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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东省厂矿长联席会议决议
充分发挥工业潜在能力
超额积累二十万吨粮食
辽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于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召开厂矿长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为国家增产节约超额积累价值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的号召，并就省营企业具体情况，一致通过了今年增产节约价值二十万吨粮食的财富的决议。具体办法为：一、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缩短周期一百二十五天，节约八万三千吨粮食的投资。二、将省营企业各种产品成本降低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争取超额积累二万二千吨粮食。三、提高设备运用率，改善操作方法，减少废品，提高质量，争取产品总值较原计划增加百分之十五，约计增加九万五千吨粮食。
会议认为目前辽东省营企业充分具备着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辽东省营企业几年来由于全体工人的努力，在生产上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省营企业一九五○年的生产总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四点八二，一九五一年计划比一九五○年实际增加百分之十。今年工业厅直属企业一至五月份生产总值已完成了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点六五，为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二三。上半年二十八种产品有二十三种均超过了计划，工业厅直属企业产品技术经济定额五十四项中，有四十五项超过了计划。在资金周转方面，省营企业一九五○年流动资金平均一年周转一次，周转期为三百六十天。以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实际推算，平均为一点三次，周转期二百八十三天。虽然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年加速了三十点三次，缩短了周转日期七十七天，但仍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力。会议讨论结果，在各厂矿积极处理呆滞物资，加速产品推销，减少储备量，缩短生产周期等措施下，可以使省营企业资金周转期加快为二百三十五天，平均周转为一点五三次。关于降低成本问题，会议认为必须从节省原材料、节约间接人员及厂矿管理开支费用、减少废品、提高产量做起。据十一个单位统计，由于充分发挥设备能力，提高设备运用率，减少车间经费及厂矿管理费，共可降低成本费约四十亿。
会议的重要收获是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绝大多数同志从思想上纠正了认为生产不正常，客观条件不太好，消耗定额完不成计划，不能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错误认识，树立了正确的经济核算思想。
（本报特约记者谭俊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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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举行淮河水闸装置完毕庆功大会
曾山同志指出：这一事实证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新中国任何新建设都能成功。
上海市五金工人胜利完成淮河中游蓄洪水闸的机件制造任务及在工地的装置工程后，上海总工会、五金工会及华东工业部特于七月二十二日在上海联合举行庆功大会。在这次庆功大会上，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山出席讲话。他着重指出：在进行这次工程中，上海的工人与淮河工地的农民亲密团结合作，使这一工程胜利成功。这一事实证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新中国任何新的建设都能成功。大会最后由曾山向各单位授奖。
上海市一百二十三个工厂的一万二千余工人和技术人员，四月初开始赶制淮河水闸机件。由于全体职工的努力，这个艰巨任务在五月二十六日即告完成。在工作中职工们提出了一百八十件合理化建议，使人工较原计划节省了二万五千七百个。很多职工自动地延长每天工作时间，进行突击。上海钢铁公司第三厂工人在摄氏四百度的高热下抢修炼钢炉，保证了钢料的供应。五月底，职工们又组织了七百余人的技术工程队赶赴淮河工地，配合农民，冒着烈日和大雨，紧张地进行安装工作。因此提前完成了淮河中游润河集三里多长的水闸装置工程。（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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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今年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
共可增加灌田面积五百多万亩
今年全国各地普遍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根据目前各区的不完全统计，全国今年新建和恢复的农田水利工程共可增加灌田面积五百多万亩，岁修和整修工程改善灌田面积五千万亩，总计全国所作土方工程将近三亿公方。这是今年我国经济建设上的重要成就。
今年的农田水利建设是以修建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为主，老解放区和解放较晚的地区因情况不同又各有不同重点。老解放区华北各省今年主要是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合伙打井，推广水车和修建小型渠道。如河北省今春即打好砖井和土井一万七千多眼，贷出水车近三万辆，这对该省农民今春的抗旱植棉工作帮助极大。此外，也有较大型的工程，如察哈尔省的三大国营淤灌渠工程，除桑乾河淤灌渠外，浑河及御河淤灌渠工程均已全部完工；山西省的汾河、滹沱河及联合、益民等渠，平原省的广利渠，以及河北省的晋藁渠等均已修竣，共可浇地六十多万亩。东北区今年主要是在辽西省的东辽河、盘山，吉林省的前郭旗及黑龙江省的查哈阳四区由国家投资修建近代化的灌溉工程。今年完成的部分工程约可使四个灌区增开三十万亩水田。
华东、中南、西南等解放较晚地区的农民，今年修建小型农田水利的情绪很高，成绩也很大。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农民经过减租、反恶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以后，政治觉悟提高了，生产的劲头很大，因此修水利很积极。许多农民不仅出力修塘、坝，还将自己在土地改革或减租运动中所得的胜利果实自动拿出来修水利。结果，许多地区都大大超过了原订的修建计划。如皖南地区今春修建的三万六千多处塘、坝中，农民自动出钱兴修的就有三万五千多处，占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超过原计划七倍多。浙江省农民今春共修好河渠、堰、塘、涵闸等大小工程六万七千多处，其中农民自己动手兴修的就有四万多处。西南川北区今春农民修塘筑坝的数字，也超过原计划一倍，其中很多是农民用自己的减租果实投资修建的。湖南农民到四月底止，已共修好塘四十六万二千多口，坝五万五千多座，水车三千六百多架，此外还有很多大小水渠。这些成绩充分显示出翻身农民的强大力量，这些现象也是解放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
西北区地势高，雨水少，农民需水最急，因此，对修农田水利工程最感迫切。宁夏省今春有三万多回、汉民工将全省重要渠道普遍加修；甘肃河西地带由于并渠、并坝、开发水渠，亦扩大了灌溉面积六十万亩。陕西省泾惠、渭惠等八大新渠道，今春全部修浚，洛惠渠续修工程完成后，今年可增加灌溉面积十四万亩。新疆南部由人民解放军战士协助修建的库尔勒县的十八团渠，已在五月中放水，今年即可灌田五万亩。此外，该省麦盖提县的五零建设渠和迪化市的红雁池水库第一期永久性工程，也都在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努力修筑下，于四五月内胜利完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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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邯郸专区数十万人参加消灭棉蚜的斗争
地委和专署号召将灭蚜购棉结合进行
河北省邯郸专区全面展开灭蚜运动。据本月十七、十八两日的不完全统计，参加灭蚜的农民已达六十九万余人。灾情轻的已普治一遍，灾情严重的已治三遍到九遍。除治奏效的县份，棉花已长出新叶，群众信心亦已提高。该专区在治蚜中，曾注意打破农民群众中的消极等待思想和迷信思想。大名全县二千二百多宣传员，根据“灭蚜保棉是爱国行动”的精神，大力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群众都积极卷入灭蚜运动。并在保棉爱国的思想基础上，进而把群众大规模组织起来，实行科学分工，包干负责。大名、馆陶两县都组织了县、区、村灭蚜指挥部及灭蚜小组，统一指挥灭蚜的斗争。为教育农民学习技术掌握技术，并成立了传授技术的组织，统一配药，实行技术指导包干制。大名县在灭蚜运动开始前即教会了一万四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村干部和灭蚜组长。在运动中，他们又创造出各种新的灭蚜办法。并把灭蚜办法编成快板传播，如“头遍整枝二遍扫，三遍沾药虫死了”等等。
为彻底消灭蚜害，该专区中共地委和专署的联合办公室又于十八日发出通报，除综合报道各地灭蚜经验外，并号召各地贯彻“普治、连治”的方针，防止因蚜害一时减轻而麻痹大意，防止忽视轻灾区的灭蚜工作。
为使灭蚜工作与购棉储棉工作能结合进行，通报特别要求各地注意总结这两个工作结合进行的经验。通报指出，根据矿区的经验，灭蚜与购棉是可以结合进行的。办法是由党委统一掌握，发扬基层干部高度的责任心与积极性。各县经过对基层干部、党员多次进行爱国售棉的教育，不少干部、党员已在繁重的灭蚜工作中自觉地结合进行了购棉储棉工作，这些经验急待总结、推广。临漳县委根据各区村蚜灾的不同程度，确定在重灾区以灭蚜为主，结合购棉。轻灾区在不妨碍灭蚜的条件下，大力开展购棉储棉工作。这些办法，都值得各地参考。
（邯郸地委专署联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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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淮河干支流水位陡涨
沿河人民正加紧排水防汛
本月中旬以来，淮河流域各地普遍降雨，山洪暴发，淮河干河和支河的水位因此陡涨，河南、皖北的部分洼地已因排水不及，内涝成灾。各地防汛指挥机关现正领导沿河人民投入紧张的排水和防汛工作。
本月十日至十三日淮河支流渒河流域霍山县一带，共降雨二三二点四公厘，渒河水位也于同时期内陡涨至三十七点八公尺，超过一九五零年最高水位。十八、十九两日，淮河流域普遍降雨。二十日，淮河上游支流洪河水位猛涨六点一五公尺，河南息县一带淮河干流的水位亦猛涨五点六公尺，中游支流颍河的水位涨二点三公尺。二十三日，洪水峰到达皖北正阳关，该处淮河水位猛涨，超过该处的设防水位。现在渒河两岸部分地区遭受内涝的田已达十八万亩，皖北宿县专区的宿县、泗县、泗洪、灵璧、五河等县有八万零六百亩湖地受淹，淮河上游河南省的正阳等县亦有三十万亩农田积水。目前，上述地区的防汛指挥机关已动员了大批人工上堤，昼夜守护堤防，同时发动农民加紧排水救苗和补种。（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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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目前基本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中央重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 崔中
人民日报开展了对基本建设中某些错误的批评和讨论之后，我们在工业部门中工作的同志，除了参加由行政方面组织的讨论之外，还有不少人自动地组织了和正在组织着对基本建设问题的讨论。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讨论与结合实际的检讨，对目前和今后的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我们所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基本建设，还不是国家大规模新建设的开始，其重点仍是恢复与适当发展旧有企业。在这一阶段中的基本建设的任务，不仅是把旧企业的恢复与某些发展的工作做好，尤其重要的在于训练人员、积累经验，争取提早学会进行基本建设，以迎接新的更大的建设任务。
我们虽有不少进行建设的有利条件，例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尤其是从事企业工作的职工的积极性，丰富的资源，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等等，并且正由于这些有利条件，已使我们的基本建设获得了重大成绩；但我们也还有许多困难条件，主要是还缺乏进行建设的经验、人力、财力、物力都还不够充分。这些困难虽是暂时的，但却直接影响着当前的工作。因之，在基本建设中发生某些错误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如何认真地分析检讨已经发生的错误，从而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使今后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在讨论中，初步认识了基本建设中的几个问题，愿意提出来作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参考。
（一）
基本建设中已经发生的偏差与错误，分别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计划方面、设计方面和施工方面。
有的基本建设工程是在计划上出了毛病。这里所指的“计划”就是决定办什么事。譬如要建设一个工厂、矿山或楼房。决定做什么必须有根据，首先是需要与否，其次是资源、财力、人力及其他经济条件等。倘若计划不周或发生错误，则设计就无可靠的根据，这样设计的结果就会枉费心机；假如施了工，浪费就更大。我们有改变计划的例子，譬如，去年根据条件决定建设一个制造甲产品（假定名称）的工厂，随即集中专家进行设计，已工作一年；现在对这种产品发生了疑问，经过多方讨论一致认为不如制造乙产品（假定名称）更合乎国家的需要，于是决定改变，以前的设计就无用了，从新开始。另如定襄铁矿的例子（人民日报七月五日发表），据我们所知系掌握资源材料不确，在设计、施工至开工后，发现铁矿矿层为斜下伸状，开采费力，且含铁成份低，目前价值不大，前后进行两年，近已决定停工。
有的基本建设工程是在设计上出了毛病。“设计”是实现计划的具体方案。如建设一个企业或其一部分，则设计有两个部分，即建筑部分与机械装备部分。我们所已经施工的主要为建筑部分，这里发生的乱子最多，人民日报揭发的例子主要是这一方面的，不必再列举。总之，是设计草率、盲目施工，造成返工与浪费。
有的基本建设工程是在施工上出了毛病。有了“正确设计”还必须有“正确施工”。“设计”还是纸面上的，而“施工”则是行动。行动错了就直接造成物质损失。如天津某工厂，去年建设一座厂房和一个水池，两者相隔甚近（不足二尺），完工后池底裂开不能储水，查明原因是包工者用料（洋灰）不好，未照顾两者不同的压力所致。施工中的其他毛病还有，如各项工作步骤配合不密切，以致延误时日，浪费人力物力，工作被动等。
总之，进行任何基本建设工程，必须是“正确计划”，“正确设计”和“正确施工”。一步也不能错。错了，必然返工浪费。目前基本建设中所已发生的错误，有的并不单纯是一个原因。其中，由于设计和施工同时有毛病者较多。除上述三方面均曾出了些毛病之外，还有另一种，就是未经过批准的程序而自行施工，如像太原某厂在去年进行建设时就有过这样问题，结果是用了别方面的钱垫上，工作弄得很被动。
（二）
基本建设之所以发生了若干错误，在总的方面说是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因素的。
构成错误的许多因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客观的与主观的两方面，而两者在实际工作中又是相互影响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我们在这两方面确有不少问题。
客观困难，一般地说是有的。如经验不足，人力不足，财力不足，资源情况不明，调查研究设备不够，制造能力不够，建筑材料缺乏标准规格缺乏标准设计等等。这些困难是有历史性的，只有努力创造条件，逐渐加以克服。
客观困难，对于具体的基本建设工程来说，有以下各种：任务紧迫，批准计划层次多因而迟缓，拨款迟缓，各有关工作配合不妥（譬如材料供应与施工不配合，设计与施工不配合，运输不配合，定货不能按期交货等等），设计机构能力差，以及企业管理尚不正规，其他工作任务又十分忙迫等等。这些困难多属人为性的，应当查明原因迅速改善。
主观原因，则属于指导或执行基本建设任务者的思想问题，态度问题。譬如，不客观地估计需要与可能而冒然决定问题，不重视调查研究，不愿认真进行设计，施工马虎，工作中缺乏积极的创造与改进等等。
（三）
“草率从事”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基本建设中之所以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
客观原因只能是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主观上发生偏差时才成为现实性。譬如：建设某一新型企业，我们没有设计过（客观上存在了设计不好的可能性），却硬要自己设计（主观指导），结果设计错了或设计不成。这个结果是由于主观原因呢？还是由于客观原因？很明白，是主观上的指导思想错了。有人讲，这样看法是不对的，是抹杀创造性的看法，譬如我们并不是木匠和泥瓦匠，但我们能自己把房子盖起来；虽然不好，但总归是可以使用的房子。问题就在这里，大建筑大企业，却并不是“差不多”就行，而是差一点也不行。盖一个普通房子却可以多用或少用几根椽子，可以用这样的木料或那样的木料，粗糙的或精致的椽子；而一部精密的机器去掉一个零件就不能使用。
主观指导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充分研究客观的困难，估计自己的力量（可能性），结合需要确定行动的方针。应使客观条件为主观所掌握，而决不能无根据地忽视客观条件。
为什么说基本建设中之所以发生错误，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草率从事”呢？从已有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的同志是以“草率”的态度处理了客观存在的困难，其表现一般是“估计不足，而冒然从事”，结果出了毛病。有的同志则是以“草率”的态度处理工作中复杂问题不去认真钻研、分析，结果工作配合不好或顾此失彼，也出了毛病。譬如：“任务严重”问题：任务严重的事实的确存在。有的任务确是严重，如像根治淮河，某些工程必须在洪水期之前完成，否则可能前功尽弃。而一般的基本建设本来并不是这么“严重”的，但却也弄成“严重”的了。“严重”在设计人员、施工人员，以至供应人员、财务人员身上，即所谓人少活重，限期完成，怎么办呢？力不胜任，有的就马虎潦草，结果发生了错误。或为延期误事，或为返工浪费等等。我们试分析一下这种“严重”的情况是如何造成的呢？从国家说（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与财政经济委员会）以往并没有对一般基本建设限令必须完成多少（以后可以这样），而是惟恐下级条件不足能力不足担负不了太多的任务，因而严格控制投资，并以有计划有步骤稳步建设的方针来指导工作和教育工作人员。可是有的工业部门和某些领导干部，却有显然不同的情绪了，就是惟恐投资少和批准让办的事少。这从历次决定投资控制数字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情绪愈往下愈严重，就是说企业每次提出的要求都很大，一般在工业局里已压缩过一次，但还不小；提到部以后，又是一场争论，结果又减少一次；但部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依然不小；财政经济委员会最后再核减一回。这当然不是说各级都是完全盲目要钱，确实有些应办和能办的工程由于财政能力的限制而不得不缓办。但假定说在此后发生了任务严重以致力所不及时，那么由谁来负责呢？不恰恰是由于企业自己要多办事而造成的吗？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当说这是对投资要求与任务确定的“草率”。当然这并不一定完全由企业或要求基本建设的部门负责，有的可能应由其领导机关负责。这样情况就成为执行具体工作者的客观困难了！
批准预算和拨款迟缓问题：有些同志提出客观困难之一为批准预算和拨款迟缓问题。批准预算慢的现象是有的。进行基本建设经过一定的批准是十分重要的，一则上级考虑范围较宽广从而照顾全局，再则批准是一个严肃的责任问题，逐级批准亦即逐级负了责。预算批准才是任务的批准，批的迟也就是任务决定的迟。这本来不应成为企业的大问题的，如有问题可能是季节性对建筑工程的妨害。譬如雨季与冰冻季在中国一般不适宜兴土木，如预算之批准未照顾这个问题，势将影响施工，甚或拖迟，那只好下一季或明年再办了。假若上级机关工作的同志不重视这一点，对下面的要求采取草率的态度，是不应该的。而如果预算迟批的原因，是由于预算本身有毛病，却不加区别地埋怨上级，则是企业自己的错误，今后尤应防止。从已有的情况看，批准迟缓发生另一种影响，即有的基本建设工程在预算批准，亦即任务正式核准之前已经动手了。这样预算迟批或拨款迟了自然使工程的进行受到很大阻难。究其原因却不完全是批的迟，而是动手过急。这种做法亦应视为“草率”的态度。
关于工作中互不配合的问题：譬如材料供应不及时，就成为施工者的客观困难。但如拿一个企业单位来说，则表现对进行基本建设缺乏严密的工作组织。供应部门或许有他的“客观困难”，总起来则是组织全部工作的配合上必有“草率”，以致责任不明，使各方面工作不能有效地联系。
上述几点，大体上是由于对自己的能力估计不足，而使工作过程中发生枝节与困难。
“不负责任”，是对工作的态度问题。譬如：
在设计上只是形式地负了责，而对其结果如何则不负责，不愿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只根据一般的资料就进行设计，结果在施工时或施工后发生问题。人民日报发表的材料中就有此类例子。设计上还有一种不负全责的现象，就是只管设计一部分，未作全部的设计。如只设计房子，不作内部设计，如暖汽、卫生、照明、上下水等设备全不管，而是让施工的人管（过去就是如此），重新找人做。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有草率态度。如甚为普遍的“大材小用”的倾向，就是草率从事的态度。
施工中的“不负责任”。不可否认，有的公家机关或私人，已把建筑公司视为有利可图的事业了，于是纷纷成立，其目的有的是为适应建设需要，有的却是单纯为了盈利。既有盈利观点，就容易发生施工草率不严格注重质量甚至偷工减料的倾向。变相的封建把头制依然存在，劳动者在这种剥削之下，也是难以积极对工程质量负责的。这是目前在基本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
产生草率从事与不够负责的态度，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大多数同志热心于国家建设，以高度的积极性从事工作，这是十分可贵的，应当继续发挥这种精神。但因此有些同志却犯了过急的毛病，不注重创造条件而急欲求成，以致轻易行动，这是形成草率从事的主要根源。草率从事，在思想方法上是缺乏全面的考虑，只看局部不看整体，多从主观愿望出发，不切合客观的实际。另有一些同志，对于从事人民事业应具备的态度，还不十分正确，即还不是彻底负责的，而是还有着某种程度的雇佣观点。因之，形成了不负责任或不够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这是基本建设中应当反对的两个问题。我们应当努力加强学习，以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为今后的工作创造应有的成绩。
（四）
目前工作中须要解决下面几个主要问题：
一、审核和批准预算以及拨款应当及时。首先要预算的编制者应按照程序实事求是的编好。据计划工作部门的反映，以往迟批的原因，有的确系预算本身有问题。其次，上级机关应明确定出审核程度的分工，以免各级都一般地照样审一次，这样虽然解决了责任问题，但容易流于形式主义，其结果则易延误时间，因之拨款也迟。迟拨款了，就影响施工，使经费在预定时间之内用不完，到年终势必上缴。
二、对于每一企业的恢复和发展的方针应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我们以往的工作有方针不够明确、具体的缺点，这样就使企业缺乏工作指标，不易主动。
三、企业应严格遵守既定的进行基本建设工作程序，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学会基本建设。
四、建筑公司（包括国家的与私人的）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应注意解决，它对目前的基本建设有重大的影响。
五、国家应指定专门机关通盘考虑建筑设计能力的统筹使用问题，在目前并可有计划地组织若干有完整设计能力的设计机构。另外关于建筑材料的标准化亦应择其重要者着手进行。
★ ★ ★
最后，我们认为基本建设是国家的大事，是今后国家生活的中心环节。而现在还并非大规模建设的开始，我们应当重视已经发生的缺点和错误，认真检讨，从而取得经验和教训，认真在现在进行的工作中老老实实地学习，为今后的工作准备条件。进行学习应从端正思想入手，否则难以客观地批判错误。因此，我们觉得：（一）各地报纸都应开展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二）党的组织应号召从事企业工作的党员积极参加讨论。（三）有关行政部门应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检查基本建设的通知，以较长的时间（不限于七月份）在干部中进行深入的讨论，以从多方面揭发问题，使讨论逐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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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长沙市总工会工作态度不严肃
擅自增删毛主席的著作
希望该工会严格检查纠正编辑同志：
长沙市总工会最近因工会会员急需学习资料，翻印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竟把内容擅加增删，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例如第四页第一行“人民共和国”上擅加“工人阶级领导的”；第八页第一行“完全消灭阶级和进入大同的历史任务”一句，也是他们加上去的；同页第九——十行“但我们绝不宽恕他们的反动行为，绝不让他们的反动行为有自由发挥的可能性”，和原文完全不符。原文是“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四页六行的“一时候”是“以至使”之误；六页一行把“假如没有”错印成“对于我们说来特别是”；第九页把原文“相符合的”之下的三句完全脱落。
总计该书中有擅加文字的八处，整句和数句文字完全改变和脱落的二处，标点错误一百三十五处，一句中错二字以上十字以下的九处，应分段而未分段的二处，擅加单字的十六处，脱落单字的二十七处。可见该书错误的严重。
希望你们把我的来信发表，以引起长沙市总工会及其他编印文件性书刊的部门的注意。
胡础
编者按：这封来信所反映长沙市总工会翻印工作的不负责任的作风，实在异常严重。该工会应进行严格检查纠正。已经发出的该书也必须全部收回。这个教训，应该引起编印或翻印文件性的著作的出版社或机关的严重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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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翻译书籍的引用文字应注明中译本出处编辑同志：
在我们所翻译过来的著作中，常有引用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原著的话，在文中注明出处也总是直接从译文中翻过来。如引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的原文，注上：“《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五卷，第×××页”，而不是注上：“《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页”，或其他常见的中文版页数。这就使读者不能或很困难去翻阅所引用的著作，以便了解所引用的话的前因后果。因此，建议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外文书时，凡书中所引用的话，已经有比较可靠的中文版的，最好改用中文版的页数来注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采用双重注明的办法，既用直译的出处，又于书末用简注来标明中文版的页数。我认为这是值得其他翻译工作者采用的。
这样的小问题，只要在翻译时稍费功夫，就可省去读者一些时间，增加读者查原著的方便。
江云
编者按：江云同志来信所提建议，我们曾先转请人民出版社参考。人民出版社并复信表示同意，决定在该社出版物中试行。为了引起一般翻译工作者及出版家的注意，特再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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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杭州中国儿童书店欺骗群众
把旧的反动书籍当新书卖编辑同志：
我校最近为了找寻图案资料，看到杭州中国儿童书店一九五○年九月份和十一月份的新书简报上载有陈一揆编的《小学应用图案》的书目，十一月份的新书简报又用大字标出。我们就去买了四本，结果是受骗了。这本书并不是什么新书，而是“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出版的反动的旧书。其中有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反动标语：“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实行新生活”，以及“童子军团”，“新生活”，“童子军”，“中正小学”，“国民小学”等反动的标记和图案画。这些不过是书中最显明的错误，其他有问题的地方还很多。该店对于这种有严重错误的旧书，不但不停止发售，反而运用广告术大作欺骗宣传，是很不应该的。希望当地主管机关予以查究，该店亦应作深刻的检讨。
湖南武冈省立第六师范学校 马少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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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写《千古奇丐》的错误
我崇拜武训，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由于自己不懂得阶级分析，二十年来，我一直盲目地崇拜着并宣传着这个“不足为训的武训”，蒙蔽读者，这个严重错误。如果不是人民日报的批评，将会永远发展下去；那我的罪过就更加重大了。
我对武训认识的转变，不是突然的。在最初读到报刊上对《武训传》的批评，思想是混乱的，以为有的地方批评得对，有的地方就不对。在讨论《武训传》问题之前，我还准备了一些理由，作为反驳的武器，如“武训兴学的出发点是好的”啦，“坚苦卓绝自我牺牲的精神”啦……。可是随着报刊上的讨论日渐深入，对我所准备的反驳理由也就从思想上失去了自信力。正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康濯先生评《千古奇丐》的文章，题目是《一本极端反动的小说》。读这篇文章时，我的感情很激动，以为批评得“过火”，准备写一篇答复，对“过火”的地方予以反驳。当我鼓足了勇气，先把自己的作品——《千古奇丐》检查了一下以后，再读康濯先生的批评时，反驳的勇气消了一半。于是针对着新的认识写下去，越写觉得问题越多，反驳的勇气竟全部消失了。总起来说，我发现了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我对这个阶级敌人——武训崇拜了二十年，给他做了二十年的义务宣传员，蒙蔽了广大读者，混乱了广大读者的思想。
我为什么要崇拜和宣传这个“不足为训的武训”呢？总起来说，是集中在“行乞兴学，救济穷孩子”这一点上。我当时只看到他“兴学”，却没有看到他是为谁兴学。
为什么直到现在，有的人看了电影《武训传》还交口称赞？对这个后果，我是应该负一分责任的，我应该诚恳地向读者谢罪！
对于康濯先生所指出的几个错误，我作了如下的检讨：
（一）关于“武训高利贷剥削”一节，我是根据王丕显供给的那些材料写成的。这是作者阶级立场错误的结果。至于“压住一切邪气”，是指拐走武训款项的某甲及赖债的郜大户说的。“还得防备盗贼”一语，虽然没把捻党指为“盗贼”，但指的是那时（一八六七年）在鲁西鲁北“……每遇荒年”被逼造反的一部分农民。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那时既然“官逼民反”，是无所谓“盗贼”的，所谓“盗贼”是统治剥削阶级诬蔑农民的一个名词。
（二）关于“拒穿黄马褂”一节，确是我有意这样做的。在写稿的时候，我误把武训认为是“贫雇农”，如果穿了黄马褂，就丧失了阶级立场，但我并没进一步去想，他跪求了杨树坊等地主统治阶级，又跪谢了刽子手张曜，这不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什么呢！他的基本企图就是为了得到地主统治阶级的赏识，况且求得赏识的目的既达，那有不穿之理？何况不穿就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就得砍头。武训这样的奴才有那种胆量吗？
（三）关于“说屠杀革命农民的大刽子手张曜及其帮凶们都是‘爱护穷人’的‘公正’的‘人民给以好评’的人物”一节，和第二项检讨一样，都是因为作者阶级立场错误。过去我以为有这样的“好处”，就应该单独提出来，还没意识到他们那种伪善，是用以欺骗人民，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延长他们的统治寿命。
（四）关于“公开写成‘无产阶级’”，这是作者历史知识贫乏的结果。这种滥用名词的态度，诚如杨耳先生在《学习》杂志四卷五期《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所说，“更滑稽的是《千古奇丐》了。”
以上检讨，只是就我所能见到的而说的。康濯先生对我的启发及在讨论中朋友们所给的帮助，使我提高了对武训的认识，使我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柏水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说说唱唱》第十八期
《“武训问题”介绍》一文有错误编辑同志：
在对武训问题已深入讨论了如此之久的今天，六月二十日出版的第十八期《说说唱唱》上仍登载了一篇观点错误的《“武训”问题介绍》。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该文作者吉成，在该文的首段介绍了武训办“义学”的动机，大意谓：要饭的武七，因当年受过地主的欺负，“误以为”是因为自己没读过书，因此想弄钱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们也能读书上进”。这就承认了武训“办义学”的动机是好的；值得非议的，只不过是因为他对问题认识的不清楚。他的一切罪恶，用一个“误”字就给开脱了。事实上，武训曾受过地主的气，他可以而且应该革命（有条件），也可以回家生产（也有条件）。但由于他不爱劳动，希望“坐八台大轿”，所以选择了做乞丐；并以所谓“行乞兴学”向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作卖身投靠的敲门砖。对于这些，许多批评的文章都已作了详尽的分析，而作者却只字未提。
该文第二段又说：在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农民不得活的时候，办义学也不过是叫少数穷孩子念四书五经，功成名就，帮助统治阶级压迫别的穷孩子，“那里能解决穷人受欺负的问题”。所以“懂事的农民”都不支持武训，这里作者仍是在对武训的“误以为”辩护；并寄以无限的同情。所谓“懂事的农民”无异说武训只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农民，他的本质是好的，但今天谁都知道了武训虽在年青时给地主扛过活，但自始即过着游民生活，后来更放高利贷，根本不属于农民阶级。
第三段只说历代的统治阶级对武训的利用和捧场，并在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助下，办成了三座奴才小学，“乐得他摸不着头脑，和人家算成一伙，不过还觉得比人家小几辈子，不敢和人家平起平坐。”这里作者对武训的反动本质也没加以批评。武训为什么不敢和人家平起平坐呢？这正是为了显示他的奴才身份，以取得其主子的欢心。正因为他是如此一个忠实的奴才，才博得其主子的夸奖。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他必须如此做，作者并未予以说明。
从全篇看来，作者对武训精神的本质是没有批判的，甚至对他流露了无限的同情。这充分说明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是混乱的，《说说唱唱》编委会应对广大读者负责，不应发表这样的文章。
萧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