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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学习人民民主政权建设重要文件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民政司
两年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已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召开，团结了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使各界人民和国内各民族都能深刻体验到政权是人民自己的，因而提高了爱国主义的热情。这个成绩是很大的。
但是各地在政权建设的认识上和工作上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我们的建政工作还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要求。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干部对于共同纲领中有关政权建设的各项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的政策法令和刘少奇副主席在北京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学习。有的干部忽视政权建设工作；有的虽然重视，却不知如何去作。因此各级领导机关组织干部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就成为进一步加强地方人民政权建设的首要步骤。浙江省开始这样做，全国各地也都应这样做。
必须认识：我们的政权属于人民，人民代表会议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必须按期召开，形成制度，成为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和一切活动的中心环节，使它实际地而不是形式地建立起来，并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人民政府委员会，以这样的政权制度来加强对各种建设工作的领导；协商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也必须健全，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协助政府联系人民，推动工作。这许多基本原则，都已在共同纲领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法令上规定清楚，刘少奇副主席又曾加以详细的说明和指示，只要对这些文件认真学习和讨论，领会其精神与实质，并见之行动，我们的政权建设是可以进一步作好的。
这种学习，是每一个干部都应该参加的。因为政权建设是国家的根本问题，了解这一根本问题，对于每一个干部都是必要的。但目前布置学习时，应着重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的认识提高了，才能去教育别人，才能指导工作。学习的方法，是精读文件，联系实际，联系各个人的思想认识，并同时检查工作，批判对政权建设的各种不正确认识，并立即订出改进工作的办法。由于政权建设是一个长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因此这种学习应该经常进行。最初拿出一定的时间大规模进行一次，以引起重视，是必要的，但切不可以此自满，而放松了经常的学习。
为了推动和指导人民民主政权建设重要文件的学习，各地报纸和出版机关，应加强对这一工作的宣传，政府工作同志应多向报纸写稿，反映实际情况，交流经验，提出问题，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争论，以便加深对问题的研究，求得正确的一致的认识。各上级领导机关，应给下级机关以具体帮助与指导。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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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安国县选举工作的检讨和经验
河北定县专区专员 赵树光
编者按：河北省安国县在一九四九年是民主政权建设工作重点试验县之一，当时各级领导机关曾认为“普选”是成功的。但是，根据最近在准备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期间，定县专员公署所作的检查，证明当时的三级“普选”，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并因此产生了许多命令主义和包办选举的偏向，这是值得注意的。做好选举是健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基本工作之一，希望各地认真检查选举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与关门主义的偏向，迅速予以纠正。
安国县是老解放区，经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土地改革等各种群众斗争，群众觉悟提高，政权建设具有良好的基础。一九四九年六月，华北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和定县专员公署曾以安国作为政权建设的重点试验县，经八个月时间，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完成了县、区、村的三级选举，建立了三级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府。在这一运动中，贯彻了各种政策，团结了各革命阶层，增进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和成就。兹就选举问题，提出我们的经验和检讨：
（一）选举的方式，必须适合农村分散的小农经济生活的特点（如农忙时没工夫，大多数劳动人民不识字，没有选举的经验等），采取简便易行富有民主精神的选举方法。但当时我们是采用了“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并进行了“公民登记”“划分选区”和“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等很复杂的一套办法。只村选阶段就用了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一般的村庄仅在选举过程中即召开了五、六次较大的群众会议，部分群众开会在十余次以上。干部会议更无法计算，甚致晌午、夜间也连续开会，虽说深入地贯彻了当时的政策，推动了工作，但使干部和群众感觉十分疲困、麻烦，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因此，参加选举的人数便不能始终保持正常。虽然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选民参加选举，但实际上并非是出于自觉自愿的。例如，西崔章村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选举，干部竟集中力量组织分片选举和分片突击，影响选民意见的集中。东西北马村，怕参加选举人数达不到预定计划，先将选票送到户，督促大家参加选举。寺下村因村选费时太多，选举区代表时大家都不愿参加，产生了民兵站岗、封锁戒严的现象。另一方面，许多人因不识字，写票时发生困难，特别是妇女，她们不但不能写，而且连认识字的人也不多，加以选区大，要选的人多，不少村庄选不到应选名额的半数；大章村由于村干部不团结，互相排斥，发生操纵、拉拢、运动、收买等现象，使选举流于形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便是“普选”思想在作祟，选举方式不适当。根据我们的经验，目前农村实行普遍、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必然流于形式，因此必须采取另外一种适当的简便易行的方法，才能真正地发扬民主。我们认为，经过群众讨论、酝酿成熟，举手表决或推选的选举办法，是最适宜的。例如北都村，经过深刻酝酿提出候选人之后，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很快地完成了选举；群众表示满意。在较大的村庄为了更便于集中群众的意见，还可以分街分片发动群众、酝酿成熟时，甚至可以采取举手表决的选举方法。
（二）在公民的审查上，不必普遍进行，因为不是每个公民都需要审查的。我们认为只要有有重点的进行就可以。这种重点审查，不仅是现在不可缺少，将来也是不可忽视的。审查有两种意义，一是老区实行土地改革较早，有不少过去的地主，还有一些当时被群众所反对的富农及其他分子，从事劳动积极生产；表现好的，应团结他们一道建设新中国，（经过群众审查批准后才能允许他们参加选举）。还有些地主和反动分子，虽然经过农民运动的教育，但还不甘心，还在造谣生事，企图夺回农民已获得的果实，梦想复辟。对这些人要坚决地继续管制。这就充分说明审查公民不光是履行登记手续就算完事，而是通过公民审查，进一步地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划清敌我界限，彻底地检举与管制反动分子，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以保护人民的政治利益。我们开始对这点认识不清，以致奉伯村竟选上了十几个反动的地主和特务分子。他们还没有上任的时候就辱骂和压制人民，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这是目前选举工作中应特别注意的。
（三）不要“为建政而建政”，要充实民主的内容。选举前后需结合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以发动广大人民参加建政工作的积极性。安国重点村选，由于结合了麦征和评定产量，使不少村庄的群众更加积极酝酿选择自己的代表。经验证明，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同时注意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应作为建政工作的内容，因为这样更易于广泛的发动群众，使他们自动地参加选举以及其他政权建设工作。选举后更需采取必要的制度，巩固与选民的联系，加强代表会的组织，建立代表会的威信。
最后，由于农村绝大多数是农民，在选举中往往不注意照顾全面。为了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必须邀请一部分民主人士、自由职业者，其中包括医生、民间艺人、各种模范人物及在乡知识分子，共同进行工作；区村在可能条件下，也应注意团结全体人民，注意团结老年人和妇女。安国县的重点示范中，壮年当选代表平均占全体代表百分之六十以上，青年和老年仅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而妇女所占比数更少，如大章村几乎没有选上妇女。我们今后在选举中应当注意这一点。
此外，选举后有的村非干部代表不参加会议，或很少参加会议，如南郭村已形成非代表会议了，其原因是干部对代表会还不认识，对代表的权利义务还未弄清楚，干部民主作风差。今后必须注意教育干部，发扬民主，这是建设民主政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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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选举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 楼邦彦
人民民主建政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普遍在各地召开各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只有在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国家的工业化才有了保障，而国家的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得能往前推进的基本条件。直到现在，绝大部分地区都已召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因而使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人民对国家的责任心也大大提高。我们最近到河北省去看了一下建政的情况，觉得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基本上是有成绩的，但有些地区还存在着忽视政权建设工作的偏向，还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指出。
华北老解放区的有些地方，由于土地改革完成得比较早，革命秩序也早已建立起来，有的干部就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人民民主政权，可以采取比其他地方更“前进一步”的组织形式，其具体表现就是实行“普选”，并形式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理论上，实行“普选”当然比实行其他选举方式要来得进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也当然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来得民主。但问题是：进步还是不进步、民主还是不民主，绝不能那样抽象地来衡量。因为采取一种不切实际的选举方式，即使它在理论上比其他选举方式更要进步，它还是无补于政权建设工作；同样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人民代表大会，而且人民代表会议势将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如果仅仅挂上一块“人民代表大会”的牌子，如果不注意实际工作内容，它至多也只是在形式上点缀了政权建设。所有这些，在实质上是受了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影响，需加以反对。
政权建设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思想，具体表现在轰轰烈烈地搞“普选”，是最明显的典型例子。有些地方的干部，似乎还未十分注意到刘少奇副主席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所强调指出的：“‘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因而也不应该一下采用。”他们找出了些似是而非的根据，急急乎想在做法上比别处前进一步，于是不知不觉地受了旧民主主义那一套形式主义办法的束缚，其结果就是刘副主席所说的，“它给人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损害人民的积极性，在实际上并不能使这样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更多的代表人民的性质，因而也就不能用这种办法使今天的人民政权更加民主化，更加密切地联系人民。”这完全说明了有些地方的实际情况。河北省安国县为了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从一九四九年七月起办理“普选”，直到一九五○年二月才把代表完全选出，前后花了七个月功夫，这真是为建政而建政、为选举而选举了。为了搞“普选”，使人民普遍而大量地耽误日常的生产工作，这岂非“给人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据专区的领导同志表示，那样做实在是十分费劲，群众起初情绪高，逐渐就低落了，实际上安国县人民并不要求“普选”，结果有些村子仅有四分之一选民参加了选举；像这种情况，岂非“损害人民的积极性”？又如对于有些人理应特别加以照顾，如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或竟至农村中的普通富农等，都不是通过“普选”所能够达到目的，所以说，搞了“普选”，岂非并不一定能“使今天的人民政权更加民主化，更加密切地联系人民”？因此，毫无疑问，要求在中国的目前情况下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是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做法。这种“形式”民主乃是由于旧民主主义思想作祟所致，同时个别地方还含有先锋主义的因素。
根据在若干地方曾经实行过“普选”并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来看，严格地说，究竟实行的是不是“普选”，召开的能不能被称作名符其实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很成问题的。例如安国县实行“普选”的结果，全体代表并不都是在划定选区后，按人口比例一律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在二百四十个代表中，包括十六个由机关选派的代表，同时，在大部分选区内，虽然实行了无记名投票的办法，也有一部分选区则实行公开的举手选举办法。又如石家庄市和保定市实行“普选”的结果，代表主要还是由职业团体产生，而辅之以区域代表，石家庄市并且还外加聘请的代表。从这些实例中可以看出，目前还有不少干部对于什么是“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还没有弄清楚，他们不顾中国大多数人民还不识字、还没有选举经验、暂时还不甚关心选举等实际情况，却对于登记选民、划分选区、检票、开票等“普选”的形式发生较浓厚的兴趣，企图争得一个先进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名义。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搞法，实际上反而限制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生活。群众的反映是不想搞“普选”，群众连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一点尚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牌子就不会十分在意。
有些人把民主形式强调到和民主实质相对立的程度，以为在老解放区，民主实质已确具基础，今后应致力于更完备的民主形式。这种把民主形式孤立起来的看法，很容易会把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单纯当作粉饰门面、挂上招牌、举行仪式一类工作看待。老解放区人民的政治觉悟比较高，这是事实，但是人民的民主生活还必须继续加以培养、丰富与巩固，这也是可以肯定的。正确的做法，应是普遍地把人民代表会议认真开好，使其成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使这种制度尽可能迅速地成为我们国家从下至上的系统的经常的巩固的制度”。像这样一件复杂的工作，不能也不应该是可以孤立起来的单纯的“民主形式”，不然就是把政权建设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庸俗化了。
虽然如此，有些县市的搞“普选”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经验，对于整个政权建设工作还是很可宝贵的。它告诉我们，根据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做并没有充实人民的民主政治生活的内容；它告诉我们，要推进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目前首要的问题是在于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迅速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它告诉我们，在政权建设工作中，像在任何其他工作中一样，必须反对一切的形式主义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先锋主义思想残余。
事实证明，老百姓并不是“不怕麻烦”，他们所赞成的是一切简便易行的办法；至于有些干部认为不实行“普选”就是“走回头路”，这正是他们应该克服的思想顾虑。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地前进的作法必然会碰壁，如果不该前进而前进了，只有肯后退一步，才有可能按照正确的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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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日本进步文化工作者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
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工会在今年二月所通过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行动纲领和致日本文艺工作者的信，已由日本东京进步文艺杂志《人民文学》四月号发表，该刊并广泛征求日本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读后感”，在该刊五月号即发表了十五位进步人士的意见（其中有作家金亲清、德永直等四人，评论家淡德三郎等五人，画家铃木贤二等三人、歌唱家渡边顺三、科学家福岛要一和剧团工作者一人），一致对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呼吁表示响应。他们表示：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是破坏亚洲和平，夺去日本民族独立的行动。是让日本人民充当侵略炮灰、充当侵略亚洲的工具，日本的文化工作者应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而斗争。他们虚心地检讨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并决心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八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十五封意见书所包含的重大意义。还指出日本《人民文学》登载上海文艺工作者的纲领和信件，并广泛征求和发表日本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意见，这一连串事实都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不但不能阻碍中日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而且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目的之下，这友谊与团结更迅速地成长和巩固起来了。
新中国文学在日本受到欢迎
由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日本人民不但热烈地学习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同时也很重视中国人民文艺的新成就。目前，在日本研究新中国文学的团体，有日共中央领导的“新日本文学会”，“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人民文学社”等。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被译成日文。“新日本文学”上曾发表了周扬同志在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以及中华全国文联比较重要的文献等。日本文学界在讨论文学如何有效的为政治服务，涉及“日本文学的方向”论争时，《人民文学》杂志上特别介绍了我国一卷四期《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是不是可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作品的讨论文章。日共中央机关刊物《前卫》发表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以后，更引起日本文学界广泛的讨论。作家岛田政雄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实践论”与文学的论文中，指出了日本一些文艺作品和“实践论”的关系，同时更尖锐地指出日本文坛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的倾向。“实践论”在日本的发表，使日本文学界向前跨进了一步。日本文学界也大批的出版了中国的许多名著。小说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鲁迅的作品，很早就受到日本文学界的推崇，战争时期已出版了《大鲁迅全集》。诗歌方面，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艾青、马凡陀的诗歌等，都得到日本文学界的普遍好评。新中国的戏剧，也给了日本戏剧界极大的影响，岛田政雄在一九五○年七月号《剧场》上介绍了“中共的戏剧政策”一文后，日本戏剧界就喊出了到工厂、到农村巡回演出的口号。去年中国留日同学会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引起了日本戏剧界的注意；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日中友好协会”的《年青的俩个人》秧歌剧的上演，更使他们感到学习自己的民族形式的重要。特别是中国文艺界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表现，更给日本文艺界很大的鼓舞。这说明了新中国的文学艺术正在影响着整个的日本文坛。
《天津文艺》不向通俗化地方化方向改进是错误的
全国许多省市出版的文艺刊物都已根据中央调整文艺刊物的方针向通俗化、地方化的方向进行改革，但有个别的省市文艺刊物，迄今尚未看到有什么改变。如八月份出版的一卷六期《天津文艺》月刊，就丝毫没有改变方向的模样。这期刊登了两篇翻译小说，一篇谈论美国没有文化的内容错误的论文，一篇报告文学，几篇散文等等。这些文章既不是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内容大部分也没有紧密结合天津人民当前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可以想像该刊的读者不可能是广大的工人和其它劳动人民群众。作为天津市的文艺刊物，不面向天津市的工人及其它劳动人民群众，不切合实际的指导当地工人群众的文艺创作和活动，不供给群众文娱活动所需要的演唱材料，而向大型文艺刊物看齐，这种编辑方针是错误的。
天津市文教界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澄清了混乱思想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发表，引起了天津市文化界和教育界的重视。大家一致认为《武训历史调查记》在澄清文教界的混乱思想上，有着极大的贡献。
《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以前，很多人由于对武训历史的了解不足，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例如南开大学滕维藻教授说，武训的“苦行”曾使他在批判武训时感情上有所保留，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后，才真正地认识到“武训对待农民的卑劣行为，而彻底地解除了对于武训的温情主义，不再同情他了。”同时，很多人认为《武训历史调查记》发现了宋景诗这一英雄，它不但更清楚地照出武训的丑恶面目，并且使他们进一步地认识到所谓“教育救国”论的本质。例如，南开大学高殿森教授说：“张伯苓的兴学动机，也只不过是作文化生意；他在精神上不知向军阀、官僚、富豪叩了多少头。”南开大学杨敬年教授说：“过去自以为是超阶级、超政治，实则是“助纣为虐”；说得客气些，也不能不是曾经起了粉饰太平的作用。
但是，在目前，天津文教界也还存在着以下两个主要的问题。即在文教界外部，如何继续肃清《武训传》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在文教界内部，如何进一步将批判《武训传》与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联系起来。例如，“武训精神”在天津除文教界外也有过比较普遍的影响。但他们对于怎样清除在一般群众中的此一影响，却没有具体的办法。天津文艺界在编剧工作中处理历史人物，就表现缩手缩脚；直到现在，舞台上还很少见新编的历史剧本。这些，都是急待该市文教领导机关予以彻底解决的。
苏联对文学艺术中的有害思想展开批评
最近苏联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普遍而深入地对文学中的有害思想和严重的错误进行了严正的批评。自今年七月《真理报》发表了以“反对文学中思想的歪曲”为题的专论，批评乌克兰诗人索秀拉的诗《爱乌克兰》后，接着又继续发表了批评歌剧“波格丹·赫美里茨基”等评论和社论“把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提得更高一些”。这些文章已分别选译刊登在四卷九期的《文艺报》、光明日报第三十八期《文学评论》及四卷五期的《人民文学》上。《真理报》的社论和专论严厉批评了索秀拉的“爱乌克兰”一诗中所宣传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有害思想。这首诗不但不能以爱国主义的主题去唤起人们对伟大苏维埃祖国的热爱，反而引起失望和抗议的情绪。作者对数世纪以来使乌克兰呻吟的奴役制度不表愤怒，竟违背现实歌颂一种永恒的乌克兰。他的诗中没有社会主义祖国的形象和苏维埃乌克兰的形象，他把乌克兰写成苏联共和国大家庭之外的一个孤独者。歌剧《波格丹·赫美里茨基》的严重错误是违背了历史真理。作者把歌剧的主题，乌克兰人民为自由解放和外国掠夺者波兰贵族的斗争对观众隐瞒起来。舞台上没有歌唱为乌克兰解放而斗争的英雄和赞美人民的正义事业，以及揭露波兰贵族的狡猾的阴谋。脚本作者错误地拒绝把波兰贵族作为乌克兰的敌人来表现。这样不正确的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使他的艺术遭到了破坏。
《真理报》社论中除对有错误的作品进行了批评外，还对错误地发表“爱乌克兰”一诗的《星》杂志也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乌克兰作家群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的不够，有互相掩饰错误，互相捧场的不良现象，这些表现了乌克兰在思想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社论发表后，即进行了检讨，作出决议，采取具体步骤纠正缺点和错误。苏联在文艺工作中展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中国文艺工作者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白毛女》在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中获奖
在第六届国际电影节荣获第一特别荣誉奖的影片《白毛女》，已定自九月十三日（旧历中秋节前两天）起，在全国二十五个城市中的一百二十家影院同时公映。这是一部在政治上有重大教育意义，在艺术上有很好成就的电影。由于电影的特殊性能，和电影改编者的努力，使电影《白毛女》比较原来的歌剧，在反映现实的程度上有新的创造。为了把这以农民斗争生活为题材的片子推广到农村中去，该片的十六毫米拷贝，也正加紧洗印，以供给巡回放映队届时到农村中去放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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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谈《牛郎织女》
艾青
最近我看了《牛郎织女》的几种演出，也读了一些解放后出版的《牛郎织女》的剧本和故事。这些作品对这个神话的处理，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修改得很少，或者是完全没有修改，演出时，还是采取打诨凑趣的态度，迎合城市小市民的落后趣味，以“机关布景”为广告，搞一些灯光斗法，真牛真鸟，还有色情的台词等等。听说有的甚至放映仙女沐浴的电影，舞台上出演了卖冰棍的场面。这种演出，是最不严肃的，人物的形象也是丑化了的。我曾看见华北戏院的演出，以一个很胖的女演员饰牛郎，这个演员是名角，白胖的圆脸，镶了金牙，绸质的衣服，手拿金花黑扇，有时披上用绿丝线结成的蓑衣，身后随一琴童牵真牛上场，好像一个公子在放牛；牛郎装天真，忽哭，忽笑。仙女阵里加进好几个男扮女装的丑旦，忸怩作态。
另一类是经过很大的修改，或是全部重写，增加许多情节，或是重新构造新的情节，借神话影射现实，结合目前国内外形势，土地改革，反恶霸斗争，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这一类占数目最多。我曾看了几种剧本，这些剧本，把原来的神话传说一脚踢开，完全凭各人自己的构思能力来重新创造。武汉出版的凌鹤、叶江的《七巧姻缘》写的完全是人间的事，虽曾一梦到天上，所见也是地上的熟人；最后斗倒了王大户，牛郎织女团圆。“华东人民戏曲丛书”有两种关于这个题材的剧本：徐进的越剧《牛郎织女》，写明朝的故事，以农民起义为结尾。墨遗萍的蒲戏《乞巧图》，也完全写人间的事，以暴动为结尾。“民间通俗读物”中，姚昕的《牛郎织女》，散文体裁，写汉朝黄巾起义时的故事，以群众公审金罗汉为结尾。这些作品，十分生硬地掺杂了许多现代人的观念和现代人的语言，发一些惊人的议论。杨绍萱的剧本里，老黄牛竟唱了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当村民赶走长老时说“你那老一套，现在用不着”，“你这个老迷信，现在要打倒”之类的话；剧情里，也贯穿了和平鸽和鸱枭之争，用以影射目前的国际关系，最后是以“牛郎放牛在山坡，织女手巧能穿梭，织就天罗和地网，捉住鸱枭得平和”为结尾。这种倾向发展得最厉害的，可以上海新戏曲报第三卷第二期所介绍的无锡“大众京剧社”演出的《牛郎织女》为例。这个剧的情节，已找不到原有神话的线索，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东西了。
…………郑里老人是真理老人：他的大算盘可以算出“过去未来”，乃是根据了科学法则；他在山上煮炉修炼的是镰刀斧头；他教牛郎织女劳动，送给他们工具，宣传劳动创造世界；还用耕牛象征拖拉机、耕鹊代表和平鸟等，将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治螟运动，反对美帝侵略、土地改革宣传这许多内容，都缝在里面了。在手法上则颇有模仿苏联电影《宝盒仙笛》之处。有一场舞蹈还采用了“红军舞”的步姿。
戏里的绿叶岛和红云岛，又象征台湾、朝鲜。魔王则是杜鲁门。魔王治下的神仙谭格（原形臭虫）是坦克、费志（原形猫鹰头）是飞机、郝约（原形火箭）是火药、杜崇（原形毒虫）是瘟疫、黄宝（原形元宝）是金元，裘能是原子弹、麻岁（原形毒蛇）是教育、胡眉（原形狐狸）是外交。这些神仙们饱食终日，优哉游哉。终于在劳动人民的团结、觉醒和反抗下，全部消灭。…
还有一类是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处理这个题材的，大体上保留了原有神话的精神。这一种占数量最少，在北京我只看见过“首都实验评剧团”的演出，尽管他还存在许多缺点，这种演出，我认为是比较认真的。《广西戏曲》报十九期发表了秦似的《牛郎织女传》的写作经过，他是主张尽可能保留原有的神话的情节的，不曾看到演出，这里不谈。
《牛郎织女》的神话，是中国人民的最好的文学创造之一，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遗产。历代许多诗人，都曾经为这个题材写过诗。这个神话的历史，就文字所记载，也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这个神话流布的地域，遍及全国。这个神话，虽然经过一些演变，各地所说的情节也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
一、织女是天帝的第七个（一说第九个）孙女，在天河东面织云锦天衣，牛郎在天河西面看牛，两人都很勤勉，天帝爱怜他们，让他们结婚，婚后两人贪图逸乐，荒弃劳动，天帝发怒，使之分开，中间隔天河，命乌鸦去告诉他们七天见面一次，由于乌鸦传错了话，说成每年七月七日见面一次。
二、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在天上织云彩，牛郎是人间的一个看牛郎，受兄嫂虐待，一天牛告诉他织女和别的仙女要到银河沐浴，叫他去取一件仙衣，织女找衣服的时候，他去还给她，并要求她和他结婚，她一定会答应，牛郎就照样做了。织女和牛郎结婚后，生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了，把织女捉回去，牛告诉了牛郎，他可以把它的皮披在身上，追到天上去。等牛郎挑了两个小孩追到天上时，王母娘娘拔下发簪在织女后面一划，就成天河，把这一对夫妻隔开了，但他们常常隔河相望啼泣，感动了王母娘娘，于是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会时，由喜鹊架成桥。故《牛郎织女》的神话亦名《天河配》、《银河会》、《七巧姻缘》、《乞巧图》、《鹊桥相会》。
这两种神话，情节虽然不同，但都是根据古代人民对于天上的星象的变化，结合了自己生活上的情节所产生的。从这两种传说看，我是比较喜欢第二种传说的。第一种传说所产生的情节，完全是天帝的安排，又反映了爱情和劳动是矛盾的，因此先有天帝的“恩赐”，后有天帝的惩罚。第二种传说，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对于婚姻生活的民主观念，但由于社会制度的限制，不可能美满的实现。王母娘娘的阻碍，象征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压迫。这个传说，是一首极美的想像的诗，纯朴而又健康，所以它能如此久远地深入人心。
爱惜这类神话并给以整理，使之更丰美，是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像这一类神话，可以用各种形式去表现。但在改写的时候，希望能注意几点：
一、严肃的对待民间传说，尽可能地保留原有传说中美丽的情节，不要破坏神话的纯朴的想像。爱惜我们民族的民间传说，爱惜长期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神话，是我们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也是一种群众观点。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是各民族的祖先对自然现象、人生经验、劳动、爱情、斗争的一些观念的组合。许多神话里，强烈地流露了我们祖先对于幸福生活的愿望和意志。许多神话里，都反映两种势力的矛盾：人和神，人和恶魔，以及人间的善与恶的矛盾，这些矛盾，就是阶级社会的矛盾。有的是人胜利了，有的是人失败了，有的德行胜利了，有的是罪恶胜利了，有的是调和妥协了，就构成喜剧和悲剧。当我们改编或是重写的时候，必须首先研究这些神话的演变，掌握它的基本精神。我们反对那种以轻率的态度处理民间传说的作风，反对把一个原来很美丽的神话加以任意宰割的野蛮行为。
二、改写的时候必须把主题思想明确起来，把劳动、爱情、反封建这三种基本的观念强调起来。把牛郎和织女回复到劳动人民的本来面目。有的戏把织女写成像大家闺秀一样的多愁善感，把牛郎写成一个傻瓜。有的戏又把牛郎写成像一个书生，例如一个剧本里，牛郎上场时竟唱：“秋光如画白云飞，柳浪闻莺踏翠蹄，荷笠牧童牛背坐，无腔短笛唱斜晖。”这些都是一种对劳动人民的歪曲。牛郎和织女应该是勤劳、勇敢、富有理想，不然的话，他们怎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生活：一个敢于违抗王母娘娘的权力，一个敢于和天仙女结婚？而当织女被召回天上去时，牛郎又怎么敢于追到天上去呢？
三、神话虽然根据现实产生，但它并不完全是现实，它比现实赋有更多想像，假如把这些想像抽掉，或是不适当地强调现实，都会丧失神话的纯朴和天真的美。有人改写神话时，拘泥于细节的真实，忽略了创造这些神话的古代人民的基本观念。他们杜撰许多情节，把这些情节生硬地掺和在里面，使原有神话的线索完全模糊了，他们喜欢借任何一个人物的嘴，来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所谓“哲理”。神话是人类幼年期的产物，它们虽然简单，甚至不合乎自然科学的常识，但它们常常是最本质地表现了古代社会的阶级矛盾，传达了古代人民的生活愿望，因此基本上是真实的、科学的、动人的。以普通的科学常识来衡量神话，结果只会把所有的神话都判处死刑。从自然科学的见地来说，既没有所谓“天河”，这条“天河”是由数不清的恒星所构成，牛郎和织女这两颗星也不会每年见一次面，它们之间的距离，至少有一万光年以上。但在我们祖先的创造里，王母娘娘的银簪一划而成天河，喜鹊搭桥使牛郎织女能见面！这是多么大胆的想像！
我们必须尊重这些想像，再把它们互相抵触的部分，加以合理的解决（传说织女在银河洗澡，这样原来就有银河，后来又由王母娘娘划了一条银河，不是有两条银河了么？）使原有的情节更合乎人情，增添情节，也必须根据这些想像。假如把原有的许多想像都改变了，那就不妨另外写别的神话。
四、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影射，我们反对完全不根据历史事实和原有传说的情节，随便加以牵强附会的许多所谓“暗喻”。象征，是文学表现手法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有些作者却凭空制造许多所谓“暗喻”，作者本人可能是煞费苦心，但观众看了只会感到莫名其妙。有一个剧本里，以牛车和牛结婚来“暗喻”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的结合，这是很令人费解的。
有些人一写历史剧和神话剧，就想“借古喻今”，根据现在的需要，把历史事件的情节给以重新编造，或是借历史人物的嘴发表现代人的理论，或是在结尾上加添一点“暗喻”之类。今年年初，我曾看过景孤血写的封神榜的戏《姜子牙与哪叱》，全剧充满神怪魔法，最后姜子牙和申公豹斗争，申公豹变成一只纸老虎从天而降，被人戳穿，这样就是“戳穿纸老虎”，听说和抗美援朝有了联系。我们说文艺工作必须反映现实，必须连系实际，有的人把这个意思，理解成简单化、庸俗化了。他们以为连系实际，只是把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像贴标语似的放到作品里去，完全不管那个作品写的是什么时间、地点、事件，因此把周文王时代也写成抗美援朝，实际上那时美洲新大陆还没有被发现呢！
有的人对神话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有的人以为神话就是迷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神话与迷信很容易混淆，但我们又必须把它们区别开来。我们所反对的，是那些鼓吹因果报应，以阴曹地府的酷刑，和阴森恐怖的鬼魅，来镇压人民反抗心理的宗教迷信；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取消了想像。宗教迷信向人民进行反动教育，而好的神话则是启发人民合理的想像，对生活寄托以理想。当然，神话里常常掺杂了迷信的成分，在改写的时候要善于区别它们，把迷信的成分去掉。《牛郎织女》的演出里，牛神使用“点化术”，牛郎突然置身在豪绅家庭；牛郎和兄嫂分家后，兄嫂家里遭天火焚烧，这些是鼓励人完全依靠神来奖罚的，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部分，假如把它们删去，不但不会损害原有的神话，只会使这个传说更合理更单纯，更健康，也是更美。
总之，《牛郎织女》是中国人民所熟悉与喜爱的神话，我们希望将来有比较完整的剧本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