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读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的四篇著作
李达
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历史，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取得胜利的历史，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指导革命百战百胜的历史。
早在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所发表的各种重要论文，就表现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造诣和革命的天才。如所周知，一九二二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宣言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实行国民革命。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成立，因而爆发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者是那一个阶级？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权？这一革命胜利的保障，是否需要武装工农群众来预防前线和后方的溃散，预防叛变和倒戈？这些革命的基本问题，在当时党的领导者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派，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他们认为当时的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因此他们承认资产阶级是当时统一战线的领导者，承认革命的前途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忽视农民问题，并且接受了蒋介石匪帮的要求，命令共产党员退出了军队。同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张国焘等，也只注意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像这样的形势，早就预伏了革命的危险。
这样，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三月首先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著作的目的，是在于解决革命的首要问题，即分辨革命的敌人和革命的朋友，解决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它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论，具体地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各阶级。毛泽东同志的论文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买办阶级，一是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它和地主阶级同是帝国主义的附庸，都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革命性与妥协性的两面性，这一阶级抱着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独立”进行革命，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思想，但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种思想，只是一个幻想。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这一精辟论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的活的运用。在一九二六年的当时中国革命阵营中，这是一个伟大的卓见。因为当时分析中国社会阶级构成的人们，大都采用分析十八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公式，而确认中国资产阶级有领导民主革命的能力，却不知道帝国主义统治着的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毛泽东同志的论文又分析小资产阶级，指出其中的左、中、右三派，因其经济地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但大体上都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特别是半无产阶级，包括了大多数贫农阶层，能成为革命的广大的同盟军。至于无产阶级，因为身受着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三重的压迫和剥削，是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进步的阶级，在历年的革命斗争中，做了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是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间在各地举行的大罢工运动所证明了的。
基于上述的分析，就可以辨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因而就能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去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结论说：“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是完全正确的论断。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就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路线，即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著作，就马列主义阶级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点看来，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因为在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时期，一般人都不懂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阶级构成与阶级诸关系，绝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构成与阶级诸关系，他们完全不会分析当时中国阶级诸关系，而仅能生硬地教条式地搬弄他国的经验或公式，因而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独有毛泽东同志早年就具有这样伟大的卓见，做了这样精辟的分析。
二
毛泽东同志认定，在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最主要的同盟军。他在早期革命活动时，就注意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他在一九二三年自修大学的“补习班”的国文课中，特别讲授了依据湖南情况写成的农民问题的文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一九二五年春季，他从上海回到故乡湖南韶山村，住了一个短的时候，一面养病，一面实际从事农民运动。以后他到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受训的工作干部讲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进行阶级教育，指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他搜集了与农民运动有关的丰富的资料。从一九二六年下期起，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异常迅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对于这一农村革命运动，国民党右派是极力反对的，国民党左派也表示不满；甚至一部分共产党人如陈独秀、张国焘等也认为“过火”。毛泽东同志为了支持这一农民革命运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党内外反对农民革命运动的见解是反革命的。这一著作着重指出：农村革命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当时国民党人反对反封建主义的农村革命，就是反对革命；共产党人陈独秀派害怕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毛泽东同志这一报告，在当时的共产党内部也是一声怒吼，可惜这一声怒吼，不曾惊醒陈独秀派的机会主义集团，终于没有挽救当时革命的危机。
毛泽东同志这一报告，建立了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确定了党与农民的关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革命的最广大的同盟军。后来的土地革命政策、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其他各种政策，在这一报告中都已经提出了一个轮廓。报告指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政权的支柱，是农村革命的领导；占百分之二十的中农，可以团结到农会中来；占百分之几的富农虽然态度游移，却可以保持中立。像这样，依靠并发动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的反封建斗争的策略思想，早在这时候树立了。报告指出，湖南农村革命的步骤是：农民们首先组成农会，接着用大众的力量，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然后从经济上打击地主，于是推翻地主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同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来保障农民政权，并攻击各种宗法的思想、制度和乡村的恶劣习惯，开展文化运动。当时农民革命的过程，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良好的经验。特别是农民武装和农村政权，在农村革命中是最重要的机关，没有农民武装不能保障农民政权，没有农民政权不能推行农村革命，这是当时的经验所证明了的。这一宝贵的经验，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给了很好的启示，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是公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派和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等的错误思想的重要文献。这一布尔塞维克路线，在当时虽被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集团所拒绝采纳，因而招致革命的失败，但它却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与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工作，片面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什么民众运动也塌台了。毛泽东同志总结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指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同。在中国，对内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对外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所以，人民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当蒋介石匪帮背叛革命之时，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人民实行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才能打开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以后，就到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一带地区，领导两省的工人、农民和北伐军一部分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区域，建立了湘赣边区工农政府，并开始了土地革命。以后又与南昌起义部队相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同一时期内，党在领导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地的游击战争和土地斗争中，陆续成立了几支红军和几处革命根据地。这些红色军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重整了革命阵容，威胁着蒋介石匪帮的统治，维系着全国革命人民的希望。
几支红军和几个小块的红色政权，在当时反动武力非常庞大的时候，诚然是很微小的，但它是新生的力量，必然要成长壮大起来。白色反动武力虽然庞大，却是腐朽的力量，必然要没落下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但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却怀疑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重要著作，坚定同志们的信心。这一著作，指出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五个条件。第一、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得各个勾结帝国主义的新旧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就给革命力量以机会，使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坚持下来，并能得到发展。第二、红色政权存在的湖南、江西、湖北、广东等地区，工农士兵都受过民主革命的影响，他们组织过工会和农会，对地主资产阶级做过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所以他们能支持红色政权。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发展，能使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第四、红军的存在和发展，可以保障红色政权。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能够保证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这一精辟的分析和论断，完全是根据当时中国特有的实际情况，从矛盾中，从发展中，综合全面，获得了的一个天才的独特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也可以说是这样的科学预见，正是掌握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果。就是靠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科学思想和预见，中国革命在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以后才获得复苏与发展，以致造成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中取得胜利，它只能在一切或者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革命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由上升的变为垂死的了，这时，列宁发现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不平衡发展的规律，结果使得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军事冲突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事情，因而获得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天才的结论。由于这一发现，列宁以新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以这个理论指导俄国的革命，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正如苏联十月革命，突破了帝国主义战线炼条最薄弱的地方，取得了胜利，在其不平衡发展规律当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样；中国人民的革命，“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也就“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同时，正如苏联的存在是全世界人民的灯塔一样，红色政权的存在是当年中国人民革命的灯塔。有了它，处于白色区域的广大人民，就能随时响应红色政权的号召，加紧斗争，扩大革命的势力。有了它，中国人民就能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与其他必要的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有机地灵活地配合起来。
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个理论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
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之一，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我们要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脚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当红色政权已经巩固而正在与强大的敌人蒋介石匪帮搏战的时候，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毛泽东同志综合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党的建设的经验，针对当时党内的偏向，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写成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这一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使党走上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其内容可综括为下列四项：
一、建立党的纪律。规定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受党的领导。单纯的军事观点必须纠正。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偏向必须纠正。
二、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理解。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力量的估计，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计；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主观主义和由它产生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必须克服。
三、党内要善于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量。但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是政治性的。
四、联系群众。红军必须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避免脱离群众、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
总起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必须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能如是，才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的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这一篇著作，在党的建设上，是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的。它彻底揭发了那时存在于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严重错误，明白地论证了那些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并进而提出纠正的办法；它把党的领导理论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它为党的正确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的原理，自然而然地后来就发挥成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思想体系。
列宁在其有名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亦即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破天荒第一次阐明关于党的学说的时候，就曾经这样说：“无产阶级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有组织的物质统一把它巩固起来，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军。”毛泽东同志在当年发觉党内各种有害思想的时候，立刻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而加以纠正，这正是列宁的建党思想的有力发挥。在中国党的建设文献当中，毛泽东同志这一篇著作，是具有首要的特殊的历史意义的。
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四篇著作，无疑地都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千古不朽的文献。从这四个文献当中，我们很清晰地可以看到，在革命的当年，毛泽东思想即在不断地胜利中逐渐形成。显然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理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确定了农民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可靠的最广大的同盟军，建立了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说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革命，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争取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指出了武装革命只有先在农村建立工农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然后夺取反革命所占据的都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示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方针。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而这三个主要的法宝，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结晶。毛泽东同志早年发表的这四个文献，已经给这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奠定了基础。
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给了很多的重要的指示。他指斥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左倾机会主义，根据列宁主义，考虑到中国民族特点与民族特殊性，考虑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道德、中国传统的民族特点，分析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而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认为这一革命的最广大的同盟军是农民阶级，主张放手展开农村革命，农民卷入革命越快越彻底，则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亦将越强大越有力量。因此他主张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他着重指出革命军队在中国的特殊意义，说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而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应特别注意军队中的工作，要在革命军队中占据领导职位，以保证革命的前进。至于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他认为是类似于工农民主专政以反帝国主义为主的政权，这将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政权。斯大林同志这些重要的指示，总起来说就是：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要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走向社会主义去的过渡政权。这些指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也是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当时陈独秀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不能也不愿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终于招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斯大林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所作的关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各种文献，如陈伯达同志在《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一文中所说，曾经在很长的时候，即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被机会主义者有意或无意地阻碍其在中国党内的传播，又因为文字的条件和反革命的隔离，以致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不能有系统地阅读斯大林的著作。“但虽然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却能根据马、恩、列、斯的革命基本科学，以自己独立的思考达到了与斯大林相同的结论，因而保持了自己和他的战友们的正确。”这正足以表示毛泽东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深的造诣和伟大的革命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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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相信群众，有事和群众商量
张颖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毛主席在《〈农村调查〉序言二》中又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们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这就是毛主席的主要思想方法。毛主席就是以这种思想教育全党，以这种思想指导工作。毛主席是最善于集中群众意见变成指导智慧的最杰出的代表者。
在思想上开始比较深刻体会这些教言，是在我参加工作六年后的事。
一九四三年，我在太行区赞皇县工作。当时，日寇占领着全县约二分之一的地区，敌我斗争异常复杂尖锐。这个地区已在一九四二年经过减租减息，但这一年年成不好。减租减息后，工作主要是组织生产，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持对敌斗争。一九四三年春，麦收很差，旱灾严重，七月初，秋庄稼都旱死了，晚地无法种，有的地区树叶子都旱枯了。当我来到这地区的时候，许多农民和干部正陷于极度悲观失望，有的干部说：“对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的斗争毫无问题，但天不下雨有什么办法呢！”群众要求抗旱生产度荒，解决迫切的生活问题。上级党委也发下了抗旱生产度荒的决定。但是，办法从那里来呢？当时就想向上级或向自己一块工作的同志们要办法，但是上级不能下雨，自己也想不出办法，又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群众当然更没有办法，于是束手无策，悲观苦闷。
可是，问题必须解决，悲观苦闷不行，办法必须想出来，因为如果群众迫切的生活问题解决不了，对敌斗争就无法支持。于是，想到过去苏区、陕甘宁边区经历过战争和自然条件的极度困难，在毛主席领导下都一一克服了。想到过去，想到毛主席，信心加强了。我们就开始钻研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钻研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抱着一个希望：从过去的经验里能够找到一些办法。
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生动而且具体的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群众在发展经济粉碎国民党封锁的斗争中所创造的无穷无尽的经验和方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根据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终于扭转了“合作社的事业不是面向群众，而主要地是面向政府……”和“……被群众认为是摊派负担，而不被认为是群众自己的”恶劣状况。毛主席又介绍了鲁忠才长征运盐的经验，来解决群众的顾虑，证明驮盐不但不是恐怖的事（并不是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得回来），而且是赚钱的事，从而大大发展了驮盐事业，开辟了边区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这些动人的事例，使我得到了一个启示：群众是有办法的，只要和群众商量，就可以解决任何困难。
有了这一启示，就开始发觉农民绝没有躺倒。他们对自然的灾害顽强的在斗争着。
上马峪村一个老农在村南沟里保全了一亩多玉茭地，一次又一次尽力把水坑挖深，一瓢一瓢的浇，这一亩多玉茭没有旱死。他主张：“能保住一分就保住一分”。又一天晌午，西马峪村一个老农提着粪筐要去拾粪，他骂他的儿子：“光躺倒还行！迟早总得下雨，拾点粪将来就有用。”
许多事情都告诉我们：相信群众，就看到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因而更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我们又找到六、七个老农民，和他们商量：当地那些水源可以利用？过去闹荒年是怎么度过的？有那些办法可以行通？他们叙述过去度荒的各种办法，那一年是大旱年，是怎样度过的，那一年是大涝年，是怎样度过的。他们说：“谷子这庄稼，立秋扎手心（苗长寸半高的时候），还可收成三四分。现在就要立秋，谷子不能种了。”并且提出：“头伏的萝卜，二伏的菜，三伏能种晚荞麦。八月初见雨，也还能种菜蔬。应该准备菜子荞麦种。若是准备充足，能普遍种上，菜蔬熟了，也可顶几成年景。‘糠菜半年粮’，我们这里老百姓是能吃苦的。”
通过调查会，个别谈话，就有了些办法：修渠，由合作社筹办荞麦种和菜子，发动群众打树叶采刺儿菜，并计划冬季开展纺织、打油、运输等副业生产。于是县委作了决定号召动员群众全力进行。
“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毛主席：《与斯坦因的谈话》）这些办法，就是群众教给我们，我们集中起来又动员群众来做。
八月三日下了透雨，这个日子在我脑子里记得真牢。
趁着雨，我们就以西马峪村作重点，召集调查会，和农民商量能种什么，不能种什么，那些地需要补种，那些地需要毁了重种，农民缺少什么。大家商量，交换意见：有三四成庄稼的地就补种，只一二成的干脆毁了另种。因为需要突击赶快种，有些农户的最大困难就是劳力畜力缺乏。于是研究办法。大家检讨过去互助组虽有组织，但流于形式，组织庞大，又非自愿结合，群众认为是“给上级搞的”。经过检讨和研究，提出这次组织小型临时互助变工，按心意相投和采取顶工换工，人畜互换，等价交换的办法。大家又提到有少数农民现在缺粮，也有的缺菜种荞麦种，于是大家商量，互相调剂种子，互济粮食，村合作社举办贷种，政府发放少额贷款，并拨出一部分麻饼救济最贫的农民。经过和群众商量研究，问题找出了，办法想出了。把这个村子的经验广泛介绍给别的村，三四天里，全县突击，所有的地都种上了，有的村子还开了些荒地，荒地里撒上了蔓菁。
十数天后菜苗正长得茁壮，突然有十几个村子，又发生了严重的壳壳虫，蔓延很快，如打不下去，菜蔬就没有希望了，只好又请教群众。他们又给了许多治虫的办法，最有效的是组织群众捕捉。于是县委提出号召，发动组织儿童妇女下地捕捉，很快就捕光。冬天根据各区各村具体情况，每家订度荒计划，大量开展副业。这一年公粮任务如期完成，对边缘地区支持对敌斗争起了很大作用。群众迫切的生活问题和革命战争的任务都解决得较好。
这一件事在我的记忆里很难遗忘。不只是因为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碰到的最大难题，而且是因为在这一次工作里使我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我的进步就在于不再认为自己最聪明，不再认为群众是“落后无知”“叫干啥就干啥”；相反的，我开始感到群众是最有智慧。我也不再是只向上级要办法了。现在开始懂得，和群众商量就会有许许多多切实可靠行得通的好办法。为什么群众会有这样多的办法呢？我考虑这个问题。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生产斗争中经验最丰富，而且他们最熟悉具体情况，所以办法最实际，只要和他们好好商量，办法就很多。道理很明白，但是过去由于把自己当做诸葛亮，把群众当做阿斗，就发现不了这伟大智慧的源泉。
毛主席说过：“……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论联合政府》）仔细咀嚼这些教言，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力量是最巨大的，因为我们为群众服务，群众拥护我们，也深深地感到什么事情都会有办法，因为群众就是智慧的源泉。只要善于和群众商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什么敌人也打得倒，不仅能打得倒一切阶级的敌人，并且“人定胜天”。
集中群众的智慧就是最大的智慧，但不是说每一个群众都会提出一套一套的方案和办法。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和斗争的经验，他们会对当前的政策提出一些意见，但往往是零碎的，甚或是片面的，所以领导的作用，不仅要把群众分散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仔细分析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贯彻下去，并且要善于从群众的行动中再去提取办法，收集经验。
在这次生产度荒中，许多村工作做的比较好，他们就是这样领导的。如像：
赞皇县二区出柿子，但当时不能出口，所以很便宜。三区西马峪村有的群众就去买柿子，再到山西买些糠，把柿子焖软晒干，掺糠碾碎作成“甜面糠”，可以吃。他们盘算起来，很便宜，最初只几家这样作，领导上发现了，和群众一商量，办法很好，于是宣传推广，使更多的群众行动起来，这样二区柿子销售问题解决了，救荒问题也解决了一部分。
也有的村工作做的不好，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三区刘家沟就是一个例子。什么原因呢？
当县委生产度荒的决定到了刘家沟，这里的区干部不和群众商量度荒的办法，而是单纯地给上级完成任务。并且对决定的精神不是用心领会，而是片面地接受了备种和组织群众打刺儿菜两项工作。区干部强迫群众打刺儿菜，他们向县里汇报时反说：“那里的村干部不去领导群众去打野菜，却组织群众去山西做买卖发洋财”。村干部和群众对这种说法很不满。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刘家沟和山西平定从历史上就经常有买卖往来，运土布到平定，换粮食运回来，村里干部这样组织群众用这办法度荒，正是他们的创造，正是他们的功劳，而一些区干部反批评了他们。这种缺乏群众观点机械执行指示，单纯完成任务的态度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是和过去县委缺乏群众观点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不关心群众生活，不从实际出发，不相信群众，不和群众好好商量如何度荒，而是单纯完成任务，工作成了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群众不满，任务就完不成。
毛主席曾经谆谆的告诫我们：“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实践论》）
有了任务，就要有完成任务的工作方法。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把完成任务比作过河，把工作方法比作过河的桥或船。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像没有过河的桥或船，没有桥或船，那只有隔岸兴叹了。
回想我自己过去在工作中，也曾碰过很多钉子，为什么会碰钉子呢？主要就是因为单纯从任务出发，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有事不和群众商量，或不善于和群众商量，采取了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教言是绝不能忘记的：“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农村调查》序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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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评《电影艺术概论》
李青
顾仲彝著 群益出版社刊行（一九五○年五月）
顾仲彝著的《电影艺术概论》，是一本错误的电影艺术理论书。它含有崇拜英美腐朽电影艺术的倾向。
在《序》和《结论》中，作者一再说明他在本书中只谈电影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不谈电影的政治内容、社会作用等等问题。这个态度就是根本错误的。不能设想，写一本关于电影艺术理论的书籍，作者可以不着重提出由电影艺术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可以绝口不谈艺术的政治目的与内容，而单纯地去论列“技巧”。正是因为这样，这本书的内容就深陷在政治思想错误的泥淖里。
据作者说，“这本书是根据普特甫金的《电影技术》、厄纳斯脱·林葛伦的《电影艺术》和罗哲尔·孟佛儿的《电影》三书，再加上我几年来在摄影场上和洗印剪接间里摸索得来的一点实际经验，而写成的。”作者还特别申明说：“其中分章分段、理论和举例，大部分是根据林葛伦的《电影艺术》，因为林葛伦在英国电影理论家中是比较最进步的一个，并且这本书是一九四八年才出版，比较的最新最完备。”因此，作者不惜以几乎三分之二的篇幅去介绍“美国大导演格列斐斯”和“英国名片《相见恨晚》与《七重心》”，以及“名演员保罗茂尼、嘉宝……”等等，并且把“美国电影公司的组织概况、组织方法、以及制片过程，作一详尽的报道……”，拜倒在好莱坞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电影艺术之下。广大的中国人民已经唾弃了这种艺术，而我们的作者却“论述”得津津有味！
我们不反对学习外国的东西（包括敌人的东西在内），而且我们需要学习外国的进步的东西来丰富我们自己。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决不可拒绝借鉴古人与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必须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死人与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模仿与替代，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和军事上政治上哲学上经济学上的教条主义的性质是一样的。”可是在这本书里所搬运过来的是些什么呢？它不但对近一、二十年来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电影艺术毫无介绍，而从“最进步的”“林葛伦的《电影艺术》”里所搬过来的，除了“大导演格列斐斯”之外，也只是一些“古怪的床”、“侦探小说《百劳特斯基案》”、《陶列的冒险》、《孤独的别墅》等等之类的东西。难道这也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么？
作者不懂得什么是人民的艺术的本质。他热中于什么“人性”，什么“人生的真理”。他引用了普特甫金的一些词句，但却不能彻底解释它；他也引用了许多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话，却没有加以丝毫的批判——他怎么去批判呢？占据着作者的头脑的，正是一套资产阶级的艺术观。作者在他的《论述》中所以充满了许多矛盾，正是因为他把一些革命的艺术理论和反动的艺术理论，生硬地加到一起，罗列起来罢了。
“艺术就是把人生的零散片断创造出某种整体的有意义的表达而已。”“……电影不仅讲故事，并且要寻根究底，发掘到故事的深奥之处，发掘人性，发掘动机。”“艺术家——诗人、画家、小说家、雕刻家、作曲家——一向都喜欢单独工作，不和人家也不需要和人家作密切的合作……”“除了苏联以外，世界上电影事业最发达的要算美国了。不过美国的电影全部是民营的……”等等，都说明了作者政治和艺术思想的肤浅和立场观点的错误。
这本书还有一种不良倾向，那就是在一些常见的一般读者都能懂的翻译名词后面不必要地注上英文，例如作者在提到普特甫金导演的《母亲》时，后面要写上个“Mother”，在《克伦斯基政府》后面，要注上“Kerensky Goverment”，究竟，这有什么必要呢？
我们应该反对这本散布错误艺术思想的书，也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著作态度和轻率的出版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