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
吕叔湘 朱德熙
第二段 词的配合
我们常说“用词不当”。一个词如果不是生造出来的，它本身是无所谓“当”与“不当”的，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上下文里，才发生“当”或“不当”的问题。譬如“人民空军的雄姿第一次在祖国的天空飞翔”，“雄姿”显然用得不恰当，因为“雄姿”是不会“飞翔”的。再如“这不是比炸弹还狠心的东西么？”“狠心”也不恰当，因为“炸弹”不是人，不能说“狠心”。这两个例子的错误是很明显的，“雄姿”和“飞翔”，“炸弹”和“狠心”之间毫无瓜葛，放在一起是“驴头不对马嘴”。
还有一种情形，例如“连系自我批评进行讨论”，“站好立场，搞通业务，为人民服务”，这两句话意思并没错，但是读起来很蹩扭，因为通常不说“连系自我批评”，只说“结合自我批评”，不说“站好立场”“搞通业务”，只说“站稳立场”“搞好业务”，这种毛病可以叫做“张冠李戴”。
要避免用词的错误，不仅要了解每个词的意义，还要注意它常跟哪些词配合。造句的时候，要仔细检查相关的词配得是否适当，合不合习惯。下面我们举些错误的例子来看：
谓语与主语不相应：
（一）他的年龄已经老了。（作）
（二）即是这个数目也嫌太多。（译）
（三）朝鲜共和国军队由防御战转入反攻的过程非常快。（期）
（四）在这些地方灾情开始下降。（书）
（五）帝国主义者认为中国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但是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这种妄想，是可耻的失败了。（期）
（一）的“年龄”跟“老”不相应。我们只说人“老”，或者说年龄“大”。（二）“数目”只能说“大”“小”，不能说“多”“少”。（三）“过程”只有“长”“短”，无所谓“快”“慢”。（四）“下降”“上升”都是指数量说的，例如“温度下降”“生活指数上升”，“灾情”不能以数量计，只能说“好转”，不能说“下降”。（五）“妄想”无所谓“成功”或“失败”，“失败”应该改为“落空”。
（六）给青年的印象是良好而又深厚的。（期）
（七）教会本身招致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传教的中西人士太保守，太狭义，太顽固。（期）（六）的谓语包含等立的两项——“良好”和“深厚”，“良好”跟主语“印象”配得拢，“深厚”却不行，应改为“深刻”。（七）的“狭义”是与“广义”相对的词，不能安在人身上，应改为“狭隘”。
（八）病状一直没完全康复。（信）
（九）利用机械制茶，不但可以提高毛茶山价和资金的累积，并可使出品迅速整齐。（报）
（十）在铁道部号召之下，养路工作也普遍提高了。（期）
（十一）但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情况愈来愈不保险了。（期）（八）“病状”和“康复”配不拢，没有“康复”的是“身体”，不是“病状”。（九）“出品”跟“整齐”配得拢，跟“迅速”却配不拢，应该改为“并且可以出货迅速，品质整齐”。（十）应该说“养路工作的效率也普遍提高了”。（十一）“情况”应改“地位”。
动词与宾语不相应。这就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类乎‘喝饭’的说法”（人民日报，一九五○，五，二四）。这类例子多极了，这里只能挑选少数做代表。
（十二）现在同志们都已提出自己的决心：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成为钢铁战士。（期）
（十三）我们正在恢复战争的疮伤。（信）
（十四）总之，在苏南，地主阶级制造像这一类的罪恶血债多得很。（期）
（十五）中国的人民解放了，他们为其他殖民地人民和附庸国人民指出了榜样。（报）
（十六）克服各种困难，来建设这破破烂烂长久失修的盐场。（期）
（十七）检讨中曾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更促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书）
（十八）我愿牺牲我的学习，去到社会上服务，来补救家庭这一时的困难。（信）
（十九）对实际革命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期）（十二）“决心”只能“表示”，不能“提出”。（十三）“恢复”有“还原”的意思，病好了，我们只说“健康恢复了”，不说“病恢复了”。本句的“恢复”可以改为“医治”。（又“疮伤”的“疮”应作“创”。）（十四）的“制造”应改为“欠下”。（又“血债”当然是“罪恶”的，“罪恶”二字没有必要。）（十五）可以说“树立榜样”“做出榜样”，不能说“指出榜样”。（十六）说“建设破破烂烂长久失修的盐场”，不免叫人胡涂，我们说“建设新中国”，或者说“改造旧中国”，却从不说“建设旧中国”，这里的“建设”也应该改为“改造”。（十七）的“促使”的宾语后头必须有第二个动词表示宾语的行为，例如“促使这个计划早日实现”。这句应改为“提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或“使我们对这问题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十八）“困难”不能“补救”，应该说“帮助家庭克服暂时的困难”。（十九）的“起了”应改为“有”。我们只说“起作用”，不说“起帮助”。
（二十）于是被选为学生会的委员，担任妇女部的责任了。（期）
（二一）马来亚的工人重新拿起了他们的武装，在农村和丛林中进行游击队活动。（期）
（二二）各级政府机关中参加领导地位的妇女那就以千万计。（期）
（二三）锻炼身体，提高政治，培养集体主义思想。（期）（二十）的“担任”改做“担负”或“负起”就可以跟“责任”连用。否则就要把“责任”改做“工作”。（二一）“武装”是不能“拿起”的，能够“拿起”的是“武器”。（又“游击队活动”不如说“游击”。（二二）应该说“参加领导工作的妇女”。（又“以千万计”作“以千计，以万计”讲，是文言，容易让人误会是以“千万”计。）（二三）应该说“提高政治认识”。
（二四）尽可能的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期）
（二五）提高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需要。（期）
（二六）他们得奖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们完成了和超过了自己的生产上的责任。（期）前两个例子都是一个动词管两个宾语。（二四）“节省”“开支”是不错的，但是“节省”跟“浪费”却配不拢，只能说“减少浪费”。（二五）“需要”应改为“水准”。（二六）是两个动词管一个宾语，但是我们既不能说“完成责任”，也不能说“超过责任”。把“责任”改做“任务”，和“完成”可以配合，但是“超过了任务”还是不行。应该说“超额完成了任务”。
一般句子的宾语是放在动词后面的，但在有“把”字的句子里，宾语提前了。在有“被”字的句子里，又把原来的宾语提到前面来做主语，但是在意义上它仍然应该受动词的管辖（参看第一讲第四段“复杂的谓语”一节）。所以我们把这两类句子也放在这里讨论：
（二七）许多地方匪患已经肃清或被大部剿灭。（期）
（二八）当祖国安全被威胁和侵略时，我愿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稿）
（二九）打胎溺婴卖儿鬻女的现象，不仅在法律上被禁止…………（期）
（三十）动员全体把厂内不清洁的地方完全扫除。（稿）（二七）“匪”可以“剿灭”，“匪患”却不能“剿灭”，不如仍用“肃清”。（又“大部”应挪在“被”字前面。）（二八）“安全”可以“被威胁”，可不能“被侵略”。把“安全”删去，把“被”改成“受到”，就通了。（二九）“现象”不能“禁止”，应改为“行为”。（三十）“扫除”跟“打扫”意思相近，用法却不一样。我们说“扫除垃圾”，不说“打扫垃圾”；说“打扫某一个地方”，却不说“扫除某一个地方”。这里应该说“…………完全打扫干净”。
（三一）对于为什么进学校，为什么人读书，这些基本认识都弄不清楚。（作）
（三二）反动政府对长江毫无疏浚与修建。（期）（三一）的“弄”字是被动意义的动词，“基本认识”在形式上是主语，但是在意义上受“弄”的管辖。（三二）的“疏浚与修建”虽然已经转成名词，但是“长江”还是受它的管辖。这些可以说是“意念上的宾语”。拿（三一）来说，我们可以说“认识不清楚”，却不能说“认识弄不清楚”，因为“认识”是不能“弄”的，“认识”应改为“问题”。（三二）我们可以修建一座“房屋”，一所“工厂”，却不能修建一条“长江”，其实这个词是多余的，光说“疏浚”就行了。（又“毫无”应改“从未”。）
表语与主语不相应：
（三三）教室成了我们唯一学习的时间。（作）
（三四）把一般大学里的学生教得都成了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作）“教室”是具体的东西，怎么会变成“时间”？“学生”也不会成为“现象”。这类例子跟逻辑的关系多，跟词汇的关系少，这里就不多说，留在第五讲里讨论。
附加语与名词不相应：
（三五）因为自己既非地主又非农人而认为自己就和土地改革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只是一种极肤浅的错觉。（报）
（三六）在这次评议会上竟出现了这种错误的现象。（作）
（三七）革命的红旗便随着他们艰苦的足迹南进。（期）
（三八）劳动人民自己组织起来，便有了广大与宽阔的条件。（期）（三五）“错觉”就是不真实的感觉，既然不真实了，还有什么“深刻”与“肤浅”的分别呢？“错觉”应改为“想法”。（三六）“现象”无所谓“正确”与“错误”，这里只能说“坏现象”。（三七）“艰苦”与“足迹”放在一块儿没有意义。（三八）“条件”是抽象的概念，怎么会“广大”“宽阔”呢？本句的意思恐怕是说“劳动人民组织起来以后，便有了远大的前途”。
（三九）证明了南朝鲜傀儡是腐蚀的枯朽，不堪一击。（期）
（四十）这才能看出新的问题，工作才能有新的起色。（期）（三九）例用“腐蚀”来形容“枯朽”猜不透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形容词，只要用一个就够了。（“腐蚀”最好改为“腐败”，“枯朽”也不如“腐朽”。）（四十）说“有新的起色”，是不是以前有过“旧的起色”呢？“新的”这两个字是多余的。
（四一）反动派以无数卑鄙的手段来迫害我们。（作）
（四二）由这种观点发出的公私函件和报告，使国内外的教会团体发生不少兴奋和希望。（期）“手段”“兴奋”“希望”都是无从计数的，所以前面不能加“无数”或“不少”等数量形容词。（四一）的“无数”可以改为“种种”，（四二）的“不少”可以改为“极大的”，但是动词“发生”跟宾语“兴奋”和“希望”都配不拢，应该改为“给予……以极大的兴奋和希望”。
（四三）赚了容易的钱就不妨放手花。（期）
“容易”是动词“赚”的附加语，现在放错了地位，就变成了“钱”的附加语了，“容易的钱”是没有意义的，应说“容易赚来的钱”。
附加语与动词不相应：
（四四）快要吃饭的时候，同学们便自动地挤在饭厅前面的走廊上。（作）
（四五）只要稍微就生产关系上深思一下，这种“计划资本主义”的说法，是极虚伪可笑的。（期）
（四六）城市和乡村之间，智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彻底地消灭。（期）
（四七）美国资本家控制着的报纸，刊物，广播，百分之百的告诉他们革命只有杀人放火，别无好处。（报）
（四八）这种优良作风是我们应该很好学习的。（报）（四四）自觉地去做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才能说“自动”，例如“自动向大家宣传”“自动排队买票”，“挤”不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不能说“自动”。（四五）的“稍微”跟“深思”矛盾。“深思”应改为“想”。（这句话语气也不连贯，“这种”前面应加“就知道”“就会发现”一类的话。）（四六）例说“愈来愈彻底地消灭”，这正表示以前并没有“彻底消灭”，岂非自相矛盾？只能说“逐渐消灭”。（四七）“百分之百”只能做名词附加语，不能做动词附加语。（“革命只有杀人放火”应改为“革命就是杀人放火”。）（四八）“很好”只能做名词附加语，跟它相当的动词附加语是“好好”，例如“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本段完，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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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
——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老舍
在这里，我愿就近来我自己学习写剧本的经验，和阅读抗美援朝的剧本的心得，说几句话。说对了的，请诸位代表们作参考，不对的，请指教批评。
让我分条来说；虽然哪条在先，哪条在后，是随便排列，无关紧要的。
第一、我们先说“赶任务”这个问题吧。一提起“赶任务”，或者就有不少人赶紧皱起眉来。有的人以为文艺作品是不能“赶”的，一“赶”就写不好。有的人亲自赶了任务，也抱歉的对别人声明：“赶出来的，不好，不好！”前者是以为文艺工作者不应当赶任务，后者是说明即使去赶，也必然赶不好。
“赶任务”里边的甘苦，我想谁也不能像文工团的工作同志们知道的那么多，那么深，所以我愿意在诸位代表面前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以为各地文工团过去的良好成绩是与赶任务大有关系的。假若各文工团的创作者向来从从容容，不肯去赶任务，恐怕他们的表现就要减少很多了吧？唯其他们有及时创作的热情与魄力，所以才能迎上前去，把该宣传的创作出来，及时的教育了人民。这样，就肯定了各地文工团的成绩与光荣。有了成绩，也就渐渐地提高了创作上的成就与信心，这是一定的；文艺工作也和别种工作一样，不是越多学习，多练习，才越有把握么？
我自己虽不在文工团里工作，可是我也赶任务。我没有“能掐会算”的本事，怎么能预先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要修建龙须沟呢？龙须沟动了工，我才赶上前去。这还不是赶任务么？
对这一问题，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赶任务不单是应该的，而且是光荣的。
别人不赶，我们赶，别人就没有成绩，而我们有成绩。
赶出来的作品不一定都好，但是永远不肯赶的，就连不好的作品也没有。我们不应当为怕作品不好，就失去赶写的勇气和热情！
更须注意的，当我们一接受任务的时候，就抱定能胜利成功的信心，而不要皱上眉，先叹一口气。世界上有一些文艺名著是赶写出来的。我知道，莎士比亚和迭更司都赶过任务，而且赶得很好。赶写并不与粗制滥造同一意义。我们须定个赶任务的公约：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接受任务，而且立志要把它写好！我们若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与深入新事体的敏感，我们确是能把作品在短时间内写好的。
第二、我们要鄙视好莱坞与百老汇的俗套子。创作剧本，须求形式上的完整。但形式的完整并不等于把新内容放在一个老模子里，照样的磕出一个完整而没有生气的泥人儿来。好莱坞与百老汇常常玩这种磕泥人儿的把戏，为是赚钱；我们却不可如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天都有千万样新事体出现；我们的写作素材是取之不竭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好莱坞与百老汇已经陈腐了的俗套子，来表现我们的新事体呢？我们要放胆的去创作，就是形式稍有缺陷，也比袭用那些俗套滥调强的多。我们现在是抬起了头来的中国人，我们就应当热情的、严肃的，去写我们的新人物新事体，而且绝对不向好莱坞偷取艺术形式。
我看见过一出小戏，内容是讲大家怎样热烈的参军。参军是光荣的事。可是，此剧中的主角，很早就报了名，却一声不出，以致大家都猜疑他是否有爱国心。直到戏快完了，大家才知道他早已报名，而且被批准。你看，这是何苦呢？这是中了好莱坞的毒，以为不这么“跌宕曲折”就不算个戏。这是故意耍弄技巧，虽然因此而损害了对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的正面描写，亦在所不惜。结果呢，观众绕了许多湾子才只看见了英雄形相的一部分，因为他的全部面貌已被钩心斗角的结构给埋起去了啊。细细合计起来，这种“牺牲”实在太不上算！我们不反对运用技巧，但是因重视技巧而离开正面描写新人物新事体，或者竟自使人物的性格屈就技巧，使他成为别别扭扭莫明其妙的人，我们的损失就很大了。我们的时代是英雄的时代，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里，每天都有新英雄的出现。我们创作者的任务是正面的描画，表扬这些英雄，而不是使英雄们变成剧本结构与技巧的附属品。
我还看过一出小歌剧，内容是一位战斗英雄回家，看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在丈夫从军去的几年内，在乡间也成了模范人物。按道理说，这该是多么欢快的，热情的一出戏呢！夫妻见面后，各道几年来奋斗的成绩，该有多少戏可作呢！可是，我们的剧作者，却不使夫妻相会时热烈的拥抱，而使那位英雄忽然想起去戏弄他的爱人，说他自己是开小差回来的，故意使她落了泪。这不近人情！我们的剧作者大概是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见技巧的高明，而事实上，这点技巧是充分的说明了他怎样的庸俗，无聊。这是一出新桑园会，我们的英雄竟自因戏剧技巧的摆弄而变成了秋胡！
从上面举出的两个例子，我们看清楚：今天在我们之中，还有人以为戏剧创作只是耍耍技巧，只要套好了一个旧套子便算完成了任务。这是不对的！相反的，我们今天的戏剧是要面向着新人物新事体，作堂堂正正的描画与表扬；好莱坞与秋胡戏妻的路子是钻牛犄角的路子，他会使戏剧变成空洞的格式、套数，没有灵魂的东西。
我自己写戏，本是半路出家。我的最大的缺点是不懂舞台上的技巧。可是，这也有好处，就是我不为技巧所左右，技巧没有变成我的指挥。今天，我很愿意去学习舞台技巧，但是我也留着神，一定不以技巧作写戏的出发点，一定不要把堂堂正正的人物与事体放在弯弯曲曲的牛犄角里去受罪。
第三、内容也不要套套子。无可否认的，我们的创作是有些落在社会发展的后边。社会前进的太快，我们的心与手太慢。我们因为赶不上社会的突飞猛进，于是就抱残守缺的写几年前的旧事，或者把别人写过的东西改头换面再写一回。这态度不好！在今天，假若我们还写解放初期的二流子改造，我们自己就成了“三流子”！
现在，每天打开报纸，我们不是马上发现，全国各处的工厂里、农村里、部队里、学校里、商店里、家庭里都有新人新事的出现么？我们为什么一定抱着二流子不撒手呢？不错，社会的确走得太快了；可是，我们却不能以此而原谅自己。我们也应当赶上前去。萧伯纳说过，当创作力衰落的时候，才想写历史剧。我们不必完全相信这句话。但是，我们必须立志不叫我们的笔落在社会后边。能及时的歌颂表扬我们的新人新事正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不应当老坐在屋里阅读老解放区的作品，以便摩仿，而应当到门外去找那新的、活生生的资料。
第四、我们也要精打细算的创作。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在现阶段中，要求我们无论作什么都须精打细算。我想，我们创作剧本的人也不应该是例外。在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我总愿意少用人，少用景，好在演出的时候省些人力财力。我知道，我不应当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但是，我也知道，力求精简，也不是不能写出好戏来，那么我们的艺术上的成功就和我们的爱国心结系到一处了，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我看见过这样的戏：服装、布景、道具，都很讲究，可是戏很不好。我也看见过没有什么布景、道具，而很能感动人的戏。用不着细说，在我们今日的经济条件下，后一类的戏一定是更可取的，因为它不单收到戏剧的效果，而且节省了小米。
我想，当文工团彼此交流经验，作观摩演出的时候，很可能的会发生偏差，就是小的，物质条件差一些的文工团会羡慕大的，物质条件好些的文工团的舞台上的布置，而想去摩仿。不错，戏剧是综合的艺术，注意到灯光、道具、服装、布景等等，不能算是错误。可是，在我们的经济条件之下，我们就须打打算盘，不许浪费。我们都知道，当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他的戏虽是按照那时代的简陋舞台条件演出的，可是也并没妨碍了他的伟大。我们应当注意布景灯光等等，但不可专以它们见胜，像彩头班子那样耍弄机关布景似的。假若一位剧作者，在计划着创作的时候，很得意的告诉我们：“等着看吧，我的戏有十五个景，用七十多个角色，伟大的很！”我们便须告诉他：“假若你能用两个景，十个角色，也许更见本事，更伟大！”
是的，将来我们的经济高潮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堂皇富丽的戏剧在全国各地出现；可是，在今天，我们在创作剧本的时候，便须想到一个钱当两个钱用，教我们的剧本简练、结实，而且省钱。
第五、在我的《方珍珠》与《龙须沟》二剧中，前半都是描写解放前的光景，所以都不免暗淡凄惨。即便是这样，我可也留着神，不叫舞台上太可怕，太丑恶。今天，因为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和镇压反革命，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不少控诉的戏。这些戏里往往强调了回忆日本兽兵怎样屠杀我们，和反革命分子如何奸淫杀掠，弄得满台上鲜血淋漓，悲嚎惨叫。我以为，我们应当收敛一些，别太夸张敌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我们似乎应当一方面适可而止的描写敌人的残暴，另一方面也要写出我们的坚强抵抗，不屈不挠的事实与精神来。若是一味具体的表现敌人屠杀，我们岂不成了一群牛羊了么？控诉戏的目的在激起观众的悲愤，然后化悲愤为力量，去反抗，去消灭敌人。若只夸张敌人的兽行，造成恐怖，恐怕就要发生相反的效果，使观众怕而不愤了。
同样的，我觉得在舞台上，我们的眼泪未免太方便，动不动的就哭起来，我们的磕膝也太软，敌人一抬手，我们就跪下。哭，不见得准能感动人，而很容易把我们形容成软弱无能；跪，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是抬起了头来的人，我们必须多描写我们的沉毅刚强，不随便的哭，跪。即便是以控诉为主的文艺作品，也须如此。哭叫、屈膝，即使用适得当，也有丑化了我们人民的危险。
第六、也是最后的一段，我想谈谈剧本中运用语言的问题。我觉得，今天剧本中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话往往表现了剧作者的思想，而不是表现剧中人的思想。剧作者的思想是要宣传抗美援朝，或镇压反革命，于是，他就教剧中人三转两转喊叫出来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特务分子。这样，剧中人就变成了剧作者的麦克风，而剧中的语言便不能精彩，不能动人。我们必须作到，剧中的对话是情节所至，必然如此的，而不是忽然由外边飞来的。
因为剧作者没有考虑到上面所说的一点，所以他往往以为戏剧是很方便的东西，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可以使一个剧中人说出许多不相关的事来。这是个错误。一本戏必有它的主要事实与一定的宣传目的，它不能包罗万象，一下子把今天所要宣传的都说干净。我们要抱定一点去说，不许东拉西扯。不乱扯，我们才能依照着情节与人物的发展写出掏心窝子的话来。也只有掏心窝子的话才足以打动人。
语言本身是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用对了地方，一两个普通字，便能使人愤怒、激动；用的不对，尽管用上“怒吼罢”，“愤怒的葡萄”，或“愤怒的火焰”，台下还是毫不动心。我们要运用语言，而不教语言控制着我们。语言的好坏不决定于用上“愤怒的火焰”与否，而在它能否激起听众的愤怒的火焰。我们应当鄙视“愤怒的火焰”这类的不通俗的词汇，而不应当崇拜它们。假若有人以为作品的文艺性全仗着“愤怒的火焰”来支持，那便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我们为描写工农兵，所以往往采用许多工厂、农作、和部队中的术语。这个办法，据我看，也须再斟酌一下。我们若用术语，必是因为剧中的情节与术语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不是借术语来夸示我们对工厂、农村、与部队的知识。术语不是一般观众所能懂的，以大家所不懂的东西来夸示我们的知识，就等于庸医用阴阳五行、上焦火旺等等，去欺骗病人一样。我们应有的态度，倒是能不用术语就不用。即使非用不可，我们也该设法使听众能够懂。我知道一些艺人们的“坎儿”，可是在我写《方珍珠》的时候，我就尽力避免利用它们，怕听众不懂。用了它们，本来是为增强气氛，不过，台下若听不懂，怎能造成气氛呢？最近，我写另一个剧本，其中需要一件贵重的外科治疗器具。我去求教一位外科医生。他说开刀时用的吸血器很贵重。“吸血器”不算很难懂的一个名词，但是我到底觉得它不好听，不顶通俗。我决定不用它。我又需要一个病名，一位医生给我想了半天，才告诉我“肺出血”最合用。可是，我还觉得它太生硬，所以把它改为“肺出了血”。
有人夸奖我，说我的对话写得相当的好。也许是这样吧，因为我在运用语言上用过一番工夫。我不教术语来帮助我，而是谨慎选择的由我调动它们。更重要的，是我先把一位医生，看成为咱们中间的一个人，而不把他看成一天到晚老开药方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活的语言来，而不抱着医学大词典去写对话。
以上所提出来的六条，美其名也或者可以叫作经验之谈吧。不过，拿到文工团工作者们的面前来说，不免有点班门弄斧了，请诸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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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为了保存革命组织
——记山西文水县贯家堡四位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
梁星
贯家堡离刘胡兰故乡云周西村只有八里路。在刘胡兰殉难后的一年——一九四八年，贯家堡有四位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组织，英勇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三位是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儿子。
父亲名叫李宝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贫农。共产党刚到贯家堡秘密活动时，他就加入了党。以后担任了村的支部书记。母亲也是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她不断带着个篮子，到信贤村日寇据点里侦察日寇的情况。儿子叫李明子，是个年青的共产党员，参加了村里的游击小组，坚持着武装斗争。
从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八年夏天，文水平川的人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对敌斗争。李明子的游击小组只有十来个人，只有几根枪，只有少数子弹，但是，他们坚持着英勇的斗争。一次阎锡山匪军到村里抢粮。游击小组和自卫队转移到村外，向公安局借了一个掷弹筒，往村里发了几炮，接着向村里冲去，阎匪军丢下粮食和耕牛，怆惶逃跑。游击小组与自卫队收起粮食，拢住耕牛，都送还给群众。
这时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有个别组员表示受不了苦，李明子就诚恳地告诉他们：“革命就是艰苦的！”老支部书记李宝荣常常向党员们讲这句话，李明子把它牢牢地记住了。大热天，游击小组在野地里奔波，有人叫着：“快要渴死人啦！”李明子安慰道：“革命就是艰苦的噢！”游击小组在地窖里呆的时间长了，有人感到太闷气，就说：“这不成，快别死人了！”李明子又郑重地说：“革命就是艰苦的吆！”游击小组有时藏到砖头砌成的坟窟里，在三伏天，棺材里的尸首发出臭气，熏得人喘不上气。这时李明子又鼓励大家说：“革命就是艰苦的啊！”大家听到这句话，就像见到了老支部书记。这句话每一回有一回的力量，鼓励着大家坚持斗争。
一九四八年初，阎匪军在文水平原上大捕大杀。老支部书记李宝荣已五十多岁，腿又瘸了，不能和李明子一样参加游击小组，进行武装斗争。只好转移隐藏，继续进行秘密活动。有一次，阎匪军追捕甚紧，李宝荣无处躲避，他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决心不当俘虏，就跳井殉难了。李明子听到这个消息，偷偷回到村里，对母亲说：“娘，我在外边活动，我决心和敌人拚了。你一个人留在家里，万一被敌人抓住，你可不能乱咬同志。那样可对不起党，也对不起死了的爹……。”母亲没有等儿子讲完，就大声地说：“快去干你的事情，放你的心吧！”
斗争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李明子日夜睡在野地里，因为着了凉，得了伤寒病。母亲把他藏到共产党员武茂功的一个空院里，第二天，阎匪军包围了这座院子。李明子发了几天高烧，身体软弱极了，但他仍然拿起手边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挣扎着爬到院里，拼着全身最后的力气，对准房上的阎匪军扔过去。但是，李明子已病得没有力量把手榴弹抛到房上，手榴弹在院子里爆炸了。虽然它没有打中房上的阎匪军，但也把这些人吓得掉下房去。而手里只有一颗手榴弹。这时，李明子的妹妹跑到院里来，哭着要拉他回到里边去。李明子想了想，宁死不当俘虏，但又想救出妹妹。于是他把小妹妹按倒在地上，伸手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李明子就这样壮烈的牺牲了。李明子母亲也抱了不当俘虏的决心，吞了一块鸦片，鸦片的毒性没有发作，她就栽到水缸里自杀了。阎匪军弄活了李明子的母亲，还企图从她口中了解贯家堡的革命组织，以便彻底破坏。但她把阎匪军认为嫌疑的人的责任，统统洗刷得干干净净。过了一夜，这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民兵烈士的母亲，也庄严地死去了。
这时，阎匪军就计划强迫武茂功供出贯家堡的革命组织。他们把武茂功带回去，拷问了六天六夜，但是仍然失败了。武茂功被杀害的那天，两条腿已经被打断了，是用小车推到贯家堡来的。村里人看了非常难受。当阎匪军最后拷问他的时候，他仍旧什么也没有讲，英勇的就义了。
四位烈士是牺牲了。但是贯家堡的革命组织却被保存下来，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直到三月八日——文水县解放。（原载《人民广播》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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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斗争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
忆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吕辉同志
胡明
皖南事变后，皖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人民游击队，坚持着艰苦的斗争。在这艰苦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吕辉同志是其中的一个。
皖南事变以前，吕辉同志是新四军一个连队的文化教员，在事变中被俘。但在被解往集中营的路上，吕辉同志和其他几位被俘的同志设法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又找到了党的关系。以后，吕辉同志仍被派到游击队里当文化教员。他就和游击队员们一道，背起一支套筒步枪，穿草鞋，摸黑路，吃苦菜，住山棚，开始了游击战争生活。
二年后，党决定吕辉同志带领五个武工队员，开辟泾（县）、宁（国）、宣（城）地区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不容易作的。首先必须学会武装斗争和学会做群众工作。但是，对于武装斗争，吕辉是不熟悉的。第一次，他带这一支小武工队在宣城山里打埋伏，没有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就打了枪，结果只打伤了一个敌人，其他的都跑了。仗打得不好，大家都埋怨说指挥不行。吕辉同志不灰心，第二次又打旌德一个伪乡公所，也没有打下来。虽然碰了几次钉子，吕辉同志并不灰心。以后，他们配合别的游击队打了几仗，有了一些缴获；这样仗愈打愈多，本事也打出来了。以后打何村敌人，打泾县冬防队，都是干脆彻底地消灭了敌人。就这样，吕辉同志学会了武装斗争的本事。
吕辉同志除了带游击队打仗之外，还要做群众工作。泾、宁、宣地区的工作是难做的。这个地区情况复杂，特务多，敌人的情报网也很严密。吕辉同志进入这个地区后，就紧紧掌握住依靠群众这一基本环节。他们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并替群众解决困难。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和斗争之后，他们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们有了力量和办法，不仅克服了各种困难，而且避免了多次危险。有一次，宁国大方山有几个叛徒，以假装积极的办法骗取了吕辉同志的信任。他们和敌人暗中布置好了一个圈套，准备下一次吕辉武工队活动到大方山时，一面派人招待，一面派人报信给敌人来包围，把吕辉武工队一网打尽。叛徒们的阴谋是毒辣的，过去曾有几个红色游击队员就在这里吃过他们的亏。但是，这一次不同了，群众事先把叛徒的阴谋告诉吕辉同志。吕辉同志没有受到危害，相反地，给予几个叛徒以应有的惩罚。
一九四六年夏，吕辉同志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这时他所带的游击队内发生了一次叛变。部队内部有几个不纯分子，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由动摇而走向和敌人勾结。有一天，这些叛徒乘吕辉同志外出工作，组织一次内部大叛变，打死三个干部，拖走十多支枪。吕辉同志辛苦经营的游击队几乎被他们搞垮，只剩下八、九个人了。但是吕辉同志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向组织上表示：“我决不离开板桥（游击根据地），我坚决在板桥干。”吕辉同志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有着和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群众说：“只要吕辉在，我们就照样干，有共产党我们就有办法。”此外，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八、九个经过考验的同志为骨干，再加上群众的拥护，就有了信心和力量。吕辉同志掩埋了自己同志们的尸体，检讨了自己领导的错误，继续坚持斗争。党的旗帜仍然飘扬在板桥山里。
一九四七年在皖南是个大发展的一年。游击战争、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展开着。皖南、苏南等地游击队由八百多人发展到三千多人，根据地也开始建设了。这些胜利和人民解放军的南下大军起了呼应和配合的作用。走向死亡的敌人为着巩固他的江防，组织更大的力量向游击队进攻。敌人这一次“清剿”，从一九四七年冬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八年春。泾、宁、宣板桥地区，是当时敌人“清剿”的重点之一。这时泾宁宣游击队已经发展到二、三百人，吕辉同志（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率领着这支武装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取得不断的胜利。一九四八年一月，敌人以六十三师为主力，集中约二千人的兵力，进占板桥，斗争遂进入更艰苦的阶段。这时吕辉同志率一个连，转出外线活动。当他们转到旌、宁边蜡烛山地区时。敌人分几路来包围他们。吕辉同志集中力量，击溃一路敌人，消灭了宁国敌自卫队一个排。这一仗本来打得很漂亮，但在战斗快结束时，吕辉同志暴露了自己的指挥目标，被敌人的冷枪打穿了小腹，立刻倒下去了。他躺在血泊里，对同志们喊着：“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你们快去消灭敌人。”吕辉同志，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就此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