗活，其成份是雇工的估计已证明不对。又如他的母亲原来都说早就死了，其实也不是。这对估计他的成份和他的为人也是有影响的。”东北文工团曹汀同志说：“武训对劳动人民非常刻薄，对地主、统治者都磕头。他不结婚，却认一百多个‘干娘’。这根本不是劳动人民的品质。”沈阳市三中教师徐文平说：“他根本不是劳动人民，他只干了一年活就不干了，而乐意去讨饭，后来更成为大债主和大地主。”并说：“劳动人民都瞧不起武训，叫他武豆沫，不屑去谈他，但谈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时，则津津有味。可见武训与劳动人民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孙瑜、李士钊等武训宣传者歪曲历史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东北文工团曹汀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使我们更本质地认识了武训，也更本质地认识了孙瑜、李士钊等武训宣传者。”沈阳市第六中学教师钱德润原来觉得武训“受历史条件限制”，有可原谅之处，因此孙瑜等人也可原谅。但现在弄清了武训的真面目之后，也就认识了孙瑜等人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他说：“孙瑜是对武训有研究的人，但他是怎样‘研究’的呢？他捏造事实，以美妙的手法歌颂反动的丑恶人物。”曹汀说：“孙瑜在电影里描写武训是孝子，不结婚，原来都是假的。”作家安危指出：“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孙瑜等人的检讨是极不深刻的，极不诚恳的。”
大家都认为武训的宣传者们歪曲与捏造历史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他们将历史上极端丑恶的反动的人物，涂改、粉饰和歌颂成为革命的人物，并假借他来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对人民的毒害是严重的。
（原载八月四日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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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第三讲）
吕叔湘、朱德熙
第三段 代词、们、的
代词所指要明确。这两句里的代词所指不明确：
（一）上海居民因受到美军和伪政府的残酷压迫，舞潮、学潮、工潮迭起
。他们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剧烈，互相攻击。（报）
（二）第一卷包括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这一阶段中德
国政府的外交文件，此外还编入了一些与前者直接有关的其他各国政
府的个别文件。（报）（一）的“他们”在句子的结构上只能指上海居民，但作者的意思是指美军和伪政府。应该改做“美军和伪政府残酷地压迫上海居民……”。（二）的“前者”似乎是指德国，但是“德国”和“外交文件”不是并列的东西，不能用“前者”“后者”来替代，应该说“德国”；如果指文件，应该说“这些文件”。（“一些”指底下的文件，离得太远，应该放在“个别”的位置上，“个别”无用，宜省。）
“咱们”和“我们”。“咱们”包括听话的人在内，“我们”不包括听话的人在内。例如“我们是北方人，你们是南方人，咱们都是中国人”。这个区别只有北方话里有，南方一概用“我们”，北方人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也往往不用“咱们”，只用“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不用“咱们”是可以的，可是如果用它，就得用对。下面这两句是有问题的：
（三）老大娘，喝茶咱们自己会倒。咱们是一家人嘛！（作）
（四）咱们并不是对于搞翻译的人，特别是新闻翻译者，要求过高。（期）（三）的第一个“咱们”显然不包括老大娘在内，应该用“我们”。（四）的差别比较隐藏些。这一句话是作者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包括读者在内，只能用“我们”（等于“我”）；如果“并不是”改做“不应该”，那就可以用“咱们”了。
“他”和“她”。“他”和“她”本来只是书面上的分别，有时候有点用处，有时候也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像这三句里所见：
（五）不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甚或地主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阶级限定了他或她对于农村中阶级斗争的认识。（报）
（六）解放后，曙光照耀了这一群劳苦的人民。他（她）们是在不断的进行改造与新生之中。（期）
（七）片子里的群众演员，那是真正的工人——她们和他们！（期）（五）和（六）分别男女有什么必要呢？这两句都可以用“他们”。（七）也许有分别的需要，那末也应该说“男女工人们”或是“男工人和女工人”。总之，“他或她”“他们和她们”“他（她）们”听在耳朵里是莫名其妙的。尤其是“他（她）们”，某些方言区的人听起来，倒像是“太太们”。这个形式，书面上也没有需要，并没有人规定“他们”不准包括女性在内。（例六的“进行……新生”和“曙光照耀”也都欠妥。）
“那”和“哪”。指示代词“那”和疑问代词“哪”，从前都写做“那”，近三十年来才在疑问代词上加个“口”字边，以示区别。有许多守旧的人还是不理会，还是一概写“那”。其实“那”和“哪”写成不同的样子，比“他”“她”“它”更有理由，因为这不仅是书面的分别，是代表不同的语音的。指示的na是去声，疑问的na是上声，在语言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词（正如“卖”和“买”），为什么不在文字上加以分别呢？所以“哪”是需要的。“哪里”也应该跟“那里”有区别，“哪有”和“哪怕”也都不应该再写成“那有”和“那怕”。
名词之后的“们”字。“们”字并不等于欧洲语言里的复数语尾，不是每逢不止一个人的时候就得加个“们”。照汉语的习惯，前面有表示数量的词，或“各”“其他”等，后面就不加“们”。下面的例句不合于这个习惯，应该把“们”字去掉。
（八）每天都有四五百儿童们拥进这个阅览园来看书。（期）
（九）当时有不少的人们，曾对人民政府能否在很短时期内争取全国物价走向稳定这一问题上，抱有很大的怀疑。（期）
（十）到了北京之后，很快的便由各位专家们把报告写出。（期）
（十一）让船上的其他工作者们协和一致地充分发挥他们的效能。（书）集体意义的名词，例如“人民”“群众”“观众”“军队”，本身就表示复数，自然不能再加“们”字。
（十二）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是应该充分的公开给人民们享用的。（期）
（十三）木柴合作社垮台后，他们也未向群众们交代账目，不了了之。（报）现在不但有“人民们”和“群众们”，并且有“一个人民”和“一个群众”，但是大多数人不赞成这些显然不合理的形式。另外两个例：
（十四）苏南不仅有封建，有恶霸；而且地主阶级们的罪行血案，比之老区有过之无不及。（期）
（十五）日本反动势力还在挣扎，他们在美国反动势力直接合作下，似乎 还气焰万丈。（期）“人民”和“群众”虽然不能加“们”，还可以用“他们”去替代，“阶级”和“势力”是既不能加“们”，也不能用“他们”去替代的。
基本的原则，只在需要特别说明是不止一个的时候加“们”，否则不加“们”。例如：
（十六）化学家们把各式各样的食物分成碳水化合物（醣）、脂肪、蛋白质、矿物质等四类。（书）这个“们”字不算错，但是不必要，因此不如去掉。汉语里的名词，假如前面不加数词，是可以指一个也可以指许多个的。
的、底、地。常常有人问起这三个字的分别。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就口语和文字两方面分开来说。口语里只有一个字，大多数地方说de，有些地方说di。这个字担负的任务非常繁重，所以在文字上写成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形式是有相当的方便的，尤其是翻译外国文章的时候。一般的分别法是：
“底”——表示领属关系，如“我底”“中国底”。
“地”——用在动词和形容词的附加语的后头，如“慢慢地学习”“不客气地批评他”“异乎寻常地热烈”。
“的”——用在其他地方。可是分别用这三个字的人还是比较少数，多数人只分别“的”和“地”（领属关系也用“的”），还有人只用“的”一个字。
大概说来，分别这三个字是不难的。只有一种场合，用“的”还是用“地”有点问题，就是在动词用来做主语、宾语或表语的时候，尤其是在主谓短语里。例如：
（一）还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对反革命进行长期（的、地）斗争。（报）
（二）个别系统和单位只注意孤立（的、地）搞业务而忽视与政治结合。（报）
（三）朝鲜人民军的迅速（的、地）转入反攻，使美李军惊惶失措。要是你认为这里的动词已经变成名词，就得用“的”，否则就该用“地”。照一般人的“语觉”，（一）用“的”好些，（二）和（三）用“地”好些，可见这三句的情况不一样。（例一例二原作者都用“地”。）
（本段完，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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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中南区报纸上的农村婚姻问题
六月二日的长江日报读者来信版发表几篇有关农村婚姻问题的事件，其中有湖北大冶二区十六乡乡长陈建勋非法干涉寡妇蓝细女再婚问题，该乡长让民兵抓来蓝氏加以吊打，竟致死命；另外一案是十区妇女徐蓉芝因不堪虐待而要求离婚，被其丈夫黄祖兴用菜刀割断腿筋，地方政府不但不惩处持刀杀人的凶夫，反而开群众会斗争要求离婚的徐蓉芝。这两个案件在报上刊出后，引起中南各有关机关注意，七月二十四日报纸刊出判决结果，处陈建勋以死刑，黄祖兴三年徒刑，与案件有关人员亦分别给予处分。长江日报在短评“坚决与封建残余分子作斗争”中指出：“……对这种犯罪分子，我们主张：必须适当地严厉地予以惩戒。必须让一切封建残余分子清醒过来，必须强迫他们懂得压制或剥夺妇女的婚姻自由是违法的，而有所恐惧。”在中南区，这种非法残害要求婚姻自由的妇女的事件还很多。据中南司法部的统计，自一九五○年五月婚姻法公布以后至一九五一年五月的一年间，中南各地妇女因婚姻问题而被虐杀或被迫自杀的总数在一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但是有些司法干部对这类案件判决却采取不负责的态度，七月二十五日江西日报《关于执行与贯彻婚姻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江西“省法院今年五个月中共审核民事判决书九五一件，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为离婚判决书，绝大多数是因为妇女不堪虐待而提出离婚的，有些法院仅判决离婚了事。也有的政府和法院对杀害妇女的凶手，仅处二、三个月的劳役或释放。……”对杀害妇女凶手仅处几个月劳役，无异纵容那些野蛮的封建残余分子。这种判决是决不能发生制裁作用的。
徐肖冰、吴本立、周立波等捐献所得斯大林文艺奖金
参加《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影片摄制工作而获得斯大林文学艺术奖金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徐肖冰、苏河清、周峰、吴本立、李华、徐来等六人，捐献所得奖金共一亿零七百零四万六千二百元，作为购买“人民电影号”飞机之用。
他们一致表示：这两部辉煌的影片的摄制完成，首先应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和直接用自己的血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创造出这两部影片所纪录的辉煌事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这两部影片之能获得以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辉的名字——斯大林的名字来颁发的奖金，不仅是几个电影工作者的光荣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因此当全国人民都在轰轰烈烈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他们特把所得的奖金，除少数作交纳党费和酬谢曾参加拍摄两部影片工作的人员的开支外，完全捐出，以购买“人民电影号”飞机。
参加《中国人民的胜利》影片制片工作而荣获斯大林文学艺术奖金的中国文学家周立波，将本人所得一千五百万元奖金全部捐献，做购买“鲁迅”号飞机之用。（新华社）
《学习》《翻译通报》等刊物注意加强书评工作
书评工作在最近出版的某些综合性、专门性的期刊中有了显著的加强。
目前有很多作者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对这种恶劣倾向进行严正的斗争是必要的。《学习》杂志四卷八期新增辟的书报评论栏，除介绍了尤金的《论社会主义建设》及列昂节夫等著的《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二书外，批评了两本坏书：《中国人民文学史》（蒋祖贻著、北新书局出版）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宗泽著、云海出版社出版）。前书的作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偏要拿辩证唯物论来标榜；也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人民文学，而把他的书叫做《人民文学史》。后书的作者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战争，而粗暴地、荒谬地写出了一部内容很不好的“历史书”。《新建设》四卷五期也发表了两篇书评：《论统计学的对象及其科学基础》依据马列主义统计学说，批判了勾适生著《统计学原理》一书重大的根本的错误，指出了要和资产阶级的或其他反马列主义的统计学作不调和的斗争的必要；以《历史的歪曲》为题的一篇书评严正地批判了《豪门梁冀》（吴方平著，开明书店版）一书没有掌握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没有认真地把这种观点和方法运用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历史。《人民教育》三卷三期《评“苏维埃的教育”》（林举岱译、商务印书馆版）一文，指出了该书的内容贯串着资产阶级的形式逻辑的方法与修正派的理论。译者与作者显然是在为美帝国主义宣传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翻译工作中粗制滥造的现象，也引起了批评界的重视。《翻译通报》三卷一期加强了对翻译书籍的批评。它对《人民民主国国家法》的三个译本（党凤德等译、新华书店一九五○年十二月版《人民民主国国家法》，雷鸣蛰等译、正风出版社一九五○年十月版《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与发展》，祝璜译、大东书局一九五○年十一月版《人民民主国国家法教程》），卫石民等译，光明书局一九五○年十二月版《捷尔仁斯基的故事》，章铎声译、棠棣出版社一九五○年四月版《心地纯洁的人们》和邱陵译、新亚书店版《阿列沙旅行记》都提出了正确的批评。其中除新华书店版《人民民主国国家法》错误较少外，其他各书都有严重的、令人不能容忍的错误。
《科学通报》二卷七期发表了梅雁心的《介绍“前日本陆军军人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该文作者指出了世界上两个阵营和两种科学的尖锐的斗争，深刻地批判了“科学与政治无关”的谬说。
科学院语文干部训练班开学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的语文干部训练班，于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开学。该训练班班主任由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兼任。学员经考试录取的十七人，有关机关保送的十五人，共三十二人，其中包括苗、彝、蒙、满、僮、民家等少数民族学员。训练期限暂定为六个月。学员毕业后，除少数人仍回原机关协助语文工作外，其余将由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领导，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文，并协助少数民族改进原有文字或推行语言研究所制订的各种语言的拼音文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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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一个值得各地重视的讨论
上海解放日报自从发表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富贵因为会议太多影响生产计划不能完成的新闻后，已引起各有关方面的注意；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个别读者不尽同意报纸对这问题所提出的批评。一位署名向群的读者给报纸的信中说：“我觉得像张富贵这样一个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不应只限制在他一个组的计划完成与否（当然能够克服困难按期完成计划更好），应该如何更有利的通过他的模范事迹、工作经验来推动全国，因为他是全国的劳动模范，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通过会议、报社记者向全国传达他的经验与事迹来交流贯彻，也必须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为端正和明确各级领导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解放日报在七月十六日的读者来信栏发表向群同志的来信同时，号召各地读者来信参加讨论。编者在按语中指出：端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解决各级领导正确培养和发挥劳动模范的作用的先决条件。
讨论开始后，读者纷纷来信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般认为：劳动模范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生产计划。如果连自己的生产计划也不能完成，他还有什么“模范事迹”、“工作经验”去推动全国呢？读者王奇说：“劳动模范张富贵同志为什么在一年中参加这么许多会和接受记者访问呢？主要因为他是劳动模范，可以在会议中、在接受记者访问中，把他的模范事迹和工作经验介绍出来推动全国。这样做确实要比他在本组所作成绩要大几百倍。但是，要是张富贵同志在本组内不能继续创造模范事迹和工作经验，而只停留在过去的成绩上，又能拿什么来继续推动全国呢？当然是不可能。”读者们指出，正如七月九日该报短评中所指出的：目前有些地区领导上对劳动模范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单纯使用观点”和“形式主义领导”，以致造成劳动模范“会议多，兼职多，访问多”，影响到他们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去完成生产计划和提高生产技术，甚至落在群众后面。严重地减弱了这些劳动模范在群众中应该发挥和可以发挥的带头、骨干、桥梁作用。
七月二十七日报上，读者海南同志进一步指出：这是一个有关工业、农业生产领导的方法和劳动模范发展方向的问题。因此，这一讨论不能停留在对“兼职太多、会议太多、影响生产”的现象的揭露。要研究出怎样才是劳动模范的发展方向，过去领导上对劳动模范没有很好培养，在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劳动模范本人对这一问题在认识上又存在什么问题？
该报同日又转载了七月二十二日东北日报上《从韩恩的一项统计数字谈起》一文，韩恩是吉林省的一个农业劳动模范，去年一年，他单是出席区以上机关所召集的超过一天的会议和接待各地的访问调查者，就占去了二百四十多天；今年的情况更严重，因为他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以后又向全东北互助组挑战，向山西李顺达互助组应战，名声更大了，从二月一日到七月一日，虽然开会少了些，但应接访问的时间却增加了，平均每日都有两个以上干部到他家作较长时间的调查和访问。这一时期中，他能整天参加劳动的只不过两三次，那还是为了摄制电影，不得不把一天或一项生产过程表现出来；其次是兼职太多，韩恩一身所兼的职务和名义共有三十多种，这种情形影响了韩恩在生产上的作用和他的提高，对此问题，现在蛟河县委已作了初步研究，决定今后：一、指定专人与韩恩保持经常联系，并负责进行思想领导，随时掌握其生产、工作、思想情况，研究整理后油印分发给各区、报纸、杂志等，另存一份供来调查、访问者参考。二、在适当地点建立劳动模范事迹展览室，对韩恩的历史情况、模范事迹、政治觉悟如何提高、培养劳动模范的过程和经验等作系统的整理总结，印发各个需要了解的部门、参观访问者如须亲到现地去，须经县委同意、访问结束后，将所得材料给县委一份，以便集中掌握。这篇文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材料。
目前这个讨论正在继续中，今后如何广泛组织各方面读者（包括有关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单位的劳动模范）参加讨论，并指出某些来信中不明确、不恰当的意见，及时引起读者注意并使讨论逐渐深入，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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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死不屈的八勇士
江平作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钢铁营的“特功排”，在四月下旬痛歼英军二十九旅的战斗中，曾创造了光辉战绩，在一个半钟头内，击毁了敌人坦克七辆、装甲车一辆、汽车三辆，打死打伤敌人五十多，活捉五十九名。
（二）六月五日“特功排”的八位勇士在副排长李秉群率领下，守卫铁原西南的法化洞北山阵地，他们要据守这两面临敌两面是悬崖的山峰。这八位勇士是：中国共产党员副排长李秉群、战士何成玉、瞿过灵、崔学才、张秋昌、孟庆修、非党员战士侯天佑、罗俊成。
（三）连续战斗几夜，八勇士没有休息，就接受了新的艰巨的任务。他们连夜赶筑好了工事，刚刚坐下来抓两把干炒面往口里送，敌人就开始炮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