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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八一”南昌起义
贺龙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军队——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日子。在中国，自从出现了一支完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军队，就将中国革命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为在中国，革命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买办统治者，这是异常强大的敌人。中国人民如果不武装起来去和敌人进行斗争，就不能得到胜利和解放。所以，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正如斯大林同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所说的，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人民的武装，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的，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我们党和我们党天才英明的领袖毛主席从总结革命的经验中日益深刻地认识了武装斗争与创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从这支军队诞生之日起，就亲自领导、教育、培养、建设这支军队，使得它在二十四年的艰苦而英勇的斗争中，经过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和强大的敌人作战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起来，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并为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及进入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一支强大无敌的军队，它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我们人民祖国的安全和保卫远东与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有了这样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所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光荣。但是，在强大敌人不断进攻的面前，创造与建设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使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经历了一条非常困难曲折的道路的。我们所以能够不断克服严重的困难而取得伟大的胜利，在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给我们以无穷尽的战斗勇气与克服困难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中所发挥的军事思想，构成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完整的军事路线。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学习他的政治路线一样，是我们每一个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当前重要的课程。所以，我们纪念南昌起义的八一建军节，从我们人民军队创立和它发展历史的回忆中，来体会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使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得到更迅速地发展和提高，今天对于我们是有着非常重大实际意义的。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武装起来给以蒋介石为首的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以有力反击，高举起中国革命斗争鲜明的旗帜，坚决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毛泽东思想与陈独秀右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记得“八一”南昌起义的前夜，内外情况是异常紧急的，蒋介石在四月十二日就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的政变与屠杀；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又发生了反革命的政变与屠杀；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也公开地叛变了革命。而当时中国共产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在这样紧急的关头，不但没有坚决地去发动群众的斗争以推进革命运动的发展，去回击反革命分子的进攻；相反的，对于反革命却采取了可耻的投降政策，不敢发展农民斗争，不敢武装工农。这样就便利了反革命对革命群众的进攻，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了失败。而毛泽东同志，当时是极力主张放手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的。革命者越坚决，越可以制止反革命的进攻，与中止中间派的动摇。在毛泽东同志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第一次独立地拿起了武器，向反革命进行有力的还击。这样就爆发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相随而来的湖北农民起义，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湖南农民的秋收武装起义，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起义，广州的十二月起义，以及朱德同志所领导的湖南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所产生的军队，就组成了最早的中国工农红军，后来又发展成为抗日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在回想起来，“八一”南昌起义仅是我们党认识武装斗争的开始。对于毛主席的武装斗争的思想，例如在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革命军队应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发展工农武装，创立农村的革命根据地，以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去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对于上述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当时还是不了解或了解得十分浮浅的。南昌起义之后，军队往那里去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当时两湖、江西，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很高涨的，起义的军队应当与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从中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而我们当时对于创造革命根据地与进行长期游击战争的思想与认识十分微弱，所以南昌起义的军队没有与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南下向广东进发。同时又缺乏适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具体行动方针，在长途的进军中，部队本身没有很好地建立政治工作，加上在客观上敌人的力量强大，而主观上的指导又缺乏经验，因而南昌起义的部队大部遭受损失，仅保留了一部分力量与毛主席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在井冈山会师，才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革命军队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土地革命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而最后夺取城市。在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必须建立以党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与坚强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群众纪律，实行依靠群众的人民战争。在战争的指导上，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平时分兵以发动群众，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包围迂回和歼灭敌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这条正确路线，直到井冈山会师，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中，才为毛泽东同志天才而完整地解决了。在二十多年来的斗争中，正是由于毛主席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革命的力量才得到发展壮大，以至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当着我们在那一个时期及那一个地区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思想路线的时候，那里的革命斗争就得到发展，根据地就能够巩固扩大，军队也就得到发展和巩固。而凡是离开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时候，不管是走上了左倾机会主义或者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都会使革命力量遭受损失，或使革命斗争走向失败。当我回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湘鄂西根据地革命斗争的时候，这个体会是十分沉痛和深刻的。当时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了解体会很不够的。由于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根据地是一天天扩大发展了，红军发展到最大的时候曾达到八万人。我们和创造湘鄂西根据地的其他同志们，仅能零碎地得到中央根据地斗争的消息，从中来体会与学习毛主席如何领导游击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与建设军队的思想和经验。这期间虽然十分幼稚，但是我们从实际斗争中学习与体会到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某些部分，才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获得了广泛的开展。但是正在这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要当时年幼的红军进攻有强大敌人防御的中心城市，使红军远离根据地，脱离了根据地群众斗争的配合，结果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也遭受到损失。
但是后来我们又依靠了当地的党和群众，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革命又发展起来了，根据地又恢复了，红军又扩大了。继而在另一种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反对游击战争，而和敌人打阵地战，拚消耗，同时错误地进行所谓“肃反”而伤害与削弱了自己。这样，给予革命的损害又是十分严重的。从失败的教训中，逐步体验了毛主席的思想，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我们又才得到了发展。抗日战争中，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我们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发展。而那个地区体会得更深刻，实行得更坚决彻底，则它的发展与胜利更大。反之，那个地区对于毛主席这个战略方针体会得不够，或者是执行上有偏差，则它的发展和胜利就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使革命遭遇某些不应有的损失。一九三八年国民党退出武汉以后，特别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消极观战，日寇大举回师敌后进行反复残酷的“清剿”“扫荡”，大批国民党军队投敌，配合日寇向我进攻。加上华北的水旱虫灾，使我们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根据地缩小了，军队减少了。在这最困难的关头，毛主席又指出了新的斗争方针与方法，执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领导的斗争，组织武装工作队与敌人进行点与面的争夺。由于我们各个地区坚决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斗争，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度过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最困难时期，各个抗日根据地又得到了发展，我们军队又得到了扩大与提高。这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甚至争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都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更高度发展了过去长期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明确地规定了争取战争胜利的十大军事原则，对于指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走向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八一”南昌起义二十四年以来，我们人民军队建军和斗争的历史，使我们极其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军队建设发展的历史，武装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发展和胜利的历史。作为一个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二十四年来依靠着毛主席的教导和实际斗争的体会，使我日益深刻明确地认识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体会到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如何去建设一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战不息的人民军队。学习到进行胜利斗争的人民军队灵活的战略战术。但是要体会毛主席的全部军事思想和路线，并把它融会贯通于当前伟大的国防建设事业与国防军建设中去，我们还应当以小学生的态度去加紧努力学习，因此，和全军指战员同志们共同努力来学习与贯彻执行毛主席政治军事路线，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紧密依靠群众，兢兢业业，防止骄傲与自满，以加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解放台湾，贯彻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肃清土匪特务，巩固祖国国防，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并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保卫远东与世界的和平，这是我们纪念八一建军节光荣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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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井冈山上
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便在湖南、江西边境一带地区，领导秋收起义，组成了革命武装。在连续的苦战以后，毛主席带领这支部队到了井冈山地区，建立了最初的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要上山呢？因为在当时革命形势之下，毛主席认为不是进攻的时候，而是退却的时候，应该很好地组织退却，找个立脚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
为什么要上井冈山呢？这是因为井冈山在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等县之间，周围五百多里，四面都是高山，非常险要，便于作战防守。山上还有一片平地，周围有十九个集市，中间有上、中、下、大、小五个井（井就是村庄的意思），山周围都是稻田，出产丰富。周围各县的农民，受过革命的影响，觉悟程度很高。就是由于地形险要，出产丰富，群众条件好，所以毛主席选定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在井冈山上，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时期有极大意义的一件大事，就是朱总司令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朱总司令带来了三个主力团，和毛主席会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共编成三师六个团，人数有一万多。军长就是朱总司令，党代表就是毛主席。从此，这两支合而为一的武装部队，就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之下，走上正确的道路，发展起来。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名字，在中国革命史上，便长期联系在一起。
红军在井冈山上，是十分艰苦的。山上有很多的树林，有很清的涧水，所以柴水都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粮食和油盐，于是决定要准备好三个月的粮。那时候队伍早上下山背粮，晚上回来，天天下山上山，情形很有趣。山是弯弯曲曲重重叠叠的，每天只看到一个个接连着爬上爬下，像蛇一样。当时朱总司令已经四十岁了，也亲自到树林里砍了一条扁担，上面写了“朱德记”三个字，亲自来挑，有时一天来回挑两三次。红军士兵看见自己的军长和他们一样的不辞辛苦，兴奋极了，大家干的更起劲了。当时部队里面金子比较多，到落大雪了没有办法，拿金子掉棉花，可是不能每人都有棉衣穿，有的还只穿单衣，没有布鞋要穿草鞋或者打赤脚。那个山很高，南方各省的山常常是在三千米达左右高，那儿就差不多有四千米达高，山上经常下雾，给养非常困难。最初反革命还隔的远，附近几百里路都是红军的范围，到以后一个时候形势严重起来了，红军在山头，敌人在山下，讲话唱歌都听到。形势紧的时候，红军没有菜吃就吃南瓜。一九二八年红军几次被围，大家就是天天吃瓜，顿顿吃瓜，以瓜度日，当时部队没有毯子，盖的是卧草，每人一捆禾草，晚上把禾草盖起来，外面遮一块门板，门打开满屋都是卧草，不知有人，一走进去，睡觉的就会叫起来，因为踏在头上了。可是就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时候，由于官兵是为了革命事业奋斗，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战，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军队内部讲民主，经济彻底公开，大家一块生活，一块劳动，一同对敌人作战，精神非常饱满。
红军的优良传统，是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分不开的。拿做群众工作这个任务来说，也是一开始就有了的。当初部队中有工农运动委员会，就是政治部的前身，除了部队本身的政治教育以外，还要做群众工作。一九二八年，井冈山附近的六七个县都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分过田，分过谷子，一个人六百斤，成立农民协会、少先队、儿童团，闹得热火朝天。各县的反革命政府官吏，都往大城镇逃跑，人民的力量大极了。一九二八年过新年，群众有一支歌子说：“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要活捉萧家壁，要消灭罗普泉。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高举红旗开大会，打了土豪分了田。”（按：萧家壁、罗普泉都是群众痛恨的民团团长，萧匪已经在前年被解放军剿匪部队活捉。经群众公审枪决。）从上面这些歌子，可以想见当时红军同群众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红军就是依靠了井冈山和四围地区的人民，打垮了敌人几次对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围攻。红军刚到井冈山不久，湖南国民党军第八军便跟踪追进山来。敌人一个军，红军当时只有一个团，实际只有七个连。毛主席想了办法，提出：“集中打仗，分散作群众工作”的口号，一面自己留下两个连扼守黄洋界岭，同敌人主力苦战三昼夜，给敌人重大杀伤，敌人始终未能越过黄洋界岭；一面又派两个连迂回至敌人背后，截断敌人的运输给养。敌人背腹受敌，被迫退去，红军保存了自己，驱逐了敌人。这便是有名的井冈山第一次反围攻。这次胜利，使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暂时站稳了脚根。后来朱总司令上山后，人数增多，军威大振。一九二八年夏季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联合来围攻，红军集中兵力，歼灭了它两个团，残敌狼狈退去，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攻的完全胜利。不久，彭德怀同志率领在湖南平江起义的部队，前来会合。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国民党军队又举行第三次围攻。当时领导机关决定以井冈山作为牵制，部队转入敌人后方，扩大游击战争，于是采取了战略上的转移，以彭德怀同志守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举行第一次长征。那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落大雪的一天出发的，有二千五百人，两个主力团、一个次要团，目的是要经过江西南部进到江西东部建立根据地。到了大庾，受到敌人意外袭击，遭受失败。但是，由于部队政治工作强，领导强，所以能够团结不散。当时一天一晚要走一百四十里路，三十天强行军，每天晚上十二点钟起床，一直走到第二天天黑才休息。每天照例如此，起床之后宣布命令就走。可是没有人掉队，许多伤兵都跟上了队伍。由于敌人追得很紧，红军来了一个反攻，把敌人三个团完全打垮，缴了一千多条枪，俘虏两千人。红军终于把革命种子散布到了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四省，以后各地都搞起了游击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再也扑不灭了。
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引导革命首先在乡村发展，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从一块根据地发展到建立多块和大块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转折。如果没有当时井冈山的艰苦斗争，就没有以后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没有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从这里为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可是，当时要坚持这一斗争，也是不容易的，当时有一类主张不要武装斗争，不要革命的所谓“取消派”分子，自动退却逃跑了，还讥笑红军说：“你们毛泽东住在井冈山顶，特委住在山腰，区委住在山脚，刮风下雨首先知道，晓得什么世界形势，谈什么革命。”他们看不见革命的前途。红军不仅要反对这种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着的另一种拚命主义情绪，认为乡村没多大用处，要攻大城市。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反对了这两种倾向，才成功地坚持了井冈山的斗争，展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据总政新闻处稿，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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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昌城头红旗飘扬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以蒋介石为首，公开叛变了革命，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实行了大规模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屠杀，全国顿时陷于暗无天日的状态。
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极端残酷的屠杀面前，除了消极动摇分子以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当时，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党的领导同志始终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农民革命，主张建立工农革命武装，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领导中国人民展开英勇的战斗。
就在这时，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江西南昌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共产党人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率领在共产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北伐军，举行了起义。这就是有名的南昌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朱德同志领导的第九军，贺龙同志领导的第二十军，叶挺同志领导的第十一军和第四军一部，共有三万多人。起义在八月一日的早晨一点钟发动，向国民党反动军队朱培德第三军进攻，从开始到战斗结束，仅仅三小时，就把南昌反革命军队完全消灭。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造人民武装的开始。
南昌起义以后，在党的号召下，接连地爆发了很多起义。八月中旬，有湖北蒲圻、咸宁、崇阳等地农民的起义。九月，湖南、江西边境各县农民、工人和一部分北伐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举行著名的秋收起义，这次起义曾经占领了平江、浏阳、萍乡、醴陵、株州一带。十月，广东海丰、陆丰农民，在彭湃同志领导下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等县城，组成了一万多人的工农红军。十二月，广州市工人和革命军队举行了起义。在这些起义当中组成的武装部队，就是以后工农红军的基础，也就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早的基础。
在创立中国人民军队的历史当中，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的会师，是最重要的关键。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湖南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领导农民分配土地，着手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的部队，由于领导方面缺乏经验，没有很快与江西的农民运动结合，于八月五日退出南昌，向广东出发，在国民党反动派优势力量的压迫下，起义军在广东的潮州汕头地区遭受了挫折。于是，一部分转进到海丰、陆丰，与当地起义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在朱德同志领导下，退到江西，转入湖南，发动了湖南农民起义，扩大了部队，到一九二八年四月，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林彪等同志率领下，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次会师，使一个起义部队和一个从群众斗争中生长起来的部队结合起来，并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就逐渐形成了一支新型的与人民联系最密切的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很快就创造出自己一套战略、战术，形成自己整套建军原则和制度。这支军队因为从它一开始产生就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直接领导下，所以在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中，能够不断克服各种错误，能经得起严重挫折，战胜了一切困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无敌的力量。
井冈山会师以后，红军力量加强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也逐步扩大和巩固。中国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从此更加蓬勃发展起来。（据总政新闻处稿，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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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江西通讯
革命故乡井冈山区的新面貌
新华社记者 金凯 岳革新
井冈山区人民正积极重建曾被国民党匪帮毁灭了的家园。
井冈山区位于江西、湖南边界，在周围约八十多里起伏的山峦里有二十七个大小山村，共有七百零四户人家。一九二八年中国工农红军离开这里向赣南、闽西地区扩展革命根据地时，国民党匪帮对井冈山区人民实行了残酷的烧杀。
解放以后，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了境内土匪，井冈山区人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了恢复和建设的工作。人民政府先后发放了五万斤救济粮和二万斤农业贷款粮。全区在今年春天实行土地改革以后，家家都订立了爱国增产计划，共买进十九条耕牛，开垦了已经荒芜二十年的二百六十八亩农田。现在全区晚稻禾已长得有三尺多高，绿油油地随风飘荡。老年农民说：“这是二十一年来没有见过的好禾苗！”
记者访问了井冈山区的大井村。这是一个秀丽的山村，四周环山，长满了树木的山脚，疏疏落落地居住着二十五户农民。村里农民告诉我们：一九二八年毛主席在这里住的时候，全村有六十余户人家，还有好几幢砖墙大屋，以后被白狗子（指国民党匪军）大部烧毁了，现在还可以见到一堆堆被烧毁了的土黄色的泥墙残址。全村本来有七百亩左右农田，收的稻谷够两村人民的食用。以后因为要躲避白狗子的残杀、抓丁，他们纷纷逃往异乡，因此大批的土地荒芜了。从那时起，全村只剩下二十几户人家，每家都缺半年口粮，农民们只得挖掘蕨根，苦荠充饥。
解放后，大井村的农民永远结束了悲惨贫穷的日子。去年全村就比解放前多打七千多斤粮食。今年人民政府又发放了五千多斤救济粮，再加上副业生产，今年就没有人吃蕨根苦荠了。他们对未来丰衣足食的生活都充满着信心。劳动模范邹贵章领着我们去看村西南一大片长着晚禾的稻田，他说：“白狗子在时，这块田荒了二十年，田里的树枝都已长得有丈把高。今年春天，村里男女一齐动手，挖掘了大树，翻了田，又在山旁修起一条水沟，引下山水灌田，现在已成为良田了。”大井村今年开了四十多亩熟荒田，他们计划在三年内要将荒芜的二百余亩田全部开垦出来，再加精耕细作，大井村就再不用到山下买粮食吃了。邹贵章一家今年就开了五亩荒，种了十七亩稻田，每亩田平均下了牛粪三千斤，草皮二百斤，现在正在耘第二次禾，还准备再补下两百斤牛粪，这样每亩可以比去年多打五、六十斤粮，明年可以不缺口粮。他计划着最迟不过两年，就要重建新屋。他兴奋地和记者说：“两年以后你们再来看时，我们就已经不住在木棚子里了。”
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的井冈山人民，热烈地要求学习文化。全区已开办了五个小学校和十六个夜校。夜校共有成年学生二百三十余人。井冈山区因为缺少灯油，他们就烧着松脂竹片，每天晚上在熊熊的火光下读报认字。遂川县人民政府正在茨坪村新筑一所毛泽东小学校，预计今年秋天开学时，可以免费招收六、七十个农民子弟入学。
曾经惨遭国民党匪帮烧杀的井冈山人民，个个都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军队。去年秋天，井冈山区人民在七天中就全部交齐了公粮。全区缺乏劳动力的三十七户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土地都已有农民们自愿代耕。土地改革时有一百六十一个青壮年农民参加了民兵。遂川县抗美援朝分会建议全县人民增产捐献“井冈山号”战斗机以后，井冈山区人民更热烈地响应，他们已认捐了四千二百余万元，他们计划从增加副业生产中争取在九月前完成全部捐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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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怎样写《长征》
李伯钊
想写《长征》这史诗的志愿，我在几年以前就有了，但前后只不过陆续记载了一些片断的史料，总动不了笔。从去年七月起，请了三个月的假，我才着手整理长征资料，研究已出版的长征故事、通讯、剧作等，并作写《长征》的种种准备。
我写作《长征》的动机是什么呢？什么力量推动我非写它不可呢？回想起来，因为我在红军中这么多年，感受最深的有两点：第一，红军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兵的。他们都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斗争，获得了革命的利益。这支军队的特质，表现在它与群众如鱼得水的关系上，它走到那里，那里的群众就欢迎它，拥护它。第二，在红军队伍里面，非常显著的有着说不出来的那么好的一种人同人的关系，和可爱的作风。士兵爱士兵，士兵爱官长，官长爱士兵；下级爱上级，下级指挥员尊敬上级指挥员，自觉的服从命令；而上级指挥员和下级干部对战斗员的爱护体贴，关心政治的教养，使全军完全在政治思想上，活泼精神中，纯真的同志关系中，融成一体。无论谁的英雄行为，成绩缺点，疾病痛苦，伤亡损失，都是集体所关心的事件。任何人的行动离不开集体。他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因此，这支军队就能够无敌于天下了。不管在什么艰难环境下，不管有多么强大的敌人，打不散，冲不垮它。反之，如果敌人要想伸出一个指头，敢来动一下任何红色指战员的话，全体红色指战员会奋不顾身的来捍卫自己的亲人，他们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敌人的指头斩掉。集体的利益，是红军一切行动的准绳。红军就是这样富有革命理想的军队。我以为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革命军队中至高无尚的优良品质，是革命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只有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受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人民武装，才可能培养出这种革命军人的优良品格。世界上有了这种具有革命理想、自觉的革命军队，就永远没有反动派的地位，就注定了反动派必然永远失败和最后的死亡。这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乐观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我要歌颂这种革命的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用这种精神来教育人民是有益的。
怎么写？写些什么？写长征中的那一段史实？思索许多时日不得要领，还是一样动不了手。我熟读毛主席咏长征的诗以后，使我更深刻的感觉，红军长征的伟大气魄，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我就用这种精神指导全剧创作思想。歌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色指挥员战斗员的人物中，战士、连长、司号员、勤务员、炊事员、担架员、卫生员、团长、师长、军团长、政委，在我心中有许多熟识的面孔，熟悉的声音、表情、作风及生活习惯等等。这些具有高贵品质、顽强的革命牺牲的精神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是可爱的，使人尊敬的，富有思想的人物，我非常喜爱他们。但越往上数，要写出他们来，确越有困难。因为我倒底不是做军事工作的，我只不过是参加红军长征中的一员，随军做文艺宣传工作，同他们常来常往。至于打仗的事，指挥作战等等，我一点不内行。革命的军事思想，仅从书本上读会几条原理原则，这正是我的短处，虽曾努力多方搜集材料，限于自己的知识水平，所得有限，非作长期的、更长期努力不可。不过我自立愿，要写长征，从头到底，有一个思想在活动：我要写毛主席，我要歌颂长征英雄，这是确定的，我决定第一步，先把我所喜欢的红色指挥员战斗员，通过长征中突出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具体事件，使他们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让观众和这些可爱可敬的人物见面。
我要写伟大的毛主席也就要写红军中无数的英雄人物，平凡的战士，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养出来的。我较突出的写了谢富贵。这同我经常怀念江西根据地的群众有关系的。红军新战士谢富贵，叶坪乡政府的通讯员，这个人物很早就在我脑子里活动。他必须在长征中跟其他战士一样锻炼成长起来，后来他有机会和毛主席在执行严重作战任务时见面，该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啊！
《长征》这剧本，是从毛主席出现的一场写起的，前后写了十七遍，直到最后一遍才觉得搬上舞台有了希望。长征的时候，红色战斗员有一句众人都熟悉的共同的语言：“只要跟着毛主席，一切困难能度过，一切胜利有把握。”越是斗争艰巨和战争严重关头，这些话随处听到，战士们把这些话变成坚定不移的信心，每个红色指战员心中竖着这面胜利的旗帜。这些怎么集中在舞台形象上来表现呢？最中心的一点，我要写毛主席与老百姓，毛主席与红色战斗员的血肉关联。为了这个，我一定要专门写一场戏。我以为毛主席在抢渡大渡河天险的关头出现较合适，剧中安排的安顺场老乡和十八勇士与毛主席的会见，是受这种思想指导的。主席说：“同志们，祝你们成功！”就是要集中表现上面说的这些意思。我自己这样想，首先写好毛主席出现这一场，这是关乎剧本成败的一场，这是创作上一个严肃的任务，后来在舞台形象上没有出现过的，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写成了这场才翻回从头里写序幕。以后各场写起来还顺利，那力量我揣摸还是从大渡河一场来的。
这歌剧自打开始，我就不受什么剧作法之类的东西的束缚。我不叫敌人的丑相出现在舞台上，因为我专用来歌颂我喜爱的红色指战员的篇幅还不够呢！干吗挤篇幅去写那些面目狰狞的反动派呢？但是，我必得叫观众能看出场场有敌情，有战斗，对反动派有斗争决心。我就这样把歌剧所有的篇幅专留给各色各样的红色长征英雄，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了。
许多好心的朋友劝我写话剧，说话剧比歌剧方便，限制性少些。这理由我也是承认的。但我舍不得我至今会唱的那些红军歌——江西的兴国山歌、铜钱歌、竹片歌、砍柴歌等。在全国红军会合后，我听见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也唱我会唱的那些红军歌，特别是《当兵就要当红军》和《工农解放歌》。我发现这些歌就是全国红军共通的歌声，我爱这些歌。同时，在长征的一路上，我把江西的民歌通教会了其它几个方面军的战士，沿途又学会一些新的歌，包括彝人的歌等等。我以为歌剧是戏剧艺术中最优美的形式，也是人民最喜爱的戏剧艺术的一种。红军长征，是多么富有生命力的史诗啊！应该歌唱长征英雄，而英雄们的事迹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伟大历史的诗歌。就为这些理由，我还是要写长征歌剧，用战士们欢喜的歌曲，来歌颂可爱的人们是一件最愉快不过的事情，就决心这样做了。至于歌剧的限制性就顾不得了。
这个歌剧的写作酝酿期间，从讨论全剧的梗概、人物、结构，一直到剧本完成，我和于村同志、海啸同志始终是合作的。我写成后交他们二人阅读修改，然后再由我定稿。他们，特别是于村同志，替歌剧做了重要的创作工作，使剧本的结构紧凑和更歌剧化，更适合于作曲者的要求。另外，我还请了许多老师指导我。军事方面的问题，我请教最多的是聂荣臻同志、萧华同志、陈锡联同志、李涛同志，否则，作战命令我也不会下；最后一场正面战斗如无锡联同志的帮助，简直写不出来。戏剧文学创作方面的事情，我请教老舍和曹禺两位先生，从结构到人物都交换过意见。酝酿时间很长，有时我索性把腹稿念给他们听，他们说：“有点意思了！”我心里就高兴，特别是大渡河一场，我不只一遍地背给他们听，他们都说：“成了！”我才放心。
《长征》能像今天这个样子搬上舞台，完全是集体力量帮助的结果。一定有写得不够的地方，主要是由于我的政治和艺术修养的限制所致。同时，《长征》能与观众见面，使我之所短，经过群众的批评，和参加长征富有军事素养的干部同志们校正，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充、修正和改进。我从来也没有设想，像长征这样伟大的史诗，一次就能把它写成，这仅作第一期的演出本，只有经过不断改写修正，十遍，以至数十遍，才能臻于完善。
谨将这不十分成熟，尚还幼稚的长征歌剧，献给我党成立的三十周年纪念和亲爱的毛主席，献给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四周年纪念。
七月二十四日夜于北京
第3版()
专栏：
湖南平江年老工人和农民回忆秋收起义
湖南平江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源地之一。该县许多参加过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的年老的工人和农民，“八一”节前夕在十二年前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所在地嘉义镇举行座谈会，回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新四军依靠群众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
参加过当时的工农游击队的老纸业工人潘度生说：“一九二七年九月，平江人民举行‘秋收起义’，那时罗纳川等同志是用三枝半枪起家的。他们以纸业工人为骨干，利用南北军阀混战时机，赤手空拳夺取敌人的枪枝，武装自己，使队伍壮大到有一百多枝枪。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嘉义镇举行了一个共产党员活动分子会议，成立了以罗纳川同志为首的平（江）湘（阴）岳（阳）游击司令部，统一指挥各地武装行动。这就是以后建立湘鄂赣根据地、创造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之一。”
老农民邓美盛也谈了当年彭德怀将军领导平江、浏阳等地起义的情形。一九二八年三月，工农赤卫队和游击队进攻平江城，没有成功。七月间，彭德怀将军领导平江、浏阳等地的起义，重新发动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成千成万个青年工人和农民参加了起义部队，这些起义的部队很快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当时曾在第五军军部做过勤务员的农民涂镜高说：“那时彭德怀将军跟士兵一样穿一套灰制服。他有一匹黑鬃马，自己很少骑，总是给伤病员骑。打起仗来，他总是站在最前面，大家都说他是个‘独胆英雄’。”因为负伤而脱离红军的老战士何贤斌谈了一个当时的战斗故事：一九二九年反动派朱耀华匪部一团人进犯红军根据地，群众漏夜送信给红军。红军根据群众的情报，以一天一夜一百八十里的奔袭，全歼了敌人。许多敌人被缴了枪还莫名其妙，他们说：“你们从天上飞来的？”红军战士笑着说：“我们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
曾经和老红军战士在一起坚持多年斗争的杨龙兴老汉，回忆当年的艰苦斗争说：“假如世界上有钢铁人，那就是老红军战士。他们没屋住，打岩洞；没饭吃，找了二十多种可吃的野菜和树根；没食盐，割野蜂蜜；没枪，找敌人。”杨老汉用一句谚语形容当时红军的英勇和高昂的士气说：“匪军（指国民党匪军）逃得脱，除非干鱼养得活。”
一九三七年，在主力长征后长期坚持湘鄂赣根据地、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游击队，在毛主席“一致抗日”的号召下，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在平江嘉义乡集中整训后，由傅秋涛同志率领，开赴皖南抗日。参加座谈会的人看着会场墙壁上当年新四军留下的抗日标语，望着门前新修好的烈士墓，都想起了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匪帮在这里制造的“平江惨案”，想起了壮烈牺牲的涂正坤、罗梓铭等烈士。他们心里非常愤怒。青年农民江菊宗高擎着他父亲牺牲前留下的大劈刀说：“烈士们的鲜血没白流。我们的梭标、劈刀如今变成了飞机、大炮，我们的游击队变成了无敌于天下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力量为烈士们报仇。”
嘉义乡农民代表贺光说：“平江解放两年以来，我们翻身农民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好。这都是老红军和解放军战士用血肉换来的。我们保证完成全乡六万多斤稻谷的增产捐献计划，购买飞机大炮，加强国防，保卫我们的幸福生活。为了迎接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四周年，我们还要切实做好代耕工作，坚决镇压一切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来报答毛主席、共产党和老红军的恩情。”（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