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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购棉中的物资供应工作
赵近宇 康伟中
在购棉工作中，作好物资供应工作是重要的环节之一。因为农民在出售棉花之后，需要购进必需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这种需要如能予以适当的满足，农民是乐意售棉的。因此，把政治动员工作与物资供应工作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平原省安阳县在购棉储棉工作中，接受农民要求，各经济部门联合组织了若干购棉储棉小组，携带了足够的粮票、煤票、现款等，深入农村，把物资供应与政治动员结合起来，购棉储棉工作就进行得比较顺利。据十一个收购小组四天的统计，即收购皮棉达十二万斤。相反的，如果物资供应不及时，棉农就会发生疑虑，影响购棉储棉任务的完成。安阳县上毛义涧收棉站因事先缺乏足够准备，棉农卖棉后要粮票无粮票，要钱无钱，棉农都很怀疑，结果影响了购棉工作的开展。
目前物资供应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物资供应工作中存在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有些地区的县、区党政干部，认为物资供应工作只是经济部门的事，因而放弃或放松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如平原省新乡专区的某些县份的领导干部，强调工作太忙，顾不过来，认为物资供应工作由经济部门去作就可以了，因而没有积极领导、检查。结果，各种物资放在购棉站，等待棉农来买；农民因农事太忙，无暇来买，购棉工作干部就认为棉农不需要物资，因此也不设法运货下乡，结果收购成绩很不好。山东德州专区吴桥县，因麦子供应不上，六月中旬麦价每斤上升至一千二百元。连镇七月上旬麦价也升至一千一百五十元。此外棉农迫切需要的手电筒、自行车、竹壳暖水瓶、各种花布，也因供应不上，发生抢购的现象。另外，有的地方把购棉储棉的动员工作与物资供应工作机械地分开，区村干部只负责宣传、动员，棉农需要什么物资则不去过问；经济部门只管供应物资，也不主动与政治动员工作相结合。这些都阻碍了购棉储棉任务的完成。
第二，有的地区的经济部门干部，对棉农卖出棉花后的物资需要缺乏调查了解，以致棉农需要的没有供应，不需要的则供应很多，造成供求失调的现象。如苏北棉区棉农卖棉后迫切需要木材和元麦，启东地区需要中白米，但该地有关的国营专业公司却不尽力设法调运该项物资，结果引起木材、元麦价格上涨。河北石家庄专区农民需要肥料、碱面及百货等；邯郸专区需要胶皮轮、自行车、玻璃、袜子、球鞋；河南产棉区需要大批日用百货，都因为缺乏该项物资而形成市场抢购现象，使购棉工作受到妨碍。河北成安县棉农不需要红高粱，但县粮食公司却运去很多红高粱，对购棉无大作用。
此外，各经济部门之间互相配合、联系不够，对购棉储棉工作也有不好的影响。如平原省合作社与省花纱布公司因印制麦粮期票的手续费问题争持不下，粮票停留在合作社达十天之久。省粮食公司与花纱布公司因在粮食作价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几次协议都没有成功。这些都影响了购棉任务的完成。苏北区各经济部门由于步调不统一，互相没有配合，致造成私商乘隙抬价抢购、囤积，一个半月，公司只完成购储总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弱。河南淮阳老冢收棉站，各经济单位不密切配合下乡以物资换购棉花，仅是“坐房等客”，至七月中旬统计，仅完成全任务的百分之十八点四。这都说明，各经济部门如不密切结合，采取便利农民的办法，购棉储棉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做好供应工作应注意的事项
怎样才能做好物资供应的工作呢？
首先，各地产棉区的党政及经济部门领导机关，必须从思想上重视这一工作。必须认识：政治发动与物资供应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只有政治发动，而没有物资供应，棉农的生活与生产资料的需要不能适当满足，一方面会使棉农不相信我们，另方面还会发生物价波动。山东宁津一带的棉农见到我们干部时说：“你们动员我们卖棉花时，说棉花卖出后要豆饼有豆饼，要粮食有粮食；现在是要啥没啥。”这说明，缺乏必要的物资供应，购棉储棉工作会受严重影响。为克服这种现象，各地产棉区领导机关应自上而下地组织检查小组，及时地、巡回地到各地检查物资准备情况和供应情况，作到物资品质与数量均能大体满足棉农的需要，且要处处便利棉农。西北区中国花纱布公司现已组成两个检查小组分别到咸阳、泾阳、三原、渭南、临潼和大荔等棉产区检查工作，以解决各该地区的物资准备与各经济部门的相互配合问题。平原省安阳地委和专署专门组织几个干部巡回检查，发现和解决了物资供应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用很大。这种办法证明是比较有效的。
其次，各有关经济部门必须步调一致，密切配合，作到处处便利农民。过去的经验证明，凡是物资供应充足和便利农民购买的地方，购棉储棉任务就会进行得较快。河南淮阳百货公司与当地花纱布公司合组成购棉推销小组，携带大量布匹与百货，深入农村收购棉花，受到很多棉农欢迎。购棉推销小组在二十天内收购五万多斤。苏北海复镇百货公司一天销货额达二千余万元。河北定县西瓦房、清风店村棉农需要肥料，供销社购来八万斤豆饼，以豆饼换棉，一天换到棉花一千三百多斤。河北南宫县二十四个收棉站都准备了大量布匹、粮食、百货、土产，各公司为便利农民，推行连环业务，并委托村合作社代销。这样，该县四十天内购棉就达到九十万斤。
关于小麦的供应问题
在此次购棉储棉工作中，棉农卖棉后大量买麦是多数产棉区比较普遍的现象。大量买麦的原因之一，是棉农生活水平提高了，需要细粮。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有些棉农想囤积麦子谋利。河北省商业厅在“关于购棉储棉工作报告”中说：“各地多要求大量供应小麦，仅邯郸专区即要二千万斤，主要原因是棉农售棉后以小麦做为储蓄手段；另一方面是棉麦比价不合理，南部棉区一斤棉换麦八斤十四两，超过换麦八斤半的规定，刺激棉农囤麦。”山东德州专区有的棉农反映：“不用动员，只要合作社有麦子，我们就有棉花。”平原新乡七里营有的棉农说：“不管你说什么，反正我有个老主意：不见兔子不放鹰（意思就是拿不到麦子不卖棉花）。”石家庄国家收麦机构因为棉农购麦数量巨大，两次退出市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形发生。
棉农囤麦的原因，主要是过去麦、棉的季节差价太大。在麦收之后卖棉买麦，在新棉上市以后卖麦买棉，一进一出，可以得到不少利润。特别是去年由于国营贸易公司没有准确地掌握小麦价格，使部分地区出现过“斤棉斗麦”的不合理比价（河北、河南、山东、平原都发生过）。棉农因而发生一种错觉，认为今年一定仍会如此。另外，若干农民中还有错误的重物轻币心理，卖棉后不愿存储货币，担心货币还会贬值。
由于农民卖棉后大量囤麦，便把大量资金冻结了起来，不能投入生产，扩大生产。同时影响了小麦的正常供求关系。河北石家庄市场麦价几度失稳，是与棉农争购小麦分不开的。另外，也多少影响了国营贸易公司的购麦工作，影响到对城市及工业用麦的供应。
对这种现象应持什么态度呢？
一方面，应当适当满足棉农食用所需的小麦或面粉；另一方面，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大量囤麦对国计民生的为害。有些地区采取单纯的迁就棉农的办法，不进行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单纯强调卖棉买麦是“规律”，不能改变，这是不对的。河北武安县合作社的干部曾表示：“完成任务不成问题，但是得有二百万斤麦子。”也就是说，必须满足棉农囤麦的要求，才能购到棉花。显然，他们是不注意也不相信政治动员的效力的。还有个别干部甚至错误地教唆棉农卖棉囤麦，发家致富。山东滨县杨集乡中共乡支部书记与合作社干部，在动员棉农售棉时竟说：“你现在把棉花卖给国家，把钱买成粮食，秋后再换成棉花，翻几翻不就发财了吗？”这种单纯经济观点的宣传，是极端有害的，必须立即纠正。
在说服农民停止囤麦的同时，应鼓励他们购置新的生产工具，添购牲畜，增加肥料，集资修渠、打井、买水车，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工业原料。这种做法，对国家、对农民自己，都是有利的。国营贸易部门在配合购棉的供应工作中，应多方面地供应棉农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把供应小麦只做为供应物资中的一部分（也可供应部分面粉）。现在河北等地棉区的供求情况是：棉农需要的数量大（如肥料、煤炭等）、种类多，但是我们供应的则是数量小、种类少。这是应该迅速补救的。
不能单纯依靠物资供应 应该注意动员农民储棉
由于若干物资（如小麦）还有供不应求之势，要全部满足棉农的要求也是困难的。而且，农民卖棉囤麦的偏向也是应当防止的。因此，动员棉农储存棉花，减少货币投放和物资的需要量，也是必须注意的。经验证明，只要将储棉的办法向棉农讲清楚，有许多棉农是愿意把棉花储存给国家的。
国家银行在棉产区开展爱国储蓄运动，以华东区做的较好。苏南太仓浮桥区棉农在六月上旬十三天中，共售出籽棉六万三千斤，存储到银行的棉款九千七百三十余万元，占总售棉款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苏南南汇、上海、川沙等县棉农在六月上旬十三天中共售棉一万一千零二十四担，向银行存储保本保值存款五亿零三百零九万元。这种作法，应该迅速推广到其他棉区。
与此同时，还应有意识地增加储棉的比重，使不立即用款的棉农把棉花存储到国家指定的经济机关，以备不时之需，不必急于购麦。根据若干地区的情况，因干部怕麻烦，强调现购，购棉与储棉的比重是相差很远的。据粗略统计，截至七月上旬，河北全省储棉仅占收进棉花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该省邢台专区仅占百分之零点五。河南灵宝专区占百分之三，山东惠民占百分之九。是不是棉农一定不肯储棉呢？不是的。若干事实证明：凡是有意识地动员农民储棉的地区，储棉的数量也就有显著地增加。譬如河北成安县河町村，在六月份没有宣传爱国储棉的意义和介绍具体办法的时候，全月的收棉总数中储棉仅占百分之四；但在七月一日至七月八日该省工作组在该村把储棉的意义和办法详细解释以后，储棉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二。这足以证明棉农是可以接受储棉的办法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很好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动员，使他们明白爱国储棉的意义和具体办法。这样，供应工作也就可以更集中于最迫切需要的物资，而且可以避免货币投放太多，引起物价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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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动态
经济生活动态
购棉中对小贩只是消极地管制是不够的
平原省聊城专区购棉储棉工作中，在市场管理方面，有的地方对小贩偏于管制，忽略了积极组织他们为国家代购或加工。加之合作社下级干部有单纯任务观点，强调“卖到社里”，因而形成市场消灭，或上市量骤减（如高唐）；有的是大集上量骤减，小集上量骤增，或转入乡间成交，发生黑市。堂邑每斤中级籽棉的牌市价相差达二百五十元左右。再加上非产棉区县份不能配合，市场价格自然难于掌握。莘县、阳谷、东阿等县，每斤皮棉竟高出三千余元。这个问题急待解决。解决的办法，是一面组织私商为国家代购、加工，一面加强对私商的团结教育工作，发动私商订立爱国公约。棉区附近县份也应注意配合进行市场管理。
反对储棉工作中的单纯任务观点
苏南常熟县银行工作干部在配合售棉储棉工作中，没有注意对农民进行教育，消除农民售棉储棉的顾虑，而采取单纯任务观点，只是把储棉作为达到多吸收储款的目的的手段；于是盲目地在干部间发动储蓄竞赛，规定各地储棉具体数字，产生了硬性分配存单的现象。这就更引起了农民的疑虑。有的农民在这种情形下把棉花“储存”给银行以后，就把存单打九五折作货币使用向私商购货或兑换。
常熟银行工作干部这种作法，不但是对储棉工作无益有害的，而且会严重地影响群众和政府的关系。这种单纯任务观点和本位主义的思想作风应当快点纠正。
福建、浙江早稻丰收
福建、浙江两省今夏早稻丰收。据调查，每亩平均产量最低在三百斤以上，最高达到七百多斤。早稻现在已大体收割完毕，现在两省农民正在紧张地进行晚稻插秧。各地农民在夏收注意了选种。今春福建一带多雨，有些稻秧烂掉，现在仍然得到这样的丰收，这是农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灾害进行不倦的斗争的结果。
皖南区机器和人力一齐开动 坚决战胜水患争取粮棉丰收
皖南区在七月中旬接连数次大雨后，全区涝田达五十六万八千多亩。各地领导机关及时领导农民大力排水，两天内即排出积水二十一万亩。
皖南区各地农民在排水前，曾充分了解当地的水位情况，做了计划和准备，适当开放涵闸陡门和大力组织群众戽水。在排水中，新建的“易太圩机器排水站”起作用很大。如最近大雨中该圩即有六千多亩稻秧被淹，形成内涝现象。经机器排水站开动全部机器排水一周，即将全部积水排出。这一机器排水站是由人民政府投资，并吸收上海私营“中国农田水利工程公司”投资一部共同经营的。工程设备计有一百五十匹马力的排水引擎八部，合计一千二百匹马力，每部引擎带动水泵三个。机器全部开动一昼夜，即可使全圩农田积水下落一寸。这一机器排水站的建立，可保证全圩三万二千亩农田粮棉丰收。
现全区各地农民正在大力防汛排水，他们要坚决战胜水患，争取粮棉丰收。在这个工作中，我们不能单纯地提倡依靠机器，因为我们目前的工业还不够发达，还造不出足够的机器代替人力排水。但应该抓紧这个事例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说明农业依靠工业领导的必要，说明工农联盟的伟大意义。
同蒲铁路北段通车
全长三五四公里的同蒲铁路北段工程，已于七月二十一日接轨，八月二日通车。至此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已全线通车。
在修复该段工程中，全体职工发挥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特别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中，工友们提出“后方多流汗，前方就少流血”的口号，克服严寒时期土石方完全凝冻的困难，用羊粪烤地挖填土方，有的把手冻裂也不休止。宁武、段家岭之间的山路曲折，线路坡度达百分之二·七，而且还经由四处山洞，这样艰巨的工程，经过工人艰苦的斗争，顺利地提前完成了。
同蒲铁路北段的修复，不仅使西北土产的输出缩短了路途，而且使太原等地的部分工业用煤，不必经由京汉线的远途输送，因而减低了工业品成本。同时沿线的煤、粮及部分原铁等，也获得了销路。山西、绥远等地的经济将因此而获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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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检查工程负责干部和技术人员中的主观主义思想
中央农业部农田水利局技术员 吴静方
从报纸上，我们看到在基本建设中各地已有很多工程失败了。一连串的事实，严肃地提示我们：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思想毛病的具体反映。我们把所有的那些事实拿来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其中有一种共同的而且是基本的失败根源。就是：对周围的环境不了解，没有调查研究，又不虚心倾听和分析群众的意见，以致工程部分或全部失败，造成人民的巨大损失。
不了解周围环境，没有调查研究，又不倾听和分析群众的意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不仅存在于技术人员的思想中，某些工程负责者也有同样的毛病。而且在起作用的大小上说，工程负责者的主观主义比技术人员的主观主义更为有害。因为如果一个工程的原则和规划是错误的，那么无论技术人员的技术如何高明，其结果也不会有多大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在失败的工程中，技术人员都可以把责任往上一推，不必深刻的检查自己，而是说明他更有责任尽自己的一切能力给行政负责同志提供积极的和正确的建议，并争取其采纳，以便更完善的完成人民所赋予他的使命。
事实证明：主观主义是我们新中国建设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并已使我们受到了很大损失。我们为了对人民负责，对劳动人民血汗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负责，使国家的建设工作在胜利中稳步前进，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应该无情地揭发它，深刻地批判它。
现在我们不妨先拿些具体事实来把工程负责者和技术人员的主观主义思想分析一下：
工程负责者所犯的主观主义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不了解工程，擅自决定。如戴念慈等三位建筑师所举的某干部学校房屋问题的例子，该工程负责者起初不采纳设计者关于地面问题的建议，后来又以“首长决定”叫设计者在盖好的房子上再加一层。第二种是只注意工程本身或外表部分，不注意工程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及其基础问题。他们常抱着凑合和侥幸的心理，以“可能没问题吧”来欺骗自己，以“时间来不及”给自己辩护。这种毛病是这样的普遍，以致占陈家珖工程师所列举二十六件失败工程中超过一半的比例。第三种是计划过大，操之又急。这种人往往是好大喜功的，单凭自己的热情，不问客观的需要，不考虑具备了何种主观条件，好在自己空想的圈子里决定问题。例如桑乾河淤灌（注一）工程，当时对淤灌还没有足够的理论与经验，干部也感缺乏，但一下子就计划建筑五十万亩的大型工程，并打算在一年以内全部完成，开始淤灌。一九四九年秋连地形都没来得及测量就定了渠线。一九五○年春把工程包给五家私营建筑公司（土方工程不包括在内）。一百九十多个建筑物分两期完成，每期九十多个同时开工。有的监工要照顾两三个建筑物，建筑物彼此的距离又都有一、二公里之远。包商偷工减料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今春百分之九十的建筑物都发生了大小不同的毛病。在放水之前，又补修了一次。全部工程在一九五○年完成，但今年却只能淤灌十五万亩。至于什么时候能淤灌到五十万亩，并无把握。原因是：一、不敢放到计划水量（原因以下有说明）。二、当地劳动力缺乏，一下子完成不了斗毛渠（注二）的任务。三、群众对淤灌还不够了解，思想上有顾虑。四、管理干部缺乏，更缺乏完整的与科学的淤灌办法。五、缺乏排水系统。这五条中间，三种原因是不是告诉我们主观计划超过了现实呢？如果我们把计划定得小一些，等到具备了上述条件再适当地向前发展不好吗？而且设计时没测量地形，因而支渠线走的不够恰当，斗门位置也不合适。这些，除去技术人员应负设计不当的责任以外，是不是也因为领导者没有给他们以够用的时间所致？这是不是告诉我们领导者操之过急了呢？
技术人员所犯的主观主义，大致也有三种：第一，教条主义，表现为“书本一翻，事事简单，不问客观环境，整套的公式一搬”。例如桑乾河淤灌区地面翻碱，土质极坏；但渠道的边坡也是所谓“普通可采用”的“一比一点五”（注三）。完工以后，原计划放水深二公尺三，但放到一公尺以上，就有坍塌的危险。这是原来五十万亩淤灌计划没有把握完成的根本原因。第二，经验主义：这种人，满足于一知半解，不肯接受新鲜事物，不善于把自己的经验提升为理论，因而在工作中，表现固执，少有改进，而且常会误了大事。现在我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混凝土在天气较冷的时期比在天气较热的时期凝结较慢，所以揭模型模板也应较晚，但就曾有人说：“哪儿那些穷讲究，我从来不分什么冷呀热的，也没坍过一个！”的确它不会马上就坍，但它的坚固性与寿命却是要受影响的。第三，叫它“技术人员相轻”吧，因为这种思想与古语“文人相轻”差不多，虽然有这种毛病的人是极少数，但也有指出来的必要。这种人觉得自己的技术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考虑也不接受任何与他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认为那是对他的技术表示怀疑，对他工程师的面子不尊重；即使你的意见他觉得是正确的，他也还是不接受，他会对你说：“做错了我负责！”实际上这是对人民极不负责的态度。还以桑乾河工程为例，其中有三条支渠可以合并为两条。但又为什么开了三条呢？就是因为在测量的时候，你测你的，我测我的，互不干涉，你说你的意见好，我说我的意见也不错。
正是这些旧社会的不良习气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毛病，缠绕着某些技术工作者，限制了他们，使他们在思想上和作风上犯了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因而他们没有完成人民所交给他们的重大任务，形成了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脱离了政治基础的“单纯技术观点”及与群众失掉联系的“单纯工程观点”，不但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一种极有害的东西。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技术人员也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这是无疑的了。
因此，我认为政务院关于普遍检查基本建设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任何有关部门，都应该认真地、彻底地把自己的工作检查一遍；通过这次检查，使每个人都从思想上提高一步。
（注一）淤灌：是一种使带泥沙的河水流于低洼之处，泥沙下沉，变洼地为平地的灌溉法。
（注二）斗毛渠：作灌溉用的最小的水渠。
（注三）一比一点五指边坡的高度和宽度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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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国营煤矿上半年生产任务超额完成
大同煤矿刘五宗赵有两小组创快速掘进全国最高纪录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全国国营煤矿已超过计划百分之五点三二完成生产任务。与去年同期比较，全国国营煤矿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九七。其中华北区今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五点八四。中南区增产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九。
今年上半年全国国营煤矿的保安工作已有很大成绩。各矿成立了专负检查责任的保安机构，修订了技术保安试行规程和技术运行规程，制订了提高有效风量和消灭自然通风的改善通风方案，同时施玉海安全生产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现在向施玉海小组应战的已有近一千个单位，其中不少单位并已成为所在矿山安全生产的旗帜。因此全国国营煤矿上半年的工人死亡率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二点二，负伤率减少了百分之六○点六。为达到基本上消灭责任事故，避免可以避免的事故，各矿正在继续加强各方面的保安措施。
（新华社）
国营大同煤矿刘五宗、赵有两快速掘进组吸取了马六孩组的先进经验，创造了全国最高新纪录。大同煤矿所属各大矿的不少快速掘进组，在马六孩快速掘进组创造了全国最高新纪录及召开了庆功大会以后，在领导方面的号召下，纷纷提出了“向马六孩小组学习，争取再创最高新纪录”的口号。这时，领导方面为了有计划的多培养马六孩式的先进小组，组织了“多孔道快速掘进先进经验传播班”，使大家互相取长补短，学习马六孩组创造新纪录的经验。这样经过学习后，各组不但接受了马六孩组的先进经验，而且有的小组更增加了一些新的办法，特别是一矿刘五宗多孔道快速掘进组和二矿赵有组，从传播班一回去，马上重新修订了爱国公约。改进了劳动组织，保证一定要向马六孩小组看齐。因此，这两个小组在本月二十三日，又都创造了全国快速掘进的最高新纪录。一矿三○二、五○四巷刘五宗组，在三公尺六公寸宽、两公尺高的巷道里，一个原班十二人（早、中、晚三班各四人），共掘进十八公尺二十公分，合煤一百一十一吨，每工平均进度为一公尺五十一公分六，每工平均产煤九吨二分五。
二矿四一○、四一一巷道赵有快速掘进组，在三公尺宽，一公尺半高的巷道里，一个原班九人（早、中、晚三班各三人）掘进十六公尺十五公分，合煤八十六吨，每工平均进度为一公尺七十九公分四，每工合煤九吨五分五。
按掘进进度来说，刘五宗组为全国最高纪录。按平均效率来说，赵有小组为全国最高纪录。
（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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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必须老老实实学习
——对陈有功同志的信的意见
近来我们全筹建处正在学习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没有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社论，及关于由于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盲目施工，以致造成严重损失的各个通讯，这些材料对我们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对陈有功同志的意见，绝大部分同志是反对的，但少数同志却好像赞同他的意见。这种思想若不即时纠正，就会使我们在基本建设工作中连吃败仗。换句话说，就会使人民的财产，继续遭受更惨重的损失。
陈有功同志到底错在那里呢？
我觉得陈有功同志有自满情绪，这种情绪会使我们在思想上，当了敌人的俘虏，使人民革命事业遭受很大的损失。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陈有功同志似乎把这句话忘了。他开始对缺点容忍起来，他认为“我们够了”，难道我们对这种糊涂思想，不应当予以揭发吗？陈有功同志又认为“各企业间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不是在主观上努力要把基本建设工作做好的”。但是更重要的，陈有功同志却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对人民负责”，只看动机，不问效果，这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有所违背的。所谓负责，不能只凭一片好心肠，而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顾全大局，按规矩办事，准备不成熟的缓办，无把握的，宁可不办，要办就办好，办到底。中央关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决定就是要求我们更负责。我们在这方面缺点是不少的，常常心中无数，计算不够，结果浪费国家人民财产！
在我们基本建设工作中，困难是有的。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所指出的：“当然，以我们国家现有的条件，进行周密的工程设计，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还缺乏经验，设计工作人员还非常缺乏。”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一个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人，他会想尽各种办法，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失败走向胜利。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时，陕北仅有的工业是几十个人的修械所。到一九三七年，即有了被服、印刷、造纸、榨油等厂，全部职工已达六百余人。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际，又相继创办了边区难民纺织厂及皮革、造纸、被服、农具及八路军制药厂等。一九三九年，又相继创办了新华化学厂、光华制药厂及其他纺织、榨油、陶瓷、采煤等工厂。一九四二年，工厂已增加到六十二个，职工已达三千九百九十一人。一九四四年全边区的工厂已增加到一百零一个，职工增到一万二千余。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不但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无数次的进攻及封锁，而且把贫瘠的、交通阻塞的陕北，变成在工业经济上有着巨大发展的地区。请陈有功同志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比边区能多多少呢？
“预算批不够，批的慢”，这的确是事实。这些钱是人民的钱，难道对人民的财产不应当仔细吗？就以我们的工厂来说，控制数字比预算少二百多亿，难道我们就不办工厂了吗？不是的，我们一定要办，并且一定要办好，我们可以按轻重缓急逐步建设，只要能开工，产量质量上不受影响就行了，如场房一定要盖好，大礼堂等明年再盖，冷风装置本来要两套，但先弄一套，摇窗暂时改为绳拉的窗子等，我想也可以的。
“干部缺”，这的确也是事实，西北区在这一方面更感到困难多端。但是光伸手向上级要能行吗？当然不行，主要还得靠自己去训练。在这里更要提醒领导干部注意的，就是在现有干部中，我们是否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力量？是否经常地教育他们要在工作中多方钻研？今年二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本厂在北京设计的同志，曾经把机器排列图修改过许多次。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我们经验少，甘当小学生”。就这样，我们在小的地方（如机器地脚螺丝位置），还难免有返工现象。何况是没有正确的设计或根本就没有设计而施工的呢？
记得今年四月间建厂时，因为没有监工人员，领导同志觉得“这么大的工程，没有建筑工程师可不行啊！”“上级不给我们派得力人，将来出了事我们可负不了责任啊！”当时处理有两个二十多年经验的泥木工，李元浩和王长忍，但领导上却似乎轻视他们，最后没办法，才勉强把他们派去了。事实证明，他们在那里发挥很大的作用。除口头提出的意见不计外，以书面提出的较大的意见就有六十条，其中四十二条被采纳，十八条因客观困难未被采用。
总之，陈有功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是错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错误呢？“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很显然，陈有功同志的学习精神是极其不够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指出，我们应当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陈青同志指出应当学习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及政务院对这一问题的决定和指示，这是完全必要的。我还希望陈有功同志很好地学习一下党史，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在三十年的艰苦斗争中，排除万难，取得了今天的辉煌胜利！
陕西咸阳国营棉纺织厂筹建处 刘玉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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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拥护政府严惩贪污犯！
（一）编辑同志：
我完全同意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严肃法纪，为保卫国家财产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中的意见。我们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辛劳勤苦地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努力。但还有少数坏分子，混进我们的国家机关，进行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勾当，使国家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像陈居洪就是一个例子。这不能不使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愤怒。
陈居洪身为政府工作人员。他为了满足个人腐化生活，勾结奸商贪污舞弊。他盗窃大批国家财产，供自己吃喝玩乐。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正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打击着美国侵略军队，全中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用各种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陈居洪却贪污腐化危害国家，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政府处以死刑是完全正确的，我衷心拥护。
陈居洪贪污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不但应该给已经被发现的贪污犯以严重处理，并且应该在我们的工作中加强检查制度，杜绝贪污浪费，为保卫国家财产而斗争。
王天荣
（二）编辑同志：
看了人民日报以“严肃法纪，为保卫国家财产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为题的社论及关于陈居洪贪污罪行的新闻后，我对陈居洪这种贪污舞弊、堕落腐化的行为感到非常激愤。我完全拥护政府对他的处理。
陈居洪为了个人享受，毫不顾人民的利益，利用职权贪污舞弊，使国家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个教训，是值得我全体革命干部注意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和贪污舞弊的不法行为作不妥协的斗争；同时，自己还应该严防这些享乐腐化思想的侵蚀，保持我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我们要为保卫国家财产而斗争，使我们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更顺利地向前发展。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 刘秀珍
（三）编辑同志：
看到了人民日报所载政府对陈居洪贪污案与萧子言等盗窃国家财产案件正确的处理，我衷心表示拥护。陈居洪、萧子言等身为政府工作人员，不但不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反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与奸商合谋，贪污舞弊，私吞巨款，使国家财产遭受了很大损失。这种严重的犯法行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是绝对不允许它发生的。因此，政府对陈犯、萧犯等处以死刑是完全正确的。
这两个事件，应该引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革命工作人员的注意。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应从这事件中接受教训，提高政治觉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并和贪污与盗窃国家财产的不法行为作斗争！
北京邮政管理局业务科 赤红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中国粮食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全体职工进行反贪污学习
我们中国粮食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全体职工看了报上所载中国粮食公司唐山分公司干部贪污失职、使国家财产受到巨大损失的稿件后，就分成小组对此进行讨论。职工们都从思想上作了检查，在讨论中暴露了一些错误思想。如个别业务工作干部认为过去接受私商的邀宴、礼物算不了什么；还有一些干部出去检查工作，回来报账时多报一天外出工作“补助费”，竟认为没有关系。经过这次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上述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多报外出工作补助费，就是贪污行为。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防止此类腐化思想来侵蚀自己。
经过学习，大家明确地认识了中国粮食公司唐山分公司贪污事件的原因，是那些干部在政治上已经蜕化，丧失了革命工作者的立场。这种错误的主要思想根源就是个人主义；他们为了贪图个人利益就忘掉了革命利益，而做出种种违法乱纪的事情来。此外，该公司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是十分缺乏的。很多同志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违法失职人员不进行严肃的斗争，反而采取容忍、掩饰的态度。这个事件，已经使国家资材和政府威信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我们完全拥护中共河北省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河北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处理。
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反对贪污，我们保证今后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政治、业务学习。反对只重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粮食保管保证及时检查，不坏一粒粮，账货经常相符。
二，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树立搞好企业的思想。
三，站稳立场，不受私商请客及其他引诱。在粮食加工中严格进行检查。坚决和贪污行为做斗争。
中国粮食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庆忠、增延、德范、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