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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召开工业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批判各种错误思想
决心不再草率从事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检查基本建设的通知和人民日报对基本建设中返工浪费现象的批评，已引起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的重视。工业厅于七月三日召开了全省国营地方工业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会议中揭发了过去基本建设工作的混乱现象，对错误的思想进行了批评，为今后基本建设的稳步前进打下思想基础。
会议中以有关文件为武器检查了过去的基本建设工作，一致认为过去对基本建设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在基本建设工作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供给制思想和盲目乱干的作风。有些人认为“大厂进行建筑时需要做计划，小厂则不必”；或者埋怨“建设时间还不如做计划、批示的时间长”，或者是强调干部缺乏、业务不熟悉等困难。因而在基本建设中就轻举妄动，既无计划，又无技术设计，更无施工详图及说明，就盲目施工。在组织机构方面，情况也相当混乱。很多单位没有专门机构来组织领导这一工作。有的单位是总务科兼职，有的单位是制造科兼职，工业厅是由财务处负责。（计划处于今年三月才设立基本建设科，最近才成立了基本建设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想起啥来搞啥。今天报告盖个工房、添部机器，明天又报告盖个厕所、添个澡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断地报告，不断地修建。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厅和各企业领导单位，共同研究批准一九五一年全年基本建设的控制数目字之后，各单位又提出不少新建项目。过去，有的单位在基本建设中甚至有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过去两年的基本建设，曾使国家资财遭受了严重损失。会议中各单位就此种现象进行了自我检讨：
首先是急于求成，缺乏长远打算和通盘考虑。如莱阳专署实业公司的铁工厂，因为急于建厂，以致事先调查不周，厂址勘定不合理，忽略了水源问题。水源在离厂半里路的地方，铁工厂虽然用水很少，但从半里路外运水也极不方便。成大纱厂建厂时缺乏通盘考虑，中途又改变计划。该厂建设通风设备时，起初只考虑到织布间需要，中途又考虑到纺纱间也需要，于是又把风门移至织布间和纺纱间之间，但已损害了原设计的效能。该厂布间和纱间中间的墙壁曾数次返工：当扩大布间时，把墙拆掉向纱间移动；以后，纱间又要扩大，于是又把新建筑起来的墙壁拆掉移向布间。待布间又需要扩大时，又把第二次建起的墙壁拆掉移向纱间。德州专署实业公司建设电厂，只照顾到目前需要而未预计到将来的发展，勘定的厂址，仅能容纳发电一千七百千瓦的设备的范围，如果再扩大，必须迁厂。新华制药厂，装设气锤底座，由于冬天赶工，洋灰和石子搅拌得不匀，结合得也不紧密。用了不久，底座就完全裂碎了。有时由于急于求成，甚至设计未完就先行施工。如维新化学工厂新建工房时管线线路及机器按装未设备好，就先动工盖房子。工房竣工后，管线机器无法按装，结果只好挖墙凿洞按装管线，起地开沟按装机器。崭新的工房，弄得破烂不堪。有时为了赶工，就只要求工程时间越短越好，而不要求工程质量合乎标准。仁丰纱厂按装布机时，只注意按时完成按装任务，但是机器却运转不灵，如强行运转，出来的布就不好。
有些工程设计工作中有形式主义偏向。只是坐在办公室画图，没有经过实地勘测。如维新化学工厂，设计蒸汽管路的支架，原意是要把原来五公尺高的支架减为四公尺。但设计人员在设计时，盲目相信原来日伪时期的蓝图（图上的支架是六公尺），而未去亲自测量，就按原图减少了一公尺，已为就可以了。待汽管架起之后，才发现和原支架一般高，还是五公尺，分毫不差。这就失去了设计的本意。山东建筑工程公司，为某单位建筑油库。设计前地基情况未勘察清楚，油入库不久，油库地面被油压陷。这时才发现地下面是水、泥、沙基。只好重新修理。有的房屋设计和机械按装不能配合，甚至一个建筑物本身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都不能配合。如仁丰纱厂建设工房。工房竣工后，机器太长，工房太窄，机器无法按装，造成返工浪费。徐州市实业公司建设麻袋厂，工房的墙、门、窗都建筑好了，在上梁的时候，发现房框太宽、梁太短，结果不能上梁，必须返工。有的工程在设计时未能科学地掌握用料的多少，以致形成浪费。如山东建筑工程公司，在九湖包揽三十间砖瓦房，竣工后尚余石沙八十立方米，洋灰十五吨，砖瓦三万块，往返运输几百里浪费很大。又如德州专署实业公司，盖两层的楼房，待底层盖起后，材料用完了，钱也用完了，没有办法只好暂时停工。
经过检查，批判了供给制的思想，和盲目乱干的冒险主义作风，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再也不能那样草率从事了。会议根据过去情况，决定成立负责基本建设的专门机构和各种制度，并准备编制一九五一年的全面的基本建设计划。
（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厅长 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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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急于求成，设计不确，欲速不达
东北某厂石炭酸工程中途停工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所属某厂的石炭酸工程由于领导干部急于求成，对设计工作不够重视，未作中间实验（半工业性的小型工厂试验。这种试验所得的资料与经验用作更大规模生产的设计及执行操作的根据），以致中途被迫停工。这项工程是化学工业管理局一九五一年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于一九五○年进行准备工作，同年二月决定了此项工程项目。其初，厂方及化学工业管理局均感石炭酸生产过程复杂，似有举办中间实验厂之需要。但由于当时大家对设计工作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只是希望赶快把工厂建立起来，而没有提出一定要先设中间实验厂的要求。指导工程师则感到自己对此工程已有相当经验，并在实验室中进行了一些研究，所以也没有主张作中间实验。在设计过程中，负责设计的同志，认为该项设计把握不大，须慎重考虑，并作中间实验。但这个意见未被重视，设计工作仍继续进行。
一九五○年九月，部分施工图纸作出后，即由管理局提交厂方进行施工。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工程上已花了不少费用，计土木建筑及按装工程约七亿九千万元，订制设备十亿余元，购储材料十六亿余元，总计用去投资三十五亿三千九百万元（人民币）。一九五一年二月设计全部完毕，经专家研究后，发现该项设计中还有很多缺点。一般地说，该设计的根据不够，很多应从实际得出的数据不够确实。如原设计中定磺化温度为摄氏一百八十度，实则不应超过一百六十至一百六十五度。又如原定笨磺酸盐加入碱熔锅（用铸铁所制造的大锅，用以熔化固体烧碱）的时间为二小时，实则按照设计装入量，应为六至七小时。还有因拟利用现有设备而考虑得不周到。如在碱暖（碱熔锅内反应物质在锅内须经相当时间，提高温度至摄氏三百三十度，此加热情况称碱暖。）后，拟用蒸汽将熔融物由熔化锅压入浸渍槽。实际上碱熔时，亚硫酸纳会迅速分离沉下，如系小规模生产，还勉强可以用蒸汽将熔融物由熔化锅压入浸渍槽；但若应用于这样大规模则太麻烦，又很难压出来熔融物。至于把气相磺化与液相磺化放在同一锅内（和几个磺化锅放在同一车间内）进行以及用二吨容量之大罐来蒸发苯的设计等，都容易引起剧烈爆炸。
基于上述情形，化学工业管理局和厂方即将工程于一九五一年三月暂行停工，并决定重作中间实验，取得实际经验数据，修改设计后再行施工。这样做是正确的、必要的。
石炭酸工程的中途停工，再一次证明，进行工业的基本建设，只是主观上要求快，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正确的设计即开始施工，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反而延误国家的基本建设计划。而且，已用的投资长期积压，修改设计后部分工程及设备将要作废，造成国家极大的损失。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设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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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河北通讯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记上泉村棉农售棉经过
磊思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至理明言，在过去和现在农村的一切工作中，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次购棉、储棉工作来说，什么地方重视了对农民的教育，什么地方的成绩就比较大。不只是完成了购、储棉任务，而且使农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一步。凡不重视思想教育工作的地方，其结果多半相反。这里仅把河北省武安县上泉村的购棉储棉工作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该村购、储棉工作组的工作方法转变前后的情形作一对照，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上泉村是武安县有名的产棉村庄。去年该村农民在政府的号召和扶植下，种了七千二百多亩棉花，共收棉八十多万斤。除过去卖给合作社及顶交公粮用去了一大部分而外，家家都还有存棉。该村的购储棉工作组，在开始一个时期，由于不懂得教育农民的重要，没有掌握这一有力武器，以为不管怎样，只要让棉农拿出棉花来就行。他们没有分析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的思想情况——由于缺乏政治教育，许多农民还弄不清国与家的关系，片面的“发家致富”等资本主义思想正在生长——不去积极地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只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消极办法，动员棉农售、储棉花。棉农说：“卖棉花好说，你拿好麦子来，有了好麦子就卖。”（当然不能否认物资供应的重要）于是工作组马上设法运来好麦子四万多斤；棉农嫌棉花价格低，工作组就给提升价格（提价的办法是错误的，各地不应学习）；棉农嫌“分级”人员技术低，怕分不好吃亏，工作组就调来较高的“分级”人员。但在满足了棉农小麦等物资的需要以后，再继续动员棉农售棉时，棉农就说：“没有棉花了！”实际上存棉只卖了一半（六万多斤），还有一半他们要等以后卖大价钱。
后来，邯郸专署专员石蕙轩到该村检查购棉工作，发现了上述问题，便立即扭转工作组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指示工作组：不仅要满足群众经济上的正当需要，而且要对棉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又帮助工作组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在这个会议上，石专员用通俗的语言，活生生的事实，向农民讲解了国与家的关系、工人与农民和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很多年老农民怕听不清，挪动着往前凑。听得每句话后，都在点头称是。话刚讲完，就有一百六十二人当场自报卖棉一万一千多斤。石专员的这种作法和农民的爱国热情，给工作组以很大启示，确实了解了向农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政治教育，是工作成败的关键。于是工作组便根据石专员的指示，协同村级干部、积极分子，以棉农座谈会、互助组会及家庭会等方式，开展群众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购、储棉运动。在一次座谈会上，棉农吴老考说：“头回，我卖了五百七十斤花，还存下二百九十斤，不愿再卖了。可是我听了石专员的讲话，觉得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工厂的工人，心里老不自在。我到合作社门口偷看了一眼，见人家老往里背花，我的脸就有点发烧。谁也爱国，咱能落后吗？”他回到家去，把全部存棉一点也不剩地都送到合作社里去了。另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谈到，全村六百多户，一半人家使上手电灯，一千多人穿上了球鞋，半年多全村买进四万多尺洋布，盖了百来间新房，添了三十多头牲口。棉农王元梅说：“这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是过去作梦也梦不到的时光。”谈到种棉花为什么能发家时，王九元说：“还不是因为工厂多了，工人生产大了。工厂越多，咱们就越富。”谈到农民和工人的关系，苏中子说：“煤、铁、锅、碗、白糖、碱面、洋布、球鞋、手电灯……那个不是工人给咱造的。‘戴草帽’的（农人），一天也离不开‘抡铁锤’的（工人）。”郝先元说：“兄弟俩谁也离不开谁，工人是老大哥，他们用什么，咱们就种什么。咱们用什么，工人就给造什么。”该村多数家庭都开了家庭会，商量爱国售棉的事。刘景奎在家庭会上问妇女们：“你们想穿花布不？”她们说想穿。刘景奎说：“想穿，咱们就得把棉花卖给国家，送到工厂里替你们织成花布。”他在全家同意以后，把一千多斤棉花卖给了国家。经过这一系列的爱国主义及工农联盟思想的教育，全村棉农把剩下的六万多斤籽棉都拿了出来，卖给国家。总数达到十三万斤。
从这里说明，农民的落后思想，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只要把国与家的关系弄通，他们是爱护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是可以把我们的宣传口号，变成他们的实际行动的。很明显，经过教育后，农民不只是把棉花卖给了国家，而且为了今后源源供给纱厂用棉，该村棉农更加积极地投入了除治蚜虫的斗争。他们的棉花已锄了四遍，又在锄第五遍。
当然，对农民进行教育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算完的，而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要农民和我们一道一直走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不断地艰苦地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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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劳动部和卫生部指示各厂矿、企业
改进夏秋季节职工卫生保健工作
全国总工会通知各级工会发动职工大力协助
为促起国营、私营各厂矿、企业重视与改进夏秋间职工卫生保健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及卫生部特发出联合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亦为此通知各级工会组织协助推进此项工作。
各大城市解放以后，由于各方面不断努力，工矿卫生保健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去年的情况看来，这一工作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有不少厂矿的卫生工作，尤其是夏秋季的卫生工作还相当差，患病率很高。去年七月份苏南戚墅堰铁路工厂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患病。苏北南通大生纱厂病人从去年六月到八月逐月增加：六月份六千六百五十五人，七月份九千一百人，八月份一万零三百七十八人。太原钢铁厂去年七月份患病率占全体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三。上海国营棉纺织十二厂在全厂工人职员四千三百八十九人中，因没有适当的通风设备，温度过高，去年八月份有一天请病假的就有五百人。东北瓦房店纺织厂曾检查了八百三十二名职工，其中有病的竟达七百五十九人。患病率为什么这样高呢？一方面由于天气酷热，容易感染疾病；但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厂矿领导干部没有从保护工人健康的观点上出发，不了解搞好生产是与搞好职工卫生保健工作分不开的，因此没有重视卫生工作。
卫生保健工作做得不好，不但危害工人、职员的身体健康，影响生产，同时又会增加行政方面或资方很大负担。如哈尔滨布鞋二厂仅根据其三个月的统计，因职工患病所付的工资补助金、医药费就有三亿一千四百二十五万元，而这些病假所引起生产上的损失是远在此数以上的。有的单位领导干部重视了卫生工作，改善了卫生条件，不但病号大大地减少，而且鼓励了工人、职员的生产情绪。如：天津专区汉沽一厂改善了卫生设施，病号从八月份的每天平均八十多人减到九月份的平均每天四十七人。该厂漂粉部的生产率九月份也比八月份增产百分之二十七。
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和卫生部的指示提出：国营、私营各厂矿企业应防止职工疲劳，彻底完成各种传染病预防接种工作，注意环境卫生之管理及改进，加强膳食管理等，总之，是要树立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观点。所谓预防，并不是单纯地进行防疫和注射，而应该与清洁卫生改善设施结合起来。并利用漫画、图表、黑板报、广播等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使每个工人与职员都懂得疾病是可以预防的。为了使职工卫生工作成为经常性的工作，应由各厂矿企业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定期检查制度，以期求得卫生设施的逐步改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工人职员的身体健康和保证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中华全国总工会亦同时发出通知，指示各级工会必须在工会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并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订实行办法。除了推动行政方面或资方改进必要的卫生保健措施外，还须广泛发动职工提出改进卫生工作的意见，由职工自己动手解决一些不花钱或花钱不多就能解决的问题。在国营、私营各厂矿、企业中应展开清洁卫生运动，一致为减低夏秋季节的患病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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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分散的手工业者逐步组织起来！
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
决定今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
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事业已具相当规模。据六月六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统计，一九五零年全国有生产合作社一千三百个，社员二十六万人，股金一百五十一亿。这些合作社经营的生产事业有纺织、针织、食品加工、农具制造、服装制鞋、日用品制造和小型矿产等。这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已经建立了经济核算制度、技术管理制度、较合理的工资制度，并订立了劳动公约，组织了生产竞赛，因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降低了生产成本，积累了生产资金，改进了生产，举办了文化福利事业。但同时由于各地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对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还不够重视，对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方针、政策认识不统一，干部经验也还不够，因而也有许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走上正轨。
手工业生产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成份中占着不可忽视的比重，而且它还正在发展着。据浙江省的统计，一九五零年全省生产总值中，农业占百分之七十二，近代化的工业占百分之九点五，手工业占百分之十八点五。手工业生产总值今年估计将增加为一九四九年的四倍以上。原因是土地改革完成，城乡交流扩大，农民购买力迅速提高，农民对工业品的要求大大增加，而近代化工业生产的速度一时还赶不上农民购买力的增长。因此，发展手工业，用手工业品交换农产品，以减少工农产品剪刀差价的扩大，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全国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到会代表一致认为：必须重视手工业生产合作事业；只有把分散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集体购买原料和推销成品，避免中间剥削，才能逐渐地改造落后的小生产成为先进的大生产；也只有组织起来，才容易获得国家扶助。但是，由于干部、技术条件和工作经验不足，目前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稳步进行。已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加以巩固，总结经验；未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地区，应立即有重点地试办。
为了避免重复过去的缺点，会议决定今后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是：
一、过去大多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为了解决大、中城市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而组成，因此工作被动，困难很多；今后应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中、小城镇和农村中的独立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上面。
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当前任务是组织供销业务，通过供销业务发展生产，不应过早地组织集体生产和机器生产。但过去也有这样的偏向，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长期停留在供销业务阶段，不去组织集体生产和改进生产工具。为了保证今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能走上正轨，会议规定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努力目标是：一、统一供销业务；二、统一计算盈亏，盈余按社员劳动的多少来分配；三、统一产品规格；四、统一原料、成品的定量标准，实行社员按期交货责任制；五、统一计件工资标准和支付办法。
此外，会议还草拟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交各地试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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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生产
彻底消灭蚜害，争取棉花丰收！
张先文
六月下旬以来，棉蚜虫在华北、中南、华东各大行政区部分省份发生，尤以产棉区棉苗受害最重。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司七月下旬初步统计，河北、平原、山东、山西、河南五个省份，受害棉田约达三千万亩左右。棉苗受害程度最重者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最轻者亦在百分之二十。因此，有少数棉农已毁掉棉苗，改种其他作物。
产棉区各级人民政府已先后发出突击灭蚜的指示，并成立了各级灭虫领导机构，提出以灭蚜为当前中心任务。虫害严重的省份，省农业厅长、县长等率领干部深入区乡，领导农民开展爱国保苗灭虫运动，提出“虫害不灭运动不止”的口号。河北省各专署、县派出干部七千多人，河南省派出行政干部、学生等亦达二千八百余人。他们有的是经过了两三天除虫知识的训练，有的县区还举办了棉农短期训练班，传授除虫技术。有的县、区、乡成立了治虫指挥部，技术小组协助指导，以药械（喷雾器、石灰、烟草水，棉油皂，石灰硫磺合剂等等）供应棉农使用。
经过以上种种措施，目前虫灾地区群众性的灭蚜运动已经开展起来，基本上扭转了埋怨、等待、悲观、毁苗等现象，增强了群众治虫信心。
目前，这一群众性的灭虫运动还在发展，蚜虫灾势已渐好转。但是，这一好转趋势并不是普遍的，有些地区的下层区乡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行动起来，蚜虫还在蔓延。有的地区蚜虫未治完，新的秋蝻、红蜘蛛、象鼻虫又已发生。因此，今后如何组织力量、准备药械，使群众振作起来为确保棉花丰收而奋斗，是当前虫害地区党、政、民的严重任务。目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一）要继续不断地、反复地向农民进行爱国保棉教育，彻底消除厌倦、悲观、埋怨等消极情绪，发动挑战，订立爱国保棉公约。因为这次蚜虫特别严重，必须连续不断地除治才能见效，那种治一遍就算了事的想法是很危险的。河北省一般的地区已除治两遍；南和县西新寨村棉田五百二十亩除治了十遍。任县小官庄在灭蚜公约上规定着：（１）凡能灭蚜的男女都一齐下地，保证棉花不受害；（２）随发现随消灭，一遍治不完，再治第二遍；（３）一户治不完，全组来帮助。结果该村男女一天治了二百一十亩。
（二）由于这次棉蚜发生的广而多，虫害区普遍感到药械缺乏。因此，采用土药的办法应加提倡。山东省有些地区已采用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办法，发挥群众的创造性，推广一切可以使用的土办法。农民所用药械统由合作社负责采购，打击了投械商人抬价渔利、降低药品质量的行为。山西省在山地曾试用山槐条及杨桃根水治蚜，都很有效。有些蚜虫情况严重地区单纯依靠政府供给药械，这种思想必须纠正，以免贻误大事。
（三）目前虫害地区群众迫切要求技术指导，必须尽可能积极地予以帮助。有些虫害区地方政府派出干部、技术人员下乡，建立技术传授站，传授配药方法，组织群众治蚜参观，都起了积极作用。河北省曲阳县建立了三十五个除虫站，传授技术和大量配药，保证了各村的及时用药。宁晋县一个农民一贯不相信药品能治蚜虫，经过参观村长配药治蚜后，回家马上也照着办了。但有的地区曾发生过乱用土法治蚜，使棉苗受损的现象，应加注意。
（四）这一时期产棉区突击工作很多。蚜虫还没治好，红蜘蛛、象鼻虫、秋蝻又在发生，购棉储棉、夏征、防汛都还不能松懈。如何组织力量，并将这些突击工作加以适当的安排与结合，免得顾此失彼，已成为产棉区必须解决的问题。河北省临漳县根据各区村蚜灾不同程度，确定重灾区以灭蚜为主，结合购棉；轻灾区在不防碍灭蚜的条件下，大力开展购棉储棉工作。这办法可供各地参考。
目前正值棉苗开花结铃时期，我们必须将治虫工作提高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丝毫不能存在“下了雨蚜虫就完事”的想法。河北省产棉区六月间棉苗就发现蚜虫，六月底曾下过大雨，棉蚜并未停止发展。平原省棉蚜开始发生时未予注意，以至棉田遭受严重损失。这些教训必须记取！现在产棉区各地领导机关干部正在纠正群众畏难厌倦的思想，坚决贯彻人力“及早治、普遍治、治干净”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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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单纯技术观点在工作上必然表现为雇佣观点
——对陈有功同志的信的意见
编辑同志：
我不同意人民日报七月十日登载的陈有功同志所提的关于对基本建设缺点批评的不同意见。
我认为，报上已发表的关于工程错误的报道，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粗枝大叶对人民事业不负责的作风所招致的，设计研究虽属技术问题，但作好设计研究工作的主观意识并不属于技术问题，也不是资材问题，而是工作人员的思想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如不勘测好基地就开工建设，马虎草率验收工程，都是对工作不细心不负责的态度。我们应和单纯技术观点作斗争。陈有功同志说：“单是靠着政治水平怎能行？”当然经济建设工作是需要高度技术的，但这技术则是为人们所掌握所运用的，同时人们的工作动态则为其主观的思想意识所支配，这种思想意识更是由于政治觉悟程度来决定的。运用“技术”是否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抽象的科学技术理论是否能很好地与实际结合起来，这都要由掌握技术的工作人员是否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热情，高度的责任心，是否出发于个人主义的急于求功或任务观点来决定的。另一方面单纯的技术观点在工作态度上必然表现为雇佣观点，因而就不可能在工作上主动地发挥其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也就阻碍了行政领导与技术的结合，结果自然就不能使建设工作迅速地合理地开展起来，致使工作遭到一些损失。
我认为，必须首先解决主观方面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题，提高政治觉悟，端正工作作风才能关心人民的利益，热爱人民的事业，在工作过程中自然会细心钻研，周密计划，这样就会减少许多由于粗心大意，马虎敷衍塞责的浪费。我的意见是否有当，还希望大家来讨论。
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 李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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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厦门电灯公司按装柴油机
事先设计不周密造成损失
编辑同志：
去年八月间，我们夏门电灯公司向一家机器商租了一架声称有五十匹马力的柴油机装配一架四十千瓦的发电机。并言明油机部分由该机器商装置，坏了也由该机器商修理。该机器商即以此理由提议将机器装置在他的工场里，该工场是数间普通房子连成的，前部装置车床，后部住家。机器就装置在该机器商工场和住房中间的狭隘的巷廊里。到了机座造好，工人们去装置电机时，才发觉这个地方很不好，又狭小又不通风，光线黯淡。油料工具都没处放，工人对此非常不满。工人的怨言虽然很早就反映到技术员、主任、工程师那里去了，但大家都觉得机座已开始做了，“米将成饭”，不愿再更改，还是照样做下去。该油机又装在天井边，下雨时得用铅板遮起来，室内就弄得毫无光线。这个机器一端连着墙壁，不能通行；一端是飞轮。飞轮和墙的距离很近，人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这个工场两边都连着别人屋子。这些房子又都是三层楼。这就使我们机器房的废气无处排，只得从地下挖了一条通到海边的七八丈长的排烟地道，砌好后，又因烟道太长了，烟排不出去，油机无力。结果，又接了一条三丈多长的大铁管，从地层一直通到第三层的屋顶去。油机装好了，冷却水柜无处放，只得放在背后的马路上。这条马路离油机约有四丈多长，曲曲折折要费很多管子。工程师和装置的人员又说要装置一架抽水机和管道到海里吸水，以补充循环的冷却水。当时，虽有一位技术员提出说冷却水既是循环的，所缺自是少量，用自来水补充就够了，不必再装置抽水机。但同意装置的人怕水过热，仍旧要装。所需水管事先也未算好，一批一批的增加，前后共拿去水管三百六十二英尺，水门、接头等零件六十三只。这些水管和零件约值人民币五百万元。后来却因为管道影响油机出力同时也不需要，而拆掉了，拆下的约一百二十英尺的水管，已大半变形。这架油机机主本来声称有五十匹马力，但运用后最初仅有二十多匹，后来经过很多努力，最多也只能达到四十匹马力。因此，该四十千瓦的发电机也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力了。这次按装机器由于事先勘察和设计的不周密，公司的损失是很多的。但有关人员至今尚未进行检讨。
厦门电灯公司 廖显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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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北京分行
对于宣传有奖储蓄中的非政治化倾向的检讨
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检讨编辑同志：
读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燕草同志来信《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对有奖储蓄的宣传有非政治化的倾向》及《注意政治》短评后，检查我们在宣传工作的政治思想指导上，所存在的缺点非常严重，致使下级行处的宣传工作出了很大偏差，这是总行首先应该深刻检讨切实负责的。
关于这一问题，经过主管部门十多天的检讨结果如下：
一、在各次布置扩大宣传工作指示中，虽一再指出应以“阐明储蓄对个人与国家利益的结合一致”，与“配合抗美援朝爱国热潮，说明储蓄是充实国家力量，稳定金融、加速生产建设的有力工具”为宣传重心；但思想上仍认为对某些对象，针对其个人切身利益进行宣传，也是同样可以达到积聚资金的目的的，却不曾进一步注意到缺乏政治内容的宣传，将会助长群众的落后思想，和脱离政治指导的业务必然毫无前途；具体表现在各农村行的储蓄工作报告中，曾经常反映“少谈大道理多从储户切身利益出发是收效最大的宣传方法”。我们领导上对这种忽视政治的经济主义思想，不但没有及时予以纠正，相反的还将一些单纯强调个人利益的宣传标语，当作“现实生动”的材料选入本行内部刊物上发表，应是造成下级行处宣传工作中的混乱现象的主要原因。
二、最近一个月来，报纸上已一再指出：各级政府机关应重视政治教育并不断批判一切非政治化的落后思想；但并未引起我们深切注意，并马上进行检查，这说明我们领导机关工作干部的政治敏感是十分不够的。
由于我们领导机关存在着这些缺点，影响所及，宣传工作上的单纯经济倾向，不仅表现在北京一个地方和储蓄一种业务上，其他地区或其他业务的宣传工作中，这种倾向，都是可能存在的。为把我们的业务宣传，纳入以政治为前提的领域，我们一方面通报全行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检查，彻底澄清一切忽视政治的经济主义的错误观点，一方面组织宣传审核委员会以加强业务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指导，务使全行干部在政治政策思想上提高一步。
此致 敬礼！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的检讨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七月十四日登载燕草同志来信及报社的短评，批评了北京分行有奖储蓄宣传有非政治化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对我们政治水平的提高及明确宣传工作的政治思想指导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除诚恳地接受与表示感谢外，并进行了如下的检查：
我们的有奖储蓄宣传工作，自创办以来虽然进行了些宣传，但对号召人民储蓄，首先从国家的经济建设出发，贯彻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不够的。因此，有些宣传缺乏政治内容，助长某些人的落后思想，这是极端有害的。
我们检查了全部的宣传品，大概可分三种：
一种是燕草同志批评中所指的只能单纯引导人民追逐个人利益的宣传，如“隔壁张三常出外，无钱买车鞋跑坏，有奖储蓄中了奖，骑着新车跑的快”。在收回农贷宣传中，亦有类似的情况。在提倡农村借贷中的标语，有“李二生产搞的好，富裕借给马三保，姓李的得了三分利，姓马的困难解决了，借贷双方都有益，发家致富大家好”。这是一种单纯经济主义观点的宣传，在检查中我们还发现个别宣传标语中含有封建的色彩如“生产就是摇钱树，储蓄就是聚宝盆”。这种情况值得我们严格检讨和纠正。
另一种宣传虽有些政治内容，但极不明确，或结合的不够恰当，或没有与当前的政治任务密切结合起来，如“积攒零钱到银行储蓄，为培养新中国第二代作长远打算”。还有的长篇宣传品上，前面说了很多对个人有利的东西，最后加上两句对国家聚积资金，投入建设的结束语，这类宣传品显然是指导思想上不够明确的结果。
第三种是以教育人民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和当前政治任务相结合，如“功在国家，利在自己”，“一人储蓄，一家欢乐；人人储蓄，国家富足”，“多存一张有奖储蓄，等于增加抗美援朝一分力量”等，这些是将国家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很好地结合了的。
以上部分宣传品中缺乏政治内容，充分表现了我们政治水平低，对政治工作注意不够，没有很好地将政治思想贯彻到业务宣传中去。虽然领导上一再指示，报纸上不断批判“要发家，种棉花”的非政治化的思想，但并未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认真的检查，以致造成在有些宣传品中，带有非政治化的倾向，而给予人民群众中以有害的影响。
为使这种倾向不再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决定今后首先是加强我们政治与政策的学习，提高政治水平，注意业务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指导，并继续检讨全行的宣传和业务工作中某些非政治的倾向；通过这些检讨，使我们全体同志在政治上提高一步。
其次是组织对外宣传研究审查小组，以加强检查与研究，来改进我们宣传工作，使业务宣传与当前的政治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