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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原阳县委进一步批判不问政治倾向
张超 郭超 王玉堂 夏福庭
中共平原省原阳县委会，为了进一步克服干部中不问政治的倾向，加强农村政治工作，于七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全县扩大干部会议（包括县、区干部与一部分村支部书记，共四百余人）。会上较深刻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的不问政治的错误思想，开始树立起关心政治、一切工作服务于总的政治任务的思想。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发动大家制订了爱国公约，布置了八月份工作。
在这次会上，不仅揭发了干部中不问政治倾向的具体表现，并分析了这种不问政治倾向所产生的恶果：第一，由于不问政治，在工作中就表现了敌我界限不清。去年县仓库雇用看管人员时，只是从“会写会算”的观点去选择人员。结果有四个反革命分子混进了政府部门（三人已被押，一人已被管制）。县政府司法科长对一个包庇反革命的科员的评价是“有能力”；县公安局的一个股长，要求保释和自己即将订婚的女人的有政治问题的舅父。第二，无组织无纪律，闹独立性。其中较突出的是财政经济部门与文化教育部门的干部。他们强调：“我们是专业化部门”、“我们的上级有指示、有布置”、“党委不懂我们的业务”，因此他们不接受当地党的领导和政府的领导。如修复黄河堤时，因延津两万民工的食粮供应不上，专员即电示原阳县长在原阳赶碾四十万斤小米支援，但县仓库主任说：“县长管的太宽，不是怕受处分就不给碾。”县人民银行行长说：“银行是营业机关，吃的是自己的，穿的是自己的，干部是上级给的，为啥党委和政府非来找麻烦不行（指对他进行领导）？！”各区的文教助理员要求县教育科给他们撑腰不作中心工作，才能把文教工作作好。而以上部门有些领导人，亦错误地认为不问政治，埋头于业务工作的人是个好干部，并说：“完成部门任务就是完成了政治任务”、“业务就是一切”。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业务同样是没有搞好的。
经过了这种分析批判，使干部的头脑清醒起来，认识了不问政治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开始体会到一切具体工作都是为着总的政治任务服务的，离开了政治就不会有成功的业务。第三，部分党员与干部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产生了“革命成功”的思想。这些同志不了解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们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还不全面，还不彻底，因此误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了”，因而停滞不前，变成了鼠目寸光的小人，看不见革命的远大前途，认为“现在可好了，可以享受了”。甚至有的说：“我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一区青委会陈思明同志拿着党章向党要地位说：“党章规定有一年党龄就能当区分委委员，我已有三年党龄，为啥不提拔我？”也有个别干部因此丧失革命立场，贪污腐化。如粮食局一年来先后发生五次贪污事件，被贪污小米达五千斤左右。县税务局领导同志反省说：“过去税局光钻业务，单纯收税，结果去年和商人闹顶了，几乎罢了市。后来在党委领导下向商人进行了说服教育，提高了商人的政治觉悟，结果不但消除了对抗情绪，还增加了税收。这说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县银行的负责干部说：“县银行业务收入较前年增加了五十倍，主要是由于发动了群众，发展了生产，沟通了城乡关系；没有政治领导，业务工作是难于开展的。”好几个区委也检查了孤立地领导中心工作，不指导部门业务的片面作法，认识到中心工作必须和各部门的具体业务密切配合进行，不可偏废。
全体干部明确认识了关心政治的重要性以后，就进一步认识到强迫命令作风也是失掉立场、违反政治原则的错误。
在上述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县委又根据“加强农村政治工作”的精神，结合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丰产运动的具体情况作了启发报告，接着即组织大家着重讨论了各阶层当前的思想情况和反革命分子的新阴谋活动，布置了八月份工作。最后大家又订了爱国公约，普遍提出要加强政治学习，注意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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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忽视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偏向！
河北省获鹿县将代表会与干部会混淆起来
河北省获鹿县人民政府于六月底对该县一年来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该县人民代表大会有“越开越没劲”、每况愈下的趋势。
该县自一九四九年召开第二次县各界代表会议后，于一九五○年春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县长和政府委员会，到今年六月已开过五次代表大会、七次政府委员会。经过代表会议进一步发扬了民主，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贯彻政策、推动工作、改进干部作风方面，均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由于该县领导思想上对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认识不足，将代表会与干部会混淆，不了解县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县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所以形成了“单纯使用代表”的偏向，人民代表成了干部的“跑腿”。该县最初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时，领导上曾经小心谨慎地注意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发扬民主，因而颇获代表满意，代表情绪亦较高涨，回去后传达决议也较为深入。但领导上对这一制度并未有真正的认识，当作任务搞了一下，有些成绩，受到表扬，后来就产生了自满情绪，不但开会前不很好地进行准备，甚至开会时也不选主席团，错误地把县政府委员会作为当然的主席团。会议上党员发言多，非党代表发言机会少，缩小了民主范围。同时，五次代表会议的中心议题，只有两次是讨论生产和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其余三次都是讨论征收，加上领导上对群众的提案重视不足，不认真处理，致使多数代表认为“开代表大会就单纯是向群众要东西”，因而降低了代表的积极性。区、村干部认为“代表会与扩干会没啥分别”，都是为了布置工作完成任务；代表本身也多是抱着“接受任务”的态度而来出席会议；特别是兼任代表的村干部，更忘记了自己是人民代表，回去后就召开一揽子会交代任务，形成代表会与干部会混淆不清，降低了人民代表会的意义。此外，该县没有常委会和驻会人员，政府和代表间缺乏经常的联系；会议准备没有专人负责，召开会议时，通知发的既不及时，甚至乱发通知，有的代表不发给通知，不是代表的倒给了代表证。
由于以上原因，人民代表们对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就不感兴趣，代表出席人数就一次比一次减少，县人民代表共二三五名，第三次大会缺席近五○名，第四次缺席近三分之一，第五次下了两次通知，区干部亲自下乡动员，尚缺席五十二名。提案数量亦大为减少，由第一次三百余件减至后来仅有二十六件。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况，至此才引起该县领导上的注意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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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忽视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偏向！
山西省忻县领导干部对人民代表会议看法不正确
山西省忻县领导干部不重视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各级干部普遍存在着对人民代表会议的许多不正确的看法，人民代表会议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该县自一九四九年就开始了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已先后召开了四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十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普遍召开了村人民代表会议。这对于密切人民政府和群众的联系，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完成生产任务，以及教育干部转变作风等方面是获得一定成绩的。但因该县领导干部对建政工作，未向干部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自己对建政的文件亦很少学习，大部分干部至今没有认识到，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政权的基本制度。许多干部甚至还不知道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什么机关。最普遍的现象是大部分村庄不恰当地使用村人民代表，动辄召集人民代表开会布置工作，有些人民代表没有完成任务时，就要受到村干部的责备。这种对人民代表的性质的错误认识，同样存在于某些区干部中。如一区工作组在北赵村办理代表选举工作时，有些区干部对人说：“代表的责任和闾长一样。”由于干部中间普遍有这些错误的认识，他们便轻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每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开会，缺席的多数是在职的干部代表。在举行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一区区长当选代表，但他在报到以后，还不知道一区的代表名单和提案在什么地方，其他区的代表名单和提案也是残缺不全。结果全县二百六十名代表只有二百一十九名的名单。在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县级各机关送交了列席会议的干部名单，但都没有出席；到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各机关连列席的名单也没有了。
因为该县各级干部普遍轻视人民代表会议，在民主政权的建设上就存在着以下几个严重缺点：
第一、有些中心工作没有经过人民代表会议的讨论。如该县的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是一个在农村中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群众运动，也是向群众进行人民民主专政教育和发动群众建设自己的政权的好机会；但该县代表会既未讨论过这一重大任务，大部分工作组也都忽略了这一点，在一百二十三个行政村中，只有八个有过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报告。因此，在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结束后，又单纯地去建立村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第二、包办选举的现象普遍存在，县、区各机关平常也很少和代表联系，不注意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许多村庄的代表是村干部指定的，或者形式地选举一下，形成凑数的现象。如马光同是六区的豆槐村和六石村的代表，但是村干部没有通过六石村，也没有经选举就决定了。该县教育科长怕教员张超康当了代表耽误教育工作，就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不请他当特邀代表。有些区的主要负责干部还有单纯的贫雇农观点，认为村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贫雇农应占三分之二，中农只能占三分之一。由于代表的产生没有经过民主选举，再加上这些错误思想的支配，无论是县、村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情况和其代表的广泛性，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过。因此，群众也就不重视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本人也认为是人家捉他的“大头”。虽然该县已开过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究竟有多少代表真正能起作用，有关部门很少作过分析研究。
第三、对于提案的收集和决议的处理不够认真。如召开第四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有的区干部没有把提案纸发到各村。每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照例地交各部门办理，而不认真检查执行情况，形成下次会议召开前才草率地检查上次会议决议的现象，因而各部门执行决议案的情况如何，县的领导上始终没有掌握。如该县召集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就没有认真检查上次会议交政府办理事项的执行情形，也没向大会作交代。这次会议虽然刚开过不久，但决议案究竟有几条，有关部门的大部分干部早忘记了。
以上缺点的存在，使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有的群众甚至还把村干部当做“保甲长”，不少村干部的行政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的事情仍然严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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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忽视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偏向！
察哈尔省应县忽视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
察哈尔省应县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一年三月先后召开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两次会议在推动工作方面，曾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该县领导上严重地忽视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曾发生了很多错误偏向。
第三次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该县冬季工作，选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事先因准备工作不充分，不认真，竟将被管制的特务分子聘为特邀代表（后来把他审查出去）。这次会议原定于十二月九日上午正式开会，代表有近半数未来，领导上未经和常委会商量，只开了个干部会，就决定停开半天。在进行大会仪式的时候，仍有三十八名代表（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缺席，司仪未经过主席团竟宣布“无故不到会的代表应取消代表资格”，当即一哄通过，后来有一个代表提出“应审查后再分别处理”，才又慎重表决。大会通过决议时，一个青年代表提出：“民校经费困难问题和改造烟民问题。”司仪竟答复：“另有规定。”当时会场消沉，后来执行主席作了解释，才纠正过来。这种司仪超越职权的非法行动，该县仅认为是“发扬民主有欠妥的地方”，并未严格检讨议处。另外，大会的执行主席全是县里负责干部，没有各界代表。会议列席干部多于出席代表，干部多半不很好地和代表们协商讨论问题；加以报告多，酝酿少，致使很多代表记不清讲的什么，只是机械地举手。以上这些不尊重人民民主权利的违法的行为和不正确的领导方式，该县并未深查检讨，吸取教训，所以在第四次会议时仍犯了许多错误，如因通知仍发的很迟，有些代表难于出席；事先未搜集提案，所以提案仅有八件；同时会议上把一列席干部提选为主席团（后来才退出）；有些区干部讨论问题时则采取领导村干部的方式，“督促”代表发言等，更说明该县对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认识上极为模糊，在领导机关和干部中间存在着严重漠视人民民主权利的“特权”思想。这种错误不仅该县须迅速纠正，并值得各地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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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忽视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偏向！
河北省邢台县在两年内只改选了一次代表
河北省邢台县领导干部轻视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流于形式。
邢台县和邢台镇是在去年年底合并的。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过六次，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过五次，县、镇合并后开过一次。开始民主建政的初期，县、镇都是大约两个月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越往后，中间间隔的时间越长，县镇合并后的一次会议距离上次会议竟达半年之久，而且一次会议开得不如一次。在最初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先由代表征求群众意见，会议闭幕后又组织代表回去传达了；但越往后越无准备，最后召开的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更是临时抓来就开，连那些人是代表都搞不清。
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只改选过一次，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则始终没有改选过，因此县镇合并后代表的数目已显著减少。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是五百人，第二届就只有二百五十人；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则由开始时的一百五十人减少到九十人。代表减少的原因之一，是有些人已经死了，有些人已经离开了，而该县也没有补选。县镇合并后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有代表请假不来的，有代表找人顶替的，有儿子代替父亲的。这一些与刚开始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的严肃气氛已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当然不会发生作用。
该县的县、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以开成这样，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县、镇的领导干部对人民代表会议存有单纯使用观点，上级交下任务就召开，没有就不开。因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布置工作，列席的干部就相当多，实际变成了干部会。如去年为了布置夏征任务召开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只有二百人，列席的就约有六百人。结果会议中只见干部发言，不见代表活动，形成喧宾夺主的现象。不过该县、镇的领导干部仍然觉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能代替干部会；开过了，还得再召集干部会布置工作，因而错误地认为这是“瞎子带眼镜，外加一层”，对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就逐渐冷淡下来。而代表也感到灰心失望，因为开一次会带一套任务，回去后又过不了村干部的关，不能很好完成。
第二、干部有特权思想，作风不民主。一般群众当选代表后觉得光荣，而有些干部当了代表，则不愿意往代表席位上坐，也不遵守会场规则，迟到早退，处处表现特殊。在会上发言就好像是训话，并且随便批评代表。如一个区干部就曾经在小组讨论会上批评某位代表，说他“发言不正确”，县里一位干部更随便批评一个资本家代表“自私自利”。这样就打击了代表的积极性，使会议无法开好。该县有些干部之所以不尊重代表，主要是他们错误地认为：“你（指代表）是群众，我是干部。”
第三、提案处理不够认真，没有照顾到各界人民的利益。该县、镇每次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虽然中心议题多能与群众的要求相结合；但有些代表却总觉得不能解决本身问题，因此认为是“给别人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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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忽视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偏向！
河北省新乐县干部竟认为人民代表会议“作用不大”
河北省新乐县已召开过六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最后这一次已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该县领导干部，还没有明确地了解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国家政权的基本制度。
首先，该县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问题上，曾经发生过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偏向。该县去年春季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根据省人民政府的布置，认为须有百分之五十的选民参加投票选举，选举结果才算有效。因此该县动员了全体干部、教员和学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宣传，但一般群众对于这样的选举办法却表示很冷淡。选举结果，大多数村庄参加选举的人数都不超过全部选民的百分之三十。少数村庄为了争取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数目，甚至错误地采取了民兵放哨、封锁村庄的强制参加办法，引起了群众的反感。总之这次选举，干部和群众都费了很大力气，又耽误了生产，结果仍然是失败。不过该县在最近一次代表选举上已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用便易于群众的举手表决的方法，因而收效良好。
其次，该县过去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把它当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去完成。直到最近该县领导干部仍认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费劲不小，作用不大”，“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只开干部会什么任务都能完成；只开代表会，不开干部会反正不行。”于是该县想出了一个“简便统一”的办法，在召开第三和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决定每个村来三个人，一个是出席会议的代表，两个是列席的干部，而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布置工作。该县采取这种作法的结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普通的干部会。在会上只见干部发言，出主意，而代表则只有举手表决的权利。
此外，该县在今年春季制订全年生产计划时，因为已经召开了中共的党代表会议和干部扩大会议，已经把任务布置下去了，于是就不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说明由于干部的错误认识，该县没有把人民代表会议当成固定的制度，一切重大工作都要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然后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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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西康通讯
美帝国主义传教士在西康巴塘的侵略活动
传方 辛可
巴塘一向是康中和康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帝国主义企图把它当作侵略康藏高原的基地之一。早在一九○三年，便有两个法国神父奉梵蒂冈和法国政府的命令进入巴塘，在巴塘强买了几十亩土地，想开始他们的侵略活动。但是他们的蛮横行为激怒了巴塘人民，被巴塘人民驱逐出来。
一九○四年，正当英帝国主义派遣荣赫鹏率领侵略军攻陷西藏拉萨时，美帝国主义的爪牙、牧师奥格登和晓尔腾来到了巴塘。他们带着满清政府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巴塘军粮府王令得的公文，这个公文命令把巴塘河南岸架炮顶的五十五亩土地交给两个牧师作“传教”之用。垂涎万分的美帝国主义便这样通过腐败的满清统治阶级，将它的猪鼻子伸进了康藏高原的花园。美国牧师们以年租一百七十个藏洋（每个藏洋现约值人民币七百元）和三十九年的期限强占了这块中国领土。牧师们在这块中国领土上造起二十间房子，四周筑起高大的围墙，既不完粮纳税，也不受中国政府法令的管辖，俨然像“租界”一样。美国牧师在巴塘站稳后，几年之间又巧取豪夺地霸占了一百零四亩土地，成为巴塘最大的地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就这样不断地扩大，先后来到巴塘的美国牧师有邓肯、贝尔义、皮德生、麦克劳德等三十多人。这些远自太平洋彼岸的“金圆帝国”来的使者，都分散到四乡去“传教”和“行医”。但是他们的伪善是骗不过巴塘人民的眼睛的。老皮革工人格让阿西说：他曾几次看到这批美国牧师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组织什么“高山探险队”或“旅行团”，四出调查测绘地图，有的上青海去，也有的渡过金沙江到宁静山脉的荒山里去。这批帝国主义分子以“传教”为名进行侵略活动，是十分明显的了。教徒谢副候说：美国牧师邓肯于一九三五年回到美国以后，便当了美国陆军部研究西藏问题的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又随麦克阿瑟到达东京，帮助麦克阿瑟制订侵略远东的政策。
巴塘五十岁以上的男女都深深地记着美国传教士奥格登给予他们的灾难。一九二零年四月间，有一股外来土匪进攻巴塘，巴塘人民起而自卫，奋勇击退了侵犯者。美帝国主义分子奥格登害怕巴塘人民的力量壮大起来，于是他便教唆残暴的巴塘军阀统领杨德锡残杀人民。这个军阀照着他的吩咐，立即命令军队向人民开火，结果七个无辜人民被杀死，六十八间民房被烧毁，全城人民财物被抢一空。巴塘人民永远忘不了这个美帝国主义分子所导演的空前惨剧。
这个美国牧师还曾经公开地干涉中国内政。一九一八年，奥格登“代表”四川军阀，参加了拉萨当局与川军之间的“宁静条约”的谈判，参加这次谈判的还有英国驻宁静副领事邓西曼。一个英国外交官，一个美国牧师，把中国地方当局的内争“调解”成两国的外交纠纷，订了十三条“和议”，将金沙江以西的西康各县划归西藏地区。
在一九三二年美国经济恐慌时期，巴塘的美国牧师相继归国。几年后，又有许多新牧师来到。其中，从加里福尼亚州来的培克牧师，还带来了一支手枪，一部收发报两用无线电机和一架收音机。他与昌都的英国间谍福特有着“密切的交谊”，时常到昌都去“旅行”。
当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四川地区，巴塘人民迎接解放的地下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的时候，这批美帝国主义分子慌张地逃开了经营四十年的巴塘。培克牧师抛掉了“租界”内的苹果树，携带了两小袋黄金逃往印度。他在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给福特的信中，充满了对于中国人民的敌意。他写着：“我们离开巴安前几天，共产党的青年（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到我家搜查，并把无线电没收。他们大言要进军拉萨，接收西藏，我祈祷上帝愿他们做不到！”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英国牧师贝尔在逃离巴塘以后，还企图去煽动藏军，但是他被起义的藏军捕获，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这批美帝国主义分子逃到印度以后，他们并没有死心，还幻想卷土重来。去年十一月间，巴塘的基督教徒收到美帝国主义分子培克从印度西萨寄来的信，他厚颜无耻地说：“假如情况很快好转，我们就能回到西藏来了。”
可是，培克之流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受尽帝国主义压迫的藏族人民已经站了起来，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他们将永远不会容许外国侵略分子再把他们的蹄爪伸进我们神圣的国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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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康藏族自治区成立之后
李宗海
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西康时，曾帮助当地藏族人民成立了“博巴依特区政府”，给藏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现在，西康省东部的藏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于去年十一月间成立了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这个政府领导着全区人民进行了各种建设事业，向着无限光明的前途迈进。
一九五○年三月，西康获得解放，终止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由于人民解放军与当地工作干部正确宣传并执行了民族政策，使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民族隔阂逐渐消除，各族人民之间日益团结起来。西康藏族自治区就是在这种团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省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为藏族自治区的建立，曾进行了多次的研究，确定了建立自治区的步骤与方针，并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帮助下，进行了筹备工作。为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曾开办了干部训练班。有了相当的干部条件之后，藏族自治区就迅速地建立起来。西康藏族自治区的建立，采取了民族的形式。这正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特点。在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充分表现了民族的特色。代表们来自各方面，其中有藏族、汉族、彝族、回族，代表着各个民族，各个阶层。会场布满了藏、汉、彝各族文字的标语。会议准备了足够的翻译，使代表们在大会或小组会上可不受文字语言的限制，自由交换意见。自治区人民政府三十位委员中有藏族二十二人、汉族六人、回族一人、彝族一人。主席桑吉悦希是藏族人，他和委员萨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人民、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十几年。所有委员都为当地人民热烈拥护与爱戴。
自治区建立半年多以来，在毛主席伟大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康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作已有很大开展，自治区呈现出新的气象。
实行区域自治的结果，各族人民和藏族内部更加团结了。多少年来的“械斗”、“打冤家”等现象已基本停止。特别是藏、汉两民族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甘孜、道孚、炉霍等县的代表会上，在签订了团结公约之后，很多主要土司、头人，表示今后要团结互助。这个公约被庄严地写在红绸上，代表们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道孚代表尧曰却渣（自治区协商委员）和唐亮（灵萑寺代表）两人，由于反动统治者的挑拨结下了十年的“私仇”，经调解后也在代表会上和好了。两人并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示了团结的决心。自治区工作的开展，很快地影响到邻近的部落，他们和人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卓斯甲等游牧地区，解放后工作人员从未去过。那里的藏胞听到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即派代表向政府致敬，要求派干部到那里去。自治区的建立不仅密切了各族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而且使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团结起来了。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首先着手政权建设。为了帮助各县进行工作，曾先后派出工作团及工作队共三百余人。截至五月中旬，已有十五个县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会议或协商委员会，成立了县的人民政府。乾宁县已完成县、区两级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关外五县也正在或将要召开代表会，成立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除以藏族为主体外，并注意吸收本县其他各族人民参加。
自治区人民政府大量培养了民族干部。康定设有民族学校，各县均举办了民族干部训练班，培养出藏族干部一千零八十六人；连同自治区成立前的藏族干部，目前已有一千六百零七人参加了各种工作或到成都、重庆、北京学习。目前仍继续大量培养各民族干部，为藏族人民区域自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基础。
在生产建设方面，半年多来已获得很大成绩。为了扶植和发展藏区的农业生产，自治区人民政府有重点地发放了农业贷粮大米二十五万斤，并有计划地发放了茶籽，在部分地区试种茶树。贸易公司以先付茶、后交土产的办法和贩运者订立合同，大量收购土产。自去年六月至今年四月，贸易公司收购藏区土产价值人民币一百零九亿六千六百五十元；藏族人民以土产换回茶十八万二千七百七十五包，大大增加了藏族人民的收入与改善了生活。为了发展藏族人民的畜牧事业，最近又组织了五十九人的牲畜防疫队，到各县工作。群众生产情绪空前高涨，据瞻化报告：瞻化城郊的荒地已全部开垦。康定木雅区的喇嘛也订了开荒计划，取木、日库等四个喇嘛寺向贸易公司订了挖大黄三万斤的合同。目前人民政府正准备帮助农民改良旧有农具，改进生产技术。
自治区人民在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进一步认识到祖国的可爱。截至四月底止，仅康定城区及周围乡村就有一万二千五百人签名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城区有六千七百八十五人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近四千人组织了时事学习，各族各界人民大部签订了爱国公约，并保证以实际行动来支援中、朝人民部队和和平进军西藏的部队。目前全区正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已在康定大张旗鼓地展开。各族人民纷纷检举反革命分子，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从四月八日到四月底止，各族人民检举并协助公安机关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二人。
自治区人民政府正领导着全区各族人民，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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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死不屈的八勇士
江平作
（十六）八勇士中的瞿过灵、侯天佑、罗俊成三勇士，被崖下丛密的树枝托住，没有牺牲。
（十七）他们晚上穿过敌人封锁线，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同志们热烈地欢迎三位英雄。
（十八）活着的勇士表示：坚决要报仇，和敌人战斗到底！牺牲了的烈士永远活在和平人民的心中！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勇士们！胜利是永远属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