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知识分子的体会
北京大学副校长 汤用彤
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其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坚苦地正确地领导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一个真正天翻地覆的伟大事业。到今日人民是站起来了，国家富强可以预期，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头等强国，世界整个形势已因我们革命的成功为之改观。共产党的功绩是说不完的，有目共睹，也不必说。但是在它三十周年的生日，让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学校里的人们）想一下罢：我们领导的党何以有这样伟大的成就呢？我们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教训是些什么？体会到些什么呢？
这样的问题不是短时间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并且我自己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并无彻底的认识，也不能说清楚。但是我想共产党成功的道理并非秘诀，实在简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挚和学问的踏实。
过去的人士那一个不高唱救国救民呢？那一个不熟习“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格言呢？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也不是有些发过“入地狱”“救众生”的弘愿吗？但是事实上他们解决了“民生疾苦”的问题吗？没有的！事实上没有的！他们口说止于口说，弘愿止于弘愿，但事实上对于人民痛苦，只有浅薄之热情，对于个人利害却具深切之顾虑，所以一遇考验，即为名利所俘虏，为统治者作奴才。至于江苏的农民为“萧剥皮”“董抽筋”所加惨酷的虐待，天桥的劳苦大众为四霸五虎所施的非人的压迫，其悲惨的声音，我们自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先生们，或者漠然并未听见，或者听见也没有办法。直到现在，老百姓大家都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翻身了，我们有人作主了！”而我们知识分子听了人民控诉的呼声，方才不禁心惊魄动，“瞿然自失”，恍然过去即有好心肠，至少也是无济于事，过去我们的办法并未丝毫真正为人民服务。
有的先生还问：过去的人士为着人民不惜身命，坚苦卓绝，数十年如一日者，不也是有的吗？是的，确是有的。但是他们未作深刻的研究，没有真实的学问，茫然于“民生疾苦”之来源，也就对于“救民于水火”没有办法。直至马克思主义者才精深的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彻底的分析了社会的性质，了然于过去那样的社会经济的结构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他们又在实践的过程中，深心体会，于人生社会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因此能发现症结，能解决问题。过去我们知识分子所熟悉的研究，对于社会、历史原不深刻，而又脱离实际，不合实情；因此常救国有心，而回天乏术。过去我们知识分子常佩服共产党办事的成就，而轻视他们的理论的造诣；今日看起来，他们领导人民解决了两千年未解决的问题，这自不能没有真实学问的基础。今日看起来，我们过去对于社会历史仅有浮泛的知识，而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
复次，共产党服务的精神与其科学的创获有密切之关系。一方面服务的成功有赖于其理论之正确，凡革命行动“顺乎天理、应乎人情”者，必定因其精通天理，深悉人情。另一方面科学之正确有赖于其人民的立场，劳动创造世界，人民本为社会之基础；若理论抹杀劳动大众之地位，则必至于歪曲历史；由此而或以为少数人本来应享特权，或以为英雄可造时势。其结果，理论反而支持少数人之特权，拥护独裁之横暴，而不为人民大众服务。过去知识分子所欣赏之历史客观态度，从现在看来，既歪曲事实，而且具有反动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与一切社会科学都与过去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有基本区别，新的哲学与科学不但是为人民服务的斗争工具，而且人民立场渗透于其内容之中。证明一切超阶级、超人民立场的理论，实在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过去我们知识分子拿这样的反人民的理论，而欲其达到救人民之目的，真如“缘木求鱼”，自相矛盾了。
复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但认为要改造世界，而且重视改造世界与个人改造的一致性。真实的学问不但以服务人民为目的，而且须确定以人民的立场为其基本的出发点。知识分子个人本身若无人民的立场，而求其所研究者，所传布者达到为人民服务之目的，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而且科学根据事实，一切理论必须从事实中来，而研究理论者亦必从实践中乃能有所完成。世界是永远不断变化，不断革新，不断发展。而我们在实践中所得到的理论亦须不断变化，不断革新，不断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头脑亦须不断的革新，不断的改造。科学理论须符合客观事实，乃能保持其科学性。科学家须改造自己，乃能改造世界；而又于世界改造之中来改造自己。过去知识分子既否认世界的改变，也不求自己的革新；或者一面拒绝改造自己，而一面又要求世界之改造，岂不是大不合理的想法吗？
总起来说，在共产党三十周年生日，大家庆祝其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成功之际，知识分子应该已有觉悟。不但农民翻身，已摆脱二千年来地主的枷锁；而知识分子同样应该翻身，粉碎二千年来思想的桎梏。不过实在说来，过去思想的桎梏，自无产阶级理论兴起之后，已经被粉碎了；过去知识分子所引以自豪“视民如伤”的热情，今日证明其为空想；其所视为精密的理论，今日证明其为抹杀事实；其所夸耀的客观持平论点，今日证明其只能为统治者所利用，其效果并不公允；知识分子们往往以为脚下所站的是岩石，今日乃发现其为沙碛。知识分子们应该翻身改变了罢！我们应该向共产党学习，学习他们服务人民的真挚，学习他们学问的踏实，学习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要改造世界并且改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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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学习再学习
北京大学教授 金克木
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除了欢喜赞叹高呼万岁来迎接这个伟大日子以外，还应该加紧工作，加紧学习，下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学习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历史，学习党的作风。从解放起我们就喊出学习的口号了。不过，我觉得，学习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越学越难，“学然后知不足”。这就是因为我们所要学的不是仅仅一批现成的书本和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而是实践。
在开始的一段学习期间，我学了一些理论，但总觉得不过是多学了一套东西，究竟格格不入，浮光掠影。面对事实，就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是非难辨的感觉。这样，渐渐就逼出了立场问题。先确定了立场，是非就容易判明了。于是开口闭口处处不忘查立场。
但是这还不够得很，还得再困一个时期，碰许多想不通的钉子，才更进一步，心里逼出了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于是划分阶级，由此恍然又看清了许多问题。
可是还是不行。能开脉案不能开药方，光会画脸谱，还不能解决问题。这证明所学到的理论还不是行动的指南。这一关可不容易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其他理论之比就凭这一点。幸亏有了离我们最近的，最亲切的，讲中国人民格言的导师，毛泽东思想，又有了人民日报天天指引，再加上人民已经大翻身，而且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三大运动，于是我从接受党的教育的实践中睁开了眼，看出一切问题都是阶级斗争问题。学了一两年才学回了头，原来一切集中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人的一切活动过程都是阶级斗争，而要有斗争就要有组织，有党的领导，不然就还是悬在空中，仿佛超然而实际是东倒西歪不自知。
自觉地参加到阶级斗争里去，在今天中国就是自觉地随着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尽管投出的不是手榴弹而只是石头，可是这一来就真正认识了革命。以前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仿佛一般人看佛经，字字识，句句懂，可是隔了一层，不知说的是什么。这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似通非通，隔靴搔痒，这就是因为没有大喊一声，随着人民解放军投出一颗石头。
这样一来，仿佛是学习到了头了。然而不然，这才算是刚刚起来。这一颗石头投出去，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就立刻是活的了。他就是教我们怎样接着投下去一直投到彻底胜利的。行动才需要学理论，而学理论就必须行动。学习战斗必须扛枪举步，而决不是坐在屋里朗诵步兵操典。对于蹲惯了黑窟窿的猫头鹰，在阳光下面飞翔是痛苦的。同样，对于习惯于把读书当做唯一的学习的人，我敢说，学习战斗是极艰苦的。对知识分子说，学习阶级斗争比读遍万卷书难，比精通任何语文难，比上下古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还要难。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联共党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为什么熟读《资本论》的马克思学者并不能就算马克思主义者。学军事就是学打仗，学打仗就是学军队，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学党。离开了党一切都是空谈。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
在悠长的时间中闭着眼旋转而自以为跑了不少路，今天到了党的三十岁生日，我才知道向党说：原来你教了我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动步啊！好了，尽管一动步就会跌交也罢，跌倒了再爬起来往前走，从此我跟定了你作万里长征！
我就拿这篇小文作我对党的伟大寿辰的渺不足道的献礼吧。
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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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罪恶的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
长期领导天主教内反动活动的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已于最近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停止活动，听候人民政府处理。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设上海市岳阳路一七九号。它的前身是天主教教育联合会。一九四七年，臭名远扬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鉴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为适应“非常时期，经罗马（梵蒂冈）指示”，改组成立了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在黎培里直接领导下，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印发了大批反动书刊，并指挥着天主教反动组织“公教行动队”及“圣母御侍团”进行反革命活动。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是以反苏反共闻名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米家琦。这个专门发放美国剩余救济物资的天主教福利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上海解放前夕，丢下秘书长的职位，逃离了上海。继任的是另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华理柱。华理柱是美国华尔街利益的维护者史贝尔曼主教的亲信。在黎培里指挥下，华理柱把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变成一个更顽固的反动堡垒。反动书刊如《现代问题丛书》、《中国传教士》、《传教士学习资料》等，便在这时大量出版。直到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华理柱慑于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威力而“隐退”，由加拿大侨民赵玉明接任了他的职务。今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登记办法之后，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为掩盖它的反动面目，其秘书长改由完全为美帝国主义者所控制的中国人沈士贤出任。但帝国主义分子田执中、华理柱、赵玉明、康乐（比籍）、穆启蒙（法籍）、傅梦弼（比籍）、莫克勤（爱尔兰籍，现为圣母军负责人）及美国走狗陈哲敏（中国籍）等，依然隐藏在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内，继续进行反动活动。他们变本加厉地大批出版和分发了《学习参考资料》《圣而公教会》、《传教三昧》、《传教一言》、《传教两得》等反动书刊和反动的连环图画。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所散布的反动书刊，对中国人民、对人民政府、对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极尽诬蔑、挑拨、威吓之能事。在《传教三昧》一书中，帝国主义分子公然反对中国天主教徒热爱祖国，而要他们把“‘祖国’大神的祭坛，毫不迟疑的当众拆毁”。为了模糊中国教徒的民族意识，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历史作了可耻的曲解。他们在《天主教浅说》一书中，把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林则徐发动鸦片战争”。在《上海天主教教务发展史》的长文中，又将历史上中国人民每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都诬蔑为“黑暗时代”。他们把太平天国李秀成部队向上海的进攻，诬称为“侵入”，颂扬着英法帝国主义“保卫了上海”，和汉奸曾国藩“联合戈登所率领的常胜军，肃清了上海”。
帝国主义极端仇视爱国天主教徒所兴起的三自革新运动，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就是进行这一破坏活动的指挥机关。在该会所发出的反动书刊中，一再散布所谓天主教是“超国际”、“超阶级”、“超政治”、“超政权”的烟幕，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作掩护，为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梵蒂冈作辩护；同时又以另外一套“三自意义”来曲解和诬蔑真正的三自革新运动，并以“裂教”和“违反教义和教规”恐吓爱国教徒，以“妨害教会的超然性”来阻止教徒参加一切爱国活动。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不但通过文字来进行反动宣传，并派人到各地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如去年冬天，黎培里的私人秘书、教务协进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哲敏到了北京，企图破坏当时北京正在顺利进行的三自革新运动。天津市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也曾派专人到南京、上海请教黎培里和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求取破坏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之道。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的反动真相，已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广大人民以及爱国的天主教徒已不能容忍它的继续存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正是根据人民的愿望，为了保卫祖国主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正确措施。上海震旦大学等五十个大中学校单位代表和医院人员于十四日发出宣言，要求解散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并审查该会所出版的一切书刊，查禁一切反动书籍。很多读者也纷纷在上海解放日报撰文，揭露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的反革命罪行。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象它的指挥者黎培里一样，末日是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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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
决议要求政府严惩黎培里
华东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从上月十四日到廿一日在上海开了七天会。会上有许多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的代表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在“救济”名义下残害我国儿童的罪行。在上海圣母院育婴堂住了十八年的孤女李桂金控诉说：有一个夏天，她所在的育婴堂内一天就死了一百多个婴儿。济南泰山教养院的周月英控诉说：我们孤儿们吃的是糠秕和槐叶，四季喝的都是冷水，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每天被迫要织好二打袜子；织不出就要被外国修女罚饿。那些外国修女还常用皮鞭、铁棍毒打我们，有时还要罚我们吃粪便和苍蝇。外国修女却说：“这是上帝的责罚”。南京盲哑学校哑女生史斋云用手势控诉（由另一人翻译），她曾被该校帝国主义分子的爪牙吴醒亚用蒙药蒙倒后实行强奸。她在控诉中泣不成声，但当她讲到人民政府已替她作主，逮捕了吴醒亚时，流露出万分感激的心情。她举起手来，竭力地拚出了依稀可辨的声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
全体代表在经过控诉并经过小组讨论以后，一致拥护“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社团及救济机关实施办法”，并表示要坚决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办好中国人民自己的福利救济事业。他们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实际上控制着各地天主教孤儿院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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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人”的发现和研究
裴文中
许多人以为中国人的科学研究落后，比不上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是受了长期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欺骗教育的结果。
在过去四五十年中，我们中国科学界，曾受过帝国主义者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双重的惨酷压迫，按照常情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科学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步和成绩；然而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越的性格，有坚苦不拔的斗争意志，在科学的许多部门中，都有伟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成绩。
因为我个人受了学识的限制，现在我只谈“北京人”的发现和研究的一个小问题。“北京人”就是“中国猿人”的俗称，发现在河北省房山县周口店。他是四五十万年前，生存在中国的原始人类，代表人类发展史的第一个“猿人阶段”，也就是代表“从猿到人”的第一个过程。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由古代的猿类，因为两手劳动的结果，慢慢演变进化而来。但是证据在那里？“北京人”就是最好、最完备的证据。
从周口店这个地方，经过我们十几年的辛苦工作，发现了很多的“北京人”的材料，包括五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十几个比较完整的下牙床，单个的牙齿一百多个，身上的体骨破碎者七八块。据我们的研究，北京人的头骨，眉上骨突出象稜脊一样（我们现在人的眉上骨差不多是平的），额骨低平，头顶骨低而偏后，下牙床的前部向前突出（我们现代人的前部差不多是垂直的）。以上这许多种性质，都是与猿很相象的。另一方面，他的头骨的许多微细的性质，牙齿的形状和构造，体骨的形状等，却又都是“人”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北京人”是具有猿类性质的人类，也就是古猿向人的方面发展的第一步。
这种具有猿类性质的人类，在现代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只有他遗留下的骨骸，埋藏在土石之中，经过了几十万年，已经变成沉重的坚硬的石头，或者叫作化石。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就是这种化石。
在世界上，已经发现了四种猿人的化石，其中以“北京人”的材料最丰富最多，而且与“北京人”的生产工具共同发现在一起，说明了人类开始用两只手工作的最初的阶段。因此，四种猿人之中，只有“北京人”不但能够证明达尔文的人类从猿进化而来的学说，更证明了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的理论。
我们中国人常常夸耀中国有几千年的光荣而丰富的历史；但是常常忽略漠视：在有历史以前，远在四五十万年之前，在我们这块可爱的国土上，已经有了人类，有了文化，在整个人类征服自然的漫长而坚苦的历史上，曾发生过重大的作用，有伟大的供献。可惜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和中国买办阶级指挥之下，一切刊物都用英文，而且刊物主要是寄往外国，因此使我国一般的人民大众都不晓得这个科学上的重大事迹。
关于“北京人”的发现和初步研究，曾有十几年的惨痛历史，是最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在过去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个科学工作的实例。
这一个初步工作，是完全在反动官僚买办阶级政府时代进行的，名义上是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的“罗氏基金委员会”“合办”，实际上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奴役中国科学工作者。那时中国方面的主持者，更是最典型的官僚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实际工作者的血汗，来换取他们的功名利禄及买得外国主子的欢心。
一九一○年，有一位瑞典人安特生，在周口店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许多古代动物骨骼的化石。他当时是北洋军阀政府的矿业顾问，但是他对于中国的矿业没有兴趣，只是利用他的职权，在中国各地进行史前考古及掘挖动物骨骼化石的工作。他后来又聘请了一位奥国人来华，帮助他进行掘挖动物骨骼化石工作。这位奥国人曾到周口店去，掘挖了许多动物骨骼化石，带到瑞典去研究。
到了一九二六年，这位奥国人在瑞典，由周口店采集的化石中，发见了两个象人类的牙齿。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中国地质调查所，遂与罗氏基金委员会订立了合同，共同“合作”，进行在周口店挖掘动物化石的工作。一九二七年，请了一位瑞典人负责进行在周口店挖掘的工作。这一年的工作，结果又发现了一枚象人的牙齿。代表美国罗氏基金会的利益者——一位英国人——根据这一枚牙齿，订名周口店的人类化石为“中国猿人”，俗名“北京人”，他代表象人象猿的原始人类。
这位英国人的理论，因为根据的材料太少，未能取得世界上学术界的信任和重视，于是他又要求罗氏基金委员会再行“投资”，一九二八年仍然继续工作下去，因为工作的扩大，有了中国人和法国人参加。这个发掘“北京人”的工作，完全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国的情况，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者以外，任何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都伸出魔手来“染指”，来抢掠学术上的荣誉。
到了一九二九年，这许多国家的“学者”们及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们，都认为发掘“北京人”的工作，成了“鸡肋”，于是将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坚苦而认为没有希望的工作，才肯放松了手，交给了中国人来负责。这个时候，正发掘到了一层最坚硬的石层，任何动物的化石都很稀少，他们曾屡次提议停止工作，但由于负责的中国人的坚持，再加工人们的努力，我们不久就掘完了这一层最坚硬的石层；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下边露出一层含有丰富的化石的土层；更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在那年十二月中，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的头骨化石。在此以前，我们只有几个牙齿和破碎的下牙床代表“北京人”，在研究上感到材料的贫乏，不能作人类进化的有力的例证。但是有了这一个完整的头骨，问题就解决了，一切的怀疑都扫除干净了！因此，这个发现，得到了全世界上学术界的推崇和赞许。
因为有了这个发现，美帝国主义的罗氏基金委员会又继续投资，以便多得些“北京人”的材料由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来研究，争取个人学术上的地位。当初代表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者与美帝国主义订立的合同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北京人”的材料要由美帝国主义的罗氏基金会的代表人来研究，中国人只有负替他们挖掘的责任，没有研究的权利。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谓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善意的帮助”。
但是中国方面实际工作的同志，却不肯落后，在合同规定之外，在考古学、古生物学及地质地文学方面，努力钻研，也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绩，没有因为帝国主义的扼制而萎缩下去。
在帝国主义的“学者”及官僚买办阶级统治者双重压迫之下，中国参加这个工作的科学家，继续不断地在苦难中斗争着，努力着，除了“北京人”的化石以外，其余有关“北京人”的年代，文化和环境等研究，都由中国工作同志们圆满的完成，使我们对于“北京人”有关的知识完备无缺。
不幸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的时候，敌人不但迫害我们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们，且杀戮了我们的忠实的看守周口店的三位工人，更进一步设法来掠夺这个在学术上有崇高价值的“北京人”化石。据我们由种种迹象来推测，我国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又从日本人手中，将北京人的化石掠夺去了（我已另有专文发表，其经过详情从略）。
全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扫除了官僚买办阶级的封建势力，驱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残余，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建设事业，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期间，得到了稳固而迅速的进展。
关于“北京人”的研究，也同其他事业一样，在解放后一年之中，得到了发展，研究工作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知道：“北京人”的初步研究是一种悬空的工作，高高在上，只是钻了牛犄角尖的学者们的一套与人民不发生关系的学问。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初步的研究，太专门了，太高深了，与我们一般人民的实际生活没有联系。
其实“北京人”和他使用工具的发现，在学术上崇高的价值是在于证明了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发展的学说。有了“北京人”和他制造及使用的石器共同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发展的学说，就完全得到了科学上的证明。只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个崇高的价值才能得到正当的认识和应当得的尊崇。
从一九五○年年初起，北京历史博物馆，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直接领导和帮助之下，集合了全北京市有关的科学工作者及艺术工作者，发挥了中国人的集体的力量，对于“北京人”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北京人”如何居住在天然的山洞中，如何打制和使用简单粗劣的石器，如何与吃人的猛兽作生死的斗争，如何用两只手和智慧征服了当时的自然界等等，都用模型、实物和图画表现出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原始社会陈列室的重要部分，使一般群众也可以了解，我们四五十万年前的远祖，在创造现代人类的世界中，曾经发挥过如何巨大的力量和有过如何伟大的供献。使我们除了热爱现在的伟大的祖国和过去光荣的灿烂的历史之外，更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远古祖先在全人类的发展过程上所起的作用，充分的发挥了革命的理论，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这样，就使从前脱离实际与人民脱节的专门科学工作，得到了正常的发展，完成了科学为人民服务的至高任务。这个研究，虽是科学中一小部门的一点微末工作，但我们相信，在教育一般人民群众上，实有它一定的作用。我们应当，而且值得骄傲：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一切事业都得到了正当的发展！有了伟大的成就！（附图片）
这幅照片是“中国猿人”的复原塑像，代表一男一女，是苏联专家格拉西莫夫，根据“北京人”的头骨化石模型所塑制的。格拉西莫夫是苏联著名的雕塑家，专门塑造各种原始人类的复原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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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天主教内的秘密反动组织——圣母军
（一）圣母军产生的政治背景
圣母军又名圣母御侍团，一九二一年九月七日成立于爱尔兰杜柏林。它是天主教内部国际性的反动法西斯组织。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总危机时期的历史情况下产生的。资本主义集团的金融寡头们为了要维护他们的奴役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为了要拯救自身的死亡，因此更加强了对于宗教的利用，圣母军便是一个如黎培里所说的“别具装璜、有特别引力与暗示的公教进行”的反动组织。（见圣母军手册十七页）。
“圣母军手册”明白地供认了圣母军产生的政治背景。这本手册是圣母军总部出版的最高指导理论的读本，它“包括团员所应该认识的原理、规则、方法以及组织的精神”（手册一一七页），被规定为各地建立圣母军的准则和团员必须学习的读物。它如此写道：“这个新的骑士（按指圣母军），在这个信仰动摇的今天产生了。我们现在的时代……无神论的阵容，已将恶毒的思潮传遍了每一角落，大有席卷世界、包举天下的气概”（手册三十九页）。但是，手册认为更严重的，是原来的“公教组织”和主教、司铎等等已经无法挽回这种局势。因为劳动人民已经看清了这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传教士的丑恶嘴脸，不再相信他们，“而卷起了反抗教士、驱逐他们的怒涛”。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另一种能够代表主教、司铎来进行反动活动的组织和人员，于是，“圣母军准着近代的需要而产生了”，“圣母军在这里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它能代表司铎深入民间，实行司铎的计划”（手册二二九页）。
（二）圣母军的真正目的
既然圣母军是在前述的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真正的目的也就十分显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它是为了加强宗教在劳动人民中间的麻醉欺骗影响，破坏劳动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以便维护金融巨头的反动统治；在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它便要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妄图推翻人民的统治，使反动黑暗的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复辟。圣母军手册并不掩饰它的目的，它要求它的团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要加强对于“那些在贫民窟与穷苦奋斗的人和那些有危险堕落的人”进行工作，“使他们忘却社会的分裂、倾轧，”（手册三八页）；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圣母军的主要目的和事实”便是要“毁灭罪恶的统治，推翻它的基础，在它的残碑断碣里树立起基督神国的旗帜”（手册一一八页）。
（三）圣母军是天主教内部的反动法西斯秘密组织
圣母军是完全仿照古罗马帝国时代为专制暴君效命、残酷地屠杀奴隶的罗马军团而组织的。圣母军经常将自己比喻为残酷野蛮、杀人如麻的古罗马军。它订立了许多极严厉的“禁诫”和“军纪”，强迫团员盲目地服从，并用浓厚的宗教气氛来麻醉团员，使团员成为毫无思想的、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
圣母军手册说：“圣母军要求团员服务，是无限制，无保留的，这并不只是一种劝告，乃是必然的要求”（见手册第六页）。为了要使团员成为驯服的工具，圣母军便施用了许多欺骗和强制的办法。圣母军手册说：“我们深深地自认我们无能，卑不足道，静待全能天主认为合宜的时候，用我们的活动作为它光荣的工具”（见手册一○一页）。圣母军手册严厉地警戒团员不要谈“关于教会犯了什么罪恶、腐败、专制等等”的事情，它说：“团员该遵循的方式是把问题拉回到最简单的成份上去，即是天主给世界降下了福音”（见手册一八○页）。圣母军手册同时教导团员要掩盖一切反动统治者的罪恶，它警告说：“如果团员想借着机会，揭发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出出风头，这是绝不可以的”（见手册二○五页）。这些并且都被规定为圣母军的“军纪”，强制团员服从。
圣母军是一种秘密活动的反动组织，它警告它的团员“勿为太热心的社会改革家所利用。圣母军工作，根本是隐而不现。”（见手册二○五页）它规定团员要“严守秘密”。“把在支团集会里所得到的消息，给外人透露出来，那是等于出卖圣母军”（见手册一六六页）。又说：“收听到的一切散布出去，对于军团，是等于不可容忍的叛逆。”（见手册一一二页）。试问如果圣母军仅仅是一种宗教组织，它为什么要如此严格的警诫其团员保守秘密呢？就这一点，已足以证明它是以宗教为掩护的一种进行秘密破坏活动的反动组织。
为了要紧密地控制团员，圣母军又规定每周集会一次，“借着集会的方法，执行军中的纪律”（见手册一六四页）。
上述圣母军的极端反动的政治目的和最落后、最残暴、最专制的组织制度，明显地说明了它是一个极反动的法西斯组织。
这个法西斯组织是由主教和司铎来指挥、监督的。圣母军手册反复地强调各级团部应当受当地主教、司铎的支配的重要性，因此它本身实际上也不过是被一些所谓主教、司铎的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来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
（四）圣母军在中国的破坏活动
在中国，圣母军是在中国大陆接近全部解放时才开始活动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继续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幻梦；但是帝国主义并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因此他们就积极利用最反动的组织圣母军来进行垂死的挣扎。发起这个组织并且领导着它的，便是最近被全国天主教爱国教徒起而控诉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黎培里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写给他的秘书陈哲敏的信中说：“圣母军能对任何的社会氛围，如本堂区、学校、工厂、军队……都无往而不适宜”，可以成为“参透一切的思想和行动”，从而使“基督的神国（应读作帝国主义的统治）在中国不但不感到损失而消沉，反而更进一步的发展，继续它神圣的权利。”
因此，当中国人民的胜利迅速发展时，黎培里一类帝国主义分子也就积极地在各地建立和发展圣母军。一九四八年，黎培里把他的助手爱尔兰籍神父莫克勤召来中国，莫克勤在来华前，曾到爱尔兰和美国去受组织圣母军的专门训练。他到中国以后，即奉黎培里之命，在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内负责圣母军的组织工作。同年八月，黎培里派遣莫克勤赴天津协助文贵宾组织圣母军。其后，黎培里又派他到广州、桂林、四川等地去发展这个反动的组织。现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天主教内都发现了这个反动组织。
圣母军在黎培里的领导下，对人民中国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根据天津已揭发出来的材料，圣母军的反动活动大致有下列几种，（一）大量吸收逃亡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和其他落后分子，以扩大其反动组织；同时改用圣母慈爱祈祷会的名义，要求人民政府准予登记，企图争取合法地位。这一阴谋被揭穿以后，立刻又分成小组，企图长期潜伏。（二）经常秘密集会，交换情报，讨论和布置进行破坏活动。例如天津圣母军某支团在荷籍神父满济世的领导下曾组织“圣奥斯定要理研究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大肆造谣。又如当天津市爱国青年热烈地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时，圣母军曾分别派出团员到爱国青年学生的家中去散播谣言，进行阻挠。（三）出版和散布反动书刊，如《现代问题解答》、《恐怖的共产主义》等等。（四）污蔑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领袖；在教会学校中，打击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五）积极地帮助文贵宾等帝国主义分子破坏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例如散发“学习参考”等破坏三自运动的反动文件，阻止教徒在革新宣言上签名，向进步教徒进行欺骗、威吓等。（六）用恐怖手段，如写匿名信、暗杀等反革命行为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爱国教徒（如最近天津所破获的满济世案件，即是）。
但是圣母军的破坏活动是徒然的，人民的巨大力量必定会粉碎它的垂死挣扎。甚至连圣母军的首恶分子也感觉到他们前途的悲惨，请看圣母军手册所说的话吧：“与这可怖的阵容（指人民的巨大力量）一比较，圣母军是如何渺小呢！”（手册三九页）。被骗加入圣母军的中国神甫、教徒们应该赶快觉悟，迅速脱离这个反动组织。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这个反动组织继续存在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