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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松懈思想，加强对购棉工作的领导
邢台专区售棉储棉开始形成群众运动
时间已很紧迫，任务益形艰巨，应当加倍努力！
邢台专区是河北省的主要产棉区之一，去年全区植棉二百一十五万余亩。在六月二十六日以前，该专区的售棉储棉工作除在典型示范村获得显著成绩外，各县都没有全面开展起来。主要原因，是专区以至各县党政领导机关没有抓紧领导。大部分县区党政领导干部认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发个指示，号召一下；具体的执行，则是花纱布公司和合作社的事情。有些县是对完成任务没有信心，也不研究如何去完成任务，只是找反面材料来抵抗。某县的任务是三百万斤；随便算了个账，说只能完成六十万斤。有的县盲目地说：“任务反正完不成。”因而在向各区布置任务时，便说：“完成多少算多少。”这样，就放松了对购棉储棉工作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为扭转这种局面，邢台专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于六月二十六日分别在威县、邢台、南宫召开了县财政经济委员会议，重新进行了动员和检查。决定以党委为核心，加强领导，重整旗鼓，急起直追。接着以典型村的调查材料为依据，肯定指出产棉区一般村庄存棉量在百分之十五上下。威县前五台村（可代表南宫、威县、巨鹿、广宗、新河等九县一百七十余万亩棉田地区的情况）去年植棉一千六百亩，每亩产一百一十斤，总产量十七万六千斤，目前储存量为二万三千斤，占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三强。其中存一千斤以上的八户，存五百斤以上的十七户，一百斤以上的十五户。南宫东孟庄只五十余户，售存到国家的棉花有五千五百余斤，每户平均存棉一百一十斤，占总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七。半产棉区如任县的北定村，去年植棉一千八百亩，收获十二万六千余斤，除了缴公粮和群众自用外，现在还存二万斤，占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五强。新产棉区的储存量，一般也都在百分之十左右。以沙河东九家为例，该村去年植棉一千三百亩，现储存量为一万一千余斤，占总收获量的百分之九。从农村各阶层来看，老中农存量最多，新中农和村干部存棉也不少。以任县北定村为例，九户老中农，存棉四千四百斤。其中张店忱一户去年收棉一千五百斤，现存七百斤。新中农七户存棉九百斤，其中赵未福一户去年收花六百斤，买了头小牛，盖了三间坯房，现在还存一百四十斤。威县二百十一个村干部总计，家中存棉三万斤。这些调查材料，使大家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会后经过逐级深入动员，至七月上旬，爱国的售棉储棉工作开始形成群众性的运动，获得可观的成绩。据统计，该区五月份收棉一百二十三万余斤，六月上、中旬收棉八十万斤，下旬收进八十九万斤，七月上旬收进九十四万斤，总共收进三百八十六万余斤，占五、六、七、八四个月总任务的百分之五十弱。
在六月下旬以来的购棉储棉工作中，该区各地曾在以下各方面作了努力。
深入思想动员·注意发动妇女
一、全面的深入的思想动员。动员的步骤是先党内、后党外，从有组织的群众到无组织的群众。按青年、妇女、合作社社员、民兵等系统进行动员。教员动员学生，学生动员家长。一次二次动员不成功，就耐心地反复地进行动员。以党和政府保证棉农利益，使棉农生活改善的事实，和解放以前的时光进行对比，使农民能区别新旧社会制度的好坏，明白“只有保国才能发家”的道理。同时结合纪念“七七”，启发群众回忆日寇暴行，揭发现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说明“售存棉花就是支援前线”。南宫西关村长以美帝要重新武装日本来警醒群众，激发爱国热情，使“售存爱国抗美棉”成了广大群众的行动口号，全村完成了七千斤的任务，还超过一百二十斤。南宫城内商贩经过爱国教育，三次售存棉花近二万斤。
在动员售棉中，特别注意了发动妇女。南宫县妇女联合会在王道寨村充分发动了妇女，五天即售储棉花一万五千余斤。丁家庄头一次动员，只动员出二千斤，后经发动妇女，组织互相规劝，又动员出了三千斤。
普遍设收棉站·供应必需物资
二、在以党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下，产棉区以片村中心社为基础普设收棉站，由公司、合作干部和领导片村的干部及所在地村庄的宣传员组成。除负责收棉外，还负责肥料、百货、粮食等物资的供应。收棉站设立招待棚，招待农民。并进行政策宣传，保证过秤公平，验级准确。售棉农民有意见时，迅速进行评议，保证不使群众背回去一包。收购以后并发给“爱国售棉证”，群众很满意。威县有的棉站下乡收购，推销群众心爱的货，更受欢迎。王世公村是所谓“没棉村”，结果也收到二千五百多斤。其中一千二百斤换了心爱货。专署、县两级为加强领导，并抽调党委、政府、经济部门得力干部组成检查组，深入县、区、片村、棉站，检查情况，解决问题，交流经验。区主要干部不固定在一片村，一个村，而实行流动指导，作用很大，解决了干部少的困难。
严格市场管理·注意教育商贩
三、为严格市场管理，制止小商贩的扰乱，各地对小贩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说明不应与国家争购棉花的道理，并动员商贩把存棉售、存给国家。对其中生活困难的，组织他们为国家加工。有违犯法令者，予以适当的处分。这样，南宫、新河等地就没有牌价和市价脱节的现象。南宫城内商贩并将存棉二万二千斤售存给国家。威县在收棉中对商贩的政策不明确，错误地规定“公家在市场收购百分之七十，私商收购百分之三十”，商贩为抢购棉花，在城内以高于牌价二百元的价格一集抢购一千九百多斤，牌市价一度脱节至三百元（每斤籽棉）。这不仅助长了棉农等待高价思想的滋长，且对党和政府与棉农的关系发生不好的影响。
该区收购棉花虽已取得相当成绩，但时间已过三分之二，任务还有一半没有完成，今后任务是更艰巨的。因此，专署和各县领导干部必须以最大的政治责任心，为完成任务而加倍努力。全区按储存量百分之十五计，存有皮棉应为八百余万斤。只要作最大的努力，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本报特约记者李吉平及程玉琳、崔绍武、王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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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扭转悲观失望情绪，坚决争取棉花丰收！
平原省农民为彻底消灭棉蚜而斗争
平原省扭转干部和群众中的悲观失望情绪，捕灭蚜虫工作全面展开，形成运动。目前全省农民正为彻底消灭棉蚜、争取棉花丰收而斗争。
六月底以前，平原省各地群众都进行过一次至两次灭蚜工作，棉蚜虫害因而大大减轻。但后来由于不少地区领导上产生了麻痹思想，认为已普治一遍，又下了雨，不要紧啦。对蚜害放松了注意，因此七月初以来，各地的蚜害又有很大发展。如菏泽专区棉田八十八万亩，有七十七万亩生了蚜虫。其中四十万亩棉叶已经枯萎。因此毁了棉苗改种其他作物的现象到处发生。由于蚜害突趋严重，群众又普遍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不少干部也因而失去信心，单纯向上级要办法。
该省中共各地委及各专署为扭转干部和群众中的悲观失望情绪，于最近分别发出指示，并组织大批干部下乡，领导治蚜。地委书记、专员、县长等都分头下乡进行检查、帮助，召开各种会议，建立治虫指挥部，组织干部力量，把使用杀虫器械的方法教给农民。现在全省治蚜工作已普遍展开，形成群众性的运动。省委与省府为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的彻底完成，并号召各地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使全体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消灭棉蚜是当前严重的政治任务。不把棉蚜消灭，不仅会影响到棉田增产（据了解：菏泽专区四十万亩棉田减产已成定局），增加明年扩大棉田的困难，而且已直接影响到当前购棉储棉工作的进行。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应深入贯彻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使群众了解为了国家的工业建设，必须与蚜害坚决斗争，取得胜利。第二，号召党员、团员、民兵、劳动模范及各组织的积极分子起带头作用，率领广大群众，包括妇女儿童，全部参加，向棉蚜继续进行不疲倦的斗争，直到将蚜害完全扑灭为止。第三，各地农场和合作社要切实帮助农民解决技术与药剂的困难。第四，教育农民群众接受以往教训，贯彻“普遍治、连续治”的方针。第五，注意总结已有经验，贯彻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把农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充分发动群众，防止某些干部因任务紧急而采取对群众强迫命令的办法。
（平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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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程设计人员要打破“雇佣观点”
重庆轮胎厂技师 张元绶
人民日报六月十六日发表《没有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社论，我觉得是向新中国从事基本建设工程人员敲了一次警钟。以后每次读报看到有这一类的文章和报道时，就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我们揭发了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错误思想，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雇佣观点”。
在解放前，当然谈不到什么是基本建设。那时，我们也曾做过所谓工程设计等工作，但那是官僚交下来的“任务”。我们只能迎合他个人的意图来做设计工作。譬如要创办一个工厂吧！不管他们交下来的原则是否正确或是否可能，只有照着去做，完成任务了事，事先也不收集有关资料，什么地质、风向、气候、资源等，情况的调查研究根本谈不上。这样设计就永远不会切合实际。施工时返了工也认为算不了什么。有时也偶然觉得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但是那时的社会就没有我们说话的机会。那般官僚们不过是利用我们的“技术”做他们升官发财的垫脚石。在那时候，你的工作稍不适合他意，马上便会失业。多少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被埋没了，他们被迫改行，苦闷终身。
解放后，我们感觉到一切都变了样。最使我们惊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一年多中就已开始了国家的基本建设工作。就如四川成渝铁路吧！从满清到现在四十年来也曾有不少官僚喊着要修铁路，但是只看见他们借此多收些“建设捐”以充饱他们的私囊，就不曾动过工。而今，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成渝路已经部分通车。解放后，我经过了学习，明确地认识了自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在工作中，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建设工作基本上是与旧社会不相同的。现在不是单纯的完成某一个人的任务，而是要搞好咱们人民自己的家务。我们今天的工作，再不是向少数几个人负责，而是要向人民负责。在我们的工作中，就应该尽量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我认为要把工程设计做好，需要注意下列两点：
（一）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在今天，技术人员不能再存在着“给我什么条件就完成什么任务”的思想。要知道现在不是替官僚资本做事，而是搞好人民自己的家务，为自己和儿女们谋幸福。所以，我们不但要利用原有的工作条件，还要动脑筋创造条件。譬如以往建设工程，非外国的材料不用，认为只有他们的材料合乎标准和规格。在今天，我们要使国产的材料也合乎规格和标准，多研究，多向领导机关建议，建立各种统一的工程规范。
（二）要联系群众，结合实际。这句话说来容易，工作中时常会疏忽。在技术人员中，最容易有瞧不起工人的思想，不能很好地同工人商量和研究。就如北京造纸厂的下水道工程，经办人员若能同厂内工人商量，多调查实际情况，就不会遭受一亿多元的损失。其他工程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多是设计与实际脱了节。
我们在毛主席的阳光照耀下，可以愉快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为人民做事。但是，一人所见，必然有限；群众眼光是明亮的。我们要从人民日报所载各项工程失败的事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随时警惕，互相勉励，更好地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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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动态
经济生活动态
平炉连续炼钢的全国最新纪录
上海钢铁公司某厂一个平炉，到七月二十一日止，已连续安全炼钢四百五十五炉，创全国最新纪录。该炉所产炭素钢锭的质量达百分之九十九。六月初爱国增产捐献运动展开时，该炉炉龄已到达三百炉。但是，该炉工人为捐献武器的号召所鼓舞，都认为：“多炼一炉钢，就是对志愿军打胜仗多一份帮助。”所以把延长平炉寿命的要求订入了爱国公约。炉龄到达四百炉时，该炉工人曾写信给毛主席，保证“延长炉龄到四百五十炉”。现在，这一保证已超额实现了。平炉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是有关该炉生产的各部门、该炉各班组工人之间加强了联系，并不断地改进了操作方法。他们一共找出了十余种可使炉子寿命延长的操作方法。这件事情，生动地说明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和爱国公约的巨大力量。
推动爱国增产运动的好办法
湖南省澧县荣市乡的农民，在七月上旬对各户种的棉花，进行了一次评比。根据植棉竞赛的条件，评比的内容是：（一）看谁的棉花长得好，施肥多，锄草勤；（二）接受技术指导和改进耕作法没有；（三）关心不关心国家大事，是不是认真读报和上夜校，懂不懂抗美援朝和扩大植棉的道理。经过全乡认真检查和评比的结果，公认贫农王本协的棉花种的最好，他的互助组给志愿军家属代耕的棉田也很好。青年农民陶学伯组织读报最积极，成绩最大。评比后，荣市乡的爱国增产运动大大前进了一步。各户农民都订了增产捐献的计划，在评比后十多天中，全乡的棉田都已作到追三次肥和锄七次草。王本协互助组提出他们要保证棉花丰收，要捐献八十八斤皮棉来购买飞机大炮。荣市乡这个经验，证明了定期进行评比是推动爱国增产运动的好办法。
河北举办棉花分级人员训练班
河北省不少地区在购棉工作中未能正确掌握“优棉优价”政策，打击了棉农植棉情绪，影响了棉花牌价与市价的平衡。为及时纠正偏差，河北省农林厅和该省合作总社联合指示各专区，立即举办棉花分级人员训练班。训练对象以良棉推广区基层合作社的业务员为主，课程内容为棉价政策、籽棉品种鉴定、籽棉分级检验等。邯郸专区的训练班已在六月二十日开课，其他各专区都在筹备中。该省农林厅在通县专区举办的“全省良棉轧花厂分级人员训练班”也已在七月三日正式开课。这是一项必要的措施。但要注意两点：（一）在课程内容中，除了业务科目之外，适当地进行爱国主义的和工农联盟的教育也是必要的；（二）要注意不把训练时间拖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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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本建设中应重视准备工作
“工业技术通讯”编辑部
编者按：《工业技术通讯》编辑部为了进一步地讨论本报所提出的“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这一问题，曾邀请十三位从事工业建设工作的同志举行了座谈会。此文就是这个座谈会上大家提出的意见，由该刊编辑部整理出来交本报发表。按，《工业技术通讯》是工业部门初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优良读物之一，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创刊，原名《科学技术通讯》，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起改为现在的名称。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希望读者热烈参加讨论。
基本建设中的缺点
我们认为过去基本建设工作中存在着下列几种缺点：
（一）我们基本建设工作的损失，大部分是在土木建筑工程方面发生问题。一般说来，土木建筑工程往往占整个基本建设工程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所以值得我们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缺少有经验的工厂设计工程师，大部分工程师只是做过住宅设计；但即使这样的工程师，人数也很少。另一方面：土木建筑方面的损失，很多是对于基础工程注意不够。例如：房子本身没有坏，而地基下陷，汽锤、锅炉的底脚下陷等等。基础工程不好，多由于没有调查研究、进行地质钻探；监工不负责；沙、水泥、石子混合的比例不恰当；钢筋比例使用不正确；施工层层转包，国家的钱是花了，但用至实际工程时，已经大为削减。所以说，这些工程如按设计进行，本来是可以做好的，但是因主观努力不够，因而造成损失。
（二）对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制定的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的执行，有若干干部有拖沓应付的思想。上级规定要按程序办，不办不给钱，所以只好凑合着办。因此，从这种“应付观点”下所做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当然对实际的情况会有很大的折扣。至于施工详图，按规定是在工厂中做的，不另送上级审核；从应付观点去看，那就更容易等闲视之，草率马虎。因此，重视工作程序，应成为我们今后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教育工作之一。
（三）基本建设中，建筑材料还不能做到统一的标准规格，统一的材料检验，和统一的工程标准；设计工作就不可能在一定定额上进行设计。各有学派，各有自己的参考数字，跟各种实际条件结合很差，漫无标准。
基本建设工作，是一个细腻的科学工作和计划组织工作。往往因为“失之毫厘”就牵动全局。所以必须建立健全的制度，深入贯彻到设计、施工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去，才能够保证质量，完成任务。
必须重视准备工作，用制度来保证准备工作的执行
“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这是基本建设问题的一部分。基本建设首先要确定方针、工厂生产能力、性质、品种、资源，从而考虑厂址、交通运输、市场需要，以及一系列的勘察、调查工作。所以只有做好前一段的准备工作，才有可能进行正确的工程设计，也才有可能施工而不招致失败。
现有某些基本建设工作的失败，是由于前一部分准备工作不足，方针不确定，考虑不成熟，而就贸然进行施工。因此当方针改变，或有其他原因时，就造成很多损失。
假设修建一个工厂，从技术施工等条件来说，并没有任何缺陷，但它缺乏经济的和政治的正确意义，这个工厂就不应列入成功的经验。虽然他完成了一般工程设计，但是他没有全面的方针，和工业分布等等的全局观点，这个设计应是不完整的。
假设工厂厂房修盖完成，但不久因地层不坚固，发生倾斜的现象，从房屋的修建条件来说，可能全部合乎规格标准，但因事前缺乏地质钻探的工作，这个设计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设计是基本建设极重要的一环。正确的设计，包括很多条件，最主要的是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不重视设计前一段的准备工作，必然会造成失败。但是还有很多从事工业工作的同志，甚或一部分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明确。其来源是基本建设中的几种错误思想：
首先是局部观点：表现在缺少从工业建设的整体的计划观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客观条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就盲目施工。认为钱多好办事，缺乏实事求是、精打细算的态度，工程随钱的多少而增减，而不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做计划。不深刻认识现代工业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只凭主观估计，而不作科学的计划与统计，强调目前生产需要，或空想过分遥远的将来的需要，而缺少正确的发展观点。
其次是缺少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设计的只顾自己方便，不考虑施工条件。施工的按设计施工，不反映实际情况。如整个工程已接近完成时，才发现梁架应力的计算错误，或如排水管与送水管的水量不一致，设计者只凭一纸之辞，没有实际去勘察；虽在形式上好像还负责，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雇佣思想，是旧社会的工作态度。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一致认为：克服这些缺点的基本方法，就是重视准备工作。没有准备工作，就不会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任何其他客观原因，都不可能否定这个基本的工作原则。
为了纠正错误，我们必须建立基本建设的成文的制度。本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二月工业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随即颁布了基本建设程序的暂行条例，这条例使基本建设工作逐步地走入正规起了很大的扭转作用。
如何加强基本建设工作
为了做好今后基本建设工作，我们认为：
（一）必须加强基本建设的经济核算思想。这在东北一九五○年基本建设总结中已明确提出。经济核算制是计划管理下基本建设企业的独立经营。它可以克服没有计划，自己有钱自己经营的盲目兴建的观点。它可以加强计划观点，克服不重视准备工作和从局部出发的错误思想。同时也可以纠正供给制思想。
（二）设计人员应集中使用。国家可建立设计机构，并统一作出标准设计（如宿舍、办公室等）。这样不仅节省人力，同时也有利于计划。对“大宗包揽”而可能发生粗制滥造偏向的设计机构，要由政府予以指导监督，纠正建筑设计工程师的“明星化”倾向。
（三）必须废除层层转包，及封建性的把头组织。只有做好政治工作，提高工人觉悟，开展群众性的保证质量深入检查的工作，才有可能使得基本建设工作真正地进入健全的境地。认为建筑工人是“小工”，是单纯体力劳动者的思想，必须纠正。这是一个政治工作问题，也是群众观点、依靠工人阶级观点的问题。
（四）加强基本建设的表报工作，通过表报，掌握进度，及时检查。检查成绩、检查缺点、总结经验。认为表报是一种负担的思想，是错误的。必须教育干部，盲目的基本建设，比生产的损失大，因为这是“百年大计”的事业，那怕是小小的错误，都会造成长期的损失。
（五）逐步规定工程标准，和各种设计的技术定额（如一平方公尺宿舍需多少钱、多少人工、多少木料、多少钢料等）。只有逐步规定了这种定额，才可能审核预算。否则一个基本建设，一会儿提出要二百亿元，一会儿又提出要三百亿元，这种“拿了钱再说”的办法是极不妥当的。同样的，我们也必须逐步规定一些必须填写的基础项目，填了这些项目，就是设计的最基础的条件。此外设计本身经过什么手续批准，审查什么，设计人员的条件如何决定，也应该明确规定；否则，便会形成看不出问题，只好批准。
我们的结论
我们讨论的结果，认为解决思想问题和建立必要的制度，是健全基本建设工作的两个主要的方法。客观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应该承认困难，但决不可向困难低头。我们应该正视“坐在玻璃窗内”的呼声，警惕指导工作脱离现场实际的不良倾向。但是也不能引为理由，掩饰缺点。
我们讨论的结果，认为在中央正确的领导下，基本建设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这些成绩应予肯定。但在另一方面，各地的基本建设工作，无论在设计或施工上的缺点还很多。从人民日报上已公布的例子来看，已经不少；如果经过一次深入的全面的基本建设检查，一定会发现许多类似或更严重的缺点或错误。这些错误或缺点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认为：对于错误的揭发，不等于“一笔抹煞了成绩”，反而是巩固与提高既得成绩的必要条件，同时更可以打下将来大规模建设的良好基础。
我们认为“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号召是正确的。同时我们更认为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是正确的工程设计的必要步骤。前者与后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以上意见，还请大家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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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语法、修辞讲话》帮助我们
学会正确使用语言
编者按：吕叔湘、朱德熙二位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已在本报陆续发表了两讲，现在第三讲即将发表。这个期间，我们接到许多读者来信，热烈欢迎这个讲话，因为这个讲话满足了他们的迫切的需要，其中有许多部分是一种创作，是过去任何文法修辞书上所没有讲过，或没有有系统地讲过的。这里所发表的就是这些读者来信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读者对于讲话提出若干问题，要求回答。他们有的是因为没有把讲话从头读起，所以提出的问题是前面已经讲过的；有的问题是以后要谈到的；这些我们都不预备答复了。另外有些问题是需要公开回答的，我们将待讲话登完以后，再请作者综合择要作答，以免作者负担过重。至于个别的较专门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讨论中慢慢求得解决的，我们也不预备一一答复，但我们一定将所有这些来信转给作者在修订讲话时或今后继续研究时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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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开始注意了语法学习编辑同志：
过去，我在中学和大学没有学习过语法，同时，对祖国语言有一种“妙就妙在没有文法”的错误看法。
自从读了人民日报《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和吕、朱两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后，纠正了我对祖国语言的错误认识，同时了解到“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也只有正确地使用了祖国的语言，才能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力量”。
例如吕、朱二先生《语法、修辞讲话》第二讲第三段词义中指出：词义含褒贬。叙述同一件事，两个人的立场不同，说法也就可以不同。有很多词看来很相像，可是有的带赞许的意味，有的带贬斥的意味，界限分明，不容混淆。用错了，就可能闹很大的笑话，或者犯很大的错误。他们举出了许多曾经出现在报纸杂志上的使用语法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有的是自己曾经犯过或看到过的，未经指出前，还不明白是错误，或者知道不对，但不知道错在那里。现在，我学习了以后，已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
为了正确地运用祖国语言，纠正语言上的混乱现象，我们一定要下苦工夫来学习正确地运用祖国语言，而吕、朱二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对我们的这种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河北省人民政府 林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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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纠正滥用“省略”的错误现象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自六月份以来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关于语法修辞的讲话，这对于纠正使用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我在学习中，也初步得到了帮助。过去，我在使用语言时往往有含糊和混乱的毛病，特别是滥用省略词。对于任何两个字以上的名称都任意加以不适当的省略。我经常把土匪特务写成“匪特”，把扫除文盲写成“扫盲”，把土地改革写成“土改”；更严重的是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写成“保反委员会”，把冬季运输和冬学运动写成“冬运”等等，这就使人不容易懂得。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第二讲第七段（简称）中说：“简称的毛病是往往不容易从简称悟出全称。如果是新造的，就往往让人家莫名其妙。”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同时，我在报纸和杂志上也经常看到很多同志用省略词，可见滥用“省略”已成为一种通病。这是一种败坏祖国语言的现象，是必须纠正的。因此，我建议我们大家都来学习《语法、修辞讲话》，为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而努力。
群众日报社 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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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它帮助了我们的语文教学工作编辑同志：
读到六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使我认识了，我们的祖国在语文方面是有着光辉的传统的。过去，由于帝国主义的所谓学者和中国的买办的影响，我们有些人总是觉得中国的语文是属于“初期发展体系”的语文，是无定形的语文；或者说中国的语文是“没有规律”和“不科学”的。但事实已经雄辩地为我们说明了：“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斯大林著作被译成中文，都表明了最重要的理论文章用中文表现是多么的确切和流畅。”（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讨论中国语文研究的问题时，院士康拉德发言。）我们的祖国语文，有数千年的历史，它已成为我们加强人民内部团结，影响群众，和对于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教育与提高他们的政治自觉的有力武器。我们祖国的语文，是经过长期演变和考验过的，是丰富的，精练的，准确的；是有规律的，是科学的。
人民日报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个讲话在语法上有着不少新的创造，如“引言”中所示，从“语法的基本知识”讲起，对于“词汇”、“虚字”、“结构”、“表达”、“标点”等问题，均将一一论及，并列举了一些在当前存在的错误语法的例子，加以详细的批判和说明。我觉得，这不仅对于广大读者是极其有益的，就是对于我们的语文教学工作，也将给予不小的帮助。但我们有些人仍觉得“不必讲求什么语法不语法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出版总署已经在六月八日规定全国出版工作者都必须学习人民日报六月六日的社论和《语法、修辞讲话》。我以为，所有政府机关的干部，都应当以此为材料，进行学习，这对于我们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是有极大帮助的。
出版总署 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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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芜湖市学习批判《武训传》
电影《武训传》于二月底在芜湖市放映了十四天，观众达三万七千多人（约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些观众的大部分都被迷惑住了，一部分宣传工作者及文教工作者虽然看过后感到“不是一部好影片”，但也没有进一步地认识到它的反动本质。自《人民日报》号召批判《武训传》后，才引起当地领导部门的注意。中共皖南区党委、芜湖市委、皖南行署文教处、皖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等，均先后进行过研究，布置了批判《武训传》的学习。
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使党与非党干部的思想水平都提高了一步，下面就是学习中的几点收获：
（一）许多人初步懂得了鉴定历史人物时应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应从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来加以鉴定，应从人民的立场来衡量历史人物，应从实践效果来检验动机。并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武训，使人们都认识武训的本质，武训的“兴学”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那“三十年如一日”的“苦行精神”正如“蒋介石匪帮，为反共反人民‘事业’而作的垂死挣扎”一样的可耻。
（二）使许多人初步认识到文化艺术是为政治服务，是有阶级性的。如果不弄清“教育为谁服务”，则对于奥斯汀所说的“美国在中国办了不少学校”，也会认为是好的。同时也认识到艺术创作上的单纯技术观点是不对的，一切艺术创作均应以“为人民服务”这一广阔的政治内容为出发点。
（三）由于弄清了以上的问题，许多人进一步地对自己的旧思想、旧意识进行了清算。不少新干部批判了自己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读书就是为了被人瞧得起”，“穷与富要由识字与不识字来决定”等等错误思想。不少教授、教员批判了自己过去的超阶级、超政治的改良主义思想。有些教授、教员们还公开检讨了由于武训的影响而做出和武训一样的有失立场的行为。
这一阶段的学习，虽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还不普遍。有些机关干部和文教工作者还没有进行过讨论。有些干部认为：“我过去既不知道武训其人，又没有看过电影，所以用不着参加讨论”，甚至连批判《武训传》的文章也没有好好看过。就是参加过讨论的干部，认识也还是不深刻。如有些人感到“看批判武训的文章是有道理，但是看歌颂武训或者为武训辩护的文章也有道理。”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有关部门准备在镇压反革命的学习告一段落后，再继续开展批判《武训传》的工作。
林芜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要踏踏实实地学习政治理论编辑同志：
在我们机关中，有不少同志对于政治理论学习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大大地妨碍了学习的开展。我想，这种情况，在其他机关也可能存在。
有一部分新参加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新从大学里出来的同志，他们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理论水平。例如，他们认为“学习”初级版上的“政治常识读本”的内容太浅显，不适合自己的“程度”，要求学习更高的政治理论。因此，他们把学习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当作一种负担，多数是敷衍敷衍，有的甚至强调工作忙而不去学习。
我认为这是学习态度不踏实、好高鹜远的表现。他们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我们纵使过去在学校里曾经学习过一些政治常识；可是，由于当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对其理解是不会很深刻的。何况从解放后到目前这一个阶段，一般大、中学校的政治理论学习，事实上也不够系统化。“从头学起”对于我们这些新参加工作的同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政治理论，就能更好地联系实际，提高业务水平；要是好高鹜远，就会极大地妨碍我们政治理论学习的进步，就会极大地妨碍我们业务水平的提高。
另有一部分同志，他们感觉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因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政治理论学习的信心。当然，文化水平低，的确会增加他们的困难。但是，在这一部分同志中，有好些是参加过实际斗争的，他们的理解力强，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他们学习理论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而是“有没有决心”。只要他们有决心，并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一定可以学好的。
我诚恳地希望机关工作的同志们，能好好检查并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提高信心，踏踏实实地、按步就班地学习政治理论。
读者 林经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