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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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燃料工业部部分直属厂矿
核定资金未形成群众性运动
有些干部竟认为清理资材已经“差不多了”
中央燃料工业部直属厂矿部分领导干部不重视核定资金工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因此,这个工作还停留在少数人做的阶段,还没有形成群众性的反浪费运动。电业和石油等单位虽召开了会议,并进行了整理、编号和登记卡片等准备工作,但都还只是由少数人来做的。天津电业局二厂在去年清理仓库时,为了发挥机器设备的效能,曾调出电机两部。但当这次清理资材时,有人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因此错误地认为:“又来清理了,机器又快调走了。”该局一厂员工害怕在清理资材时,把云母片等主要材料调走。有些技术人员认为:“核定资金是经理部门的工作,与我无关。”煤矿系统许多干部以为“早就清理、估价过了,再搞也不过是这个样子。”有些煤矿系统干部觉得生产任务很大,基本建设问题很多,因此没有功夫去领导和组织核定资金工作。所以,目前煤矿系统还没有展开这个工作。石景山发电厂开始进行这个工作时,也是认为已经清理资材三次了,已“差不多”了,不必再做了;但在这次清理时,发现过去的清理和估价都不准确;于是才组织干部学习核定资金的文件,扭转了“差不多”的思想。
上述现象,都说明了燃料工业系统中的有些干部还没有认识到核定资金的重要性,还没有把这工作当成是经营管理的转折点,因此就没有把这工作和群众性的反浪费斗争结合起来,为实行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
事实上,燃料工业系统中的浪费现象是很严重的。以一九五○年燃料工业系统的占有流动资金和全年生产总成本的比较来看,就可以发现流动资金浪费很大,全年只周转一次,有些厂矿还周转不到一次。造成周转率很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重视流动资金的使用,器材积压过多,设备利用率很低等。在各厂矿器材供应方面,毫无计划。用料部门往往不切实际地提出用料计划,而是希望“愈多愈好”。供应部门却不问材料是否合用,有了就抓。如淮南矿务局有一次提出的料单,超过了原有财务计划的十倍。玉门矿务局提出的一九五一年下半年的用料计划,竟超过了原有财务计划的八倍。淮南山东等矿务局一九五○年在上海订购水泵和高车时,占款很多,但未使用,因而许多单位应做的工程,由于资金积压在器材上边,以致现在因无款而停工,影响了国家建设计划的完成。
各厂矿机器设备的利用率是很不高的。没有充分发挥设备效能,甚至许多设备放在仓库里不用。如过去华东和华北等地煤矿有一千多部车床未很好组织起来生产。淮南有三千多盏矿灯未使用。山东有许多电动机也未利用。天津和石景山的发电厂有九个锅炉,约一百四十吨蒸发量,亦未被利用。这种对于生产能力的浪费现象是很严重的。
由于不重视资金的管理制度,贪污现象亦相当严重。如山东矿务局刘叙光贪污二亿元潜逃。大同刘家林贪污一百九十万元潜逃。峰峰矿务局预付商人坑木款一亿三千万元,焦作矿务局预付商人坑木款四千万元,均无法收回。石油局西北运销公司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偷盗公物的现象。因之各厂矿在这次清理资材核定资金的时候,就必须展开反浪费的斗争,对于这些严重的浪费现象加以揭发。根据这些浪费现象,在全体职工中进行教育,提出今后如何改进操作方法和检修机器,使其发挥最大的效能,延长机器的寿命。如何节约原材料,并定出合理的定额标准。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全体职工群众认清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重要性;才能使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成为群众性的工作;才能正确地提出原材料合理使用的定额标准,和机器设备应有的合理配备;才能杜绝浪费,以可能的最少量的资金完成国家所给予的生产任务,打下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基础。
(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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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林业局存在单纯营利观点
使华北华东一些煤矿的坑木供应受到严重影响
湖南省林业局忽视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在供应华北、华东国营煤矿坑木的问题上,表现出严重的单纯营利观点和局部观点,使一些煤矿因得不到坑木的供应而将近停工。依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木材统一调拨计划,华北、华东各国营煤矿一九五一年需用的坑木,主要由江西及湖南两省供应。其中湖南省应供应百分之四十八点五七。但到目前为止,湖南省林业局尚未供应到合同规定交货任务的三分之一。主要原因是该局想在调拨木材中多得利润。关于这一点,除本报八月十九日已报道的一些材料之外,从下面的事实更可以证明:
根据该林业局与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所订的调拨木材合同,规定每立方公尺木材在粤汉铁路沿线交货,调拨价为四十二万元,这比该林业局在粤汉沿线各车站收购价最少已高出二十万元,如该局在粤汉沿线临湘、羊楼司、路口铺、云溪四处车站收购坑木每立方公尺价格为二十二万元,在邓家塘车站收购,每立方公尺为十四万三千二百五十元。在耒阳、栖凤渡等车站收购价格更低。这就是说,该局用低价收购农民的木材卖给国家,一转手之间,已赚到百分之百以上的厚利。但该局还不满足,还要在调拨价之外要求增加百分之十五的育林费。按育林费系砍伐国有林时,由砍伐机关(林业生产机关)上缴的费用,理应计算在成本以内,并应包括在调拨价格之内,不得向用材部门另行征收。因此,该局征收育林费是不合理的,实际是变象提高调拨价格。对燃料工业部征收育林费,实际上必然影响工业成本。关于育林费问题,燃料工业部曾呈请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追加,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已一再通知育林费已包括在调拨价格之内。但该局仍坚持如用材部门不缴育林费,则不发给木材出境证。自今年四月至目前为止,经数度交涉,结果还是开了欠款条子才发给出境证,育林费问题终于还是没有解决。
此外,在交货地点的问题上,该局为了达到再增加一些运费的目的,不给需材部门以运输上的便利。照理交货地点应在铁路沿线车站,至少应在耒水上游东江地方的大河边。这样,燃料工业部才有办法将木材运出。但该局借口合同上没有明确规定(按合同中规定二、三期应交坑木在“大河”边及湘桂、粤汉沿线各车站交货,未注明何处的大河边),竟将占二、三两季应交付的坑木总数三分之二的木材集中在离采伐地点很近而交通极不方便的河边。加以坑木材短,不能扎簰,一般应附于杉簰上,才能流放下来。该局掌握全部扎簰用的杉木长杆,有能力有办法负责扎簰。但该局并不这样作,把扎簰责任推到需材部门身上;并一再电催“再不点收,我们就不负责任”。实际上该局是想要需材部门再增加一些运费,才给运至交通方便的地点。由于以上原因,以致燃料工业部调拨的大批坑木现仍积存在湖南省境内,而一些国营煤矿的生产已因缺乏坑木而发生极大困难。湖南省林业局亟应对自己此种缺乏国家观念的营利观点与局部观点进行深刻检讨,并应立即在实际行动上加以纠正。
(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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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太原通讯

  “咱们鞋厂变样了!”
——记太原人民鞋厂民主改革前后
段涟
编者按:这篇通讯说明了实行民主改革的必要;同时也可以说明:华北地区各厂矿企业虽一般已进行过民主改革,但还不能说一切厂矿均已进行过,或均已进行得十分彻底。因此,凡是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或进行得不彻底的工矿企业,都应该好好地补这一课。
太原人民鞋厂民主改革胜利完成,工人生产情绪普遍提高。大家都说:“咱们鞋厂变样了。”这句话反映出工人们在工厂里真正当家作主了。太原解放已经两年多,为什么工人们到现在才说这句话呢?让我们回忆一下解放两年来的人民鞋厂吧:
民主改革前封建恶霸阻碍生产
该鞋厂在解放前,原来是属于阎锡山匪军军工生产系统的。解放后,该厂领导干部依靠工人阶级搞好企业的思想不明确,片面地以为实行民主改革,会“影响生产”。不加分析地以为:“团结一个技术人员顶得上十个工人”,因而该厂对那些过去骑在工人头上残酷迫害工人的封建恶霸和特务郭承铎、孟宗舜、郑锦章等没有适当地加以处理,这些坏分子竟然原封不动地当了该厂的科长、主任等要职,领导干部竟被他们的“请客”“送礼”等封建方式所包围。该厂有些觉悟了的工人虽曾数次提出要处理这些坏分子的意见,但终于被原任该厂厂长刘英拒绝。郭承铎等暗地拉拢落后职员,和过去一贯欺压工人的狗腿子曲计荣、郭振文等,控制了职工代表会和工会委员会。因此该厂工会十一个委员中就有九个有政治问题的。去年郭承铎等曾阴谋以“不失业”为名,强迫工人代表签名盖章,利用职工代表会名义,发动“请愿”和“罢工”,破坏生产,使得正在进行着的×万双布鞋的紧急任务,没有按时完成。当去年九月份该厂制做某军区×万×千双军皮鞋的时候,这些坏分子又阴谋以“工资少”“料不好”等名义,鼓动工人要求过高的工资,使得这批鞋子没有做好,浪费了两千多斤皮子。当时有些工人为了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曾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但因为这些坏分子的阻挠,没有被领导上采纳。平时这些坏分子更打击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和党员、团员。该厂派职工到石家庄学习先进经验时,坏分子曲计荣说:“他们不过到石家庄吃几天闲饭。”这些坏分子压在工人头上,造成了职工不团结和工人之间不团结的现象。工人们说:“天还是人家的(指封建势力),提意见也不顶事。”“太原解放了,咱们鞋厂天还没亮。”
向封建势力作斗争
今年七月中旬,该厂根据群众要求,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由于过去该厂领导干部不重视工人意见,因此在民主改革运动开始时,大家总怕“提意见不顶事”。坏分子就钻了这个空子,到处散布空气说:“大家不要提意见了,提了也是白提。”该厂领导干部初步了解了这个情况,就反复地说明民主改革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通过职工中的积极分子,启发大家检举和控诉特务恶霸。工友张振华、胡根喜等痛恨地控诉了群众最痛恨的封建恶霸郭承铎在解放前迫害他们的罪恶,这样便激发了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一些没有直接受害的工人,也积极起来参加这个运动。大家一致要求把封建恶霸郭承铎送交政府法办。领导方面及时地给工人群众撑腰,答应了大家的合理要求。工友雷子林高兴地说:“今天比过年都高兴,咱们可真解放啦!”陈瑞虎说:“现在才出了这口气,工人真是翻身了!”当时有些坏分子还阴谋离间工人群众,但终于被工人们揭穿了。在这个群众性的控诉恶霸的基础上,该厂又进一步地整顿队伍,分清敌我界线,使工友们掌握了“分别对待”的方针,继续控诉和检举了孟宗舜、郑锦章以及反革命特务周其昌的罪恶事实。经过工友们民主讨论,将这些家伙送政府法办。对于其他封建狗腿子和罪恶不大的坏分子,也分别给予管制,调职和降级等处分。通过这个民主改革运动,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过去绱鞋等车间因为有“同乡”宗派小集体,没有订好爱国公约。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工人们批判了这些错误。有的工人说:“坏分子郭振文到是咱同乡,可是在阎匪‘三自传训’时,他打的偏是咱们同乡。”工人们知道了从阶级上分析问题,体会到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才能搞好生产。职工关系也初步地得到改善。工友田恒泰说:“现在和职员说话,也不觉着蹩扭了。”
民主改革完成,生产效率激增
经过民主改革,封建势力被打垮,该厂充满了新的气象。从最近该厂生产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工人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生产的伟大力量。在民主改革进行到火热的时候,该厂接受了七千多双皮鞋的紧急任务。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技工少,工徒多。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就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但在讨论这次任务时,工人们积极地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大家认为“师傅做难的部分,徒弟做容易部分,就可以解决技工少徒工多的困难”。但在做的过程中,又发现质量不好的现象,大家又自觉地讨论和纠正了这个缺点。去年该厂做某军区订做的鞋子的时候,也曾经召集过几次会议,但因坏分子控制,没有达到克服困难的目的。今年原料和去年一样,工友们不但没有像去年那样说“原料不好”,而且还节省了价值六百多斤皮子的材料费,按时完成了任务,没有一双鞋不合规格。各车间生产也普遍提高,机器组的生产效率比民主改革前提高了两倍。钉底车间比民主改革前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现在各小组订了爱国公约,工友们都参加了时事政治学习,积极展开增产捐献运动。工友们说得好:“咱们鞋厂变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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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人民资财来处不易 不能容许随便浪费
——对于修建工程和仓库保管工作上发生巨大浪费的意见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登载了不少关于仓库所存物资失盗、霉烂,以及修建工程上的庞大损失和浪费的报道,我感到这样无情揭发与批判是十分正确的,今后应该再加强;而且应引起广大工农群众的批评,造成舆论。过去只是领导上的行政处理,或编者加按语批评(这是非常对的),但缺乏发动与吸取广大工农的批评意见,因而有些受批评的人在思想上接受不了,甚而有些人虽在报纸上公开做了检讨,思想上接受的程度如何,还是问题,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报纸上不断揭发、批判、检讨、处理,但发生这类事情的却似乎仍然不少。一点物品,一粒粮食,不知费了多少人的心血,特别是工农劳动群众,和为保卫祖国的前方指战员,他们是多么艰苦!在目前祖国财政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待遇是多么低微!工人为生产一点物品,流了多少汗,绞了多少脑汁。农民为了一粒粮食的生产更是艰难。如我们这里最近发生了蚂蚱吃庄禾(不是蝗虫,是一种小草蚂蚱),县区干部和广大群众,不顾炎日,早起晚睡,为了抢救二十亩燕麦(按此处地瘦,顶多打三市石),七百余人连打两天,还只救下不到一半的收成,为此事晒病的人有四、五个,而且每日还有少数蚂蚱再吃(这只是千万亩被咬庄禾内的一部分)。又如不少县区党政机关房屋破烂不堪,下雨即漏,甚而一个区,包括党委、政府、人民团体、人民武装,三十多个干部只有五间小破窑洞居住(像我县第五区)。报领一点修建费很难;但这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是诚意忍受的。而不少建设工程和仓库,因设计不周,保管不注意,一损失就是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之巨,他们还不应该受到批评么?依我说,受到严厉的国法制裁也是非常应该的!下边干部和群众对他们这种玩忽国家财政的行为,意见早就满肚子了,就是写不来,或说不圆满,而往往拖拉过去了。我曾听到不少人,在开会前后休息闲谈时,发出这样不满的议论。
察哈尔省右玉县人民政府 孟祥营
皖南宣城专区各地
任意抽调师生突击中心工作 严重地影响了学校教学进程编辑同志:
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大力纠正学校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消息。我看后深深感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
据我了解,在皖南宣城专区,学校教育中的混乱现象很严重,经常发生抽调教师、学生突击中心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如宣城县水东镇去年为了庆祝春节,抽调水东镇完全小学四个教师赶排了半个多月的戏。教师们排戏每晚排到天亮,白天起不来,致使学校陷于半停顿状态。去年秋征时,区里要该校师生以秧歌鼓号迎送集体交粮的农民。结果学生在上课时都带着鼓号,有的甚至还化了装。当负责了望的学生报告说大路上有送粮人来时,大家马上跑出来,吹打起鼓号,扭起秧歌来迎送。一批又一批的,每天要接送十几批。整个秋征期间,学校就如此配合,过多地耽误学生的学习时间。
此外,各地区政府在秋征等工作中需要造册子时,就照例下条子命令所有的小学教师集合到区、村政府赶造册子,至于学校还上不上课?根本无人过问。教师要有意见,村里就以不给筹粮食,不支借学校经费来要挟。因此,绝大部分地区的村小学教师事实上已兼了文书的职务。有的县领导上也姑息这种恶劣作风,认为:“中心工作重要,学校办垮了不要紧。”这是一种忽视长期建设,轻视学校教育工作的思想,应该立即纠正。
皖南宣城专署文教科 吴运兴
苏北高邮县某些小学课外活动妨碍正课学习
该县文教科已经注意纠正
苏北高邮县城区各小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儿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有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有些学校没有把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到教学中去,而单纯发动儿童参加运动,以致妨碍了儿童的正课学习。现在高邮县文教科已经注意纠正这个偏向。
捐献运动在高邮县展开后,滨湖小学不是通过捐献运动向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却单纯地动员儿童上街贩卖烧饼油条,来“增产”捐献。又如城北小学老师单纯追求捐献数字,向儿童强调地说:“谁捐献得多,谁光荣。”因此某小学生就把每天吃早饭的钱也省下来捐献。又如城中小学要小学生敲砖头(修路用的)赚钱来捐献。这种做法不从儿童实际情况出发,也不符合增产捐献的原则。收效既不大,且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和健康。此外,还有一些机关团体,任意发动儿童参加不必要的工作,更严重地影响儿童的学习。如城中小学的奏乐队,有二十多个儿童参加。高邮县很多较大的会议开会时,都要邀这个奏乐队来演奏。有时儿童正在上课,得到通知,就立刻出动;有时他们一天出来演奏好几次,甚至要到半夜才回家。因此,本学期参加奏乐队的儿童,功课都赶不上一般儿童,带乐队的教师,也不能很好按照他的教学计划进行。儿童和教师的健康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我认为,对儿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最主要的应该提高他们学习的热情,使他们认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如上所述则是一种严重偏向。我想这种偏向,虽然在高邮已引起注意,并逐渐在克服着,但在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因此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发表,以引起大家注意。
朱斌
蚌埠工人医院玩忽人命 使工人因治疗延误而死
有关机关对此应即严正处理编辑同志:
蚌埠市工人医院某些医生工作不负责任,玩忽工人生命,造成工人孟宪章因治疗延误而死亡的事件。
七月十三日中午,中国搬运工会蚌埠市委员会第三分会第十分队长孟宪章在扛运麻袋时不慎滑倒,头部受伤。经卫生事务所医师检查后,认为“头椎脱血或破裂,有内出血可能,四肢麻痹,运动神经障碍。”因伤势很重,急救后在下午一时二十五分就由工人吴长爱陪送市立工人医院医治。
到工人医院后,吴长爱挂了急诊号。但该院侯大夫(来信未写明名字——编者)竟以午睡为理由,不立即为孟宪章医治。十五分钟后,侯大夫出来了,不加详细检查,就向护送人吴长爱说:“没有关系,抬回家休养休养就好了。”吴长爱向他说明孟宪章伤势很重,要求住院。侯大夫先说是没有房间;吴长爱自己找到了房间,侯大夫又说是要介绍信。因为搬运工会及卫生事务所事先已用电话和院方洽商过,请医院先行医治,随后就送介绍信来办手续;吴长爱就向侯大夫说明情况,要求先让病者进病房。侯大夫勉强签了字;但该院总务却又坚持必须先办手续。结果,还是等办好住院手续后,病人才进入病房。但院方仍不急予治疗,说要等透视后,断定伤情,才能医治。一直拖到午后九时,院方才为病人透视,透视后仍不予诊疗,只说是“没有问题”。夜间十二点,孟宪章心中难过,吐痰不止。留院守护工人吴长爱找看护请大夫。值班医师张大夫(来信未写明名字——编者)正在睡觉,竟向看护说:“没有关系,给他喝点白开水就好了。”深夜二点多钟,病人病情更重。护士再去请大夫,大夫给了一小片药,说是用开水送下就好了。四点半光景,病人病情十分危险,呼吸迫促,体温四十一度。护士打了一针无效,又去请大夫。大夫仍说:“没关系,到天亮再说。”这样,到六点钟,孟宪章终因大夫不负责任、不给治疗而死亡。
中国搬运工会蚌埠市委员会已经把这件事报告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搬运工会已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及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处理这件事。为了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们要求有关领导机关检查蚌埠工人医院工作,并给侯、张两个大夫以严厉处分。
于克崎
编者按:蚌埠市工人医院某些工作人员工作不负责任、忽视工人生命,对工人孟宪章的重伤,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官僚主义态度,使孟宪章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这件事情不但说明了蚌埠工人医院的某些工作人员,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民医务工作者应有的最起码的品质;而且他们这种行为已经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们建议有关机关严正处理这件事,切实纠正这种不良作风,以避免今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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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店员工会武汉市委员会
对忽视推行爱国公约的检讨答复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八月八日读者来信专页刊出了洪世昌同志对我会领导上不重视普遍推行爱国公约的批评(按这项批评曾在武汉大刚报、北京工人日报发表过),我们认为这个批评很好,应当接受。从主观上来说,我们对订立爱国公约的具体办法是不够明确的,也未深入加以研究,这说明了我们对这一伟大的工作重视不够。但当时情况是:我们机关正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同时又忙于参加武汉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和准备召开本会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因此没有很好把各种工作结合起来,不仅是推行爱国公约没有做好,而且连增产捐献和生产竞赛也都没有深入检查。
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结合整个工作进行了检讨。在这次代表会上,我们已把抗美援朝工作列为本会的第一等重要任务,并有重点地深入下层进行了督促检查。
中国店员工会武汉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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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急于求成和游击作风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
——山西省纺织公司对晋南纺织厂建厂工作的检查报告
晋南纺织厂的建厂工作,无论在计划上施工上以及组织领导上均发生过许多错误。但由于组织领导不健全,从建厂至今没有作过系统的检查,以致意见纷纷,上下交相瞒怨。七月中旬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责成山西省纺织公司负责检查。该公司于七月二十六日正式召开有关建厂人员会议,比较系统地进行了检查。
一、筹备建厂的基本情况
一九五○年四月,该厂筹备委员会成立,投资小米三千七百万斤,以后又增为四千五百万斤。筹委会下分设建厂、采购、秘书、学习四组。经过勘查研究,决定利用新绛原大益成纱厂旧址恢复建设。建厂组当即下厂;采购组到上海定买机器;学习组相继下厂实习。筹委会本身实际只剩下秘书组,而且住在太原,距现厂相隔六百九十余华里。
筹委会委员大部均是兼职。实际在筹委会负责的只有一人。曾有一个时期这一个人也因公外出,筹委会成了空架子,对下级的请示无人批复。筹委会开会委员们多请代表出席,主任委员只有一次会议到场。
工业厅对筹委会的领导也是不够的,只委托行政处负责。而行政处本身因职权限制,也难以发挥全面的领导作用。
关于厂的规模,也很少明确指示,究系两万锭或一万锭,本年开布机或不开布机,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文字指示,一向阙如。
去年五月开始勘查厂址,曾要求一百天完成土木工程。后因准备不周,九月份才动工。但筹委会又提出十月五号以前完工,争取一九五一年二月份开工。上级要求迫切,下级忙于赶工,但直至现在还未能开工,其中许多复杂问题,事先都没有估计到。
今年二月,山西省纺织公司成立。晋南纺织厂划归公司领导,筹委会就无形解体了。这两个领导机关没有作过正式的交接,以致纺织公司对晋南纺织厂的问题了解不周,帮助不够。但基本建设工作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从上述情况来看,对晋南纺织厂的建厂任务,自上而下,存在着严重的急于求成思想与游击作风。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恐大都是基于这个根源的。
二、基本建设工作的具体检查
1、方针计划不够明确。
“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晋南纺织厂有没有工程设计呢?有的。计划也是有的。问题是计划从未肯定,设计脱离现实。譬如资金是决定了,生产规模究竟多大?现在如何设备?何时再行扩充?均缺乏明确规定。因生产规模的不肯定,设计工作也变更了数次。有的主张因陋就简恢复旧厂(该厂旧有工房宿舍等一千四百余间,但大部须整修)以先按一万锭纱布机为标准;有的则主张按将来发展两万锭纱布机建厂,至一九五○年七月才确定按两万锭的需要进行建厂。
2、设计简单,合同订得不妥。
方针计划决定后,就进行土木工程设计工作并订立合同。工程共分四大项:(1)盖锅炉顶一座。(2)补修厂房一百间新建九十八间。(3)新补仓库一百七十间。(4)新建宿舍五百间。其他工程由厂自理。
设计是找了几家公营建筑公司估工估料做出预算(勘查简单设计粗糙)谁家便宜,就包给谁家。经过审核,完全外包不如半包合算,所以与新大建筑公司订立合同。合同规定:厂方备料,新大监修。按工程总工数每工抽米一斤作为报酬费,节约有奖,浪费有罚。这种做法,产生了那些毛病呢?第一、费工愈多,报酬越大。这次会议检讨时,有的同志讲:“新大监修,好比是厂方请的,应该站在厂方,但许多事情却与厂对立。”合同订得不妥不能不是对立的原因之一。第二、合同规定新大监料。但施工中却买新大的料,以致买回的木料质量太差,也收用了,并有许多木料误了施工。第三、新大监修,新大代找工人包工,二百间布厂房子盖的七斜八歪,甚至不如旧的。第四、合同最大缺点是没规定保固年限。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1)认为都是公家,可靠。(2)新大比别家便宜。(3)认为“新大懂,咱不懂”,于是检查验收就不够认真,并曾委托新大买料预付款两亿余元,直至现在尚欠数千万元不能结案。
筹委会与新大公司订立合同后,建厂组的一部分同志是不满意的。所以新大的人下厂后,形成无人领导,造成了施工中的混乱状态。厂内土木工程师石秀山被用作材料收发员(因工程上有新大负责)。有时石秀山看到材料太坏提出意见,领导上也不理(错误的认为新大是上级派来的,放弃了厂的领导),反得罪了新大的人,造成新大公司人员与石秀山的深刻矛盾,几致打架。
我们的经验是:从事基本建设必须具有企业化思想,“不分你我”的“大公家思想”实质上是供给制的思想残余。事实证明,这种思想用到企业方面是有害的。
3、计划不周,施工不严,变化多端,浪费惊人。
一种工程的建设,应该是经过详细设计后再组织施工的。而且在施工之前,必须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才能做到有条不紊。工程计划是应该慎重决定的。但既经决定之后,最好以不改变为宜。如必须改变时,也应陈明理由,经上级批准再改。晋南纺织厂却没有完全这样做。四大工程决定后,施工中改变了不少。如厂房九十八间改为一百四十间,宿舍窑洞五百间改为五十间,增修瓦房九十四间等等。这些计划的改变,打乱了施工步骤与材料准备工作,产生了用而不备、备而不用、停工待料及大材小用等许多毛病,浪费了不少资金。
除此以外,能够利用的旧房屋也拆了不少。有些是厂里负责,有些是筹委会也不能辞其咎。如一百间旧厂房如果不拆,有五十万斤米可以修起;拆了新建,则需小米一百二十万斤。等于浪费资金米七十万斤。又拆了宿舍和办公室共八十三间,新盖了九十四间;新盖平均每间按八千斤米计,补修平均每间按四千斤米计,拆了八十三间房子,等于浪费资金米三十三万余斤。至于拆下来的旧料与新买物料,因管理不善,也浪费惊人。根据初步统计,查不出账的共合小米四十四万余斤。
因忙于赶工,冬季动土又返工的,计电机房顶与纱厂二百七十余间房顶重新揭瓦,四十间清花厂的洋灰地板重打,仅这几宗统计浪费资金三亿八千余万元。其他因设计不周而返工的也还有。
4、机器定货合同有缺点。
机器定货问题不大,但合同上有缺点。(1)定合同最好把安装天数包括进去,以免延误时间。(2)装箱应要求严格,以免损坏。(3)执行合同应严格,防止私商借故谋取额外利润。
机器的运输与保管,是很重要的组织工作。如该厂机器运到车站和厂内后,厂内对保管不够重视,致雨淋多日,受到损失。
机器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动力。要建一个工厂,首先应考虑到动力问题。我们对这一点是研究得不够的。从调拨、拆卸、绘图、检修、安装等一系列的重要工作,有些做的较好,有些做的很差。特别是对电力检修安装条件估计不足,愿望大,力量小,自以为是,主观主义,走了弯路背了工。
三、组织领导与建厂思想的检查
从整个基本建设工作来说,问题最严重的是土木工程。表现最突出的是浪费。浪费形成的原因,是组织不严,管理不善,计划不周,轻率从事,急于求成,和建大厂的思想。为了取得经验教训,须从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找寻根源。
1、组织领导方面
从上级领导上讲,对于建厂计划的指示与检查是不够的。这样一件复杂而严重的任务,由大部分委员是兼职的筹委会去领导,是不能胜任的。下了厂的建厂组,除一个干部是办过纱厂的以外,其余都是过去部队或机关商业生产出身的老干部。这些同志工作热情是高的,也长于打算;但对建厂这样一件工作,就感觉难以应付了。小账扣的紧,大账算不来。正如某些同志所说:“连盖个鸡窝的经验也是没有的。”
建厂的领导是缺乏核心的。建厂的正副组长意见不统一,分工不明确;或机械分工,各行其是,不善于在会议上把分歧的意见求得一致,也没有很好地组织群众。工会主席说:“基本建设计划,不只工人群众不知道,工会也不知道。”由于领导意见的不能统一,反映到制度上也是混乱的,并且是脱离群众的。如工资、旅费、房租、水电等津贴,一个厂实行数种办法,职工大为不满。
大家的意见,也可说是经验:(1)基本建设必须有专职机关领导,干部不可兼职,并且要依靠现场。(2)配备基本建设干部必须有领导骨干,并辅以专业人才。(3)领导干部必须紧密连系群众。基本建设任务与生产任务一样,必须将任务明确交代给群众,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4)必要的制度必须建立,除上级领导机关已颁行者外,须给现厂领导者以必要权力,免得事事请示、束足不前。
2、思想领导方面
我们认为,恢复旧厂的首要的指导原则,应该是:“能利用的必须利用,不能利用的不勉强利用。”故对旧建筑物的拆与不拆,须视其好坏程度而定;修与不修,须视其作用大小而定。如轻于拆旧盖新,则恢复就不如新建;如绝对不拆全修,也许不适合机器的安装。所以,第二个原则应该是:“生产部分可适当讲究,生活部分应适当将就。”第三个原则:应掌握经济核算制。因为恢复旧厂的资金是有限的,必须精打细算,分开缓急只能使资金有余,不能使资金不足。第四个原则:应该稳步前进,具有科学精神,不能光凭主观热情与愿望办事,不能有单纯的任务观点。
而晋南纺织厂的建厂思想上则存在以下几种问题:
第一、不从实际出发的建大厂思想,好大喜功,讲究“美观整齐”。如过多地不妥善地拆房子,就是这个思想在作怪。
第二、有单纯任务观点,轻率从事,急于求成。如揭瓦铺地,已临冬季,还要赶工,结果还是得返工。
第三、只从小处想省钱,但忽视了建厂计划的重要性。不是在总的计划上求节约(没有从几种情况上对比研究),而仅是在具体施工中想省钱(没有考虑变更施工对不对),结果是工人吃亏,厂方也受损失”。
为什么会产生以上思想呢?因为建厂干部大都来自部队与商业生产机关,对建设工厂是没经验的。个别懂得工业的干部建设工厂的经验也少。加上过去都是长期处在农村环境,游击习气与手工业作风比较严重,限制了思想方法的全面性。所以算大账较差,算小账精细;表现在作风上是亲自动手,勇于负责,但缺乏计划,盲目性很大。这可以说是辛辛苦苦地浪费了国家不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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