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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山西省怎样纠正“埋头建设不问政治”的偏向？
何微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山西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表现了坚强勇敢和勤劳不倦的精神，有了很大的贡献。全省解放以后，广大劳动人民致力于恢复发展生产，也有相当成绩。但是，新的问题发生了，这就是一部分人逐渐对国内外政治事件没有像过去那样关心和重视，形成了“埋头建设不问政治”的偏向。这种偏向同时也在部分农村共产党员中反映出来，有些党员滋长着“革命成功”消极“退坡”的思想情绪。他们理想的“远景”，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的田园生活；有的甚至准备“放起挂包，卖掉水笔”回家生产，因而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人民革命事业中的模范作用。某些领导机关也只注意了各种具体工作的组织和各种具体政策的执行，没有把经济建设与政治斗争任务密切结合起来，忽视了从思想上教育干部、教育群众的工作。敌人就利用我们这个弱点进行捣乱，发生了特务在稷山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武装暴乱；屯留县苗翘村地主反攻，杀害了农民李福昌全家。
由于中共中央与华北局的及时指示，中共山西省委较早地认识了这个问题，并进一步理解到毛主席所指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因此，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伟大运动中，自上而下、自内而外地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扭转了生产和政治脱节的严重情况。其经验有以下五点：
一、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在太原广播电台广播的元旦广播词中，严厉批判了“埋头建设不问政治”的极端错误的倾向。二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强调提出了必须使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并提倡领导干部学会做政治分析，确定各级党委每两个月至少要集体研究一次党内外的政治思想状况，以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四月二十八日赖若愚同志向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作政治报告时，又详细解释了政治斗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意义。领导机关的重视政治教育，并在党内严格地批判忽视政治、忽视宣传的错误倾向，在党员中起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到四月全省在普及深入抗美援朝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政治教育就形成了一个运动。
二、通过群众的切身政治体验，在全省各地进行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总结”。普遍的经验是控诉敌人罪行和回忆斗争历史。控诉运动激发了人民群众仇恨敌人的情绪，克服了麻痹思想，树立了敌情观念。平定县曹家岩农民认识到：“特务是树叶，蒋阎匪帮是树枝，美帝国主义是树根。只有连根拔掉它们，才不会再来祸害人民。”这一空前规模的全省的群众自我教育，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盂县郭村跑了一个不法地主，一个农民打钟报警，六十个农民追捕，不到一小时便抓回来了。开展控诉运动时，要强调鼓舞群众的斗争意志。沁源县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受尽日寇“三光政策”的摧残，但他们在控诉日寇的罪恶时，回忆了人民群众对日寇进行顽强斗争，终于将敌人赶走的光辉历史，这就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全县人民宣誓：坚决发挥过去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顽强精神，以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新仇旧恨要向美帝国主义算总账。
三、在运动中采用两个时代、两种结果的对比方法，来阐明它的政治意义。人民自觉地懂得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觉得祖国格外可爱，积极起来保卫祖国。榆社县农民说：“有了可爱的祖国，才有了今天美满的生活！抗美援朝就是保卫我的房屋土地，保卫祖国。”榆次东聂村齐学敬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被政府逮捕后，齐学敬的哥哥企图报复，谋杀村干部，立即为齐学敬检举出来。齐学敬讲：“他们不配做我的父亲和哥哥，他们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就是人民觉悟以后热爱祖国的高贵品质。
四、党已建立了一支有组织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宣传队伍。据初步统计：全省有报告员三千五百人，宣传员近三万人。他们定期和随时随地的向群众做政治报告，进行宣传鼓动。这样就使政治空气大大的浓厚起来。群众叫宣传员是“开心钥匙”。中共山西省委直属党委会曾组织了近七百个报告员，先后到阳曲县等地对十万群众做了政治报告。这次报告员下乡，影响很大，效果良好，群众欢迎，干部兴奋，领导机关了解了群众思想情绪，机关里的政治空气也比过去浓厚了。
五、订立爱国公约，是把爱国主义精神渗入到人民日常生活中去，把爱国高潮引向深入持久的最好形式。四月份，在全省范围内较普遍地订立了爱国公约。这样就把神圣的政治斗争任务与经济建设任务相结合的思想巩固下来。例如，太原钢铁厂矿石小组在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中，不仅生产效率提高，时事学习、捐献武器等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教育，山西省的工作面貌大大改变，呈现了一片新气象。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气氛，使每一个劳动者认为他们的责任，并不止于勤恳地工作，而且要学习政治，提高自己的觉悟。他们认为不关心政治，那是可耻的事。过去许多群众不愿意开会的情况根本改变了。三个月来，全省读报组发展了四千个，报纸发行份数显著增加。全省各地轰轰烈烈开展了爱国生产竞赛运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和优待烈士家属、军属工作。
中共山西省委认为所有这些成绩，都说明了党的思想工作是推动一切工作前进的动力，不能满足于目前思想工作已取得的成就，而要经常加以注意，继续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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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组织要随时注意纠正群众
对朝鲜形势的各种错误认识
编者按：中共山东省东光县二区区委，密切注视群众的思想动态，并对群众及时进行政治教育，纠正他们对朝鲜形势的错误认识。各地农村党的组织应重视这个问题，随时注意群众的思想情况，向他们进行教育。
山东省东光县二区大屯村农民听到朝鲜停战谈判消息后，一种人是产生了麻痹思想，认为“现在可以不必抗美援朝了”；另一种人是认不清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才有停战的可能。党的区委会了解这一情况后，即召集农民开座谈会，首先由党的工作者讲解了朝鲜战争形势，指出美帝国主义所以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是在中朝人民军队的严重打击及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强大力量胁迫下才有可能的道理。经过座谈后，群众思想大大提高了一步。农民靳福胜说：“美帝国主义接受停战谈判的建议，是中朝人民部队打了大胜仗的结果，可是我们不能麻痹”。陈万胜说：“可不能麻痹上当，别叫美帝国主义用缓兵计来袭击我们。”参加会的群众都提高了警惕，他们说：美帝国主义要继续侵略，我们也有力量打垮它。会上并决定做好以下几件事：（１）继续开展爱国增产捐献运动。（２）作好烈属、军属的代耕，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没有困难。（３）动员青壮年参加主力军及民兵，巩固国防，加强地方治安。（４）要普遍地检查修订爱国公约，每条公约都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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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大学师生员工执行爱国公约推动了工作
河南大学师生员工执行爱国公约，推动了工作与学习。
河南大学的爱国公约是在该校爱国建校运动推进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在全校师生员工经过了长期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订立的。在全校性的爱国公约订立后，各院、系、班以及行政小组、教学研究组、工会小组和学习小组，都根据全校爱国公约的原则，结合本单位的具体任务，逐级订立了爱国公约。同时，全校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还订立了个人的爱国计划。这些爱国公约和爱国计划的订立，事前都经过了充分的酝酿与讨论，着重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和在一定的条件下，完成工作任务与改正缺点的办法。他们在爱国公约或爱国计划的草案订出后，并征询有关单位的意见，反复研究，然后加以修正，务求订得具体而切合实际。
为了保证爱国公约能够切实执行，各单位都订立了爱国公约的实施计划。业务性质相近的单位或个人之间，并以自己的爱国公约或爱国计划的主要内容为条件，展开竞赛。同时，该校爱国建校运动推进委员会及各院、系都成立了检查组。每个小组都设有检查员，各组每天以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检查当天各个组员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形。全系每周检查一次，全院每月总结一次，全校检查组则随时抽查。各单位都把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形作为生活检讨会的主要内容。最近学生们每两周填写一次爱国公约执行情况的双周报告表，每日填写个人爱国主义工作竞赛日志表，使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形成为经常工作，并得以逐步深入。
河南大学师生员工认真执行爱国公约的结果，使该校面目一新。各部门的人员都按周订出工作日程，工作的计划性大为加强，工作效率因而显著地提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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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市腰鼓队活动太多
严重地浪费人力财力
重庆市各公安派出所、各行业工会文教部门等有关方面，因未能很好地引导群众将腰鼓队、秧歌队等活动用在适当的文娱活动时间，结果产生了到处乱打，铺张浪费的偏向，并引起群众不满。
有些腰鼓队过分讲究形式漂亮，铺张浪费，甚至有的派出所竟提倡鼓励大鼓队、腰鼓队，以衣服漂亮、花样多作为挑战竞赛。以该市“液体燃料业大鼓队”为例，全队共有六十四人（有店员、交易员、商店老板等），去年十二月成立时，每人都做了一套花布衣服，并买了十七个大鼓和鼓架。只衣服和大鼓就花了六百多万元，今年“五一”游行以前，又将全部服装都换成绸子古装式的衣服、靴帽；十七个鼓架也换成新的（内有十个是新买的，七个由商店老板捐出）；并在每一个鼓上都缝了一个新套子。这样就花去了大约一千四百八十七万余元。又如桂花街派出所一腰鼓队，原有二十套衣服，“五一”以前看到其他腰鼓队都缝了新衣服，又新缝了四十套衣服，花了四百多万元。五金业行业店员工会第一分会腰鼓队，每打一次腰鼓就要求工会请客（已请过四、五次，花费四、五十万元）。这些经费的来源大多是动员群众募捐或由积极分子“带头”捐出的。桂花街派出所徐和奎（大中华橡胶厂经理）一人即先后捐出四百万元（大部分是用于文娱活动），漆汉卿（重庆土产行经理）捐出二百万元。这次“液体燃料业大鼓队”改换服装，只久记油行即捐三百万元，四川裕丰油行捐二百万元。这样随意向群众募捐的作法，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许多腰鼓队不遵守生活秩序，不分白天黑夜，不分生产与休息时间，不分什么场合，到处乱打。近来天气酷热，仍有不少人冒着烈日打腰鼓，这样既浪费时间，妨碍了生产和身体健康，而且也扰乱广大市民的生活和妨碍交通秩序。该市不久前新组织的土产业捆制业工会腰鼓队，有二十多人参加，他们都是在业工人，每天早上从六点钟打到九点钟，下午从五点种打到七点钟，除去休息和文娱活动时间，每人每天最少要耽误三个钟头的生产时间。蹇家桥派出所、桂花街派出所等更动员了许多学校儿童和年幼的儿童打腰鼓，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身体健康。蹇家桥一百八十个儿童的腰鼓队，内有一百六十个儿童是学生，年龄大都只有四岁到十二岁。在今年“五一”游行以前，常常从天不亮就打起，有时打到深更半夜，同学们白天上课时无精打彩或打瞌睡；甚至有因打腰鼓而请假的。桂花街一腰鼓队的六十多个小朋友在今年“五一”游行时，因疲劳过度，有十多个小朋友生了病。儿童家长、学校教员都为此提出批评。
“五一”劳动节以后，乱打腰鼓、铺张浪费的现象虽已开始纠正，但有些干部对这一工作仍没有积极加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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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宣传及其他群众活动不应妨碍生产
编者按：随便或频繁地动员群众参加不必要的活动，因而妨碍人民群众生产、工作和学习，并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这不仅是西南重庆一地的现象，其他地区亦时有发生。我们认为任何机关团体决不应该随便动员群众游行、宣传和开会。因为这样作的结果，必然会引起人力物力的浪费，引起群众的不满。我们在这里转载了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目的是在引起各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学习、宣传及其他群众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与生产的积极性，作好生产，发展社会经济；为生产服务而绝不能妨碍生产。
重庆解放以来，特别是在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以后，全市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界、工商界、文化界及其他各界人民，以高度热情响应了政府和群众团体的每一号召，展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中，在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募捐慰劳志愿军、募集寒衣、民主评税、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等运动中，都收到很大的成绩。经过这些运动和工作，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确实是大大提高了，热爱祖国与热爱毛主席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与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热情，是普遍而十分高涨的。为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艰巨工程，作了思想的动员与准备。
过去所展开的学习运动，宣传、游行及其他群众活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并且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但是，如果不珍贵群众的热情，继续随便动员，必然走到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为群众所抱怨的地步。重庆市领导机关于三月二十二日特为此发出指示，纠正随便动员群众游行、献花、献旗，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四月二日曾将重庆市领导机关这一指示广播各地，指出“不可频繁地动员群众游行示威，否则就将妨碍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和学习，并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现象”。四月份以后，这种随便动员、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已逐渐减少，但迄今并未完全停止。举例来说吧！重庆市公安局为了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运动，未经市领导机关的批准，擅自于六月十三日通令所属各分局：“发动可能发动的一切力量来完成此一任务。”从十五日开始，重庆市区内宣传游行又闹哄起来，据不完全的调查统计：市中心区每日出现街头的各色各样的宣传队共有二百余队，人数达七千四百七十八人，各派出所并先后召开摊贩大会，段上居民代表大会，并动员中小学师生参加宣传。城一、二分局组织了一一八个交通检查队，街道上每十余户门前即派一人持小旗站岗。又据城二分局统计：共组织一八四个宣传队、二十七个腰鼓队、二十五个秧歌队、十五个莲筲队、八个歌咏组，召开大小群众座谈会三四六次，参加人数四万五千余人，群众游行计有二十五次，发动人数达六千八百八十六名，在城三分局所辖地区召开大小群众会一百余次，到会群众一万三千余人，参加街道宣传的三千余人。仅仅在这一个工作，其所浪费的人力物力已经是这样的惊人了。而交通安全的宣传工作，像重庆这样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原来不必要采取那样的方式，可以利用广播电台及文字宣传就够了，这样的浪费人力物力，必然地脱离群众，由于未很好地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来考虑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原是为了宣传交通安全与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一件好事，做的结果是招致广大群众的不满。有些群众说：“游行不能做生意，还要出钱，上面命令不能不干。”又说：“游行队伍不听指挥，腰鼓队、莲筲队满街是，宣传交通安全反而妨碍交通秩序。”这难道不是很正确的批评吗？
重庆市公安局这种擅自动员群众宣传游行的行为，确实不仅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又是不照顾人民群众利益而脱离群众的行为。要知道：只有在照顾与帮助群众生产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团结群众，教育与提高群众。而群众所最关心的所迫切要求的是生产。我们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的，然而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着或照顾到群众的生产而进行。谁能在生产与工作上，正确地指导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就真正能够为人民所拥护，就是最关心群众利益的。否则就必然地脱离群众。任何工作如果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而脱离了群众，任何工作也就必然做不好。我们再一次提出：任何机关团体不能随便动员群众游行、宣传与开会。今后动员群众必须各按系统（按照群众自己的组织系统），任何机关团体在动员群众的问题上，不能超过自己的职责与范围。例如动员店员必须经过店员工会；动员工商界必须经过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同时我们也必须说服各人民团体，不应随便举行游行，秧歌队、腰鼓队、莲筲队等文化娱乐组织的练习，必须严格限制在人民政府规定的活动时间之内（早晨六时半至七时半，晚上七时至十一时），并不能影响生产、营业、城市秩序及居民的生活。否则必须坚决纠正。
其次，工人、店员、街市居民每日晚上的学习（包括政治学习与文化学习）亦必须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反对任何强迫命令和一切形式主义的作法。过去要求群众每日从晚八时到十二时坚持四小时学习的业余学校必须加以改变。最近据三区调查：群众学习时间在减少了之后，每周仍有二十四小时的学习。现在重庆市上有些商店店员与手工业工人每晚七时即关门学习去了。这种学习时间是极不恰当的，这样做已大大地影响了生产与营业，这种作法与办法如不立即加以改正，必将引致严重的恶果。因此，群众的学习时间，必须在群众自愿和不妨碍生产和营业的原则下，立刻加以调整。目前群众学习时间每月不应超过二十四小时，即每周不应超过六小时。群众的学习今后应力求逐步深入，并使之经常化。而领导学习的组织及学习时间都要适应学习经常化的要求。
让我们再重复一句：学习、宣传、及其他群众活动，必须为生产服务而绝不能妨碍生产。我们必须在全市各界与各阶层人民中间树立以生产为中心的思想。推动社会的前进的首先就是生产。为了把生产工作做好，首先必须十分地爱惜民力，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浪费与滥用人力物力的行为与作法。
我们希望全西南各级党的组织和各地人民政府都应该时刻防止与警惕任何浪费民力的一切现象，并及时加以纠正。因为像重庆市已发生的这种现象，其他城市也有，不仅城市有，在乡村也有。在一切运动与工作中，我们必须十分地爱惜民力，为坚决反对一切浪费人力物力的倾向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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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评《学习辞典》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著
天下出版社发行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学习辞典》在内容上有着许多重大的错误。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部辞典在词目解释中所犯的客观主义的错误。辞典主编人曾在序文中说明对于词目是“有原委地叙注，有批判地介绍”的。然而在很多词目中并没有这样做。“世界观”条（一一二页）说：“在哲学上，有一种是唯物论的世界观，有一种是唯心论的世界观：”以下便以前者怎样、后者如何作结束。究竟哪一种世界观是真理呢？没有一个字交代。又在解释“三Ｃ政策”说：“英国打算修筑一条铁路，由英领南非洲的开普敦经过埃及的开罗到英领印度的加尔各答，因为三个地方的头一个字母都是Ｃ，所以叫三Ｃ政策。”（二一页）“三Ｃ政策”是不列颠殖民帝国在它还是旧世界的“海上之王”时所作的梦想，这个梦至今做了半个世纪，由于殖民地制度发生总危机，已根本破产了，对于这一点，是应该加以分析的。同样性质的是对于“民有、民治、民享”（一二一页）的解释。辞典上说：这是“美国故总统林肯的政治主张。民有是说一切为人民所有，民治是说一切为人民所管理，民享是说一切为人民所享用。”林肯这一政治主张，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治理论，不指出这一本质，就会在政治上混乱视听。
从辞典序文中，我们知道辞典的编校者是力图“站稳立场、明确观点”的，但实际上，有许多条文是立场很不稳，观点并不明确的。这在对反动派人物的批判与介绍上，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如在《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洛茨基》条（一七一——一七二页）说了一大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历史，却没有提出最重要、最明白的事实：托洛茨基乃是帝国主义的奸细和走狗。对美国反动派的一些人物，同样有很多错误的解释。华尔街的忠实奴仆文森被称为《财政税务专家》（四二页），史迪威成了《美国进步派军人》（一四○页）；对《萨凡奇》（五三六页）竟无批判地、断章取义地引用别人的文字加以歌颂式的介绍。辞典对国内反动派的批判也是很不够的，如《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等条。这些条目解释的极大部分就是这些战犯过去的“履历”，从这些解释中几乎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罪恶。甚至对早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主脑的叛徒叶青，辞典也只轻轻地说他“成为国民党特务的尾巴”（四六二页），“尾巴”一词何足以概括叶青的罪恶？仅仅说他是“尾巴”，不是替他开脱吗？
理论上的错误，在这辞典中也很不少。如说“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唯物论就是综合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而成的。”（二三八页《青年黑格尔派》条）；在“李嘉图”条中又说：“他（李嘉图）创造‘劳动价值说’和‘地租说’，马克思把这些学说，更作了进一层的论究和发展”（二一四页）。这都是非常重大的错误。前者把独立的、完整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黑格尔和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的混合体。关于后者，我们知道正是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李嘉图之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而绝对不是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基础上“进一步论究和发展”了这些“学说”。再如“阶层”条（四二七页），把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地主等统统看作“资产阶级内部”的许多层次。地主变成了资产阶级，这是多么的荒唐？根据同样的错误论点，辞典在“佃农”、“半自耕农”、“半佃农”等词目的解释中，也把佃农、半自耕农、半佃农等当作几个农民阶层。再如“同一律”条（一七七页）否定了同一律，也是错误的。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是一种思维方法，本身并不错误，错误的是把同一律形而上学地僵化了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再如“大同主义”条（三二）说大同主义“就是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这一名词能否成立，是可以商榷的，但把中外许多哲人的世界大同的理想说成就是美帝国主义独占世界的野蛮理论“世界主义”，是十分错误的。
这本辞典对于政治性和政策性的名词的解释，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中国土地法大纲”条（六五页）说“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共东北局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也与事实不符。这样说来好像一九四六年的土地改革是东北发动的。实际上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统一的决定后开始的。像这样根本的重大问题，也只能在中央决定之后才能发动。其他如“工人阶级”（二八页）、“大资产阶级”（三四页）、“佃农”（二二七页）等条，都有明显的错误。
还有一种错误是对中国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作了不正确的评价。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是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因此，在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固然应该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以及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导，必然归于失败。但同时必须肯定他们的作用，不能全部抹煞他们的功劳。辞典对黄巢和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的评价便是这样全盘否定的：“他本意是号召广大农民，反抗统治者，革新政治。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还没有先进的工人阶级领导他们，农民起义绝不会获得真正出路。结果还是被地主势力打败，牺牲无数生命。”（三六五页）这不等于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除了“牺牲无数生命”这一徒然的结果外，一无其他的意义了吗？这简直是对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极大诬蔑。
最后，这辞典在若干词目的解释中还有许多事实上的重大错误。如“中国共产党”条（六八页）中“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代表大会”，应为一九二三年六月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立陶宛”条（一○一页）根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立陶宛的史实全搞错了。立陶宛人民在一九四○年夏天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同年七月加盟于苏联；一九四一年六月后曾被希特勒占领。辞典说“一九四○年九月重被解放”，是错误的。“齐里亚卡斯”条（四五三页）说齐里亚卡斯是“英国工党进步派重要领袖之一”，实则他虽是工党“反对派”，却是投机分子。其他叙述事实不正确的条目还有不少。
最后，我们建议《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从速进行深入的检查、把这本辞典加以全面的修订。这部辞典编纂工作中以及词目解释中的许多缺点，说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还必须改善它的工作方法，必须加强理论和政治学习，以提高工作质量。从这部辞典中显然可以看出，在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中客观主义的思想影响是严重地存在着的。这一点值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领导者和每个工作人员严正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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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保定通讯
“落后村”变成了先进村
（新华社记者刘修学）
西马村原是河北省藁城县的一个“落后村”。自从今春该村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处决了一些首恶的反革命分子以后，各种工作顺利开展，“落后村”才变成了先进村。
西马村过去为什么被称为“落后村”呢？该村村干部这样叙述了它的来历：抗日战争时期中，自日寇占领了藁城县后，西马村的反动地主王老雍等投靠日寇，掌握着村里的政权，杀死了该村甘泽涛等七个抗日的区村干部。日寇投降后，王老雍等反动地主又跑到石家庄，把蒋匪部队请到西马村来。这时，他们把村里三十二个革命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赶出去，勾结蒋匪军拆毁了农民的房子二百多间。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起，他们又开始大屠杀，将村农会主任王老随用刺刀挑死；杀死了贫农甘老熊和农会干部甘四、甘小朱等，并把这些人开膛破肚，把心也挖了出来。六十岁的农民领袖李老连，被他们活活用刀割死，中共村支部书记朱祥的母亲也被挑死。反革命分子王老雍等匪徒，就这样前后杀死了西马村三十个人。
西马村的农民对这血海深仇，曾立下过誓愿说：“倘有一天，捉住了王老雍这些刽子手后，一定割下他们的头来，祭奠我们死去的亲人。”
藁城解放后，西马村的农民果然抓到了王老雍、王保田、甘庆瑞等反革命分子，并把他们交给了人民政府。但是不久，人民政府“宽大”了他们。王老雍等回村以后，却仍是继续作恶，破坏生产。人民眼望着两手沾满了亲人鲜血的刽子手们逍遥法外，气愤万分，生产、工作就都泄气了。从此，和日寇、国民党匪帮、恶霸地主搏斗多年的西马村，就变成了“落后村”。
今春，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西马村的农民群众态度很冷淡。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人员到该村调查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材料时，很多农民不敢说，或是避而不谈。他们害怕政府再来一次“宽大”，落个“打不死苍蝇，白闹个呕心”。后来，该村人们看到人民政府把周围村的几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处决后，才认为报仇的机会到来了。
村干部立即召开了群众会议，决定把王老雍等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报告县人民政府，把他们的血腥罪行一条条地写在墙上，把当时人民被屠杀的惨状画成连环画贴满各街。接着，全村人民又举行了控诉大会。会上，很多人进行控诉，并举手高呼“毛主席万岁”，要求人民政府枪决王老雍、王保田、甘庆瑞等凶手为亲人报仇。不久，这三个罪恶深重的反革命分子就在人民面前伏法了。
压在西马村人民心上的石头搬掉之后，村中充满了一片新气象。“五一”节时，全村百分之七十的人参加了示威游行，五、六十岁的老人也刮了胡子去游行和庆祝镇压反革命的胜利。人们喜悦地说：“五一”不只是劳动节，还是西马村人民的“复仇节”。人人高兴地说：“人民政府给咱除了祸害，好好生产吧！”
因为这样，全村去年种棉不足三千亩，今年便抗旱和提前完成种棉四千多亩。为保证棉花丰收增产，农民自动在人民保险公司保了一千三百亩棉花险；为达到“人畜两旺”，还保了三百头牲畜险。
村中各项工作也活跃起来了。该村原有十四名宣传员，现已发展到三十七名。宣传员都积极地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宣传惩治反革命条例。民兵也更进一步地组织起来，放哨巡逻，保卫生产。村干部、宣传员并对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进行了教育，帮助他们分清敌我，站稳人民立场。
为巩固这次镇压反革命的胜利，西马村在六月三日举行了村人民代表会议。经六十八位代表的热烈讨论，订立了防奸细肃清特务公约。全体代表并互相挑战，保证在自己所代表的群众中认真执行这个公约。会议还决议每月检查一次执行防奸公约的情形和建立村治安委员会，把镇压反革命工作转向经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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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与苏联等兄弟国家交换影片
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为了加强我国与各兄弟国家的文化交流，已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交换影片。第一批交换的影片为：苏联《小海军》、《雪中奇羊》、《生活的光芒》三片交换我《光芒万丈》、《无形的战线》、《中华女儿》三片；捷克《钢铁的城》、《无声的防御》、《卡特卡》三片交换我《中华女儿》、《赵一曼》、《光芒万丈》三片；匈牙利《一寸土》、《萨宝夫人》两片交换我《中华女儿》、《光芒万丈》两片；德国《每日的食粮》一片交换我《中华女儿》一片；波兰《最后阶段》、《边境一条街》、《两个集团》三片交换我《中华女儿》等三片（其中两片未定）。以上交换来我国的影片（除苏联片外，片名都是暂定的），均将由我国国营电影制片厂分别译制成华语对白拷贝，在国内公映。我交换给各国的影片，也将由各该国制成本国的语言配音或文字字幕拷贝，分别发行。 （新华社）
苏联彩色片《春天的故事》即将在各地上演
苏联最新出品彩色动画短片集《春天的故事》，全部华语配音，即将在各地上映。该片包括：《在马戏团的女郎》、《史施金的绘画》、《湖沼与瀑布》、《海貍禁狩区》、《义犬》、《春天的故事》等六部动画与短片。
（新华社）