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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和刘少奇等同志在二十九年前
亲自领导萍乡煤矿工人进行革命斗争
——萍乡煤矿老工人在回忆座谈会上谈当年的光荣历史
曾在二十九年前亲受毛主席和刘少奇、李立三同志领导进行革命斗争的萍乡煤矿（即旧安源煤矿，当时有工人一万二千人）老工人，曾在六月十八日举行回忆座谈会，叙述那一段光荣历史。他们的叙述使参加座谈会的萍乡煤矿青年工人和劳动模范代表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曾经是安源矿工的萍乡矿务局局长张瑛说：“一九二一年冬，毛主席来到安源，深入矿井劝导工人办夜校、办工会；随后毛主席离开安源，工人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不久毛主席便派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先后来安源领导工人运动。”当时毛主席是中共湖南区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地区委员会书记。
老工人黄绍裳叙述他看见毛主席来萍乡时的情况说：“当时毛主席穿着一套青布衣，背着一把雨伞，高高的个子，对工人们谈话很亲切。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要组织起来，坚决和官僚资本家、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老工人谭炳方说：“一九二二年毛主席派李隆郅同志（即李立三同志）到安源来，先在牛角坡办工人子弟学校，后来又办工人补习学校，经常对工人讲一些道理。他告诉我们五百钱一天的工资太不合理了，要争取提高工资，并且不准官僚资本家和封建包工老板打骂工人。我们问他：‘老李，我们要增加工资，钱从那里来呢！’他说：‘钱向官僚资本家去要，他们的钱都是工人的血汗。只要我们团结斗争，就做得到。’工人都听他的话，这样我们的工会（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便成立起来了。”
六十一岁的李廷玉，谈工会成立后不久的一次罢工斗争。他说：“一九二二年八月间，安源矿工一万二千人在刘少奇和李立三同志领导下，为反抗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举行了罢工；工人们提出了‘先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斗争口号。刘少奇和李隆郅同志教导我们工人：‘愈压迫，愈反抗’。反动派把机枪大炮一起拿来镇压罢工工人，但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一个人被吓倒的。刘少奇同志不顾生死，代表工人向官僚资本家去交涉，提出复工条件十八条。那时工人们都为刘少奇同志担心，不肯让他一个人走入虎口，于是几千个工人群众拥着他们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到反动派那里去交涉。罢工胜利了，官僚资本家被迫接受了工人所提出的十三条主要要求。事后工人们都说：‘刘少奇一身是胆！’。”
当时安源矿工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在萍矿作了四十多年矿工的黄镜澄说：“官僚资本家是不管工人死活的，当时汉冶萍公司的钢铁源源运到日本去，给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枪炮来打中国人。自从那年刘少奇、李隆郅同志到安源办工会后，把大伙儿团结起来了，争到了许多权利。罢工胜利，我们都增加了工资，小工工资由每天八分增到一角八分，大工由一角、二角增到三角以上。工人伤亡抚恤金由七十元增到一百六十元。同时又争到了办工会的权利，工作时间由每天十二小时以上减到八小时，规定资方不得任意解雇工人，不得打骂工人……。”
但是以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安源工人运动接连受到挫折，安源工人重又陷入白色恐怖和被残酷剥削的惨境。这时共产党员们首当其冲，受到反革命分子的屠杀，许多共产党员为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
李廷玉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一九二五年八月，反革命军队围攻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闭，工会的负责干部被捕，工人段志发和另一工人刘某被枪杀，共产党员周怀德、刘昌炎等被用锄头砍死，尸首也没有收到。当时的工会主任黄静源同志被捕后押往萍乡县。反动派问他：‘把你放出去，你还做不做共产党的事？’黄静源同志回答说：‘只要我活一天，我便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作斗争；我是共产党员，你杀了一个黄静源，但杀不了千万个黄静源！’在解往刑场时，黄静源烈士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地就义了。”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安源，当地工人运动曾再度兴起，但到一九二七年蒋匪介石背叛革命后，又遭受挫折。可是安源工人仍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英勇斗争。他们从失败中渐渐懂得了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重要性。老工人讲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萍乡煤矿的工人一批批参加了毛主席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叶挺将军率领的独立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矿工们大批地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岗山。一九三○年中国工农红军攻长沙路经安源煤矿时，工人们又大批参加了工农红军，成立了“工兵营”。走的朝前走了，留下的则继续在党的领导与影响下坚持了英勇的斗争。
参加座谈会的老工人、青年工人和劳动模范们，遥望着山脚下才建立起来的烈士纪念塔以及环绕塔下的花园，想到今天自由幸福的生活，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血肉关系。全国劳动模范邓文益说：“我没有赶上安源工人的革命斗争，但我比比过去，想想现在，生活不知改善了多少倍。一句话，没有共产党便没有工人的翻身。我们只有坚决响应共产党的一切号召，努力展开爱国增产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坚决检举和镇压一切潜伏在矿山上的反革命分子，彻底实行民主改革，作好安全生产，保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建设人民的新矿山，来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用这些实际行动来庆祝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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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通过决议
要求把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逐出国境
在上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举行的南京市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上，天主教徒孙持芳、程树秀等揭发了黎培里继续威吓中国天主教徒的反动行为。六月三日，黎培里曾指使他的走狗在做弥撒时，对教徒进行恫吓，说：“签名反对‘黎公使’是背教的，要下十八层地狱。”六月四日上午，黎培里派他的秘书比籍神父翁万达去找南京教区代理主教李维光，说对李维光要“摘神权”。六月五日，黎培里又指使他的走狗造谣说“政府要逮捕反对签名的人”，企图挑拨爱国教徒与政府之间的团结。当这一切恐吓威胁、造谣中伤的流氓手段都失败以后，黎培里又叫他的仆从散布什么“黎培里决心帮助中国教会开展三自运动”，“他可以下令把全部外国主教撤换成中国主教”等鬼话，企图分化爱国教徒的团结。孙持芳等揭发了黎培里的上述新阴谋后，到会的全体代表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阴险和狡猾。全体代表在激愤的情绪中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人民政府迅速将黎培里逐出中国。决议全文如下：
在全国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推动影响之下，天主教南京教区七百九十三个教徒曾于今年三月三十一日联合发表宣言，表明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阴谋，赞成抗美援朝，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与武装日本，主张积极行动起来，实行天主教在中国自养、自传、自治三大原则，反对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坚决与它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谁知这个爱国的温和合理的宣言，竟触怒了留在本市的美帝国主义走狗摩纳哥侨民黎培里。他当天就写信给全国各地的天主教主教们，表示对于南京天主教徒的爱国行动“不能赞同”，污蔑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为“敌人的诡计”，公然指称包括爱国天主教徒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人民政府为“敌人”，并妄想动员天主教的“一切教友们”和“全体神职班”来战胜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人民政府。黎培里的信是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铁证，是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的铁证。这封信也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狰狞面目。
黎培里破坏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的阴谋被揭发后，全国人民纷起抗议，表示决不能容忍，本市爱国天主教徒七百五十八人也于日前发表了宣言，要求政府驱逐黎培里。当爱国教徒发起这一签名时，黎培里及其走狗仍图挽救他们的失败，竟以更卑鄙阴险的手段阻挠教徒的爱国行动，百般威胁破坏，以所谓“神权”与“教义”作为他的武器，恐吓教徒签名反对黎培里就是“叛徒”、“犯罪”，“要下十八层地狱”，便不能“办神功”。但帝国主义分子的欺骗恫吓，吓不倒也骗不了爱国的天主教徒，南京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仍在日益扩大。
我们南京市抗美援朝代表会全体代表认为从黎培里过去一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事实中，也证明黎培里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敌人。今天，在全中国人民巨大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前面，他居然还想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发号施令，污蔑我们的伟大祖国和人民，干涉我国内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再继续留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我们要求政府将黎培里永远驱逐出国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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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黎培里怎样勾结蒋匪帮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
新华社记者 艾长青
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自一九四六年年底以罗马教廷驻蒋介石卖国政府公使的身份来到南京以后，就一直和蒋介石政府、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处心积虑地与中国人民为敌，进行着危害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人民内战，并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制订“宪法”。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的黎培里，对于蒋介石的一切反动卖国措施都赞扬不止。当他向蒋介石“呈递国书”时，他把蒋介石反共卖国的言行称之为“见解崇高”。他向蒋介石说：“贵主席前所发表之各种宏论，全球天主教人士莫不钦佩”，“我个人对蒋主席的为人是万分景仰的”。他把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誉之为“继续领导建国大业”，“向文明前程迈进”。一九四七年元旦，在战犯于斌就职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时，黎培里又公开歌颂蒋匪帮的“宪法”是中国政治“进步的说明”，并无耻地为蒋介石祈祷：“要求天主保佑蒋主席政躬康泰，护佑与蒋合作的人员。”他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第一次给中国全体主教的信中又为蒋介石宣扬说：“中国民族现在有很贤明的领袖，已经逃脱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蒋介石为了继续扩大内战，曾在一九四七年制造了所谓“难民请愿”的丑剧，把山东、苏北的汉奸、逃亡地主等组织起来向伪国民大会“请愿”，要求“收复”这批汉奸、地主的“失地”。黎培里积极参加了这一阴谋，假惺惺地跑到南京下关去“慰问难民”，说什么“祝福各位家乡灾难早除，俾使各位能返回家乡”，鼓励这批反革命分子“还乡”反对人民。
一九四七年，黎培里曾走遍了江南各省，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作反革命动员。他亲自对他的主教们授以机密，劝告他们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他在三月底到达长沙时，即对长沙市的天主教徒赤裸裸地宣称：“本人被派驻中国的使命，是在协助政府完成民族复兴的工作。”他号召教徒积极地协助蒋介石政府。同年六月，他在江西南昌，向教徒们说：“尤望今后集中力量与政府密切联系。”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同时在解放区内实行了土地改革，蒋介石匪帮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这位“公使”便紧张起来，积极地通过于斌及其他帝国主义传教士进行破坏活动，力图挽救他们的命运。当美国战争贩子魏德迈抵达东北，“垂询”蒋匪帮的败局时，黎培里即派遣于斌去东北组织教徒和御用团体向魏德迈请愿，要求美帝国主义加紧援助蒋介石。同时，他自己也连忙赶到华北、东北，煽动天主教徒来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权效命。他污蔑民主自由的解放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鼓动天主教徒“无论有会籍的，无会籍的中国人、外国人”，都要“合作”起来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土地改革运动。
但是，黎培里的阴谋活动并没有收到功效，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继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黎培里便通过他的反动宣传工具——益世周刊公开向中国人民宣战。一九四七年十月，益世周刊登出一篇文章，公开号召天主教徒组织“天主教党”，说什么“已届其时矣，我拥有五百万之天主教徒急应起而自卫”。到十二月，益世周刊更发表了一篇《从圣诞节说到戡乱救国》的文章，说“这是要运用枪炮了，也就是非有枪炮的组训不可了”，进一步号召解放区的天主教徒组织武装暴乱。并且不打自招地供认：“宗教无中立”，“宗教上的中立是病态，是疫症”。
一九四八年元旦，黎培里在“祝福新年”时，又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号施令，要他们“切实发挥我们传教精神和力量”，“用教会的真理正义辅助中国的建设事业”，以达成“兴教建国”。
这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雷霆万钧的攻势，在东北、华北和中原战场，连续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蒋管区的人民也纷纷起而反对蒋介石的统治，于是黎培里更加慌张起来。他急忙从美国召来国际间谍莫克勤，派他去华北组织天主教的反动秘密组织——圣母军；黎培里自己则坐了美国军用机第二次跑到北京，动员天主教徒支持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府；并发动“天主教文化协会”等御用团体发表反动通电，拥护蒋介石“清除匪谍”，逮捕和杀害大批爱国志士。
淮海战役以后，蒋介石的王朝已被根本摧毁。黎培里即掩藏起嚣张跋扈的反革命凶相，而变本加厉地通过其爪牙进行破坏活动。他除了再次派于斌去美求援，以及派莫克勤去华南组织圣母军以外，并通过他的走狗搞什么“家庭保卫运动”，发动天主教徒以家庭为核心组织反革命活动。黎培里更要求天主教徒在解放以后也决不要“改弦易辙”，蛊惑他们“组织遍地义勇军，游击队”，“团结应变”。
南京解放前夕，美、蒋分子逃跑了，黎培里派了“公使馆”的秘书葛理耕随着蒋匪残余逃走，而他自己却仍然留在南京，企图继续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但是在解放了的中国，黎培里还想继续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是再不可能了。现在全国人民和爱国天主教徒一致要求将黎培里逐出中国，这是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应该得到的起码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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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替帝国主义宣传的“火箭”
张以棣著 开明书店一九五一年三月再版
靳新楚
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青年丛书》，其中有很多种对青年读者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这套丛书之一的《火箭》，却是一本内容非常荒谬的书。
全书十二章，概述了火箭的历史，飞行原理、构造、燃料、遥控制，以及火箭研究、使用的现在情况与未来发展。作者已经了解到：“目前的火箭大半是为军事用途而设计的。它的功用，只不过将破坏性的物质，投送到目标地域去，因此对于大多数的人们，火箭究竟有何种意义，颇成为疑问。”“但是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火箭的研究工作，就会转到与全体人类有益的途径上去。”（七一页）如果作者能从这一认识出发，适当地掌握、处理书中的材料，那么这一本通俗的科学著作至少不会是十分有害的。可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控制不住他的材料——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材料，作了那些材料的俘虏；就使这本书违反了科学研究的企图，变成了鼓吹战争、宣传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狂妄的唯武器论，变成了恐吓世界和平人民的极端有害的读物。
本书第一个错误是：全书到处歌颂着法西斯德国和美帝国主义者制造杀人武器的“成绩”。作者说：“德国所做的研究工作范围很广……。所完成的飞弹也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Ｖ——２。”（十二页）“德国人因为集中全力研究，所以有这样好的成绩。”（十三页）“德国人在火箭的研究上，功绩最大。”（五八页）“在这次战后，美国为研究火箭，曾把这种火箭（按：指Ｖ——２）运去研究，并且还仿制了几具，由此可看到设计的成功。”（六二页）“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室，研究更为深入。”（四八页）“美国最近新制的一种火箭，预计性能较Ｖ—２还要好。”（六八页）总之，它给人一种荒谬的印象：反动的、落后的、黑暗的美德法西斯主义国家是火箭“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不必谈到苏联科学（主要的不是用于战争的）研究的成绩超出了美国，即使专就帝国主义国家而言，法西斯德国研究火箭著有“功绩”是为了战争，为了杀害人类（作者说是为了“报复”），美帝国主义者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自然也是为了战争。这样的“科学研究”是理应痛加批判的，作者却把这种法西斯侵略性的“科学”歌颂为“国防科学工作”！一个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德国人因火箭实验室爆炸炸死了，作者却说他“殉难”，痛惜他“殉”了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难”！（十—十一页）
本书第二个错误，是被帝国主义的唯武器论吓住了。他写道：“下次大战中最可怕的武器，据一般战略家的意见，为原子弹火箭”，而且“几无防御可能”。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原子夸大狂的老调吗？对于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的任何原子与火箭之类的最新武器，都不能决定战争胜负这一点，对于任何种的武器都可用同样的武器加以回敬这一点，作者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
作者甚至贩运那样荒诞不经的战争宣传：征服月球，然后从月球上来征服地球。帝国主义者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幻想什么月球的《战略价值》，幻想“从月球攻击地球上的任何目标”，这正是它在现实中软弱无力的反映，正是它的“科学”走上绝路的反映。这种野兽在垂死前的幻梦，本书都给荒谬地渲染出来。它还以为这种虚幻的战争，“在千年后也许都会变成大家关心的国际或星际问题。”（一一一页）在作者看来，帝国主义的罪恶的生命和由此而来的战争可能性，并不是已经濒临死亡的，就要根本消灭的，却还可以持续到千年以后呢！
本书第三个错误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苏宣传盲目地接受过来，没有丝毫批判能力。例如：“苏联所雇用（！）之科学家，最近已完成Ｖ—２之远距离射击试验。………由于遥远控制之成功，每发必中。”这不是美帝国主义恐吓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战争煽动是什么？又如，它接着上面的话加按语道：“如战争一旦发生，敌人的火箭全从千里外飞来。”（五二页）请看，作者是公然用美帝国主义的口气把伟大的和平堡垒的苏联称作“敌人”了！
在另一处地方，作者又引用帝国主义的谣言称：“以前报载瑞典上空有神秘飞弹，也许就是他们（按指苏联）的成绩了。”（十四页）一本科学性著作竟毫无实事求是的态度地引用帝国主义的谣言来作叙述根据，这是何等的荒谬！
根据上述，本书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从这一本书的错误，一般著作者可以了解：在科学技术一类书的写作中，提高政治性的警惕，审慎地区别、掌握材料，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一般出版者也可以了解：对科学技术一类书籍，不论它是初版的或是再版的，加上严密的审订工夫也是十分必要的。
编者按：这篇批评我们曾转给开明书店，该店作了检讨，承认本年二月间本书在北京重版时未加检查的严重疏忽，并立即将《火箭》一书停售。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火箭》一书所独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书籍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错误，虽然性质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书籍中肃清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充实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是出版界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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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时事手册》发行量已逾三百万第十八期以纪念“八一”为中心
《时事手册》第十八期于五日出版。这一期的中心内容是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本期发表了下面四篇文章和资料：冯征的《纪念“八一”建军节》，江枫的《强大无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八一”建军节介绍》，周方的《加强优抚工作》。这四篇文章和资料，解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怎样的军队，以及今年纪念“八一”的意义和方法。
此外，这一期还发表了左春台的《今年夏征中应当注意的六件事》，廖盖隆的《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认识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的《山西中共省委直属机关报告员下乡作报告的经验》，以及六月下半月的《半月时事述评》。
《时事手册》的发行量近期又有增加，据第十六期的不完全统计（缺昆明、成都），已发行三百一十二万三千册。（新华社）
彝族新文字教科书陆续出版
西康省彝族拼音文字的教学实验工作进展甚速。负责彝文设计和教学实验工作的人员已决定在七月底以前用新文字编印彝族小学一年用的全套教科书和课外读物六种。语文课本第一册已于四月七日出版，现因实际需要决再版。民族政策、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歌、东方红、歌唱毛主席及语文课本第二册等，已经翻译编审完毕，于六月七日出版。彝族初小算术课本也编完第一、二两册，现正在印刷中。此外负责彝文设计和教学实验工作的人员并决定争取在七月底以前编印革命歌曲集及政策、法令等学习材料各一册。待这些书全部出版后并将根据科学院对新文字方案的指示和半年来的经验总结，着手编辑彝汉词典。彝族小学的师资问题到八月底也可以初步解决。五月中，西昌专区民族干部学校曾应彝族人民的要求，派成绩较好的彝族学生六人，分赴昭觉驻军及普格和大凉山灯厂的民族小学等处教新文字，目前西昌专区学习新文字者已近千人。（新华社）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会赴江南调查小麦吸浆虫为害情况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会，鉴于小麦吸浆虫在苏北、皖北为害严重，而江南一带尚无此项报告：特于六月初组织三个调查小组分赴苏南、皖南及浙江各地调查。结果发现南京、镇江、无锡、上海、芜湖、宁国、嘉兴、金华等地都有小麦吸浆虫为害。上海近郊小麦受害的百分比，以麦穗计算为三九·六六至九一；以麦粒计算为一·一至六·一。此次调查结果证明小麦吸浆虫的为害，不只限于华北，江南受害地区也已相当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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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训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
范文澜
过去，我没有注意过武训这个人，最近从报纸上读了许多有关武训的文章，并把《武训传》影片，《武训画传》，《千古奇丐》也看了。我有责任参加这个讨论，我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武训是个怎样的人？
关于武训的行事，我主要根据谢兴尧先生的《武训其人其事》，同时也参考了些《武训画传》等书所说材料。
（１）武训的阶级成份
武训出身贫农家庭，十五岁到十九岁当雇工，受尽雇主的虐待。他被李老辫用假账本赖去三年工钱，还挨一顿毒打，驱逐出门。他这种痛苦遭遇是可以同情的。
武训被逐出门，在破庙里“昏睡”了三天，这正是武训在选择他自己该走那一条道路的时候。按照农民阶级，特别是贫雇农的反抗性，他可以参加当时当地的农民起义军，但武训不愿意。按照农民阶级的保守性，他可以回家帮哥哥武谦种地，但武训也不愿意。他选择的道路是做乞丐。
从这里可以看出武训虽然出身贫雇农，但幼年曾做过乞丐，沾染了二流子习气，思想里保有游民思想的因素，而这个因素，终于发展起来，决定他放弃农民阶级，加入农村游民阶层，“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就成为他的根本思想。
游民阶层是极端散漫，极端自私自利，不耐烦正式进行生产劳动，吃空手饭，吃浮头食的游离阶层。其思想特征，一方面是破坏性，一方面是奴隶性。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容易被收买也会想法投靠到反动势力门下作走狗，借势欺压、剥削弱者，以达到不劳而获，满足自私的目的。武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给钱——那怕一个钱两个钱——的人，装狗装马装驴骡，拳打脚踢都可以，对有势力的绅士娄峻岭、杨树芳之流，奉之若神明，自卑如虫豸，做绅士家的狗马驴骡觉得很荣幸。他那胁肩谄笑，下跪磕头的丑态，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奴隶性。他对哥哥与母亲（一说伯母）的那种冷酷无情和借绅士势力重利盘剥穷人，一丝一毫不放松的凶狠行为，又表现了他的残忍性，破坏性。
有人说，武训讨饭为的是“积钱兴学”，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试替武训算一算账。武训二十岁讨饭到三十岁积得钱九十吊，平均一年积钱九吊。照《武训画传》所说，“轧一斤（斤当是天字之误）棉花绒子可以赚二百文制钱，纺一斤棉花能得到六百文制钱，替人家浇园，一天可以赚到二百文制钱”，可以推想当时劳动报酬，一天约为二百文制钱。武训名下有三亩地，如果种地以外，每年进行副业劳动一百天，一年即可得二十吊，十年当有二百吊，比讨饭所得多一倍以上，足见武训讨饭并非出于不得已，也不是兴学非讨饭不可，而是出于不爱劳动，爱过“随自己”的游民生活。从一年积钱九吊看来，他讨得的钱是不多的，给人家磨面浇园等工作，也是做得很少的，在街上玩“拿大鼎”，“蝎子爬”，“打车轮”，“吃蛇蝎”，“学马爬让孩子们骑”等等丑把戏，也没有获得多少钱。讨饭既不是积钱的好方法，更不是唯一的好方法，那末武训为什么一定要讨饭呢？除了二流子把讨饭这件事看作颇有兴趣以外，怕不能有其他理由可作解释。有人说：武训生活很“刻苦”，“喝脏水”“吃猪食”甚至“吃骡粪”，难道他也以为颇有兴趣么？是的，如果武训喝的经常是脏水，吃的经常是猪食骡粪，说他生活刻苦，自然该承认。不过武训经常吃讨来的饭，也就是经常吃普通人所吃的饭，不劳动生产，而吃到普通人的饭，生活刻什么苦呢？“喝脏水”“吃猪食、骡粪”，显然是当众表现一番的吓人把戏，与某些恶丐用剃刀破头，用砖块打胸同一行径，武训并不比某些恶丐更“刻苦”些。
武训三十岁和哥哥分家得地三亩，变卖得钱一百二十吊，合讨饭所积九十吊，两共二百一十吊，跪求娄峻岭，杨树芳替他向穷人放债生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武训积得土地二百三十多亩，现钱二千八百多吊，成为地主兼高利贷者。五十岁以后，又上升为大地主，高级绅士，与官府交接，乞讨上升为奉令募捐。最后，连满清朝廷也和他交接，赏他立牌坊，地位更高了。但是武训一直到死，形式上总保持着乞丐的身份，终身不娶妻。这一点，把很多人迷惑得钦佩之至。事实上，他做乞丐有很多好处。第一，一个乞丐想得到绅士的赏识是极为困难的，武训用“行乞兴学”作敲门砖，卖身契，十年工夫居然被杨进士收下当奴才。“行乞”是武训“发迹”的唯一本钱，当然舍弃不得。第二，一个乞丐想放高利贷，是毫无保障的，武训必须依靠绅士势力，才能逼穷人还账。用“行乞”之名，掩盖“积钱”（剥削）之实，这正是他的妙处所在，当然舍弃不得。第三，绅士看武训是个特别忠实的奴才，可用的走狗，因为他有麻痹反抗情绪，取消农民起义的作用。如果武训不做乞丐，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势必被绅士认为失去作用或变节僭越，不是从特别奴才的地位降为普通奴才，便是予以惩罚而斥逐，武训的前途从此完了。行乞对武训有大利，当然舍弃不得。第四，武训有极浓的二流子习气，有极深的无赖性格，做乞丐过着“随自己”的游荡生活，适合于心之所好，不做乞丐就不便在街上“拿大鼎”“打车轮”闹着玩哄钱，因此也有些舍弃不得。武训一辈子保持乞丐名义是势所必然的，他以“行乞兴学”起家，所以一辈子嚷着“兴学”，也是势所必然的，武训是个游民，但又是地主绅士高利贷者，武训是个不爱读书的人，但又是“大教育家”，归根说来，武训是个极其狡诈的大流氓。
（２）武训为谁兴学？
武训“行乞兴学”不过是投靠绅士门下的一种手段，兴什么学，为谁兴学，他并不考虑。有人说，武训不是为穷孩子兴义学么？是的，他一个讨饭的二流子，怎敢说要给富孩子办学呢，当然只好说为了穷孩子。
武训口口声声说要让穷孩子读书认字，他本人却是最不喜欢读书认字。他三十岁以后，已经投靠了绅士，如果真是爱认字的话，磕头跪求（这是他的惯技）杨进士，吩咐村里塾师一声，一天或两天教武训一个字或一句“天地玄黄”，“赵钱孙李”。自己再到塾师门前磕头跪求一番，请塾师当作赏给乞丐一碗饭，一文钱，杨进士和塾师是可能允许的。但是不曾听说武训有过这样的要求，却忙于在街上献丑哄钱或用心计盘剥穷人的钱财。他自己一辈子不肯认个字，足见他并不真以为认字有必要，那末，要穷孩子读书认字，不是骗人的把戏是什么？有人说，这是“舍己为人”的精神。试问一天或两天费一些时间认字，就算不“舍己”不“为人”了么？难道他一分钟也不停止的在街上讨饭么？他剥削穷人的钱，口称要替穷人家孩子办学，实际呢，所谓“崇贤义塾”的学生，正如谢兴尧先生所说“由教师的地位，教学的内容，学生的人数看，都可以想像学生的成份不会是贫苦的农民子弟”。有人说，武训为穷孩子办学的动机是好的。谁钻进武训的头脑里，见过他的真正动机呢？说他动机好，还不是根据武训那些口头好听话？为什么不用武训的实际行为作根据呢？第一个“崇贤义塾”，穷孩子进不了学，但是他仍继续办两个所谓“义塾”，并不因为穷孩子进不了学而有所改善，足见武训的动机只是为行乞、为投靠绅士而办学，不是为穷孩子办学。
（３）武训是个封建僵尸
武训这个最狡诈的大流氓，极反动的大奴才，他挂着“行乞兴学”的招牌，企图破坏当时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在反动统治阶级看来，武训确是值得大大表扬的有用工具。从满清的绅士、官僚、皇帝到北洋军阀、蒋介石匪帮，一致把他捧得“高入云表”，就是因为他的十足奴隶性和反动性，极合反动统治者的口味。反动统治者希望中国人民学习“武训精神”，那就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武训精神”又极合帝国主义者的口味，新约全书教训奴隶们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武训对有势力的人都看作善人，百分之百的实行了新约的教训。所以武训这个人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最行时的上上人物，被送到封建圣人孔子堂上并肩而坐，丝毫不是偶然的。
但是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武训立即成为臭秽的封建僵尸，再不允许它停留在人们的头脑里，更不允许它在人民面前跳梁胡闹。它应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被彻底的消灭。
（二）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
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前，不少人在歌颂武训；社论发表以后，还有些人为武训辩护，也就是说依然还在歌颂武训。这些过去或现在歌颂武训的人，大致有下列几类（歌颂武训的反革命分子，又当别论）：
（１）人云亦云——这一类人并未研究过武训，仅因别人说好，跟着也说好。一朝认识了武训的真面目，就会立即唾弃，毫不犹豫。
（２）募款办学——这一类人中，有些是教育界改良主义人士，自以为“教育”可以“救国”，在反动统治时期，募款办学，困难很多，当伸手要钱以前，不免低声下气向大腹便便者说许多好话，因此借武训“行乞”来比自己的募款，借武训“兴学”来比自己的“救国”，捧武训就是捧自己，至少是给自己解嘲打气。还有一些进步教育家，被武训为“穷孩子办义学”的把戏所迷惑，更要高捧武训用来比自己在办进步教育。这一个人对武训的真实情况，大概也只是略知一般，并未深入研究，所以当他们学习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和认识了武训是个大奴才时，他们也会抛弃武训，无所留恋。
（３）同情“利他主义”——这一类人以为不管武训的行为如何卑污可耻，但他那种“受苦忍辱”，“舍己为人”的“利他主义”还是值得钦佩。这一类人如果只是抽象地钦佩“利他主义”而不是有什么其他成见的话，那么，只要懂得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武训所利的“他”，不是穷孩子的“他”，而是地主富农的“他”。利了地主富农的“他”，反过来也就利了武训自己的“己”。我想，这一类人如果发现武训并不是利他（穷孩子）主义而是利己主义时，很愿意抛弃武训，犯不着替他再作什么辩护。
（４）封建思想——这一类人头脑里有封建思想，甚至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他们口头上虽然也说要“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地改革，”实际上把武训那种反对农民起义，彻底投降地主的丑恶行为看得很合心意，认为值得介绍给劳动人民，走武训的奴才道路。任何一个封建反动人物，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无法露出他们的头面，一露脸就要被群众哄下去。武训曾被进步人士歌颂过，给他披上更多的好看外衣，利用他来宣扬封建主义，确是最合式不过的一块材料。大吹大擂真心诚意歌颂武训的人如果认识到自己封建思想的沉重，自己的行为客观上所起的作用，不是“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地改革”，而是宣扬封建复辟，反对农民翻身，那就应该对人民负责，赶快采取严肃态度接受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公开承认错误。能这样做，我想他们的罪过还是可以补救的。
（５）思想顽固——这一类人头脑僵化，武训那个僵尸正好把它当作藏身之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些人为了给武训也是为自己辩护，挖出各种破碎“道理”来，说武训至少尚有些微可取之处，不该一笔抹杀。这一类人一方面是中封建思想之毒太深，一方面是对社会科学的常识完全无知。如果一定要自称有“知”的话，那也只是知些“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等等语无伦次的昏迷梦话。对待这一类人，必须予以严厉的批评，帮助他们学习和改造。我想，他们即使顽固不化，总有一天会感到头脑里窝藏着一个僵尸是危险的，这个僵尸不会给他们丝毫的好处。
武训这个人，从头顶到脚底，从皮肤到血管，浸透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当土地改革正在进行的今天，居然有不少的人歌颂他，什么《武训传》电影、《武训画传》、《千古奇丐》、单篇文章一齐出现了，这说明我们革命的思想战线上还存在着弱点，使武训的徒众们有机可乘。我们必须警惕，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战线，防止封建主义的毒箭再一次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