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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
雷海宗
十六世纪在欧洲历史上是所谓宗教改革的时代，在这个运动的激荡之下，罗马教内部产生了一个新的修会，称为耶稣会（Societas Jesu），罗马教最后能得不完全破裂或消灭，主要的是耶稣会活动的结果。近四百年的罗马教，可说是一个“耶稣会化”的罗马教，我们若要了解近代史上以及今日的罗马教，最好是从认识耶稣会入手。本文拟将耶稣会的产生及耶稣会的特性，作一简单的介绍。
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
在中古时代的欧洲，罗马教教会，特别是教会核心机构的教廷，乃是当时封建社会统治的一个最大与最高的统治机构与剥削机构。到了中古末期，公元一五○○年左右，也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夕，教会拥有西欧各国财富的三分之一，主要的为土地与房产。教会的首长，绝大部分都为王族或贵族大地主出身。就财权讲，就血缘关系讲，就社会地位讲，教皇主教，修院院长与一般的王公大人封建领主完全是一家人，有许多大的教士根本就兼为封建领主，最高的可以为帝王的直属诸侯。这一套，今日虽大部都已成了过去的陈迹，但我们无论是要了解现代的罗马教，或是要明了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发生，都必须认识这个封建时代的重大背景。
十六世纪初期爆发的所谓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宗教运动，或者不如说，是新兴资产阶级以宗教为名所发动的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革命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内部虽然复杂至极，大小的派别虽然是纷乱不堪，但有一点却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就是否认教皇与教廷。教皇与教廷不仅是封建统治机构的一部，并且是封建统治权的最高顶点，改革家既要推翻封建统治，其他方面虽然或多或少的可有商量的余地，只有教廷却必须打倒，否则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在一般改革家的心目中，教廷成了旧日一切的总象征，非彻底摈除不可。这种想法，也确是正确的；教廷的能否打倒，或是能削弱到如何的程度，是衡量宗教改革运动的成就的最好尺度。
宗教改革运动打击之下的罗马教的命运，就事论事，有两种可能。一、以教廷为核心的大一统教会可以根本消灭，分裂为许多大大小小而互无统属关系的独立教会。就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已经萌芽的民族主义来讲，这可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并且在十六世纪中期这种发展好似有具体化的趋势，当时不仅北欧已经等于全部丧失，连教廷对南欧的统治也摇摇欲坠，甚至意大利也呈显不稳之态。新的时代，眼看已经没有封建大一统教会的存身之地。二、另一种可能，就是教会内部有人出来、利用新时代中仍然存留的相当浓厚的封建残余基础，对教会内部加以整顿后，仍然保有资本主义势力发展较弱的南欧半壁江山。最后成为事实的，是这第二种可能。为教廷完成这一个恐怕是历史上最大的反动任务的，就是耶稣会。
西班牙——耶稣会的出生地
耶稣会是罗马教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大修会，组织这个修会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在当时的南欧，是最统一，最强大，而封建残余基础与传统宗教基础特别雄厚的一个国家。由这个国家出来一批人，发动所谓“反宗教改革运动”，即一般历史书上的“旧教改良运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西班牙在中古时代的欧洲，有它特殊的历史。在八世纪初期，西班牙的大部都被由非洲来的信回教的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一直到十五世纪晚期，前后将近八个世纪间的历史，都是以阿拉伯回教徒与西班牙基督教徒之间民族宗教的尖锐对立为主题。在宗教情绪本来浓厚的中世纪，宗教热狂与宗教口号就成了西班牙人“复士”斗争中的主要精神推动力。他们普通是在罗马教廷的同意，鼓励，协助，与“祝福”之下，以为正教作战的十字军为号召，而几百年来继续不断的向征服者作艰苦的斗争的。这一段长期斗争史，到一四九二年，就是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也即将近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时日，才告结束，八百年前的失土才全部恢复。这正是欧洲历史由中古转入近代的时候，也就是由封建时代开始转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都已萌芽，但此时尚无一国能把封建的基础全部动摇。国与国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专就资本主义讲，西班牙在西欧各国中可说是属于中间的类型，不上不下，可上可下，最后究竟是“上”或是“下”，那就要看其他的条件了。我们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西班牙最后所走的不是荷兰或英国的“上”路，而是奥地利或教皇国的“下”路，资本主义的原有条件不仅未予发扬，并且还受到摧残，以致西班牙在昙花一现的强盛之后，成了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落后国家。这种发展甚为复杂，但我们若要抓住一点说它是促成这种发展的主要力量，我们可以说那就是中古时代所遗留的“宗教包袱”。在其他方面，西班牙的封建残余都不特殊，惟一完全特殊的就是长期十字军战争所造成的宗教狂与正教狂，对于所谓惟一“圣而公”的罗马正教的忠诚，在一五○○年左右的欧洲各国中，只有西班牙还可说是不折不扣的，连意大利都远落于西班牙之后。所以在宗教改革运动在北欧爆发之后，意大利人虽未积极赞助，却也无人出来“护教”，无论封建贵族或一般人民，都表示漠不关心，只有西班牙很早的就出来一批人倡导为保卫正教而斗争。这就是“旧教改良”运动，而耶稣会的成立与活动是这个运动的主导力量。在这个运动的进展过程中，耶稣会一方面在全欧挽救了教廷，使罗马教不致完全消灭或整个分裂，一方面在西班牙保证了封建残余势力的稳定与再盛，也就是保证了西班牙在近代史上的落后命运与反动任务。
耶稣会的创立人——依纳爵·罗耀拉
西班牙内部的发展，不属于本文的范围，我们下面只谈耶稣会的产生及其全欧性以至世界性的宗教活动。创立耶稣会的是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一四九一至一五五六年），死后教会尊他为圣人，天主教的中文出版品中普通称他为“圣依纳爵”。依纳爵是一个封建贵族家的子弟，幼年时曾入王宫为侍童，向贵妇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骑士”礼教，同时也当然学习武技。一直到二十六岁以前，他曾经屡上战场。在不作战的时候，他的生活是当时欧洲纨裤子弟的典型生活：姘女人，赌博，二人决斗等等庸俗化的“骑士”作风，是他所最为热心从事的。他的最高志愿就是能成为一个理想“骑士”。三十岁的那一年（一五二一年），他最后一次上阵，在阵上伤腿，终生成为跛者，“骑士”的理想永无实现的希望。在医院养伤的期间，他读了许多圣人传与耶稣传，至此遂决意要作耶稣的“骑士”，专作保卫正教的斗争。出院之后，他就开始作宗教的苦修。一五二八年，年已三十七，他入巴黎大学受教。在巴黎的时期，他极力结识志同道合的人，后日耶稣会的创办会士都是依纳爵的巴黎同学。一五三四年，这一批人就在巴黎组织了耶稣会。会名当初用西班牙文Compania一字，意为“军团”，到一五四○年正式向教廷注册时才改用拉丁文意义灰淡的Sooietas一字，是任何团体都可采用的一个含混名词。耶稣会最后的正式会名虽然灰淡，它的性质却是绝不灰淡的，由开创到如今，它始终保持“军团”的积极性与进取性。
耶稣会士的训练
我们若先看一看耶稣会士的训练方法，就容易明了耶稣会的性格。基本的训练，是依照依纳爵根据自己苦修经验所写的一本神修小册。根据这本小册，每个人修行时，都有一位导师随时指导，指导时所用的是高度暗示与近乎催眠的一种办法，逐渐抑制个人的意志，使个人的意志溶解，最后的目的是把活人变成机器人，成为教会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例如导师可用强烈的形像描写，叫他所指导的人恍如身临地狱，并亲身经历罪孽深重的自己所当经历的种种惨酷罪刑。此时导师开始痛哭，受指导的人也当然痛哭，最后是痛哭得淋漓尽致。但只有悲痛不行，必须也有欢笑。活现的暗示，使受指导的人有如见到天堂的堂皇极乐，不自觉的笑逐颜开，导师更是满脸欢笑，最后是相对笑得合不拢嘴，此身好似已经神化而升上天界。总之，导师叫他哭就哭，叫他笑就笑，受训者七情六欲的一切表现，都玩弄于导师的手掌之中，凡能通过这种训练的人，最后只知有耶稣会与罗马教，可以毫不怀疑的终生为会为教奋力斗争。修道本为出世，前此的一切修会，出世的意味都甚浓厚。耶稣会不同，耶稣会士的临时出世修行，仅为更积极的入世活动的准备训练。就这一个基本特点而言，耶稣会在性质上可说是一个近代的机构，而非中古的机构，但它采取这个近代的工作方法，却为的是叫近代的社会再返回到中古的范畴！这无疑的是历史上一个最奇特的现象。
耶稣会的组织
耶稣会士不只训练严酷，并且也等级严明，一个耶稣会士的训练考验的时期，超过任何其他修会的修士，并且是等级多而严，由此级升到彼级，都要经过相当时期的磨炼。除极少数能升到最高一级的人以外，任何人都可随时被开除会籍。耶稣会只收体力智力一并健全的人，过去的修会向来无此办法。与过去的修会一样，它要求每一个会士要发出家人的三愿，就是神贫（弃绝私产及一切“世福”），贞洁（弃绝家庭），听命（弃绝个人的意志，完全服从院长或会长的命令）。但除最高一级以外，会士们可在一定的条件下保留一部私产，因为他们是随时可以被革除的。会士都要接受高度的知识训练，不仅包括神道学，也包括一切“世俗”的学问。因为他们要入世活动，所以必须掌握一切“世俗”的工具。会士经常的都被派作传教士或学校教师的工作，一方面是工作，一方面也是在被考验，考验的结果决定一人能否升级或需否开除。经过与通过长期的与多级的考验之后，极少数的会士可以升入最高的等级，就是所谓“四愿”会士，此时他们要重发三愿，并且要发第四特别愿，就是“绝对服从教皇”，可由教皇直接指令到世界任何角落去工作。在理论上，任何的信徒都要服从教皇，但“四愿”会士对教皇的服从是一种直接的，亲切的，绝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四愿”会士不得再有私产，也不能再被开除，只有在极端严重的情势下，教皇与会长两人可以合同考虑一个“四愿”会士的去留问题。会长与“四愿”会士组成耶稣会的秘密的或半秘密的核心机构，机构的活动一般的是不露声色，但影响却是遍及全世的。
耶稣会的会长称“主将”，这是当初“军团”组织留于后世的最重要的痕迹。主将由会士选举，第一任主将就是依纳爵自己，于教皇批准立案的次年（一五四一年）由创办会士全体通过选出。一经选出之后，会长就是绝对独裁的主将，操持所有会士的命运，除“四愿”会士要同时直接接受教皇的指示外，每个会士的职务与地位都由会长决定，会长常川驻在罗马，但与散布全世每一个会士都经常通信，每个会士都对他直接负责。会长“只对上帝负责”，他无需尊重任何会士的意见，甚至也无需尊重全体会士的公意。会士对于会长则须绝对服从，非只表面上或口头上服从，内心意表也须服从，心中如对会长有任何一点不满的想法，就是“犯罪”。耶稣会士的特殊训练，也使他们一般的能够服从到这种程度。
耶稣会的特征
参酌以上的解释，我们可把耶稣会的特征归纳为三点：一、对外它有秘密社会性，会长与“四愿”会士对内本已成为一个半秘密性的核心机构，整个的组织对外又是半秘密性的。修士都穿特殊的服装，但耶稣会士因工作的需要可以穿便装或改装。十六七世纪间欧洲有些新教国禁止罗马教修士或教士活动，大批的耶稣会士往往便装潜入这些国家里，与少数残存的教徒联系，有时甚至暗作传教的工作。明末清初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多改穿儒服，以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
二、对内耶稣会有秘密侦察制，每一会士都有另一会士奉命侦察他的言行举动与工作情况。侦察的结果，要经常的向会长报告，一切报告必须是书面的，口头的报告无效。每个会士都知道有人在时时刻刻监视他，同时他往往也受命时时刻刻监视另外一个人，但除会长一人无所不知外，任何人也不知道谁在监视谁！这个制度是维持核心机构对全体会士专制独裁的主要武器。除报告侦察结果外，每个会士又经常的向会长报告自己工作地方的一般情况，在近代通讯社发达以前，孤处罗马的耶稣会会长是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一个人。直到今日，他的消息的灵通的程度，不见得亚于任何一个通讯社。耶稣会的核心机构，等于罗马教的参谋本部与谍报本部，耶稣会会长的案卷处，恐怕是全部近代史上最完备与最可怕的一个世界情报总汇站。此种情况，造成罗马教内部对于这位会长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因此给他起了“黑衣教皇”的一个绰号，因为修士的服装都是黑色。他与正规的教皇是罗马教世界的两大要人。一暗一明。有人甚至说，暗的教皇的权力尚在明的教皇之上。这未免有些夸张，但说他是教会两大要人之一，却不能算是过火的。
三、耶稣会对于会士经常考验与时常清洗的制度，也是任何其他修会所没有的。耶稣会重质而不重量，重成效而不重外观，开除会籍是常见的事，在以宗教为名的斗争特别剧烈的十六、十七两世纪，除籍的例尤其众多。这样就长期保持了耶稣会内部的健全与积极性，使它完成了历史上可以发生而不是必须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把本质上属于封建时代的一个大一统教会，维持到仅保有封建残余基础而根本上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近代欧洲。
（原载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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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时代出版社专门出版苏联文艺书刊
在出版界曾经有过光荣斗争历史的时代出版社，已于五月底改组为我国公营企业，专门出版有关苏联的文艺书刊，并将逐步发展为规模更大的外国文学艺术出版机构。该社出版的《时代》杂志，为了适应该社业务的新的方针，决定改为以介绍苏联文艺为主、旁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与欧美进步文艺的翻译刊物。该刊已在它十周年纪念时（八月二十日）出版终刊号，以后完全改变为文艺翻译刊物，暂定名为《世界文学》。时代出版社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原为苏联友人经营，上海解放后改为我国私人经营。在日本占领上海期间，该社除出版《时代》周刊外，还出版英文《每日战讯》、中文的《苏联文艺》等刊物；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曾出版《时代日报》等。十年来，该出版社曾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顽强的斗争。自它成立以来，共出版书籍三百六十余种，以苏联文学艺术作品和论述为主；其次是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和建设经验等，这些良好的基础，将使它在今后出版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民教育》三卷四期发表社论
强调学习《实践论》要联系实际
《人民教育》为在全国教育工作者中展开与加强《实践论》学习运动，曾在三卷二期上发表社论，并在三卷三期上举办关于《实践论》的征文。目前这个运动已得到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响应。该杂志特在八月一日出版的三卷四期上发表题为“学习《实践论》要密切联系实际”的社论，进一步论述了学习《实践论》的方法。社论指出：“《实践论》的基本观点是贯串于毛主席的一切著作中，也贯串在他所指导的活生生的工作中，在今天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项伟大运动和工作中，到处都可找到说明。……所以学习《实践论》，除阅读《实践论》及毛主席的其他著作，马列主义的著作外，也要多方面接触和参加当前实际的生活。”社论强调学习《实践论》与当前教育建设的关系，说明“如果只满足于学习书本，或满足于做一点纸上的批评工作，而不注意整个的国家的实践，整个教育建设的实践，那是错误的。”社论批评了一年来教育工作者在自我批评上的某些缺点，例如空洞……缺乏具体分析等等。又指出一年来“教育界的批评工作是做得十分不够的，其主要的缺点是在于批评和实际结合不够，没有集中火力于对当前教育工作正起着实际重大影响的东西。”社论要求“一切参加《实践论》学习的人，在自我批评和批评工作中，切实去掉以上所举的那些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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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评五、六、七三个月上海各报对工厂安全卫生设备问题的宣传
醒华
自从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劳动保险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确定了市政建设应为生产服务，首先应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以后，经常报道这一方面具体改进情况，及批评不注意工人安全的错误思想，便应当是当前报纸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可是，据本处（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检查结果，发现上海许多公私营报纸对此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已发表的材料，从今年五月到七月的三个月中，各工厂先后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五月十日报载益华钢铁厂工人因化铁炉发生爆炸受伤及五月二十五日报载联大锯木厂工人因工厂忽视安全设备被轧身死等事件。六月二十七日报载天章纸厂工人董阿二、吴林根因工厂不重视安全设备受重伤及六月九日报载闸北水电公司劳动模范赵瑞生触电致死等事件。七月二十日报载万兴翻砂厂两工人受伤身死，及二十二日报载五洲固本皂厂一工人跌入烧碱池惨死等事件。这些事件虽已引起有关方面如上海市总工会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等的重视，上海市司法机关并将某些应负事故责任的经理、厂长等处以徒刑，判令改善工厂安全设备，但是，由于上海各报对这方面的宣传不够重视，这些措施的影响也就不够普遍和深入。
在此三个月中，各报关于工厂安全卫生设备的报道，一般只当作本市新闻发表在本市版（大公报、新闻日报刊第四版，文汇报刊第三版，解放日报、劳动报刊第二版），读者的批评也只是发表在读者来信版或副刊里面，很少有选择其中重要事件在重要地位发表的。不但如此，甚至当作本市版头条发表的也很少。各报更从未注意对有关事件加以评论，以加强宣传的效果。如七月十八日上海市劳动局、总工会、工商联等，为推动工厂安全卫生工作举行宣传大会，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徐周良副局长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很有必要。可是，有些报纸连这个报告都没有登，更不用说加以评论了。
从各报所发表的有关工厂安全卫生消息的数量来看，除了劳动报较多以外，其他各报都很少。五月份劳动报共刊出二十三篇，解放日报只有九篇，新闻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登得更少，不过五、六篇。其中重大伤亡事故如五月十日益华钢铁厂化铁炉爆炸及二十五日联大锯木厂轧死工人等，解放日报没有报道。而国营上海棉纺第七厂关心工人健康降低车间温度，中华纺织厂有了工人疗养室，华阳纱厂订出计划改进卫生设备等重要新闻又为新闻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所漏登。六月份关于劳动保护的新闻，新闻日报登了七篇，大公报五篇，文汇报三篇。解放日报登了八篇，但是重要新闻如章华毛纺厂因不重视工人安全发生天轴断裂的事件，未见刊登。劳动报六月份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新闻三十一篇，其中也没有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七月份有关工厂安全卫生的新闻，劳动报登了十六篇，解放日报十四篇，新闻日报六篇，大公报七篇，文汇报仅四篇。各报对某些重大事故的处理，也各有欠妥之处。如五洲固本皂厂一工人跌入烧碱池中惨死事件的新闻，大公报、新闻日报及劳动报以三栏地位刊载，解放日报却只作为短栏登在二版最后一条，文汇报则只字未提。又如承隆消防机器厂因不拆换已坏电线致一学徒触电而死事件，只新闻日报一家有报道；万兴翻砂厂因漠视安全设备致有两工人受伤身死事件，仅大公报一家有报道。各报对于有些工厂已开始注意工人安全卫生设备的改进（如国营上海棉纺第六厂、新华、茂盛等厂减低车间温度及改进卫生设备等），都未加重视。
各报报道这方面的事件也往往是有头无尾的。如劳动报在五月中旬所报道的上海铁路局工友王连生连续工作三十二小时致死案，铁道部曾通告各局注意改进，至于上海局改进与否，劳动报及其他报纸都没有报道。又如解放日报发表对上海染织业各厂安全卫生须改进的建议及新闻，但并没有追查厂方是否已经接受报纸的建议。大公报等发表章华毛纺厂出事故后决定改进办法的新闻，但没有继续报道是否已经贯彻该项办法，做到改善。
此外还有一些狡猾的厂方在发生了事故后隐瞒不报，如五月十二日沪市新闻处讯：“部分工厂漠视安全问题，发生事故后隐瞒不报，其中明明化学厂，亨大救火车制造厂，裕新染织厂二厂，英商怡和纱厂，天章造纸厂西厂，申新第六纺织厂等，市劳动局等已分别予以处分。”可见目前许多私营工厂资本家都还有严重的漠视工人生命安全的倾向。报纸对于这些事件应当及时加以揭露，并注意每一工厂的每一改进，以督促行政机关并教育资方和工友来共同注意改善工厂的安全卫生设备。
随时随地关心工人阶级的生活与安全，是人民报纸的职责。报纸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 （八月十三日寄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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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正确地宣传党的历史》一文的一个错误
编者
发表在七月十八日文化生活栏中的《正确地宣传党的历史》一文中，曾批评了七月一日《皖北大众报》发表的专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这个批评是不恰当的，应当撤消。
《皖北大众报》那篇文章中叙述党的革命战争史的一段话，是从时事手册第十七期《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做了些什么？》一文引来的，而时事手册又是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新华社社论《六评白皮书》引来的。《皖北大众报》引用这些话是为了简括地说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这三十年中的几项胜利，和《六评白皮书》中的原意并没有什么出入。我们错误地以为“皖北大众报”在这里是企图总结三十年来的全部革命战争史，因而作了不恰当的批评，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特在此声明撤消这个批评，希望《皖北大众报》的同志们和读者同志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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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好区人民法院工作
王斐然
北京市人民法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的指示，和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的要求，在一九五○年九、十月间，先后在城区建立了三个区人民法院，在郊区建立了一个区人民法院，并在各区人民法院所辖的行政区内设立审判组。十个月来，区人民法院的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司法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干部认真负责、积极努力下，已经获得一定的成绩，证明在大城市中建立区人民法院是合乎人民需要的。
第一，区人民法院的建立，大大地便利了人民，使人民的纠纷，简便而迅速地获得合理解决。建立区人民法院之后，人民不出本区即可进行诉讼；初审不能解决者上诉到市人民法院，即可及时地获得终审判决，大大地节省了人民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由于区人民法院比市人民法院更易直接接近群众，调查了解情况较易深入，因而工作效率比过去市法院就有了显著的提高：过去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平均每人每日结案○·七案，现在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每人每日结案一·五案。因此人民对于区人民法院的建立普遍表示拥护，称赞，他们说：“人民政府真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人民把所有的纠纷统统请求区人民法院解决。自区人民法院建立后，人民法院解决的人民纠纷比过去增加了百分之五二。在区人民法院成立前，市人民法院每月平均收案一千九百七十四件；区人民法院成立后，市人民法院与区人民法院每月平均收案五千零一件。
第二，区人民法院的建立改变了过去市人民法院严重的积案现象，使市人民法院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去年五月，市人民法院未结的案件中，三月以上未结者，有一千四百二十九件；今年五月，市人民法院与区人民法院未结的案件中，三月以上未结者，仅四百七十九件，约减少了三分之二。这样，不仅使群众纠纷获得及时解决，同时也使市人民法院便于集中精力来处理反革命案件及其他重大案件，研究政策法令，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改进与提高工作。
第三，由于区人民法院更易直接联系群众，更深入地了解群众的要求，同时较易受到群众直接的督促与帮助，因此更便于摧毁反动的司法工作的成规，创造人民司法工作的一套新的工作方法。各区人民法院在审讯中，大多采用了就地审讯，就地调解的方式，并注意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就大大便利了人民，并获得人民的支持。例如：郊区人民法院在发土地证时派干部到区人民政府土地科工作，协助解决群众的纠纷，并到村里开“宣判”会，通过具体案件宣传政策法令，教育了群众。北城区人民法院有系统地进行婚姻法宣传，举办婚姻法的讲座，使很多妇女知道了婚姻法。在处理房屋案件时印发旁听证，使房屋修缮委员会各分会委员轮流旁听房屋案件的审判，提高他们对房屋政策的认识，无形中等于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添了助手。此外，并分区向群众讲解房屋政策，截至五月底，共作报告十三次，听众二千六百余人，收效很大，有的群众听了报告后，马上动工修房。这样，就打破了旧日司法工作的“孤立”的办事态度，而能很好地服从与配合政治任务去进行工作，使人民感到现在的司法工作者真正是为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站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法院真正是为人民办事的地方，而不是“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衙门”。这一变化，是人民司法工作区别于反人民司法工作的根本所在。
但在另一方面，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仍存在着不少缺点，尤其是在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方面：第一、由于案件多、干部少，各区人民法院都已有一些积案。截至五月底止，未结的案件共有二千四百八十件。其中，刑事案件积压在一月以上、民事案件积压在二个月以上的，共有五百五十件。第二、各区人民法院对尊重与保障人权有时注意得不够，有滥押的偏向。有的审判员动不动就说：“押起来！”有的审判员，在当事人不照实招供时，就加以手铐。第三、有些干部的工作作风不好，不体贴群众的困难，不耐心说服群众，有时当群众催案时，就反责群众说：“我们收案很多，你才递状一两个礼拜就来催。”个别同志甚至蛮横地说：“我又不是侍候你一个人的。”有的干部在宣判时，不进行宣传解释，像宣读“圣旨”一样，念完主文了事。有的干部还残存着旧法官的架子。第四、有些干部对工作缺乏严肃负责的精神。他们调查了解情况不够深入，认真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也不够，致使有时处理问题主观片面。
为了更好地做好区人民法院的工作，首先，每一个干部要重视自己的工作。各区人民法院的干部，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以改进工作，提高自己。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而应当做到“行行出状元”。在不到五个月的光景内，结了一万三千多件案子，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也就是区人民法院干部对人民的贡献。但是，如果不去迅速地处理这些案子，对人民该会是多大的损失！
其次，在工作作风、方法方面，要注意以下数点：
（１）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为人民服务。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是反动法院官吏们处理案件的态度。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就该更多、更好地为人民办事。那种只愿受夸奖、不愿受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冷静虚心地考虑群众的意见，对自己进行检查检讨。对某些重要案件，就是与最大多数人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案件，在处理之前，要深入了解群众的要求，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审判之后，也要主动地、广泛深入地征求群众的反映。这样才能随时改进工作，以满足人民的要求。
（２）从实际出发。处理每个案件，都应首先了解案情，分析研究，然后加以处理。不要一接触案件，就按照条文去判。而要根据条文的实质和精神去解决问题。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提高干部质量，发挥创造性。
（３）坚决肃清应付、敷衍的态度。反动的司法工作者，对人民的利益根本是漠不关心的，因而对案件推拖、敷衍。人民法院的干部，就决不容许有这种作风。人民法院处理问题时，态度应当是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实事求是的。对某一案件的处理发生错误时，应不待上诉就主动地去纠正，即另审另判。这正符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不但丝毫不损害司法工作的严肃性，而且能够加强司法工作的严肃性，提高了法院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必须认真保障人权，根绝滥押现象。区人民法院的基本任务，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纠纷。因此，对待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非有极特殊的原因，并得到上级法院批准时，一概不得羁押。至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一般都是轻微的，对于案犯只要能不押的，也不要羁押。如果把不应羁押的当事人羁押起来，就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应该受到处分。在这方面最容易出毛病的是把不良行为与犯罪行为混淆起来，而一样加以惩罚。我们对犯罪行为要使用刑罚，对于不良行为则应适用教育批评，而不能判刑。
第四，继续加强理论学习、业务学习、提高政策水平与工作能力。各区人民法院半年来普遍地重视了业务学习，并已获得显著成效。如工作效率由今年二月每人每日平均结案一·二件提高到五月份的一·五件；同一时期由郊区人民法院上诉的十一个案件，也都维持了原判。在学习时，必须结合实际，作什么，就学什么，什么案件多，就主要地学习什么政策。这样“为用而学，学了就用”，收效就比较大。现在区人民法院的干部多数系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干部，工作经验很少，采取这样的学习方法，才能更容易接受与运用。
最后，现在各区人民法院都重视了清理积案的工作，并已开始大力进行。这是正确的，必要的。每一个干部都要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并认真结合执行爱国公约、展开爱国主义工作竞赛来进行，使人民的内部纠纷及时地获得合理的解决，以减少人民因积案而遭受到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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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冰排搏斗的英雄——志愿军某部工兵班保护桥梁的故事
侯逸民 洪波作
（四）九个人分了三组，坐着小木船从冰块的空隙中穿来穿去。
（五）王世荣和两个战士首先跳上了冰排，击了洞放好炸药。他们点着炸药引线后，迅速跳上小船。
（六）当小船刚从冰排空隙中钻出来，大冰排轰隆一声炸碎了。岸上的战士为他们第一次的胜利热烈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