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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长路阿城站党组织在经济核算中的思想教育工作
中长铁路阿城站的职工，过去也和其它站职工一样，认为铁路是个大家业，很少注意到精打细算，计算成本。接受任务时要求上级先拨给一定的资材，作预算也不老实。这是一种“多做少批两头够本”的思想。完成任务只重数量不讲成本。他们对生产财务计划的理解是不明确的，生产节约只是从一张纸、一滴油、一块煤上打算；而看不见因车辆停站时间延长所造成的损失（今年一月份个别车辆的停留时间竟达一○二小时）。同时有部分干部还认为阿城是基干铁牛站，只要不出事故，车辆停站时间延长点没有什么了不起。
二月份阿城站共产党总支就注意解决上述问题，首先组织党员学习中共东北铁路局党委《关于改进运输工作的决定》及《中长铁路局党工委的补充指示》，并联系检查自己工作。使大家认识到八个月来只是着眼于完成现时任务，而没有主动地研究改进工作方法，也没有彻底执行经济核算制。党总支随即讨论决定在阿城站及铁木工场试验经济核算，贯彻郭瓦廖夫工作方法；同时各单位制定学习计划，克服上述思想障碍，以缩短周转率为主、贯彻经济核算思想。
贯彻经济核算思想中，党组织首先使所有工人了解，铁路实行经济核算与国家建设的重大关系，进而联系到员工生活及光明的远景，并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如何来管理自己的企业。向各单位指出经济核算的具体对象（车间缩短车小时，不出事故，工务节约材料，提高质量，提高效率），分门别类反复进行教育；训练会计事务人员，使学习会计科目、成本计算，学好后回去组织大家算细账。宣传员用具体事例向群众进行教育，如三月四日阿城站到了两车原木，调车员李文德与货物供应社工友取得联系，利用本务机捣站上水的时间，在五十分钟内把两车原木卸完，把空车挂走。宣传员马上算出节约钱数，按标准站停时间十五小时，两车就节省二十八小时二十分，以每车小时两万元计算，即给国家节省五十六万余元。从此引起大家对车小时的重视。
经过以上思想教育，员工对经济核算有了正确的认识。这时又请苏联专家报告郭瓦廖夫工作方法，并联系车站、铁木工场的几个重要作业点组织讨论。此外又由群众选举三个先进工作者（内有党员一人），组成先进经验推行组，查定列车停站、车辆停留及作业时间，并实际试验操作。经过先进经验推行组三个昼夜查定结果，得出阿城车站合理的标准作业时间。如调车作业白天三分，夜间五分，糖厂专用线走行十二分，贸易线走行六分等等。再经过党的会议、技术会议、群众大会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这些标准时间是能够做到的。接着又找三个优秀的调车组试行三天，均能按时完成。在三组试行总结会上，根据各组的特点又交流了经验，修正夜间作业时间，并将各部门主要作业环节和先进办法综合成新的作业过程（运转、调车、客货运），随即又将各种作业过程制成图表说明，使员工更容易记住；宣传员也随时随地向职工宣传。这样阿城站的工作很快的有了进展。虽然如此，但在个别员工的思想中仍有问题：如供应社工友能干的怕受不能干的影响，积极的怕给落后的搭工，经过教育、分组排号，采取多劳多得办法，解决了这些问题。又如：由于领导同志过去没有适当地掌握调车员的工作，谁干的快就表扬谁，结果使干快的与干慢的不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而是互挑毛病、闹不团结和图快忘稳。这次除找调车员进行个别谈话，打通他的思想外，又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详细说明经济核算应该注意的要点是要快要稳、不出事故，并对现存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纠正了不正常的调车现象，加强了职工的团结。
经过个别地深入地解决思想问题后，党总支认为应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生产竞赛。在生产竞赛中，党总支又注意解决了个别干部怕麻烦，不愿计算车辆停留时间的思想，建议行政对各种作业指标每天完成不出错误加五分，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工会主席监督执行。执行中并以图表标明进度、结合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以分数进度线划为朝鲜战线。通过党员和团员在工会小组内每天提出保证计划，按日总结算账（那组赚多少钱，那组赔多少钱），使每个员工都清楚知道自己的生产成绩。这样就使生产竞赛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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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原省文教厅没有认真检讨歌颂“武训精神”的错误思想
王友卿
编者按：“武训精神”的恶劣影响是我国教育界中相当普遍的思想问题，因此，组织教育工作者进行批判《武训传》的学习，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就成为各地教育领导机关的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但平原省文教厅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不仅没有很好地组织全省教育工作者进行严肃的思想批判工作，而且对本身也没有进行深刻的检讨，相反地，他们在《平原教育》三卷六期上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解说，说“电影《武训传》在咱省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上演过，因此说它是没有影响的，《武训画传》和其他关于武训的连环画有些影响，但也不大。咱省需要学习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武训是咱省的人。”（见该期《请大家展开讨论批判，彻底肃清“武训精神”的恶劣影响》一文）这样，就把平原省教育行政机关曾经大肆宣传武训的事实轻轻抹煞了。平原省文教厅为什么做了这样错误的解说呢？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他们中了武训的毒太深了。我们认为王友卿同志的批评精神是正确的，希望平原省文教厅重视这个意见，并进一步对自己的教育思想作深刻的检讨。
平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将“武训精神”在全省作了传播和歌颂。他们在今年三月购买了三百部《武训画传》，发给各地的职工业余学校、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在分发《武训画传》时，平原省文教厅发出指示信，说明：“一、武训幼时因家庭贫困，感到自己不识字的困难，并体会到同一阶级穷人教育权利被剥夺的苦处，所以他下定决心兴办义学，为广大贫苦劳动农民服务。二、工农出身的干部及广大职工群众，今天已取得文化学习的机会，参加了机关业余学校、职工业余学校、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更应该抓紧时间，积极地学习武训兴学的精神。三、接到本书后有计划地在职工和干部中，进行有组织的阅读，并注意了解与听取学习中的反映，借以激起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学员的文化学习热情，以期能够预期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提高到一定水平。”在平原省文教厅《平原农民业余教育实施办法》（草案）中又写道：“发扬武训办学的精神、提倡以教人识字为荣的革命英雄主义。”由于平原省文教厅积极地并且是用行政力量传播和歌颂了“武训精神”，教育界对武训本来就有的错误认识，就更向错误方面发展了。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错误，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的社论曾经给了尖锐、明确、深刻的批评，后来各地报纸杂志又发表了许多检讨和评论。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据我了解新乡专区所有机关干部、中等学校和高级小学及一部分小学的教员，都毫无例外地参加了这场原则性的讨论，从而不仅使他们弄清了有关武训的若干重要事实，克服了不少糊涂的和错误的观念，而且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但是，在他们的学习中，尤其在教育界的学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都学习了，也进行了检查，但文教厅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公开表示态度呢？现在他们仍在怀疑着。
我想，平原省人民政府的文教厅，是对全省人民负有教育责任的机关，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思想问题，除对自己的错误应认真加以检查并予纠正外，还必须领导全省人民、首先是领导全省的教育界进行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因为这是人民付托给他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文教厅恰恰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除在《平原教育》（文教厅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号召大家讨论武训问题的文章以外，并没有积极地领导教育界开展这一讨论，也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检查。这实在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他们在这一时期内只办了一件事，那就是收回了三百本《武训画传》，收回了他们歌颂武训的指示信。这一措施在我看来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仅仅如此，就能够改正传播和歌颂“武训精神”的错误吗？这就能表示出他们对武训的认识已经有了彻底的转变吗？这就能把教育界的混乱思想澄清吗？
平原省文教厅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认真检讨自己，也没有积极领导开展这一原则性的讨论；相反地，在他们的刊物上又传播了不少糊涂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譬如在《请大家展开讨论批判，彻底肃清“武训精神”的恶毒影响》一文中（平原教育三卷六期）说：“电影武训传在咱省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上映过，因此说它是没有影响的，‘武训画传’和其它关于武训的连环画有些影响，但也不大。咱省需要学习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武训是咱省的人。”按这个逻辑说来，在没有放映过电影《武训传》的地方，在没有看过《武训画传》的地方，在除平原省以外的其它省份，甚至就连平原省的原来属于河南省和河北省的地区，就不应该开展对武训批判的讨论了。但事实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据我了解，新乡专区原阳县有“武训小学”，在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时，一个翻身农民将二亩地送给学校，该校即送给这个农民一个“武训遗风”的匾额。在武陟县小高村学校中，“武训精神”的影响是极深的。最近专署召开的高小、完小校长会议，到会一百五十七个人中，即有九十四人曾受过武训的影响。这难道可以说是“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吗？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曾经指出过“武训这具体历史人物在我国教育界是很熟悉的，所谓‘武训精神’在教育界中影响也极普遍”，难道这一分析是将平原省的教育界除外的吗？
我看了文教厅王振华厅长、巩廓如副厅长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协商委员会上，对武训问题的发言（刊于平原日报七月二十八日一版）以后，同样感到他们直到今天对这问题的认识是不深刻的，而且表现了严重的不问政治的倾向。从两位厅长的发言中，我发生了三点疑问，即是：一、他们过去对武训一是不了解，二是弄不清，既然不了解或弄不清，为什么又要“发扬武训精神”呢？为什么对丑恶的武训给予革命英雄主义的评语呢？显然，他们不是不了解，不是没弄清，而是了解错了，是作了张曜、何思源等人思想的俘虏了。这还不是很明显的吗？但是，巩厅长在发言中只是说“甚至当了俘虏”，似乎还没有当了俘虏；王厅长则轻轻地将发《武训传》小册子的责任推到工农教育科身上。这是正确的吗？二、对人民日报社论他们也都不够重视，一个借口说忙，一个说“影响不大”，这显然也都不是认真负责的态度。三、文教厅是否要作一次检查并公开发表，如何领导全省教育界开展这一讨论，他们都没有表示任何态度，也没有作具体布置。
文教厅在对待武训的问题上，确实应作一次深刻的检讨。人民日报和平原日报都曾指出过，中共平原省委在指示中也点过他们的名，读者在平原日报上也揭发过他们。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他们虽然已经在内部、在自己出版的刊物上，以及在一些会议上由个别负责人作了一些检查，但那是极不深刻的。这充分表现了他们的严重的自由主义和不问政治的倾向。我对批判《武训传》的学习也学习的不够好，对文教厅内部情况也不了解，所以提出的意见可能有不当之处，尚望平原省文教厅在报纸上公开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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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永乐大典》
编者按：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语学系图书馆，最近将所藏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十一册赠还我国。同时，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也将该馆所藏的二十一册捐献出来。北京图书馆收到了这两部分《永乐大典》，连同该馆原藏的一部分，定于八月十三日举行“永乐大典展览”（十二日已举行预展）。本文是介绍《永乐大典》的成书经过及其遭遇，并说明此次展览的缘起和意义，值得关心我国文化事业的读者们加以注意。
《永乐大典》是一部编纂于五百四十多年（明成祖永乐间）前的大类书。全书有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多字。其编纂的经过是这样的：明永乐元年（公元一四○三年）闰七月，朱棣（明成祖）告诉翰林学士解缙们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欲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而统之以韵，以便考索。……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编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到了第二年十一月，书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还觉得不满足，再叫姚广孝、解缙等，开馆于文渊阁，召集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并叫光禄寺给朝暮酒馔。当时参加的人数，据说在三千人左右。永乐五年十一月，书成，定为《永乐大典》。在这部书之前，我们已有了不少的类书。像六朝时，梁有《皇览》六百八十卷，刘孝标有《类苑》一百二十卷，梁又有《圣寿堂御览》三百六十卷；唐时有祖孝征《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魏徵等《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许敬宗《瑶山玉彩》五百卷，欧阳询《艺文类聚》二百卷，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张昌宗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宋时，有李昉《太平御览》一千卷，王钦若《册府元龟》一千卷，晏殊《类要》七十七卷。在《永乐大典》之前，卷帙最多的不过一千多卷。就今存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诸书看来，他们全都是分类抄辑群书的。像《永乐大典》那末煌煌巨帙，卷数多至二万以上的，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大类书。又像《永乐大典》那样的依着韵目的次序编纂起来的，也是空前未有的体裁。“大典”的这种体例，原来是依据了元、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宋、钱枫的《四溪史韵》的体裁而编的。他们把每个字依照“韵目”的次序编起来。但篇幅都是很少的。《四溪史韵》已逸，仅见残本。“韵府群玉”则只有二十卷。“大典”却把原来的二十卷扩大了一千多倍，成为二万二千多卷了。
因为这部书的卷帙过巨，所以在明代就不曾刊印出来过。仅在嘉靖时候，抄过一个副本。永乐时代的原本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毁失了，连一页也不曾留下。现在所见的都是嘉靖时候抄的副本。
明代也刊印过几部类书，像章汉的《图书编》（一百二十七卷），王沂的《三才图会》（一百六卷），卷帙都不过百卷左右，清代的类书，像康熙时编纂的《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其卷帙，也都没有超过六百卷。（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又拾遗一百十二卷。）所以像《永乐大典》那样的一部大类书，也可以说是绝后的。
像这样大规模的煌煌巨制，所费的编纂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四年（永乐三年至六年）。恐怕只够抄写的时间而已。所以，其体例是十分不纯的。有的书被分割成一章一节的收入，有的书则又全部收入，有的书则又自成一类的一连几十部都被收入。《水经注》、是被全部收入的一个例子。像“戏”字内，收入的“戏文”就有三十三本，“剧”字内，收入的“杂剧”就有九十多本，“话”字内，收入的“平话”就占了六十六卷（至少总有一百本以上吧）。当时草草成书，以多为贵，编者们就不曾想到过要整齐划一。
就因为这部书编得那么乱，那么草率，反而保存了无数的古代的文学作品和文献在内。无数的宋元人的诗文，古代的方志、医书、杂书，宋、元、明人的小说、戏曲等等，都因为这个缘故，而得大量的被收罗在内。恐怕当时编纂的时候，是见书必收的。当时所依据的，主要的是文渊阁的藏书。但就今日所传的《文渊阁书目》看来，尽有许多书是超出于这“书目”之外的，特别是关于小说、戏曲等书。编者们并没有“正统派”的文学观念，眼光相当的阔大，见解相当的“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好些最可宝贵的民间的文学作品。古本《西游记》的一段《魏征梦斩泾河龙》是被收在“梦”字内的；最早的平话《薛仁贵征辽》是全部被收在“辽”字内的。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不幸，这部大类书的运命是很艰辛的。永乐时的原本既已不知去向，不存一页，而嘉靖时抄的副本也劫运重重，至今仅百存其三四。（今日统计，海内外所藏的全数不过三百九十多本。也许还有未曾被发现的。但总数恐怕不会超过五百本以上。）但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在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从嘉靖以后，那部副本，一直被保存在“皇史?”。雍正时，移存到东交民巷翰林院。清乾隆时，曾经点查过一次，只存了九千多本。有一位翰林院学士朱筠，见到了这部书，觉得其中保存的古代逸书不少，就建议要从其中辑出许多古书来。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性质却完全变更了。乾隆抓住这个机会，开了一个“四库全书馆”，下令征集天下的书籍，作了几次彻底的审查，把凡有反抗侵略的有爱国思想的书籍；或予以全毁，或予以抽毁，或予以删改。许多古书的面目，一进了“四库全书馆”就有些改变。而从《永乐大典》辑出来的逸书，则选择其重要的，编印了一部《聚珍版丛书》。这是古代文献的最大的一次浩劫。我们看到了四库馆臣所涂改的《四库底本》（即就原书加以删改而要胜清加入《四库全书》中的本子）就不禁目击心伤。
在这个时候，江南的文人们，像黄丕烈、顾广圻等，出来提倡“校”书，对于古书的校勘，一字不失其真相，恐怕是有鉴于四库馆臣们的胡乱涂改古书的一种反抗运动吧。
许多翰林院的学士们，趁这个机会，都从“大典”中抄辑出许多他们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出来。像法式善专抄宋、元人的集子，徐松专抄史料文献，一直到文廷式，也还在抄辑着。不过，他们抄辑的规模都不大，故所保存的资料也不很多。
最谨慎、最仔细的一次抄辑工作，是在编纂《全唐文》的时候。清代编纂了许多官书，大部分都是“因人成书”，专以抄袭为能事。像《渊鉴类函》抄的是《唐类函》；《全唐诗》全偷季振宜的著作，《钦定曲谱》全抄《太和正音谱》和《南九宫谱》，但《全唐文》却是一部谨严而周密的书。虽然用了所谓“正统派”的眼光，不收唐人传奇文，但其他的唐文却是网罗无遗的。“大典”的被利用，在这一次算是最彻底的了。可遗憾的是，他们只抄辑唐五代文，没有注意到宋、元以后的著作。如果在那时候，再动手抄辑宋、元诗文的话，“大典”至少是可以十存其四五的。
乾隆以来，“大典”曾被儒臣们陆续私携出不少。但只是零星的散逸而已。最大的浩劫乃是一九○○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一次。“大典”被烧毁了一部分。未烧为灰烬的，却全被帝国主义者挟之而去，盗运回国。至今，在伦敦拍卖行里还不断有“大典”出现，大都是那时候所劫掠的赃物。从这一次大劫之后，《永乐大典》这一部煌煌巨制就被分割为若干部分，分藏于世界各国的公私书库里了。北京图书馆许多年来竭尽全力去搜集，也只保存了一百一十册而已。更可痛心的是，保存在国内的若干私人手中的数十百册的“大典”，也竟陆续为美日帝国主义者所垂涎，相继归到他们的图书馆里去。
这是帝国主义者掠夺我们祖国重要文献资料和文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把这个例子叙述出来，足以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足以增强我们保护祖国文化、艺术遗产的信念和决心。
更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使我们对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有深刻的认识。那就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东方语学系图书馆，在最近把多年来所藏的《永乐大典》十一册全部移赠给北京图书馆。这件“礼物”并不是泛泛的物质的赠予。这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只有在苏联，才能这样无保留的慷慨的把自己所珍藏着的文物赠送给了我们。这与帝国主义者们千方百计的掠夺我们的文物的举动对比一下，敌友的界限更分得清楚了。
同时，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也由于张元济先生的提议，把涵芬楼所藏的《永乐大典》二十一册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涵芬楼的藏书，为大江以南最丰富、最珍贵的宝藏之一。“一、二八”日寇侵略上海时，该楼化为灰烬，大部分的藏书也都随之化为灰烬。“大典”幸得保存到今天。该馆今以历劫仅存的最珍贵的图书捐献给人民政府，其化私为公，热爱政府的心，是值得钦佩的。人民们信赖与热爱自己的政府，曾不断把他们的所藏捐献出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足够说明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如何与人民的生活休戚相关，血肉相联，使他们能够无保留地把自己所最珍视的东西贡献给政府。他们明白人民政权会十分重视这些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会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给给人民大众加以应用与参考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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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的镜子
——《武训历史调查记》读后感
察哈尔省沙岭子农场 汤礼治
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写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是一面清楚明晰的镜子，我读了再读，照了再照，就越感到自己过去的愚钝和落伍。
我是学农业的，当过中学教师、大学副教授，曾创办过私立中学和合作农场。从在大学读书时候起，超政治、超阶级思想和单纯技术观点，就一直统治着我。自命“清高”、“纯洁”、“超然”甚至“伟大”，以为办教育搞农业“与世无争，于人有益”。解放以后，最不爱听的就是“解放前后工作的本质不同”。在我想假使是一个反动政府的机关职员或国民党军人，过去为蒋匪帮工作，今天为人民服务，那本质上是大有不同；对于我，一个农业技术工作者，一个教师，“解放前后工作的本质不同”是完全谈不上的。难道我昨天和今天，在同一学校，用同一的自然科学教材，教授同一的学生，本质会有什么两样？至于作农业研究，提高生产，会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在当时更是想不通了。况且我办的是私立学校和私营农场，这与反动政府有什么联系呢？相反的，我还认为自己是民主人士，思想是进步的。
报纸上展开了关于武训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以后，也没能吸引我的注意。我以为那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我们农业工作者无关。我既未看过“武训传”电影，也未看过连环画，思想上既未受武训的毒害，何必浪费时间去读这些与业务无关的文章呢？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次等候开会的空隙时间里，我以幼年看武侠小说的心情，读了人民日报七月二十四日登载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一节——“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我越读心情越紧张，紧张的原因主要的还不是因为调查记作者的文笔有吸引力，也还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的情节动人，而是因为它打动了我的思想，使我体会到自己过去立场的错误。尤其是那张鲜明的武训家乡地图，无异是我家乡——江浦县的写照：邻县是革命斗争非常激烈的六合，隔江是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我选择的路不是到六合来而是到南京去；我所创办的中学和农场的所在地——宁沪线栖霞山，和六合只有一江之隔，不足十里之遥。隔江人民的斗争当时已热火朝天，炮声清晰可闻，我却蜷伏在反动统治的区域里，自诩“乐育英才，弦歌弗辍”。这和武训不投向小刘贯庄而投向柳林镇有什么不同？假使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革命的浪潮已经更近地发展到我的学校里和教室里，已经浸灌到我的农场里和农舍里，而我仍是充耳不闻，闭目不视。
我随即找出前一天的人民日报仔细阅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序言，并在以后的几天里连续读了（二）（三）（四）（五）各节。对着历史的镜子一照，自己的原形毕露了。我的脸不断地红，心不住地跳，过去的自尊心动摇了，过去的历史否定了。我很怕再遇到旧日的学生，怕他们会指着我的脸责备我；一见到同场的同志在看《武训历史调查记》，就以为他们会在心里批评我。
让我回忆几件典型的事例做自我批判吧！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后，我任国民党南京市立一中教务主任。日伪时期留给这学校的坏影响很多：教员学生行动很散漫，随便缺课。我到校以后，提出“治乱世用重典”的口号，在很短的几星期中辞退了一些不守“制度”的教员，开除了一批不守“校规”的学生，学校的“秩序”很快地纳入“正轨”了。我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好和其他学校竞争，不断地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压得学生们透不过气来，也就再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读书以外的问题了。因此，别校学潮频起，一中则平静无波。我既自鸣得意，学校当局对我也倍加青睐。因为我是鼓励学生循规蹈矩读死书，准备坐“八抬大轿”呀！
这时伪教育部接收了许多日伪大学的学生，在现在金陵大学校址，合并办了一所南京临时大学，我应聘任农艺系副教授，担任作物育种、生物统计、田间技术等课程。到一九四六年春，该校学潮频起，罢课、请愿、打王书林（临时大学主任），捣毁教育部，记得有八位同学因此入狱。我很知道这是个有革命性的政治斗争。我对那些甘作爪牙的三青团员们固然是看不起，但对那些进步的学生也看不惯。我所赞成的是那些死读书不问政治的学生，在课堂上或是课后，我常常传播些“超阶级”的单纯技术观点，比如说“学农业科学谁来都一样的服务”；“农科学生不要去闹学潮，只要学好理论和技术，永远是对人民有利的”等等。记得有一个星期日上午我赶往学校上课（我因一中职务关系，临大课程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上午），适逢学生罢课，就坐在教室前草地上休息。许多农艺系学生围上来和我闲谈，并征询我对当时学潮的意见，我避过正面的问题不答，却又旁敲侧击地宣传自然科学的伟大，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英雄豪杰王侯将相，证明“当时则荣殁则已矣”，惟有科学家对人民有利无害，可以功垂万世。我认为只有自然科学上的发明、发现和创造是永恒的，其理论的价值，不因时久而逊色，并以孟特尔的遗传法则为佐证（当时我还没有认清孟特尔理论的错误，并误认自然现象是永恒不变的）。我的这些话，就是要劝同学们用功读书，不要闹学潮。这些论调，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幼稚啊！我虽然没有受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嘱托或指使，却已中了他们反动统治的心意；我虽然没有明显地压制学生运动，却已在无意地协助反动派“平息学潮”。当车轮向前进的时候，阻止它前进的不一定是向后拉的反动牵引力，而往往是路面高低不平的阻力。难道我不正是造成阻力的一粒砂石么？
再谈我办的那所中学吧。那是因为我自己要“向上爬”又爬不上去，才在一九四八年春季结合反动的封建恶霸大地主栖霞寺僧，利用栖霞寺房屋，请批反动官僚为校董，遵照伪教育部颁布的各项法令和课程标准，采用经过伪教育部审查许可的教材，教一批能缴得起学杂膳费的地主资本家至少也是富农或小资产阶级的子弟。这在当时曾博得不少虚荣谬奖，我也的确把全副精神力量用在办学校上，甚至把我爱人的薪金，也拿来贴补学校。在学校的周年纪念时，曾有人赠送两幅立轴，题词是“乐育英才，有教无类”。如今想起这两句话，对我简直是个讽刺，什么“乐育英才”呢？假使不是后来解放了，这些“英才”（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不是要替帝国主义蒋匪帮服务？什么“有教无类”呢？高昂的学费，就已足够说明这学校不是为劳动人民贫苦大众服务的了；况且学校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大地主或逃亡地主，更巧的是还有两位当时栖霞山武训学校的教师在我校兼课，这和武训的不义之学又有多大差别呢？这样的教育，所谓“清高”“纯洁”“伟大”究竟在那里？“与世无争”，不斗争就不免要投降，假使与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矛盾，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话，能不遭受停办封闭么？“于人有益”是对于那种人有益呢？在阶级的社会里，要想“超政治”“超阶级”去办教育，岂非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再看我的合作农场是怎样办起来的吧：房舍和田地都是战前“汉民学院”的校产，战后归于远在桂林的“汉民中学”所有，收租很不便，刚好我们和“汉民中学”校长、原“汉民学院”的负责人是旧相识，就由四十多位师友同学积资，以廉价承租，筹办栖霞合作农场，并拟附设一所初级农业学校。首先就夺取了原有佃农的租佃权，并使他们变为合作农场的雇工。好一个“与世无争，于人有益”的农场啊！假使再发展下去，会不走上兼并农民土地的武训道路么？
我在南京市立一中时曾有两位中学时代的同学（中山陵园的朱苏华和解放后任南京十一区区长的柏夏）常来和我谈有关政治的问题，我没主动地靠近他们，争取进步，却远离了他们。解放后我才知道两位都是共产党员。南京临时大学里进步的同学也很多，我也都远离着他们。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校的一部分学生，到栖霞山组织夏令会，并借用了我校的床铺。寺僧告诉我：“夏令会是有政治活动的、学生们曾唱共产党歌曲。”我也远离着他们。解放后果有一位同学告诉我，那次夏令会，的确是个进步的组织。合作农场的农舍里，听说也常有人黑夜摸来，不点灯开会，我更远离着他们。回忆当年，我的思想是多么落后！
展开《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学习吧！了解自己过去的落后，就是今后迅速进步的开始！
第3版()
专栏：
宁死不屈的八勇士
江平 作
（十三）共产党员何成玉抱着机枪，用充满仇恨的眼光最后看了一下面前的敌人就毫不犹豫地跳下悬崖，接着党员崔学才、张秋昌、孟庆修也都跳了下去。
（十四）一个美国兵冲上来，妄想活捉打掩护的侯天佑；侯天佑就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这个美国鬼子的狗命，然后勇士们全部跳下悬崖。
（十五）八勇士在六小时的血战中，共打死了一百多个美国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