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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急于求成草率动工，没有经济核算制度
辽东省去年基本建设浪费很大
今年该省工业厅已接受教训慎重从事
辽东省省营企业一九五○年的基本建设，在中共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由于方针正确、指导及时，开发了一些资源，为一九五一年的生产准备了条件。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编制一九五○年基本建设计划之初，没有缜密地考虑与研究各种必要的条件，只是从热心于各厂矿发展的主观愿望出发，因而基本建设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没有考虑基本建设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就轻易动工
许多厂矿企业在动工修建前，没有很好地考虑新增设备、矿床变化、技术条件、资金来源、材料供应与组织能力等，主观要求在很短期间搞好很多基本建设工程，以致许多工程不能如期完成，积压了大量资金。一九五○年基本建设工程较大的几项都没按期完成。海矿的窖子峪滑石矿井工程，原计划三月完成，后因竖井出水，修改计划，到八月尚未把全部排水设备搞好。由于安装机器多次返工，一直拖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才开始正式排水，影响了滑石的生产。铁路子石绵矿延迟了三个月，青沟子矿延迟了二个月才把解绵设备工程全部做完。由于设备没有按期完成，以致一九五○年底积压原石一万吨。
设计勘查粗糙甚至先施工后设计，造成返工浪费
辽东省一九五○年绝大部分的基本建设工程，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来进行。许多工程缺乏设计施工详细图表，许多工程是“先施工后设计”，或者是先建筑送道（运输的巷道）后测量。这样的浪费是难以计算的。
苇纱河、通远堡、荒地等石绵矿都是事前没有周密的勘查，不知道石绵质量的好坏、使用价值及交通运输条件，即行建筑送道。苇纱河矿，从地质勘查到施工生产仅三个月，由于原绵质量差，没有销路，中途被迫停工。通远堡、荒地也以同样原因先后被迫停工。烟台煤矿在开坑时，由于没有探矿，勘查工作不够，没有过去的地质详图，大玉坑开坑半年后发现断层多，不易开采，年底被迫停工（已投资七十多亿）。另外，生产方针尚未确定，就盲目进行建设，新开的东七坑，因确定煤炭减产，建筑送道七个月，被迫停开。石绵厂还没有确定生产什么产品，就建筑了二千五百余平方公尺的大厂房，建筑完了还不知道要按装什么机器，生产什么产品。
监工检查不严，工程质量低劣
领导干部急于求成的另一个结果是监工检查不严，工程进行中缺少质量标准、监工制度、工程验收办法、物料领收等手续。许多厂矿将工程包给土木公司后便认为“万事大吉”，“完不完成任务是土木公司的事”。而土木公司则单纯追逐利润，对基本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以致许多工程质量低劣，浪费很大。如石绵厂新建的厂房，房顶不抹泥就上瓦。青沟子矿厂房歪斜，房盖漏雨。机械厂翻砂厂房的墙修歪了，不得不返工。厂矿的基本建设部门不懂技术，缺乏经验，又不很好地监工、检查、验收。有些工程监工员提出意见，施工者认为是“找岔子”、“挑毛病”，结果，施工者与厂矿基本建设部门的监工人员形成对立。
土木公司缺乏施工、监工的技术人员，也是造成工程质量低劣返工浪费的原因。有些现厂监工人员还要代管材料收发，甚至有事务员代管监工的。
基本建设中缺乏经济核算
基本建设属于国家投资，既无上缴利润和折旧任务，又缺乏成本的严格监督制度。大部厂矿虽设有基本建设机构，但缺乏统计、会计、记录人员，加上设计不准确、计划不周密；“实报实销”的供给制作法还相当普遍。
没有准确的记录统计制度，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工程成本和工料定额。预决算制度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很多厂矿是“宽打窄用”，“买酱油的钱打了醋”。如矿业公司需要建筑一座小楼，怕批不准预算，竟把这笔费用打在苦土粉碎厂的基本建设的投资额里。有的厂矿把生产上不能报销的款项放在基本建设费用里报销。工程中发生了浪费，就实报实销，打乱预算。原材料供应上的浪费也很大。如青沟子矿基本建设工程所需红砖，本来在当地可以解决，但因缺乏调查研究，委托土木公司代买，从通化运到现场，共浪费二亿二千万元。细三厂建厂房时因木料加工供应不上，中途停工二十多天。
因为缺乏记录统计制度和严格的物料收发制度和保管手续，砖、瓦、木石的消耗和人工的使用，都弄不清用到什么地方了。单位工程定额、人工效率、工程成本更无法计算。这也是一九五○年基本建设中的重要教训之一。
接受教训慎重确定今年方针
辽东省工业厅接受了一九五○年基本建设工作的教训，在一九五一年的基本建设工程中，注意了以下问题：
首先根据辽东省投资力量和生产需要，分出轻重缓急，慎重确定基本建设方针：为了保证工程质量避免返工浪费，今年的基本建设必须按设计图表施工，坚决纠正“先施工，后设计”，“先送道后测量”的错误作法。
其次，要彻底实行责任制，加强合同制。在基本建设中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原材料供应等，都须有一定部门和专人负责。厂矿与施工者必须签订合同，在合同中规定质量标准，监工任务，工程验收，检查办法等。
第三、厂矿与工程公司在基本建设上必须贯彻实行经济核算制。确定工程公司资金，制定与实行定额管理和各种成本计划，确定合理利润率和设计费。
（本报特约记者 谭俊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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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省的售棉储棉工作
河南省商业厅厅长李友三本报特约记者 刘国明
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
河南全省售棉储棉工作，从六月五日布置下去，到七月十日，这三十五天中已收购了皮棉三百一十多万斤，其中以洛阳、陕州、南阳三个专区收购数量较大。洛阳专区已收购九十多万斤，陕州专区已收购七十五万多斤，南阳专区已收起五十九万多斤（河南产棉区主要是洛阳、陕州两专区，其次是南阳、商邱、淮阳专区，许昌、郑州、陈留专区也有一部分）。从收购进度上看，虽然每旬数字在逐渐增加，说明运动正在逐步深入展开；但旬与旬间进度不大，直到本月上旬，估计应该是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也才收购了十二万多斤，这个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对于组织收购力量是重视的
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布置购棉工作同时，中共河南省委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党员带头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青年团省委、省妇联、省合作总社、人民银行省分行也分别对所属发出号召和指示，在收购机构上，有关的行政、业务部门，都统一由省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统一任务、统一力量。各专区、县除原已设立的花纱布公司业务机构及合作社基层社负责收购外，并从各部门抽调力量组织收购小组，陕州专区现已组织了四十四个收购组，商邱专区组织了三十九个，全省的收购小组已由最初的一百一十八个增至最近的一百九十九个，各专区、县对于组织收购力量这一方面是重视的，仅灵宝一县组织的业务收购保管运输人员即达七百人。
群众和干部思想上有些问题
收购开始时省人民政府牛佩琮副主席曾到南阳，商业厅李友三厅长曾到陕州布置，对这两专区的收购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收购工作一到基层，问题就多起来。
在群众方面：富农和中农较普遍的思想是“怕冒尖”、“怕提高成份”；贫雇农一部分有棉花的，因为土地改革时分了果实，这时卖棉花怕人家批评“不老实”；有些农民还存在着过去通货膨胀时的心理认为存钱不如存货；至于希望多卖价钱，更是普遍心理；还有些地方因为把购棉和夏征、增产捐献同时向下面宣传，而又没有讲清楚捐献是自愿的和以增产为基础的原则，也引起了农民怕卖了棉花就得捐献的顾虑。另外有些棉农因和花纱布公司定了预购合同，怕秋后万一棉花歉收，交不上去，所以就留着棉花“防后手”。
在干部方面：最初有些地方干部不够重视，没注意深入地说明政策，进行思想动员，以为把任务分配下去就行了。因为不够重视，抓得不紧，所以一开始就慢了一步。商邱、淮阳两专区就有此种情形。再一种情形是对工作的具体困难估计不足，对各地棉农确实存棉情形不摸底；因此在深入宣传政策、打破群众顾虑方面，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发生了强迫命令和摊派的现象。如有的把购棉层层摊派到村（鹿邑部分地区较严重），有的开乡代表会让代表自报公议“任务”数字，有的强迫群众“画押”保证不留一两棉，也有挨户搜棉的，有宣传强制把纺花车、织布机封起来的，有按公粮分配折交棉花的，这些虽只是个别地区的现象；但仍然引起了群众的不安。
在价格政策上走了一段弯路
在价格政策上，开始收购时曾走了一段弯路。棉价看涨的市场情况和农民的等待高价的思想，曾影响到干部中间，以致部分干部跟着也喊“牌价低，不易收购”，结果是省公司规定的为了鼓励大宗直接向县花纱布公司售棉、并含有补贴一部运费性质的提奖办法（售棉在五十斤以上的奖百分之一，逐步提高至五百斤以上的百分之四），在各收购站也普遍实行了；以后中南花纱布公司调整了的购棉价格下达以后，又提了一次价。这样，实际是在购棉中把棉价一再提高，使棉农得到较大利益，但这样做的结果对于售棉所起鼓舞作用很小，而另方面却加强了部分农民“越贵越不卖”的心理，希望继续上涨。
深入检查及时纠正偏向
由于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对购棉工作抓得紧，情况反映和纠正指示较迅速，所以干部中的不重视这一工作的倾向，只在价格方面绕圈子的经济主义的倾向，以及少数地区的命令主义的摊派偏向，都很快地得到防止和纠正，没有造成严重影响。
为了了解各地购棉工作实际情况，省人民政府曾于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组织了两个检查组分赴河南东部的商邱、淮阳两专区及河南西部的陕州、洛阳两专区检查；在省人民政府检查组去了以后，淮阳专区也组织检查组赴太康检查，为了纠正摊派的偏向，省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定：分配的收棉数字，只能作为参考，真正任务是把分散的存棉，全部动员售储出来；绝对禁止片面根据分配数字、不问实际情况强行摊派的错误作法；并且严格规定，分配数字只能到区，区以下的乡村应依靠宣传动员售储，不得分配数字。
从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得出来的经验，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应该注意进行思想动员
一、首先要做好对乡村干部、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宣传动员工作。不能只是开个代表会把任务交给他们，而要向他们充分讲明政策道理，依靠他们的带头行动和深入挨户推动，使农民自觉自愿地把存棉售储给国家。在动员中，要用爱国主义和加强工农联盟的道理进行说服宣传，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严格纠正片面的经济利益观点和某些强迫命令作风。有些干部过低估计农民的爱国觉悟，以为必须用高利来鼓励，这种思想已在事实上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有些地方，干部不了解思想动员的重要，而让群众自报，并在报出之后具结“已把存棉售完”。这种威胁的方式，实际上增大了群众的顾虑，使原来可以出售的棉花也不肯出售了。
深入调查可以提高干部信心
二、不断深入摸底是防止干部命令主义和丧失信心的有效办法。偃师石桥乡最初经过初步宣传，召开居民小组长自报存棉时，只报出了二百多斤棉花，少数干部就觉得大家手里棉花很少，信心不高，但经过继续动员，深入摸底，再召集大家自报时，报出的棉花就超出了原报的十五倍。巩县回廓镇干部起初也是信心不高；经领导上组织力量重点进行存棉调查，找出有代表性的五户农民和一户富农。调查结果：三户中农平均存棉占其去年产棉的百分之二十六，两户贫农存棉占其去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富农一户，存棉占其去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这就大大加强了干部的信心。
根据调查，河南去年产棉总数中赋棉约占百分之十四点一四，农民自用及外销土布用棉约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八，国营贸易收购约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九，估计目前农民存棉仍有百分之八点五八。陕州区大营镇八户典型调查，贫农存百分之十七，中农存百分之二十二，富农存百分之五十一，太康中农贫农棉农现存棉量尚占收棉量的三分之一。陕县两个村调查，存棉量占总产量百分之二十一。各专区一般存棉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从上市量与成交量看：七月上旬较六月下旬上市量增加五倍，成交量增加四倍。郑州区古荥镇每集上市量增加三倍。从收购数量上看，全省七月上半月收棉数超过六月份总收棉数的百分之四·一。半月中，南阳、陕州两专区收棉数增加百分之五十至七十。许昌、洛阳增加一倍或两倍。郑州区则较上月增加八倍。根据以上材料和各地运动发展的情形，只要主观上作最大的努力，完成购、储棉任务是有条件、有把握的。
运动正在深入展开，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现在售棉储棉运动正在深入展开，棉粮比价一般的已完全正常或接近正常；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是重视这一工作的，商邱、陕州、郑州三个专区的专员或副专员已下去检查推动，灵宝、阌乡、偃师等县负责同志也都纷纷下去。领导干部带头，亲自动手，这在推动工作中还是极重要的关节。但目前工作上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收购组干部因为是各方面抽调的，内部团结不够好，因而影响了工作；在运用私商力量进行收购上，大部分地区还重视不够，有些注意了的也只是把私商雇佣过来，每天给多少斤小麦使代收棉，而未很好地运用私商原来的一套力量和其与农民的传统来往联系；有些地方基层行政力量和业务力量配合得不够好，行政力量动员起来了，农民积极售棉储棉了，但业务部门却存在着官僚作风，过了时间不收，对农民要厉害，这也会影响售棉的开展；部分地区的强迫命令作风还待继续努力纠正；市场管理还须注意加强等。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夏征进入紧张阶段了，如何才能使夏征、购棉两项工作结合好，既不因购棉而放松夏征，也不要因抓夏征而放松购棉。按洛阳、陕州、南阳三个专区原来计划，都准备在七月中旬或月底以前，把售棉储棉工作基本完成，转入夏征，因此届时在购储棉工作上可能产生松一松的思想。从现在的收购进度看，无疑问这个思想对完成购棉任务是十分危险的。其次，如何把宣传动员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深入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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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邢台专区各县售棉储棉工作很不平衡
有些县份领导干部忽视购棉储棉的现象应即纠正
河北省邢台专区在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初步开展的爱国售棉储棉运动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连五月份及六月上、中旬合计，完成总任务的百分之五十弱。但把各县分开来看，工作的开展是很不平衡的。主要产棉区的南宫县完成任务百分之四十四强，威县完成任务百分之三十九弱，巨鹿县完成任务百分之六十三强。新河完成任务百分之六十五强。但广宗县则仅完成任务百分之十九。临城县去年种棉四万亩，现只收购皮棉五千七百五十斤。南和县只完成四百六十七斤。成绩最差的柏乡、南和、隆尧等县领导机关，至今对爱国售棉储棉这一政治任务缺乏认识，不加重视，只是盲目地强调存棉不多，对完成任务的信心十分不足，说“看见任务了，反正完不成任务”。不但动手晚，用力不大，南和县还硬找材料证明无棉。该县主观地算了个账，就说全县存棉百斤以上的棉农只有十来户。根据这一情况，克服部分县份领导干部忽视购棉储棉和盲目强调存棉不多的现象，争取运动平衡发展，是完成购棉储棉任务的最重要环节之一。
治虫要和购棉储棉工作结合
自七月十日以来，由于棉蚜蔓延，各地转以治蚜为中心，全区的购储棉花工作即陷于消沉状态，收购量随之大减。全区十日以前每日平均收购皮棉九万多斤，十日以后减至三万四千多斤。南宫县以前每天平均收皮棉三万二千多斤，这时降为一万二千多斤。造成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对于治虫中如何结合进行购棉工作缺乏很好的统一布置与领导，致大部县份放松或放弃了售棉储棉工作。柏乡县将购储棉花办公室取消了；沙河县给县区干部的指示信上对购储棉工作一字未提；南和县指示区村“灭净虫害再进行购储棉花工作”。南宫县区领导干部口喊“结合”，实际上绝大部分村庄是“单打一”地治虫。该县四区九十一个村，只有两个村在结合购棉储棉上有成绩。产生这种情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购储棉花有相当成绩的县份，认为“差不多”了，“突击”期满了，再动员也作用不大了。威县一区负责干部说：“棉花动员净了，再搞几天就大体结束，全区任务只能完成十分之一强。”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该区石家庄村现已发现仍有三百斤至一千斤的存棉户，而过去干部没有发现。在购棉成绩不好的县份，更是强调“没有棉花”。所以，治虫要与购棉结合，除需要统一布置外，还需要干部的认识转变。
不应过低估计群众政治觉悟
另外，还有两种偏向需要克服。一种是过低估计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否定政治动员的力量。如隆尧县有些干部，在购棉工作中不敢公开进行政治动员，怕棉农听到风声，把棉花疏散了；因此只是拐湾摸角地进行个别动员。但结果反而使群众顾虑更加增多。在东良村工作的干部采取这种方法，只将该村五万余斤存棉动员出来六百斤。有相当数量的村干部，在购棉储棉工作中未进行很好的政治动员而采取了简单生硬的办法，一种人是一开口就问棉农“有没有棉花”，棉农回答说“没有了”，就算了。一种人是孤立地进行爱国教育，不能把农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问题结合起来解决。如威县二区织毛巾的很多，我们的干部对他们进行了爱国售棉教育后，有的人问干部说：“把棉花都售存给国家，怎样纺织呢？”但干部们没有用细算账的办法动员这些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把棉花卖出来，个别村干部甚至威胁棉农说：“自己留一斤花就是掩护一个美国兵！”
收购与供应要主动适应农民
第二种偏向，是收购与供应工作不能主动适应农民。目前农事很忙，农民无暇到市场上去，而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们也不积极想办法。南宫大多数棉站现在只在几个点点收购，群众因打虫不能直接前来，棉站的人就闲着不作事，也不下乡收购。在物资供应上，只说要多少有多少，但也不下乡推销，发动群众以棉换货。这种现象，使购棉工作的停滞局面更难打开。
不完成任务决不松劲！
根据上述情况，专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于七月十八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对购棉工作的领导。副专员同两个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已带领干部五十二人到主要产棉区南宫、威县、巨鹿等县进行督促检查。专区除虫指挥部办公室、生产联合办公室与收购棉花办公室合并办公，统一领导。地委书记和专员亲自掌握除治虫害与收购棉花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检查，传播经验，并发动区与区村与村进行挑战竞赛。同时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办公室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合并办公，加强对收购棉花工作的领导；县委委员分头到各区加强领导。指示特别强调指出，发动妇女和组织流动收购和供应的重要性，要求各地认真加强这两方面的工作。南宫、隆尧已分区召开了区、村干部动员大会，重新进行了动员布置。会上区与区、村与村开展了挑战应战，发动了储棉售棉竞赛，干部情绪开始提高，表示不消灭虫害不完成收购任务不松劲。南宫在会后马上加强工作，现棉花上市量已见增多。仅城内二十一日一集就收购了籽棉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三斤。
（程玉琳、李吉平、崔绍武、王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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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光荣传统的后田村中共支部
领导农民增产捐献
使农民生产热情大大提高
福建省龙岩县后田村中国共产党支部积极领导全村农民展开增产捐献运动。
后田村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福建省西部地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斗争的发源地。该村中共支部曾领导当地农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解放后，该村中共支部领导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得到了全县“生产模范村”的光荣称号。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后，后田村农民即热烈响应，但在开始时，部分群众曾存在着“掏腰包”的单纯捐献思想。该村中共支部便通过各种会议，反复说明增产捐献的意义，并领导农民具体算账，想出了许多扩大生产增加收入的办法。支部并号召每户每人订立增产捐献计划。共产党员都带头订出计划，在群众中树立榜样。
一九二八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陈金盛带头订出了今年下半年的增产捐献计划。他的计划是：六亩晚稻田增肥六百斤，保证增产四百斤谷子；多种半亩地瓜，增产二百斤。他准备从这些增产所得中捐出一部分购买飞机大炮，并把其余增产部分购进肥料，以扩大生产。在中共支部的领导下，后田村一百七十五户农民都已订出了今年下半年的增产捐献计划，并把这一计划列入爱国公约。
根据各户订立的增产捐献计划，后田村农民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订立了全村下半年的增产捐献计划。计划是：争取全村每亩晚稻田增施石灰肥二十五斤到四十斤，改变酸性土壤，精耕细作，多施一次肥，多锄一遍草，保证七百亩晚稻田增产谷子一万四千斤；扩大副业生产，全村由十二个炭窑增至十六个炭窑，每窑多烧一窑炭；每户增养一只猪；每人多养一只鸡、一只兔。把增产所得拿出一部分或全部捐献武器。
该村农民在订立增产捐献计划中体会到增产捐献运动不仅可以支援前线，加强国防，而且可以扩大生产，改善生活，因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如共产党员陈锦初领导九个农民组成的炭窑小组，在订出增设两个炭窑、增产木炭的捐献计划后，全组加紧生产，不到半个月就增产木炭一百多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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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动态
经济生活动态
竞赛不竞赛，就是不一样！
吉林省榆树县，领导机关在六月中旬趁全县农民完成头遍铲趟的机会，发动全县二千个互助组和一般农民，普遍进行夏锄的评比工作。评比内容有六项，即：比爱国劳动积极性，比铲趟遍数，比铲趟细致，比为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代耕的成绩，比妇女参加夏锄，比追肥多少。同时号召全县农民随做随评。采取白天劳动晚上评比、做一样评比一样的办法，使评比既省时间，又很具体细致，并容易坚持下来。
在评比中，不仅分出了各互助组和各农户农作技术的高低不同，并打破了许多农民的保守思想，改变了他们过去认为“竞赛不竞赛，还不是一样干”的思想，推动他们参加了丰产竞赛。至于原来生产成绩优良的村屯，在评比中更加努力，成绩更好。
随做随评的另一好处是能根据生产的进度，随时修正丰产计划，及时增加新的内容。
从劳动保险中产生的力量
甘肃阿干镇第一煤矿的采煤组职工，为庆祝劳动保险的实行，曾展开安全生产竞赛，四、五月份不但没有发生事故，并且采煤量还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八十。这说明了，工人确实明白了为国家增加生产和自己的利益的一致性的时候，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生产的时候，能够发挥出以前没有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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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关于今年农业税若干问题的解答
编者按：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颁布《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之后，许多读者来信，提出了不少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的问题，现在分别解答如下：
问：什么是“依率计征”？怎样才能做到“依率计征”？税率既“因地制宜”，是否可以不必严格依率计征？
答：“依率计征”，就是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计算各户的应纳税额，来进行征收。例如华北区农业税暂行条例上规定，每“负担亩”每年征收小米二十一市斤，那么，对于每个纳税户，就应一律按一负担亩二十一斤的税率征收。有些地区在省和县都是按税率和估计的田亩产量编造概算。但由于与各村实际的田亩产量不符，所以执行的结果，有的村每负担亩征收十五斤，有的村一负担亩征收二十斤，有的三十斤，就不算依率计征了。
怎样才能做到依率计征呢？第一，要废止县对区、区对村分配“任务”的老办法，以免下级干部以税率屈从任务，形成“死任务活税率”的偏向。第二，要大力查田订产，这是实行依率计征的基础。第三，要有一套技术工作做保证，最好全县或全区集中计算各个农户的应征税额，并由县人民政府对户填发纳税通知书。第四，在依率计征的同时，要正确贯彻减免政策，争取做到依法减免。
税率的“因地制宜”，是为了照顾不同地区的经济特征，更好地贯彻合理负担政策；并不是说，征粮工作人员可以随意变更税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指示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的税率计征，不得自由增加或减少”。因此，认为税率既因地制宜，便可不必严格依率的想法，是不对的。
问：土地改革后负担面（纳税人口占农业人口的百分比）接近或达到百分之百，是否符合人民政府的负担政策？
答：土地改革前，有些农民没有或仅有很少的土地，农业收入在起征点以下，所以免纳农业税；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土地，收入增多了，绝大部分农户的收入都达到免征点以上，自然应当依法纳税。这样，农村负担面必然要扩大。据华东、中南六省十五县四十六乡（村）的调查材料看，土地改革后，纳税人口将达到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二。这说明，土地改革后负担面一般的将接近百分之百，是必然的结果。既然大家有地种，有收益，大家就应当纳税，好供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从几年来的事实看，解放以后农民收入逐步增加，生活逐步提高，农业税负担面也就随之扩大。土地改革后负担面的扩大是必然的，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当然，新翻身户在生产上仍有困难，有的对纳税尚不大习惯，因此，今年对新纳税户的教育说服工作，便有特别重要意义。这种宣传工作，既要广泛深入，又要恳切耐心。个别同志有不愿扩大负担面、不愿去说服农民的想法，也是不对的。
问：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第三条第二项，为什么规定：“出租地和佃耕地的农业税，按业佃双方各自收入，分别依率计征，事先有协议者得依其协议计征。出租地收入和佃耕地收入，一百斤均作一百斤计算，不再加成或减成”？
答：土地改革后，残存的旧租佃关系已经不多，出租者主要是无劳动力的烈士、军人和工作人员的家属，多系老弱孤寡户，或兼其他职业的户，因此不能视同地主的封建剥削。土地改革后的租佃关系已由农民与地主间的关系变为农民间内部的关系了。而且，很多租佃关系带有生产互助的性质。因此，出租收入和佃耕收入即不必加成或减成（加成即出租收入一百斤作一百二十斤计算，减成即佃耕收入一百斤作八十斤计算）而应按各自收入分别依率计征。但如双方另有协议的，则可依协议计征。例如双方事先约定农业税由出租人全部交纳或由承租人全部交纳，政府就依其约定向出租人或承租人登记征收。这样对农民的生产和团结，都是有利的，同时，计算方法也简便多了。
问：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第三条第三项，为什么规定：“凡依照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一口人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户分得多于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在计算农业税时，一口人的农户得按两口人计算农业人口，两口人的农户得按三口人计算农业人口，以资照顾”？
答：土地改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只有一口人或两口人而有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在本乡土地条件允许时，得分给多于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人民政府对单身贫雇农这样照顾是必要的，但农业税规定“按每人平均农业收入累进计征”，却使一般“家底空虚”，缺乏生产资料，刚刚翻身的单身汉难免不发生顾虑。因此，对这些户在计算累进率时，一口人可按二口人，二口人可按三口人计算农业人口。这种照顾，是必要的，合理的。
问：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夏季征收公粮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夏秋两季征收公粮数额比例……根据各该地区夏、秋产量各占全年产量的实际比例拟定”，具体的计算方法是怎样的？
答：农业税是规定全年一次计算，分夏、秋两季征收的。为使夏秋两季负担平衡，并克服过去夏征少，秋征多（或夏征多、秋征少）的现象，减少群众纳税的困难，夏秋的征收比例一般应按夏秋常年应产量占全年常年应产量的比例来确定。夏征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和公式如下：
（１）首先根据人口、土地、常年应产量及各该地区的农业税税率计算出该户全年应纳税额，其公式是：
本户全年农业收入×本户全年应纳税率＝本户全年应纳税额（公式Ⅰ）
（２）根据当地夏季作物面积及每亩夏季作物常年应产量，求出夏季产量，再以全年的常年应产量除之，得出夏季产量占全年产量的比例，也就是夏征占全年征收额的比例。这种比例一般以乡为单位确定为宜（乡之内个别户夏收特少者，可予个别照顾）其公式是：
当地夏季产量÷当地全年产量＝当地夏征占全年征收比例（公式Ⅱ）
（３）以夏征占全年征收额的百分比乘全年应纳税额，即得夏征应纳税额，其公式是：
本户全年应纳税额×当地夏征占全年征收额比例＝本户夏征税额（公式Ⅲ）
（４）全年应纳税额减去夏征税额即为秋征税额。
上述是一般原则。如某些地区夏收较少，广大农民赖以度荒者，可酌减夏季征收额；某些地区夏收较多，人民吃用有余，也可以多征一些。其次，如夏季歉收或特别丰收时，亦得酌情减少和增加夏征的数额。
问：中央财政部“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土地产量固定后，除因自然条件变化及法令另有规定者外，不再变更。”其中所谓“自然条件变化”和“法令另有规定”是指什么说的？
答：“自然条件变化”是指因水冲沙压等原因而使土地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法令另有规定者”是指：（一）垦种荒地已满免税年限者。例如某县在一九五一年开垦的生荒，依法免税四年。该县在一九五二年宣布固定产量，到一九五四年免税期满时应将此地产量填入土地清册和分户清册。（二）因兴修水利或以其他方法改良土地已达改订产量年限者。例如某县在一九五一年以自筹资力开凿水渠，变旱地为水田，依法在五年内仍按旱地产量计征。该县一九五二年宣布固定产量，到一九五五年时，该水田即不应再按旱田产量计征，而应改按水田产量计征。（三）其他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规定者。土地产量固定后，除有上述特殊情况者外，不得变更。
不能因为有客观困难就不接受惨痛的教训
——对萧成同志的信的意见编辑同志：
萧成同志所提出的几点意见，就国家的全面建设计划的实施上，不能不说是缺点。但是，我们在基本建设工程上所已发生的错误，却并不就是这几个缺点造成的。许多工程师和读者们发表的意见，着重指摘的是“有了米还做不好饭”，批评的是有了错误就推卸给“客观原因”的坏作风。
就一般情形来说，我们今天的基本建设工作主要的还不是怕慢，而是怕错误。像东北第三造纸厂按装自来水管，应用十二英寸管，因为没有，就迫不及待地以十英寸管来代替，结果还是得撤了再装十二英寸管。这样的“快”，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而今天所发现的工程错误，就有很多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审核预算的干部没有现场经验，因而批错了预算，也是有的。但如果你真正用无理核减了而事实上不够用的“铁料”来施工，那就是由于“雇佣观点”在作祟。假若你没有这样做，负责地向上级提出铁料确是不够用，错误还是可以不发生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预算批不好，经费拨不下，迟缓了工程的进行，但它不应当使工程在技术上发生错误。
目前每一件工作差不多都不能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大部分同志都能时时处处跟困难作斗争，所以绝大部分的工作都做得还算满意。根据我们国家当前的情况，仅仅在重点地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是不是有建立庞大的器材供应机构的必要和可能，是另外的问题。萧成同志所说“干到中途有些器材未依照计划日期到达工作场所，大家坐以待之”的现象，一方面是个别的，一方面也未必不是由于事前联系不够密切所致。如果事前联系够，计划周到，不是关着门定出施工日期，这种现象未始不可以避免。无论如何，只要它不致使工程坍塌、毁弃或返工，那还不是我们今天所应该特别强调的事情。至于器材厂商不按时交货，更容易解决。过去有许多机关拥挤在大都市采购或定货，出了好多事情。后来经当地政府统一管制采办后，情形就好转了。事实证明依靠当地政府是可以消灭受骗和交货误时之类损失的。
总之，萧成同志所提出的几点，都不是使基本建设工程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困难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而对过去的一些惨痛经验放松警惕！戴念慈、李一之和陈家珖诸同志的文章，在态度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先从本质上和自己方面来检讨我们过去的错误。
河北省油脂公司读者 杨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