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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
夏衍
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以及接着展开了的关于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对于新从欧洲回国的我，起了“大喝一声”的作用。这是响亮的警钟，使我从长期的自由主义倾向和事务主义的作风中警觉过来，发觉了自己不仅对“武训传”电影应负相当的责任，而且对两年多来上海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的不少的错误和缺点也应当负重要的责任。我能够得到党的帮助，在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中，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获得改正的机会，这是我应当庆幸的。
《武训传》电影将武训这样一个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反动的奴才，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来描写、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种对于我国封建社会中黑暗、卑鄙、丑恶的形象的歌颂，和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污蔑，无疑地是反人民、反爱国主义的。这部影片，竭力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宣传用改良主义代替革命，宣传用“个人奋斗”代替群众斗争，宣传用卑鄙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这样一部反动的电影，是在上海摄制的，是在上海首先放映的，是在上海报章杂志上首先连篇累牍地加以歌颂和赞扬的。而且，就从“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直至现在，上海文化艺术界对于它的批判还是不深刻的，我们对于这一批判还是缺乏明确坚定的方针的。——对于这些错误和缺点，我应当负责来进行认真的检讨。因为，首先，上海解放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而上海文化艺术界缺乏正确的、严肃的思想领导，我们没有认真地展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文化艺术方针的学习，并用无产阶级思想来领导上海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自我改造，使得上海广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够从共产主义和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吸取无穷的力量，防止与克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反动宣传的产生。其次，在“武训传”的摄制过程中，甚至当我们知道孙瑜准备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时，我们也没有严肃地、坚决地用马列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认识与处理这个问题，因此也就没有能坚持共产党人所应有的原则性，劝止他摄制这种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作品。再次，当“武训传”摄制完成以后，我们依然没有能够充分认识与指出它思想上的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相反地，对于电影“武训传”及其歌颂者采取了自由主义的熟视无睹的态度，完全没有考虑到如何批判这种反动宣传的问题。这样，我们实际上就容忍了这种反动甚至承认了这种反动宣传的“正当”，助长了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思想混乱。而且，由于我们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使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逐渐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麻痹了我们的某些同志，使他们在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前面，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批判能力。因此，《武训传》电影创作者和歌颂者所暴露出来的错误，不仅唤起了我们，使我们懂得有加强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宣传展开坚决严格的批判的必要，有加强对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严正的批判与教育的必要，而且唤起了我们，使我们懂得，必须对于两年多来上海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上的思想领导，作一次深入的检查，必须在上海革命文化艺术的领导工作中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
从《武训传》的教训中，暴露了上海革命文艺界和我自己工作中的哪一些问题呢？
首先，暴露了我们的思想工作薄弱的严重程度，暴露了我们不能坚决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不善于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对一切不利于人民事业、有害于革命的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上海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宣传侵蚀的地方，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长期间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方。同时，从长期反动统治下面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又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上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这种情况正如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所说：“人们被历史的两种力量（小市民的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牵引着，而明显地正在动摇。”“在作家之间，还没有唤起读者对过去憎恨的强大的力量。”高尔基指出人民力量迅速发展过程在文学上反映得非常微弱，他说：“这种微弱的原因，在我看来，是文学的注意力还放在正在死亡的东西上，而没有放在正在生长的和活动的东西上。”一个死去了的时代的腐烂丑恶的人物——武训，在解放后的今天，还会得到文艺工作者的这样的注意和喜爱，《武训传》影片在放映的时候还会得到这么多的盲目歌颂，这样一部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片甚至会使“号称学得了马列主义”的文化艺术工作干部失却了批判的能力，这就说明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已经死去和正在死亡的旧的东西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旧的思想文化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大的影响。高尔基说：“为了充分显示出并且理解到那种带着过去毒害的罪恶的污秽，就必须使我们从现在已经达到的高度来观察过去的能力发达起来。”如何才能使这种能力发达起来呢？从上海革命文艺界的领导方面，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方面来说：就必须经常地、有计划地、系统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来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来批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来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严肃性、原则性，并把广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文化艺术工作者团结、教育与引导到无产阶级方面。《武训传》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今天中国的文化艺术阵线固然是统一战线的（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倾向），但是，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领导的力量，并且必须不允许任何反对人民民主的思想和倾向进行破坏人民民主的活动。如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所说，当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坚决地、勇敢地、有力地迎接新的斗争。这就是说，我们思想领导的责任，不仅需要粉碎和肃清敌人的思想，而且需要用人民民主革命的思想来批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特别是要对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要彻底地加以揭露。可是，两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做得非常不够，我们对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在上海文艺工作中，除出《武训传》之外，还产生了许多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来描写工农兵的作品，应该说和我们的这种立场不明确，憎爱不分明，没有给上海文艺工作者以正确的思想上的帮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其次，这种思想工作薄弱的毛病，是和我们上海革命文艺界中多年存留着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庸俗习气分不开的。在文艺工作中的这种自由主义作风和庸俗习气，在这次《武训传》的摄制放映过程中暴露得异常清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描写的，我们“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或者“明知不对，也不发生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与亲热，或轻描淡写的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存一团和气。”在我们的工作中，正确的原则的关系常常没有建立，严肃的思想斗争常常被庸俗化了。我们对《武训传》的摄制及其放映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典型！事实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不作正当的思想斗争，而主张无原则的“和平”和“照顾”；不坚持文化艺术工作中的党性原则，而代之以“个人友谊”的宽容，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这种自由主义不仅损人害己，而且必然在我们文艺工作和革命的文艺团体中间，造成一种腐朽庸俗的风气，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武训传》的教训对我们是深刻的，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引为殷鉴的。
再次，我们工作中的这许多毛病，又是和我们的严重的事务主义作风分不开的。我们天天忙碌于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被动地处理和解决着许多枝节问题，用腿用口的时间太多，用脑的时间太少，日复一日，我们就深深地陷进了琐屑的事务中间而失却了共产党人所应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敏感。我们的确很忙，但这是黑夜在丛林中乱摸乱碰的忙法，走了一夜，辛苦是辛苦了，可是睁开眼来一看，仍是没有前进。显然的，事务主义的作风，就是否定思想工作的作风。要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就必须跳出琐屑的事务圈子，力求掌握思想原则，加强思想工作。
我们在《武训传》问题上面所犯的错误表示了我们的党性不强。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四年就指出了电影乃是对群众宣传的最伟大的工具，所以“必须把它掌握在党的手里成为共产主义教育与鼓动的有力工具”。一九二八年全苏联电影会议的决议说得十分明确：人民的电影乃是“工人们加深阶级觉悟的最有力的武器，应该成为居民中各非无产者阶层的政治改善的最有力的武器。电影决不是用来适应非无产者社会阶层的思想意识的，它应该用它特有的动人形式，对居民里小资产阶级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与作用，以便在政治上改造一切非无产阶层。”对于这样一个对广大人民思想具有巨大影响的文化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有力的领导，不能不说是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缺乏高度的责任心。
值得指出的，上面所指出的这许多错误和缺点，在上海近三个月的《武训传》批判过程中，也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完全的纠正和克服。甚至就是对于《武训传》的讨论批判工作本身，依然多少存在这种错误和缺点。我们对于这一场讨论批判的重要性，开始时是估计得很不够的，认识也是不深刻的，在这一工作中表现了不少的消极应付的情绪。我们对于《人民日报》为这个问题所写的社论和上海市委为这个问题所发的指示，缺乏钻研的精神；对于批判讨论中所发生的情况，缺乏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批判讨论的方针就显得软弱无力、不明确。我们既缺乏严格认真的自我批评，又缺乏严肃有力的对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思想工作的薄弱、自由主义庸俗习气的浓厚、事务主义的纠缠……至今仍是上海革命文化教育工作前进的障碍。
从上述的检讨，我们就可以发见上海文化艺术工作中的一个基本性质的缺点，这就是我们不能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路线，不能把这个正确的路线在上海具体应用，制定出一个动员上海文化艺术工作者全力以赴的、为城市人民大众——首先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明确的工作方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人及其家属几占这个城市总人口的半数，上海是有工人革命斗争光辉传统的地方，上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长期反动统治下也曾进行了不挠的迂回曲折的斗争。可是解放两年后的今天，在我们文化艺术工作中，面向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代表工人阶级的思想，依然是非常不明确的。我们也曾进行了组织作家下厂的工作，我们也在文联组织了工人创作委员会，我们也在工人区域建立了工人剧场，但是我们都把这些工作和其他次要的、事务性的工作等量齐观，而并没有成为我们工作中的总的基本性质的方向。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上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经过曲折的方法，从黑暗中透出一点火花，就可以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与拥护，可是在今天，不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不去描写那些轰轰烈烈的、可泣可歌的新的英雄形象，进步了的群众就会不满和厌弃了。由于我们没有明确地规定今天文艺工作的新的任务，由于我们没有坚持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由于我们没有将为工人阶级服务、发展工人文艺作为我们文化艺术工作的主要任务，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被“居民中的非无产者社会阶层”缠住手足，忙碌于一些可做可不做的、乃至完全可以不做的琐屑事务，而不能集中力量去做好“非做不可”的工作。上海文化艺术工作，由于缺乏思想领导，由于犯了自由主义的毛病，所以形式上虽然轰轰烈烈，实际上的成绩距离人民的要求却很远。
为了使上海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向前提高一步，使其真正能够为这个工业城市中的劳动人民——首先为工人群众服务、为生产服务，使其能够有效地粉碎与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反动思想，使其能够有力地批判与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使得广大的上海革命文艺工作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更好的思想武器，胜利地参加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斗争，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根据《武训传》讨论批判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从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坚决克服文化艺术工作中严重的自由主义和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我们应当站稳人民群众的立场，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影响，严肃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及其他各种不利于人民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使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紧紧掌握现实，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一切作品真正成为反映现实表现群众以及指导将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就必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和政策，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的现实生活，深刻体会他们的思想情绪。没有这样的决心和努力，是不能真正创造出好的作品来的。
我们相信：上海革命文艺界经过这场伟大的思想斗争，一定能够解决许多长期遗留下来没有能解决的问题，经过这种重要的教育，将使上海革命文化艺术界的思想领导大为加强，并将使我们更能以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共产主义的乐观精神，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使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更好地为伟大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与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不正确的与错误的思想意识坚决地斗争，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获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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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读“爱国诗人杜甫传”
杨刚
冯至著，连载于“新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一期至第十二期
中国是一个有伟大文化传统和丰富艺术遗产的国家。但是，不管是在诗歌、小说、戏曲、绘画、雕刻等等方面曾经有过多少光辉灿烂的作品，不管在这些方面曾经站立着一些怎样光芒万丈的人物，我们对于这些人物的历史却很少认识。旧中国的文化史上没有留下一本像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传记让我们容易了解这些伟人是在怎样艰苦困难的客观条件之下，为祖国为人民放射中华民族的永不消褪的光芒。封建统治者所讲求的不是文化，而是供奉；不是创造，而是享受。这是创作家的生活被淹灭的主要原因。其次，在旧中国，科学思想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发展，使中国的传记研究跟中国的文化史一样，不能开展，往往流于捃拾故事，编凑印象的半真半假之途。这也是中国作家传记之学不振的一个原因。至于这些所谓传记，其立言的观点，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好恶为褒贬就更不必说了。
冯至先生在《新观察》第二卷发表的《爱国诗人杜甫传》，虽然还不能说是最详尽的最理想的，却应该说是已有的中国作家传记中的第一本好书。它首先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科学的方法从诗人自己的诗篇中，从杜甫同时代人的著作之中，从片断的，杂乱的记载之中，寻找线索，缜密研究而产生的结果。关于杜甫一生的经历，从孤苦的出生起，到凄凉的死亡止，没有一事不是有凭有据的。他所有的诗篇反映了何种时代事件，反映了他自己何种思想感情都被冯至先生用精细的研究弄得清清楚楚。没读“爱国诗人杜甫传”的人一般都不容易知道杜甫晚年漂流，无家可归，只能在水上船中度去他最后一年多老病穷困的生活。他们不会知道封建统治阶级对待我们最伟大的诗人是何等的残酷。并且由于对诗人的轻蔑和忽视，统治阶级的有些记载竟把他的死说成是由于在耒阳吃牛肉白酒胀死的。这种诬蔑使后人对杜甫发生了一些不适当的看法。冯至根据杜甫的诗，元稹的墓志以及杜甫子孙的记载，最后断定杜甫是在公历七七○年冬天病死于那条载着他漂流了一年多的小船上，地点是湘江下游而不是耒阳。这样千多年来关于杜甫的死的争论是解决了。
关于他的创作方面，这本传记告诉我们《兵车行》是杜甫第一首替人民说话的诗。它说：“随着《兵车行》的出现，他的诗的国土扩大了，里边出现了唐代被剥削，被驱使得像鸡犬一样的人民。”从此，我们知道杜甫这个出身于所谓“世代簪缨”之家的封建阶级的子弟并不是单纯凭着他的好心和天才来为人民歌唱的。他像一般富贵子弟一样，裘马遨游过了半生。直到困于长安十年，感受饥寒和屈辱，现实生活教育了他，他才睁开眼睛，看见了人民。人民的苦难才变成了他诗歌的源泉。因此，长安十年的生活对于杜甫的创作生活是一个关键。
冯至先生所作的这本传记，不但是把杜甫这个人物的一生下了科学的定论，并且经由对杜甫诗歌的研究，绘出了历史时代的血肉。当时社会的面貌，人民的苦难；当时的文武人物如房琯严武等；当时各种规模的国内战争包括军阀战争，甚至当时的舞蹈，音乐，绘画都有生动的，有时是详细的叙述，这使我们能够看到新旧唐书所忽略了的许多东西。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之一就能够生动活泼像一幅图画似地展开在我们面前，成为人民的记录。作者的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不但是为传记写作开辟了新路，甚至对于中国史学界从人民的立场来研究和判断历史，都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方法，打开了他们研究范围的疆界。就是在古代历史的钻研方面，人们也能够适用毛主席关于必须作调查研究的指示，广泛的从诗歌，小说，故事，笔记绘画等等当时人物所言所行的材料中去发现历史的脚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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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所留下来的诗有一千三四百首，其主题范围非常之广，它触及到历史社会，军事政治，国家个人，人物艺术，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他是中国诗人之中主题内容最丰富的一个。如冯先生所指出的，杜甫诗在内容上的特点，就是紧紧地围绕着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除了冯先生所特别着重推荐的“三吏”“三别”“北征”等直接写人民生活的诗篇之外，就是他的一些抒写个人，借古人以况自己的诗篇如《谒先主庙》，如咏怀古迹中关于庾信的诗，也都是从忧国忧民，痛惜自己于时无补的感情出发，而远不是一种琐细卑微的自我陶醉。这种爱国家爱人民的热情贯穿他的一生，冯至所引证的他的许多诗篇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冯先生所不大赞成的“八哀诗”，“诸将”，甚至连从头至尾都是音乐，而且运用了许多象征性词藻的“秋兴”八首，也莫不充溢着现实的内容。只消一读“秋兴”第六首，就可以充分领会：
瞿塘峡口曲江头 万里风烟接素秋
花萼夹城通御气 芙蓉小苑入边愁
珠帘绣柱围黄鹄 锦缆牙樯起白鸥
回首可怜歌舞地 秦中自古帝王州
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诗人写过一些控诉和讽喻他们的时代的诗，但是直接讽刺皇帝像杜甫这一首诗以及这本传记中所引用过的其他几首诗所表现的，都是不多。他一贯地从爱国家爱人民出发的现实主义使他不能不看到国家和人民的灾难的主要负责者就是那些皇帝们。即使他从儒家教育得来的所谓忠厚爱君之道也不能使他对这些统治者不说话。
尽管杜甫的诗包罗万象，艺术迷人，“爱国诗人杜甫传”却抓紧了杜甫的主要精神，主要关键之所在，肯定诗人的爱国主义及其对人民的热爱。作者的这个论断对于诗人是充分恰当，对于我们分析和了解历史上的人物方面，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对于如何接受文学遗产，特别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这里有了一个初步的尝试。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除了少数人而外，几几乎全是和封建统治阶级有血肉渊源，其思想内容大致不出儒道两家的范围，有的杂些佛教思想。他们或多或少都需要为统治王朝服务以求生活下去。这是他们属于剥削阶级阵营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不接触人民的痛苦，接触了就不能不发生思想和感情。同时，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不能不受统治王朝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一面是剥削者，一面又是被剥削者。这种矛盾常常表现为他们的诗的两面性，一面是急于求进身做官的欲望，另一面是对现实的痛苦与不合理的深沉感触，有的发为控诉，多数则采取了逃避态度。杜甫也是有这样的两面性的。冯至在这本著作里正当地指出了杜甫的诗里所包涵的两面性，但同时根据诗中主要的，一贯的关心人民痛苦与国家灾难的一方面，肯定他是爱国家爱人民的伟大诗人。这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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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一点缺点，是对杜甫在中国诗的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太少。这个爱国家爱人民的大诗人在中国诗的传统里面究竟占了怎样一个地位，起着怎样一种作用呢？他在我们的诗传统中继承了一些什么，发挥了一些什么呢？由于篇幅的限制，或是其他原因，可能作者是有意把它放下来了的。但是从研究和了解杜甫研究和了解中国诗史的需要来说，我们即不能不希望本书的作者和其他作者来弥补这个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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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尊敬革命烈士的母亲
新华社记者 沈琮
在光辉的南昌城里住着一位被人民所尊敬的母亲，她是中国老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者之一——方志敏烈士的母亲方老太太。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到达南昌后，谢觉哉团长、郑绍文、李步新副团长、阎宝航副秘书长等，偕同江西省人民政府邵式平主席、方志纯副主席和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杨尚奎等于本月十二日前去访问了她。谢团长亲手替她挂上了镌有毛主席肖像的纪念章。
方老太太原来是不住在这里的。在解放以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和江西省人民政府邵式平主席把她从弋阳的故乡接来南昌。人们像尊敬自己的母亲一样尊敬方老太太。人民解放军某师的方师长，在一九四九年夏进军赣东北解放了弋阳地区之后，就去接方老太太到师部来吃饭看戏。方师长对她说：“我也姓方，你就是我的母亲。”
在解放前被国民党匪帮残酷迫害的岁月里，人民始终尊敬和爱护着方老太太。反“围剿”中和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以后，方老太太和其他老根据地人民转移到深山中。红军和红色游击队在作战中缴获了粮食之后，必定分一部分给他们。以后他们下了山，红色游击队还不断去接济他们。国民党匪帮对方老太太监视非常严密，但是敌人终究无法隔绝人民群众和方老太太的紧密联系。老根据地人民想出种种方法接济方老太太。她的一位外甥许祝旺就通过一个理发匠给方老太太前后送去七担谷。方老太太的住房被匪帮烧毁了十三次，每次被烧毁后，都在群众帮助下重建起来。就这样，人民和方老太太一起坚持到解放。
方老太太到南昌以后，依然过着朴素节俭的生活。她自己种着一点辣椒、南瓜等蔬菜，还喂着几只母鸡。方老太太不识字，可是她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时常请人家读报。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她更是关心着战局的发展。她说：“可不能再让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
谢觉哉团长去访问她的时候，一见面就祝颂她老人家的健康；方老太太并将应邀到北京去见见自己热爱的领袖——毛主席。（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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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山东沂水专区干部学习党史有收获
山东省沂水专区干部经过一个月的党史学习，思想水平显著提高。该专区在七月初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通知，规定以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与陈伯达同志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两篇文章为主进行学习。区乡干部则以薄一波同志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为主要学习文件。
经过学习以后，干部们都初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同时也认识了革命就是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从而认识到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农民或知识分子领导的错误认识，也在学习中得到了纠正。
对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真理，干部们也有了比较深切的体会，从而更感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
在学习中，一般同志都联系了实际。有的同志检讨说：“今天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咱还以功臣自居、闹地位、闹个人享受，回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革命先烈。”
但在学习中，有些单位抓的不紧，没有很好进行组织工作，致使学习陷于自流。有的县级领导干部，甚至没有认识到党史学习的重要，连学习时间也不予保证。区乡干部的学习一般是最差的，领导同志没有及时进行检查和辅导。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销数达二十五万余册
胡乔木同志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学习党史的一本重要著作。该书在七月初出版后，据人民出版社统计：截至七月底止，全国各地人民出版社已印行了十二版，总印数达二五一、五○○册。
（各地机关、团体、出版社根据报纸上翻印的数字，还没有列入此项统计）。
时代出版社庆祝建社十周年
时代出版社为庆祝该社建社及《时代》杂志创刊十周年并为该社改为我国公营企业，特于二十日晚在该社上海分社举行酒会，招待华东区及上海市文化、新闻、出版界。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潘汉年、总干事夏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苏联驻沪代理总领事维里夏金，塔斯社驻华总分社副社长边缅诺夫等百余人前往祝贺。按：时代出版社成立于一九四一年，由苏联友人在上海创办。十年来曾出版中文《时代》杂志、《时代日报》、《苏联文艺》、《苏联医学》、俄文《时代》杂志、英文《每日战讯》等刊物和中、俄、英、德、日文书籍三百六十五种，共发行二百十八万册以上。这些书刊在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与苏联文艺作品等方面有很大成绩。（新华社）
全国医务工会通知各地医务工会 动员职工参加国防卫生建设工
作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七月十九日所颁布的关于充实国防建设中的卫生人员的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医务工会工作委员会于本月十一日向各地医务工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医务工会领导基层组织积极进行组织动员职工参加国防卫生建设工作。并要求各级医务工会在进行组织动员中注意提高职工对加强国防卫生建设的认识；结合检查爱国公约，领导职工对政务院的决定进行漫谈及讨论，使爱国公约变为实际行动；向职工家属进行解释、教育，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做好家属工作；在组织动员中及时克服困难，纠正偏向，打破顾虑。
天津市周叔韬副市长 捐献自藏永乐大典两卷
天津市周叔韬副市长继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捐献永乐大典二十一册之后，将自藏永乐大典卷七六○二至七六○三共二卷一册捐献政府。并已于本月二十二日移送北京图书馆，即将在该馆永乐大典展览会展出。原书引用“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淳祐临安志”、“杭州府志”等书，均极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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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冰排搏斗的英雄
——志愿军某部工兵班保护桥梁的故事
侯逸民 洪波作
（十六）天气虽然黑下来了，但是更多的战士又继续不断地跳上木筏，和冰块搏斗。他们继承着王世荣同志英勇牺牲的精神，不顾寒冷，忘记了疲困，为完成艰巨的事业而斗争。此时，爆炸声、冰块的破裂声，震荡着两岸。在战士们的勇敢和智慧面前，大自然的力量显得更其渺小了。
（十七）最后，工兵战士们不仅保护了原来的大桥，并且还添了一座新桥。向前线运送给养的汽车、大车不断的在两座桥上滚滚前进。这是历史前进的车轮，是王世荣和其他共产党员带头推动前进的车轮，这是谁也阻止不住的车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